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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弗莱彻 在前面几章里对全球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结构作了勾画，但是对它的历时性运动仅仅是点到为止，尚未充分揭示。因此，这一章将运用某些分析方法来研究这种历时性运动，区分各种历时性和周期性的运动。因为，如果确实有一个单个涵盖全球的世界经济体系，而且它有一个把各地区、各部门联系起来的结构，那么就有理由推断，在某一地区或部门发生的变化应该至少可能在另一个或多个地区或部门产生了反响。我们在第3章看到全球经济的通货流动如何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参与者，甚至影响到最远的角落。再有，我们在第4章看到这种全球经济结构及其进程如何有助于塑造和修正哪怕是“地方性的”制度，如何有助于造就出新的技术来适应环境变化。实际上，不仅体系的一部分能够影响另一部分，而且整个体系的相互关联的结构和运动甚至会影响到每一个部分。 因此，为了解释和理解任何一种地方的或地区的进程，或许也都有必要研究这些进程是如何受到当时其他地方的事件或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同时发生的进程的影响和如何作出回应。正是出于这个想法，我很早以前就呼吁： 无论对经历不同时间的同一件事物的叙述可能多么有用，历史学家对人类的历史理解所作的基本（最必要的和最初步）的贡献乃是成功地叙述历史进程中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的不同事物。这种考察和叙述整个历史进程中或整个体系转变过程中的不同事件的同时性的尝试本身——尽管从人们对经验信息和完备理论的要求看，这种尝试在实际涵盖空间和时间时也许千疮百孔——乃是向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步骤（尤其是在今天，这一代人需要对这单一世界的单一历史进程有一种历史的眼光和理解，为此他们必须重写历史”才能满足这种需求）。 在那之后，约瑟夫·弗莱彻发出了更强烈的呼吁，即本章的卷首引语。但是他因过早地亡故而未能付诸实践。因此我们应该努力按照他的建议开始去做。再有，约瑟夫·熊彼特早在1939年就说过，经济周期或商业周期不是可以摘除的扁桃腺，而是有机体的心搏。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著作也提供了重要的证据：世界经济有其自身的周期性心搏。甚至各种散见的证据也显示，这种周期性心搏是共同性的，甚至远至天涯海角，从而构成了另外一个重要证据：那些偏远地区也是单一的世界经济的真正组成部分。 乔治·莫德尔斯基曾经建议：我们应该首先确定这个体系，然后再试图确定其中的各种周期。但是，也许反过来操作效果更好：先确定影响着广大地区的各种周期的同时性，这样也能提供显示这个体系的广度和边界的主要证据。我在论证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的周期时就是这样做的（Frank1993a）。在论证现代世界体系时，为了达到这种结果，应该而且也能够发现和分析更多的证据。遗憾的是，只有很少的历史学家不辞辛苦地去发现证据来证明各种周期是否和如何超越所谓的各种世界经济体的界线而相互重合。但是，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6）现在采用这种办法来确定世界体系的各种联系和范围。这样做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若干个世界经济体是否真的构成了一个世界经济——几乎很少有历史学家曾经想过它的存在！还是让我们来在黑暗中摸索一下，对这种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弗莱彻的术语）作些探索，看看它可能在我们关心的问题上投下什么样的光亮。 1．同时性不是巧合 我们先把目光放大到我们论述的这个时期之前的一段时间，简略地考察一下沃勒斯坦（1992：587）对1250年一1450年欧洲范围的周期性衰落的论述。其论述方式“是那些论述欧洲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学者明确阐释和普遍赞同的”。布罗代尔在对这同一时期的考察中强调13世纪末香按地区市场的衰落。他说： 这些时间也与一系列危机恰好重合，这些危机虽然持续时间不等，对当时从佛罗伦萨到伦敦的整个欧洲的影响程度不等，但是与黑死病一起宣告了14世纪大衰退的到教。 但是，这种衰落仅局限于欧洲吗？否！阿布一卢格霍德（1989）以及吉尔斯和我（1992；另参见FrankandGills1993）探讨了它在整个非洲一欧亚大陆的反响——这种衰落导致了本书探讨的这个时期。再有，印度历史学家乔杜里也谈到布罗代尔把13世纪和14世纪柬埔寨的衰落归因于生态变化，并且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农业也在同一时期荒芜了。他还探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锡兰在大约1236年后突然的灾难性毁灭？首先，我们可以指出，僧伽罗人的衰退不是独一无二的。从13世纪20年代到14世纪50年代是亚洲许多社会陷入深刻危机的一个时期。…毫无疑义，在印度洋的各个地区都发生了……几乎毁灭性的人口灾难。…这些事件难道都是巧合吗？ 我们再进入到本书研究的这个时期。琳达·达林在考察奥斯曼帝国与另外一些地区的事件时写道：“我们应该把在这些不同国家同时发生的这些潮流当作进行新的研究和概括的一个出发点。这些事件很有可能…不是单纯的表面相似，而是具有结构上的联系。” 与之相似的是，斯廷斯加尔德在谈到整个欧亚大陆时说：把16世纪遍及欧亚大陆的金融动荡说成是一种巧合，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能发现的相互联系是金银存量的增加以及与之伴随的金银在欧亚大陆的不平衡流城 斯廷斯加尔德还指出，贝利（C．A．Bayly）也发现“东半球大部分地区的历史学明显地出现相似的模式，而作者们往往并不知情，否则就能够帮助他们分辨出这种超出欧洲帝国的18世纪危机的原因”（Steensgaard1990c：22，转引贝利的话。但没有注明出处）。 最引人注目的是，阿塔尔。阿里认为； 难道所有这些现象都纯属巧合吗？在我看来，肯定同一命这恰恰在同一时间征服了印度和伊斯兰的广大世见但又归因于各个地区的完全不同的（或者说各种混杂的）因素，这似乎有些强辞夺理。即使我们的探索最终一无所获，我们也应该看一看是否能发现造成这些稳定程度不等的帝国统统瓦解的某些共同因素。（Ah1975：386） 第6章将讨论为什么阿里认为这些现象不是巧合，我的解释是什么，与阿里的解释有何不同。我还将考察“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的原因和后果。不过，在考虑这个重大问题之前，我们需要为此奠定一个基础，先来探究乔杜里、斯廷斯加尔德、达林和阿里提出的上述问题和建议。在利用弗莱彻提出的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时，他们还能成为我们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向导。 近年来，有些学者在横向整合的历史方面进行了创新的尝试，其中包括戈德斯通（1991a，b），一些研究“17世纪危机”的学者，研究康德拉捷夫周期的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6），马克·梅茨勒（199），吉尔斯和我（FrankandGills1993）。下面我们对其中一些尝试作一简略的评述。 2．研究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 (1)人口一结构分析 戈德斯通（1991）的“人口一结构”分析是沿着这个方向所作的一个创新尝试。他考察了近现代世界历史上几个时期几乎同时发生的事件，尤其是17世纪40年代中国明代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英国的政府崩溃或内乱。他证明在整个欧亚地区有一种普遍的和重复的周期共振，但是他的人口一结构分析几乎没有涉及国际进程，而是仅限于“民族的”周期性经济进程和其他经济进程，他还特别否定任何世界范围的通货流动进程。戈德斯通解释说： 我的基本结论极其简洁。这就是，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中国和中东的周期性的政府崩溃乃是一个基本进程的结果。