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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艾莫与玛戈却不肯放弃他们的计划，一九四一年七月，一艘基金会指派的船只待命在火奴鲁鲁港口。然而，基金会的太平洋探险计划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再也没有继续下去，虽然成功的商人狄米提——还有基金会——继续活动了许多年，赞美艾米莉·埃尔哈特的品格，调查她的失踪情况。 当日本人发动袭击时，约翰逊上尉正在珍珠港的战争计划办公室工作，“美国人”号的最后一次环球航行在一九四一年的春天结束了，之后，约翰逊卖掉了纵帆船，加人了海军。战争其间，他跟随考察船“夏天”号航行在南太平洋水域，为美国政府测绘那里的岛屿与水域的地形图，也许，这项工作只是他在“美国人”号上已经开始的工作的延续。 战后，约翰逊——他一直在物色一艘新的帆船——被他从前的大副告知，有一艘德国的双桅帆船被英国人没收了，正保存在英格兰，名叫“杜南”。那艘船被约翰逊买了下来，改名叫新“美国人”，约翰逊与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又恢复了环航世界的旅行并继续出版他们的探险新书。到了一九六○年，他们的许多书都排进了畅销的旅游图书之列。 他们的大副却没有加人他们，他追求了另一种事业，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海顿的主要兴趣不是航海，而是演戏，他看起来根本不像对艺术感兴趣的人。但他离开“美国人”的甲板进人到好莱坞的戏剧生涯却被战争过早地打断了，像我一样，斯特林·海顿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在约翰逊上尉的老友“野牛”多诺文的帮助下，海顿被选拔到战略情报局。海顿健美的身材与声音中略带诗情的厌倦使他在一些影片，如《沥青丛林》、《谋杀》和《斯湍拉沃医生》中受到关注。 珍珠港事件之后，湖兰岛成为第二个遭日本人袭击的美国领地，然而，岛上那建设完美的碎珊瑚机场，却从来没被启用过。 威利姆·米勒，空运部城市航空管理局的局长，一九四三年在华盛顿死于心脏病。当时我正在好莱坞接手一项工作，那年八月，我在威尔舍的布朗·德比饭店的一个单间里，从保罗·门兹中校的嘴里听到了这个消息。 “这真令人吃惊。”我说。 “像米勒那样年轻的家伙会死于心脏病？”门兹摇晃着手中结着霜花的马提尼酒杯问。 “米勒会有心脏病。” 门兹的笑容在他的胡子下面扭曲了，穿着军服使他看起来很英俊，“你一直是个多愁善感的家伙。那么，内特——你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情形是怎么样的？” “我虚报了年龄，然后发现自己和一群孩子待在海军新兵训练中心里，我们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可是疟疾却把我早早地送回了家。” 门兹的表情告诉我，他知道我在隐瞒着实情，但出于对一个同行军人隐私权的尊重，他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他吃了一口凯撒色拉，轻轻地笑着问：“听到吉皮最新的消息了吗？” “哪一个？编造他自己虚构的绑架案来推销那本希特勒的书？还是起诉RKO公司拍摄了那部关于艾米莉的电影？” 战后不久，普图南出现在洛杉矶地方检查官的办公室里，拿着写给自己的恐吓信和一本被子弹打得满是窟窿的书：《杀死希特勒的男人》，那是他刚刚出版的。