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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我国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厉以宁就通胀和失业问题各自发表了的意见。吴先生强调治理通胀，厉先生则认为失业是首要问题。吴、厉两位的意见显然具有重大的政策意义。但经济学界认为这是一个争论，其前提是通胀有利于缓解失业。否则治理了通胀同时也解决了失业，就不成其为争论。而且国外宏观经济中比较公认的理论也认为适度通胀可以缓解失业，因而才有菲律普斯曲线的提出。但宏观规律随一国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而异，何况近几年美欧一些国家都经历了滞胀的痛苦，一方面有高通胀，同时又存在高失业。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是否存在类似于菲律普斯曲线的关系，不仅具有政策意义，也存在理论意义。 在一个静态的市场中通胀能够减轻失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通胀意味着货币供应增加。其后果之一是经济活动的加速，产出的上升，显然有利于增加就业。但这也是有前提的，即此时设备的开工率还没有达到百分之百，原材料的供应也还可能增加。然而在一个动态的市场中这一关系就未必存在。因为企业界对增加货币供应会造成通货膨胀早已有了经验。当局增加货币供应时企业界预见到成本的上升，未必会增加其产量。这就是合理预期派的贡献之一。 就这一关系而言，我国经济一直在结构上存在问题，即交通。能源（特别是电力）等长期以来是国民经济的瓶颈。每当经济活动活跃时，这些瓶颈部门总是受到强大的压力，设备都在超负荷运转。所以增加货币供应时对于必须直接间接依靠瓶颈生产的行业，增加就业的机会很少。但也不能说完全不起作用。因为总有一些行业对瓶颈业的依赖程度很微弱，而且还有各种替代办法，避开瓶颈的制约。至于我国企业界是否根据预期通胀调整自己的生产，我缺乏专门研究，无法作出判断。从印象中感觉，虽然企业对通胀是十分敏感的，但企业的生产主要由销售导向。只要有销路，原料有保障，设备有潜力，总会增加生产，不大去计算如何调整产量以扩大利润。因此似乎可以假定企业对通胀的预期并不影响其生产计划，只要生产销售有机会，企业倾向于增加生产。因而增加货币供应有可能导致短期的市场繁荣。 然而从理论看，货币供应增加也可能对经济增长不利。经济活动的本质是交换，货币只是交换的手段。一方面如果手段不够，会使交换受阻；但另一方面货币已经足够多了，再增加货币供应，并没有增加交换，而只能增加交换的竞争，也就是物价上涨。所以通胀未必促进有益的经济活动，反而促进了价格竞争。所以理论分析并不能回答通胀、增长、就业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拿过去10年内我国经济的统计来检验一下，可以发现通胀并不一定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虽然个别年份有三者一致的记录，但更多的是相反的变化。例如1988、1989两年通胀从1987年的7％跳到18％上下，而GNP的增长从11％跌到了5％以下，就业的增长也从3％降到2％。再如通胀从1991年起逐步攀升从2％跃到了20％以上，GNP的增长则从1992年起的14％逐年下跌到今年的9．5％，同时就业增长也从2．8％降到2％左右。只有1985～1987年出现过三者同时缓慢下降又缓慢上升同步变化的局面。所以拿我国的经济结构而言，我们决无理由认为通胀必能促进就业。 回顾过去10年的记录，平均的通胀为10．4％，GNP增长为10．1％，而就业的增长仅为2．5％。在此期内劳动年龄的人口平均每年约增1500万人，而就业的增长每年仅1300万人。我国虽然有高速经济增长的良好形势，但失业的绝对人口数却在上升。这一形势不能不引起我们严重的关注。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增加这样快是历史造成的，现在每年人口增加幅度已降到1200万人，但这一历史包袱还会继续若干年。在高增长形势下就业尚且如此严峻，万一增长降下来，将出现什么局限，想起来令人不寒而栗。 靠什么来增加就业？或者反过来问，是什么妨碍了就业的增加？劳动要有工具和对象，或者要有资本和资源。这二者我国都不富裕。所以增加就业很难从扩大资本和扩大资源的使用（例如开荒）来实现，而只能从改变这三者的搭配来解决。换句话说，要努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追求资本和资源高效率的使用，而不必要求劳动的高效率。从价格导向上看，一定要大幅度提高资本和资源的价格，并保持工资的低水平。这个严酷的事实是我们必须接受并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的。 回过头来讨论厉以宁和吴敬琏先生的意见，他们的主张并不互相对立。治理通胀有利于解决失业。问题是二者都要有更明确的政策方针。在第九个五年计划内，要实现两个转变：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和从粗放经营转化为集约经营。对于后一个转变，我希望理解为提高资本和资源利用效率，而不要去片面追求自动化和机械化。 1995年12月23日 通货膨胀是指物价水平的上升，而不是个别商品价格上升。因为可能有些商品的价格在降低，虽然个别商品涨价，未必物价总水平会上升。物价总水平的上升仅当社会总购买力（居民、政府、外商）超过了可供应商品总价值时才有可能。所以嫌物价上升的话，首先想一想是不是自己口袋里的钱增多了，尽管你并没有为社会多生产。 从纯粹经济学理论来看，并不存在一个绝对正确可靠的通货膨胀系数。细分起来各种计算方法各不相同，又各有其根据，我们无法判定哪一个更正确。产生此种困难的根本原因是不同时期人们的效用函数无法相比。对通胀的测量，大体上可以分为消费物价指数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折减系数两类。但不管是哪一类，它只涉及最终产品而与中间产品无关。消费物价指数仅涉及最终产品中的消费品，而与用于投资的资本品，用于出口的出口品，用于国防的一部分公共产品等无关。所以折减系数更全面地反映物价水平的变化。 我们知道，一切商品的价格都是互相关连的。