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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从1987年起应邀参加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工作。主要责任是协助研究人员制定研究计划，帮助收集有关的信息，审定研究报告。6年中我看过他们作的十几篇研究报告，对其中的主要观点曾作过仔细的推敲。非洲的许多国家原先都实行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从事研究的人员多半是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中有的是政府官员，也有私人企业的职员和教授。这些背景与我国当初研究能源政策的情况很相似，因此研究报告中的不少观点以及其产生的根据，也和我国有共同之处。从总体上看，他们维持国家的利益，深感计划经济的弊端，积极从事经济改革，提出了许多积极的看法。但也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论点。看了他们的研究报告，回顾我们过去走过的弯路，深感有不少观点值得进一步澄清。有些问题在国内至今还在争论，下面提出一点个人的看法，就教于国内各位能源政策专家。 1．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地能源资源 这一提法一般而言似乎并不错。但问题在什么是“最大限度”，如果是在成本合理的范围内尽量利用，这是完全合理的。但从字面来看，如果不加任何限制，最大限度意味着不计代价地扩大其利用，这就完全错了。本地能源资源是否应该利用，完全取决于它与其他来源的能源相比是否更低廉，换言之，我们决没有理由放着廉价的进口能源不用而非要利用本地能源不可。也可以说，如果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地能源资源的政策是正确的，那么最大限度地利用进口能源资源的提法同样正确。 与这一想法有连带关系的提法是能源供应尽量做到自力更生，任何对外未能源的依赖都有损于独立自主，甚至是一种屈辱。我国虽然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仍避讳石油进口问题。对非洲国家而言，这种“自力更生”的想法更为有害，因为它们多数是一两千万人口的小国，不可能样样资源都自给自足，也不可能每种产品的生产都达到有利的规模。但由于“自力更生”的指导思想，同与国之间的贸易很不发达，各国外汇管制都很严，进口税很高，造成商品流通的种种障碍，弄得百姓很穷。 其实，即使是大国也很难做到资源的自给自足。美国是大国，但所用的石油约有一半依靠进口，过去同际油价高的时候美国的进口石油降到了35％。说明利用本同资源还是外国资源取决于二者的相对价格，在国际价格有利时应充分利用进口。 2．进口 石油当然是国际收支中的一笔大的支出，非洲许多国家都有外汇收支平衡的困难，因此传统上一直以为最大限度地节约外汇是能源政策必须遵守的原则 但是从经济学来分析，实现外汇平衡，既可用节约开支的方法，也可以用增加创汇的办法。究竟何者更为可取，取决于何者能用较低的成本来实现同样的目标，日本、香港、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都支付大量外汇进口能源，但这并没有使它们变穷。相反，如果不进口能源，哪怕是减少一些进口量，都会使它们发生困难。花钱进口能源反而变得更富的原因，是能源支持了整个国民经济，其中包括以较低的成本出口加工品，从而以较低的成本换取外汇。 非洲的毛里求斯是一个进出口都很发达、经济增长迅速的小国。按理说应该明白出口创汇、进门能源是最佳政策选择。但由于盲目信奉节约外汇的教条，在制定能源政策时，仍对能源进口设置了限制。虽然我多次提出修改这些观点，但先入为主的信念很难纠正。这对我国建设市场经济过程中改变旧观念很有参考价值。 3．制定能源政策的人往往突出节约能源的重要性而忽视节约其他资源的重要性 非洲地广人稀，风能、太阳能等资源十分丰富，所以能源政策强调充分利用再生能源以节约常规能源的方针。但是，我们应该节约一切资源，土地、淡水、钢铁、木料等等。由于生产同样的产品可以采用不同工艺耗用不同的资源，各种资源之间存在互相替代的可能性，例如加装余热锅炉节能，就是用钢铁替代能源；增厚蒸汽管道的绝缘层以节能，则是用绝缘材料代替能源。甚至通过宣传教育手段节能，看来似乎不消耗别的资源，事实上宣传教育也是有成本的，因此也是一种资源的替代。如果仅仅是突出了节能，就会造成其他资源的浪费。当另外一批专家制定节约其他资源的政策时，就会出现两种政策的冲突。最典型的例子是用法律手段节能，把节能当成了法律，也就是要不顾一切地达到节能目的，结果很可能是浪费其他资源。如果同时又制定节约钢材法，则两种法律必然互相打架。 再生能源的开发必定需要耗用其他资源，因此它未必永远是一种正确的政策。 那么如何正确评价节能和节约其他资源的不同要求呢？仍旧是那个答案：看哪一个方案的成本更低。因为用货币表示的成本是资源消耗的度量，更低的成本表示消耗的资源更少。在一个交换充分自由的社会内，当一切商品的价格都达到供需均衡时，节省一元钱的某种资源可以购买一元钱的另一种资源。所以最省钱的方案也是最节约一切资源的方案。 非洲国家和我国一样，存在着物价扭曲的情况。