……最主要的趋势是，在相对固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背景下，人口增长导致了物价变动、资源转移以及农业一官僚制国家难以应付的社会需求的增加。 与其他一些批评者不同，我认为戈德斯通的长时段人口一结构解释是令人信服的，至少值得重视和进一步探讨，但是，他把‘17世纪危机”普遍化的说法则需要商榷。我曾写过肯定的书评（1993b），下面还会谈到我的一些批评意见。我对他否定短时段的货币因素的说法提出质疑，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完全能够配合甚至强化他所分析的长时段的结构一人口因素。 （2）有一个“17世纪危机”吗？ 人们对所谓的“17世纪危机”作了大量的思考、讨论，也作了某些分析。有许多著作都论述了它在欧洲的情况或起源。关于“危机”的准确起迄时间，它是否超出大西洋经济体的范围，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它是否可能与一个“小冰河时期”有关等等这样一些问题至今还是有争议的。因为这个危机包括根食歉收和饥荒、扶病机、以及经济萧条和政治动荡。有证据显示，在从1620年到1690年的17世纪的70多年间，在某些时候——但不总是同样的时候——在欧亚的许多地方，尤其在日本、中国、东南亚、中亚和奥斯曼帝国发生了气候、人口、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危机。 另外，戈德斯通（1991a）准确地指出，在16世纪，人口急剧增长，但粮食生产并没有相应的增长，结果至少在明代中国（164年）、奥斯曼帝国和英国结构危机和政治动乱，甚至导致政治崩溃的局面。在欧洲，整个地中海地区，尤其是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衰落了。 在此有必要重新考察“17世纪危机”是否具有世界性，尤其是否包括亚洲在内，是否真的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至少是否长达半个世纪。换言之，“危机”是否基本上局限于欧洲（但是，尼德兰此时却在经历“黄金时代”）以及其他某些地区；亚洲的危机有多长时间，是什么性质？这些问题及其答案对于我们的研究之所以十分重要，有如下原因。首先，任何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研究都必须考察这个时期，不仅是进行一个重要的个案研究，而且也因为它能揭示什么经济力量在多大程度上同时在世界各地起作用。如果危机真的是全球性的，要么是因为世界性周期的下降‘B”阶段（康德拉捷夫的术语）在起作用，要么是或者同时是因为像许多人所主张的那样，欧洲已经在世界经济中具有足够大的影响力，能够把世界其他地区一起拉下水。如果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亚洲有这种危机，那也就意味着欧洲的事件还没有这种足以影响世界经济的分量，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17世纪的世界危机。 这个问题的论证对于我们研究之所以十分重要，另一个原因是，这将使我们能够在下一章里考察1400年从亚洲开始的和1450年从欧洲开始的“A”阶段上升持续了多长时间。而这又将使我们能够考察吉尔斯和我（1992；1993）提出的五百年长周期运动是否持续到近代早期。这方面的证据和论证也将在第6章的分析中起重要作用：为什么“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阿布一卢格霍德的说法，1989：388）。进一步说，“17世纪危机”存在与否的证据将提供必要的背景，使我们能够考察被确定在厂世纪范围内的危机的时间长度、类型和性质。我特别关注1640年前后20年的危机，并在下一节里加以讨论。 世界性的“17世纪危机”存在与否或波及范围的问题早就成为某些人、尤其是《现代亚洲研究》杂志（1990）一些文章考察和讨论的对象。阿谢德（Adshead1973：272）提出了中国17世纪总危机的论点。他认为：“欧洲的危机实际上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反响……不仅影响了欧洲，而且也影响了伊斯兰世界和东亚。”由此人们提出并考察了一些相关的问题：17世纪是否有一场普遍持久的危机？答案看来是否定的。在多大程度上有一场持续的危机，它波及什么地方，在世界或亚洲大部分或许多地区是否有这方面的证据？答案看来是否定的。在世界若干地区，包括亚洲是否同时有一场较短时间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答案看来是肯定的，即在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这些不同地区或国家的危机是否相关？答案看来是肯定的。这些危机能否归咎于戈德斯通所强调的人口原因？那种说法值得商榷。那么它们是否都与气候因素和农业收成问题有联系呢？很可能如此。那么它们是否也与共同的货币问题有关，或者是由共同的货币问题引起的呢？这是一个特别有争议的问题，我是倾向于持肯定意见的一派。下面我就谈谈我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一些证据。东南亚研究专家安东尼·里德（1990）认为，东南亚肯定经历了“17世纪危机”，这种经历在亚洲是普遍性的。他指出，在该世纪中期以及稍后的时间里，东南亚因为特别依赖贸易的发展，因此出口价格的降低造成生产的低落，在经济上损失很大，马尼拉等地的贸易无论是数量还是在世界贸易中的比例都下降了。里德或许过多地强调马尼拉“危机”的东南亚效应，强调马尼拉在西属美洲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中介角色。缅甸的勃固是在1599年遭到灭顶之灾的，从时间上看也不能归因于17世纪中期的危机。不过，关于东爪哇和中爪哇，里德（1990：92－95）特别强调17世纪前期到中期长达75年的干旱以及从1645年到1672年连续的低降雨量。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遭受了旱灾和饥荒；逞罗和柬埔寨盛产稻米的冲积平原大概也降雨不足。这种经济萧条也对在东南亚活动的荷兰人和其他欧洲商人产生了负面影响（Rei1990，Tar小ng1992：488－493）。里德也注意到有关欧洲人占领的东南亚某些地点人口减少的报道，但是他认为，正因为是占领区，这些报道可能不具有代表性。 的确，里德特别关注的东南亚岛屿和马来半岛不应该具有代表性。利伯曼（1996：802，801）在对里德这部著作的评论里写道：“所谓的问世纪衰退根本不存在。……在我看来，厂世纪分水岭的说法基本不能用到大陆地区。”利伯曼（199：800）特别提出“延长的16世纪”，并且证明，东南亚大陆地区的繁荣持续到18世纪。 里德把利伯曼的的评论送给我，请我参考。但是他坚持认为东南亚普遍经历了厂世纪危机，而且似乎还坚持他更早的主张：“17世纪危机”可能是世界性的，包括亚洲在内。他是在《现代亚洲研究》杂志（1990）上提出这种主张的，但是在同一期杂志上的其他文章否定了这种见解。 亚洲其他地方（以及美洲）的证据也不太能够支持里德的见解。约翰·理查兹（1990）在同一期《现代亚洲研究》上实际上也带着这个问题考察了印度的情况。他特别强调的是，除了17世纪30年代的饥荒外，在莫卧尔统治的印度丝毫没有显示出有这种长期“危机”、甚至短期“危机”的迹象。相反，人口、城市化、生产、生产力、政府的收人和储备都与前几个世纪一样在继续扩大。地方性的、地区性的和地区间的贸易也在发展。正如本书第2章对印度贸易的评述、第3章对农业、城市化和制造业的扩展与通货流入和物价水平之间关系的论述所显示的，印度在17世纪是很繁荣的。所有的证据都支持着同一个结论：印度的经济在整个17世纪都在继续扩张。另外，大多数现有的各种资料都证明，印度的海外贸易、尤其是由印度人经营的海外贸易还在发展。由于对东南亚贸易是印度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似乎也否定了里德所谓该地区商业明显衰落的论点。有意思的是，虽然里德（1997：4）有资料来论证1640年以后东南亚群岛四种关键出口商品的衰减，但是，他写到印度的情况时却是这样说的：印度的“进口想必在1650年以后急剧衰落了，尽管我们只有荷兰东印度公司布匹进口的数字，这方面的衰落比总体衰落要缓慢一些。”我突出了句子中的“想必”一词。很显然，他没有资料来证明这种衰落，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衰落则与上述的欧洲商人被印度商人所取代的情况完全一致。 在同一期的《现代亚洲研究》上，威廉·阿特韦尔考察了“东亚的普遍危机’问题。显然，他在整个问世纪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但是，正如我在下面要援引的其他文章一样，阿特韦尔也发现了气候问题（火山尘埃和天气变冷），这种因素似乎导致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中国和日本的农业产量、尤其稻米产量大幅下降。