在均衡状态下，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都会直接间接地波动到几乎一切商品的价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中间产品的价格会影响最终产品。因此会对通胀发生影响。即使如此，在计算物价水平变化时，中间产品的价格并不会直接对通胀率发生作用，只有最终产品价格变化才会影响物价总水平。然而在非均衡状态下，物价的关连关系未必存在。此时中间产品的价格变化并不会影响最终产品的价格。 举一种典型的此类产品为例，即化肥。化肥不可能成为最终产品（除非出口，但我国不出口化肥，倒是有大量进口），它必定是中间投入品。化肥的价格一直偏低，所谓高低原是相对的。化肥价低是说相对于以它为中间投入品的产品价格而言的。换句话说，投入一公斤化肥所能增产的粮食（或其他用化肥生产的农作物）价值高于这一公斤化肥的价格。因此此时化肥涨价并不会推动粮食价格上升，而只会使一部分利润从农民手中转移到化肥生产厂手中。这原是价格应该起到的功能。学过微观经济学的同志大概都能记得，在一般均衡状态下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最高，同时一切产品的经济利润为零。当化肥的价格达到供需均衡时它能被最有效地利用。或者说，一定数量的化肥可以增产最多的粮食(参见拙著《择优分配原理》)。我国化肥的定价政策有严重的误解，一直采取压低化肥价格的方针。其原因或者希望保持粮食的低价格，不要让化肥涨价引起粮食涨价。或者希望减轻农民负担。出发点都是好的，但事与愿违。己如前述，在非均衡状态下中间投入品涨价不会推动最终产品的价格。至于农民的负担能否降低，只要看火车票低价的后果。旅客并不能享受低价优惠，差价被票贩于赚去了。化肥的情况完全相同。火车票涨价以后，价格涨到了需求线上，差价变为零，票贩子无利可图。如果化肥价格上升到均衡价，农民负担并不会增加，只会将倒卖化肥的二道贩子赶出市场。经济学家们常常怀疑，面对复杂异常的现实世界，经济学究竟有什么用场。确实，经济学在大多数情况下未必能提出什么真正有用的政策建议，但化肥定价问题可能是一个例外。 只有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才决定通胀率的概念似乎并未为我国的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因而在分析物价水平时常常拿中间产品的价格变化来讨论，而又不顾及这些产品是否处于均衡状态。特别是讨论价格调整方案时，对生产资料（大多为中间产品）的调价顾虑多端。其实，有必要调价的商品都是价格低于均衡点的商品，他们的涨价并不会传递给最终产品的价格，因而不会影响通货膨胀率。严格来说，这些产品的涨价反而会降低物价总水平。因为在均衡价格下，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总供给会增加。上例化肥涨价的话，会增加粮食总产量，从而使粮价降低。这种看似反常理的结论只有经济学才能给出准确的解释。 1996年1月20日 我曾去非洲访问过十多次，到过许多非洲国家。从首欢访问到现在已有7年，亲眼看到这段时间内非洲大陆的变化，他们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经常在我思想中盘桓。从表面上看到的印象，非洲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一方面她有漂亮整洁的街道，有效率极高组织严密的企业；另一方面她又是混乱、无序、百姓受饥寒煎熬之苦的地方，在政治上，非洲的民族独立的呼声非常高昂；然而在经济上，在日常生活中，殖民地的遗痕无处不在。近二十多年来，尤其是近六七年来非洲政治经济发展的事实似乎说明了这种尖锐对立的两个侧面无法互相协调，而且从过去造成的既成事实中，没有显露出朝乐观方面演化的迹象。 我第一次到非洲是1987年；第一个到达的城市是津巴布韦的首都哈拉雷；第一个和当地打交道的机构是航空公司。当时我要将一张从哈拉雷飞往哈勃罗内的直通机票换成以布拉瓦约为分界的两张短程机票。这里牵涉到两国的航空公司，两种票价，三种货币（包括我在北京以美元付的票款）。原来我根据在中国办票的经验估计完成这过程至少要半个钟头，但事实上统统花了不到10分钟，当我参加的国际会议结束之后有约50名代表要坐飞机回国。航空公司专门派一位职员到会场来办票。这位先生头脑清楚，记忆力极强，工作非常有条理。初次接触非洲人给我的印象是，黑人不但在音乐舞蹈体育方面有过人的能力，他们在办事方面的聪慧才智也决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以后多年来的经验进一步证明了我的初步印象。 在非洲坐了几十次飞机，我发现乘飞机的旅客大部分是白种人。航空旅客中白人与黑人的比例大大超过百姓总数中白人与黑人的比例，而且其中黑人多半是政府高级官员。不少非洲大城市中有豪华宾馆、极奢侈的购物中心，那里的商品90％以上是进口品。出入这些高档场所的人和坐飞机的人的结构相似。我也访问过几家大的外资公司，他们控制钻石，煤炭、电力、冶炼方面的生产。这些企业都在富丽堂皇的高层建筑内，占据着城市里最繁华的地段，内部陈设之豪华超过西方大企业的水平。从企业的年度报表可以看到每年都有巨额利润汇往国外。我也参观过一些企业的生产现场，如煤矿、电站、屠宰厂、炼铜厂。那里设备先进，生产效率极高。从事实际操作的工人是清一色的黑人，管理人员中黑白都有，而且层次越高白人的比例越高。在企业里通用的文字是英文，白领职工彼此用英语交谈。置身其间仿佛处于西方的一个企业里。 然而在企业之外或工厂外，情况就很可悲。失业的青年人成千上万仁立在街头，他们多数衣着褴楼，面黄饥瘦，神情沮丧。有时候他们就在马路边上支起一个三角架。燃烧几根木柴烹饪他们那极简单的饭食。他们用不着案板，更没有调味品。这种膳食结构把强健的躯体变得瘦骨嶙嶙。在农村情况更糟糕。我虽然没有专门去访问过，但乘汽车经过农村也可以见到一鳞半爪。这种贫富尖锐对比的情况是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一个共有的特点。形成这种现象的一个直接原因，正是“引进外资”。外资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也可以造成经济停滞，贫富悬殊。这里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资金是决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发展中国家劳动一般是过剩的，缺的只是资金。