换言之，光有钱未必能买到东西。因此钱就失去了度量资源消耗的能力。一个补救的办法是用“影子价格”，即假想供需均衡时各种商品的均衡价格，黑市价格是影子价格的一种参考，但仍偏离真正的均衡价格。所以纠正价格扭曲，提供真正的价值信息，是提高整个社会经济效率必不可少的条件。 4．为了突出节能，能源政策中往往加进了干预消费者选择权利的条款 例如博茨瓦纳为了节约小汽车用油，要求减少车主不必要的驾车出行。这使我想起了过去我国为了节约粮食，曾提出减少啤酒生产的计划。其实，什么是最佳选择，消费者本人最清楚。他是愿意多吃一口馒头还是多喝一口啤酒，他本人会作出决定。制定政策的人决没有理由在他愿意喝啤酒的时候，强制用馒头来代替。什么是必要的驾车出行，也只有车主最清楚。如果政府当局要对每次驾车出行是否必要进行检查，可以想象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它必将引起大量纠纷，大大提高社会运转的成本。尊重消费者在市场上选择的权力，是任何政策所不可忽视的原则，然而这恰恰容易为制定政策的人所违反。 5．关于产品定价 非洲流行的观点是按成本加利润定价，这本来似乎并不错。但是当一个企业同时生产几种产品，而企业只有总成本时，如何将总成本分摊到每一种产品上去，就成了难题。津巴布韦露天煤矿同时生产炼焦煤、动力煤、洗精煤和洗中煤。这些煤都是剥离地表之后才能生产，它们埋藏的深度不同，要正确地分摊成本非常困难。尤其是洗精煤和洗中煤是同一道工序得到的两种产品，要分摊成本根本不可能，用户和煤矿定价问题的纠纷闹到政府当局，政府的经济学家们对此各执一词，无法仲裁。 事实上，普遍的定价原则是供需均衡。成本定价是指满足（该定价下的）需求的价格，只是供需均衡定价的另一种说法。如果产量是100万吨，成本定价是每吨100元，而在这样的价格下正好有100万吨的需求，那么成本定价是行得通的。如果每吨100元的价格大家嫌贵，需求只有80万吨，则价格将降到只生产80万吨的成本水平。可见所谓成本定价仍离不开需求。 按供需定价，如何对各种煤定价的问题自然便解决了，只要将各种煤拿到市场上去让市场决定价格。如果此时煤矿的总收入不足以补偿成本，则煤矿应减少产量，只在地质条件好的地段生产，使成本降低。反之，则增加生产，哪怕提高了煤矿的单位成本。 不仅煤矿有这个问题，石化工厂也有类似的问题。同一个工艺流程同时生产出几种不同的产品。它们如何定价，不是分摊成本，而是让市场去决定。有了供需定价的原则，对工厂三废利用是否该收费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例如有些电厂的灰碴用于制砖，只要灰碴供过于求，即使灰碴制砖能获高利，也不应收费。相反，废碴供不应求就应收费，而不在乎废碴利用赚了多少钱。我国三废利用条例规定利用废碴一律不得收费，这一条例有时行不通。所以应该改为供需均衡定价。这种定价能保证资源的最佳利用。 对比非洲国家和我国能源政策制定中的问题，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知识。这就是比较研究提供给我们的信息。 1993年 以前我提到过，汇率并不是两种货币购买力的比，因为这一比例取决于买什么东西。尤其是对于不能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交换的商品。如地铁车票、房地产，它们的价格与汇率无关。能够影响汇率的只有能贸易的商品，如石油、黄金、衣服。但他们的价格又如何决定汇率的呢？ 回答这个问题，出现了不少似是而非的汇率理论。其中流传最广的便是平均换汇成本说。此说认为汇率由出口商品的平均换汇成本决定。举例说，某年出口了几千种商品创汇美元100亿，这些商品在国内花了800亿人民币购买，因此平均换汇成本是8元人民币换得一美元，这也应该是美元对人民币的汇价。此说在计划经济时代深入人心，因为管外贸的官员就是用这样的理论来指导实际工作的。 可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出现了外贸工作的巨大混乱。一些换汇成本很高的商品也在大量出口，甚至发生了同一种商品既出口又进口的怪现象。价格，包括外国货币的价格，本来是引导资源流向的基础信号。根据上述“平均换汇成本说”，事情颠倒过来了，不是汇率决定什么该进口什么该出口；而是先决定了出口什么东西，然后再依据出口商品的成本计算出汇率。而今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渐变为市场经济，这个理论更行不通了。 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外汇市场上形成一个汇率，这个汇率必定是保证外汇的供应和需求是均衡的，否则汇率就会上下波动。当外汇市场上存在着均衡汇率的情况下，进出口商都会以这个汇率未检验进出口交易是否能获利。对于出口商品而言，换汇成本高于汇率的商品都不会出口；对于进口商，用汇效益（使用每一美元购买进口货在同内出售所得的人民币数）低于汇率的商品都不会进口。因此在以均衡汇率指导进出口业务时，一个国家所挣的每一块美元其换汇成本全部低于汇率；而他所用掉的每一块美元所创的经济效益全部大于汇率。从而均衡汇率从整体上保证了外贸的最大经济效益。以均衡汇率为指导，决不可能发生同一种商品既进口又出口的笑话。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要逐步过渡到自由交换，外贸体制则要过渡到取消补贴和高关税的道理。