然后，他说他开枪打跑了一个试图破门而人闯入他家中的男人。法西斯党徒一直在同他作对——报纸上已连篇累犊地报道了这件事——当G．P．被找到时，这种宣传已达到了巅峰——在他的职员报告他“失踪”的几个小时内——绑架与恐吓（但没有受到伤害）就发生在贝克斯菲尔德的一间空屋子里。 一九四三年，影片《为自由而飞翔》捧红了像艾米莉·埃尔哈特一样的女飞行员莎琳达·卢塞尔与弗莱德·努南一样的领航员弗莱德·麦克穆瑞，他们在执行一项政府委派的间谍任务中，壮烈地牺牲了。普图南极力诋毁这部影片，并在报纸上打了许多笔墨官司。实际上，他已经把改编阿美故事的版权卖给了那家制片厂，并在这种貌似抗议的推销中额外又赚了一笔。 “都不是，”门兹说，“吉皮给自己在陆军情报局弄了个少校的位置。” 普图南在向他第四任妻子——玛格丽特·哈威兰德，美军慰问协会的董事求婚的时候，曾在中国服役；他也曾访问过美军接管的塞班岛，想来是去调查流传在苏苏皮集中营内查莫罗难民中间的关于战前被日本人捕获的两个白人飞行员——一男一女的传言，那个集中营起初由戈瑞潘的军队掌管，一九四四年六月被撤消了。 三万日军与三千五百名美军——海军、陆军、海军陆战队士兵——死于福瑞格战役中，那是一场双方进行了二十四个小时的争夺塞班岛的战役，这座太平洋上的岛屿在战争中受到了重创。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统计过岛民的死亡人数，在大规模的轰炸中，一定死伤了不少人；到了六月二十四日，戈瑞潘市已变成了一片瓦砾场。此后，戈瑞潘港口成为了盟军停泊上千条船只的港湾。水上基地被毁坏了，艾斯里特·海纳达机场很快重建起来，它扩展了规模并更名为伊斯雷机场，每天都有上百架飞机在这里起飞降落，它变成了B—29超级轰炸机的基地。日本人一直没有修完在玛皮野的机场。 在玛皮野附近有一座舍身崖——这里还有小岛南端的万岁崖，曾有成千上万的日本男人、女人和孩子跳下去过，为了避免落到人侵的野蛮人手里遭遇到更可怕的命运，他们选择了死路。 一个古怪的愈演愈烈的流言在太平洋众小岛之间传播：艾米莉·埃尔哈特就是东京罗丝，日本广播电台的一位唱片音乐节目主持人，她播放一些怀旧歌曲引诱美国士兵来听，同时插播一些日本人已切断了盟军的后路之类的谎言。普图南少校，当时他正在远东，据说穿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去听那个美国女人的广播，之后，他相当坚决地声明那个声音决不是艾米莉的，他愿意拿生命做赌注。 我不得不承认，当我第一次听到阿美也许是东京罗丝的传言时，我半信半疑，她在那个风雨之夜死里逃生了吗？那些子弹没有要她的命吗？日本人把她从海里打捞出来——我们当时离海岸并不远——救了她的命，并把她送到东京充当宣传工具了吗？ 她在塞班岛的时候，不就已被人称为东京罗丝了吗？ 有时候，在深夜里，我几乎让自己相信这个传言，但这里有太多的破绽，首先，根本没有“东京罗丝”，这只是一个绰号，很可能是有人听说过塞班岛上的查莫罗人给艾米莉起的这个绰号——许多口头相传的故事就这样成为了传奇——后，把它应用到了日本广播电台中的一个讲英语的唱片音乐节目女主持人的身上。 总而言之，“东京罗丝”不止一个，至少有十余位唱片音乐节目的女主持人出现在日本广播电台的各个节目与波段中，有些带有日语口音，有些没有，没有一个人使用东京罗丝这个称呼。 这个未解之谜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然而，那些女主持人当中有一位站出来说她曾被强迫为日本人做广播——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这位日裔美国人正访问东京——她因此被关进了监狱。 