只要有了钱许多生产活动就可开展起来。尤其对非洲来说，自然资源非常丰富，资本，劳动、资源三者结合，必然能产生出财富，所以引进外资常被视为一个发展经济的关键因素。 非洲的经验并没有否定资本、劳动、资源的结合能产生财富，但问题是谁控制了生产出来的财富。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什么稀缺，什么就值钱；什么多余，什么就不值钱，非洲的情况正好是劳动和资源不稀缺，所以它们不值多少钱；资本稀缺，所以资本值钱。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因为资本稀缺，所以它的边际产值高，结果生产所得的财富大部分分配给了资本的所有者。当地百姓只能赚得有失业存在下的低微工资，人民虽然是资源的主人，但并未享受到资源提供的财富，或者因为这些资源多年以前即被出售给了外国人，或者因为政府管理不善，甚至贪污受贿，财富大量地流失了。 引进外资有没有成功的例子呢？当然是有的。东南亚的一些地区和国家以及韩国都是例子。比较这些成功的例子和失败的教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规律： (1）外资固然重要，本国的民族资本尤其重要。 东南亚和韩国无例外地都有极高的积累率，即产生出来的总价值中约有1/4到1/3没有消费掉而是用在了扩大再生产。而非洲则积累率极低，像莱索托积累率竟是负值，靠借债度日。结果永远摆脱不了对外资的依赖，所以利用外资的目的是积累本国资本，千万不可制定打击本国民族资本的政策。同时要鼓励百姓将储蓄的钱直接用于投资，并能从投资中得益。 (2）资本能协助劳动创造价值固然不错，但这部分附带的价值却属于资本所有者。 如果外资被引进并创造了价值，它是归外国人的，因为外资投到国内来不是办慈善事业的，而是为了获取利润的。要使普通百姓能从引进的外资中提高收入，必须提高他们的技能，成为熟练工人。东亚国家能得益于外资的，无不十分重视普及教育和职业培训。那里利用外资建设的项目成了吸收熟练工人的场所，把外资与熟练工人结合起来，要搞好劳资关系，让资本与劳动互相依存。而不是培养敌视情绪，资方不是收买工人，就是放着廉价劳动不用，尽量用机器代替工人。非洲的劳资关系造成了穷人和富人的对立，广大群众很少有受教育并培养成熟练劳工的机会，只能作一名随时可能被解雇的普遍劳工。 （3）要培养自己的管理阶层。 非洲企业和工矿的管理阶层多半是外国人。有少数本国人也是在外国培养，具有外国人感情的本国人。他们成为本国人的人上人。虽然收入丰厚，但只占极少数。相反，在东亚国家里，外国人很少进入到各级管理阶层中来，因为当地能提供大量工资较低的中高层干部；外国人只是作为资方代理人在董事会一级中占有席位。这种管理层结构的差别是导致发展道路不同的重要原因。 （4)资源在开发初期即被低价出售给外国资本，使得本国的资源优势被剥夺。 资源的价值只有在开发之后才能显示出来，在未开发时一文不值。一块土地当周围都是农田时价值极低，但当四周造起了高楼大厦，它就会价值飞涨。一块潜在的油田在勘探之前并无多大价值，一旦打钻发现了石油，立刻身价百倍。发展中国家在建设初期资金紧张，往往将土地，矿藏等资源出售或出租。将来资源价格上升之后，后悔莫及。这一经验并不等于说一切资源不应出售出租，而是说对资源应有适当的评价。过去一阵，地产的投机市场造成了金融秩序的混乱，但从资源评价来看到是起了好作用。由于投机把地价成倍地抬上去，外商租用时不得不支付较高的代价。投机市场在西方国家里允许合法存在，只要买卖是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投机市场能够产生对价格的预测。这一功能对资源价格的合理确定具有重要作用。 利用外资是加速经济发展的工具之一，但如果变成了依赖，则弊多利少，不可不慎。 1993年10月15日 1993年11月23至28日我应亚洲开发银行之邀请，去马尼拉参加发展经济学第二届讨论年会。亚洲开发银行举办此讨论会今年已是第二次，去年我也得到邀请，但因故未能参加。他们召开讨论会的目的有二，一是促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二是让亚行的专业职员了解发展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以有利于亚行的日常业务活动。 中国的改革给发展经济学带来重大的冲击。过去这方面的专家认为要使经济发展，必须有资金的积累，有对科技的重视，有足够的对教育的投入，或者有独特的自然资源，然而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比较，并不是在上述几个方面有了什么变化才使经济起飞的。中国的成功，从根本上看是制度发生了变化，使大多数个人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引进了市场机制，纠正了价格的扭曲，使资源配置的效率得到提高。中国人以自己亲身的体验说明了市场机制是启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些影响在去年的亚行发起的讨论会上得到较明显的反映，但今年亚行组织的几篇论文却偏离了这个方向，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诸如妇女和发展问题、消除贫困、环境和发展等较次要的题目上。虽然这次会邀请的经济学家在国际学术界都享有很高声誉，但由于选题的偏离，我感到有点失望。 大会指定给我的任务是评论一位世界级环境经济学家Robert Repetto所写的一篇论文:国际贸易和持续发展。文章的主线是自由贸易较之各种管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更有利于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我虽然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但在对环境重要性的考虑上我深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很大区别。对一个未能解决温饱的人来说，强调环境保护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现在一些国际援助机构用发达国家的标准要求发展中国家，甚至在援助项目上附带提出了必须满足某些很严格的环境要求作为条件，对此我在会上作了充分阐述，引起了热烈讨论。 