市场经济能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原因也正在此。 我国的外汇体制朝自由交换的方面已经在政策上作了许多修改，经济效益也大大地提高了。但恢复外汇管制，用官价取代调剂价的意图始终没有休息。我们不难设想，如果用一法定价格取代由自由交换形成的市场价格会造成什么结果。当进出口商都以这个法定价格指导自己的业务时，出口商会产生一定量的外汇供应，而进口商则会产生相应的外汇需求，而此供应和需求未必一定相等，结果不是供不应求就是供过于求。多半情况是法定价低了市场价，因此结果是供不应求，政府不得不对“稀缺”的外汇进行分配，主管分配的官员手中握有巨大的经济权力，此权力可以与金钱交换，腐化的机会就这样发生了。今年一季度曾对外汇调剂市场设置最高限价，结果因供不应求，有价无汇。各用汇企业叫苦不迭，只好求助于场外交易，实际上就是黑市外汇。企业承担非法经营的风险，外汇倒爷扩大买卖价差，赚取大量不义之财。计划经济的弊端再次死灰复燃。对这些教训我们切不要患了健忘症。 1993年12月30日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常用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表示。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有两种方法，一是将最终产品的价值相加，也就是用于消费、基建、出口的产品（其中也包括服务）的总价值，而不包括中间产品的价值。二是将要素所得的价值相加，也就是将工资（以及各种资金、补贴）、利息、利润、租金相加。附带说一句，用钱表示的价值如果存在着价格扭曲，算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也跟着可能被扭曲。可见价格的重要性。按此计算方法，只要投机活动赚了钱，它就创造出了价值，因为这属于利润的一种。我们常认为只有生产活动，或顶多再加上服务活动可以创造出价值，为什么投机活动也能创造价值？要问答这个问题，先要对投机活动下一个定义。可以认为，不因为从事生产和消费，只是为了赚钱而进行买卖的活动，都属于投机。这包括贩运、屯积、买卖期货商品、房地产和股票外汇贵金属等。可以肯定，仅当存在着价格差别时，投机买卖才有时能赚钱。例如商贩从价格低的地方贩运商品到价格高的地方；股票投机商在价格低时买进价格高时卖出。同样一种商品，由于地点不同和时间不同而有不同的评价，具有不同的价格，这是投机赚钱存在的前提。否则作为一个集团而言，投机商是不可能赚钱的。如果市场的条件没有变化，价格是稳定的。仅仅由于投机集团制造出价格的波动，那么投机集团内部赚的钱将等于赔的钱。他们不可能赚到集团之外的人的钱。但如果由于投机造成价格混乱而且集团之外的人受价格混乱的影响而在高价时参与抢购，则投机分干将能赚到集团之外的人的钱。然而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正常集团乘价格暴跌的机会超额购进，则投机集团将因之而赔钱。 我国在80年代之前认为贩运是应当禁止的投机活动，到80年代初还认为长途贩运属于非法，使得地区之间不能货畅其流，各地的生产优势不能发挥。实际上国际贸易正是一种跨国的长途贩运，它非但不应禁止，反而是应该大加鼓励的。懂得了空间上调剂余缺能真正地节约生产成本，从而创造出价值，也就不难了解在时间上调剂余缺同样能节约生产成本并创造价值。一个例子是农产品收割季节价格偏低，不利于生产者；青黄不接时价格偏高，不利于消费含。如果有人在价格低时购进，防止价格进一步降低，在价格高时售出，防止价格进一步上升，就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再一个例子就是电力在白天时供不应求，到了半夜供过于求。于是就有抽水蓄能电站，在半夜时收购电力，用提高水的位能的方法蓄存电力，到白天高峰负荷时出售电力，利用不同时间电价差别来赚钱。 从长远来讲，投机要能赚钱，非但必须存在时间上的价格差，还必须在低价时购进高价时售出。因此它必须能缓和价格的波动。因为低价时多了一个投机需求，可以防止价格进一步下跌；高价时多了一个投机供应，防止价格进一步上升。如果投机集团赔钱，必定是高价时购进，低价时售出，加剧了价格波动。从这方面看，投机活动和其他经济活动并无本质差别，只要赚钱，都是对经济有利的。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都允许投机活动合法存在，过去美国政府对于短期股票买卖赚的钱要征较高比例的所得税，其隐含的根据是只有长期股票买卖才算是投资，才算是有利的。但这规定现在已经取消。意思是承认投机活动也有利于经济，应当一视同仁，当然投机买卖必须是公平自由的，不允许有欺诈存在，这和其他买卖也是一样的。 股票和房地产买卖赚了钱，究竟他们对经济作出了什么贡献呢？这种活动的贡献在于提供了准确的价格信号，使得其他有关的经济活动，可以准确计算出其盈亏结果。举例说，如果没有房地产投机市场，许多土地的价格将偏低，结果可能造成一些占地很大的生产活动占据了将来变为繁华商业地段的地面。由于土地投机，揭示了未来土地的价格，可以防止当初的错误决策。但如果房地产价格过高，则将阻碍当地经济的发展，投机商最后自己也会蚀本，这一点是房地产不同于其他行业的。房地产的过度投机，会形成泡沫经济。日本已大大地吃了亏。