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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一节中确立的看法是，投资对经济的增长是必要的。由此，我们在被动的意义上可以说。储蓄是经济增长所必须的，因为要投资就必须进行储蓄。尽管如此，人们仍然要问，投资过程是否会自动创造所需的一切储蓄。因此我们不必为储蓄的数额担心，而集中力量进行投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储蓄是否可能因破坏商品需求而抑制投资，所以鼓励人们花钱比鼓励人们储蓄要好。这些问题已经提出很久了，我们在详细分析储蓄的来源之前必须先谈谈这些问题。 在任何收入水平上，人们只能消费现有的那么多消费品。 由于他们的收入来源于生产的消费品和投资货物，又由于他们只能购买消费品，所以他们必须把自己的收入中相当于已经生产的投资货物的价值的那一部分钱储蓄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的储蓄额始终与投资额一样多。然而，他们这样储蓄的数额，可能并不等于他们在那个收入水平上愿意储蓄的数额。如果他们希望多储蓄一些，他们就要减少消费品的开支；如果他们希望少储蓄一些，他们就将增加消费品的开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们的开支不会与消费品所产生的价值完全一致。如果人们希望自己储蓄的数额超过投资的数额，那么生产消费品的厂商就要亏本，因为他们作为成本付出的那部分收入就不会作为销售额回到他们那儿来了；如果人们希望自己的储蓄数额少于投资的数额，那么这些厂商就会赚取意想不到的利润。无论哪一种不平衡现象都会引起进行调整的运动。如果人们希望自己储蓄的数额超过投资的数额，那么亏本的厂商就会减少支出，收入和就业人数就会减少。如果反过来投资超过储蓄，厂商就会增加支出，因而收入增加。如果存在着可以吸收的闲散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资源，那么收入的这种增加也将反映在实际产出和就业人数的增加上。但是如果扩大产出所需的某些资源或所有资源都短缺，那么收入的增加将仅仅表现为价格的通货膨胀性上涨。 因此，这就是对储蓄是否有关系这个问题的答案。它确有关系。鉴于投资水平，如果人们的储蓄愿望过于强烈，物价就会下跌，如果他们的储蓄愿望不够强烈，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么产出增加，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要么价格上涨。鉴于投资水平，人们同样有可能希望储蓄过多或过少。 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思想中，没有产生这些问题，因为人们不习惯于将投资水平看作是一种可以独立于储蓄水平的东西。按照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企业家将他们自己的或借来的储蓄进行投资。他们不能将并不存在的储蓄用于投资，一切储蓄金都自动地用于投资。因此，储蓄永远等于投资，投资的水平决定于储蓄的水平。由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希望增加投资，他们就能集中心思改进刺激储蓄的办法。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既认识到储蓄金不一定总是用于投资的（有些储蓄可能贮藏起来了），也认识到某些投资可能超过当前的储蓄额（人们可能将贮藏的钱拿出来或筹集额外资金用于投资）。因此，我们对决定储蓄的力量和决定投资的力量单独进行分析，并认识到任何时候都十分可能存在对当时的投资水起来说储蓄过多或过少的现象。 此外，当我们研究决定投资的力量时，我们看到了另一n种可能性，而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都忽视这种可能性。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即储蓄额的增加可能抑制投资，而不是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自动导致投资的增加。这种理论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社会资本与其消耗量之间的比率是固定的，因为如果情况并非如此，资本积累的速度可能比消耗增长的速度快，资本消耗的增长率的下降不一定会制止资本的增长率。资本与消耗的比率是固定的吗？不一定是固定的。 首先，生产消费品的工序的资本密集度可能比较高也可能比较低，作何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资本比其它资源便宜多少——也就是说取决于利率的水平。现在，进一步履行节约似乎会使利率下降，如果利率已经是很低了，那么下降的幅度不会很大，但是如果利率很高，那么下降幅度就会很大。因此，进一步履行节约可能会鼓励生产者使用资本密集度比较高的工序，所以可能为生产消费品而刺激资本的生产，哪怕消费品的需求量增长的比较慢也罢。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限制消费量的增长朝一个方向拉，利率下降则朝另一个方向拉，所以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净效果，我们没有把握。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问及消耗是什么意思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正如我们在前一节中所看到的，即使在富裕的工业社会中，固定投资总额中也只有大约30％的资金用于制造业和农业，因此与商店中的这些东西的消耗直接有关。大约60％被房屋、公用事业和公共工程吸收了，这些东西的需求量——或者无论如何是这些东西的投资需求量——与消费者目前在商店里的花钱水平并不是非常密切地相适应的，因为这些是期限很长的投资，从比较长远的观点来看，同所预期的需求量也是同样适应的。这些投资的资本密集度也是非常高的，资本—收入比率比制造业和农业的资本—收入比率高四五倍；由于这个原因，它们对利率的变动特别敏感。因此，进一步履行节约会减少对制造业的投资，同时对住房、公用事业和公共工程超比例增加投资，这看来是十分可能的。从理论上说，增加储蓄有可能抑制投资，但是增加储蓄同样有可能促进投资。 那些资本已经非常充裕因而投资动力微弱的国家，必须考虑储蓄水平过高的可能性，否则可能遇到长期缺乏投资机会的危险。是否存在任何这样的国家，这是可以争论的，因为甚至连最富裕的国家也在不断提高它们所期望的住房、通信、医院等的标准，并在发明新的消费品和新的生产方法，这些都需要新的资本。我们将在下面（本章第三节（四））讨论这些国家的问题。在欠发达的国家里，不存在这种危险。这些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私人如能筹到资金，他们很愿意投资，此外，政府需要对公路、供水、抗洪、灌溉、电力、工厂、学校、房屋、医院等许多工程进行投资。对这种投资起限制作用的并不是没有需求，而仅仅是缺少储蓄来为这种投资提供资金。在这些国家中，将比如说占国民净收入12％的富有成果的政府投资计划保持几十年是可能的，但是人们只愿意储蓄4％或5％。因此，如果筹措资金来弥补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那么得到资金的人就会在消费者市场花钱过多，因而会出现通货膨胀的趋势。另一方面，如果人们比较自愿地进行储蓄，那就可能增加投资而不会发生通货膨胀。不管比较发达的国家的情况如何，妨碍到欠发达国家进行数额比较大的投资的因素是，目前人们太不愿意储蓄了。 现在，有些人认为，在这些国家，为了提高生活水平，进行投资是极其必要的，即使要付出通货膨胀的代价也要投资。 因此，必须继续进行分析，看一看如果在超过自愿储蓄的水平的情况下进行投资会发生什么情况。 一般说来，答案是货币收入将不断增加，直到它达到储蓄与投资相等的水平时为止。进行分析的目的是要发现这种平衡是如何达到的，需要多长时间，其间价格和产出会发生什么情况。 首先谈谈产出。我们必须将产出立即发生的情况同在适当的时候这个过程创造的新的资本货物开始产生效果时产出发生的情况区别开来。新的资本货物创造的产出是一样的，不论它们的资金来源于储蓄还是来源于新筹集的资金。它对价格的影响也是一样的，也就是它使价格下降。在这方面，对于目的在于创造有用的资本货物的通货膨胀与其它通货膨胀要作重要的区别。当通货膨胀的目的是为了把货物腾出来用于毁灭目的时，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把通货膨胀与战争联系起来。这种通货膨胀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不断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可能会面临不断减少的货物供应量。与此相反，创造有用资本的通货膨胀会自行消失，因为它们迟早会造成市场货物供应量增加。产出有多快和多大，这取决于以这种方式集资的企业的性质。如果一项建校计划用这种方式筹资，那么价格将长期上涨，当表现在离校学生人数增加的效果开始显示出来时，价格可能不会下跌很多。但是如果新的资金在乡村用于保护水源，实施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建成、花钱很少而水浇地的产量可以翻一番的计划，那么价格将上涨很少，并将很快下降，下降的幅度会比上涨大得多。 记住下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创造有用资本的通货膨胀最后会自行消失。尽管如此，分析一下在新资本产生效果之前的过渡时期所发生的情况也是重要的。在过渡时期产出发生什么情况，因此也就是价格发生什么情况取决于经济是否有闲散资金，这种资金很容易地被吸收来用于增加产出。在工业国，在发生衰退期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当投资增加时，因此有了工作做的人们用他们的一部分收入购买消费平，这就鼓励生产消费品的厂商生产更多的消费品，从而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这种螺旋形上升继续下去。可是在欠发达国家，情况就不同了。它们没有那种许多有用的设备闲着无用的工厂——或者就是有，为数也不多，甚至连最小的需求压力也会很快使产出达到极限。在其中有些国家——尤其是在非洲——失业的人也很少，这种失业者是指如果以目前的工资向其提供就业机会马上就能工作的人。其它一些国家——尤其在亚洲——则人口过剩，特别是在农村，但是没有与人口相应的设备。如果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那就会使农业和手工业的产量略有提高，但是很快这些行业的生产能力就会达到极限，进一步增加货币收入只会起到使物价上涨而不是使消费品产量增加的作用。 尽管如此，即使在由于缺乏生产粮食的土地或者生产制成品的机器而使消费品的产量无法提高的经济中，仍然有可能利用剩余劳动力来生产某些形式的资本，而不需将土地或设备从其它用途中抽回来。我们已经看到，大约50—60％的固定资本形成出现在建筑业中。现在有许多种建筑可以用手工进行，实际上不使用稀有的设备——从建造金字塔到19世纪中叶修建铁路大隧道的人类各项成就就是见证。剩余劳动力可以用来修筑道路，修建灌溉沟渠、蓄水池、房屋和其它许多种类的工程，无需减少任何其它东西的产量。其中有些工程，尤其是那些与农田用水或开垦土地有关的工程很快就能产生丰硕的成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比没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优越，因为后一类国家不从生产消费品的部门抽回劳动力就不能增加它们的资本形成，而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则可以增加资本形成而不必在其它货物方面付出代价。 妨碍使用这种剩余劳动力的一个因素并不是缺乏固定资本，而是缺乏流动资本。如果向雇来挖灌溉渠道的工人支付工资，工人们将把他们的工资拿到市场上去花掉。货币需求量将源源不断地增加，而消费品的产量不会相应地增加。因此，价格往往会上涨。这种情况，加上需求量的增加，也会刺激消费品的进口，这对国际收支会产生不利影响。如果用严格控制进出口的办法来防止这些影响，其结果只会使国内流通的货币数量增加，从而增加对国内价格的压力。 这种价格上涨的前因后果是消费品从经济的其余部分转向新就业工人的再分配。这些新就业的工人原先以某种方式勉强餬口，也许是靠亲戚的接济过日子。现在他们境况好转了（否则他们大概不愿就业了），因此，别人的境况必定更差了，因为消费品的产量没有增加。所以价格的上涨仅仅代替了纳税，因为如果政府向整个社会征税，并用这些收入来支付开挖灌溉渠道的工人的工资，那么所得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虽然价格没有上涨。是让通货膨胀还是征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抉择。如果政府认为用通货膨胀的办法集资造成的政治困难少于征收同样数额的税所造成的政治困难，它们就用通货膨胀的办法。 在通货不膨胀或者不征税的情况下完成基建工程的另一种办法是，说服人们为这些工程工作而不取报酬。我们已经看到（第三章第1节（一）），如果上述工程完全是对当地有利的，如果它们可能对村子里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好处，那么这种办法确实是可行的。对这种活动，政府也是要花钱的。 首先，它必须设立一个行政机构，以便在村子里为这种活动作宣传，组织村民们讨论和规划他们要做的事情，对活动的实施进行监督，一般说还要同受这些活动影响的所有其它政府部门进行联络（企图组织“社区发展”而没有专人来做这项工作是决不会有多大作为的）。其次，政府一般必须提供在当地不易得到的原料，还要支付帮助工作的熟练工人或其它技术人员的工资。人们已经发现，政府必须为以这种方法完成的工程提供30—50％的费用，其余50—70％无偿劳动的价值。这种努力是有价值的，这不但是因为这种投资将提高产量，或者采用这种方法可以避免通货膨胀和征税。它们之所以有价值还因为它们在乡村培养集体精神，因为它们使得村民们感到他们可以自助——这种感情一经唤起，可能在其它许多方向开花结果。这也是最好的计划工作，因为村民们不是被迫进行集体劳动，他们只为他们需要的项目工作；而在行政管理中心规划和支付报酬的工程，往往不能满足人民的实际需要，即使它们确实没有完全忘却遥远的农村地区的话。 完全有理由将“社区发展”工作能够得到的一切资金全部用于这种发展工作。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这对资本形成可能做出的贡献，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限制，那就是人们将只为严格符合当地利益的项目工作。因此，决不能将它看成是可以代替大规模资本形成的其它方法的东西。在实行强制劳动的国家里，无偿劳动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其它国家，它的规模是受限制的。 让我们继续设想资本形成是靠创造货币来集资的，并且继续讨论通货膨胀，看一看发生什么情况。首先，我们必须消除国际收支方面的危险。如果让通货膨胀而不控制进口，那么外汇储备很快就会枯竭。