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状况都一度严重恶化，包括饥荒不断、商贸衰退、企业倒闭、出口缩减和外销压价等等。另外，阿特韦尔（1986，1990）强调，中国和日本的短期经济危机是相互关联的：都有共同的气候问题；在贸易上相互依赖；都有共同的货币问题。阿特韦尔是“银货危机”的主要鼓吹者。他认为这种危机是促成1644年明王朝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我们在下一节里将加以考察。 但是，朝鲜也与中国和日本关系密切，而阿特韦尔却不能论证朝鲜同时面！陆的相关的经济问题，似乎朝鲜的问题仅仅是因为朝鲜还没有从几十年前与中国和日本的武装冲突中恢复过来造成的。再有，我们在第2章也指出中亚的经济活动和贸易出现某种衰落迹象，至少有一种转移迹象，而中亚也与中国有密切联系。另外，俄国的经济在整个厂世纪一直在扩展。 那么，是否有一个普遍的“17世纪危机”呢？弗莱彻（198：54）也提出了这个问题。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另外，阿特韦尔（199：681）也写道：“总之，说东亚作为一个地区在17世纪经历了一场长期的危机的论点是让人很难接受的。”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这种说法对于南亚地区和北亚的俄国西伯利亚地区就更不适用了，这两个地区都在大规模地开拓。斯廷斯加尔德（1990：686，688）也作了总结：“这里发表的3篇文章（指《现代亚洲研究》同一期上阿特韦尔、里德和理查兹的文章）尽管才华横溢赝料翔实，但都未能给亚洲存在问世纪危机的观点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它们甚至不能让读者确信：厂世纪危机的概念对于研究亚洲历史有用。’言之凿凿，我们不能不表示赞同。 西亚也没有普遍的“17世纪危机”。波斯的萨菲王朝结束于1724年，但是把这归因于17世纪中期的一次危机，可能追溯得远了点儿。正如戈德斯通（1991a）所分析的，奥斯曼帝国也问题丛生，但它却能转危为安；而且，正如在前面指出的，伊斯拉莫格鲁一伊南（1987）和琳达·达林驳斥了那种说奥斯曼帝国在17世纪就衰落了的论点。苏莱雅·法洛奇也与他们大体一致。他给《奥斯曼帝国经济社会史》撰写了“危机与变迁，1590—1699年”这一章。他对“17世纪危机”这个一般命题能否用于奥斯曼帝国进行了一番斟酌，结论是不能。布尔萨的纺织品生产和海外贸易因利润日减而衰落了（Faroqhi1994：454－456），但是，随着生产的区域化和分散化发展，在其他地方形成了纺织品生产中心，阿勒颇和伊兹密尔等产销一体的城市加强了各自与内陆的商业联系，这与我所论证的同一时期拉丁美洲的情况很相似（Frank1978a）。 那种认为在1600年前后奥斯曼的经济就开始完全变成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的附属物的推断看来是过于草率了。应该说，（在17世纪初到18世纪中期）经历了一个持续的“经济自立”的时期。……奥斯曼的有些行业重整旗鼓，还有一些行业……是新兴的。……换言之，奥斯曼的经济具有自身的潜力，不是毫无生气和不堪一击的。甚至到18世纪……那些全面衰落的论断也应该被视为是没有根据的假 布鲁斯·麦高思在为伊纳尔西克和夸塔尔特主编的《奥斯曼帝国经济社会史》撰写的那一章（1994：710）指出：“奥斯曼政府在18世纪进行了大量的财政改革，仅就此而言就足以打破至今在历史学家中盛行的那种停滞论的神话。” 在我过去的一部论述欧洲经济的著作中，有一章讨论“17世纪的萧条”。我特别强调（1978a：89－91，94），当时印度的经济在扩展，西亚‘自16世纪以来（与欧洲相比）没有质的变化”，北大西洋的渔业和北美殖民地也在发展。至于拉丁美洲，我认为在白银的生产和出口方面有所衰退（这一直是一个引起人们探讨的问题），但是，其他的经济活动和拉美范围内的地区间贸易都在发展。 总之，很显然，根本不存在普遍化的长期的“17世纪危机”。阿谢德（1973：272）提出：“欧洲危机实际上具有世界性的反响”。虽然里德（1990跨门从亚洲整体的情况予以论证，但是这个命题肯定不符合实际。从世界经济的角度和亚洲的情况看，地区性的或国家的危机基本上是局部的，而且只有二三十年的时间。日本在该世纪中期就很快恢复过来，中国在17世纪末也恢复了元气。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发生了较普遍的衰落；但是尼德兰和英国却从中获利。在下一章我们将探究亚洲经济在17世纪的持续扩展对我们的主要论点有什么意义。这里我想先考察一下，既然没有一种普遍的“17世纪危机”，那么这个世纪中有哪些短期的危机。 （3）1640年的银货危机 17世纪中期，尤其日本和中国确实发生了二三十年的短期危机。它们似乎主要是由气候与货币问题引起的，当然它们也可能是一次世界经济的康德拉捷夫“B”阶段下降的组成部分，而这种下降阶段通常持续二三十年。 人们往往忽视中国的货币经济与邻邦和世界经济的关系史，对日本也是如此，更不用说朝鲜了。即使对此有所思考，但通常也是否定这种关系。15世纪，中国的白银生产总共仅有4，000吨（Cartter1981；459）。戈德斯通（1991a：371一375）认为，中国对欧洲的贸易从未超过中国经济的豆％，往往不到0．3％，而中国从日本进口的白银量很大。在丹尼斯·柏林等人提出的新论证的影响下，戈德斯通（1996年的私人通信）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一些修改。 但是，戈德斯通明确地否定货币问题是危机的起因之一，他甚至在论述中国的一节使用这样的标题：“财政危机，并非通货危机”（1991：371）。他否定阿特韦尔（1977，1982，1986）和阿谢德（197）的设想：17世纪30年代，西属美洲和日本的白银生产和出口的衰减促成了明朝的衰亡。他承认，1640年前后，明朝政府在征集租税以及供养军队方面遇到严重的困难。但是，戈德斯通——以及莫鲁格尼和夏为忠、冯格拉汗（1996）——批驳了阿特韦尔把白银供给说成一个重要因素的论点： 白银进口的急剧衰减……对于晚明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许多人无法交纳租税和还债……由于军饷和装备不足，明朝政府……失去控制……先是无力镇压内部的起义，继而无力应付满族的入侵。……（这）肯定加剧了它的困境，破坏了统治的稳定基础。 阿特韦尔在另一篇文章中还写道： 这些不受帝国官僚政府控制的因素也使晚明经济恶化了。其中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因素是帝国的货币体系。……白银在经济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6世纪后期外来白银的大量涌入反而导致了（货币供给的）失控。……秘鲁、墨西哥和日本白银生产的波动、马德里和江户的保护主义情绪、海盗活动和海难，这一切都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系变得极不稳定，在我们讨论的这段时期（1620－1644年）尤其变化莫测。在17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这种波动恰好与侵袭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的恶劣天气及洪灾、旱灾、歉收等重合，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反响。 柏林和吉拉尔德兹认为，明朝的财政和政治统治早在17世纪初就被进口白银的供给增长削弱了。由于明代的市价以及税款额都是按白银来固定计算的，因此白银供给的增长使它们都贬值了。白银供给的突然衰减则使银和铜、银和粮食之间的比价有所上升。实际情况很可能如此，但是也不必以此来否认白银供给的突然衰减对明朝财政的进一步的打击。 莫鲁格尼和夏为忠全面地反驳了这个论点。他们认为，“明朝末年（指该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日本白银）贸易达到了顶点”，而“（包括美洲白银在内的整个）白银贸易是在明朝垮台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达到顶点”。但是，根据他们对中国进口的日本白银和通过马尼拉、台湾及其他渠道进口的白银的全部可考资料所作的重新考察，我们看到了相反的情况。按照他们的计算，17世纪30年代前半期，从日本进口的白银在120吨上下波动，在1637年和1639年上升到当时最高数量200吨和170吨，然后在问世纪物年代前半期又跌落到平均每年105吨。