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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与另外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不一样，是不能无限制地增加的。土地的面积是有限的，而生产力较高的土地面积更为有限。在某一块土地上所能达到的产量显然也不是毫无限制的。有限的土地数量及其有限的生产力，是对生产增加的真正限制。 有限的土地数量及其有限的生产力是对生产的最终限制，这一点人们肯定看得很清楚。但是因为从未达到过这一最终极限，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全部能产粮食的土地都已精耕细作到产量再也无法提高的地步（即令不考虑农业知识还会有新的进步），因为地球表面上还有不少地方尚未开垦，所以一般认为，并且自然会设想，对目前来说这一因素对生产和人口的限制还无限遥远，还要过很多世代才有必要认真地考虑这一限制因素。 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是政治经济学整个领域中最严重的错误。这个问题比任何别的问题都更重要和更为基本。它涉及在一个富裕勤劳社会中贫穷原因的全部问题。除非彻底弄清这一问题，否则把我们的探讨继续进行下去将是毫无意义的。 土地的性质对生产的限制，不象一堵墙所起的阻碍作用那样。墙屹立于某个地点不动，除了使运动完全停止外没有别的阻碍作用。我们不如把土地对生产的限制比作一条弹性很大的橡皮筋，这条橡皮筋从未被绷得太紧，以致不能再拉长，然而在远未达到最后的极限以前，却会感觉到其压力，而且愈靠近这一极限，压力愈大。 一旦农业的发展达到某一并非很高级的阶段，就会出现以下土地生产规律，即：在给定的农业技术和知识状态下，靠增加劳动量，产量不会以同等程度提高；增加一倍劳动不会使产量也增加一倍；或者换一种说法，产量的每一增长要求对土地施加更高比例的劳动量。 农业的这一普遍规律，是政治经济学中最为重要的命题，如果规律不是这样，则财富生产和分配的几乎全部现象就不会是现在这种样子了。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十分流行的最根本的错误并非产生于两眼只盯着表面现象，没有看到表面现象之下起作用的规律，而是由于将这些表面现象误认为是终极原因。实际上这些现象只影响终极原因的形式，事物的本质是由规律决定的。 当为了提高产量而不得不利用劣等土地时，产量显然不会与劳动按相同比例增加。所谓劣等土地，是指投入相同的劳动而产量较低的土地。土地可以在肥沃程度或地理位置上有优劣之分。前一种劣等土地要在种植方面花费较多的劳动，后一种劣质土地要在运输方面花费较多的劳动。如果土地A对于给定的工资、肥料等支出可生产出1000夸特小麦，而为了再生产出1000夸特小麦必须依靠土地B，但土地B肥沃程度较低或者离市场较远，那么这2000夸特小麦所花的劳动就不止原先1000夸特所花的两倍，农业产量提高的比率将小于所花费的劳动。 人们也可以不耕种土地B，而靠精耕细作来使土地A提高产量。可以增加犁地或耙地的次数；以深翻来代替犁地；犁过以后可将地再锄上一遍以使土更松，多除几遍草或除得更彻底些；使用较好或较复杂的农具；施用较多或较好的肥料，或施肥时将其与土壤较仔细地混合。以上所述便是可以用来提高同一块土地产量的方法。必须提高产量时，所用的方法和日常方法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耕种劣等土地这一事实表明，用以上方法提高产量花费太大了。劣等土地，或离市场较远的土地，当然带来的报酬较少，如果依靠这种土地来满足不断增加的需求，成本必然会提高，从而价格必然上涨。如果在不提高最初单位成本的条件下，仅仅通过增加劳动和资本，就能继续依靠优质土地满足增加的需求，那么，优质土地的所有者或农场主便能以较低的价格挤垮所有其他人，而占有整个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肥沃程度较低或离市场较远的土地，虽然可由其所有者为维持自身生存或自主而耕种，却不会有人为获取利润而租种它们。从这些土地上能获得足以吸引资本进行投资的利润，证明了在较好土地上的耕种已经达到某一极限，超过这个极限更多地运用劳动和资本所得到的报酬，不会高于以同样花费从肥沃程度较低或位置较差的土地上所能获得的报酬。 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一些已得到充分开垦的地区，正在对土地进行精耕细作，这表明，人们为了提高产量已开始在不利的条件下耕种土地。