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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条件，只有资本而不同时为资本的使用提供富有成效的基础，那么资本就会被浪费。在本章的以下各节中，我们认为已经谈过的关于这些其它事情的所有情况都是正确的。因此，我们能够集中研究在使用资本的条件适当的时候资本的成效问题。 资本的成效有多大？由于缺乏有记载的证据，这个问题极难回答。对于过去几十年资本和收入的增加情况，我们只有一些根据了解的情况进行推测的材料，而且这些材料仅仅是关于几个先进工业国的。实际上，我们关于收入和资本的数量关系的全部知识，都是从西蒙·库兹涅茨教授和科林·克拉克博士的开拓性工作中获得的，本节中的以下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他们的计算结果写成的。 对资本和收入增长的价值的估计数字在以下两点上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第一，在工业国家里，当把资本密集工业和资本稀疏工业计算在一起时，资本价值和产值的比率在边际上看来是相当稳定的；第二，如果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的价值不包括在资本里，国外资产的价值不包括在资本和收入里，那么这种边际比率达到3比1到4比1。这种结果可以用不同方式来表示，例如可以说，投资100英镑，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加25英镑到33英镑；或者说国民收入累积每年提高3％，年度净投资额就占国民收入的9—12％。工业国确实往往将它们10—15％扣除折旧以后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它们的收入也确实往往每年增加3—4％。 从数学上说，现有股本与收入的比率（即不同于边际比率的平均比率）仅仅是用于投资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平均投资期限和收入增长率的函数。因此，如果总收入是常数，每年将12％的总收入用于对结构的投资，投资期限为50年，将8％的总收入用于对设备的投资，投资期限为10年，这样50年以后，平均资本一收入比率为3：4。（任何时候都存在的结构原始成本为国民收入的6倍，设备的原始成本为国民收入的0．8倍；假设资本平均消耗一半，那么它的平均值为国民收入的3．4倍）。如果所持股票比如说增加0．5，那么这个比率就达到3．9。改变收入增长率并不会产生如人们可能期望的那么大的影响；例如，如果我们现在假设国民收入每年增长3％，并且其它假设不变，那么包括股票在内的资本—收入比率就会下降到只有3．0（这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早先的资本到现在己消耗一半以上，比后来的资本少得多，由于累积的增长，后来的资本消耗不到一半。）鉴于资本的平均期限，资本—收入比率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每年用于投资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所以，一些国家从国民收入中拿出差不多一样多的钱进行投资，它们的资本—收入比率差不多也是一样的，这就毫不奇怪了。 由于同样的原因，不发达国家现有资本与年收入的比率要低得多（接近于1比1），因为它们的积累率低得多。然而我们不知道边际资本—收入比率在工业国和欠发达国家的比较结果（此处以人均资本作为发展指数）。人们有许多理由不指望边际资本—收入比率是相同的。用于投资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即使是相同的，也不可能使国民收入达到同样的增长率，资本的平均期限可能也是不同的。有些人深信，在欠发达国家，边际资本—收入比率较高，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由于他们认为，产生资本的工业的效率较低，资本浪费较大，技术知识增长较慢，这些都是使资本的产值不是那么高的因素。其他人则预料这些国家的比率较低，他们的依据是开发新的自然资源，人口增长较快，农业、工业和公用事业等经济部门的相对重要性各不相同，比较鼓励采用资本主义特征比较少的生产方法。对以上各点中的每一点都可以发表一点意见。 第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欠发达国家生产消费品的效率比生产生产资料的效率高。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与收入相比，这提高了这些国家的资本成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将资本的形成分为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即建筑及建设工作和设备制造。至于造价，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说明在欠发达国家或者在比较发达的国家，它们与消费品的成本相比是否比较高。