他们认为，人们在塞维利亚看到的超过大西洋而来的西属美洲白银的减少并不意味着美洲白银生产的衰退，这是因为跨太平洋的银货运量平均为总产量的17％，在17世纪最初周年增加到总产量的万％，40年代增加到40％以上。“西班牙所损失的至少一部分就是中国所得到的”（198：63）。 但是，根据他们书中的表1，在1621年到1630年的10年里，运到马尼拉的白银总量从900万比索（23吨）下降到700万比索（18吨），在1641—1650年的10年间又降到400万吨。“（中国和马尼拉之间的）贸易唯一重大的衰减发生在1636－1641年”（MolougheneyandXia1989：64）。但是，他们反驳阿特韦尔的论点，宣称明朝面临的问题完全归因于“内部因素，而不能归因于国际白银运动的波动”（MolougheneyandXia1989：67），却似乎没有被他们提供的数据所证明：跨太平洋而来的白银每年减少了13吨（从23吨减少到10吨），从日本进口的白银在17世纪40年代前半期减少到105吨，在1643年，即明朝结束的前一年甚至减少到70吨。而从日本进口的白银原来在17世纪30年代末大约每年为180吨，在17世纪30年代初大约每年为120吨。根据里德（199：27）的综合统计，各种来源的白银的总供给量（几乎都输入到中国）在17世纪头10年平均每年为150吨，在20年代为178吨，在30年代为162吨。然后，这种供给在40年代突然下跌到每年89吨，在50年代下跌到每年68吨，在60年代回升到每年82吨（其中40％是由欧洲商人供应的太 白银短缺的另一个标志大概是银和铜的比价。恩迪米思·威尔金森（1980：30，27－29）在讨论“1628－1660年的市场崩溃和金融波动”时强调尤其在歉收和饥荒年份米价的大幅上涨以及白银与铜钱之间比价的变化。用当时较流行的、后来更通用的铜钱来衡量，米价在1628年到1632年上涨了9倍，在1642年达到最高峰，然后在高位上波动，到1662年降到原来水平的两倍，到1689年才低落。如果用银两来衡量，到1642年为止，米价仅涨了4倍，到1663年就恢复到17世纪明年代的水平。威尔金森还强调，到1642年，铜银比价逐渐上升了一倍多，然后就疯涨，到1647年高出原来的比价8倍之多。到1662年缓慢回落到前一水平，此后直到产世纪80年代都在更高或近似的水平上波动。 与莫鲁格尼和夏为忠一样，威尔金森把铜兑换银的比价下跌归因于铜钱成色的急剧下降。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威尔金森的观点发表于阿特韦尔以及最近关于白银短缺的讨论之前。而莫鲁格尼在最近的讨论期间依然把铜钱贬值的主要原因归咎于铜钱成色的急剧下降（199年的私人通信）。但是，银兑换铜的价格相应地增加两倍到九倍则可能是白银短缺的表现，这是值得探究的。同一时间由气候和歉收造成的粮食短缺因经济、政治和社会动荡而加剧了，而这些又体现为耕地价格急剧下跌。这种形势再加上白银短缺以及白银对铜的比价上涨，也能解释为什么按铜钱衡量而不是按当时更值钱的白银衡量上涨了两倍而且较长时间居高不下。简言之，中国国内大米和铜钱按白银计算的价格似乎反映了白银的短缺，这是值得探究的。在17世纪30年代末是这样，在40年代更是这样，在50年代依然如此，只是稍有缓解。因此我只能赞同阿特韦尔等人的观点：白银供给确实对明、清政权交替的原因和后果都有影响。 再有一个证据是，明朝政府在1643年考虑重新发行纸币的建议。建议遭到否定是由于政治上的虚弱，可能还由于担。心再发生以往的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会进一步造成政治上的危害。鉴于白银继续短缺，甚至缺口越来越大，清朝初期被迫（或有能力）在1650年到1662年印发了有限的纸币。后来纸币又被废止——是由于白银的供给又恢复了吗？ 冯格拉汗（1996）也向明代银货危机论提出了挑战。他的论证更翔实、理论更精密。与英鲁格尼和夏为忠一样，他否定证明明代有一场银货危机的证据和推理。“尽管对葡萄牙人进行限制和驱逐，日本的白银出口在1636－1639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量，在17世纪40年代初期保持一个很高的水平。”卜。nGlahn1996a：437）他也不相信经由马尼拉或印度的白银供给有很大的变化，因此“这里汇集的白银流动的资料丝毫没有显示出明朝末年中国的白银进口有什么急剧的缩减。……总之，在明朝统治末年，中国经济没有发生任何白银进口的突然萎缩”。 而且，冯格拉汗还在理论上对明代银货危机论作了一些辩驳。他认为，更重要的不是白银流入，而是白银存量（而且，与前一个世纪的进口相比，白银进口仅下降了4％）。再有，中国物价的下跌先于白银输入的衰减；他也讨论了银铜比价的变化和铜钱成色的下降——这在前面已经谈过了。但是，我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也对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提出异议；而冯格拉汗的资料和论证也支持了我在这方面的观点。另外，他认为，当白银稀缺时，白银和黄金的比价下跌，因为白银价格会上涨。这听起来挺令人信服，但是他对黄金供给的变化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因为（正如他在私人通信中承认的）这方面还没有被人充分地研究。 但是，最有意思的，也是最能给人启示的，是冯格拉汗绘制的表格，尤其是表5。他用表5显示了他自己对中国白银进口的估算（参见本书第3章的论述）。他承认这些估算是保守的。按照他的估算，1631—1635年为436吨，1636－1640年为573吨（其中496吨是从日本进口），1641—1645年为249吨（其中209吨从日本进口），1646—1655年为186吨，以后进口量重新上升（vonGlahn1996a：444）。值得注意的是，与他的明确说法相反，他的数字（与莫鲁格尼和夏为忠一样，数字与论断恰好相反）显示，在明朝于1644年终结前夕和之后一段时间，白银进口量明显地减少了一半多。也就是说，冯格拉汗自己的估算也与我们前面提到的地的说法相抵触：日本的白银出厂“保持一个很高的水平”，“明朝末年中国的白银进口没有缩减”。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他（以及英香格尼和夏为忠）的其他论证呢？（关于我在这方面的看法，请参阅Frank1998b。） 另外，阿特韦尔（1982：90）还指出，当时的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这种外来白银的影响。而且，日本及其统治者当时也承受到类似的压力。与中国一样，气候变冷臧许又是一次小冰河时期？）引起了粮食短缺和疾病流行，而白银产量的下降造成了货币和财政的瓶颈。 实际上，在这个时期，欧亚许多地方都遭遇到气候变冷、疾病增多、人口增长停滞或地区性的负增长、贸易停顿、货币供给困难等等问题。已经衰弱的明朝政府更是备受困扰。这些问题引发了经济停滞、国内的动乱和政府的财政军事困难，结果是无力抵御满族入侵。1639年，日本限制长崎的对外贸易。虽然中国的对口贸易仍继续进行，并且实际上取代了其他国家的贸易，但是中国商人却不能应付他们在马尼拉的债务，导致了1640年两万华人被屠杀。供应中国的白银急剧减少，引发了中国南方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与此同晚恶劣的天气、严重的蝗灾、涝灾和旱灾也破坏了其他地方的农业。内外交困的政府变本加厉地征税，但是手头缺少白银和现金的南方人虚与委究、尽量拖欠。另外一个学者这样描述：1644年初，拖欠的军饷累积起来高达几百万两银子，而从南方运来的税款仅有几万两。帝国粮仓实际上已经空虚。…叫凉被围困时，御林军已经5个月没有关销了。…军心涣散，军纪荡然无存。（明朝）居然能维持到这个时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阿特韦尔（1986：235）指出，日本缩减白银出o使得已经减少的产量能够更多地用于国内，日本在管理他们的对内和对外的货币体系方面比中国更成功。日本禁止白银出口，提升了白银的价值，再次使出口黄金变得有利可图；但是日本的白银出口也并没有停止。有一点阿特韦尔和另外一些学者没有讲到，但我们至少可以推测，那就是，由于日本可以获得的自产白银不断增多，因此日本统治者能够更好地管理他们的通货，抵御金融风暴，而明朝政府则在这场风暴中沉没。 明朝政府先是亡于中国北方的起义，然后又被满族征服——取而代之的清朝持续到1911年。但是白银短缺在其中起的重大作用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虽然莫鲁格尼、夏为忠与冯格拉汗否定这一点，但是他们所提供的证据却是相反的。正如阿特韦尔所总结的：“明朝的垮台一部分是因为它没有继续运转的资金”（Atwell1986：229）。但是，甚至清初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1647年南方沿海的广东总督给皇帝的奏折）：“贸易（实际上）接近停顿。