因为土地是各行业都要使用的，土地价过高，使一切成本上升。使得经济在国际市场上降低竞争力。香港近几年物价急剧上升也与这一点有关，我们应该吸取他们的教训。 1994年1月27日 十多年前甚嚣尘上的能源危机论调，自从市场机制逐渐被引进之后，已逐渐销声匿迹。1994年时全国煤炭库存积压一度达2亿吨，约为年产量的2/10；有几家年产百万吨级的大煤矿因煤场堆满而不得不停产。市场的变幻莫测，真叫人难以相信。 因缺煤而影响到发电的那几年里，曾经流行一种分析方法。其论点大体如下：某地区发电用煤100万吨，产出产值4亿元，所以每吨煤通过发电可以得到产值400元。现因缺煤10万吨，所以损失的产值为4000万元。这样的分析有没有道理，每吨煤的产值为400元一说能不能成立？类似的论点，还可以在许多别的场合遇到。企业以100万元投资每年产出了50万元产值，是不是每投入2元就可以获得1元产值？经济现象中许多指标是由众多因素决定的，在上二例中产值除了能源、资金还有场地、劳动、材料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在研究单一因素的作用时，能不能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用简单除法找出二者的确切关系？答复是清楚而明确的：不可以。 这里要用到偏导数的概念。它的通俗解释很简单，当一个复杂变量由众多个因素决定时，要研究某一特定因素的作用必须在其他因素固定不变的条件下来考察。前例中研究增加煤炭对增加产值的作用，就是煤炭对于产值的偏导数，它必须假定发电的其他一切条件，如电厂、劳动、资金均已具备，缺的仅仅是煤炭，投入煤炭，电就可以发出来。而且从事生产的各个电力用户也具备了一切增加产出的条件，如设备、工人、销售市场等。一旦有了电，产品就可生产出来并在市场上销出，那么每吨煤可以增加产值400元的说法才可以成立。 然而经济活动是极其复杂的，“其他一切因素都固定不变”的条件实际上不可能严格被遵守。就拿上面提到万事俱备只欠煤炭的情况而言，当煤炭运到之后，至少还要有劳动和机械设备的投入才可以卸车，才可以运送到发电厂，同时还要有电厂的锅炉、汽轮机等投入运转等等。研究煤炭对于产值的偏导数时比较接近于“其他一切因素都不变”的情况是直接将煤炭销售出口。此时得到产值的增加正好是煤炭的市场价格。所以一切商品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偏导数就是商品本身的价格。这个道理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论证。假定用煤发电，将电力在市场上出售，当市场有充分竞争时，电力的价格将等于其成本，而电力成本是各种投入因素的成本构成的。煤对于产出电力价值的偏导数是假定其他投入不变时，每耗1吨煤所产出的电力价值。然而其他要素不变的条件无法满足，作为近似计算可以将其他投入所提供的价值扣除。因此将电力成本扣除其他投入的成本之后，剩下的正好是1吨煤的价格，它就是煤炭对于所产电力价值的偏导数。 偏导数的概念和相应的计算方法，在帮助我们更精确地把握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方面具有极重要的功用。所以经济系的大学生不但要学微积分，尤其要学偏微分。可是事实上我国不少大专院校的经济系学生只学到常微分为止，课程里面多半没有偏微分。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受了工程教育的影响。在工程教育中微积分当然是必修课，但多半也只学到常微分，因为偏微分只有在流体力学、弹性力学、传热学、电磁场等理论中用到，所以许多工科院校将微积分重点放在常微分上。一般认为经济系学生所用的数学不及工科学生所用的多，工科学生尚且不学偏微分，经济系学生就更不必了。由于对经济学如何依赖数字不甚了了，所以才有这种想当然的推论。要提高我国经济学教育水准，纠正这个误解是当务之急。 1994年3月17日 某铁路区段过去一年内运货10万吨，耗去包括折旧、投资贷款利息等在内的全部成本100万元。于是我们得出每运一吨货的成本为10元，这就是平均值分析法。这种简单的计算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我国的计划经济中。在100年以前的马克思时代，正是平均值十分流行的时代。马克思在他的著作里也广泛地采用了平均值分析法。 大约就是在这一时代，微积分的思考方法被引进了经济学，使经济学出现了质的飞跃。这一新方法的基本理由可以极通俗地解释如下：推测将来事物的重要依据是过去的事物。但遥远的过去较之最近的过去显然偏离将未更远，因此最可靠的方法是用刚才过去的数字来推测。拿方才所举的铁路运输成本为例，一年内的货运成本为每吨10元，请问刚过去的那几个小时内运货的成本是多少？这就是边际值。注意，此时对成本的计算不是再拿过去几小时和过去一年加在一起总平均，而是仅仅指过去的一小段时间发生的成本。例如折旧和贷款利息，并非发生在刚才的过去，而是早已发生的。换言之，它与过去几小时运不运那几吨货无关。所以边际成本只包括直接与运量有关的成本，如工资、材料、电力。根据数学中的连续性定律，刚过去的一小段时间内发生的事，大体上等于未来一小段时间内将要发生的事，所以边际分析用于预测未来比之平均分析可靠得多。 由于边际分析方法的不断发展，人们进一步懂得了用边际分析的概念，再加上目前形势下的某些特点可以更科学地对未来加以推测。