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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为劳动、资本和土地，从上一章 中已经看出，生产增加所受到的阻碍并非来自这些要素中的第一个。劳动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速度上都不会阻碍生产的增加。人口具有按几何比率均匀而迅速地增加的能力。如果劳动是生产的唯一必要条件，产量自然就会按与人口相同的比率增加，不会有任何限度，直至人口因缺少生存空间而停止增加为止。 但生产还有其他要素，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考察的资本。在得到当前劳动的产品以前，任何国家或整个世界的人口决不会超过过去劳动的产品所能供养的数目。在任何国家或整个世界上，生产性劳动者决不会超过这样一部分过去劳动产品所能供养的数目，这部分过去劳动产品是由其所有者为了进行再生产而从享用中节省出来的，被称之为资本。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考察资本增加必须具备哪些条件、资本增加的速度取决于哪些因素以及资本增加必然会受到哪些限制。 因为所有资本都是节约的产物，是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节制当前消费的产物，所以资本的增加必然取决于这样两个因素，一是能够节省的资金的数量，二是节省意向的强度。 可以节省的资金，是劳动产品向所有生产人员（其中包括补给原料的人员和维修保养固定资本的人员）供应完生活必需品后所剩下的部分。在任何情况下，节省都不会超过这一余额。尽管节省可以达到这一程度，实际上却从未达到过。这一余额用来向生产者提供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享乐品，用来供养所有非生产人员，并用来增加资本。它是国家真正的净产量。净产品这个词常常在狭义上使用，只用于指资本家的利润和地主的地租，按照这一用法，净产品仅仅是偿付生产费用后资本家得到的报酬。但这一词义过于狭窄。雇主的资本形成劳动者的收入。如果用这一收入购买生活必需品后尚有节余，劳动者便可将节余用于享乐或储蓄。要想谈论工业净产品，就应把这一余额包括在净产品之内。只有把这一余额包括进去了，净产品才可衡量出国家的实力，衡量出国家可节省多少产品用于兴办公益事业，或供私人挥霍；这部分产品国家可以随意处置，可用于达到任何目的，或满足政府或个人的任何愿望；既可用于满足现在的需要，也可以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节省下来。 这笔资金，这种净产品，这种超出生产者物质需要的多余部分，是决定节省量的一个因素。供养劳动者后所剩下的劳动产品愈多，能够节省下来的劳动产品也就愈多。这部分劳动产品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节省的数量。人们有节省的动机，部分是因为有可能从节省的产品中得到收入，因为用于生产的资本不仅能再生产出自身，还会使其增加。资本利润愈高，积累资本的动机也就愈强烈。事实上，诱使人进行储蓄的，不是提供储蓄手段的全部资金，不是一国土地、资本和劳动的全部净产品，而只是其中一部分，即形成资本家报酬的那一部分，这部分净产品被称为资本利润。不过，即令尚未读到后面的解释，读者也很容易看出，当劳动和资本的总生产力很大时，资本家的收益也会很高，而且通常在这两者之间会有某种比例关系，虽然这种比例关系并非一成不变。 但储蓄倾向并非完全取决于外界的诱因，也就是说，并非完全取决于得自储蓄的利润额。同样的金钱诱因，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社会，会引起迥然不同的储蓄倾向。实际的积累欲望不仅会因个人性格的不同而强度不一，而且还会因整个社会和文明状态的不同而强度不一。同所有其他道德品质一样，人类的储蓄倾向也因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显示出巨大差异。 对于一些论题，若进行充分的考察，势将超出本书分配给它们的篇幅。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可以向读者推荐另一些著作，这些著作对这些问题作了较详尽的论述。