下面这种证据肯定是有的，那就是如果建筑业任务过重，那么造价就会急剧上升，因为在建筑业里，如果对工业不进行适当的计划或监督，那么工作是很容易发生混乱的，但是欠发达国家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发达国家也同样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关于机械，证据就比较多；例如有相当明确的证据表明，在30年代，与美国相比，苏联在机械生产方面无论如何处于相对的不利地位。另一方面，虽然建设必须在国内进行，但是机械是可以进口的，这样就可以避免国内生产比较不利的地位。总之，似乎有理由预料，在欠发达国家里，与收入相比，资本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也许高得不多。 第二，由于资本浪费较大，预料资本—收入比率较高。对于这一点，不可能有很多的怀疑。欠发达国家搬运生产资料不像比较发达的国家那样谨慎，从这个意义上说，浪费现象是存在的。工人不那么熟练，使用工具不那么小心；汽车司机和火车司机开车时损坏车辆；公路、建筑物和其它设备不是维护得那么仔细。因此在欠发达国家，折旧率要高得多。据认为，还存在这样一种浪费现象，那就是由于不大了解可能性，投资不适当的情况比较多。欠发达国家对土壤、雨量和矿物等资源的规划工作做得不那么好，对国内外的潜在市场不那么了解。因此它们犯了大错误，取得经验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企图在坦噶尼喀种植可食块茎这个典型例子，仅仅是数以千计类似情况中宣传得最多的一个例子，它涉及私人企业家的程度甚至超过涉及政府的程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资本往往因循守旧，结果对有些活动投资过多，对其它活动投资不足，这也造成了浪费。这些浪费确实是相对的，因为浪费资本的现象在发达国家也是存在的；例如，如果说它们的物质损耗率较低的话，那么它们的报废率往往是比较高的。即使如此，我们必须预料到，经验最少的国家浪费比较大，看来有这种看法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可以说，在欠发达国家，资本产生的利润较少，因为资本使用得有成效，取决于技术的不断提高，而在欠发达国家，知识是提高得比较慢的。这个论点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其中的一种说法是：在发达国家，收入往往是由于知识的不断增长而增长的，即使不再增加资本，收入也会增加。而在欠发达国家，技术进步较慢，对收入的增加所起的作用较小。或者用另外一种说法来说，资本往往用于引进新技术，所以凡是技术发展缓慢的地方，资本产生的利润是比较少的。另一方面，同样可以说，正是由于技术落后，才有可能取得引人注目的进步，因此如果在比较落后的国家投资，并且同时在教育和训练方面作一些必要的开支，那么它们取得的增长率可能会比比较发达的国家快得多。许多思想家认为，由于这个原因，提高起点低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比提高水平已经很高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容易得多，他们引用苏联和日本比较高的产出增长率来证明他们的说法。 同样，关于资源的论点也没有使人得出可以论证的结论。 正如当资本用于引进比现有技术优越得多的新技术时产生的利润特别多一样，资本用于开发新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产生的利润也比仅仅用于改善对已有自然资源的利用所产生的利润要多。因此，人们有时争辩说，欠发达国家能够比比较发达的国家更有成效地使用资本。然而情况未必是这样。首先，欠发达国家的资源未必比比较发达的国家的自然资源丰富。亚洲和非洲尚未表明它们的土壤、燃料或其它矿藏特别丰富，人们并不清楚的是，在亚洲或非洲的投资是否会比增加对北美洲已经探明的资源的投资使资源产生更大的效益。因此，我们决不能使用像洲这样的大类别，相反，必须谈有限地区的具体项目。在不发达世界的某些地区，丰富的资源仍然有待开发，而在其它地区，资本的作用将主要限于使得有可能使用较好的技术。其次，资本甚至可能与已经投了资的企业有密切的关系。任何新企业的生产率，都必须依靠利用许多其它企业的服务（公用事业、工程服务、原料供应商等）。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在已经投了许多资的地方进行新的投资，比在尚未开发的地方投资来得经济。因此，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有利，欠发达国家资本效益较高的自然倾向是不存在的。 尽管如此，如果差别主要是已经投了多少资的问题，那么欠发达国家的不利地位就会随着它们自己的投资的加速而减少。遗憾的是我们对欠发达国家的资源知道得太少了，或者对增加或减少资本收益的重要性知道得太少了，无法信心十足地对这些题目作概括性的论述。 第四，我们应当按照“报酬递减律”预料人口增长缓慢的国家的资本—收入比率，比人口增长迅速的国家的资本—收入率来得高。