还可能有必要控制出口，否则国内需求量的增加将促使公众消费本来可以出口的国内商品。 如果出口商品由那些并不在国内消费的商品（橡胶、可可）组成，那么就不会发生这种困难。但是如果出口商品也是国内可以消费的（大米、棉花、油菜籽），它可能是很重要的。控制出口并不容易，因为这涉及发放某种许可证或征购问题，对大工厂或种植园实行这些措施容易，对手工业工人或农民实行这些措施比较困难。然后还有由于国内提价而在出口市场上造成的困难。如果一个国家的出口是为了竞争，这是从该国的产出仅仅占世界产出的一小部分这个意义上来说的，那么世界价格不会受其通货膨胀的影响，当与世界价格相比国内成本上升时，它的出口额可能减少。可采取给予出口补贴等各种办法，但是任何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的最后结果必然是货币贬值。这对小国来说并没有不利的影响，因为它的贸易条件并没有受到货币贬值的不利影响，又因为它的国外资产和负债通常是根据外汇来确定的；但是这对大国可能具有比较重大的意义。除了出口方面的这些困难以外，还必须再次强调控制资本外逃的必要性。通货膨胀促使人们保存外汇而不是本国货币，尤其是如果他们预料本国货币会贬值的话。如果把所有这些都考虑进去，那么要全面控制外汇情况，使通货膨胀对国际收支不产生某种不利影响，这显然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有些国家发现这些事情比其它事情容易处理。 我们假定不许国际收支情况恶化，并继续进行分析。我们接着注意到，即使产出不变，某些欠发达国家在价格不受压力的情况下创造一些资本也是可能的。凡是经济越来越货币化的地方，就是这种情况，这是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说的，即与为了维持生计或物物交换而进行的生产相比，使用货币的数额越来越大了。由于人们需要更多的货币进行交易，就可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而价格不会受到压力。同样，在产出日益增加的任何经济中，可以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而不会使物价上涨，不管这种增加是因为人口不断增加，还是因为有更多的土地用于耕种，或者因为生产率提高了。在任何日益增长的经济中，人们需要持有更多的货币，所以政府可以发行更多的货币而不会使价格上涨。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财源实际上并不很大。流通货币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始终大大低于1。因此，即使换算成货币的产出每年增加2％，筹措用于投资的资金很难超过国民收入的大约1％，否则就会造成压力。 超过这个水平，如果创造更多的货币用于投资，那么投资就会越过储蓄。于是货币收入就会不断增加，直到储蓄赶上投资时为止。达到这种新的平衡需要多长时间，这取决于储蓄水平是与货币收入密切相关，还是仅仅与实际收入密切相关。如果储蓄仅仅是与实际收入密切相关，那么储蓄不能靠增加货币收入来增加。因此，直到新的资本货物开始使消费品的产量增加之后，是无法达到这种平衡的。如果通货膨胀将收入从非储蓄阶级转向储蓄阶级，那么是可以在不增加实际收入和新的消费品到达市场之前达到平衡的。 让我们比较充分地探讨一下通货膨胀逐步消失的可能性如何，即使不考虑它最后会给市场带来的消费品产量的增加。 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可以设想如下最有利的情况。假设政府雇用失业工人筑一条拦河大坝，并修建灌溉沟渠。这些失业工人将工资在市场上花掉，结果是价格上涨。如果我们假设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利润增加，并把这些利润全部储存起来，或者用于购买公债，那么就不会发生通货膨胀。价格上涨的数额相当于投资的数额，但是储蓄额也增加那么多，所以，虽然投资过程继续下去，价格也不会再涨了。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况。如果我们假设，价格一上涨，全体社会成员为了使他们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保持不变，要求并得到较高的工资、薪金和支付的利息，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极端的情况。 根据这一假设，在可以得到消费品新产量之前，是无法达到均衡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的过程不会使收入转入可能储藏钱财的阶级。 因此可以说，实际上，通货膨胀限制在狭窄范围内的可能性取决于（1）通货膨胀是否会使收入转入储蓄阶级；（2） 他们将储蓄金派什么用场；（3）多快能得到新生产的消费品。 关于（1），一般说来，从通货膨胀中得到好处的阶级是企业家、农民，在某些情况下还有政府，企业家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他们出售的商品价格的上涨速度往往比工资、薪金、房租、债券利息、养老金和他们其它一些开支增加的速度来得快。农民能得到好处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粮食上涨的幅度比其它价格的上涨幅度大，这是由于粮食的需求量是无弹性的。 现在农民和企业家都比社会上其它阶级节约，所以几乎可以肯定，通货膨胀会使储蓄额增加。相反的意见是一种局部的意见。通货膨胀使拿薪金的中产阶级的储蓄额减少，因为它使他们的实际收入减少了；由于这个原因，又因为中产阶级比其它阶级说得多和写得多，于是往往有人断言，通货膨胀使储蓄额减少了。可是情况并非如此。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减少了，而企业家和农民的实际收入增加了，这些阶级都比中产阶级更愿意储蓄。考虑一下通货膨胀对政府储蓄额的影响也是重要的。通货膨胀对政府收入的影响是根据收入中边际纳税额是比平均纳税额多还是少而各不相同的。如果边际纳税额超过平均纳税额，那么货币收入的增加就会使国民收入中纳税的份额提高。这样，到最后，开始靠发行货币来为其开支集资的政府，就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即它的收入已经增加了如此之多，以致于现在能保持新的开支水平而无需进一步发行任何货币。许多现代国家的政府都处于这种地位（例如英国、美国和苏联）；而相反，在许多其它国家，政府收入在通货膨胀中落后于货币收入，其结果是通货膨胀使政府的赤字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 至于（2），即使通货膨胀使储蓄额增加，这也不会使通货膨胀停止，除非储蓄金被储藏起来，或者用以代替更多的新货币来作为一直在造成通货膨胀的投资资金。因此，如果企业家像他们乐于做的那样将其新获得的利润用作更多的新投资的资金，这对资本形成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它也可以使通货膨胀继续下去。如果在另一方面他们用自己的利润去购买公债，政府就能停止发行新的货币来为它的计划提供资金。 （或者，如果从银行借钱的企业家制造了通货膨胀，那么如果现在获得利润的企业家用它们支付银行礱e款，或者将它们储藏起来，或者购买正在进行新的投资的企业家的证券，通货膨胀将得到制止。）农民用他们的利润偿还债务，购买更多的土地，其效果如何取决于放债人和出卖土地的人将这些钱派什么用场。放债人也许把它储藏起来，等待“更好的”日子（即农民再次缺钱的日子），出卖土地的人可能以不同的方式作出反应。如果政府希望通货膨胀尽快停止，同时又保持其较高的（实际）开支新水平，如果它不能依赖将自己的储蓄金贮藏起来的储蓄者，那么它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这些储蓄金，不是以征税的方式把它们拿走，就是通过出售公债的优惠条件把它们拿走。 储蓄金是贮藏起来还是投资于公债的可能性取决于通货膨胀率有多高，通货膨胀的时间持续多长。如果价格迅速上涨，或者持续时间相当长，那么人们就会对货币丧失信心，既不会保存货币，也不会保存公债。他们宁愿保存不动产，因为不动产的价格是随着通货膨胀而上涨的，人们普遍抛出货币而购买货物，这会加剧通货膨胀。人们是否抛出货币而贮存商品或固定资产，这部分是一个调节问题；总是有人抛出货币而购买商品或固定资产的。做股票投机对经济是有害的，因为它使原料更加短缺，甚至可能使生产缓慢下来，从而使价格上涨得甚至更快。购买固定资产的结果会使一些新的资产建立起来——建造房屋，改善农场，还可能出现许多新工厂。通货膨胀使固定资本形成增加；即使是恶性通货膨胀，例如1919—1923年德国的通货膨胀，也会产生这种结果。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结果，因为它使实际产量增加，使生活水平提高。但是在这种创造资本的方式发生的时候，它会使通货跟着膨胀，甚至可能像购买股票那样，由于从消费品工业抽走资金，使消费品的产量暂时下降，因此使价格更加急剧地上涨。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有一个有效的行政管理机构，它就可以用规定最高价格、配给基本消费品和发放新投资许可证的办法来防止通货膨胀失控。如果这些政策获得成功，它们也能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因为人们往往把他们不能用于购买配给商品的钱储蓄起来，所以储蓄将同投资保持均衡。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美国战时财政获得成功的秘密之一。在此期间，尽管作出巨大的战争努力，物价只上涨了50％左右。（另一件重要武器是很高的边际税率，它吸收50％或更多的支出，其速度和它产生收入一样快。）目前，管理通货膨胀使其不致于失控的方法，比20年前得到人们更深切的理解。然而这些方法只有拥有有效行政机构的政府才能使用，这些政府主要是先进工业国的政府。欠发达国家的行政机构的效率相当低，它们控制通货膨胀的尝试所造成的害处往往和它们带来的好处一样多，尤其是如果这些尝试的主要效果是使得毫无控制地生产非基本必需品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或者建立黑市网和鼓励贪污腐化的话。 通货膨胀的最严重后果是物价大幅度上涨或者持续时间很长，以致使人们对货币丧失信心。短时间幅度不大的通货膨胀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在二三年内物价每年上涨5％，人们是不会感到恐慌的，因为他们相信，物价不久会再次下降。管理得比较好的国家的货币当局维持了这种信心，它们的习惯并不是逐年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而是使短期货币膨胀阶段与严格限制阶段交替出现。银行信贷上升三步，下降一步，而不是连续上升。这样，创造新货币有助于资本形成，而不会引起恶性通货膨胀，也不会严重影响人们对货币和公债的信心。原则是，如果要将通货膨胀用于资本形成，那么最好是一次用一点，而不要连续使用。 至于（3）我们已经看到，在任何情况下，用于创造有用资本的通货膨胀会自行消失，因为到适当时候，新资本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消费品，这些消费品不但会制止物价上涨，甚至还会使物价下跌。此外，实际产量的这种增加也可能使储蓄增加，因而提供了使投资保持在较高水平的储蓄金。储蓄增加不一定意味着实际产量也增加，因为储蓄水平是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而不是与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可是我们无需马上讨论这一点，因为我们一会儿就要讨论决定储蓄的各种因素了。 如果要将通货膨胀用于资本形成，它只应间歇地和少量地使用；除了这条原则，我们不妨再加上这样一条原则，即它只应当用于很快就能完成的，此后利润率很高的投资。要说明用新资金资助一项农业推广业务，传播高产新技术知识的例子，或者那些向农民提供更多的水而又不涉及在河流上修建工期长、造价高的工程的措施，或者使新的肥沃地区迅速可以耕种的清理土地、排水和开垦土地的计划的理由，是比较容易的。而需要大量外汇的计划（例如为工厂购买机器），或者实施起来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计划（例如多用途河流流域工程），或者资本和产量的比率很高的计划（例如建造幼儿园），用创造新货币的办法来筹资是不适当的。人们可能认为，这条“原则”并不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所有投资来源于全部储蓄，所以从一个规划中挑选出几项计划是没有用处的，这些计划被说成是通过自愿储蓄来集资的，而其它计划则被说成是靠创造新货币来集资的。因此，也可以认为，比较好的“原则”将是避免所有这样的计划，它们与产出相比费用很高，或者实施时间很长，或者需要大量外汇，在这种情况下，边际计划将是那些从这些观点来看最不可取的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说，用新货币来提供资金的永远是这些边际计划。可是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许多计划不顾这些标准都在一项投资规划中找到了一个位置（例如公共卫生计划或工业化计划），实际情况并不是不包括在内的计划引起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永远比包括在内的计划大。因此，考虑这样一项投资规划是有意义的，即在制订这项投资计划时首先假定不创造货币，然后再加上这样一点，即如果允许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那么现在加到规划中去的计划在要不然不包括在内的计划中是最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的。（除了通货膨胀，如果最后的收获是丰硕的，那么就不应当排除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产生效果的投资；这些投资和其它投资之间的抉择，仅仅取决于利率的高低。） （二）国内来源 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已经看到，人均国民收入不增加的社会，每年的投资占它们国民收入的4％或5％或更少，而进步的经济每年将12％或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主要问题是理解一个社会从储蓄5％变为储蓄12％的过程——以及伴随这种转变而来的态度、制度和方法的变化。 人们习惯于从进一步履行节约和更有效地使用储蓄金的角度来说明这种转变。进一步履行节约是事实，但是如果因此认为主要的变化是社会上所有阶级都变得更加节约或者减少了浪费，那也会使人产生很大误解。因为主要变化是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营利企业家——它比所有其它阶级（地主、雇佣劳动者、农民、领薪金的中产阶级）都更节约，与所有其它阶级相比，它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大了。在私人资本主义社会，这些企业家赚取私利并为了自己的利益将它们用于再投资；而在苏联，大幅度增加的利润作为“营业税”被掩盖起来了，为了公众的利益，计划人员将这些利润用于再投资。