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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玛丽亚·缪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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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 星场六 星期六，这个日子对查案子不利。办公室都没人上班，知情者都到海滩上去休息。可我还是一早就起床了，喝完咖啡，冲了个澡，然后动身去帝国海滩还掉租来的那辆破车。 从出租汽车总汇出来，我沿着帕默大街步行穿过五条马路，来到假日市场。 这天上午，路边待雇处没有多少人在蹓跶。市场内，威克站在收款台后面，拿着一罐冰过的百事可乐往汗涔涔的额头上贴，想用这办法来解热。他稍稍迟疑了一下便认出了我，脸上笑容一闪，露出稀疏的牙齿。 “还是不懂英语吗？” “不，我懂。你知道是怎么回事。边境巡逻队的人到处都是，就是找懂英语的人。” “那天我来过以后，你跟谁提起过我来这里和我要打听的事情吗？” “哦，说过的，跟外面几个家伙。我警告过他们，说你不是好惹的。别担心他们。那些家伙都是胆小鬼，懂我的意思吗？他们并不想兴风作浪。” “你认识马蒂·萨拉查吗？” 他眯缝起眼睛，“认识。不过我断了和他的关系。现在他不跟我们接近。” “那些在停车场蹓跶的人怎么样？他们愿意对付马蒂吗？” “如果他们肚子饿得慌——怎么？” “听着，有人盯我的梢。估计就是从我来这里以后开始的。可能有人向马蒂告发我——” 威克摇摇头。“该死的皮特！” “怎么啦？你说是那个给我哥哥干活的皮特告的密？” “对。”威克露出厌恶的神情，“皮特是我表兄的孩子，那没什么。不过，他是那种诡计多端的家伙。他给马蒂做事。我敢肯定是他把你出卖给马蒂的。” “他怎么知道马蒂会对我或者说对我要调查的事感兴趣？” 威克耸耸肩。“马蒂对南部湾所有的事情都感兴趣。他出的价钱也大。” 这么说，那天傍晚在刘易斯家的楼外，我坐在“侦察者”车里时，是马蒂派的人在监视我。也就是说，那天晚上马蒂在回答我的问题时是有准备的。潜伏在我家老屋外面的也是马蒂的人。那么那个被我在休斯顿百货公司里甩掉的戴软帽的人呢？现在还有没有人盯梢呢？ 我朝装有栅栏的窗户望望外面的停车场。威克看出了我的不安，嘀咕道：“我真想把皮特揍一顿。” “让我哥哥去收拾他吧，”我说，“我这时候能请你帮个忙吗？” “我还欠着你的情呢，你有什么事？” “开车送我到城里的阿维斯租车行去。” “我这就叫办货的伙计用送货车把你带出去，就跟装一袋土豆出去一样。” 我在租车行等待的时候，用投币电话拨了罗恩·钱的号码，没人接听。我又往投币口塞了些硬币，打给圣迭戈大学哈斯利特教授。他不在寓所里。女管家说我可以在港湾找到教授。我问她在港湾的什么地方，她含糊地回答说，“哦，反正在G大街防波堤附近吧。”G大街防波堤是旧时的叫法，现在那个地方已经改名为金枪鱼港湾。 这时，我租的交通工具，一辆漂亮的白色丰田车开过来了。我用现钱交了押金，然后坐进去，熟悉了一下车内的各种装置。两分钟后便起程去金枪鱼港湾。 往日的金枪鱼船码头早已关闭，一副破败景象、代之而起的是钢筋铁骨、玻璃幕墙的高层建筑。但这里仍不失为一个美丽的港湾，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美的港湾之一。我停好车子，开始沿码头漫步。空气里飘荡着鱼腥味、油烟味和海水的咸味。太阳热乎乎的，海风轻拂，令人舒畅。家乡的气息熟悉而温馨，让我陶醉。 港湾沿岸，是一大片饭店和停车场，陆地弯弯曲曲地伸向水域。当年大船队残剩的钓鱼船泊在码头边的水面上。人行道上的长凳，大多被无家可归者占据着。我放慢脚步寻找哈斯利特教授。当我在最南端的长凳上发现他时，不觉吃了一惊：他已经不像我在圣诞聚会上遇见的那位气度高雅、穿着讲究的老先生了。 今天的这位教授看上去跟海滨常见的那些怪人很相像：留着白胡子，浓厚的长发上戴一顶旧水手帽，身穿破旧的斜纹布裤子和蓝白条衬衫。