“报酬递减律”就是，使用的劳动力增加而不是减少，资本产生的效益可能提高。在这里，人们同样决不能设想，所有欠发达国家的人口都增长得很快；例如，现在北美洲的人口比亚洲的人口增长得快得多。另一方面，如果人口增长缓慢，例如在法国，那么修建住房就不需要那么多资金，因而资本—收入比率高，这也许是更加重要的。 我们在讨论以不同经济部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为依据的论点时可以稍微增加一点信心。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资本—收入比率的差别是很大的。因此，公用事业的这个比率比制造业大得多；即使在先进的工业国，公用事业的比率也比制造业高四五倍，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这个比率似乎还要高，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部门具有的很大的规模经济使得这个比率迅速下降。另一方面，在公用事业部门投资不仅可以使那个部门提高生产率，而且还可以使其余经济部门也提高生产率；所以对整个经济的实际结果可能是资本一收入比率低。农业和制造业对资本的需求也有很大差别。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农业的这个比率比制造业高，但是在欠发达国家，由于农业的机械化程度比较低，农业的这个比率看来比制造业低，不过手工业不算在内。现在，当我们考虑到不同部门的不同比率，以及在比较发达的国家和比较不发达国家里各部门以非常不同的比率结合在一起这个事实时，我们应当预料到整个经济会有非常不同的比率。在欠发达国家，与制造业相比，农业的地位比在发达国家的地位重要得多。在生产率水平低的国家，需要有60—70％工作有报酬的人口从事农业才能养活人民，而在发达国家，为了同样目的只需12—15％的人就够了。（但是所有这些比较都要遇到人口分类工作中固有的困难，我们在第四章第一节（三）中已谈到了这个问题。）在低水平上，农业也不是一个资本密集的部门（不考虑土地）。在水利方面可能需要大量开支来进行排水、土地开垦、灌溉或防洪。那些人口稀少的欠发达国家使用机械来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也可能得到好处，但是对于人口稠密的国家来说，进行机械化耕作好处不大，因为普遍使用机械会增加失业人数，这种害处比提高产量的好处要大得多（见第三章第三节（四））。除了在保持水的方面投资以外，欠发达国家提高农业生产率更多地依靠新技术（肥料、种籽、农药、轮作等），而不是依靠资本。在制造业的发展方面资本密集的程度要高得多，在适合发展家庭手工业的地方发展家庭手工业并不需要巨额资本，这是事实，但是发展工厂也是不能避免的，而且同处于这种发展水平的农业比较起来，资本是非常密集的。由于与制造业相比，农业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从就业人数来说为6：1到10：1），又由于农业的发展依赖于每年用于农业推广和农业研究的开支的程度大大超过依靠资本的程度，得出以下结论似乎是合理的，那就是虽然资本比工业国增加得少，也能使收入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在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港口、铁路、公路、电力、学校等）方面必须支出数额很大的开支，如果按这一数额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来说，也许比工业国还要高。所以总起来说，资本—收入比率由于受不同部门的相对重要性的影响也许没有多大差别。 最后，我们谈谈由于资本相对短缺所造成的差别。在欠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更节约地使用资本是经济的。因此，如果有可能使用一个投资大而日常费用低的方法，或者选择最初投资额较低而年度费用较高的方法，那么后一种方法往往是比较合适的。建造20年比建造50年好：采取使用手工劳动而不是使用机械的方法比较好：一般说，节省资本比节省劳动力好。自然必须把所有这些看作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提出的论点并不是主张根本不应当使用资本，而是由于资本比较为发达的国家少，所以应当更加节约资本。这个论点适用于所有欠发达国家，但是尤其适用于那些剩余劳动力比物质资源多的国家，因为目前的产量用较少的劳动力就可以达到，而不必增加资本或改进技术。中东和南亚的某些国家就是这种情况，例如印度，据认为，在印度可耕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在目前设备和技术条件下，比耕作这些土地所需的人数大约多四分之一。在这种国家，用资本代替劳动力是一种浪费，在农业、制造活动、建筑或其它活动中，机械的使用应当限于这样一些情况，即在仅仅使用更多的劳动力增加不了产量的地方使用机器。这种论点的必然结论是，我们可以预料，欠发达国家增加收入所需的资本数额比比较发达的国家少。 