但是，无论何种情况，从储蓄5％转变为储蓄12％的主要特点是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大幅度增长。 利润的相对增加不一定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的增加是一样的，因为这种增加同租金收入相对重要性的相应下降是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收入分配得极其不公平的社会，并不是那些具有巨额利润的富裕社会的经济，而是那些交纳巨额租金的贫穷、人口过剩的国家的经济。在斯里兰卡或波多黎各，10％收入最多的人，他们的收入大约占个人收入总额的40％，而在英国或美国，这部分人的收入在纳税之前接近30％。这些数字是有点令人误解的，因为公司未分配利润不包括在个人收入的估计数字里；如果将未分配利润考虑进去，那么两者不可能有多大差别。无论如何，就不平等现象而言，不可能对比较发达的经济和欠发达的经济进行一般性比较。 欠发达的经济之间是有差别的，这要看土地是多还是少，所有权是很分散还是很集中，还要看在它们内部，矿山或种植园等资本主义企业是否很发达。比较发达的经济也是有差别的，它们的个人收入的分配今天也比20年前公平（在纳税之前。虽然这主要是由于与分配的利润相比，未分配利润增加了）。然而，比较发达的经济和欠发达经济之间在这方面没有特别的差别这个事实，只对我们的结论有利。储蓄金和国民收入的比率不仅是与不平等现象密切相关，而且更确切地说是与利润和国民收入的比率密切相关。 巨额租金收入不会被储蓄起来，因为拥有土地的贵族并不考虑将他们的收入用于生产性投资——无论如何，在有一个资本主义的例子可以仿效之前，他们是不会有这种考虑的。 租金收入历来用于购买更多的土地，雇佣大批侍从（如果中央政府很弱，则包括一支私人军队），建造教堂、庙宇、陵墓和纪念碑，创办慈善事业，寻欢作乐。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资本主义的压力下，这些习惯改变了。租金要征税，再加上有利可图的资本主义投资的例子，往往使得地主变得更加节约；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租金甚至可能成为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储蓄来源（次要的来源）。可是这是在事件以后发生的； 所以不能以地主变得更加节约来解释社会从储蓄5％转变为储蓄12％这种变化。 农民阶级的情况也是如此。农民是一个阶级，他们既有节俭的美德，又动辄就要借债，这是自相矛盾的。农民之所以学习节约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离灾难的边缘是多么近。在某些社会里，差不多年年发生水灾、旱灾、蝗灾、牛疫或某种其它天灾，除了那些有点积蓄可以礱e补的农民以外，使得全体农民变得一譬如洗。这些经常发生的灾害是农民动辄就要借债的部分原因。与此同时，那些有积蓄的农民，往往不是将钱借给遭到不幸的农民，就是用来购买土地，无论哪种情况，结果都不是使资本形成增加。购买土地使价格上涨，并使土地的分布情况发生变化，但这并没有使土地出产更多的东西。如果农民拥有土地，他们可能投资改善土地，但是大部分改善土地的方法都会使土地的产量暂时下降（休耕、轮作、造林、种草、控制侵蚀），在土地遭受压力大的地区是不受欢迎的。农民还喜欢对牲畜进行投资，但是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农民对牲畜的态度不是以获利为目的的，所以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投资是一个负担，而不是利润的来源。考虑到农民的生活很不稳定，他们对土地和牲口采取不为营利的态度，所以农民的资本形成净额在国民收入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就不足为奇了。 拿工资和薪金的阶级比农民有比较固定的收入，在一般情况下，甚至连城市非熟练工人的收入也比普通农民多。然而这些阶级储蓄很少，因为他们想的是花钱而不是储蓄。工人的储蓄金很少。拿薪金的中产阶级储蓄不多，但是在几乎每一个社会，中产阶级用他们的薪金存的钱对生产性投资没有什么意义。这在统治阶级在种族上不同于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国家里尤譬如此，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中产阶级似乎要以摆阔气的挥霍浪费以及表明他们同外国统治者一样优越的热情来显示自己（第二章第一节（二））。在任何情况下，用薪金进行储蓄的数额是不多的，这几乎是普遍现象。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成员永远在为赶上同伴而斗争；如果他们设法存了足够的钱来购买他们所住的房子，那他们的日子就算过得不错了。他们可能存一点钱做子女的教育费或者在年纪老了的时候补贴生活，但是这种储蓄实际上被为了同样目的而用掉的储蓄金抵销了。如果收入或人口在增加，那么这种抵销是不完全的，因为每一代人储蓄的数额都比前一代人储蓄的、现在正在使用的数额大。这些储蓄金对于进行储蓄的个人来说自然是很重要的，存一点钱以便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使用，这是很重要的，即使在福利国家也是如此，社会改革家历来敦促人们储蓄，他们是正确的。可是，这些储蓄金仅仅是推迟未来的消费，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被其它推迟的消费抵销了，这个事实意味着，它们对于生产性投资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拿薪金的中产阶级储蓄额少这个事实也证明，储蓄和收入的不平等现象并不是直接有联系的。中产阶级的收入比平均收入或者小农或非熟练工人的收入多，两者之间的差距，欠发达国家比工业国大得多。其部分原因是由于欠发达国家更缺乏中产阶级的技能。出现这种现象也是由于中产阶级在比较富裕的国家和比较贫穷的国家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这就使得他们能在比较贫穷的国家要求过他们在比较富裕的国家所过的同样高的生活水平；事实上，由于穷国不得不从富国吸引中产阶级的技能，中产阶级在穷国的生活水平往往比他们在富国的生活水平高。因此，收入的更加不平等与被中产阶级消耗掉的国民收入部分增加有关。 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储蓄来源于工资、薪金和农民的收入。有证据证明，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这些储蓄很少超过国民收入的4％。日本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据说日本的这些数字高达8％或10％。根据迄今所作的最好的计算，欠发达国家小额储蓄似乎接近于国民收入的1％。无需说，即使占国民收入的1％、2％或3％，也不应小看：采取措施使小额储蓄从1％上升到2％或3％是很值的。这些措施在于确定机构、宣传和财政刺激的方向。可以设立一系列储蓄机构—— 邮局储蓄、友好协会、信用合作社、零售合作社、保险单、建筑协会等，经验表明，储蓄额的大小，部分地取决于这些机构的分布有多广；如果它们就设在人们的眼前，达到街道有储蓄所，工厂有储蓄所，或者甚至发工资时扣除储蓄金的程度，那么人们会比最近的储蓄机构也在一段距离以外的情况下存更多的钱。储蓄也是一种习惯，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宣传来养成。如果向人们说明进行储蓄的某种可以接受的理由，他们会存更多的钱。他们在战时储蓄较多的钱，其部分原因是他们相信这是一种爱国行动；他们也可能在实行发展计划的国家储蓄较多的钱，如果这些计划引起他们的兴趣，如果他们相信这是作贡献的一种方式的话。此外，还可以说服人们相信储蓄是符合他们个人或家庭利益的，说服他们为接受教育，安度晚年，购置房屋，举行婚丧仪式，或者作为预防疾病或灾害的一种保障措施而储蓄。即使这些储蓄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费抵销了，但是养成自力更生的习惯和避免受穷这两条理由迫使我们尽自己所能来促使人们储蓄。保险的原则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实行便宜的、广为宣传的个人人身保险制度对储蓄会起刺激作用。此外，对储蓄实行财政刺激应当适当，就是说利率应当有吸引力。小额储蓄的利率一般只有2—3％，其部分原因是收集和使用小额储蓄的费用往往很高；但是很可能有理由对小额储蓄的利率实行补贴，这样就能提供比较有吸引力的利率。如果社会也在利用通货膨胀来促进资本形成，结果使币值下降，那么对小额储蓄的实际价值应予保证。否则小储蓄户会受到歧视（因为其它资产的价值随着价格的上涨而提高），小额储蓄受到抑制。 由于农业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鼓励农民储蓄是特别重要的。经济增长的结果是，与农业相比，所有其它活动都扩大了——因为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还不到1。因此，相对地说，其它职业时刻在增长，从事那些职业的人必须靠仍然从事农业的农民所生产的东西来养活。因此，经济的增长要求每个农民生产的东西必须增加，每人提供越来越多的剩余农产起来养活不是农民的人口。在农业生产率最低的时候，每个农户生产的粮食除自己食用外，还可养活半个非农户家庭； 而在当代生产率达到最高水平的情况下，每个农户生产的粮食除了自己食用外，还可养活其它7个家庭。 储蓄从两个方面进入这个过程。首先，所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一般意味着必须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为此，政府可以拨出款项通过农村银行或信用社借给农民。可是这涉及到将其它经济部门的资本吸收到农业中去（除非这些钱来自地主所缴的税款）的问题，由于所有其它部门同时也在要求得到资本，所以农民自筹的资金越多越好。这就使得在农村地区开展储蓄运动和设立储蓄机构具有特殊的意义。 储蓄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进入这一过程。如果农业生产率提高，并提供更多的剩余农产品供应城市，那么政府往往会情不自禁地以征税的形式将这些剩余农产品从农民手中拿走，用作其它部门扩充的资金，包括公用事业或制造业的资本形成。这是一种双重的诱惑，因为向农民征税为寻找急需的资金提供了一个机会，还因为如果不向农民征税，那么他们实际收入的增加，可能使得有必要在城市和其它职业中增加实际工资和薪金，以便继续从农业方面吸引劳动力。实际工资和薪金的这种增加，减少了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因而也就是减少了储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在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对农民征收重税，用以为其它部门的资本形成提供资金。在这些情况下，如果人们说远不是农业从其它部门吸收资本，而是农民不得不为工业革命提供资金，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日本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在那个国家，从1885年至1915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的人均生产率提高了1倍，但是正如B．E．约翰斯顿先生令人钦佩地描述的那样（见本章的书目注释），增加的产品有很大一部分以提高租金或税收的形式从农民手里拿走去资助其余的经济部门了。苏联是另一个例子，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尽管实行农业机械化并向城市输送了许多劳动力，苏联的人均农业收入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他们这样做采取两种办法，即提高制成品对农产品的比价和对集体农庄征收重税。如今，黄金海岸，缅甸和乌干达也提供了例子，从1945年起，这三个国家政府将农产品价格上涨部分的很大一部分扣住不给农民，而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资助其它经济部门的经济发展。 如果某个其它集团提供必要的储蓄，那么即使不对农民征税来为资本形成提供资金，经济也能发展。实际上，储蓄的唯一其它主要来源过去一直是商业企业的利润，正如我们一会儿将要看到的，如果情况有利，那么与国民收入相比，欠发达国家商业企业的利润往往是增长的。如果想在利润仍占国民收入一小部分的时候加速资本形成，那么实际上除了向农业多征税以外，用其它办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是因为农业在国民收入中占50—60％，还因为作为经济增长过程的一部分，扩充其它部门是可取的，由于这个事实，向其它部门征税有困难。正如苏联所发现的，向农业征税在政治上也是非常难以做到的，除非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征税不会降低农民的生活水平。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的样板不是苏联提供的，而是日本提供的。原则是，工业化和巨额资本形成的任何计划，都应当同时采取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措施—— 主要不是使用拖拉机或实行新的经济结构，而是使用新种籽、肥料、农药和水，在这种做法的后面，又存在一个政治问题，即农民拥有政权的国家是否能实行这种计划。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七章里再讨论。 除了为促进资本形成而对农民进行榨取的情况之外，任何经济中储蓄的主要来源是分配的或未分配的利润。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营利阶级比所有其它阶级都更倾向于履行节约和进行生产性投资，答案也许可以从它在社会等级制度里所占的地位中找到。与拿薪金的中产阶级不同，资产阶级不必为了使其他人对他们在社会上的重要性有深刻印象而大肆挥霍，因为他们作为营利者和其他人的雇佣者的独立地位，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财富，保证他们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威信；中下层阶级决无可能存很多的钱，不论他们的实际收入可能提得多么高，因为他们始终模仿那些比他们自己更富裕的人的消费标准，而富人能够储蓄，因为他们的收入除了维持他们公认的消费标准外还有富余。营利者的社会地位比拥有土地的贵族低，但是他们知道，仅仅靠大肆挥霍，他们是无法获得贵族的威望的，所以只有少数营利者试图这样做。和贵族一样，他们渴望得到权力，但是他们通往权力的道路的方向不同。贵族是靠增加地产来获得权力的，（在封建和早期资本主义阶段）是靠垄断最高政治、军事和宗教职务来获得权力的。