在人口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的著名《人口论》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在现在所讨论的这个问题上，我可以同样自信地提及另一本著作，即约翰·雷博士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尽管该书不及《人口论》有名。在我所知道的书中，该书从原理和历史两方面最为清晰地论述了决定资本积累的原因。 所有的积累都要为将来利益而牺牲目前的利益。但是作这种牺牲的合算程度在不同情况下差别很大，作这种牺牲的自愿程度差别更大。 在权衡将来和现在的利害得失时，未来的不确定性是首要因素；而这种不确定性在程度上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凡是能增加我们自己或别人享受储蓄的可能性的因素”，都正当而合理地“有助于增强积累的实际欲望。所以，有利于健康的气候和职业，会增加预期的寿命，从而会增强这种欲望。人们从事安全的职业和生活在有利于健康的国家时，要比从事有损于健康或危险的工作和生活在对健康有害的气候下时更乐于节省。海员和士兵总是大手大脚。在西印度群岛、新奥尔良、东印度群岛，居民们花起钱来是毫不吝惜的。但同样这些人，若住在欧洲有益于健康的地方，未沾染上奢侈风尚，则会节俭地生活。战争和瘟疫过后，常常会继之以浪费和奢侈。因此，凡有助于增加社会生活安全感的因素也有利于增强积累的欲望。就此来说，法律和秩序的普遍推行以及长期和平安宁的前景，对积累欲望是有很大影响的。”安全感愈大，积累欲望就愈强烈。在财产不大安全、或毁灭性的变迁比较频繁和严重的地方，很少有人储蓄。而那样做的人，大都要求更高的资本利润率，以使他们放弃目前享乐的引诱去选择难以预料的未来。 这些因素影响着人们决定是否为了未来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但作出牺牲的倾向并不只取决于对利益的考虑。储蓄倾向常常是毫无理由的，而有时又过于理智。 积累欲望不够强烈，可能是目光短浅或对他人漠不关心造成的。目光短浅既有道德方面的原因，也有智力方面的原因。智力水平很低的个人和社会总是缺乏远见的。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提高智力水平，才能使当前不存在的事物、特别是未来的事物对人的想象力和意志力产生影响。只要我们想一想目前有多少积累并非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而是以别人的利益为目的，如子女的教育、子女生活的提高，其他亲属的未来利益，以及为促进公私利益而花费金钱和时间，我们就会明白，对他人漠不关心确实会减少积累。如果人类的心情总是象在罗马帝国衰落时期那样不仅不关心朋友、公众或一切比他们存在得久的事物，而且也不关心其子孙后代，那他们就会过放纵挥霍的生活，顶多只为年老时的生活有所储蓄，而且这种储蓄会采取终身年金的形式或某种其他形式，随着年金所有者的死亡而消失。 这些不同的原因，智力的和道德的，使各种人在积累欲望的强烈程度方面的差异比通常认为的要大。一般文明的落后状态常常更多的是积累欲望不足造成的，而不是其他原因造成的。例如，就狩猎部落的情况而言，“可以说人肯定是无远见和不顾未来的，因为在这种状态下，未来是无法预见或控制的。……不但缺少未雨绸缪的动机，而且还缺少深谋远虑的知觉和行为习惯，不能把一系列事件在头脑中连成一个整体。因此，即令有了促使人们作出努力的动机，也还面临着训练他们如何思考和行动的任务。” 例如：“在圣劳伦斯河沿岸有几处小小的印第安人村庄。它们一般是为大片土地所环绕。在这些土地上树木看来早就砍光了。此外还有大片森林。砍掉了树木的土地很少被耕种过，几乎可以说从未耕种过，也未修筑过任何林中小道来耕种土地。然而，土壤是肥沃的，即使不肥沃，房子旁边也有成堆的肥料。如果每家人圈起半英亩土地，加以耕作，种上马铃薯和玉米，收获就足够他们过上半年。但他们却时常严重地缺吃少穿，以致加上偶然的放纵，使人口迅速减少。这种我们感到很不好理解的冷漠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产生于对劳动的厌恶；相反，他们于马上能得到报酬的活儿是很卖力的。例如，他们总是乐于狩猎和捕鱼，除了这些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活儿外，他们还经常被雇用来从事圣劳伦斯河上的航运业务，可以看到他们在大船上摇橹或撑竿，以及帮助木筏通过急流险滩。