十分有趣的是在会议之后，在亚行工作的我的一位朋友汤敏博士（和我共同主编了《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第二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驾车陪我去看了马尼拉冒烟的山（SMOKING MOUNTAIN）。这是一个在马尼拉郊区用几十万吨垃圾堆成的山，方圆几公里。在山上居住着十几万贫民。菲律宾地处热带，几百万吨垃圾在烈日照耀下，熏发出恶臭。热量的积聚使垃圾自燃，许多地方冒出一柱柱黑烟，肮脏、恶臭加上高温，使这块地方成了人间地狱，普通人连一分钟也不愿在此停留，但马尼拉有十几万人却终年居住在这座山上。我们驾车经过时看到人们住在用垃圾里的纸板、塑料布搭成的小棚里，有的人追逐新装运到的垃圾车，寻找可以换钱的被富人抛弃的金属罐、废纸、塑料和玻璃碎片。这块地已在全世界闻名，被称之为“冒烟的山”。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面对这样一幅图景，我不能不长时间地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严重的社会不公？马尼拉又有许多宫殿般的高级住宅。有一位普通的富人，他家的客厅一次可以容纳600人的宴会。菲律宾是美国培养的民主橱窗，可是“民主政治”并未解决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反，贫富悬殊已成为菲律宾的癌症。消费的畸形，人力资源的浪费、因为社会不公而引起的治安问题，使经济发展停滞，并进一步形成了政治上的不安。菲律宾的现实，对我国有什么惜鉴之处呢？ 造成当前菲律宾困境的原因当然是非常复杂的。但有一项政策值得我们密切注意，即关于农村土地允许自由买卖的政策。最近两三年来我国农业经济学家有鉴于土地产权不够长期稳定，影响农民培植土地肥力，造成单产徘徊不前，因此，倾向于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种政策虽然有利于土地的利用，但很容易造成剧烈的贫富分化。一些经济困难的农户很可能将己分得的土地出售，以解燃眉之急，结果成为无土地的农民。他们丧失了最根本的生产资料，许多人涌进大城市找工作。当经济不景气时，失去起码的收入，最后只好住到“冒烟的山”上去。 当前我国也有大量农民流入沿海城市做工，但他们在农村仍握有土地。万一在城市里失业，他们可以退回到农村务农。所以土地为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险。这一政策使得我国的大城市里没有出现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的贫民窟。相反，在大城市立足且能租房子居住下来的，都是农民中有较高收入的具有一定专长的各种专业户。这一事实说明土地政策具有非常的重要性。1994年是我国经济改革大步向前的一年，许多新政策将要出台，从菲律宾的经验吸取一些营养，或许有助于制定一个考虑更周到的农村土地政策。 1993年12月24日 能源政策的制订是以对能源形势的观察和分析为基础的。然而我们能够观察到的能源形势终究只是表面现象，对它可以作出互相矛盾的分析结论。不同的人由于和所代表的利益立场不同，可能持有完全相反的看法，有时即使大多数人比较一致的认识，也未必经得起严格的科学分析。一个错误的结论如果为大多数人所同意，这种意见又拿来作为制订能源政策的依据，那就更危险了。本文拟对几个有倾向性的对能源形势的估计作一些分析。这些估计虽然不一定是“错误的”，但至少包含着很大的疑点。通过这些分析只是想达到一个目的：对于现象的分析必须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 1．我国是否面临能源短缺？ 从1979年国家科委在杭州召开第一次能源政策座谈会以来，我国能源界逐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即我国面临着能源短缺，有的同志认为这种短缺很严重，可以称之为能源危机。以后在能源政策研究报告中，在对国家的十三条政策建议中，在能源问题两重性的分析中，以及数不清的政策研究报告中，这种见解一再地被重复，它几乎从来没有受到过挑战，它己成为我国制订能源政策最基本的立足点。 认为能源面临短缺的第一个理由是华东华南不少工厂因缺能而开工不足。开工不足主要是由于电力不足，其部分原因是缺煤，但更经常的是铁路运输紧张，有了煤运不出来。这就不能怪一次能源不足。何况我国有许多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销路，只能堆在仓库里。有近1/3的企业是亏损经营，他们创造的财富还没有投入的财富多；他们的所谓“生产”实际上是反生产。如果将这些经营不善的企业中问题最严重的那部分关歇，一方面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富，一方面把他们节约的能源转移给有经济效益的工厂去使用，开工不足的问题就可以大大缓和，也许就不再存在。退一步来说，即使上述问题统统没有，开工不足也不能证明能源短缺。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存在大量能源浪费的问题。从开发、运输、转换到终端使用，每个环节上都有大量潜力可挖。如果把节能潜力都挖掘出来，节约的能源可能足以补开工不足所缺的那部分而有余。从这样的分析可以看到，判断是否缺能，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缺能实际上是运输能力不足，或者对用能企业没有做到择优分配，或者是其他地方在浪费，而并非真正的缺能。依据表面的缺能现象制订增加能源生产的政策，而不从运输、分配、节能上去努力，增产的能源只是造成更多的浪费，缺能的问题未必一定就能解决。 认为我国能源短缺的第二个理由是我国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偏低，1980年以来平均只有0．61，而且出现过负值。弹性系数这样低，能源消费的增长远远落后于产值的增长，认为这是能源供应不足所致。可是，如果我们反问一句：多大的能源弹性系数算恰到好处？就可发现上述判断缺乏证据，因为没有人能对此作出答复。如果看一下美国的记录，1973～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45％（按可价格），而一次能源消费只增加2％，弹性系数只有0．04；日本在同一时期的弹性系数为0.32，西德为－0.03，英国为－0.43，而这些国家还在号召继续节能。