……因此，很显然，澳门来人做生意，广东就繁华；木来人，广东就遭殃”（意译），因为葡萄牙人没把白银带来（转引自Atwell1986：233）。马尼拉一澳门之间的白银贸易在17世纪30年代为43吨，但是在1640年葡萄牙推翻了西班牙统治后，葡萄牙商人不再与西属马尼拉做生意（Atwell1982：87），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们下面要分析的对白银短缺的一种反应。1636年到1640年，对向马尼拉出口白银所征收的税额减少了一半多；从那时起，从中国开往马尼拉的船舶数量在1641－1645年从123艘减至83艘，在1646－1650年减至58艘，在1556－1660年只有25艘（Adshead1988：209）。 短期的白银短缺和通货危机不一定就与戈德斯通（1991a）对17世纪40年代中国、英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长期结构一人口和财政一政治危机解释不能协调。相反，白银短缺危机也可能对上述国家、或许还有世界其他地区的变动产生类似的消极影响。有意思的是，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就注意到这个时期世界白银市场供给的变化： 到1630年与1640年之间或在1636年左右，美洲矿山的发现所招致的银价低落似乎已告完成，而且与谷价比较，银价似乎到了从未有过的低点。到了现在这个世纪（18世纪）（当白银生产重新增加时）银价多少趋于上升，这上升的趋势或许在上个世纪末以前即已开始。（Smith1937：192）也就是说，亚当·斯密也注意到，当白银供给的增长快于其他商品供给、尤其是小麦（当时称作“谷物”）供给的增长时首先会引起其他物价的上涨。但是，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显然由于白银供给的衰退，这种通货膨胀出现了一个停顿，在该世纪中期之后才又卷土重来。 白银（和黄金？）的短缺似乎在俄国也有反响。俄国沙皇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下令禁止金银出口，甚至禁止金银币的出口。但是，在17世纪中期，这种禁令特别频繁，而且纳税也必须交纳金银。17世纪60年代，卢布的含银量在此前二十多年间已经下降了，为了增加贵金属的供给，政府鼓励外国人携带货币到俄国，但是强行压低外国货币与俄国卢布兑换的比价。 达林（199）对奥斯曼帝国在17世纪衰落的神话提出异议，建议使用“更中性的术语‘分散化’（和）‘坚实化”’。戈德斯通把奥斯曼的危机称作财政危机，但否认这种危机与贸易有关，与外界的货币供给就更无关了，他偶尔才提到这种货币供给的衰退。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自1580年起由于西班牙的低廉白银和波斯钱币的强劲竞争，奥斯曼铸币被逐出商业流通领域。奥斯曼人用西班牙白银和波斯钱币维持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在1640年以后他们自己的铸币就完全停止使用了。财政危机成为17世纪的一种常态。某些城乡经济活动陷于停滞乃至衰退（Pamuk1994），但正如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的，有些活动转移到安纳托利亚的其他地方，并没有发生普遍的经济衰退。人们很难分清在这些“国内”事件中何者为因，何者为果，但无论何种事件，都肯定是白银输入缩减、尤其是17世纪30年代的白银输人缩减的结果。 但是，戈德斯通（1991a：367，78－79）还对把白银与奥斯曼危机和1640年的英国革命联系起来的说法提出异议，而且还否认贸易是一个重要因素。他把英国革命归因于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政府的财政困境。第二个因素是精英集团成员之间的阶级内部冲突——精英集团几乎都卷入商业活动（Goldstone1991a：80－81）。但是，与其他地区一样，英国政府在1640年也找不到足够的钱来供养军队。在这场“革命”之后，商业利益在政治上享有比以前更大的分量（Hill1967：99，129）。另外，里奇和威尔逊（1967：439－440）则强调，1639－1640年乃是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地方价格明显下跌的三个时期的第一个时期（另外两个时期是1645－1646年和1657年初）。因此他们强调：“在1640年到1660年间整个欧洲的这三个连续周期……是不能用地方原因来解释的。……整个经济节奏……肯定是全欧性的，甚至可能遍及世界。” 再回到西班牙白银。从美洲运到西班牙的白银的准确数量一直是有争议的。加西亚一巴盖罗·冈萨雷斯（1994：119）重新对此作了考察，而且考虑到没有记载的白银走私。他得出的结论是，在17世纪前半期，美洲和西班牙之间的货运吨数下降了1／3，白银进口量下降了2／3。这种下降在1640前后加剧了。 实际上，葡萄牙在1640年摆脱西班牙的统治也是因西班牙跨大西洋的白银运输量下降而引发的，这一年加泰罗尼亚的造反也可能肇始于此。（一位考古学朋友在巴塞罗那郊区卡斯特尔德费尔斯发掘出一个外国钱币地窖，是它的主人在1640年到1643年间埋藏的，显然是为了躲避当时的动乱。）与中国明朝政府和英国政府一样，西班牙政府也遇到金融困难，无法维持足够的军事力量。它的岁入之所以下降，首先是因为白银产量太多而导致白银贬值，接着在17世纪30年代因美洲银矿缩减生产和输出而导致白银短缺（Flynn1982）。当马德里的宗主权受到西边的葡萄牙人和东边的加泰隆人的威胁时，马德里优先考虑的是得到法国支持的加泰隆人的挑战，因而牺牲了在葡萄牙的统治地位。西班牙史的权威J．H．埃利奥特在那篇论“西班牙的衰落”的著名文章中认为，西班牙的衰落是“从1640年底开始的，当时西班牙及其国际势力明显地走向瓦解”。 葡萄牙对果阿的“印度贸易”也是在1640年达到“顶点”，并由此开始了一段“沉闷”时期（Ames1991：17，23）。另外，葡萄牙在1642年签定了它的第一个商务条约。这是1703年梅休因条约的三个先例中的第一例（另外两个是1654年和1667年签定的条约），梅休因条约使葡萄牙在付出一些代价的情况下获得了它所希望的英国保护。1640年以后，葡萄牙迫使荷兰资本退出在葡属巴西的蔗糖种植园，荷兰人只得转移到莫属巴巴多斯，把那里变成蔗糖种植园（Harlow1926，Frank1978a，b）。16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亚洲的出口（主要是白银）也相对减少（RichandWilson1967：309）。 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在地球另一边发生的这些事件损害了葡萄牙商人与马尼拉的西班牙跨太平洋运来的白银来源的关系，从而也对中国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的各种变化很可能先是支持了西班牙的兴起，然后又促成了它的衰落。柏林和吉拉尔德兹（1995，b）反复强调：“西班牙帝国的兴起与衰落最好是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背景来考察。”其理由在于，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不断扩大，先是抬高了白银的价格，从而增加了西班牙的财富，但是后来由于白银供大于求，迫使白银价格压低到西班牙人的生产成本的水平，甚至低于成本。西班牙王权遭到沉重的打击，原因在于，运到西班牙的美洲白银越来越多，导致银价下跌，国王政府财政收入的购买力下降了。与同一时期的明朝政府一样，西班牙政府为了遏制财政收入的恶化而加强对民间经济的压榨。民间经济因此遭到几重损害：捐税越来越重，自身收入越来越少，白银生产和流通的缩减——日益跌落的白银市场价格再也不能弥补其日益增加的生产成本。这些市场力量在1640年前后造成白银生产的突然萎缩，动摇了西班牙经济的整个基础。 总之，在“17世纪危机”期间，亚洲长期持续的“A’阶段扩张被40年代发展到顶峰的世界通货危机所打断。大规模的白银生产导致白银相对于黄金的比价下跌。白银价格的下跌和技白银计算的通货膨胀导致了利润率的急剧下降，从而导致了拉美。中欧、波斯和日本等出口产地的白银生产衰退。实际上，虽然日本在前一阶段因大量出口白银而出现经济景气，但日本最终为了对付这种危机而严格禁止白银（合法）出口。日本回应这一危机所采取的著名的“锁国”政策也可以用这种世界体系背景来解释，即用这种全面贸易赤字的经济地位来解释。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这种锁国政策并没有终止了贸易活动，而是调整了贸易活动——解决对外的贸易逆差，调整国内的各种利益。 日本以及一些欧洲国家之所以经受住这场金融一经济风暴，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它们仍然拥有白银的来源和供给，而对于不幸的明朝来说，这种来源和供给萎缩得太厉害了。