现在我们已经考虑了说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边际资本—收入比率应当有所不同的五六条理由。这种分析的结果是，我们不知道任何不发达国家的边际资本—收入比率是多少，而只能随便猜测它是否可能比美利坚合众国高或低。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由于缺乏任何更好的比率而使用以往为工业国找到的比率的话，那么就很容易看出欠发达国家收入增长得如此缓慢的原因。据估计，一个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每年将大约4％或5％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将这种数字与工业国的投资数字作比较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对欠发达国家的估计数字不是那么有把握。例如，我们不知道自给农民在他们的田地上开垦新土地、排水或土壤保持、改善房舍等方面为他们自己积累了多少资本。所以，可以想象，对农村地区的资本形成是估计得低了。可是如果我们接受这些数字，那么每年4％或5％的净投资额可能使国民收入仅仅提高大约1．25％，这是印度目前的人口增长率——或者甚至不到1．25％，如果对建房的投资在不大的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大，而生产投资所占的比重比较小的话，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所以目前的投资至多只能赶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再腾不出任何资金来提高生活水平了。如果印度要将它的生活水平每年提高1％，那么它就必须将它的投资率提高将近1倍。印度和美国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每年都在扩大。要使这个差距不再扩大，印度的生活水平就必须与美国的生活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提高，比如说每年大约提高1．5—2％。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印度的净投资额必须从目前占国民收入4％或5％的水平，提高到比如说占国民收入的12％。 这反过来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不降低资本效益的情况下，可以以什么样的速度来加速资本形成。现在比较发达的所有国家在过去的某个时候都经过一个迅速加速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它们的年度净投资率从5％或不到5％提高到12％或12％以上。我们所说的工业革命就是这个意思。 遗憾的是，使我们能够说明在任何具体情况下过渡时期要持续多久，或者说在过渡时期资本的生产率受到多大影响的数字并不存在。我们已在日本、德国、北罗得西亚和苏联等国看到了一些非常迅速的过渡（例如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但是我们不能说变化的速度是否降低了这种努力的生产率。尽管如此，人们预先还是可以说，一个国家能够富有成效地加速它的资本形成的速度是有限制的。其中两个最重要的限制（假使财政状况好，有适当的自然资源和合适的制度）是缺乏技术和公用事业不足。 缺乏技术不仅妨碍人们富有成效地使用资本，而且可能使他们根本无法使用资本。正如我们过一会儿就会看到的，资本形成有一半以上是由建筑工程构成的。因此，资本的扩大取决于建筑业扩大的速度。如果没有木工、石工、电工和工程师来从事必要的建筑工作，不论工程是公路、桥梁、水坝、工厂、电站、房屋还是其他的建筑物，那么计划就无法执行。 所以加速资本形成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速度这个问题首先取决于扩大建筑业可以达到什么速度的问题。另一个限制是公用事业不足，因为新企业需要通讯、码头设施、供水、电力和其它这样的服务。可是要扩大公用事业（假如财政状况良好）又涉及这些项目的建设速度问题，这与扩大建筑业的速度是同一个问题。所以限制吸收资本速度的最重要障碍是缺乏技术。 现在技术可以从国外引进，或者可以进行培训。在北罗得西亚，技术是按需要引进的，所以资本形成迅速扩大，没有具体限制。在别的地方，提高技术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培训，虽然在任何情况下，即使仅仅为了做培训工作而聘请外国技术熟练人员也会使资本形成容易得多。训练建筑工人和监工的工作在任何训练计划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当然许多其它技能也是需要的，其中包括那些要在投资以后使用资本的人的技能。发展计划造成的许多挫折是由于在这种计划中未把训练放在主要地位。虽然与国民收入相比，发展计划几乎都是不大的，但是执行起来几乎总是落后的，因为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实际困难。