所以弹性系数低既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也可能是主动选择的优化策略，何况我国的弹性系数比之上述国家并不算低。有的同志以国民生产总值的能源密度作比较，我国的能源密度不但比发达国家高，也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高得多,并以此论证我国有很大的节能潜力,弹性系数还应该更低一点。事实上,弹性系数也好,能源密度也好,都不是理论指标,不考虑一个国家的资源条件、地理环境、生活习惯、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单靠弹性系数是不能得出确切结论的。 第三个理由是能源市场供应紧张，有钱也买不到需要的品种和数量。然而供应紧张主要和价格偏低有关。在市场经济国家，价格随供求形势而变化。换句话说，供应总是充足的，只是价格在变化；只要你有钱，东西总是有的。当然。也不能无视价格的高昂，只看到供应不断而否认有能源短缺的可能。可见不问价格而只看供求关系，并不能得出一种商品是余是缺的结论。更难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价格水平正合适，超过它便出现短缺。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们依然不能判断余缺。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国确实有能源短缺问题。1990年我国人均能耗仅910公斤当量煤，还不及美国的1/10。相差如此悬殊，难道还不能说明我国缺能吗？可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不仅缺能，而且缺汽车，缺住房、缺衣服、缺食物。因为我们是一个刚刚解决温饱，正在向小康水平发展的国家。所以按愿望来论证余缺，并无政策意义。 问题分析到这时似乎走进了死胡同：能源是否短缺是一个无法论证的问题。幸亏微观经济理论给了我们一线光明，这个理论推导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一般均衡状态（或总体均衡）最优性。它证明，当一切交换通过价格调整余缺而全部达到供需均衡时，不仅能源和其他一切商品处于供需均衡状态，而且愿意寻找工作的人统统都就业，人们的储蓄统统转化为投资，自由买卖的外币市场产生均衡汇率，这种总体均衡就是理想的效率最高的状态。此时如果一国的能源（譬如石油）价格以均衡汇率，折算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时，说明该国能源短缺，应该从外国进口；如果现今的能源均衡价格高于过去，说明现今的能源比过去短缺。这说明余缺是一个相对概念，必须从比较中去把握，国内和国际比，现在和过去比。前面的讨论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判断余缺的困难，这些困难之所以发生，说到底，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应该用多少能才算恰到好处。如果有了一个用能的标准量，这些困难立刻迎刃而解。实际用能低于标准量，说明能源短缺，反之则能源使用浪费。现在均衡理论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能源价格调整的讨论中，不少同志直接间接地论证了均衡价格的有利性，一般均衡理论进一步指出，能源价格处于均衡点时是否是最优价格，还取决于其他交换是否也处于均衡状态。只有当一切交换都均衡时，均衡价格才是最优的。更要着重指出的是，均衡理论不但证明了均衡价格的最优性，同时还证明了在均衡条件下交换的量是最优的量。一切商品都有一个最优用量的问题，而不是一般人所希望的那样，生产和消费总是越多越好。原因很简单，我们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是有限的，劳动、资金、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都是有限的。多生产此物必以少生产它物为代价。所以经济学要解决的任务不是无限制地生产一切商品，而是保持各种产品有一个恰当的比例。这个比例就是在总体均衡条件下的交换数量比例。 微观经济学只是从理论上指出了如何讨论和判断余缺，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计算方法。实际上，这个均衡交易量是无法计算的，它只能通过市场交换来求解。换言之，每个消费者根据他自己的收入水平和各种商品的价格决定每种商品的需求量，这个计算机存在于每个消费者的头脑之中。均衡交易虽然无法计算，但可以从对市场的观察来推测。根据均衡理论，我的推测是我国虽然存在能源供应紧张的现象，但就我国的主要能源煤炭而言，并不是生产不足所造成，换言之，如果将不合理的煤炭消费削减下来，短缺现象就可以消除。这个推测的政策意义，是能源政策的重点应该从增加生产转移到节约用能，但石油、天燃气和电力的情况则不同，虽然它们的使用同样存在着浪费，但即使浪费完全避免，供应仍将是紧张的。下面简单地介绍一下这种推测的依据。 1985年是我国能源供应十分紧张的一年，华东、华南等地的煤价在几个月之内上涨了一倍左右。根据这两个地区的申报的缺能数量，总共只有4000万吨煤，不到该年全国产量的5％，而一般估计我国能源的浪费量则远超过5％。1986年中央控制了经济增长速度，到1987年初出现了大面积的煤炭供过于求。这一现象在1989年以后的市场疲软形势下再次发生。从国际比较看，国内煤炭的市场价格最高的时候，仍比国际市场价格低。最近我国与日本签订的出口动力煤的离岸价为39．5美元／吨，这样的煤价对我国东部的一切煤矿都有吸引力。 石油产品的情况则不同，即使在疲软形势下，也没有发生像煤炭那样的大面积积压，汽油、柴油的市场价格波动幅度较小，而且始终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电力的市场价格不断在上升，80年代初期6分钱1千瓦时的价格早已成了明日黄花，办电可以赚大钱的事实吸引了大批资金拥向电力建设。电力项目投资的利润率高于其他投资，这种利润率的不均衡正是对电力的旺盛需求造成的。 对过去市场的观察和分析不同于对将来的预测。过去不缺能不等于将来永远不缺能。从煤炭需求来看，几亿农民收入增加之后，生活燃料将从秸杆转向煤、油。靠近煤炭供应线的农民将是未来煤炭市场主要的新主顾。生活提高后。