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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们正处于现代历史中一次最严重经济灾难的阴影之中，而世人对此却感觉迟钝。现在几乎每一个人都清楚地明白正在发生的一切，但是他不理解其原因所在，于是同以前风波乍起时的情形一样，内心充满了事实证明是过分了的恐惧心理，同时，还存在一种缺乏理性控制的焦躁情绪。他开始对前途产生怀疑。他怀疑，过去的一切是不是只是一个欢乐的梦境，而现在却要从梦中醒来去面对现实的黑暗！否则，目前的灾难是不是只是一场可怕的梦魇，而梦魇不久就会消逝？ 他不必心存疑惧。过去的一切确实不是梦境，而当前所发生的一切却只是一个梦魇，它在天明之际，会自然消逝而去。因为现在自然资源和人类创造发明的才能，同过去一样丰富、一样具有生产力。我们解决生活物质需要问题的前进步伐，并没有减慢。同以往一样，我们有能力为每一个人提供高标准的生活水平——所谓高标准，我的意思是指同20年前相比而言——不久还会懂得如何使这一水平更进一步提高。我们在过去并没有上当受骗。但是今天，我们却陷入了无边无际的沼泽之中，在一部微妙、精细的机器控制之下，我们步履蹒跚、惊慌失措，而我们却并不了解这部机器的运转原理。结果是我们创造财富的潜力，在一段时期内——也许是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将处于废弃闲置的状态之中。 我有些迟疑，不知在这个问题上，能否依我所希望的那样，把我心里的感受同读者内心的想法有效地贯通起来，彼此呼应。我所要讲的，对于外行来说，也许过多而难以理解；对于专家来说，也许过少而显得肤浅。因为——尽管没有人会相信——经济学是一门技术性的、具有很大困难的学问，甚至也可以称为是一门科学。不管怎样，我将竭尽所能，不惜把有些部分删略掉，因为问题过于复杂，为了让读者对当前事态有全面的了解，就必须如此。 首先，应该注意到这一次的萧条是极其严重的。在世界上三个主要工业国家——美国、英国和德国中，失业工人已达1000万。无论在哪个地区，各主要工业中几乎没有一个能赚取足够的利润使其进一步扩展，而工业扩展正是进步的标志。与此同时，从事于初级产品生产的那些国家，其矿业和农业中，几乎每一种主要产品的价格都在急剧下降，致使许多甚至绝大多数生产者不能弥补其生产成本。1921年时，也曾出现过价格的暴跌情况，但那是从过高的价格水平上下跌的，在原来的价格水平上，生产者获取的是不正常的暴利；而这一次价格下跌是从去年的正常水平上开始的，跌幅之巨大，落速之迅疾，在近代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次经济灾难的深远程度，由此可见。 在生产停顿、失业现象达到最高峰之前要经过一段酝酿时间，由于种种原因，这段时间在初级产品行业中比制造业中要长得多。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规模较小、组织也欠条理的生产单位说来，不容易进行有计划的紧缩；生产周期，尤其是农业，也比较长，生产的暂时停顿，往往会带来巨大的损失；许多生产者一般都是自己的主人，因此收入减少时，他们也愿意继续工作；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失业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比较严重；对于初级产品几乎是人民的全部生活来源的那些国家，这类产品的生产停顿将会造成比较严重的财政问题。虽然如此，随着形势的急剧恶化，初级产品不久也将面临工业产品所面临的严重限制，由此对制造商们将进一步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到那个时候，初级产品生产者没有任何购买力去买进工业制成品，于是，我们就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痛苦地挣扎下去。 处于这样的困境，各个生产者会把虚幻的希望寄托在他们各自的行动方针上，认为只要独自采取这种方针，就会有利于某一生产者或整个生产者阶级；但如果每个人都采取这种方针，则没有一个人能从中获益。例如，对某一初级产品的产量进行限制时，只要使用这种产品的工业，其产量没有限制，则这种初级产品的价格肯定会上涨；但是如果各种产品的产量全面受到限制，那么对初级产品的需求量也将下降，下降到正好是受到限制的初级产品供给量，这时，没有一个人的处境会更好。再如，如果某一生产者或某一国家削减工资，这时只要其他人不效仿，那么这个生产者或这个国家可以在贸易往来中多获取一些利益。但是如果工资的削减是全面的，整个社会的购买力就会与生产成本作同样程度的降低，结果依然是，没有一个人的处境会更好。 由此可见，无论是限制产量，还是削减工资，就其本身作用而言，都不可能达到恢复平衡的目的。 不仅如此，即使我们最终能够按照适合于（比如说）战前价格水平的较低的货币工资水平重新确定产量，我们仍然摆脱不了困境。因为从1914年以来，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我们都背上了巨额抵押债务负担，而这些债务都是以货币确定的。所以，每一次的价格下跌都会加重这类债务的负担，因为价格下跌会导致确定债务的货币的价值有所提高。例如，如果我们把价格定位于战前的水平，英国的国家债务总额将比1924年增加约40％，比1910年增加1倍；原来大家普遍认为德国无法承受道威斯计划所规定的负担，现在看来，杨格计划比道威斯计划有过之而无不及；大战期间各协约国拖欠美国的债务，以商品和劳务计算时，相比于最初协定的债款总额，将增加4O％～50％；有些债务国家，如南美洲和澳大利亚，除非它们为了债权国家的利益而自愿降低生活水平，否则将无力履行义务；世界各地的农业生产者和房产所有者，凡是以抵押方式借入资金的，这时都将成为债权人的牺牲者。