上例中如果该区段铁路的运输能力已达饱和，再增加运量已无可能，除非要进行一些重大的技术改造，例如改用大马力的机车、加装自动信号、铺设复线等。这些技术措施投资都很大，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由于运输能力的限制，铁道运输的边际成本已经变得很高。这个例子说明，边际分析概念的推广已经把最后一段时间内的指标，加上对形势的判断，进而推测到指标将要发生的变化。这是平均值分析方法不可能提供的新概念。我们知道，经济学的一大任务是对目前形势作出判断，从而制定决策。从这个意义上看，边际分析是实时分析，比之回顾过去的平均分析更能提供有用的信息。 运用边际成本的分析方法对工矿企业的产量决定有重要意义。当产量很低时，再多生产一件产品的成本呈下降趋势；当产量逐渐增加，边际成本将由降变升；当产量超过设计能力时，边际成本急剧上升。例如上面提到的铁路运输的边际成本就服从这一规律。 如果某项产品有一市场价格,那么工厂一企业的最佳产量应由边际成本等于价格的那一点来决定。因为此时边际成本处于上升阶段，再多生产一件，其成本比市场价格为高，企业将因此而蒙受亏损，如果产量低于这一点，再多生产一件的成本比市场价格低，所以企业还应增加产量，获取更大的利润，直到边际成本等于价格为止。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般总要求企业生产越多越好，完全不考虑企业产量如何随市场价格而变。不论煤矿、铁路都是这种政策，结果导致企业的经济效益下降。大多数企业的领导人和会计师还不懂边际成本的意义，更谈不上对本企业边际成本曲线有什么研究。如果能改变这一局面，全国每年多创造几十亿利润是毫不费劲的事。 传统经济学中常说的所谓“平均资金利润率趋于均等”的命题，实际上是边际资金利润率的误用，因为平均利润率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实上已经不可能改变了。只有将要发生的利润率，它取决于投资者对哪一个具体项目进行投资，那是可以改变的。当成百上千个项目投资的利润率完全透明，且投资者有充分选择的自由时，边际利润将趋于均等。因为利润率特别高的项目必定己被利用，利润率特别低的项目则投资者不会去利用（假定满足透明性和自由选择两个条件时），所以由于竞争的原因在边际上各个项目的利润率有均一化的趋势。在数学规划理论的帮助下还可进一步论证，边际利润率的均一化是资金分配最优化必须满足的条件。市场机制的透明性和自由选择又保证了边际利润率必将趋于一致。所以市场机制是最能保证资金合理利用的一种经济制度。不仅资金的利用如此，一切物资的利用均如此。但此时利润率换成了物资的价格。所以价格的划一是物资最优利用的必要条件。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地球的引力场之中，我们见到的一切物体的运动莫不受地心引力的作用；我们自身的运动，四肢、躯干、内脏每时每刻都受到强大的地心引力的控制。可是直到三百多年前牛顿发现地心引力为止，曾经在地球上生存过的若干亿人，竟没有一个觉察到了地球存在着引力场。到了科学昌盛的今天，要把引力场的存在讲清楚仍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事实说明，当一个无所不在的客观规律控制着我们，我们自身已经发展出与之相适心的身体和头脑时，这个规律就不再是陌生的，它再也引不起人家的兴趣，变为视而不见而又无所不在的现象。 在经济学中存在着类似的东西，那就是价格系统（不是单个商品的价格）。虽然价格系统的存在不像万有引力从开天辟地时就有，而是商品经济发展之后才出现的，但现代社会中的人已经非常习惯于周围的价格系统，以至于忘记了这个系统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以为没有它我们仍能很好地活下去。 价格起源于交换。当两件物品交换时，如果两件甲物可以交换一件乙物，则甲物的价格为乙物的一半。当交换反复进行时，人们产生了物与物相对稀缺程度的概念。交换中价格高的，也就是交换能力强的，必定是更稀缺的。由于交换被推广到更多的商品，各种商品的相对稀缺性通过相对价格表现出来。为了使自己在交换中得利，人们愿意生产交换价值高的物品，但这些物品无例外地需要更多的劳动付出更高的代价才能生产出来。于是稀缺性通过自身的劳动代价进一步地被体现。 当交换进一步发展之后，出现了货币。它成为一切交换的中介。这时人们懂得了用货币可以度量一切商品的价值，价格或比价的观念上升为价值的观念，东西的价值高，我们就说它“值钱”。此时价值观才能与价格相分离，价值才能成为独立的概念。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了交换，人们不会产生价值的观念。 当建立起独立于价格的价值观之后，人们用它来判断不可以交换的事物的稀缺性。健康、友谊、自由等都不是商品，无法用价格来表示他们的稀缺，但他们却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可以说“友谊比黄金更可贵”，这里用不着说明友谊比一两黄金更可贵还是比一斤黄金更可贵。但这样说并不算错，因为友谊是不可交换的。这说明了价值观已经从价格独立出来。我们知道，价值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它决定人们的行为和决策。同样一件事出现在不同的人面前时有不同的反应，因为他们的价值观不同。