对油，气、电这类优质能源的直接间接需求会迅速上升。但如果节能措施得力，工业用能不会大幅度上升，因为大中企业和乡镇企业者存在着巨大的节能潜力。 2．是能源开发和节约并重吗？ 能源政策的重点是开发还是节约，不是可以随意决定的，应建立在能源形势分析的基础上。如果能源生产并不少，问题在于使用的浪费，则政策重点应放在节约上；如果使用中已经避免了浪费，则重点应放在开发上。根据上面的分析，我认为我国能源政策的重点就该是节约，而不是开发。然而我国近两个五年计划中提出的方针是开发与节约并重。 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并重的方针，在执行中变成了以开发为主。这是我国多年来管理国民经济传统思想的继续：一样东西短缺的对策就是增加生产，很少从提高使用效率减少浪费上去想办法。“七五”期间全民所有制能源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达3000亿元，其中绝大部分直接间接用于开发。同期安排的节能技改资金为46．5亿元，再加上节能基建投资114亿元，合计才160．5亿元。当然节能投资很难统计周全，不少企业有助于节能的小改小革并未包含在以上的统计内，但是3000亿与160．5亿元的巨大差距应该可以说明并重的方针并未认真贯彻，事实上，俯拾即是的节能机会我们往往视而不见，浪费惯了就不再觉得是浪费。以建筑物节能为例，北京冬季的气温和伦敦、柏林、波士顿、慕尼黑等地差不多，但北京建筑物很少采用双层玻璃窗，上述城市则普遍采用双层玻璃窗。我国的照明，低效白炽灯仍占大部分，国外白炽灯几乎已被淘汰。老旧低效的汽车、锅炉、土法炼焦等国外早已绝迹，我国还相当普遍。这些现象之所以存在当然与资金不足有关，因为绝大部分资金用于开发。 节约一吨能源所花的代价低于开发一吨能源的代价，则节能的经济效果比开发好。更重要的是，节能还有一系列开发所不可能具备的优点。第一，节省了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第二，有利于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缓和原材料的紧张状况，充分利用现在开工不足的加工工业的生产能力；第三，节能见效快，而煤矿，油井，水电站建设都要好几年，远水难解近渴；第四，节能可以缓和铁路运输紧张的困境，而开发将使其进一步恶化；第五，节能对环境有利，开发将增加污染和温室气体的排放。由于这些附加的好处，节能的代价即使稍高于开发，仍可能比开发有利。这也是应将能源政策重点放在节约上的理由之一。 3．要不要节能法？ 浪费能源是多年来的老问题，于是有的同志提出用法律手段来保证节能。可是我们应该节约的资源不仅是能源，粮食也存在着严重的浪费，难道节粮不比节能更重要吗。如果各种资源的节约都要立法，那就要制订几十乃至几百个法律。这不是解决资源有效利用的正确途径。经济学原理最主要的一条结论，是公平竞争的市场可以保证各种资源的高效利用，所以解决浪费问题的正确办法是用法律保证公平竞争的市场运转规则，而不是通过法律去干预市场，规定什么产品可以生产，什么不许多生产等等。法律的基本任务是保护每一个公民的权利，而公民权利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在市场上选择的权利。为了实施这一权利，其相应的义务是尊重别人所作的选择。 之所以造成能源的浪费，基本原因在于市场没有很好建立起来，特别是价格的扭曲和经济活动中权、责、利关系的错位。纠正这些问题正是我们经济改革的任务之一。十年改革取得相当成功的原因是逐步调整了价格，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但做得还不够，应该顺着这一思路建立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健全的市场。在这样的环境下，谁节约了能源，谁就能从节约的价值中得到报酬。现在能源价格太低，节约的报酬太低。而且节约了能源，报酬却可能给了别人。所以解决了价格和权责利关系问题，节能的问题自然就跟着解决了。 有的同志并不否认市场具有优化资源利用的功能，但担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很快完成，在这段时间内可以借用法律手段督促能源的合理使用。这样的想法不无道理。然而，用法律手段代替经济政策，会产生始料所不及的副作用。其原因是制订法律的人自己也不能判定如何用能才算“合理”，以及什么样的用能算是“浪费”。因而在法律文件中只笼统地提“浪费”、“合理使用”等等，同时却要求制订“合理用能标准”，法律本身存在着没有明确定义的概念，必然引起实施中的混乱，实际上不合理的用能可能被曲解为必要的，而已经杜绝浪费的用能却被认为不合理。 诚然，如果能制订出合理用能的标准，前面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然而这却是不可能的。整天开行的出租汽车的用能效率显然和难得出动一次的救火车的效率要求不同；要求节约场地快装快卸的移动式电站锅炉，和大型火电站锅炉的效率也有不同要求；同为移动式电站，在西藏使用要求效率高，因为燃料是从几千公里以外运去的，如果在山西大同使用，当地煤价很低，效率就显得不太重要。诸如此类的情况，使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定出一个用能的统一标准。而且，节能实际上是用其他资源来替代能源。因此，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是给出各种资源的正确价格，让用户选择各种技术和工艺的最优组合。换句话说，就是使综合效益达到最高，而不是节约某种单一的资源。 保护环境要有法律，而节能并不需要法。因为一个人（或企业）污染了环境并不会受到市场的惩罚，改善了环境也不会受到市场的奖励。而能源则不同，它是有价格的，市场会对能源使用者实施奖惩。正因为如此，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有环境保护法，而并非每个国家都有节能法。 说到这里，有的同志赞成制订节能法的理由之一是“外国也有”。对此，不妨对外国制订节能法的背景和实施效果作进一步的分析。以美国为例，虽然是市场经济国家，但政府也干预物价，使价格扭曲。例子之一就是两次能源危机中，美国政府屈从于消费者的压力，强行限制国内油价，让赚钱的油井补贴亏本的油井，保持较低的油价。由于油价扭曲，消费者作出错误的选择：他们倾向于购买多消耗能源而节约其他资源的汽车、冰箱、微波炉等。其中能耗量最大的是汽车。