我不仅不久前还见过他，而且他还是我母亲的一个熟人。我走上去对他说，“哈斯利特教授，还记得我吗？我是莎伦·麦科恩，上次在圣诞夜见过面。” 他抬起头，迎着阳光眯起双眼。“当然记得。”接着他端详我。“你变样了。是不是因为剪了头发？” “是的。” “非常适合你。”他示意我在他身旁坐下，又递给我半块三明治。我坐下了，但是没要三明治。“奇怪，”他又说，“前两天我还见到你母亲，她可没说你上这儿来看她呀。” “哈斯利特教授，”我说，“我这趟来是想跟您打听点事情。” 哈斯利特是一位历史学家，曾写过一部权威性的圣迭戈湾史。他对这里的历史了解得详细入微，也最有发言权。我说：“我想打听些有关海上的事。您知道吉尔伯特·方特斯吗？他是墨西哥一个金枪鱼船队的老板。” 哈斯利特皱起眉，“吉尔伯特就是破坏咱们港口的一个典型例子。科罗娜船队曾经是这里最大的船队，吉尔伯特在1972年买下了它，到墨西哥重新登记，这是他逃避检查的手段。这事被环境保护主义者发现后……我想你也是环境保护主义者吧？圣诞夜咱们还是谈起过你在图发湖卷入的那件可怕的事吗？” 我点点头。“我不属于任何一个组织，不过我有能力的时候也捐些钱给他们。” “我也不是哪个组织的狂热分子。再回到吉尔伯特吧。70年代中期，他老家洛马岬角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发起抗议，结果局势失控了。吉尔伯特有杀手，他们把一部分抗议的人打得很厉害。于是暴力行为升级了，一个小区居民组织拿起了武器对付吉尔伯特。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 我摇摇头。 “他把船队移到墨西哥的思塞纳达，这一着几乎使我们的罐头厂全部破产。接下来他封闭了在洛马岬角的家，搬到巴哈去了。这个地方还是他的，不过他从来不住；都是些生人来来去去，弄得邻居们——也包括我自己——神经高度紧张。” “吉尔伯特现在住哪儿。恩塞纳达吗？” “不，他住在海边一个村庄里，那儿由地方当局保护他不受抗议者的干扰。墨西哥环境主义者对他也恨透了。你大概知道，墨西哥去年加入关于减少海豚捕杀量百分之八十的国际协议签字国行列，可那也没能制止吉尔伯特。” “方特斯有个兄弟是环境保护主义者，对吗？” “是的。他俩不说话。他的兄弟伊曼纽尔买下了分给吉尔伯特的那份家产，但至今也没敢动用他的各种关系来公然反抗吉尔伯特。”教授的笑容变成了苦笑。“墨西哥联邦警察对言论和集会自由根本不予重视。” “他那个村庄在巴哈什么地方？” “恩塞纳达的南面，叫做埃尔苏埃诺，意思是‘梦境’。墨西哥和美国的许多有钱人，都在那儿买了房子。” “他在洛马岬角的房子在哪条街？” “落日崖大街。”哈斯利特教授以颇为好奇的目光扫视着我。“你好像对吉尔伯特·方特斯很感兴趣。是不是你来这儿出差也为了他的事？” “也有这可能。既然您了解环境保护主义组织，那您知道‘陆海卫士’吗？” 他厌恶地撒了一下嘴。“一帮白痴。” “他们会成功地实施一桩恐怖案吗？譬如说，为了一大笔赎金的绑架案？” 他考虑了一下。“他们会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弄得很惨。我会很同情案子中的被害人，因为这个人不可能生还。” 这时候，他用担忧的目光审视我。我避开他的眼睛看着海湾。气温升高了，又热又问；我的头发和前额都湿漉漉的。 “莎伦，”过了一会，教授对我说，“你有什么麻烦事吗？我能帮些什么忙？”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一位78岁的老人牵连进去。我说，“没有，什么麻烦事也没有。谢谢您为我提供的信息。您能否答应我，别对梅尔文和我母亲提起你见过我的事？” 他眉心皱起一条沟，勉强地点点头，眼睛仍然关注地望着我。 我站起身，说了声再见，快步朝停车场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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