如果与此相反执行庞大的训练计划，比如像苏联那样，或者像爆发战争时军队迅速扩大那样，那么缺乏技能看来没有理由成为10年内资本形成速度提高1倍的障碍。如果提供训练设施，如果还谨慎地从外国聘请有经验的监工，那么建筑业在10年内就可以翻一番。一开始生产率自然是低的；但在另一方面，新就业的工人的生产率也总是低的，无论发展的速度是快还是慢。 下面我们研究资本构成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资本形成净值与总值的比率，使用资本的工业部门和资本的组成。 关于投资总额与投资净额的比率，我们知之甚少。即使在工业国家的经济中，这种分法在理论上产生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实际上使用的数字仅仅是一些根据情况进行的推测，和资本一收入比率一样，这些推测是以对过去的投资和资本的平均使用期限的估计数字为基础的。在这个基础上，通常的估计是，在工业国，更换过时的或者耗损的资本大约需要5—10％的国民生产总值。例如在美国，在直到发生大衰退的漫长的几十年中，投资净额平均约为13％，更新资本约为7％，使投资总额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就美国的情况来说，据认为，有证据证明，与投资净额相比，更新开支有增长的趋势。这似乎是非常可能的，因为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公用事业需要许多新的资本，而在以后各个阶段，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它们所需的资本用于维修开支部分增加，用于新建项目的部分减少。我们对此不能太自信，因为技术在不断发展，使得一些公用事业过时了，并且要求在其它公用事业上增加巨额开支，此外，我们期望的服务标准也在不断提高。 不能把现有的数字看成是最后的，因为这些概念不够确切，或者说这些数字不够精确。目前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很大一部分经济活动仅仅是为了使股本保持完整才进行的。 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更新资本所需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少得多，因为与收入相比，它们的资本的股本少得多。在工业国，可以用于再生产资本的股本比国民收入多两倍以上，而在最贫穷的国家，不包括土地的资本的股本比国民收入少，或者不比国民收入多多少。因此，折旧费只占国民收入的2％或3％，而在最富裕的国家，则占7—10％。随着投资净额的增加，资本的股本和折旧费比率都迅速提高。 下面我们谈谈经济各部门投资的分配。我们只有先进工业国的数据，在这些国家里，投资总额约占国民总产值的20％左右。这些国家之间是有差别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考虑一下“典型的”方案，那么固定投资总额（即不包括股本）可以作如下分配： 住房约 25％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约 35％制造业和农业约 30％其它商业 约10％合计 100％这些数字是长期的平均数，逐年有明显的波动，目前我们无需去研究它。 关于这些数字，要说的话是很多的。先说住房。人们发现下面这种情况通常是感到很吃惊的，那就是仅仅为了向全体居民提供住房，就需要从投资总额中拨出很大一部分钱，但是实际上，这无论如何是工业国的特点。这个比例是随着人口增长率的不同而不同的。在人口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过程仍在进行的国家里，这个比例大概也是特别高的，因为这需要城市迅速扩大。这些大概就是英国的这个比例接近20％，美国接近30％的原因。在住房方面需要支出巨额款项的事实很容易被忽视。苏联在起草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似乎忽视了这一点。如果随着发展工作的进行欠发达国家的人民将要迁入的城市想不重复大多数工业革命最严重的弱点之一的话，那么这些国家（在住房方面所需的投资大概要超过投资总额的25％。 这些数字也说明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公路、码头、运输、水、电力、学校、医院、政府建筑物）是十分重要的。即使在工业国家里，这一项所消耗的资金始终比用于制造活动的资金还要多。我们很想知道关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个比例如何变化的更多的情况，但是现有的数字不允许我们满怀信心地作出判断。有理由认为，在发展的头几十年中，这个比例是特别高的，以后逐渐下降。这是因为在发展的最初阶段，需要建立公用事业的基础，虽然也有必要花一些钱来维持、改善和扩大基础设施，但是以后这些开支比较起来可能不会像最初阶段那样多。这一看法与我们前面用以说明据认为同投资总额相比投资净额下降的趋势的看法是一样的。我们一会儿在说明与设备开支相比投资总额内建筑开支下降的趋势时还会遇到这个问题。