阿美的名字又出现在报纸上，然而这一次人们对她颇有微词。另一位阿美·埃尔哈特，艾米莉的母亲，每天都关注着这些评论，尽管年事已高，健康欠佳，她还是从马萨诸塞的梅德福赶到旧金山。阿美·奥蒂丝·埃尔哈特告诉记者们，她的女儿对环球飞行一事讳莫如深，并不像通常那样与她分享一切秘密。 “我确信，”埃尔哈特夫人说，“她在执行政府公务，很可能是口头上的命令。” 一九四四年，在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陆军情报局陷入了艾米莉·埃尔哈特有可．能使他们处境尴尬的恐慌中，为此，他们派G．P．去凋查那些广播。因为在我当年的报告中——一九四○年六月，向威利姆·米勒所做的报告——我曾提到过塞班岛的岛民为艾米莉起了一个“东京罗丝”的绰号，也许他们把两者混为一谈，并为此忧虑了。 但是，日本人不会这样隐姓埋名地利用艾米莉，如果他们手中真的握有这张王牌，真的使她转变了立场，他们会利用她的名气大造舆论的。不，阿美在那个风雨之夜就死了，在我们眼看就要得到自由的时候，如果苏朱克局长与杰苏斯·萨伯兰不在那个节骨眼上走出那家妓院，我们早已远走高飞了。 我没有听到过苏朱克的死讯，直到多年以后，J·T·布迪·布什，来自达拉斯的那个德克萨斯佬，告诉我米扣·苏姬塔夫人——米扣·苏朱克的女儿——提供了艾米莉·埃尔哈特曾在塞班岛的第一份证明。苏姬塔夫人对布什说，她曾听到过她父亲与其他戈瑞潘警察局的官员们讨论是否对那个女飞行员处以死刑的问题，苏姬塔夫人很为她父亲同意执行死刑而感到尴尬。 那位塞班岛前任警察局长并没有随同那些日本人从舍身崖上跳下来，在山里躲藏了一段时间后，苏朱克投降了，并同占领军合作了。由于疲劳，他被转送到医院帐棚里，在那里，一个目击者看到一个岛民和一个身份不明的美国人给他灌下了毒药。这个案子由一个名叫杰苏斯·萨伯兰的土著警察来调查，由于他的“警察背景”，他被任命为苏苏皮集中营的“司法长官”，但那桩谋杀案没有被破获。 女飞行员杰奎琳·考克瑞·奥德姆，艾米莉的好朋友，成为战后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美国女人，她的任务是调查战争中“扮演日本女人”的播音员。杰奎琳报告说在帝国空军司令部里看到了几份关于艾米莉的卷宗。在我与艾米莉过从甚密的那几年里，我没有见到过奥德姆夫人，我与她的会面是在后来她有钱的丈夫福劳德·奥德姆雇用我调查与他们的化妆品生意有关的间谍案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过任何能让我认为艾米莉曾在日本待过的证据，”在加利福尼亚州因德尔的奥德姆牧场里，在晚餐桌上，杰奎琳对我说。她是一个可爱的金发美人，就像失踪的阿美的姐妹，“当然，也没有任何证据向你证明她就是东京罗丝。” 她还给我看了一件阿美在最后一次飞行之前送给她的纪念品：一面小小的丝绸国旗。 不知什么原因，从军队中服役回来的G．P．普图南好像变了一个人，虽然他仍在撰写并出版新书。由于生病，他迁居到塞瑞斯的山林小屋中，后又搬到戴斯山谷的休养地，同他第四任妻子在一起。战后的普图南显然温和多了，那些无耻的宣传伎俩已被他置诸脑后。一九五○年一月，他由于肾病死亡。 保罗·门兹的军旅生涯是明星式的，不仅因为有众多的男演员在他手下服役，像克拉克·盖博，罗纳达·瑞根和阿兰·拉弟；还因为他的小队拍摄了三万英尺长的胶片与上百部军训电影；此外，门兹中校还在北大西洋与非洲拍摄了一些战争镜头。 战争结束后，保罗重操旧业，又干起了飞机租赁行当。他与泰瑞的婚姻既幸福又长久。电台评论员，有着普图南风格的世界探险家劳威尔·托马斯雇用门兹为著名的辛那瑞马工程摄影。作为摄影师，门兹经常坐在改装后的B——25轰炸机机首的椅子上，拍摄影片《这就是辛那瑞马》。