在这样的情势下，破产、违约、赖债等现象，将层出不穷，从而将动摇资本主义体系存在之根基，而一些必要的调整措施，这时是否能够及时防止上述一系列现象的发生，则值得怀疑。于是，在极端混乱的局势下，这些地区就成了引发暴动、政变和革命的温床。就整个世界来看，有许多地区已经处于这样的危险之中。然而，自然资源和人类发明创造的才能始终同以往一样丰富，一样具有生产力。这次混乱的结果，只不过使资本主义运转机器发生了一时的故障。但我们不必因此而灰心丧气，以为汽车文明已经完结，不久又要回到左摇有摆的马车时代。 目前的局势一团糟，我们正处于严重的困境之中。那么，如何才能再起炉灶、重整旗鼓呢？让我们先来追溯一下事件的发展过程。 1．为什么工人和工厂会处于闲置状态？这是因为工业家预料，再继续生产下去将无利可图，产品售价根本弥补不了成本。 2．为什么工业家会预料到出售产品将不免蒙受损失呢？这是因为，产品价格的下跌比成本的下跌要迅速得多，实际上，成本的下跌非常微小。 3．产品价格的下跌，是怎样超过成本的下跌的呢？由于成本是企业家生产商品时所支出的费用，当商品出售时能收回资金的多少，决定于价格。对于各个企业和各个商品而言，很容易理解价格与成本之间的不相称。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企业家所支出的同所收回的，在数量上必然相等，因为企业家在生产过程中的支出构成了公众的收入，然后由公众在交换产品的过程中把这笔钱付还给企业家。这就是我们对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正常循环的理解。 4．不！很不幸，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困难的症结、祸害的根源，就在这里。企业家支出生产成本，并不一定非要在产品出售时，如数收回其销售所得。在经济繁荣时期，销售所得往往超过生产成本；而在经济萧条时期，生产成本往往超过销售所得，此外，那种认为借助于降低总成本——无论是限制产量，还是削减回报率——就可以必然恢复平衡的想法，实际上只是一种幻想，因为工资收入者同时也是企业家的买主，企业家削减支出必然会削弱这些人的购买力，从而其销售所得也会减少，减少的数量与工资压缩的数量大致相等。 5．那么，世界上整个企业的生产总成本，怎么会与销售总所得不相等呢？两者之间的不相等，究竟取决于哪些因素呢？我自认为是懂得其中的来龙去脉的。但要我在这里对此作出圆满、彻底的解释，我感到过于复杂，有些无从下手（在别的地方，我曾对此进行过详细地说明）。因此在这里我只好略而不谈。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市场上出售的消费品状况。这类商品生产者的利润（或亏损）取决于哪些因素呢？生产总成本，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社会总收入，是在消费品成本和资本品成本之间按一定比率分配的。公众的收入与社会总收入其实也是一码事，只不过它是在消费品的购买支出和储蓄之间按一定比率分配的。若前一个比率大于后一个比率，消费品生产者将出现亏损，因为他们的销售所得是与公众在消费品上的支出相等的，在这种情况下，销售所得将低于（稍加分析即可明白）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另一方面，若后一个比率大于前一个比率，则消费品生产者将获得额外的盈余。由此说明，只有在公众用于此类商品的支出占其收入的较大部分的情况下（就是说储蓄要少些），或者，在总产出中资本品所占比例较大的情况下（等于说总产出中消费品所占比例相对较小），消费品生产者才能获取利润。 但是除非资本品生产者有利可图，否则他们不会在较大的规模上生产这类商品。于是我们面临着第二个问题，即资本品生产者的利润取决于哪些因素？主要因素应该是公众的偏好，公众也许愿意以货币或货币等同物的形式来持有处于流动形态的储蓄，也许愿意用储蓄来购买资本品或资本品等同物。如果公众不愿购买后者，则资本品生产者会亏损，随之而来的就是资本品产量的减少；出于上述的同样原因，消费品生产者也将会亏损。换句话说，所有各类生产者，在这种情况下，势必都将亏损，于是普遍的失业将接踵而来。此时一种恶性循环将在所难免，随着一系列作用和反作用的结果，事态将越发趋于恶化，直到发生某些偶然事件时，才可能有所改观。 这是对于一种复杂现象的一个过度简化的描述。但我相信它包含了事件之所以发生的本质内容。尽管可以添加许多变奏曲，但曲调却始终如一。 如果我的见解正确无误的话，那么，困难的根本原因即在于缺乏重整事业的进取心，而进取心之所以不足，是由于资本投资的市场状况不如人意。由于商业是国际性的，整个世界新资本品产量的不足，势必影响每一地区的商品价格，因此所有国家生产者的利润，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 为什么整个世界的新资本品产量会出现不足呢？依我之见，这是由于若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由于借出者的态度，因为新资本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借入资金来生产的。其次，资本品生产不仅取决于借出者的态度，同时还取决于借入者的态度。 由于若干原因，借出者对于贷款所要求的条件，始终超出了新企业所能接受的程度。