是道德更重要还是物质享受更重要，当两者互相冲突时，有的人选择道德，而有的人选择享受。我们探讨东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不同时，常常归因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 价格系统的无所不在，培养了我们从事生产的选择方式。当生产同一种产品而有两种不同的工艺路线时，我们会选择成本低的路线，而成本的计算完全取决于相对价格体系。银的导电性优于铜，但我们不用银做寻线；飞机的速度比火车快，但我们从来不用飞机运煤炭。为什么？因为前者的成本太高，相对于得益来说不值得。我们在消费的时候，更受到价格系统的限制，为什么大多数人宁可坐拥挤且速度较慢的公共汽车而不坐出租车，因为出租车的成本太高，个人负担不起。整个社会也负担不起。而这一切生产和消费的抉择，它们已经根深蒂固地扎在每个人的头脑里，已经成为人们的生存习惯，反而忘记了这一切的根本是价格系统。如果没有了价格系统，这一切都要发生严重的混乱。 经济学的目的就是研究通过节约的途径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消费需求。这里所指的节约是节约什么呢？就是节约“稀缺性”，节约“价值”,也就是节约“钱”。钱可表示稀缺性,正因为存在着价格系统，它表示一切通过人类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的相对稀缺性。如果价格系统混乱，节约钱不等于节约稀缺性，人们的生产和消费就失去了方向。有人幻想人类社会将发展到没有商品，没有交换的阶段；认为只要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物质无限地丰富，稀缺性就不再存在，我们甚至可以用黄金去造厕所。可是，如果一个社会果真用黄金去造了厕所，说明这个社会的稀缺性标志陷入严重的混乱，它必定是一个穷困的社会，逞论物质的无限丰富。可见科学技术要成为生产力，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价格系统作为决策背景。如果价格系统出现了混乱，银的价格比铜低，科研成果不但不能缓解稀缺性的制约，反而浪费了资源，加剧了稀缺性制约。或者科研人员无视价格系统的导向作用，独出心裁地从兴趣出发，或从他自以为是的价格系统出发，费了时间、精力和物耗，研究出来的成果不能商业化，也就是不能从节约资源中赚钱，这些成果事实上是毫无价值的。技术确实可以为生产和生活提供众多新的可能方式，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有价值的。一个成果之是否有价值必须拿到市场上去判断，判断的结果是由各种产品的相对价格作出的。我国不少科研成果之所以不能商品化，一方面固然有体制上的问题，另一方面成果本身是否有市场价值往往也存在着问题，因为不少科研人员并不具备必要的经济观，在确定科研目标时就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 工厂从事生产活动，但生产活动并不是生产物质，出为物质既不能被生产，又不能被消灭。经济学中的生产是指生产价值。消费也不是消费物质，而是消费价值。所谓生产价值是指产品的价格高于其成本，差数就是工厂的利润，也就是工厂为社会新增的价值。一个工厂如果亏损，说明它生产出来的价值比消耗掉的价值还少，工厂实际上是在消费而不是在生产。究竟工厂是在生产还是在消费，完全取决于它的投入品和产出品的相对价格。随着相对价格的变动，一家工厂可能从盈利变为亏损，或者从亏损变为盈利，尽管它的生产过程并无任何变动。价格可以用来衡量一种活动是否创造了价值，使得一些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判断变得一目了然。买空卖空的证券市场是否为国家增加了财富，只要看它是否在竞争性的市场上赚到了钱。如果赚钱，这部分钱就是证券市场生产的国民生产总值。如果它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从事证券交易的人就成了社会的寄生虫。国家就应该取消证券市场。 计划经济之所以不成功，从经济理论来看，根本的原因是它产生不出一个能真正标志稀缺性的正确价格系统。一个正确的价格系统是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关心自己的利益，通过讨价还价形成的。缺乏这些条件价格必然陷入混乱。在原体制下，由国家办企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也是企业的主人。企业作为生产者如果以低价格将产品出售给人民，企业赔了钱，可人民得了便宜，这本来就是人民企业的目标；企业以高价格将产品出售给人民，企业得了利润，而这利润最终还会返回给人民。所以原体制下价格高价格低不造成任何区别。原体制下利益主体的合并，是不能产生正确价格系统的根本原因。从表面上看，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一致，可以减少社会摩擦，降低社会成本，实现大同世界。可是由于价格系统在人类生产和消费中的非凡作用，生产者和消费者必须有竞争和讨价还价。