另一方面，营利者知道，他的权力在于金钱；因此他将钱储蓄起来，并将钱用于投资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和农民投资一样，营利者也将其一部分钱仅仅借给其他人用于消费，或者仅仅用来购买土地，这两种“投资”形式都不会增加资本形成。但是营利者知道，最有利可图的投资是利用新技术或开发新资源的投资，这些也迎合他渴望获得权力的心理，因为他的生产性投资越多，在他手下工作的人也越多。因此，只有资本家的抱负是朝着用自己的收入来建立一个砖块和钢铁的帝国的方向发展的；所有其它阶级都以其它方式实现其抱负——拿薪金的中产阶级摆阔气，农民阶级购买土地或担任职务。在资本主义后期各阶段，这些界线混淆了；资本家通过金钱或婚姻进入有土地的贵族的圈子，并且企图担任政治职务；地主们进了城，并用他们的租金进行生产性投资；甚至连农民也想到，花钱改良已有的土地与花钱买更多的土地一样有利。在后期各阶段，履行节约和进行生产性投资扩大到社会上的所有阶级，但是最初进行生产性投资却是资产阶级的特点。 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有时断言，节约主要是资本家的美德，有些历史学家将资本主义的加速扩大同宗教改革运动联系起来，想用卡尔文学说来解释越来越爱好储蓄的倾向。这种联系过于简单了。资本主义哲学有三个组成部分，即抑制消费，愿意尽量多生产，喜欢进行生产性投资。第一点即抑制消费，在所有时代已被几乎所有宗教公认为一种美德。然而许多鼓吹抑制消费的哲学也将这一点同劝说人们不要重视生产和生活中物质性的东西这种理论联系起来。相反，这些哲学鼓励人们得过且过，把时间花在精神修养上，或者花在军事、恋爱、运动、骑马、学习、诗歌或交际等这些艺术上。 资本主义哲学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使得它不同于这批人，它把工作和效率视为美德，并认为人类在道义上有义务最大限度地利用上帝赋予他的才能和智慧。如果我们有道义上的义务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再加上有道义上的义务抑制消费，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有道义上的义务生产剩余产品。然而，即使这个概念也不限于新教神学。资本主义哲学的特点是它的第三个组成部分。这一部分为这种剩余产品规定了特定用途，即生产性投资。其它哲学规定了其它用途——剩余产品应用于慈善事业，或者雇用一批侍从，或者用于进行战争，或者建造金字塔、陵墓、乡间宅第、庙宇或教堂，或者用于开办大学。鼓吹抑制消费或努力劳动的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哲学。但是只有它将这些主张同认为进行生产性投资是正确利用剩余产品这种观点联系起来。这些主张最后披上了宗教外衣，在这种外衣下，节约成了美德，慈善事业是破坏别人性格的一种手段。但是从分析资本家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和抱负来寻找对这个极其重要的主张，即进行生产性投资的主张的真正解释，也许比从对宗教经文的解释中来寻找更为有用。 如果利润是储蓄的主要来源，那就必须用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大这个理由来解释经济从储蓄5％到储蓄12％的转变。何以如此？ 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由于资本家连续将利润用于再投资，所以与其它部门相比，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增长了。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资本极少，资本家提供的就业机会也极少。随着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大，它从许多来源吸取力量。经济中的农业部门通常是有剩余劳动力的，因为并不是所有家庭成员都忙于耕种土地，人们慢慢地到城里资本主义企业中干活。手工业中也有这种情况，尤其是如果资本家采用新技术破坏手工业生产的话。资本家还从家庭服务业中吸引工人，他们还提供就业机会来吸引家庭中的妻子和女儿，从而使“从事有收益的工作的”成人妇女在人口中的比例增加了。如果社会上人口过剩，那么大概还有许多剩余劳动力当临时工和做小买卖，这些人很愿意有固定工作做，哪怕工资只够餬 口。此外，如果人口不断增长，那么资本主义企业即使不从其它部门招工，也可以从新增加的人口中吸收一部分工人。从亚当·斯密起，古典经济学家常常强调，经济的发展使工人从非资本主义雇佣转为资本主义雇佣——他们称之为从“非生产性”雇佣变为“生产性雇佣”，这种转移率的高低取决于储蓄的程度和资本的增长率。如果要进行生产性投资的话，必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因此，与整个经济相比，它是否发展取决于其余经济部门发展的速度——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尤其是取决于农业部门的生产率是否也提高。资本主义部门比其余经济部门发展得快不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许多事情取决于资本投资的政治安全性。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大多数文明社会中，资本家是任凭政治贵族摆布的。他们应将自己的财富借给挥霍无度的贵族消费，借给进行冒险的王子们用于军事方面；如果他们的投资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们就很容易突然面临任意的征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行事小心谨慎；首先他们寻求有权势的老爷们的保护，将他们很大一部分财富变为私人贷款；他们还将资金变为容易隐藏和容易转移的财富，如黄金和宝石，而不是像固定资本那样可能失去的东西。因此，在生产性投资变得相当安全，不会受到任意劫掠之前，资本主义经济部门是不可能迅速扩大的。 如果政治上安全而投资机会又是非常有利可图，那么资本主义部门很可能迅速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只要付给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从已经提到的来源雇佣无限劳动力，这是因为与总人口相比，资本家雇佣的劳动力为数很少，要是人口过剩，或者人口增长很快，那么情况就更加如此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资本主义部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好处，几乎全部变成利润了。这些增长可能与技术进步有关，或者可能由于通讯条件的改善或地理上的发现，贸易机会扩大了。生产性投资机会扩大得越快，利润增长得也越快，资本积累就越多。在一个技术上无变化，或者地理上无发现的社会，利润增长得慢，资本增加得慢，它们增长的速度可能不比其余经济部门快。但是，一旦出现富有成果的投资机会，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利润将会比国民收入增长得快，因此，国民收入中用于再投资的份额将不断增大。 这就是说，任何“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资本形成速度突然加快的根本原因是赚钱的机会突然增加，不论这种新机会是新发明，还是制度改革，使得有可能利用现有的可能性。英国、日本和俄国的工业革命都属于这种模式。 在每一种情况下，直接结果是，提高生产率的好处，并不是为那些将会增加消费的阶级——农民和靠工资为生的人—— 所得，而是变成了私人的利润或政府的税收，在那里，收入用于进一步的资本形成。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进入拿工资的工人行列，但是实际工资不得增加得像生产率那样快。 通货膨胀也使资本家的利润增长速度加快了，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通货膨胀是经常发生的，有时以与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有关的温和形式出现，有时则以与战争和政府铺张浪费有关的剧烈形式出现。与其它收入相比，通货膨胀使利润增加，还促使人们抛出货币购买砖块和钢材。每次通货膨胀后必定出现通货紧缩，那时利润少，投资受抑制。 但是通货紧缩阶段很少像通货膨胀阶段那么长。长远的趋势是货币供应量增加，物价上涨，或者至少下跌得不像日益提高的生产率所要求的那么快。大多数产量迅速增加，与国民收入相比投资迅速增大的历史时期，物价也是上涨的，利润也是增加的——例如1780年以后的英国工业革命，或者英国1890年至1913年的投资率（国内加国外）比1870年至1890年高，或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法国和德国通货膨胀期间比较高的投资水平，或者从1870年至1913年日本经济迅速增长，或者俄国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就此而言，经济周期与其稳定或下降时期相比的高涨时期。通货膨胀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即使不发生通货膨胀，利润也可能增加，投资也将进行。另一方面，不时发生一点通货膨胀会使利润增加，加速资本形成。 如果经济由储蓄5％转变为储蓄12％的过程主要取决于与国民收入相比利润增加，那么，因此可以说，穷国为什么储蓄得如此之少的正确解释并不是因为它们穷，而是因为它们的资本主义部门太小了。如果自己愿意，没有一个国家穷得不能将12％的国民收入储蓄起来；贫穷从来没有妨碍过国家发动战争或以其它方式浪费钱财。这些国家根本不能以贫穷作为不储蓄的借口，在这些国家里，40％左右的国民收入被10％收入最多的人浪费掉了，他们靠租金过着奢侈的生活。在这种国家里，生产性投资少并不是因为没有盈余，而是因为盈余被用来维持大批不生产的侍从，修建金字塔、庙宇和其它耐用消费品，而不创造用于生产的资本。要是这些盈余作为利润归资本家所有，或者作为税收归注重生产率的政府所有，那么在不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投资水平将会高得多。还应当指出，当我们说，由于资本主义部门小，所以储蓄额少时，我们并不仅仅是指私人资本家，而是用这个词也指国家资本主义，或者任何其它经济组织形式，在这些组织形式中，资本用于雇佣人员，在支付工资和薪金以后，仍然有数额可观的盈余，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性投资。实际上，根据苏联的情况来判断，国家资本家积累资本的速度可以比私人资本家快，因为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仅可以利用资本主义部门的利润（伪装成税收），而且还可以利用它从农民那里强征来的东西或征来的税收，或者通过通货膨胀从整个国民经济中榨取的东西。 在对资本家利润增加的情况所作的这种经济分析后面，也存在着出现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出现一批考虑将收入用于生产性再投资的人的社会学问题。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地主、商人、放债人、教士、士兵、王子——一般是不作这种考虑的。是什么因素使一个社会产生资产阶级，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大概没有答案。大多数国家似乎是从国外引进资本家开始的。外国商人或外国投资者开辟了新机会，获得利润，并将其中一部分利润在该国进行再投资；于是他们的榜样受到人们的仿效。本地资本家的出现是与新机会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不论这些机会是从国外学来的，还是在国内独立发现的。这些机会可能是新技术，也可能仅仅是市场扩大的结果，由于外贸有了新机会，或者国内通讯条件改善，或者国内平静，市场扩大了。如果机会仅仅是贸易方面的，那么新阶级的观点主要是商业观点，但是如果也出现了新技术，或者有了资本可使其产生效果的新资源，那么也将有一批资本家，他们主要考虑固定资本形成的问题。我们在第三章里已经看到了政治、宗教和种性制度在帮助还是扼杀企业家阶级的出现方面的重要性；机会和制度互相起作用，共同决定这个阶级的成长速度以及允许它活动的范围。 日本的例子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正如I．I克雷默先生最近所指出的，它使地主和贵族很快就变成了资本家。这种情况是在国家出钱使贵族放弃封建权利并剥夺他们的行政职务之后出现的；与此同时，它还接管了封建贵族的债务。有些贵族发现自己有很多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公债），又不承担义务，于是首先转向银行业，1880年当政府决定它准备出售一些它为了开拓目的而开设的工厂时，它发现了一个现成的市场。从老式贵族到新式资产阶级的这种迅速转变在19世纪极其重要的最后25年对日本企业精神的增加是极其重要的。与此同时，虽然以前封建贵族靠商业阶级来养肥自己，并将商业资本变为消费贷款，但是商业阶级现在找到了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新自由，并且由于日本一些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家族参加了他们的行列，他们的实力是大大加强了。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新的国家资本家阶级在现代世界上成长起来了（例如俄国和印度），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决心迅速为政府创造资本。这些国家资本家和私人资本家一样重要，因为他们对储蓄和生产投资的重要性持有类似的观点。民族主义、加强军事力量的愿望以及向老百姓的贫穷全面开战的迫切要求的发展，大大加强了这种趋势。 迄今，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国家的经济从5％的储蓄水平提高的过程。现在还应当指出，与国民收入相比，资本主义部门不能继续迅速扩大了，因为如果它迅速扩大的话，它迟早必须逐渐将整个经济包括进去。在有足够的资本为每一个人提供资本主义就业机会的时候，这种相对的扩大就停止了。此外，由于资本主义部门雇佣更多的人，与其它部门相比不再是小规模的了，所以它仅仅靠支付相当于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固定实际工资来进行扩充已经不再可能了。如果农业仍然按农民的方式组织，如果不采取特殊措施来提高农业的生产率，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像在法国那样发生得比较早。因此就出现资本的进一步积累使实际工资增加的时期。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也不再全部变成利润，因为投资利润率的提高使劳动力的需求量增加了，因而使实际工资增加。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是使工资增加还是使利润增加，或者如果两者都增加的话，哪一个增加得快。