好莱坞黄金时期绝大多数人著名的飞行照片与胶片都是由门兹与他的飞行小组拍摄的，门兹死于一九六五年，在拍摄《凤凰的飞翔》一片中由于飞行事故在空中遇难。 詹姆斯·福瑞斯特在二战中从白宫的行政助理一职升任为海军部副部长，一九四四年，当海军部长死于心脏病后，福瑞斯特担任了部长；一九四七年，他成为美国国防部第一届部长。他的信条是“建设”海军，把战舰从不足四百艘增加到一千五百艘以上；他精力充沛，经常到一线去作调查，这在内阁成员中是不多见的；他同时也是一个恶毒的反共分子，对犹太人充满歧视。 自从杜鲁门总统强迫福瑞斯特辞职以后——新闻界攻击他为战争投机商——他明显地陷入到沮丧之中。两个月之后，他跳下——可能是被推下——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海军医院的十六层高楼，据推测，他曾想把浴袍的带子系在卫生间的水箱上吊死自己，跳楼看来是比上吊更成功的办法。 在我过去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人中，叵尼尔·提索在将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为保罗·门兹做事，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唐妮·雷克在五次坠机事件中死里逃生，却在一九四三年死于一场摩托车事故；厄尔·卡洛尔与他的歌舞女郎兼女友贝瑞·威利斯在一九四八年六月的飞机失事中双双遇难；狄赛·迪恩，那个棒球明星，在投球的手臂受伤后退役，开始教练一些初学者；我没有再见过玛特尔·门兹；玛戈在几年前过世了——她终身未嫁，可能是在等我——也可能是在等阿美。 弗莱德·努南的遗嫣，玛丽·碧——我为她带去了努南的消息——嫁给了一位鳏夫，生活很幸福；尽管阿美抱怨过她的家庭，事实却证明阿美有一位非常忠诚的母亲和姐姐，她们两个人在任何场合里都非常维护她的荣誉。阿美·奥蒂丝·埃尔哈特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她的女儿总有一天会回来的信念，一九六二年十月，她在九十五岁的高龄上谢世。 从波士顿到火奴鲁鲁，横穿美国的十多个城市都把艾米莉·埃尔哈特的形象做成徽章与标志，以表示纪念；街道与学校以她的名字来命名；纪念邮票上印有她的头像；图书馆与博物馆收藏她的遗物；关于她一生事迹的电视片与纪录片反复播映，她设计的行李仍在生产并出售。 与此同时，解答她失踪之谜的调查与探险丛书也一部接一部问世，很少有调查者能追逐到我的行踪，我更绝少与他们合作；而且，我也不看他们出版的书籍。我不需要任何人告诉我在艾米莉·埃尔哈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此外，我同山姆大叔签订的合同让我守口如瓶，这就像同魔鬼做了交易——没有逃脱的余地。 政府部门对艾米莉在塞班岛的故事一笑置之，虽然由于信息自由的法案使一些文件偶尔公诸于世，使这个“理论”得到支持，但大多数有关的信件与文件却仍堆在角落里或者已被销毁。但海军上将查斯特·W·尼米提兹，战时太平洋舰队的总司令，后来海军地面指挥部的部长，承认艾米莉·埃尔哈特事件的真相，将会“动摇一些人的想象”。 一九六九年，事隔这么多年以后，我接到了罗伯特·麦尔斯——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在加利福尼亚州塞林纳斯市的一家糖厂工作——打来的电话，这让我回想起当年我们在他父母的家中通过一台家用收音机收听令人兴奋的实况节目的情形。他仍是一副生气勃勃的老样子，告诉我他正在写一本关于艾米莉的回忆录，在周末与假期，常就这个主题发表演讲。 