这种耕作方法所费劳动较多，为获得利润，价格不得不定得比粗放耕作制度下的价格高。如果能得到肥沃程度相等的荒地，就不会采用这种耕作方法了。若能获得和已耕种的土地同样好坏的生荒地来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人们就不会采用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耕作方法来从土地上榨取更多的产量了。土地的利用应以相对于所投入的劳动而言获得的报酬最多为限，不应超过这一点，多余的劳动应投入到新土地上。一位到过美国的富有才智的旅行家说：“英国人要看惯这种不高的收获量和不经心的耕种需要很长时间。人们不应忘记，这里土地非常充裕，劳动极其昂贵，因而必须遵循与人口众多的国家迥然不同的原则，以致在凡是需要付出劳动的事情上，都显得不那么令人满意和完美。”我认为，在所提到的这两个原因中，真正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的是土地的充裕，而不是劳动的昂贵；因为，无论劳动多么昂贵，若需要食物，也总是会运用劳动优先生产食物。但用这种劳动耕种生荒地，要比用这种劳动更为精细地耕种原有土地，能更加有效地生产出粮食。只有当不再有可供开垦的土地或因为土地离市场太远或肥力太低，以致价格不大幅度提高就无利可图时，把欧洲的精耕细作方法应用到美国的土地上才是有利的；也许城镇近郊是例外，在这种地方，节省的运输费用可以补偿土地本身报酬的低下。正象美国的耕作方式不如英国的耕作方式那样，英国的普通耕作方式也不如佛兰德、托斯卡纳或拉伏罗岛的耕作方式，在这些地方，靠投入多得多的劳动量得到了比英国多得多的总产量，但这种耕作方法却决不会给一心谋取利润的投机商带来好处，除非大大提高农产品的价格。 毫无疑问，在接受上述原理时，必须作一些解释和加上一些限制条件。尽管土地若已被非常仔细地耕作，则仅仅靠增加劳动或增加通常的施肥量不能产生与花费成比例的报酬，但如果投入比以前多得多的劳动和资本来改良土壤（通过排水或施加长效肥），这些劳动和资本仍会大大增加产量，从而得到和已经投入的劳动和资本同样丰厚的报酬。有时甚至会得到丰厚得多的报酬。如果资本总在寻找这种非常有利的出路并能经常找到这种出路，那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但如果这种非常有利的投资要等很长时间才能获利，那就只有在产业发展的高级阶段人们才会作这种选择；而即令在这种阶段，与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有关的法律和习惯法也常常会妨碍资本自由地流入农业改良的渠道，因而人口增长所需要的较多粮食，有时仍然要靠更精细地耕作，靠支付更多的成本来供应，尽管已知道了无需提高成本的生产方法。毫无疑问，如果下一年有充足的资本可以在联合王国的土地上进行所有已知的和得到公认的改良，而这些改良在现行价格下是有利可图的，也就是说，会使产量提高的比率与支出增加的比率一样大或更大，那么结果将是（特别是如果我们把爱尔兰也包括在假设中的话）很长一段时间将无需耕种劣等土地，也许很大一部分现在耕种的产量较低、位置不特别有利的土地将不再被耕种；或者（由于这些改良不太适用于良田，而适用于将劣等地改造成良田）主要是靠少施肥和不那么精细地耕作来缩减耕种面积，也就是倒退到采取近似于美国的耕作方式，只有那些不易改良的劣等地才被完全放弃。因此，全部耕地的总产量与所花费的劳动的比例将上升，一般的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将在此程度内暂时不起作用。然而，即令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想象国家所需的全部产量能完全靠最优质的土地和位置最好的土地来供应。毫无疑问，很多产量还会继续在不太有利的条件下生产，报酬比肥力最高、位置最好的土地要低一些。当人口的进一步增加要求更多地增加供应时，一般报酬递减规律会重新起作用，产量的这种增加将靠投入较高比例的劳动和资本取得。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土地的产量随着所使用的劳动的增加而按递减比率增加，这一真理常常受到忽视或漠视而不是被否定。然而，这一规律却受到了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H．C．