过去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料，在资本主义的这个后期阶段，利润率将会下降；也就是说，他们预料在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中，工资将占最大的份额。但是实际上，过去80年里先进的工业经济所发生的情况似乎是，利润率未变，工资和利润的增加比例是相同的。在资本主义初期各阶段，与国民收入相比，利润增加得快；但是在后期各阶段，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稳定的（但受周期性的和长期波动的影响）。因此，在初期各阶段与国民收入相比，储蓄率高得多；但是在后期各阶段，净储蓄额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变得固定了——这个比例有多大，取决于资本主义部门在缺乏劳动力或者农业生产效率不高的情况下能扩大到什么地步。这样，以前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得到了解释。由于富人比穷人存钱多，人们就常常预料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每一个国家都必定储蓄更多的钱。可是人们发现，在比较富裕的国家，在50年到70年的时间里，在储蓄率没有任何提高的情况下，人均实际收入翻了一番。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储蓄率不是由国家穷富决定的，而是由利润和国民收入的比率决定的，一旦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这两个比率就停止提高了。自然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条永恒的法则。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利润和国民收入的比率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因此，我们自然无法预言这个比率将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为了使对储蓄的分析成为一个完整的分析，我们现在还必须把政府的储蓄考虑进去。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看到，在先进的工业经济里，固定投资总额的35％左右用于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比如说占国民收入总额的大约7％。其中大约2—3％的国民收入用于规定得很严格的公共工程（公路、港口、学校、医院、公共建筑等），其余4—5％用于公用事业，它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由政府管理的（铁路、公路运输、电话、电力、煤平等）。因此，政府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份额部分地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把公用事业交给私人企业管理。 在许多国家，这个份额高达国民收入的7％（例如在新西兰），只有极少数国家在2％以下。 即使仅仅由于公共工程的需要，所有国家的政府也必须储蓄。它们可以先花钱后储蓄，也可以只花储蓄的钱，但是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说，有些国家的政府起初宁愿用贷款而不是用本期税收支付资本形成，但是结果是一样的，因为国库必须设立一笔偿债基金来偿还贷款，钱还是从本期税收中来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以不变的年率将借来的钱花在资本形成上，那么它的偿债基金还债的数额很快就将与它的年借债额相等。 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变的特点似乎是政府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大。在人均国民收入最低的国家，政府开支的份额可能只有5％；而现代工业国政府的经常开支占实际资金的10％左右，用于军事目的的钱不算在内（目前军费比这个比例更高），除此之外，将2—7％的实际资金用于资本形成，再加上10％左右用于转账（年金、支付保险费，付息等）。因此，边际税率必须超过平均税率，这样税款收入才能比国民收入增加得快。如果政府把通货膨胀作为迅速增大它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的一种手段，特别需要边际税率超过平均税率，因为边际税率高是在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时防止价格迅速上涨的一个办法。 随着政府的需要的增加，它对较高的收入征税越来越重。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落后的经济中，对租金收入所征的税，对储蓄也许没有什么影响，因为这种收入不是储蓄的来源。这种税迫使地主减少侍从人数，生活在比较小的房子里，减少他们对慈善事业、教堂等的捐款，但是它们对储蓄大概没有什么影响。对利润征税时，情况就十分不同了，这些税几乎全部落在储蓄上而不是落在消费上。因此对利润征税妨碍了经济的增长，除非将收入用于生产。 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办事不浪费，那么它的支出是全部用在生产上了。它的教育经费和公共卫生经费——现代政府最大开支中的两项——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甚至连防御性军事开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也是保护国民收入不遭掠夺的费用。不言而喻，政府只应当花钱做有益的事情。政府所用的一切资金，都是从那些归它的公民私人所有的资金中扣下来的，如果政府使用这些资金的方式不如公民们使用的方式那么有价值，那就是浪费。征收来的税款不管是牺牲了消费还是牺牲了投资，情况都一样；但是，如果人们认为减少投资比减少消费危险（这种观点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那么政府在估计它的边际支出时应当格外小心，如果这些支出用的是减少储蓄的钱的话。 最近几年里，先进工业国的利润税很重，所以税后红利大大减少了，私人可支配收入的储蓄下降到了很低的水平。税后红利的下降并不完全是由于纳税的缘故；这也是由于宣布的红利额并没有随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缘故。利润多多少少是随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但是各公司留下的未分配部分的利润增加了，而作为红利分配掉的部分大大减少了。 因此股票价格没有随着它们所代表的资产价值的增加而上涨。这可能仅仅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因为由于通过发行股票为工业筹集资金是为了创造新的实物资产，股票的价值和资产的价值必须再次保持一致——目前的偏离是由战争以及使红利率保持低水平的战后政策造成的。为了使红利保持低水平而征税的作用可能是比较长期的，因为所有现代国家的政府都已实行对利润征收重税的做法，也许这只是因为它们认为这是符合平均原则的。 个人储蓄的下降并没有产生使制造业投资减少的影响，因为投资与不分配给股东的利润的比例增大有关，这些利润足以维持和扩大目前制造业的资本了。个人储蓄下降的主要作用是不受公司控制的可支配储蓄金数额减少了，而这对各类借主的前景有很大的影响。制造部门和商业部门的几乎所有新投资历来都是来自它们自己的利润，此外，这些部门还有盈余可以作为红利进行分配，一部分红利用作新企业、外国借款人、农业、公用事业和政府借款的资金。但是，根据C．T．桑德斯先生最近的计算，扣除对非公司工商业组织、农场和住房的投资额以后剩下的个人储蓄额，1952年在英国只占个人收入的1．8％，在美国只占个人收入的2％。即使这种纳税后的红利枯竭现象完全被其它形式的储蓄的增长抵销了。它对某几种投资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对新企业的打击有多么沉重，这还不十分清楚。老牌制造企业的资金历来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己的未分配利润，但是新企业一开始则必须从某个外部来源筹集资金，由于不受其它企业控制的资金减少，新企业要找私人借钱就更困难了。很难说其重要性如何。有钱人还是很多的，如果他们想支持某个新企业，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资产卖掉（例如公债）。有些人担心影响太大，担心这会使新企业向老企业挑战并取而代之的机会减少，从而加强经济中的垄断倾向以及技术停滞的倾向。这些人建议政府将部分税收交给一个或几个专门为新企业集资的机构处理。然而，由于缺乏资料，所以情况不明。 农业、对外投资、公用事业以及政府本身遇到的问题大致相似。如果政府以征税的形式将这些借款者以前依赖的储蓄金拿走，那就要由政府用部分税收来资助这些部门的资本形成。农业在集资方面一向是有困难的。在英国，地主和佃户之间在资金的提供方面历来是有分工的，地主用租金改善土地和建房，农民用利润购买机器和用作其他流动资本。实际上，双方往往都不储蓄足够的钱来作为他们全部投资净额的资金，农业一向是其他经济部门的纯借户。在最近几年里，由于税重，租金固定，地主的经济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困难，虽然农民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可以用高额利润进行再投资。由于可支配储蓄的减少，为对外投资提供资金也变得更困难了。 公司完全能够为其海外资产的扩大提供资金，但是对矿山或种植园或工厂的直接投资在对外投资额中所占的分额永远是最小的。不时还有某些资本向外英镑区外流的现象，各中央银行将启用作支付进口货物的费用。但是大部分对外投资是借钱给政府或公用事业（如今大部分公用事业属于政府所有），由于缺乏可支配的储蓄，这种借款受到不利影响。正如我们在后面有一节中将要看到的，这就是对外投资现在依赖政府间转拨的程度要大得多，依赖私人贷款的程度小得多的一个原因。至于国内的公用事业，长期以来的做法是将其价格和利润控制在低水平，因此它们一直无法储备很多资金，不得不用新贷款来为它们的发展提供资金。在这种新情况下，它们要末像制造业所做的那样提高价格，获得大笔未分配利润，要末更多地依靠政府拨款。对于这两种办法中的第一种办法，政治气氛似乎是不利的。 由于政府征收的利润税日益加重，因而使私人储蓄额减少，所以如果要使储蓄总额不下降，政府本身不可避免地必须储蓄更多的钱，并设立机构，向迄今一直依靠可支配的私人储蓄的某些借款人阶级提供储蓄金。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几年里，英国中央政府与战前的做法完全相反，不仅用税收来为自己的整个资本形成提供资金，而且用税收支付地方当局的全部借款。后来它停止了这种做法；如果它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利润税来刺激私人储蓄，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它的目的或效果是为了刺激消费，那么它这样做是不对的，除非现在为了提高个人消费率而降低资本形成速度是适宜的。如果利润税仍保持目前的水平，那么就很难看出英国政府如何能逃避它不仅用税收为中央和地方一切资本支出提供资金，而且成为新企业、农业、对外投资和公用事业的储蓄金来源的义务。 对利润收入征收重税使私人储蓄额下降，这个事实使有些人感到高兴，这些人反对通过私人投资使经济增长，反对私人财富增加。他们希望国家成为资金的主要来源和唯一的大的财富拥有者。如果国家将更多的利润征收来装入自己的国库，并用这些钱进行进一步的投资，这样的事情确实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它在不削弱对投资的刺激的情况下朝这个方向能走得多远，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在英国，许多人深信，已经达到并超过了限度；其他人则指出，事实上，尽管征税水平很高，目前英国的投资总额仍比过去几十年高。即使政府几乎将全部利润都征收去了，投资大概也仍能保持在高水平，要是国家对管理阶级进行足够的刺激，使他们愿意继续为国家投资者效劳的话。如果国家将税收用于经常开支，而不是储蓄起来进行生产投资；如果管理阶级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得不到报偿，那么对利润征收重税会使发展工作遭到破坏。但是如果其它机构发挥私人投资者的作用，那么私人投资者的消失不一定会使发展工作停顿下来。 除了征收利润税的问题以外，许多人认为，在欠发达国家，政府有特殊的责任将征税作为储蓄的来源，以便将投资率提高到本来可能达到的水平之上。由于在那些社会中，利润仅占国民收入的一小部分，所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对工资、薪金、农民的收入和租金征税的问题。在那些社会中，大地主的租金收入多半用于雇用仆役，支持地方慈善事业，而不是将它们储蓄起来；对这些收入征税会迫使地主不得不减少依靠他们供养的人数以减少“消费”。当前，向大地主征税在政治上比向工人或农民征税容易，但是一般说来，要征得数目可观的税收，就必须在收入表上把征税范围扩大一些。获得所需数目的最省事的办法也许是对收入的增加部分征税，但是这种办法只有在人均收入实际上在增加的社会里才是可行的。缅甸和加纳等国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已将很大一部分贸易盈余储存起来。日本在1914年以前也做到了这一点，当时，旨在提高农田单位面积产量的有力措施，是与同样严格的征税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征税，增加的产量有很大一部分进入国库了。 任何国家如果想把12％的国民收入储蓄起来，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做到这一点，这也许是对的。只有在利润已成为国民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的时候，国家才能自愿地将12％的国民收入储蓄起来，这似乎也是对的。如果它不希望它的发展依赖于私人的利润，或者如果它不希望等待私人利润缓慢地增加到那个水平，那么它可以迫使自己通过通货膨胀或者通过征税进行储蓄。只是近来，我们才逐渐把政府视为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储蓄来源。在20世纪，它看来很可能逐渐变得比任何其它来源都更重要，即使在经济多半由私人企业掌握的国家也是如此。由此产生的问题，我们将在本章第三节（一）和第七章第二节（二）中再讨论。 （三）外来资金 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在其发展的各初期阶段，都有外国资金的援助来补充自己数量有限的储蓄金。