他的话在我心里产生了古怪的反响，糖业大王马特修·哈瑞吉男爵的雕像隐约出现在艾米莉·埃尔哈特这位忘年小友的身后。他现在在糖厂工作，通过巡回演讲以增加收人，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得梅因市的那座圆形剧场里讲演过，我也不知道那座圆形剧场还在不在。 “她还活着，”他在电话里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尽管他的声音低沉，听起来还是像个孩子，“她现在改名叫伊莲娜·伯拉姆，住在新泽西；弗莱德·努南也活着！” “如果他还活着，他的头一定很疼。”我说。 “什么？” “没什么。听着，罗伯特，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 “弗莱德·努南是那个名叫威利姆·万·杜森的家伙，那个前空军少校和那本书的作者调查了他们两个人：万·杜森与伯拉姆，发现他们两个人的背景材料都是伪造的，这看起来好像是根据目击者保护法案在保护他们。” “我不认为他们是受到目击者保护法案保护的人。” “你怎么知道？如果艾米莉变成了东京罗丝，也许当局会想方设法……‘隐藏’她。” “罗伯特，接到你的电话真是太好了。” “你不想为我调查这件事？” “你打算雇我？” “我雇不起，我只是个工人。” “我工作也是为了谋生，罗伯特，谢谢你打来的电话，祝你好运” 事情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应该为罗伯特·麦尔斯感到高兴还是感到悲哀，他与艾米莉的友谊让他的一生都富有意义；然而，他也生活在苦恼之中，这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穿插在他的生命里，让他的思想变得沉重。 我当时也在场，我与他坐在起居室里，我了解他所知道的一切；只是；他不知道我了解的事情罢了。 那本声称伊莲娜·伯拉姆即是艾米莉·埃尔哈特的书的作者遭到起诉，书也被从书架上撤下来。这件事一直索绕在我心中，一九七○年的某一天，当我访问曼哈顿A—I侦探事务所时，我顺路去了纽约贝德福希尔斯。我在福斯吉特乡村俱乐部活动室的酒吧里找到了伊莲娜·伯拉姆，她正同另外三个女人在一起。这些女人看起来都快七十岁了，她们似乎很高兴有一个相貌英俊的年轻家伙来拜访，尽管他已六十中旬了。 我立刻认出来谁是伊莲娜，她的确与阿美长得很像，虽然她的鼻子与阿美略有不同，更宽，更大；而那双眼睛却与我梦绕魂牵的眼睛一样，是熟悉的灰蓝色。 她站在那些女人身边，穿着高尔夫衬衫与短裤，看起来非常性感。我对伊莲娜说：“我叫内特·黑勒，我们有一位共同的朋友。” “哦？”她向我微微一笑，“是谁？” “艾米莉·埃尔哈特。我知道你曾经是一名飞行员，你同她一起飞过吗？” “当然，我曾在九十九飞行大队……哦，我的上帝，我希望你不要相信那本书上所说的鬼话。” 那句“哦，我的上帝”让我惊然一惊，这是阿美最喜欢说的口头禅。 但她不是阿美，阿美不会在望着我时对我们曾经拥有的感情无动于衷。如果由于某些异乎寻常的因素，她果真是阿美：她在那夜的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被送到东京，在那里被日本人洗了脑，然后返回家乡，又再次被山姆大叔洗了脑……这些匪夷所思的情节是真实的，还只是一种可笑的推测，我已不想知道。 不论这个女人是伊莲娜·伯拉姆，还是艾米莉·埃尔哈特，我只确定了一件事：我的阿美已不在那个老妇人的眼睛里了。 我同那些女人们坐在一起，她们喝一种热带饮料，而我喝朗姆酒。有一个女人是个寡妇，有一个可爱的男孩和一张优雅的脸孔，我猜我可以得到她的青睐。