凯里先生的直接攻击，他坚持认为，农业的真实规律恰恰与此相反，即产量的增加要比劳动快，换言之，土地可以向劳动提供不断增加的报酬。为了证实这一看法，他争辩说，耕作不是开始于较好的土地，不是随着需求的增加，从优质土地扩展到劣质土地，而是开始于劣质土地，经过很长时间才扩展到较肥沃的土地。移居到新地方的人开始时总是耕种地势较高的贫瘠土地。河边肥沃而潮湿的洼地，由于有害于健康，由于开垦和排水要花很多和很长时间的劳动，所以开始时不会被耕种。随着人口和财富的增加，耕种面积沿着山坡往下延伸，而最肥沃的洼地通常（他甚至说普遍地）要到最后才被耕种。这些命题，连同凯里先生由此得出的推论，在他最近出版的精心之作《社会科学原理》中得到了非常详尽的阐述。他认为，他由此而摧毁了他所谓的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推翻了其所有实际结论，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 就凯里先生所说的而言，他确实具有反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最高权威的很好理由。这些权威把他们所提出的规律想当然地宣称为普遍真理，而没有注意到在一个新开辟的国家内最初的耕种情况有所不同。在人口稀少和资本不足的地方，需要大笔开垦费用的土地最初必然不会被耕种，尽管这些土地被开垦后会比早先耕种的土地出产更多的粮食，不仅绝对产量较高，而且即令算上开垦所花的劳动，单位劳动量提供的产量也较高。但是，谁都没有说报酬递减规律在社会刚建立起来时就会起作用；虽然有些政治经济学家把该规律起作用的时间说得过早了，但该规律确实很早就起作用，足以支持他们根据该规律得出的一些结论。凯里先生不会认为，在任何古老的国家，例如在英国或法国，未开垦的土地现在要比已耕种的土地肥沃，或几百年来一直是这样。即便根据他那不完善的标准即土地位置——我毋须说这一标准有多么不完善——来判断，是否能说现时在英国或法国，未耕种的土地是平原和河谷，而已耕种的土地是丘陵？相反，大家都知道，未开垦的土地是高原和贫瘠的土地；当人口的增长要求扩大耕种面积时，是从平原扩展到丘陵。也许偶尔会出现排干贝德福德蓄洪区或抽掉哈勒姆湖水的事情，但这些只不过是事物正常进程微小和短暂的例外，在古老文明的国家，已很少再有这样的事情可做了。 凯里先生本人无意中最为有利地证明了他所反对的规律的真实性；因为他极力坚持的一个观点是：在先进的社会中，土地产品的价格具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政治经济学最为基本的原理告诉我们，除非土地产品以劳动衡量的生产成本趋于上升，否则价格是不会上涨的。如果一般说来，向土地多投入劳动会使报酬递增，那么随着社会的进步，土地产品的价格不但不会上升，反而必然会下降，除非金银的生产成本下降得更多。而金银的生产成本很少大幅度下降，在整个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出现过这种情况，一是开发墨西哥和秘鲁矿山后的时期，一是我们目前所生活的时期。除这两个时期以外，贵金属的生产成本不是稳定不变就是上升的。因此，如果随着财富和人口的增加农产品的货币价格趋于上涨，那就无需其他证据便可以证明，需求增加时，在土地上生产农产品所需的劳动也趋于增加。 我不会走得象凯里先生那样远，我不会断言，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因而其价格必然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提高。虽然有这种趋势，但这种趋势有时会受到抑制，甚至会被抑制很长时期。这不是一个因素造成的结果，而是两个相互对立的因素造成的结果。有另外一种力量总是制约着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我们现在就来讨论这一因素，即所谓文明的进步。我使用这个笼统的并多少有点模糊的词语，是因为所包括的事情太多了，一个含义较严格的词语很难将全部有关的事情都包括进去。其中最明显的是农业知识和技术的进步，以及新发明的不断涌现。农业的改进有两种：一些使土地无需相应增加劳动就能提高绝对产量；另一些不能提高产量，但可以减少所花费的劳动和开支。属于第一种的有采用轮作废除休耕，和推广适于轮作的新作物。上世纪末叶在不列颠农业中引种萝卜被称为一场革命。这些改进不但使土地可一年收获一次，而不再需要每隔两三年就休耕一年以恢复地力，而且还直接提高了其生产力，因为饲料的增加使牲畜数目大大增加，由此而大大增加了肥料。