障碍也不是厌恶农业劳动。毫无疑问，他们对农业有一种偏见，但单纯的偏见很容易克服，不会产生这样的行动原则。当农业劳动的报酬迅速而巨大时，他们也会从事农业。例如，靠近圣雷吉斯的印第安人村落，圣法兰西斯湖上的某些小岛，适宜于种植玉米，是一本万利的营生，只要半成熟，就可以做出味道很美的饭。因此他们每年都在这些岛屿的最好土地上种植玉米。由于牲畜践踏不了岛上的这些土地，因而，不需要修筑篱笆。而如果需要这种额外开支，我猜想他们就不会耕种这些土地了，就象他们村庄邻近的公有地那样。这些公有地显然曾经被耕种过。然而附近村民的牲畜毁坏了没有用篱笆围起来的庄稼。这种额外的必要支出阻碍了这些公有地得到耕种，把它们归入了报酬速度不够快的土地之列，这个小小社会中的实际积累欲望尚未强烈到要耕种这种土地的程度。“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耕种土地则已，若耕种的话，就仔仔细细地耕种，他们耕种的小块玉米地，都彻底地除过草、松过土。这方面稍有疏忽就会大大减少收成，经验已使他们很清楚这一点，因此而不得不仔细耕种。很显然，妨碍扩大耕作面积的因素，不是缺少必要的劳动，而是得自这种劳动的报酬遥遥无期。我敢肯定，一些住得更远的部落在耕作上花的劳动比白人还要多。同样的土地在既不休耕又不施肥的条件下耕种，如果不是用锄和用手把土地弄得更碎，恐怕是不会带来任何报酬的。在这种情况下，白人会开垦一块新土地。新土地也许不大会在头一年使他的劳动得到报偿，他要等到随后几年才能得到报酬。对于印第安人来说，随后几年似乎是远不可及的，尽管若是为了获得几个月之后的劳动收获，他们干起活来比白人还卖劲。” 这种观点已被一些耶稣会会士的经验所证实，他们试图开化巴拉圭的印第安人，所获得的经验饶有趣味。他们得到了这些野蛮人的最充分信任，对其产生的影响足以改变其整个生活方式。野蛮人对他们俯首贴耳。他们建立了和平，教野蛮人掌握了欧洲农业的全部技术和很多比较难的手艺。据夏勒瓦说，到处都对看到“镀金工、油漆工、雕刻工、金匠、钟表匠、木匠、细木工、染色工的作坊。”这些行业都不是工匠个体经营的。产品完全由教会支配，人民自愿服从其专制统治。由此而完全克服了因厌恶劳动而产生的对生产的阻碍。真正的困难是人民无远见，无能力考虑未来，因而需要指导者一刻不停地进行仔细的监督。“例如，若一开始就让他们照料耕牛，他们由于懈怠和粗心也许会让耕牛在晚上还套着犁。比这更糟的是，有时他们竟把耕牛宰了当晚餐，受到申斥时，会振振有词地说他们饿了。……据乌罗阿说，这些神父必须走访印第安人的家庭，弄清他们真正需要什么东西，不这样细心地给予照料，印第安人往往什么打算和安排也没有。屠宰牲畜时，神父们也必须在场，不仅是为了均分肉，还要注意有没有东西遗失。”但是，夏勒瓦说：“尽管给予了这么细心的照料和监督，尽管采取了一切预防生活必需品匮乏的措施，可是传教士们有时仍被弄得很狼狈。印第安人留下的谷物常常连作种子都不够。若不很好地照料他们，他们很快就会断顿。” 就实际积累欲望的强度来说，作为上述情形和现代欧洲两者之间的例子，中国人的情况是值得注意的。根据他们的个人习惯和社会状况可以期望，他们在节俭和自我控制力方面要优于其他亚洲人，但比大多数欧洲民族要差。下面是有关这一事实的证明。 “耐用性是表明实际积累欲望高低的主要标志之一。旅行家们证实，中国人造的工具远不如欧洲人造的工具耐用。关于房屋，我们听说，除了较高级的以外，通常都是用土坯、泥或涂上泥的竹片造成的，屋顶则用茅草和板条盖成。我们简直无法想象还会有比这更不结实或更不耐用的建筑物。隔墙是用纸糊的，每年都得换一次。农具和其他用具的情形也是如此。它们几乎全部是木头的，金属用得很少。因而它们很快就会磨损，不得不频繁地更新。若实际积累欲望较强的话，他们也许会制造较昂贵但较耐用的农具。由于同一原因，很多在别的国家会被耕种的土地，在中国却未被开垦。所有旅行家都注意到，大片土地，主要是沼泽地，仍处于原始状态。开垦沼泽地，通常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先要将水排掉，曝晒很长一段时间，做完很多工作以后才能种庄稼。虽然所花费的劳动也许会得到很多的报酬，但这种报酬要等很多年才能得到。耕种这样的土地，需要具有比目前中华帝国更强的实际积累欲望。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收获的产品总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若用于满足未来的需求，则受与其类似的手段所服从的规律的制约。