再往后，作为某些经济学家提出的理由之一，我们还会遇到这个问题，这些经济学家预料，很发达的国家在它们积蓄的资金“成熟”时，要为这些资金寻找足够的出路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的重要性的另一个有趣的必然结果是与私人投资相比，政府投资的重要性。在那些政府将公用事业交给私人企业经营的国家里，政府的投资只占投资总额的一小部分——10％以下。然而，当公用事业收归国有时，这个比例就急剧上升，如果政府负责住房开支的话，它还会上升得更猛，更不要说对采矿业和制造业的投资了。许多欠发达国家决心将这些投资的责任接过来，结果发现所涉及的款项意味着政府开支大增，超过了它们的财力。 制造业和农业之间投资如何分配，这取决于这两项活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在英国，农业在投资总额中只占5％，但是它只雇佣5％的人。在美国，投资的比例看来接近于8—10％。在每一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使制造业比农业发展得快，因为人们富裕了，他们购买制成品的数量比他们的食品消耗量增加得快。因此，必定会出现一种对制造业投资比例上升，对农业投资比例下降的趋势。此外，相对比例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与其人口的比例，因为这反过来决定它是否人口过剩，是否必须出口制成品以换取粮食，或者靠出口初级产品以换取制成品能否繁荣。在日本或印度等人口过剩的国家，人们期望发展计划包括对制造业的比较大的投资，因为没有其它办法能使所有的人都就业，或者为进口粮食付款。而在缅甸或泰国等拥有充裕肥沃土地的国家，人们则期望那种提高人均农业产量的投资占优势。 最后，我们谈谈建筑、设备和增加股本之间资本形成的分配问题。我们先谈谈股本，因为这一项常常受到忽视。在任何时候，现有股本都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因此，如果国民收入一年增加3％，那么股本需要增加的数额约为国民收入的1—1．5％，这可能相当于投资净额的12％。在制订发展计划时，这个大项的必要性常常遭到忽视，结果是原料和消费品的短缺现象变得更加严重，因而妨碍了产出的增加。 建筑和设备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所占的相对份额的大小，取决于国家在公路、铁路、房屋和公用事业等方面已经具备的条件如何。在1951年，建筑所占的份额英国为48％，美国为56％，黄金海岸为59％，尼日利亚为61％。我们掌握的关于美国的数字可以追溯到1870年，它们已显示出同样的趋势：建筑业已从最初的大约三分之二的水平不断下降。英国的这个比例之所以异常低，其部分原因是由于近几年故意限制对公用事业的投资作为反通货膨胀的一种措施。在公路方面开支非常少，这就非常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1952年，英国的政府投资（不包括公营公司和公用事业）只占固定投资总额的9％，而美国为16％。 建筑业的极大重要性并不是得到人们普遍理解的；许多人主要是从安装机器的角度来考虑资本形成的，而实际上它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这种或那种建筑结构组成的。在资本形成中，土木工程是主要行业，机械工程则比它落后一段距离。 这种情况会产生一些必然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已经提出的论点，即阻碍迅速加快投资的真正的障碍是建筑业自我扩充的能力。另一个必然结果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最需要资本的是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眼下它们是不直接对外国私人投资者开放的；所以外国私人投资对欠发达国家的资本需求关系不大。但是我们将在第二节（三）中再回过来谈这一点。 为了表明下面这一点，我们所说的话已经够多的了，那就是本节中出现的任何数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推测性的，不存在应当期望某个国家遵循的典型的投资模式。尽管如此，即使考虑到各国之间理所当然地存在的重大差别，而且这些差别是可以解释的，这些数字也清楚地显示了某些典型的误解，仅仅由于这一点，它们也是有价值的。例如，它们表明了建筑业在资本形成中的重要性，股本的重要性，以及住房的重要性，由于忽视了这一点，许多发展计划失败了。在每一个国家，如果人们想制订投资计划，那就必须详细调查资源和潜力，这项工作是代替不了的；但是考察一下其它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也是有益的，即使只是弄清楚某个重要项目没有遭到忽视也是好的。 ------------------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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