否则价格一旦陷入了混乱，计划人员不可能从几个方案中选出最佳方案，他更不可能扭转由于歪曲的价格导致的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错误选择。何况什么是正确选择的问题他自己也说不清，于是该进口的东西反而在出口，长线的产品还在增产，有限的资金投到了产生不出效益的项目上去，全社会的经济效益不断恶化，人民生活必然走向贫困，从这个教训中我们可以预言，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着稀缺性问题，价格系统就是必不可缺的。而一切资源相对于人的无限消费欲望而言永远是稀缺的。由于人口增加，矿产资源的不断被消耗，资源的绝对稀缺性必定会加剧，每种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不断在变化，为了克服资源的限制，保证人类物质生活程度能提高，则一个正确的价格系统永远是需要的。所以价格的存在远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久远得多。 保险业的兴起对人民生活安定和经济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从火灾、车祸、运输事故，一直到医疗和人寿都可以保险。现代社会已经离不开保险。 单纯从概率理论来分析，人们是不会保险的。因为保险公司根据发生事故的概率和损失额的大小精确计算出保险费该是多少。假定保险公司不赚钱，并假定保险公司本身的业务开销等于零，保险费应恰好等于事故损失的期望值。如果计入保险公司的利润和业务开销，保险费就比损失的期望更大，所以从经济上看花钱投保是不合算的。那么为什么人们愿意参加保险呢？这可以用经济上的效用理论来解释。 效用理论确认，当一个人拥有的钱越多时，每一元钱的效用值越低，所以只有富人才会买各种豪华型消费品。这些豪华消费品的基本功能和普通消费品是差不多的，它们提供的额外效用非常有限，可是价格却贵多了，手表能说明这一现象。豪华手表比普通手表贵上百倍，它们计时的基本功能都是一样的。基于这一现象，人们愿意在富有的时候拿出一部分钱放在万一变穷时来使用，哪怕因此而额外花些钱也合算。由于所花每一块钱的保险费比之万一出事故所获得每一块钱赔偿费的效用小，所以虽然从钱的绝对数量来看，花钱买保险并不合算，但从钱所提供的效用来看却有所增加，这就是人们愿意花钱买保险的原因。和保险相反的活动是赌博。一般而言，赌博赢钱的期望值小于所花掉的赌本，其差数用于赌场的开销，赌场还要赚钱。而且万一赢了一大笔钱，其效用值也很低，赢钱的赌客常常大笔花钱用于购买华而不实的东西。所以美国的赌城大西洋城和拉斯维加斯的商店里出售几千元一套的西装，几万元的钻戒。从效用理论看，即使赌博赢钱的期望值正好等于所花掉的赌本，人们仍失掉了钱所提供的效用。所以赢了钱挥霍享受，输了钱不得不勒紧裤腰带。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还有兴趣参与赌博呢？答案是花钱为了买刺激。赌博本身成为一种娱乐，花钱就是为了购买赢钱时的兴奋和输钱的懊丧。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既花钱买保险，又花钱上赌博，有时想躲避风险，有时想铤而走险。但是从经济学中关于理性人的假定来分析，这一现象仍是不难解释的。花钱买保险是防止大的灾难造成无力重新站起来的后果，花钱去赌博是花小钱去买刺激。如果想靠赌搏发财，那就不是理性人的行为，后果是极其危险的。 很多经济活动都涉及到风险，特别是投资。在决策时所作的种种预测，例如对市场的估计，对竞争对手的估计等都可能失算，人们希望能避免风险，于是想起了保险。可是世界各国的保险公司没有任何一家能承保市场风险的。原因何在呢？设想如果有某一家保险公司愿意承办中场风险，它应收取多少保险费呢？按照保险业的一般原理。保险公司应该先调查投资失败的概率，然后乘以万一失败遭受的经济损失，加上经营成本及利润，就可得出保险费。可是一旦享受了保险赔偿，投保的企业就会漫不经心地从事经营或投资，结果早先调查得出的失败概率就不适用了。这一分析说明，保险只能对付客观上具有稳定概率的事件，而不能对付失败概率主要由主观努力决定的事件。 市场风险如果可以投保，结果会使风险所造成的盈亏相抵。因为企业交的保险费将吸干他们的风险利润，这笔钱正好用于赔偿遭受风险损失的企业。保险的结果将使风云多变的市场变成一潭死水，人们也不再有兴趣去从事经营了。 但是以上的分析有一个例外，即美国法律要求银行对存户的存款保险。万一银行因管理不善而破产，存户的存款不致遭受损失。这样的规定是有道理的。因为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原闲之一就是银行出存户听信谣言纷纷去银行挤兑，挤跨了几家大的银行，造成金融混乱。存款保了险，存户就不会去挤兑了。可是，任何措施都是有利又有弊。前两年，美国大批储蓄贷款所因投机亏损和经营漏洞而倒闭。国家为了给存户的存款保值，不得不拿出近千亿美元来作保险赔偿，结果不但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增加厂保险费（相当于减少了存款利息），而且那些经营不善的人逃脱厂市场的惩罚。这一政策究竟得失如何，又在美国国内引起一场争论。 1990年前后北京出现了定价较低的出租车，它用小面包车，所以北京人叫它“面的”。”它可以坐5个人，每公里收费1元，超过10公里每公里1．5元。