但是，我已经是一个结了婚的老男人了，我的生活方式多少有些改变了。 伊莲娜·伯拉姆死于一九八二年七月，她把遗体捐献给了科学，她的家人遵照她的遗嘱，没有让那些追逐在她身后想确认她的真实身份的猎奇者得到她的指纹。 大陆DC——10飞机懒洋洋地盘旋在塞班岛上空，透过云层，可以清晰地看到小岛的轮廓。飞离关岛四十五分钟了，布迪·布什，他的二人摄影小组，还有我坐在飞机上。第一眼瞥见塞班岛，感觉这座狭长的小岛到处覆盖着丛林，一座大山从岛的中部隆起；当飞机飞得低一些时，嵌着贝壳的悬崖，白色的沙滩次第显露出来，还有公路、楼群与耕耘过的庄稼。 从空中俯瞰的塞班岛与我在“美国人”号纵帆船或它的救生艇上看到的略有不同，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每个到过塞班岛的人都会对它念念不忘：环绕着小岛的海水蓝得耀眼，绿得眩目，如同一块巨大的祖母绿宝石，呈半透明状态。 “总有一天，我要带我妻子来看一看，”布迪说，“她不相信我所说的海水是多么美丽的话。你以前来过这里，内特——在别的地方看到过这样的海水吗？” “你越喜欢这里，布迪，”我说，“你从我身上得到的东西就会越少。” 布迪因为没能让我向他透露我过去在塞班岛的经历而感到沮丧。 “夜晚的星星……”他又开始了。 “又大又亮？宛如钻石？” “回想一九四五年，那时每个晚上我们都躺在帐篷里的帆布床上，听扬声器里传来的胡根·卡米歇尔的《星尘》……他的这首歌似乎是专门为塞班岛而唱的。” “我表示怀疑。” “好了，”他防范似的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它这样的小岛，成群的星星散落在夜空……是我那时太年轻的缘故，还是记忆在同我开玩笑？” “我也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我说。 即使从空中俯瞰，第二次大战留在小岛上的创痕也是显而易见的，战争的阴影仍不时浮现在小岛和平的氛围里：离海滨几百码远处有一辆沉没在海中的坦克半露出水面，一艘驳船的残体搁浅在珊瑚礁上，一架失事飞机的残骸一半没在水中，一半横卧在岸上——水晶般蓝色的海水里闪耀着金属银色的光芒。 DC——10降落在考伯勒机场，靠近以前的艾斯里特·海纳达机场——又叫伊斯雷机场。我们在跑道上滑翔时经过一座有着木屋顶的混凝土结构的机库，上面白色的“塞班岛”几个字发出刺目的光芒，这个机库同另外两个半圆形的活动机库就是塞班岛飞机场的全部设施了。 “这是我第四次来这儿了，”布迪一边走下飞机，一边说，“我一直不习惯战后的这些改变——没有吉普车，没有军用卡车，没有士兵、水兵与海军陆战队员。” 这座由查莫罗人经营的小飞机场是一个熙来攘往的热闹地方，充斥着各种语言与声音——世界各地的旅游者赶往这个度假天堂：欧洲人，阿拉伯人，但绝大多数是日本人。布迪曾经告诉过我，日本人把塞班岛当做战争纪念馆与蜜月旅行胜地的混合体。 “是啊，他们正在买回在战争中失去的这片乐园小岛，”他在飞机上曾对我说，“每次一小块。” 事先安排好的福特篷车在等候着我们，我们把手提箱、摄影器材与录音设备——它们放在轻便耐用的飞行用箱子里——装到车后。那两个摄影师也来自达拉斯，菲尔是一个相貌清秀的家伙，有自己的影视制造公司，通过给我们的这次访问弄来了证件而成为布迪的合伙人；斯蒂夫是一个瘦弱的留着胡子的长头发男孩，起初我把他当成障皮士，后来才知道他是越战中的老兵——他们两个都对摄影技术很在行。 从机场出来的公路两侧，还看得到日本人修建的机关枪混凝土掩体；鲜红的械叶瓶术盛开在碎石铺设的海滨大路旁，在“西丑坎”当年驱车领我参观这个小岛时，这条路还只是一条尘土飞扬的土路。