在17和18世纪，英国从荷兰借款，到19和20世纪，又把钱借给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其它国家。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在19世纪，它大量借外债，到20世纪，又应请求成为主要债权国。 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自己愿意，也会发现难以完全用国内储蓄来支持它的资本计划，因为发展计划通常涉及从国外进口一些资本货物。例如，假设一个国家的政府计划花x镑进口资本货物，y镑支付工资和薪金，为此，它征税x十y镑。 在表面上，这个行动似乎既不会引起通货紧缩，也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因为支出与税收正好相抵，但是实际上，它会引起通货紧缩，使国际收支吃紧。就其对当地的购买力和国际收支的影响来说，当地支出的y镑多多少少被征收的y镑税收抵销了。但是在国外花去的x镑不能靠从当地的购买力中征税x镑来筹措，当地的购买力动用的外汇只有mx镑，其中m是边际进口倾向。此外，在国外花去的x镑，也从国内流通中吸收了一些购买力，而没有用任何东西去代替它，这样通货就紧缩了。这些令人不愉快的后果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出口和国内消费互相代替的话，这样，当国内消费量下降时，就自动出口较多的货物，因为这既提供外汇，又维持国内收入。这种情况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而不完全是这样。 在适当的时候，国际收支达到平衡，国内通货紧缩使得进口萎缩，价格下跌使得出口扩大。一旦作了必要的调整，一个国家就能在无外援的情况下维持一定水平的资本形成。但是加快资本形成速度的影响几乎肯定会造成外汇短缺，外汇短缺的情况必须用三种办法来弥补，那就是，如果有国外资产，就动用国外资产；控制外汇；或者利用外国援助。 如果一项靠征税或国内储蓄提供资金的计划对国际收支造成压力，那么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一项使失业者创造资本，并将新的货币用于这一目的的计划，甚至会造成更大的压力。 如果要使这样一项计划不在国内引起通货膨胀，那么几乎整个计划的费用必须用外汇来支付，一部分支付为此项计划进口资本货物的费用，一部分用于支付进口消费品的费用，以抵销当地支付的货币。如果进口货与本地商品不能完全互相代替的话，那么当地仍然会发生幅度不大的通货膨胀，这将有利于吸收进口货。实际上，并不是当地的全部费用必须用外汇来支付。因为在当地花掉的一部分钱将贮存起来，不必投入相应的消费品。另一方面，一个投资行动通常会引起别的投资行动，因此，几乎可以肯定，以这种方式储蓄的任何外汇都将在进一步的发展中用光。 我们这里讨论的是联合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未来的借款国之间争论的核心，因为该银行在成立时把它的权限解释为它应当只出借为发展项目从国外进口资本货物所需的外汇，而不应当出借供当地支付工资或薪金的钱。根据这种解释，如果当地的工资和薪金用税收支付，或者用一种相应地减少其它国内支出的借款支付，那么该银行将提供所需的一切外汇；但是如果目标是利用剩余劳动力来创造资本货物而又不减少其它国内开支，那么这是不够的。鉴于欠发达国家的储蓄水平，如果它们要在不征税或不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加快国内资本形成的速度，那么它们就需要几乎相当于新增计划的全部费用的追加外汇。 鉴于国内储蓄的水平，可通过动用现有的贮藏或以贷款、赠款的形式获得外援来筹措追加的外汇。 私人拥有黄金、珠宝和外汇的数量，各国有很大的差别。 在南亚、东南亚和中东各国，人们习惯于贮藏黄金和珠宝；在其它国家，现有的贮藏则比较少。现在究竟贮藏着多少黄金和珠宝，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最接近实际的猜测数是不超过国民收入的20％，虽然所涉及的数额的绝对值看来可能是很大的。获得这些贮藏的任何简单办法也是不存在的。有几个国家（例如英国）规定，拥有黄金或外汇而不向财政部申报是违法行为，但是这种法律的效力有一部分取决于人民守法的程度，一部分取决于这些法律实施的严厉程度如何。通货膨胀促使人们去贮藏黄金，所以使人们自愿把贮藏的黄金拿出来的一个条件也许就是建立对本国货币的信心。也可以暂时实行有吸引力的价格政策使人们把一部分贮藏的黄金拿出来。冷酷无情的政府几乎一执政就能使私人将他们所贮藏的黄金拿出来，但是在不是那么冷酷无情的国家里，把贮藏拿出来的速度是缓慢的，对提供发展所需的外汇的贡献是很小的。 有些国家的政府本身就大量贮藏，因为它们仍然完全用外汇来支持本国货币。例如英国殖民地的所有政府都是这种情况，因为殖民地的货币制度要求一切殖民地的货币都百分之百地用英镑作为支柱。用外汇支持一种货币达到这种程度显然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不能想象会出现全部本国货币从国内流通中消失的情况。人们有时会说，就英国殖民地而言，采取这种做法关系不大。支援剩余货币用于购买金边证券，这种证券产生长期的利率，如果这些殖民地需要钱，它们能毫无困难地以类似的利率在伦敦借款。只要情况确实如此，那么百分之百的支援不会妨碍发展。只有在一块殖民地借款的利率难以与它放款的利率相一致的情况下，这一点才是重要的。 还必须提一提一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久积累的英镑结余。现在，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国家已将它们的结余减少到为货币储备所需的数额多不了多少的水平，但是有一两个国家的结余仍在增加，因为它们的外汇收入比它们的进口额增加得快。由于有这些结余，印度或埃及等国才有可能实行发展计划而没有出现外汇紧缺的情况，这些结余的存在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尽管国际投资恢复缓慢，世界生产还是全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的援外计划）。 人们可能认为，在从动用贮藏讲到获得外援的可能性之前，我们也应当考虑通过降低供国内消费的进口货与出口商品的比率来为发展提供更多外汇的可能性问题。但是不增加储蓄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它属于我们在前面讨论的国内储蓄问题，而不属于这一节关于外来资金的问题。生产进口货代用品，扩大出口或者对外汇实行配给就可以提供更多的外汇。如果进行相当有效的管理，那么为发展获得外汇并不是很难的；比较难以处理的是后果。因为如果不允许民众花费他们希望花掉的那么多的钱来买进口货，他们就将花更多的钱购买本国货。要是出口商品就是国内消费的商品，那么这可能使出口商品减少，因而可能使进口控制措施的目的无法达到。如果这个问题不发生，或者解决了，那么额外的国内开支将会在国内引起通货膨胀，这是一种储蓄形式。或者，如果要避免通货膨胀，那就要在减少进口的同时，必须通过征税或者增加自愿储蓄来减少购买本国商品的支出。因此，必须把控制外汇收入看作增加国内储蓄政策的一部分，而不是把它看作额外的投资来源。 下面我们谈谈作为投资来源的外援，无论它是以赠款的形式还是以贷款的形式提供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外援几乎完全取决于私人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又主要取决于国内投资机会与国外投资机会的比较结果。一般说来，放款国是发达国家，借款国是欠发达国家，以雇佣人数的人均资本作为衡量发展的尺度；但是不存在这样简单的规律，即在欠发达国家投资比在比较发达的国家投资更为有利可图，或者说随着国家的发展，它自动从债务国地位转变为债权国地位。 期望发达国家输出资本的一个原因是人们相信，随着资本的积累，发达国家的利润率否则必然下降。利润率下降的理论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并且已被几乎每一个学派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尽管他们用以支持这种理论的论据并不总是相同的。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是不同意这种一致看法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外。他在《官方文件》（第49页）里表示了通常的看法。但是他在《原理》（第681页）里却说，虽然人均资本的增加往往使资本的利润减少，但是在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却为资本的使用提供新的机会，从而往往使利润率提高。因此，他说，英国的资本收益从中世纪的10％下降到18世纪中叶的3％——长期内技术进步缓慢——此后，由于利用资本的机会大大增加，这种下降被制止了。如果这就是观察事物的正确方法——看来这是正确的——那么就不存在资本收益在发达的经济中必定下降的规律；它可能下降，也可能不下降。 然而，如果我们从一般资本利润率转到特殊投资领域的利润率，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不同的答案。在任何特殊领域，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很快就消失了，或者无论如何是大大减少了。一切行业都是按照一种合乎逻辑的格局发展的，一开始增长得相当缓慢，接着迅速增长，后来又增长得很缓慢。因此，任何特殊领域的投资者迟早都会达到在国内的那个领域没有更多投资余地的地步。他们可以将越积越多的利润用于对十分不同的行业的投资。但是他们也会情不自禁地坚持他们具有专业知识的领域，并用他们的利润将工厂搬到新的国家去办。因此，英国的铁路公司在国内修建了铁路以后，到外国创办和修建铁路。英国各锡公司将资本转移到马来亚和尼日利亚办锡矿；就像美国的石油公司和铜公司在海外同样的行业中投资一样。海外限制从发达国家进口商品的规定往往有助于资本的这种转移，这些限制促使美国的制造公司到拉丁美洲投资开设分公司。来自低工资国家新兴工业的竞争往往也促使资本的这种转移，例如英国到印度投资开办黄麻厂和棉纺厂。 可是资本的这种转移不仅受到发达国家始终存在着新的投资机会这个事实的限制，而且受到欠发达国家投资条件不利的限制。因为决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欠发达国家投资有利可图就是因为它们是欠发达国家。事实是，这些国家在投资方面具有某些明显的不利条件。例如，社会结构并不总是合适的。就潜在的生产率而言，即使各国人民的发展素质可能是十分相同的，他们的文化天赋也是很不相同的。文盲、缺乏现代技能和不适应工资关系使生产率很低：而治理形式和社会态度的不同使投资的不稳定因素增加了。因此，在发达国家可能产生丰厚利润的新技术，在欠发达国家不一定就是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资本短缺也会出现恶性循环。如果要着手办一个新企业，那么这个企业的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它本身，而且也取决于为这个新企业服务的所有其它行业的效率——尤其是一般性的工程服务、部件供应、运输和其它公用事业。这反过来又部分地取决于这些其它服务业的利用程度有多高。所以一项投资的生产率取决于在此之前已在许多方面进行的其它投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资本投资的利润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花那些已有许多资本的国家投资很可能比在一个新的国家投资更加有利可图。如果情况永远如此，那么资本就不会输出了；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生活水平和欠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将不断扩大；我们甚至可以冒昧地设想这样一条规律，即自然的趋势是资本从欠发达国家向比较发达的国家转移。实际上，资本的国际流动量很少，各种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确实在扩大，因此，这至少是一种警告，提醒人们不要接受那种仅仅基于发展水平的判断。 如果要使判断正确，那么比较可靠的办法可能是根据现有自然资源而不是根据人均资本水起来作。最有利可图的投资是开发容易开发的丰富自然资源的投资，例如肥沃的土地、石油、煤或矿砂。即使在没有新资源的情况下，投资开发新技术也是有利可图的，但是这不像用资本既提供新技术又提供新资源那样有利可图。这就是在过去100年里大部分输出的资本输往美洲和澳大利西亚而不是输往印度或中国的主要原因，因为美洲和澳大利西亚新的资源丰富，而印度或中国所提供的机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在于更好地利用已知的资源。 这也是英国和西欧迅速成为资本输出国（它们很快就达到了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极限），而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虽然与世界上其余国家相比人均财富很多，但是到了很晚的时候才达到资本输出阶段的原因。 因此，我们能够作的最近似的判断是，资本往往流向那些新的丰富自然资源可以相当容易地开发的地方，而且总是从那些资源已经高度利用，新资源远不是那么丰富的地方流出来的。这并不等于说，当一个国家需要进口原料或粮食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资本输出国。在19世纪，凡是英国认为可以赚钱的地方，它都投资，无论它的进口情况如何。在19世纪初期，它到拉丁美洲投资，到那个世纪中叶在欧洲修建铁路，后来它又借钱给埃及为各种活动提供资金。同样，美国到国外投资主要并不是因为美国缺乏供应品。美国在成为铜和石油进口国之前，早就源源不断地在铜和石油业投资了。 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制造业投资也并不是因为美国把它作为潜在的供应起来源。 有人往往还断言，如果英国不必购买数量越来越多的初级产品，它本来是不可能适应债权国的地位的，但是事实并不支持这种说法。首先，英国并不将它在国外投资的收入和偿还的本金用于进口商品，而是用于增加它在海外的资本；它仅仅将它得到的钱用于在海外进行再投资。1913年英国保留进口额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28％）与1873年相同，尽管在这40年里，英国的无形收入有了很大的增长。（作为这一计算的依据的A．R．普雷斯特先生对1873年国民收入的估计数可能是相当低的，但是即使将估计数提高相当大的数量，我们的结论仍然是，对外贷款的利息主要不是用来提高进口额与国民收入的比率，而是用于提高国外投资的比率。） 然而这种论述形势的方法涉及国外投资率的迅速增长，而这种增长也许会以牺牲国内投资为代价，除非与国民收入相比，国内储蓄增长得更快。如果要使利润、储蓄、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保持不变，那么长期进行国外投资到适当时必定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与国民收入相比，有形进口额上升，或者有形出口额下降。 