但是，由于日本的锁国政策、葡萄牙反对西班牙的斗争、荷兰公司与英国公司的角逐、清朝征讨南明的战争等等政治事件，东亚的某些贸易也出现了严重的中断。而这些政治事件也可以根据这个银本位世界因白银短缺造成的通货危机来解释。具体地说，对白银短缺造成的这种通货危机给予更多的关注或许能够从长远的角度帮助解释日本的“政治”决策，即闭关自守，仅向荷兰人开放一个门户，因为荷兰人（与葡萄牙人不同）给日本提供了出口其他商品（不仅是白银）的可能性。实际上，中国部分地退出海上贸易的原因也应该根据类似的金融背景来重新进行分析。但是，当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很快恢复时，一个经过改组的世界经济就摆脱了17世纪中期的“小危机”。总体上看，正如在前面看到的，还有许多关于17世纪经济增长的证据。 目前的讨论肇始于阿谢德（197）的建议：应该把中国的危机和1644年明朝的崩溃与白银短缺联系起来考察。但是无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它都不能支持声称中国也有一场“普遍的”危机的说法。中国的危机肯定不同于阿谢德（1973：272）所说的“1590年到1680年欧洲经济的长期萎缩”，更不是由后者引起的。因此，尽管阿谢德首先提出中国和欧洲都对同样的世界范围的力量作出反应的论点很值得称赞，但是我们不能赞同他的结论：中国和欧洲在17世纪“分道扬镖”（Adshead1973：278ff）。他不仅主张，有一个普遍的“17世纪危机”，而且还认为，中国和欧洲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中国是靠老办法而得以恢复，欧洲则是通过变革原有的制度结构而摆脱了危机。但是，正如我们在第2．3、4章看到的，中国的制度结构也适应和促进、至少是不阻碍18世纪的经济增长。由于阿谢德坚持欧洲中心论的偏见，这不仅误导了他对世界通货危机的分析，使他贬低他也承认的中国经济在18世纪的恢复和增长，而且还使他重复那种老调：欧洲的经济增长毕竟主要源于欧洲某些“独特的’喇度。他认为，这些制度是欧洲在回应“17世纪危机”时形成的——中国没有！这就再次把欧洲的果实说成先于亚洲和世界经济的树干。我们更不能接受的是阿谢德得出这种结论的推理过程：“塞维利亚是世界范围货币体系的中心，这个体系的崩溃促成了17世纪远方的亚洲革命。…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欧洲的危机实际上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反响。”（Adshead1973：272）错了，塞维利亚不是任何世界体系的中心。尽管白银从它那里出出进进，但依然处于边缘的欧洲不可能产生这种世界范围的深远反响。无论金钱可能产生什么回响（而且我们认为它确实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反响），但是任何欧洲中心论的眼光都会阻碍和误导对这些世界范围反响的分析和解释！ 这正是以往大多数人对这一时期进行分析时的重大局限，因为这些分析（包括我自己的分析在内）完全是以欧洲为中。乙。有些分析（包括我的分析，见Frank1978a）试图用以五六十年为一个周期的康德拉捷夫长周期及其长达二三十年的危机论来分析17世纪。但是，康德拉捷夭周期完全是建立在欧洲经济。至多是大西洋经济的基础上。正如前面指出的，我发现，在这个时期，例如印度和拉丁美洲（更不用说尼德兰了）正处于一个明显的经济扩张时期。这种情况被解释（或者说被错误地解释）为，当中心或核心地区的猫走开或忙于应付自身的康德拉捷夫周期性危机时，依附地区的老鼠就玩得更痛快。我的《低度发展的发展》（Frank1966）一文和《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低度发展》（Frank1967）一书就是这样解释的。然而，我现在的观点与当年不同，而且也与沃勒斯坦至今坚持的观点不同。我认为，欧洲和（或）大西洋经济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或核心，这至少部分地否定了以前的分析。当然，即使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不存在普遍性的“（整个）17世纪的危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而且最好是把17世纪中期这个时期理解为一种世界经济的康德拉捷夫的“B”阶段危机的体现，而且这种危机也采取了通货危机的形式。 （4）康德拉捷夫分析 在我以前论述从1492年到1789年这段时期的那部著作中，虽然我当时是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我已经试图从17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开始确定康德拉捷夫周期（Frank1978a）。从那时起，沃勒斯坦也逐渐地从康德拉捷夫“长”周期的角度来论述他所谓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兴起和发展。他在第一卷（1974）起步时还有些犹豫不定，从1450－1640年普遍扩张的“延长的16世纪”的角度来描述欧洲的世界经济的起源。在第二卷（1980）分析1600年到1750年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巩固”时期和第三卷（1989）分析1730年到1840年“第H个大扩张时代”时，他越来越多地运用比较短的康德拉捷夫（？）长周期。乔舒亚·戈德斯坦（198）也是用康德拉捷夫“长”周期来研究重大战争的发生时间。他的研究利用了布罗代尔（1992）和我（1978a）对前几个世纪的研究成果，追溯到16世纪。 更近的情况是，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把世界范围的康德拉捷夫分析推至更远的时间，试图从公元930年开始确定大约50年一循环的周期。这就使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成为第19个康德拉捷夫周期，而不是第5个周期（康德拉捷夫的大多数追随者的看法），也不是大约第11或第12个周期（Fran1978a，Goldstein1988）。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在930年到1250年的宋代中国发现了连续4个康德拉捷夫周期。但是从那以后（我认为这正是他们的研究的主要局限所在），他们认为，康德拉捷夫波动的技术创新动力和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西欧。在他们看来，推动他们所谓的19次康德拉捷夫周期的“技术创新”的发源地是从1190年以后的第5个康德拉捷夫周期开始从中国转移到欧洲：“继家代中国之后，变革的领导权转移到热那亚和威尼斯，然后又向西转移到葡萄牙，最后转移到全球体系的主导国家”（ModelskandThompson1996；原未刊稿1994：225，表7．2，8．3）。 但是，根据前面所展示的许多证据，世界经济及其领导中心（如果有这种领导中心的话）至少直到1800年为止都始终在亚洲。这种明显的矛盾至少可以通过考察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所确认的技术创新部门来解决。最初的4个康德拉捷夫周期是从印刷术和造纸术开始的，这些技术创新都发生在中国。从他们所谓的始于1190年的第5个康德拉捷夫周期起，技术创新都发生在欧洲。但是，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欧洲的技术创新的实际情况：始于1190年的第5次康德拉捷夫周期的创新是香料市场。然后直到第12个康德拉捷夫周期结束的16世纪80年代为止，技术创新先后是黑海贸易、威尼斯大帆船舰队、胡椒、几内亚黄金、印度香料、波罗的海一大西洋贸易。在17世纪，第13和第14个康德拉捷夫周期的中心分别是“美洲一亚洲贸易（种植园）和美洲一亚洲贸易”。最后，只是在1740年以后才轮到棉花和铁（但是似乎早了点，因为英国的棉纺织技术发明是从18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19世纪的创新是蒸汽利用、铁路以及钢、化学和电气。20世纪的创新是汽车、宇航、电子技术以及信息产业。 不管怎么样，从第6个康德拉捷夫周期（125年）到第14个康德拉捷夫周期（1688—1740年），除了两个例外，其他所有创新都与亚洲贸易有关：黑海贸易、“威尼斯”大帆船、胡椒、香料，尤其是“亚洲贸易”。两个例外是几内亚的黄金（也是用于支持亚洲贸易的）和波罗的海一大西洋贸易。