为了纠正消费者的错误选择，1980年开始实行对油耗超标的汽车征税的法律，从而使这类汽车的售价上升。显然，其出发点就是用法律手段来弥补市场扭曲的后果。但1987年美国著名的“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一篇对汽车节油法案实施结果的研究报告，发现此项法案弊大于利。由于不能达标的新汽车的售价上升了几百上千美元，消费音推迟了新车的购置，继续使用效率低的老汽车，反而浪费了更多汽油。另一方面，日本汽车没有加税的负担，趁机大量进入美国市场，使美国汽车业吃了大亏。可见这种一刀切的法规并不能代替市场的功能。1988年美国政府取消了对石油业征收的暴利税，油价扭曲的现象逐渐得到纠正，能源法中许多直接干预市场的作法也逐步在取消。 我并不是完全反对制订节能法，只是希望节能法的基本出发点应放在促进市场完善方面，对一些从目前市场不完善考虑所作的临时性规定，要权衡其利弊得失。其他可以列入节能法的内容包括：禁止能源生产和供应的垄断行为；政府定期收集能源使用的数据，并进行效率分析，公诸于众；较大的耗能产品必须有能耗效率的标牌说明；政府组织用能新技术的情报交流及产品展览；政府或能源技术咨询公司提供节能服务；国家投资于节能技术的研究开发等。 4．怎样看“资金短缺”？ 解决我国能源问题最主要的障碍，一般认为是资金短缺。可是资金短缺的确切含义很少认真研究，如果可利用的资金总量是一定的，那么能源建设资金短缺，实质上是其他部门占用的资金大多，以至挤占了能源资金，或者更确切地说，某些次要的其他项目分配到了资金，而一些重要的能源项目却因没有资金而不能上马。因此这是一个相对重要性或优先次序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指明哪一项非能源项目不该上马而上了马，以至某项重要能源项目被延宕，这种说法就站不住脚。能源项目中固然有不少应该上马而因缺资金被取消，可是其他领域中也存在同样情况。其他工业、农业，交通、商业，科研中也都有一批很有经济效益的项目因投资无着落而处于等待状态，这些部门也在抱怨资金短缺。国家计委项目审查中的资金之争，以及部门内立项争投资，可说绝大部分属于上述性质。这种争论如果没有具体的重要性和经济效益的评价，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所以，今后关于资金短缺的抱怨应代之以具体的项目论证。 抱怨资金短缺的第二种含义，不是单指能源项目资金少，而是指其他项目的投资也应该增加。经济学基本原理说明，国民生产产值全部用于消费或用于投资（忽略少量的库存变化），要增加投资，如果不从外国借钱，唯有减少消费一法。近年来我国大力吸收外资，但外资只占全部投资的15％，主要仍依40％和南朝鲜的38％，达37％（据世界银行1980～1988年统计）。日本的积累率是33％，西德26％，美国只有13％。1980～1988年我国投资的年增长率14．4％，而美国只有5％，日本为4．9％，西德仅1．2％，全球平均为3．4％。这些数字说明我国积累率偏高，资金的供给应该是相当充足的，问题在于对资金的需求更高，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投资饥饿症”。 投资饥饿症的直接原因是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得太大，尤其是重复建设、不配套的工程、能源和原材料以及市场不落实的项目、资源没有弄清楚而贸然上马的项目很多，以至项目建成而无法投产，发挥不了经济效益，仅能源部门就至少有几十亿元花在资源不落实、地质条件不清的项目上。在铁路运输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有近10亿元花在一时没有运量的铁路、没有编组工作量的调车场、地下没有煤的矿区铁路改线等工程上。类似的现象还很多。 造成投资饥饿症的根本原因是无人对项目负责。我国每年都出现成百上千个效益很低的项目，对这些现象也经常提出泛泛的批评，但没有听说那位项目负责人因此而受到处罚。所以低效益投资的问题继续存在，重要项目缺乏资金是必然的结果，投资饥饿症成为痼疾。 资金如果能够择优分配，资金缺乏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之所以不能择优分配，除了上述体制上的问题外，还有观念上的障碍。非统配煤矿和统配矿相比，往往受到观念上的歧视，资金不能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择优分配。近年来煤炭产量增长主要靠乡镇煤矿，乡镇矿的产量和价格适应市场的变化，解决了几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使许多贫困农村的百姓脱贫致富。如果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给予更多的支持，再加上严格的资源管理，不难在较短时期内升格为高效率的小矿井。乡镇矿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国家政策多变，所以经营中存在短期行为，只要今天能赚钱，怎么干都可以。赚的钱很少用来改善设备扩大生产，而是用来吃喝盖房子买彩电。外资企业不论独资或合资，倒是一再得到政府的长期经营的保证。国内投资与外资是否享有公平竞争的地位，已经成为一个众所关心的经济政策问题。 经济理论是分析现象和研究政策的有力工具，虽然它并不能保证一定能达到正确的结论，但至少可以引导我们进入一个较深的层次去认识现象与研究政策。 节俭原是我国人民的美德。常言道勤俭起家，意思是一个家庭靠勤劳和积蓄能致富。这很容易为每个家庭的实践所证实。它明白易懂，符合常理。但最近许多人又提出了一个新理论，说消费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消费正好和节俭相反，难道截然相反的行为同样有利于经济发展吗？ 消费有利于经济发展，这种说法乍一听起来很难成立。但仔细想来也有道理。市场经济本来就是一个互相赚钱的经济。譬如说，如果我是出租车司机，花钱买了一件大衣，卖衣的人收到我的钱，一部分再去进货，一部分用于他自己的消费，他用于进货的钱变成了制衣人的工资和衣服的原料成本，而买原料的钱最后又都变成了制造原料工人的工资，它将用于工人们的消费。他用于消费的钱，又去买了别人东西，使得别人也有钱可赚。如果每个人都乐于消费，说不定最后有一部分钱用去乘出租车成了我的收入。相反，如果谁也不愿花钱统统都拿去储蓄的活，我的收入从何而来呢？