当时，北京人莫不称赞说“面的”大大方便了普通市民的生活，可是时至今日，“面的”成了北京人抱怨的对象，顾客经常被拒载，服务态度大不如前。出租车管理部门虽然订出了严格管理办法，可是不见其效果，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服务态度问题，但实际上是价格问题。 1993年至1995年的3年来北京的物价上涨了至少40％以上，可是出租车定价未变，司机们的收入无形中降低了将近一半，现在“面的”司机如果不拒载，有活就拉，每天上作8小时，一个月下来的收入仅够支付成本开销。司机是靠着挑活，一天十上12小时才能挣上大约2000元一月。这样的收入水平算是很高的，但如果自己要按市场价格租房子住，没有公费医疗和养老保险。这样的收入和吃大锅饭的人相比优越性并不大。他们有公费医疗和养老保险，每天名义上工作8个小时，实际上只不过五六个小时，没有被解雇的危险，每个月能拿上500元也可以活得蛮舒服。所以现在不像两年以前有许多国营单位的司机辞职干出租车，倒是不少司机又在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只有那些配偶一方有大锅饭优越性，住着低价房租的司机还能安心干下去。 “面的”拒载的主要原因是在红灯前停车不计费，近两年来北京交通条件在恶化，在市区内堵车是每刻都存在的事实。所以名义上“面的”比之夏利出租车（每公里1．4元）的每公里定价只差1/3，可是实际上同一行程夏利车比“面的”高出将近一倍。过去“面的”不拒载，夏利车的生意全被面的抢走。现在“面的”在城区拒载，夏利车夺回了一部分市场。我们在城区看到的大部分是夏利出租车。至于每公里2元的豪华出租车，市场被“面的”和夏利挤占，情况就更惨了。他们只能靠在宾馆和机场排上几个小时的队，争来拉一趟活，别人靠努力工作赚钱，他们靠耐心等待赚钱。这样的价格结构不是鼓励人多干活，而是多等待。由于价格不合理而出现了一批专靠等待赚钱的行业，票贩靠排队买票再转手倒卖（更有人行贿走后门，或干脆伪造车票），医院里也有靠占号得到收入过日子的。计划经济的时代更是样样离不开排队，买一样东西排队所用的时间超过了生产这东西的时间。 红灯前停车应不应该由乘客付费是有争论的。多数乘客认为等待是因为别的车辆大多，堵了我的路，并不是我本身的过错，可是别的车子却认为是你开车上路堵了他的路。所以红灯停车无疑应该由顾客付费。现在的“面的”计价办法成了由出租车司机付费（由于等待误了里程的损失），显然不合理。所以要解决“面的”司机拒载的办法是停车时要乘客付费。严格他讲，乘客不但应为停车付费，而且应该为北京几十座立交桥的建筑付费，为二环、三环线的建筑付费。因为这些立交和环线基本上是为汽车上路而修的，行人和自行车都不能直接利用。目前这笔经费是由北京的纳税人（甚至可能还有外地纳税人）承担，当然不尽合理。如果把这些费用都算上，乘客要付的里程费也许要加倍，其中一部分由出租车司机以税的方式上交北京市政府。这样可以减轻北京纳税人的负担。拿出租车收费标准作一国际比较，北京的收费标准极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将相关的市政设施费用计入其中。坐小汽车的人都是高收入阶层，用全体纳税人的负担去补贴坐小车的人，更有害于公平。何况北京小车中外国人用车的比例较高，确实没有理由叫北京纳税人去补贴外国坐车人，如果小车通过纳税负担公路和立交的修建费，坐车的成本将大大上升，坐车的人将减少，道路也不会这样挤了。 豪华车收费高于市场均衡价，所以收费标准应该降下来。如果降低收费标准将使行业亏损，那就应该减少豪华出租车的数量，可是现在北京市出租车管理处并没有采取这两项办法，而是用不公平竞争的办法限制“面的”进入市场。譬如规定“面的”不许进入宾馆拉客，不许从首都机场拉客等等，其结果是大大增加了出租车的空驶里程。我同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公布近两年。可是政府的规定自己就违了法。而且这种违法行为是发生在首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难怪群众对法律的实施缺乏信心。 限制公平竞争当然是“面的”司机抱怨的。其实拒载也是“面的”司机不得已的，因为拒载同样增加了他的空驶距离，只不过和不拒载相比损失小一点罢了。由于价格扭曲造成空驶增加是我们看得见的损失，还有不能直接见到的损失。由于“面的”拒载，顾客浪费了找车的时间，由于起价是10公里，有些短短距离的顾客感到吃了亏，就不愿雇车用。乘客减少了方便，司机减少了市场。由于超过了10公里每公里计价增加50％，司机不愿跑正好10公里的活计，增加了拒载的考虑，对于乘客而言，如果走的距离很远，不如中途下车换车，增加了不便，浪费了时间。分析到这里，我们看到北京出租车行业由于定价扭曲造成了各种可见和不可见的浪费。北京一年出租车的营业额大约是50亿元。假定浪费是营业额的2％，每年的浪费就是一个亿；如果浪费是营业额的10％，每年就是5个亿。 怎么办？道理很简单，取消一切不合理不公平的计价办法。豪华车降价或减少车数，降低“面的”起价里程，停车要计费，在大市区内行驶一律不加50％的返空加价，增加出租车的纳税并由乘客承但（但此政策必须公平地对一切上路的汽车实施）。 1995年 ------------------ 寸光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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