另外，在始于1740年（虽然太早了点）的第匕个康德拉捷夫周期之前，这些创新没有一项发生在工业和制造业部门。看来，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在辨认世界经济的欧洲“中心’发生的“创新”时也不免犯“张冠李戴”的错误。因为这些创新不过是欧洲人争取从亚洲的真正经济活动中心谋取好处的漫长努力的反映。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原未刊稿1994：217）承认，从第5个到第9个康德拉捷夫周期，“在另外两三个世纪里，直到哥伦布时代在内……中国市场仍然是世界贸易的磁石”。 在正式的文本（1996）中，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讲得更明确——但也更自相矛盾： 从七世纪末开始的历次康德拉捷夫波动之间的共同点是那种努力发现从欧洲到亚洲的新路线的尝试。…冲世纪欧洲乃是一个从英国到中国的更大的经济体系中的区域性亚体系。……但是，我们认为，（从第5个到第8个）这4个康德拉捷夫波动是以意大利城邦（尤其是热那亚和威尼斯）的贸易活动为中心的，从而维持了从宋代中国的最初冲动到欧洲各国在全球大扩张之间的康德拉捷夫波动链条的连续性。……但是，经过这些地点的转移，欧洲亚体系的主导贸易部门的最终焦点是调整亚洲高价值商品向欧洲的流动。 说得不错，但是他们至少把中国和亚洲其他磁石具有巨大吸引力的时间减少了三个世纪，而且否定了它们后来依然保持的对欧洲的吸引力。他们自己也指出：“葡萄牙通往印度的路线乃是嫁接在传统的远程贸易网络上”，“因为亚洲贸易是整个荷兰网络的关键部分”，而且长期以来也是整个欧洲贸易网络的关键部分（ModelskiandThompson1996；原未刊稿1994：154，113）。也许就像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原末刊稿1994：97）所说的那样：“世界强国在其处于学习阶段时就造成了大多数的根本性经济创新。’就此而言，欧洲人在学习上是很吃力的，因为，至少在欧洲人抵达亚洲后的三个世纪里，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强国还是在亚洲！因此，既然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提出“世界”经济的康德拉捷夫波动的关键是“主导部门”和“创新”的情况，那么更多地看看亚洲在这些‘主导部门”和“创新”中的情况，可能会对人们有所裨益。说到底，正如第4章已经论证的，所谓的18世纪末之前欧洲技术的“领先地位”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中心论的神话的产物。 梅茨勒（Metzler1994）也扩展了对康德拉捷夫周期的横向空间搜索。他认为，日本，更明显的是中国都经历了50年一循环的康德拉捷夫波动，其时间至少与以欧洲和美洲为基础的“典型的”康德拉捷夫波动一致。他提示，它们可能有一种体系上的联系，或者用弗莱彻的术语说，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有横向联系。这种提示足以促使人们进行远比现在更深入的研究。根据我们前面对17世纪叩年代的通货危机和可能存在的康德拉捷夫危机的论证，尤其能肯定这一点。对其他陷入通货、经济和政治困境的时期，例如1688－1690年（这个时期的困境可能促成了印度西海岸的苏拉特和东海岸的默苏利柏德姆的衰落）以及1720年以后这两段时期，都可以从康德拉捷夫周期和通货角度来进行类似的研究。 （5）1762－1790年康德拉捷夫“B”阶段：危机和衰退 1762一1790年是另一个可以从康德拉捷夫周期来分析的下降的“B”阶段。在这个时期，法国、尼德兰、圣多米尼克一海地、英属北美殖民地（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印度以及其他地方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剧变，被称为“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也发端于此时。我（1978a）和沃勒斯坦（198）曾经从欧洲和大西洋的“世界”经济的角度对这个时期作过分析，这里再把它放在另外一种世界经济的脉络中重新加以考察。 虽然我在1978年进行分析时，对传统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的起点仅追溯到1790年，但是我认为，这种周期早就开始了。我把1762－1790年作为康德拉捷夫周期的“B”下降阶段并进行了考察（1978旬。近年来，我（199，1995）把自己原来对这个时期所作的研究与布罗代尔（1992）的研究作了比较。布罗代尔一方面宣称：“（欧洲的）世界一经济是最大限度的共振平面。……这种世界一经济千方百计地在一个广大的范围造成统一的价格，就像动脉系统把血液分配到整个肌体一样”（Braude1992：83）；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一经济的影响应该很快就超出任何被认为是最大限度的界限”，由此他陷入困惑：‘真正令人惊异的是，欧洲局势的韵律超越了它们本身的世界一经济的严格界限”。 当然，我们是在探讨一个世界经济里的世界经济周期。关于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一经济”（带连字符的）与吉尔斯和我的“世界经济”（不带连字符的）之间的区别，请参见我（199）以及我和吉尔斯（1993）的著作（其中也收录了沃勒斯坦的一篇答复）。布罗代尔的著作中就提供了有关的证据，虽然他本人并不承认这一点。布罗代尔（1992：76）复制了一幅关于1742－1785年俄国出口贸易及其贸易收支的逐年波动曲线图。他指出：“可能由于购买军火造成的结果，在1772年和1782年出现两次短暂的（贸易）盈余下降”（Braudel1992：463），但是他没有作出任何评论。实际上，这幅曲线图还显示，在1762－1763年有一次大幅下降，而且这三次下降都与俄国出口大幅下降曲线一致，不一定都与进口军火相关。 不过，这三次短暂下降期也都发生在三次世界经济衰退的年份。布罗代尔是在另外论述阿姆斯特丹情况的一章（199：267－273）对这三次世界经济衰退作了一些讨论。但是他没有把世界经济衰退与俄国同时发生的上述情况联系起来。布罗代尔在另外一章复制了一幅1745－1776年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贸易收支曲线图。图中显示，同样在1760－1763年和1772－1773年，英国的进口大幅下降，出口也有下降（这幅曲线图没有延伸到80年代）。而布罗代尔既没有寻找这两个曲线之间的联系，也没有寻找其中任何一条曲线（更不用说两条曲线）与它们所体现的世界经济衰退之间的联系。从他对这些经济衰退的评论看，他的这种遗漏就显得更奇怪了。关于第一次经济衰退，他写道：“由于通货短缺，危机蔓延开来，造成大量的破产；危机不仅出现在阿姆斯特丹，而且蔓延到柏林、汉堡、阿尔托纳、不莱梅、莱比锡、斯德哥尔摩，在伦敦也造成了严重后果。”（Braudel1992：269）谈到第二次衰退，布罗代尔指出，1771－1772年欧洲各地农业普遍严重歉收，挪威和德国出现饥荒。他还指出： 这次严重的危机很可能因同样发生在1771—1772年的印度大饥荒的后果而变得更加严重，使东印度公司的运转陷入混乱。那么，这次严重的危机的原因何在？毫无疑问，上述各种因素都起了作用，但是信用危机周期性发作不是一个实际原因吗？……当时的人们总是把这种危机与某些重大破产事件联系起来。（Braudel1992：268）最后，在论述北美殖民地的一章里，布罗代尔谈到： 1774年12月16日的波士顿茶会，当时一些反抗者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停靠在波士顿港口的3艘东印度公司货船，把船上的货物扔到大海里。这个事件虽小，却标志着殖民地——未来的合众国——与英国决裂的开球 然而，布罗代尔还是没有把发生在同一些年份的美洲事件与他所分析的世界其他地方的事件联系起来。一个对“格局”特别敏感的世界史学者为什么会是这样，甚至根本不去寻找其中的联系？沃勒斯坦（1979；198，228）至少还提到“七年战争”后在1763年出现了一次“战后衰退”，而且还大段论述了在经历了与美国革命相关的战争后于18世纪80年代出现的“战后贸易萧条”。但是，沃勒斯坦也没有提到在这二者之间于于18世纪对年代发生的衰退，而正是这一次衰退引发了美国革命。 然而，如果我们按照弗莱彻的建议去分析，我们就会看到，所有的这些事件和其他一些事件都通过一系列世界经济／体系的商业循环而相互联系，都处于我在20年前所考察过的那一个康德拉捷夫长周期的危机阶段（Frank1978a）。概括地说，1763年结束“七年战争”的巴黎和约就是在始于1761年的衰退和长期下降趋势的影响下签定的。从1764年起，美国的食糖条例。