其次是引种了营养更丰富的新作物如马铃薯，或产量更高的品种如瑞典萝卜。在这一类改进中还应加上对肥料性质的进一步了解，和采用最有效的施肥方法；采用新的和更有效的肥料如鸟粪以及把过去的废物转变为肥料；深耕或暗渠的发明；役畜饲养的改进；饲料来源的扩大等等；另外一类改进只减少劳动，却不提高土地生产能力，它们是：改良农具；采用节约人力的新机械，如扬谷机和脱粒机；采用更省力的劳动方法，如在英格兰极为缓慢地推广苏格兰的犁地方法，即一个人赶两匹马，而不象原先那样由两个人赶三四匹马。这些改进并不提高土地的生产力，但它们同前者一样有助于抵消农产品的生产成本随人口和需求的增加而上涨的趋势。 在效果上与第二类农业改良相类似的，是交通工具的改进。好的道路也就等于好的农具。究竟是在生产粮食时节约了劳动，还是在把粮食运到消费地点时节约了劳动，这无关紧要。而且无需说，只要是减少了运送肥料的费用或方便了农场内部的运输，也就使耕种本身所花的劳动有所减少。铁路和运河实际上减少了所有通过它们而运往市场的物品的生产费用，而且实际上还减少了所有需要运输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费用。有了铁路和运河，一些土地才可以耕种，否则这些土地在不提高价格的条件下是不会给予耕种者以报酬的。航运的改进，对于从海外输入粮食或原料来说，也有相同的作用。 根据类似的考虑可以看出，许多纯粹是机械上的改进，尽管从表面上看来和农业关系不大，然而却会使生产粮食所花的劳动减少。炼铁方法的巨大改进会降低农具的价格，降低铁路、车辆、船只，或许还有房屋以及其他许多东西（这些东西目前尚未用铁来制造，因为铁太贵了）的造价，由此而会降低粮食的生产费用。粮食加工方面的改进也会起同样的作用。用风力或水力来磨面会象农业中非常重要的发现一样降低面包的价格；制造面粉机方面的所有重大改进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降低运输费用的作用已谈过了。还有一些土木工程方面的发明便利了在地球表面进行的所有大工程。水准测量方法的改进对于排水、开凿运河和修建铁路都是重要的。荷兰的沼泽地和英国某些地区的沼泽地是用风力或蒸汽作为动力的水泵来排干的。在需要灌溉渠、蓄水池或堤坝的地方，降低造价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机械技术。 制造业方面的改进，有些丝毫无助于粮食的实际生产，因而无助于抵消土地报酬的递减。然而这些改良所起的另外一种作用，实际上却与此相等。它们虽然不能防止报酬的递减，但却能在某种程度上补偿报酬的递减。 制造业的原料全都来自土地，很多来自农业，特别是在衣着的原料方面，因而土地生产的一般规律，即报酬递减规律，最终也一定会象适用于农业那样适用于制造业。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愈来愈难使土地增加产量，原料供应的增加同食物一样，必须要耗费更多的劳动。但是原料费用通常只占全部制造成本的很小一部分，因而在工业品生产中所花的农业劳动只占制造商品所花的全部劳动的很小一部分。随着产量的增加，所有其余的劳动会不断大幅度地减少。制造业比起农业来说更容易受到机械改进和节约劳动的发明的影响。前面已经说过，分工及其技术与经济上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和大规模生产的可能性。因此，在制造业中，有许多因素趋于提高劳动生产力，而只有一个因素趋于降低劳动生产力，前者的力量远远大于后者，从而社会进步引起的生产增加不会提高成本，而会不断降低成本。这一事实表现在两个世纪以来几乎每一种工业品的价格和价值的不断下降上。最近七、八十年中，机械的发明加速了工业品价格的下降，而且这种下降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 现在完全可以想象，农业劳动的效率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不断下降；因此，粮食的价格会不断上升，生产粮食的人口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会愈来愈高；然而与此同时，所有其他产业部门的生产力会如此迅速地提高，以致可从工业中节省出所需的劳动，而且得到较大的产量，从而社会的总需求会比以前得到更好的满足。由此而带来的好处甚至会惠及最贫穷的阶级。衣着和住房的降价可以补偿粮食费用的上涨。 这样，生产技术方面任何可能的改进都会以某种方式对农业劳动报酬递减规律起相反的影响。不仅仅是工业方面的改进有这样的作用。