中国主要出产大米。一年收获两次，6月一次，10月一次。因此，每年要为10月和6月之间的8个月准备口粮。由于难以预料这8个月的情况，因而为了保证不受匮乏之苦，他们不得不进行自我克制。但这种自我克制的程度似乎是很小的。帕里宁神父（此人似乎是最富于才智的耶稣会士之一，曾在中国各阶级当中生活了很久）宣称，在这方面缺乏远见和不肯节俭是频繁发生灾荒和饥馑的原因。” 限制中国生产发展的不是人民不够勤劳，而是没有长远打算，这一点比在半农业化的印第安人那里还要明显。众所周知，“在很快得到报酬的地方，在所制造的工具很快见效的地方，适应国家自然条件和居民需要的技术知识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使人的劳动干劲和劳动效率倍增。“温暖的气候，肥沃的土地，居民在农业技艺方面已获得的知识，以及优良品种的发现与逐步推广，使他们能非常迅速地从几乎每一块土地上获得报酬，其数量远远超过耕种土地所付出的劳动。他们通常收获两次，有时三次。当所种植的是高产作物稻子时，可从几乎每一块可耕地上得到非常丰厚的收成，他们的技艺确保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凡是能立即耕种的土地都种上了稻子。丘陵、乃至山脉，都开成了梯田；水在这个国家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被沟渠引到了各个地方，或靠这个非凡的民族远古以来就使用的精巧而简单的水力机械提升到高处。由于山上的土层很厚，覆盖着大量腐植土，因而他们能比较容易地灌溉梯田。更甚于此者，在他们很多的湖泊河流上，常常出现类似于秘鲁水上花园的木筏。筏上覆盖以土壤并种着蔬菜。劳动由此可以很快得到报酬。当温暖的阳光、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水份这三个条件都具备时，植物的生长将无比地茂盛。这表明只要所制造的工具能很快发挥出效益，他们是乐于将最难加工的材料制成工具的。但在虽然报酬很高，却要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得到时，他们却不会这样做。欧洲旅行家们见到沼泽地边上的这些小小浮动农场时无不惊讶不已，要知道沼泽地只要将水排掉就可以耕种。使旅行家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为何不将劳动花在坚实的土地上，这样劳动成果可以长期发挥效益，却宁肯建造这些要不了几年就会腐朽和毁坏的构筑物。中国人对未来不如对现在想得那样多。中国人的实际积累欲望在这两方面是很不相同的。欧洲人着眼于遥远的未来，他们对中国人因无远见和不大关心未来而长期劳累，并且陷入照他们看来是无法忍受的不幸之中，感到十分惊奇。中国人的目光比较短浅，得过且过，相信这样一种劳碌命是出于天意安排。” 当一个国家在现有知识状态下把生产进行到这样一个水平，该水平产生的报酬额与该国实际积累欲望的平均强度相一致时，该国便达到了所谓静止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除非生产技术有所改进，或积累欲望更加强烈，否则资本是不会进一步增加的。在静止状态下，虽然资本从整体上说不再增加，但有些人会变得更富，另一些人会变得更穷。那些节约程度低于一般水平的人会变穷，他们的资本会消失，使积累欲望超过平均水平的人能够进行积蓄。这些人可以买下其不大俭省的同胞的土地、工厂和其他生产资料。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个国家的资本报酬高于另一国家，是什么原因在某些情况下使增加的资本只有降低报酬才能找到投资机会，这将在下面予以说明。由于中国象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实际上已达到了静止状态，因而当资本报酬仍然很高，法定利率为12％，实际利率（据说）在18％与36％之间时，积累便停止了。由此可以推测，超过该国已有数量的资本将找不到利润率如此之高的投资机会，而较低的利润率又不足以引诱中国人放弃当前的享受。这与荷兰的情况迥然不同，在荷兰历史上最兴盛的时期，政府通常以2％的利率就能借到款项，私人若有可靠的担保以3％的利率也能借到款项。