驻营条例、印花税条例和汤森条例也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布的，这些法令和条例引起北美殖民地的极大不满；更严重的措施是禁止发行债券和纸币，从而使殖民地的通货膨胀形势和债务人的困境变得更加严峻。但是，北美殖民地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尤其是同期性的复苏继之而来——直到1773年开始了又一轮的衰退。另外，豆770一1771年孟加拉大饥荒也使英国东印度公司找到一个大发横财的机会。它请求国会给它以救济，结果获得1773年的茶叶条例，授权它向美洲市场倾销茶叶。北美人则用布罗代尔提到的“茶会”方式把这些茶叶倾倒进大海。英国在1774年用魁北克法案和不可容忍法令进行报复，从而使经济冲突迅速演化为政治压迫。这反而激发了北美人民对1775年4月19日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响彻世界的枪声”与1776年《独立宣言》的支持。 18世纪80年代的衰退造成了英国和俄国贸易收支的变化——布罗代尔指出了这种变化，但在一定程度上作出了错误的诊断。这场衰退甚至在法国和新建立的美国产生了更重要的反响：点燃了1789年的法国革命和导致了美国的新宪法。在邦联制的美国，18世纪80年代初的衰退以及广85一1786年更严重的经济滑坡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政治运动，例如1786年的谢司起义；两次经济危机激发了人们对联邦主义者的支持和对邦联条例的否定。由此才使1787年美国宪法取代了邦联条例（Frank1978a：206－208）。在大西洋的另一端，这场衰退致使尼德兰在18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了巴达维亚革命——这场革命“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其实这是欧洲大陆的第一场革命，是法国革命的先声”（Braudel1992：275）。这场衰退也引发了法国革命（Frank1978a）。 另外，18世纪最后30多年也是印度“衰落”加速时期。60年代在奥斯曼经济中也出现急剧下降的曲线，看来与大西洋各地经济的康德拉捷夫危机阶段有联系；中国的经济也在这段时间开始衰落。我们将在第6章对这些情况作详细的考察。 （6）一种更广阔的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 弗莱彻（1985）建议，我们“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世界上各个不同社会里的大体同时发生的类似发展现象），然后判断它们相互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如果我们遵循这种建议去做，就会发现，世界历史上的所有横向同时发生的事件都不是如乔杜里所猜想的那种巧合，而是如弗莱彻所提示的，是一种“整合的横向历史”中的“相互联系的历史现象”。弗雷德里克·特加特（Teggart1939）早在（罗马和中国：历史事件相关联系研究》中就提出了这种研究方法并付诸实践。他的这部著作显示，研究整合的世界历史是可行的（而且，特加特、吉尔斯和我都认为是必要的），不仅对于近现代史，而且对于古代史、甚至史前史都是可行的。例如，吉尔斯和我（199；1993）就考察了从公元1700年追溯到公元前1700年非洲一欧亚范围的长周期，我在〈精铜时代的世界体系周期》一文中还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 这种更长远的历史视角也使我们能够对不同历史时期进行比较。这些比较使我们有可能确定横向整合历史的各种可能的模式。这些模式可能反映出体系的“特征”，如世界经济／体系的空间的和部分之间的不平等的结构、时间上不平衡的进程与发展。沃勒斯坦（1974）和我（1978a，b）以及其他一些人阐释了过去五百年间“现代世界体系”的“经济”特征，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则阐释了其“政治”特征。吉尔斯和我把对这些外表特征相同的研究扩展为对“五千年世界经济体系”的研究（1993），英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3）以及蔡斯一邓恩和霍尔（1997）则作了更深入的探讨。 上述研究的一个焦点是体系中导致“世界体系中的霸权转移’（吉尔斯的说法）的那些结构方面的和时间方面的——可能是周期性的——特征。吉尔斯和我（1992，1993）不是单纯从蒙古历史的角度，而是从横向整合历史的角度，探讨了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人在13世纪的兴衰对于世界体系的意义。从这种比较的视角看，如果按照艾伯特，伯格森的建议（私人通信1996），用蒙古人的命运来类比“西方的兴起”，或许能够给人以启示。 从结构角度看，蒙古人与欧洲人的相似之处是，他们都是处于（半）边缘或（半助腆地区，都向往并且侵入到“核心”地区与“核心”经济体——后者主要是东亚，其次是西亚。实际上，中国是引力的中心，也是这两个被蔡斯一邓息和霍尔（1977）称作“边疆国家”所觊觎的首要目标。中国也往往是世界体系范围创新的发源地。蒙古人不仅先后侵犯中国和西亚，而且先后在中国和西亚建立了元朝和其他蒙古人国家。吸引欧洲人的磁石也始终是中国。这是哥伦布和麦哲伦向西跨越大西洋所要抵达的目标。他们的后继者在多少世代里沉溺于开辟从北大西洋和加拿大北部抵达中国的“西北通道”的梦想（直到核潜艇与原子能破冰船出现，这条通道才“打开”），同时还沉溺于从欧洲经北冰洋到中国的东北通道的梦想。欧洲人最终设法在中国海的某些通商口岸撬开了一个半殖民地的“门户”，并在沿路的西亚和南亚的许多地方建立了殖民统治。与先前的蒙古人一样，欧洲人也连带地侵犯日本和东南亚。蒙古人的海上进攻声势浩大，但没有成功。欧洲人的海上入侵规模甚小，却更为成功（虽然在日本仅仅触动了边缘）。 从吉尔斯和我对世界体系范围的长时段周期的角度看，值得重视的是，蒙古人和欧洲人都是在亚洲这些原来的经济“核心’处于长期的经济衰落的“B”阶段时从边缘侵入东亚和西亚，并取得（相对和暂时的）成功。吉尔斯和我（199，1993）认为，蒙古人入侵最初取得的成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东亚和西亚被侵略地区政治和经济状况的恶化，这些地区的经济早在蒙古人到来之前就呈现衰落景象——例如巴格达在1258年被蒙古人攻占之前的情况（Frank1992）。 此外，吉尔斯和我（1992）认为，蒙古人的“太平盛世”虽然改善了贸易环境，但毕竟是“昙花一现”。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基本的恶劣经济条件使蒙古人的庞大帝国不可能持久存在，而最终变成地区性碎片。有人认为，蒙古人因部族内江而在政治上虚弱无力，使他们不可能在马背上治理天下。我们认为，那种经济条件比贸易保障或所谓蒙古人在政治上的虚弱无力更重要（顺带说，蒙古人从来也没有想在马背上治理天下）。迄今为止，在亚洲处于又一个下降的“B”阶段时，欧洲和西方的冒险和入侵活动要成功得多，这应归因于它们（同时在世界范围）进入工业化的新经济阶段，但是它们也很快呈现出地区特征。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论述的，这种工业化的创新对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周期的意义要么没有得到全面的估量，要么被人们错误地理解了。此外，从长远的历史视角看——从1800年算起到现在毕竟不到两个世纪——关于这种西方的“创新”活动及其世界经济后果的最终证据还没有水落石出！ 总之，尽管历史拼图中的每一片看上去都可能绚丽多彩，但是只有把它们放在整合的宏观历史中的适当位置，才能更充分地鉴赏它们。正如弗莱彻指出的，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各个社会或事件的‘借殊性。的含义。如果我们想理解为什么东方‘衰落”和西方‘兴起”，就必须这样做。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下一章就是“做”的一个初步尝试。我们将会看到，无论把“西方的兴起”与蒙古人的兴起加以比较是否有所裨益，“西方的兴起”也必须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考察。这种比较确实提示我们，一个原先的边缘地区能够利用亚洲“核心’的政治经济衰落的（暂时的？）时机而再次兴起。 ------------------ 图书在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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