再说，我们常听说一些工厂因为产品卖不出去而经营困难，甚至连工资也发不出。如果大家努力消费，至少有一部分产品就可以卖掉，工厂也就不困难了。这样看来，消费确实是有助于经济发展的。 究竟应该多储蓄，还是多消费？似乎叫人难以回答。 原来在上面说明消费有助于经济发展的论述中，有一个严重的疏漏，即每个人得到收入之后，必定有一部分储蓄起来，其余的才用于消费。卖大衣的人，制造大衣原料的人，以及出租车司机本人都有部分储蓄，这部分储蓄的钱起了什么作用，前面并没有讨论。 我国人民的储蓄大部分存入了银行，银行将这笔钱借给企业家去投资，用来办工厂，开矿山、造铁路等等。我国人民的储蓄也有一部分去买了股票，债券，或者自己用来开办一个小买卖。不论何种渠道，储蓄的钱最后都变成了投资。投资的钱同样要用来买水泥、钢材、付工资。而且买水泥，钢材的钱最后也变成了工人的收入，所以从市场中互相赚钱的机会而言。消费和投资并无任何区别。不能认为只有消费才能给人创造赚钱的机会，投入的开销就不创造这种机会。因为投资也是通过购买来实现的，而任何一笔购买都带来赚钱的机会。换句话说，最后都要变成人们的收入。 但投资的钱，最后变成了工厂、矿山、铁路，而消费的钱最后变成了垃圾，粪便。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工厂、矿山又能生产出更多的东西供我们消费。所以投资是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不可缺少的一环。储蓄越多，投资也越多，生活水平提高得也越快。据统计，我国人民的全部收入中有将近40％用于储蓄，其中大部分又转变成投资。这是我国每年有10％左右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我们可以明确地回答，储蓄有利于经济发展，消费不利于经济增长。 当然，这并不是反对消费。我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肯定表现为消费量的增加。但仅就经济增长这一点而言，消费是不利于增长的。 有没有例外，确实是有的，即储蓄如果不能转化为投资，大家存银行的钱没有人愿意去借来用于项目的投资。经济就会发生周转不灵。越是周转不灵，用于投资的购买减少，人们的收入将降低，人们越是不敢消费，这样会形成恶性循环。美国在30年代初发生的大萧条就是这样造成的。以后凯恩斯提出来，在萧条情况下百姓不敢花钱，要由政府搞项目来扩大花钱，不论用于投资或政府的消费，都可以使萧条转向繁荣，如果在萧条时鼓励百姓多消费是可能的，那当然更好，用不着政府出面来增加开销。所以说，只有全社会的投资意愿不足，因而发生萧条的情况下，消费才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我国从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说，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过剩，资本严重不足的国家，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听到在设法筹资上项目，缺的是资金。自己的资金不足，所以鼓励外商来华投资，或向外国的银行贷款，要利用外国人民储蓄的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增加储蓄有利于经济，勤俭起家这句话一点没错。 1997年11月19日 当今有许多消费品供过于求，卖不出去。为了活跃市场似乎应该鼓励消费，其实不然，增加投资同样会促进消费品的购买。因为投资的钱用来买钢筋水泥，这些钱最终变成了生产钢筋水泥厂的工人工资（也包括用来生产这些工厂所用原料的工人的工资），更不用说直接支付给建筑工人等的工资。这些工资除掉一小部分储蓄起来，大部分都用去购买消费品。所以当今市场不活跃的原因并不是消费不足，而是投资不足。应该说，消费并不须要任何政策去促进。因为经济学假定每一个人都追求物质享受，人们不消费，决不是因为不喜欢消费，而是因为没有那么多钱，钱多了消费自然会增加，这个简单道理曾用极其复杂的方法加以证明，有的经济学家因此成名甚至得了诺贝尔奖。用什么办法使大家的收入能有所增加？从总体上看，必须增加投资，扩大再生产。所以归根结底，储蓄和投资有利于增加消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有人担心投资生产出来人民不需要的东西。这种投资还不如不投，还不如消费掉。可是如果把储蓄都变成了消费，经济就没有增长的可能了。可见纠正投资失当的正确方针不是增加消费，而是改善投资的决策过程，不要再搞重复建设、无效建设。这方面经济界有过不少深入的讨论，政府也有相关的政策在出台。 童大焕同志主张储蓄和消费要有一个适当的平衡，这个主张无疑是对的。但什么算平衡？我认为这是由每个家庭的选择来决定的。有的家庭多储蓄、少消费，有的则多消费、少储蓄。只要他们根据自身的需要，作出储蓄和消费的安排，这种安排的结果就是适当的平衡。我想强调的是如果家庭出于自愿，选择更多的储蓄，这将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增长。百姓误以为消费对经济有利而选择多消费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政府用减少消费品供应的办法强迫百姓储蓄也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勤俭起家，本来是简单明了的道理。但美国在1929年发生并持续了六七年之久的经济大萧条，是因为总体上供过于求，产品卖不出去。后来凯恩斯提出对付经济萧条的办法，应该增加投资。按照他的意见，在萧条发生的时候，居民因收入减少而不愿增加消费，企业家因市场前景不良而不愿投资。此时，政府就担当投资主体，那怕雇一批人去挖沟，再雇一批人去填沟(搞无效建设)，经济也能活跃起来，萧条就可以缓解。后来，有些人曲解凯恩斯的理论，以为鼓励消费可以不断地保证经济增长。在我国这种论调也有相当的市场。如果真的大家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我国每年10％左右的经济增长很快就会跌落下来。究竟消费和储蓄何者有利于经济增长，不可不弄清楚！ 1998年1月31日 ------------------ 寸光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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