首先，在战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战争带来的巨大损耗需要弥补，使得企业有足够的能力承受较高的利率，这一事实促使借出者形成了一种预期，即习惯于索要高于战前的利率。其次，为了履行条约义务，出现了具有政治色彩的借入者；为了支持新近恢复的金本位，出现了银行借入者；为了从证券交易所的火爆市场中捞取好处，出现了投机性借入者；最近还出现了一种苦恼的借入者，他们由于价格下跌而损失惨重，因此不得不借款以渡过难关；所有这些借入者几乎都处境窘迫。因此只要能借到钱，他们不惜接受任何条件，这种状况使得借出者，能够向这些不同类型的借入者索要较高的利率，高于新企业真正能够负担的限度。最后，由于世界的不安定状态以及各国的投资习性，某些国家的众多借出者根本不打算在任何合理条件下发放贷款，从而限制了这些国家在贷款方面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借出者对世界上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失去了信任，以致为了抵御风险，在贷款时提出苛刻的条件，简直足以扼杀所有新企业的创建可能性。最近两年来，世界上三个主要债权国中的两个，即法国和美国，已经从国际市场上大部分收回了用于长期贷款的资源。 一方面，借出者抱着不愿出借贷款的态度，另一方面，借入者也同样抱着不愿接受贷款的态度。因为价格的下跌对借入资金的那些人来说，的确是一场灾难，凡是拖延新建企业计划的人，反而由于拖沓而占了便宜。不仅如此，令借出者担惊受怕的那些风险，同样吓坏了借入者。最后，美国在最近五年内，新资本企业出现了大规模的发展，这一点或多或少地吸尽了目前进一步创建企业的有利机会——不管怎样，只要企业萧条状况继续存在，情形总是如此。到1929年中期，除美国外，整个世界范围内正在创建的新企业在规模上已经处于颓势，已经与当时的情况不相称。此后在美国国内，新投资也陷于崩溃状态，企业界由此受到的打击程度也达到了顶点，美国现在的新投资，比1928年大概减少了20％～30％。因此，在某些国家中，新的有利投资机会比以往有了更大的限制，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则存在着较大的风险。 于是借出者的想法和借入者的想法之间，关于真正新资本投资的目的，存在着很大的隔阂。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借出者的储蓄并不是用于资助新资本企业的发展，而是无形之中被企业亏损和陷于困境的借入者损耗殆尽。 当前由于人们心理上的一些因素，萧条状态的发展有些过分。因此，适度的复苏现象，有可能随时发生。但是，依我之见，除非借出者的想法与借入者的想法能够再度达成一致，否则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复苏势头。而要使两者在想法上趋于一致，一方面在于借出者愿意放宽贷款条件，能在更广泛的地区范围内进行贷款；另一方面在于借入者逐渐恢复其原有的创业进取精神，从而较为主动地承担贷款。 借出者与借入者双方意见悬殊，相互之间的隔阂如此深远，如此难以消除，实为近代史之少见。我已说过，这一点正是我们当前的病根所在。除非我们确信这一诊断是正确的，由此振作精神，集中我们的意志和智慧，沿着这一方向努力寻求解决方法；否则，若这一诊断果真是正确的，而我们又无所适从，则不景气的局面会进一步恶化而彻底成为严重的大萧条：价格水平的下跌趋势也许要持续好几年，对物质财富和社会稳定将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幸免其中。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寻求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我在本篇开始时所表现出来的乐观论调，才能获得证实——至少是在不远的将来。 至于将来政策方针的阐明，已经超出了本篇的涉及范围。但可以预计，除了主要债权国家的中央银行当局以外，其他国家是无法首先采取措施的；同时，任何一个中央银行要想单独行动，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大多数人为病症所迷惑而产生误解，他们的行为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法兰西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的坚决行为所能产生的效果，则比一般想像的要大得多。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最行之有效的补救办法，就在于这三个主要债权国家的中央银行的共同行动。它们应当联合制定出一个大胆的计划，以恢复国际长期贷款市场中借贷双方的信心，从而有助于各地的企业重新焕发活力，有助于价格和利润的恢复。在这样的良好局面下，世界商业不久就可以重新走上正轨。即使法国仍然固守着保持必要黄金存量的旧有观念，不愿参与制造新财富的冒险活动，我相信，英国和美国的同心协力，也一定可以在适当的时限内，排除机器的故障，使之重新正常运转起来。但前提必须是，它们对于机器故障的原因所在有自信的认识，能够循着这一方向发挥力量。因为在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两岸的当局，今天之所以踌躇不前，不敢有所作为，主要就是由于对困难之根源缺乏确切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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