政治上的进步以及几乎每一种道德和社会的进步，都会以同样的方式起作用。假设一个国家处于大革命以前法国的状况：税收几乎全部由工业阶级负担，似乎是在对生产课以罚金；而且贵族或宫廷给财产或人身造成任何伤害都得不到赔偿。大革命的风暴卷走了这种制度，即便仅仅从提高劳动生产力这一点来看，这场革命不也相当于许多工业发明吗？取消象什一税这样压在农业上的财政负担，其效果就如同是把生产目前产量所需的劳动一下子减少十分之一。废除谷物法或废除任何其他限制商品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的规定，就如同生产得到了巨大改良。一旦以前用于狩猎或其他娱乐的肥沃土地改作耕种，农业的总生产力就会提高，众所周知，管理不善的济贫法在英格兰已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有害的租佣制度又在爱尔兰产生了多么恶劣的影响，使农业劳动懒散而效率低下。改进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法律，要比任何其他方面的改进对劳动生产力的影响都更直接。取消限定继承权、降低财产转让费以及其他一些措施会促进土地的自由买卖，使土地从不事稼穑的人那里转移到生产能人手中。用自愿的长期租佃制和人们可以容忍的租佃制度来代替糟糕透顶的爱尔兰小农制度，特别是，使耕作者对土地享有长久利益，所有这些都是同纺纱机或蒸汽机等发明一样真实的生产改良，有些甚至是同样伟大的生产改良。 教育方面的改进，可以说也有相同的作用。工人的智力是劳动生产力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目前在一些最文明的国家，劳动者的智力水平是如此低下，以致要使未来的生产力无限提高，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使那些目前只用手的人也能用脑。劳动者的细心、节俭和诚实可信与他们的智力水平同样重要。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及利害和感情的一致也极为重要，确切地说，是或许也极为重要，因为据我所知，现在还没有什么地方有这样的友好感情。而且不仅仅是劳动阶级智力和性格的改善，会促进产业的发展。就富裕阶级和有闲阶级来说，更高的智力、更扎实的教育以及更强的道德心、公益精神或慈善心，会使他们在国家的经济资源以及制度和风俗方面发起和促进最有价值的改进。让我们只看以下一些最明显的现象；法国农业在某些方面的落后状态，部分是富有的地主沉溺于城市的享乐造成的，而本来在这些方面是希望这一有教养的阶级能有所作为的。人类事务上的几乎所有可能的改善，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固然，在很多情况下，思想更为自由和更富有创造性，会削弱对体力劳动的专心程度，但却会使实际投入的劳动更有效率。 由以上所述可见，农业的生产力取决于两种对立的力量，我们根据这两种力量的性质可得出一些基本推论。在指出这些推论以前，必须说明，上面我们有关农业的论述，几乎可以不加修改地应用于农业所能代表的其他产业，即所有从地球上获取原料的产业。例如，采矿业通常只有超比例地增加费用才能增加产量。不仅如此，即令保持年产量不变，采掘所花的劳动和资本也会愈来愈多。因为矿山不会再生产出已挖出的煤炭或矿石，所以不但所有矿山最后都会被采尽，而且即令在还看不出任何枯竭迹象时，开采费用也会愈来愈高；井筒必须做得更深，巷道必须开得更远，排水用的动力必须更大；煤炭或矿石的提升高度也会加大，搬运距离也会更远。因此同农业相比，报酬递减规律更加无条件地适用于矿业。采矿作业比农业更容易受机械改进的影响。蒸汽机的第一个伟大的应用是在矿山上，而在提取金属的化学工艺方面更具有改进的无限可能性。还有另外一种并非罕见的可能性，有利于抵消现有全部矿山被采尽的进程，即发现丰富程度相等或更丰富的新矿。 综上所述，所有数量有限的自然要素，不仅其终极的生产力是有限的，而且在远未达到其最高的生产力以前，它们就愈来愈难以满足更多的需求。然而这一规律会由于人类支配自然的力量的增强，特别是由于人类知识的进步和人类因此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控制自然要素的性质和力量，而被中止或暂时受到抑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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