这些尴尬的局面是由于利息和分歧偿还款项的流入赶上资本外流的速度造成的。例如，如果国民收入不变，对外贷款不变，20年以后偿还，那么20年以后，偿还的数额将与支出的数额相等，此外，还会有过去20年的投资的利息收入，只有进口的倾向加强，或者有形出口额下降，这些收入才能被吸收。如果相反，我们假设国民收入增加，外国借款所占的比例不变，那么正如多马教授最近所表明的，20年以后，如果贷款利率与国民收入增长率一致，那么外流和流入正好相等；但是如果利率超过收入增长率，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出现，那么流入的比例将稳定在高于外流的水平上。如果像英国的情况那样，有形进口额和出口额与国民收入的比例保持不变，流入的利息和偿还款项全部用于再投资，那么结果甚至会更加令人难堪。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利率和收入增长率相同，国外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始终以等差级数增长，如果利率超过收入增长率，那么国外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率甚至会增长得更快。例如，假设一个国家每年将2％的国民收入用于国外投资，它获得的5％的利息也用于再投资，国民收入每年增长3％。那么即使贷款是不偿还的，年度投资额也将从第一年的国民收入的2％提高到第20年的6％，并将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继续提高。从1870年至1913年，英国国外投资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的。如果要避免这种情况，并使进口倾向也保持不变，那么与国民收入相比，有形出口额必定下降。 英国发生的情况是，除周期性和长期性的波动以外，有形出口额在它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保持不变，但是它在世界制成品出口额中的份额在此期间却迅速下降，如果它不愿将它在国外的无形收入用于再投资，这个份额本来还可能下降得更快。 由于对英国所发生的情况持有错误的认识，有些观察家担心，美国替代英国成为世界主要债权国是不行的，但是这些担心是没有根据的。首先，如果把收入用于再投资，那就不必发展入超；其次，没有理由认为美国的食品和原料进口额不如美国的收入增长得快（许多人预料进口额增长得较快）；第三，现在，与世界制成品出口总额相比，美国的制成品出口额很大，所以通过制止美国制成品出口额的增长率来保持世界平衡的余地很大。只要全世界的初级产品的需求量继续增长，投资者开发新的自然资源将是有利可图的。投资国没有理由也必须是进口这些产品的国家。 如果最有利可图的投资是那些开发新自然资源的投资，那么要说现在国际投资的范围比19世纪少似乎是有理的，因为像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西亚那样富饶的未开垦土地已经没有了。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那么国际投资必须在更大的程度上依靠转让新技术谋利，以便在欠发达国里兴办那些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已经证明是有利可图的，以及现在正显示出在国内增长速度下降的行业和工程。（这种投资不一定与粮食和原料有关，因此不一定产生那些被错误地说成初级产品会产生的问题。）确实可以说，随着比较发达的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扩大，引进新技术的好处也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到现在为止，资本从比较发达的部门（这是从技术上说的）大量转移到比较落后的部门——例如农业——的余地是存在的。可是转让技术并不仅仅是一个投资问题，一般说它取决于制度的改革，尤其取决于教育和推广设施的强化，而这需要在许多不同的级别上采取行动。这种行动有很大一部分必须由各国政府采取；例如在农业方面，建立推广服务机构，扩大灌溉设施，建立农村信用社网等。如果私人国外直接投资是一个转让新技术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开发新的自然资源的问题，那么这种投资的范围所受的限制也许会大得多。 对外资的需要量可能一样大，对产量的影响也可能一样大，但是老的渠道不再是那么重要了。这一点我们过一会儿再谈。 国际投资额当前的下降，至少首先并不是我们迄今所讨论的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直接造成的。相反，它是由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随后发生的事件造成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投资完全恢复了。战前不久，国际投资额约为16亿美元，到20年代末，增加到大约20亿美元，如果将价格变动的因素考虑进去，那么这两个数额的实际价值大体上是相等的。来源和流动方向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美国已不再是纯借款国了，现在它提供的贷款额占借款额的一半，英国的贡献已经大大减少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大量借钱给其它国家的德国，现在它所借的钱将近占贷款额的一半。因此，初级产品生产国海外的情况已经恶化；实际上，它们在20年代得到的钱大约只相当于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所借的数额的一半。有些人很重视流动方向的这种变化，他们说，对德国重建工作的投资，必然不如在海外初级产品生产国投资来得保险，因为海外初级产品生产国家可以用初级产品偿还，这是可以接受的，而德国只能用制成品偿还，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已对这种推理方法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事实上，在30年代发生大萧条时，初级产品生产国遭到的打击与德国遭到的打击一样严重，在履行它们的义务时遇到了同样多的困难。 美国成为主要贷款国，在发生萧条的时期似乎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哪个国家没有外国借款的传统和机构。人们认为，缺乏信用机构增加了贷款的费用，并且造成了贷款时差别对待不够，因此在美国贷款中能够经受风险的部分比英国贷款中小。缺乏向外国放款的传统也使贷方更加紧张。有经验的贷方知道，衰退时期过去以后会出现繁荣时期，所以他在出现衰退时不会感到紧张，美国有许多放款人在20年代受过份乐观的宣传的欺骗，到了30年代则变得过份悲观。不管传统和机构方面的弱点是否是真正的原因，事实是，在发生大萧条，许多借主无法履行他们的承诺时，美国的放款人对向外国放款的整个概念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不遵守战争债务的行为尤其令人气愤。1934年一项联邦法案规定，在美国出售任何不履行对美国政府的义务的政府债券是违法行为，除了芬兰政府，这项法案适用于世界上几乎每一个重要国家的政府。与此同时，好几个州的立法机构通过法案，禁止借款机构持有外国公债。由于政府是最大的借主，这对国际投资是一个重大打击。甚至到1954年，要在美国成功地发行外国公债仍然是不可能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成立联合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时候，该行行长不得不用将近两年时间到各州立法机构去劝说它们通过法案，允许投资机构持有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发行的债券。 不偿还战争贷款是一项政治决定，这项决定是按照债务国于1932年在洛桑达成的协议作出的，即如果美国放弃欠它的债务，那么其他国家也愿意放弃欠它们的债务。美国拒绝放弃它的债权，但是其它每一个国家（芬兰除外）决定把战争债务看作已经销帐了。可是不偿还其它贷款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债务国无法控制的环境造成的。大萧条格外严重。世界贸易中的美元价值三年中下跌了60％。世界制成品产量下降了30％，虽然初级产品的产量保持得比较好，但是初级产品生产国的收入因贸易条件变得对它们极为不利而受到了严重影响。结果，除了美国以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国际收支方面遇到了非常严重的困难。外汇必须严格实行配给，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要保持必不可少的粮食和原料进口额，那确实就不能动用外汇来偿债。同样确实的是，陷入这种漩涡的国家无法为私人或政府借款。在30年代，国际投资减少到零。在这10年里，债务偿还额平均超过了新的借款额。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生产和贸易已经恢复到超过两次战争期间的水平，但是国际投资额平均每年只有大约20亿美元，其中不包括美国政府的赠款，也不包括从一个共产党国家向另一个共产党国家转移的款项。如果与20年代相比，或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不久的年头相比，这个数字自然是非常小的。如果扣除价格上涨的因素，那么20年代的投资额到现在应为大约30亿美元。如果假定投资额随着世界产量的提高而增加，那么正确的数字差不多将近45亿美元。如果我们要问目前的水平为什么如此之低，答案可以从供求两方面的不足中去找。 在供给方面，我们可以列出的不足如下：（1）西欧相对衰落，（2）可支配的储蓄额减少，（3）要求担保。在需求方面，我们可以指出私人投资领域减少。 而欧的衰落并不是生产的下降，而是可以用于国外投资的国际收支顺差额的下降。用贸易条件不利这个原因是无法解释这种下降的，因为现在欧洲的贸易条件与1913年的贸易条件并无很大的不同。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现在西欧比1913年储蓄得少了，相反倒是有证据可以证明，西欧正将比过去大得多的一部分储蓄额用于国内投资。德国正在实行大规模建设计划。法国经过25年工业近于停滞的阶段以后正在振兴，并已开始进行国内投资，其水平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重建初期以来所没有达到过的。英国现在的国内投资率，与它的国民收入相比，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所没有达到过的。这些国家无法腾出货物来用于国外投资，因为它们在国内把这些货物用光了。即使在联合王国允许外国政府借款，或者用掉英镑结余的时候，国际收支方面并不总是能实现所需的变动，因为不出口所需的资本货物。因此，不论在纸面上可能作了什么许诺，在资金的国内使用额减少之前，期望西欧再次成为大的资本输出者是没有用处的。究竟什么时候出现这种情况，这是无法预测的。目前投资活动方兴未艾——在住房建筑、电力、农业机械、采煤和其它各方面。在这些方面的某一方面，例如在住房建筑或农业方面达到希望达到的水平的时候可能会到来。如果国内投资额下降，而国内其它需求量没有增加，那就有可能到国外投资。政府使用资金的数额也可能减少，因为这个数额已大大增加了，尤其是在重整军备方面。英国现在（1953年）将大约13％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军事目的，而1938年为6％。在政府使用资金的数额的下降部分中，有一部分钱用在直接消费上，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同时税款也会实行一些减免，这种减免使储蓄额增加，而不是使消费额增加。 假设西欧将它自己的储蓄用光了，那么可支配的私人储蓄额相对下降这种情况在其中起多大作用很难确定。如果外国公债在欧洲市场上出售，谁能购买这些公债呢？例如，在战前的英国，扣除所得税以后的股利占公司净收入（未纳税）的55％，政府拿32％，各公司保留13％作为未分配利润。 而在1952年，股利已下降到18％（相当于国民收入的4％），其中还要缴附加税。在这些情况下，只有各公司或政府愿意提供资金，那么到国外进行大规模投资才是可行的。各公司能够而且确实在为对设在外国的子公司或联合公司进行直接投资提供资金。但是最大的国外投资项目往往是购买外国公债，而这不大可能吸引公司的资金。因此，现在向外国政府提供资金差不多完全得依靠政府间转账。美国的情况表明，那里的趋势与西欧是相同的——与公司和政府的储蓄增加有联系的个人可支配储蓄减少了。这种改变不如欧洲明显，但是无论如何，由于已经作了说明的原因，美国私人投资者要么不愿意，要么不能够购买外国公债。因此，未来的国外投资主要应是一个公司直接投资和政府间转账的问题。 由于担心外国政府任意采取行动，尤其是害怕拒绝用外汇调拨利润或抽回资本，害怕实行国有化，直接投资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拒绝使用外汇这种事情在30年代是经常发生的，其理由往往是没有外汇。输入资本的国家的政府现在被要求宣布它们不会限制转移利润或资本，有好几个国家已经这样做了。宣布这种决定是商誉的重要证据，但是在发生严重外汇危机时，即使最好的商誉也可能不得不向外汇短缺的情况让步。因此，有人已向资本输入国政府建议，在出现严重衰退时，它们在为此目的发放临时外汇贷款方面是有作用可以发挥的。例如，假设A国的一家外国公司在没有外汇的时候申请允许它将利润或资本转移到B国，这时B国可以将为此目的所需的款项借给A国中央银行，借期为三年（到那时，危机被认为已经过去）。这样一项计划在华盛顿已经得到赞同，现在正在某几类投资中实行。 国有化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外国公司希望保证它们不会被收归国有，有些国家的政府正在作出这样的保证，即在一定时间内，比如说公司成立以后的头25年里，不会实行国有化。这种保证有多大用处，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约束它的继承者。一个比较好的保证是，如果公司被收归国有，它们的所有人将得到由独立的仲裁者确定的公平的赔偿，这种保证可以写入一个国家的宪法，这样就不是那么依赖于不断变更的政府的一时的兴致了。人们经常说，现在应该制订某种国际法典或公约，宣布对外国投资者采取差别待遇征税、无偿收归国有、限制转移利润等任意行动为非法。制订这样一项公约将有助于改善国际投资气氛，从而有助于促进它的流动，但是由于规则只有在它们能够实行时才是最有效的，所以资本输入国制订能在它们自己的法庭上对它们的政府实施的国内法律，甚至比通过只能进行道义制裁的国际宣言更为有用。 除了对已经进行的直接投资提供保护以外，还存在着允许什么样的直接投资这个范围更加广泛的问题。如果外国资本的供给量由于我们刚才指出的原因已经减少，那么需求量也减少了，因为在好几个极其重要的领域不再允许进行直接投资了。1913年，英国的海外投资分配如下：铁路和其它公用事业为46％，政府股份为30％，采矿9％，其它各种投资15％。如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已将铁路和其它公用事业收归国有，或者打算收归国有，其它许多国家政府反对矿山和种植园由外国经营。