在缅甸或印度的土著邦，利息也很高，但这只不过是对放款人因国家或几乎所有私人借贷者信用都很差或很贫穷所冒的风险给予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偿。而中国的情形则与此不同，如果真的是在资本报酬仍然很高的时候资本就停止了增加，那便表明，同大多数欧洲国家相比，中国人的实际积累欲望要低得多，只顾眼前，不考虑未来。 到目前为止，我们谈的是积累欲望不够强烈的国家。在尚属安全的环境中，靠着理智和清醒的分析，积累理应更多一些。我们现在要说的是积累欲望的强度明显超过一般水平的国家。在欧洲比较繁荣的国家，有很多挥霍浪费者；在一些欧洲国家（英国也不例外），体力劳动者的节约程度一般不高，也不大为今后打算；可是，社会上却有很多种人，如自由职业者、工厂主和商人，兼备有比任何其他阶级更多的节约手段和节约动机，积累欲望非常强烈，以致到处都可以见到财富迅速增加的迹象，而且每当特定环境使大量资本投入某一方面，如铁路建设或国外投机活动时，寻找投资出路的资本数额之大总是会令人目瞪口呆。 在英国，有很多因素给予了积累倾向以特殊的推动力。英国长期幸免于战争蹂躏，很久以来财产就不再受军事暴力侵犯或任意掠夺，由此而产生了世代相传的长期信任感，人们不再害怕把钱交到别人手中，而这种信任感在大多数其他国家则出现得晚得多，也不那么稳固。在英国，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国力和国威的自然源泉是产业而不是战争，使不小比例的最有事业心和精力最旺盛的人材转向制造业和商业，使他们靠生产和节约，而不是靠占用已生产出来的和节约下来的物品来满足其欲望和野心。较好的政治制度也起了很大作用，由于给予了个人很大的行动自由，从而鼓励了个人的积极性和自立精神，由于允许自由地合伙和联合，推进了大规模工业企业的建立。这种制度还从另一方面给予了追求财富的欲望以最直接和强烈的刺激。封建主义较早的没落消除了或大大削弱了原先的商人阶级和一向瞧不起商人阶级的人们之间的恶感，由此而兴起一种使财富成为政治影响真正根源的政体；获取财富除了有其固有的效用外，还被赋予了人为的价值。财富变成了权势的同义语。因为在平民百姓看来，财富意味着权势，所以财富就成为个人追求的主要目标，成为衡量个人成就的尺度和标志。从某一社会等级上升到更高的等级，是英国中等阶级生活的最大目标，而获取财富则是上升的手段。由于至今不劳致富的人总是比劳动致富的人在社会上地位高，因而人们便力求尽量节省，不仅要在工作时能提供大笔收入，而且要在退休后也能提供足够的收入过富裕生活。在英国，人民的清心寡欲大大地增强了这些因素，清心寡欲是清教国家的特点。但是，虽然一方面不欢喜享乐使积累变得比较容易，可另一方面喜欢花费却使积累变得比较困难。个人权势与财富象征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以致大多数英国人都愚蠢地想装出能大把花钱的样子，而且这种欲望往往同情欲一样强烈，尽管英国人从花费中得到的快乐也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要少。因此，英国的实际积累欲望从未象荷兰那样高。荷兰没有一个懒惰的富裕阶级来树立乱花钱的榜样，商人阶级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可以确立自己的生活尺度和礼节标准，仍保留着节俭朴素的习惯。 很久以来在英国与荷兰，以及当前在欧洲的很多其他国家（它们正在迅速追赶英国），无需具有象亚洲那样优厚的报酬，人们就有积累欲望，尽管当前的利润率很低，人们却照样积累资本，积累非但没有减慢，反而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迅速。增加生产的第二个要素资本一直在增长，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资本会变得不足。就资本这一要素而言，生产可以无限制地增长。 如果资本的报酬进一步减少，积累进程无疑就会受到很大阻碍。但为什么资本的增加会带来这种结果呢？这一问题促使我们去思考生产三要素中的最后一个。既然限制生产的不是劳动和资本这两种要素增加的限度，那就必须考虑从本质上说数量受到固有限制的那唯一的一种生产要素的性质。也就是说，生产的增加必然取决于土地的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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