结果是外国私人能够进行直接投资的余地就所剩无几了。外国资本是允许进入商业系统的，但是一般说来，商业系统中国内资本是充足的，而为销售农产品设立法定代理机构的趋势进一步限制了外国私人在商业系统进行投资的范围。在制造业，外国资本通常是很受欢迎的，可是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制成品的需求量很小，所以拉丁美洲是世界上将许多外国资本吸引到制造业的唯一地区。鉴于现在私人直接投资的余地有限，最近几年里美国将70％的国外投资用于石油工业就不足为奇了。 外国直接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通常被不喜欢这种投资的人和支持这种投资的人误解了。支持外国投资的理由是它提供外汇，提高国内收入，并提高国内技能。国内收入增加是因为企业付给当地人民工资和薪金，购买当地供应品，并在当地纳税；所付的这些钱不仅增加了消费量，从而促进当地的生产，而且使得有可能增加当地的储蓄额，还使改善学校、医疗设施和其它固定机构的工作有了资金。如果要在当地资本和外国资本之间作出选择的话，选择前者可能比较有利，但是如果要在外国资本和让资源得不到开发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这种情况比较多——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外国投资在提供收入来支付提高消费、教育和国内投资水平方面会发挥非常有益的作用。外国人提供技术可能比他提供资金更为重要。在大多数发展水平低的国家里，带来新技术的是外国人，这些新技术在人民中间的推广使得国家发展起来。 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国家在过去千方百计地邀请外国人来开办新工业。如果外国人对他们的技术保密，那么这个国家就得不到最大的好处，因此，接纳外国人可能附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新来的外国人必须对当地人进行培训。现在，外国人掌握的最重要的技术是管理大企业的技术。大多数其它技术可以在高等技术院校学到，而企业管理只能在管理企业的实践中学到。所以，如果外国人拒绝雇佣当地人担任管理职务使他们取得经验，那么外国人可能获得并保持控制经济的手段。 这就是如今有那么多的国家通过法律，要求外国企业至少雇佣一定比例的当地人担任管理职务的原因。人们可以想一想，有哪一个国家，包括英国、俄国和日本在内，在它们最初的发展阶段不是由外国企业通过提供额外的收入和传授新技术来发挥重大作用的。 欠发达国家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害怕外国投资。在政治方面，它们非常害怕接受外国投资可能会导致丧失独立。如果债务国的制度和习惯不同于债权国的制度和习惯，债权国确实可能情不自禁地采取帝国主义行径。如果借钱给加拿大，债权人知道，他们在加拿大的法庭上将会得到与在本国法庭上一样好的保护。但是许多其它国家不提供这种保证。债权国可能害怕在法庭上受到歧视，或者在行政上受到歧视，因而情不自禁地仅仅作为保护自己的投资的一种方式而采取帝国主义的办法。除了这种要求得到保护的愿望，还有一种要求得到特别优惠的强烈欲望——得到强迫劳动力，或者免税，或者获得条件有利的合同，或者将运输设施建立在适当的地方——这种欲望也可能促使一个力量强大的国家使它的比较弱的邻国丧失独立地位。丧失独立地位可能是部分丧失，也可能是完全丧失。如果资本家仅限于贿赂政客或者支持一个政治集团反对另一个政治集团，那是部分丧失独立地位；如果债务国沦为殖民地地位，那就是完全丧失独立性。这种担心是很普遍的，但是它们的实际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显然取决于债务国本身——它的制度是否对外国提供适当保护，它的政治生活是否健全得足以抵制外国的贿赂。在19世纪，这些担心的实质内容也比在20世纪多得多，因为公开的帝国主义行径现在已变得不是那么时髦了。但是恐惧心理仍然存在，并且是欠发达的国家急于要求联合国建立转让资本的适当机构，以免它们变得依赖于接受任何一个大国的资本的最有力的原因之一。 除了政治原因以外，有些人不喜欢外国投资还因为他们害怕外国投资会产生过多的利润。现在有一种夸大外国投资的利润的强烈倾向。有证据证明，外国投资的利润并不比国内投资的利润大多少，如果扣除被没收的投资，那就尤譬如此了。例如，英国1913年的投资大约有40％投在铁路上，事实已经证明，其中很大一部分投资是无利可图的，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公路运输迅速发展，或者因为实行物价控制，或者因为按战前的价格收归国有。同样，在战争期间，对初级产品（橡胶、锡、茶叶、糖等）的直接投资遭受严重损失，明显获利的投资只有以下几种情况，那就是利用无知或者通过政治欺骗租借到矿产丰富的土地，而租借费又极低。将那些涉及垄断地位的外国投资与没有涉及这种地位的外国投资区别开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让外国人垄断蕴藏着矿产的土地或者最好的土地，那么当地人民就无法取代他们，无论他们有多大的能力。但是经营商业或制造业的外国人的危险要小得多，因为不存在自然垄断妨碍当地人民在财务上和技术上能够胜任时取而代之的因素。 如果一个国家自己能够筹集资本和获得技术知识，那么它就能在没有外国进一步援助的情况下进行发展。有时候它能够筹集资本，但是无法获得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可能是进行合作。一些欠发达国家的政府正在同外国私人公司建立合伙关系来创建新工业，由外国公司提供管理知识，并多多少少提供一部分资本（从零到90％）。这种合伙关系受到双方的欢迎。它受到政府的欢迎，因为政府可以对方针行使某种控制权，或者能将大部分利润保留在国内，如果它提供大部分资本的话；它受到外国公司的欢迎，因为同政府建立合伙关系能为它赢得友谊，并得到某种保护，使自己不受歧视或压力。政府也赞成外国资本家和本国资本家建立合伙关系，其原因又是一部分为了将利润保留在国内，一部分是为了使本国资本家获得更广泛的知识和经验。外国直接投资很可能主要按这些合伙方式发展，当一个项目涉及数十万英镑的时候尤其是如此。 另一方面，不论主张外国直接投资的人提出的理由多么有力，从适当的角度来看，这种投资形式显然必定是微不足道的。认为直接投资一直是或者可能是外国投资的最重要形式，是完全错误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1913年外国投资的全盛时期，英国在国外的投资有四分之三是购买公债或公用事业股票。 如果我们也考虑到通过政府机构提供资本来发展小规模农业的必要性，那么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今天所需的外国资本，有80％是政府需要的。直接投资在外国投资问题中仅占极次要的地位，差不多只与矿业和制造业有关。如果要恢复外国投资，那么主要问题并不是与恢复直接投资有关的问题，无论这种投资多么有吸引力，而是向外国政府提供资本的问题。 外国直接投资为什么总是小规模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放款的私人难以摸清数千英里以外的借款的私人经济底牌，难以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监督。设在霹雳或者库马西或者斐济的小种植园或者工厂或者贸易公司或者采矿公司，几乎不能希望发行股票到伦敦证券交易所去买卖。投资者不可能知道这种企业有什么价值，也不可能对它们的管理抱有信心。所以许多外国投资必须通过中间人来进行。设在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的金矿开采公司已在数目较少的信贷公司的主持下组成集团。这些信贷公司为在它们庇护下的公司行使某些秘书和销售等职能，这样做通常是要收费的。它们也可能投一点资。然而，从私人投资者的观点来看，它们的主要职能之一是保证在它们庇护下的公司是真诚的。当这些公司中的一家公司发行股票时，它们在伦敦较易为人们所接受，因为人们知道这家公司有很好的保证人。东方的茶园和胶园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其中许多种植园是由几家著名的信贷公司管理和做保证人的，这些公司的名字同样起着保证具有诚意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种保证人；中小公司就无法直接进入外资市场。这产生了进一步的后果。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在外国经营的公司中出现了大规模走向合并，组成控股公司和实行垄断的趋向，例如在锡矿或铜矿业中就是这样。如果中小公司无法直接进入市场，那么唯一的出路是由许多中小公司组成大公司。这种成立垄断企业的趋势，在出现这种趋势的国家是不受欢迎的，但是它是以下事实不可避免产物，即外资市场无法应付独立的小公司。另一个后果是外资通过已经在先进国家建立的公司进行流动，在欠发达国家设有分公司或子公司。这种情况一直是锡、铜或石油开采业的一个特点。 这实际上也是外国资本流入制造业的唯一渠道；实际上，欠发达国家里一切由外国出资开办的工厂，都是在先进工业国经营的公司或海外大贸易公司的分公司或子公司。 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为什么外国私人资本多半购买公债和公用事业股票，只有很小一部分直接投资到工业、农业或贸易的主要原因。不通过中间人，这件事情是无法做得有成效的。在过去，这些中间人一直是信贷公司、秘书服务公司或者设立在工业国的公司；否则就必须走向垄断，将所有权集中起来，以便在资本市场获得立足点。最近，一个新的中间机构以政府开办的金融机构的形式出现了，如农业银行、开发银行或工业金融公司，它们由政府担保，从外资市场借款，并且将这些资金重新投资到国内的小公司。但是这种做法只是着重说明了从国际投资的角度来看政府借款的重要性，以及私人股东的直接投资所发挥的必然是微小作用。在恢复外国投资方面，主要问题是如何向外国政府提供更多的资本。 在1929年之前，外国政府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向私人放款人借钱。而现在不再有可能大规模借钱了，这或者是因为美国通过了法律，或者是因为欧洲对外汇实行管制，可支配的私人储蓄减少，或者仅仅因为公众对这种贷款作出不利反应。 因此，如果政府要借钱，它们不得不主要向其它政府借钱。国际私人贷款的伟大时期已在1929年结束；如果国际投资得到恢复，那将是政府间提供资金的时期。 为政府间贷款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措施是在1933年成立了美国进出口银行，这家银行主要是向各国政府放款，但是并不完全如此。接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联合国用大多数会员国交纳的会费开设了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这种银行也有借款权，它在美国和欧洲行使了这种权利。这两家银行发放低息（3—5％）贷款，偿还期比较长。此外，宗主国在它们的殖民地设立了投资机构。英国成立了由政府提供资金的殖民地开发公司，成立这家公司主要是为了进行直接投资，但是它也向私人企业、公用事业和公营公司放款。其它欧洲宗主国政府也有类似的机构。 虽然政府间贷款的这些机会是存在的，但是贷款总额很小，现有的机构根本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其主要原因是这些贷款实际上只限于“自我清偿”项目，也就是说，只限于那些本身直接产生收入的项目——例如电力或钢铁公司—— 这样可以用这些收入还本付息。现在，这些国家需要的许多发展项目是用于教育、公路、公共卫生、研究、农业推广或社会开发等非自我清偿开支。许多其它项目只有一部分是自我清偿的，如农村供水、水土保持或开垦土地。而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这些计划正好是最紧急的优先项目。在1929年以前，一个有偿债力的政府可以为实现它喜欢的任何目标，或者甚至没有规定任何目标而在资本市场借款。这些新机构并不能代为提供这种已经消失的方便条件。它们能代为提供公用事业借款，而不提供政府的杂项借款，前项借款往往占外国贷款的三分之一。 此外，政府无法仅仅为了扩大公共事业的规模而借款，这本身就限制了它们为公用事业及其它自我清偿项目借款的能力，一般说来，一切投资都取决于是否具有足够的公共基础。 说得比较具体一点，如果投资的速度加快，那么一切教育和培训机构马上就会受到压力。必须有工程师、科学家和管理人员来制订计划，并加以实施，还要有其它各种水平的熟练人员，如石工、木工、焊工和电工等。由于联合国、美国和参加科伦坡计划的英联邦国家提供援助，以及宗主国向它们的殖民地提供技术援助，这种缺乏专门人才的情况有所缓和； 但是除了缺乏大批专家这个事实以外，这些国家的基本需要是培训它们自己的人民。它们必须花费许多钱来办各种形式的教育，在它们能够找到用于这一目的的资金之前，它们使用自我清偿贷款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 因此，对于建立负责政府间转拨为非自我清偿开支提供资金的机构已经进行了许多讨论。从理论上说，这些机构也完全可以成为贷款机构，因为提高国民生产率的任何开支，都能还本付息。但是由于所提高的生产率并不直接进入国库，所以用贷款为非自我清偿开支提供资金的政府，到还本付息的时候，在财政上就会遇到困难，除非它有第一流的财政制度。 因此，这个问题一直是从政府间援助赠款的角度来讨论的，而不是从贷款的角度来讨论的。 在这方面宗主国带了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宗主国设立了殖民地开发基金，用以补贴它们的殖民地的公共开支。英国有殖民地开发法，其它宗主国也有这种法律，英国殖民地开发法规定，每年开支为1500万到2000万英镑。采取的另一个步骤是美国在1948年制订了经济援助计划。这种援助的最大部分是给欧洲的，但是在最近几年里，欠发达国家也一直在得到援助（不包括军事援助），数额为每年3—4亿美元。联合国还决心支持成立一个联合国机构，为发展经济提供补助金或低息贷款，但是它仍然还得决定这个机构应当在什么时候开始活动。 如果人们考察一下外来资金的情况，那就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国际转拨款项能否恢复到战前的（实际）水平首先取决于建立一个适当的补助金制度。外国直接投资只与不发达国家所需的一小部分资金有关系。外国投资在它的盛行时期多半是借款给政府或者在公用事业投资，现在和那个时候一样，问题主要是为现在的国营经济部门寻找资金。现有的政府借款机构是与自我清偿项目有关的，在这方面看来是足够了。所缺的是政府扩大生产性的但是非自我清偿的开支的资金。在1929年以前，政府可以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借款，所借的款额几乎和公用事业的直接投资相等。在消除这个差距之前，无论是通过取消对目前的贷款机构的限制来消除，还是通过设立补助金来消除，所有其它外国投资大概都会遇到障碍，因为一切投资在某种程度上都取决于公用事业是否有足够的基础。 ------------------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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