现在，汽车的数量已经超过了自行车，但仍有很多人乘坐着后一种交通工具，上面还经常载着日本游客。 我们经过了几个当年的土著村落，现在它们已变成了一座现代化小镇——查兰·卡诺，银行、邮局、商业区，木结构的房屋与带铁皮屋顶的小房子，这一切都非常像旧日的戈瑞潘城—一还有苏苏皮，这座小城里驻有陆军。我们在一座名叫阳光酒馆的汽车旅馆前停下车，旅馆后面是一座高中棒球场。 “现在，我猜你可能会认为我是一个吝啬鬼，”布迪说。我们正在把行李从车上卸下来，搬进那座看起来像是阿肯色州的脱衣舞俱乐部的汽车旅馆，“但是如果我们住进戈瑞潘市中的那些新建的旅游大厦里，我们也许会在同当地人说话时惹麻烦。” 阳光酒馆有一个独立的饭店，我们可以在那里坐下来，一边喝咖啡，一边就查莫罗人的话题无所顾忌地交谈。 “我不喜欢住在这里，”我说，“但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我同意你的看法。在我们住在岛上的这段日子里，你介意我到戈瑞潘市里兜一圈吗？” “一点儿也不，”布迪轻轻地笑起来，“急着去重游旧地？” “我想是‘重游故地’。” “在德克萨斯州人们不这么说。” 戈瑞潘市没有改变，它是完全随风而逝了。这座新城，这座也叫做戈瑞潘的新城，甚至与旧城不在同一位置，它的位置更靠南些。密克罗海滨沿岸矗立起许多观光旅馆。布迪带我去糖业大王公园，马特修·哈瑞吉男爵雕像所在的那个公园现在已变成了一座小植物园。但是，陈列在棕榈书与械叶瓶木之间的——深受日本孩子喜爱的——却是一个红白相间的火车头，静静地卧在曾经环绕塞班岛的铁轨的残段上。这个火车头可能就是很久以前我在坦那帕哥港口看见的那个。 “这座雕像是历经战火却得以保存下来的早先戈瑞潘城的遗物之一。”布迪对我说，他的摄影小组正在附近拍摄着公园的景色。 “这个男爵的左侧太阳穴上好像有个弹孔。”我一边说，一边又走近看了一眼。 “是的，在我们驻军岛上时，我们曾用它当靶子练射击……只有两座属于旧戈瑞潘城的建筑物依然挺立——如果‘挺立’一词用的没错。”他用下巴向街道另一侧一点，在茂密的草场上透迤着一道旧医院的围墙，“那是老帝国医院……离那儿不远，是老戈瑞潘监狱，都被野草覆盖住了。我们应该到那里拍些照片。” “我就不去了。”我说。 他惊讶地皱起了眉头，“你不想同我们一起到监狱去看看？” “如果你不介意，是的。” “好吧，那么我们改天再去，反正我们要同萨美·慕尼兹见上一面。” 萨美·慕尼兹在阳光酒馆的咖啡室里同我们会了面，他是社区的成员之一，也是密克罗尼西亚议会代表成员，此前很多次，他阻止了那些来岛上调查埃尔哈特之谜的探险者。 但布迪·布什是一个善于钻营的家伙，到塞班岛来了三次之后，他交了一大群朋友，当地汽车经销商的头领——他为我们提供的篷车——为我们安排了与慕尼兹的会面。慕尼兹是一个结实但并不强壮的查莫罗人，三十中旬，鸡蛋形状的脑袋上有一张略显忧郁的脸。 “你曾在这儿的军队里服过役？”慕尼兹问布迪，他戴着一副太阳镜，穿着黄绿色相间的热带风格运动衫和一条蓝色短裤，“在战争时期吗？” 只有布迪、慕尼兹和我坐在咖啡室里，两名摄影师没有来。布迪与慕尼兹喝着咖啡，但天气———八十度左右，如果不这么闷热，简直可算是天堂——使我只能喝可乐。 “是的，”布迪说，“在海军陆战队。” “你也是吗？”慕尼兹问我。 “我也在海军陆战队服过役，”我说，“不过不在这里，在瓜达尔卡纳尔岛。” “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家伙给我留了一个纪念品。”慕尼兹说，笑容很诡秘。他的英语发音近乎完美，除了一点儿显得呆板的西班牙式轻快的节奏。 “岛上这样的纪念品会有很多。”布迪温和地说。 慕尼兹拍了拍大腿，“我身上的是一块手榴弹碎片，还在我身上。它叫什么名字？” “榴霰弹。”我说。 慕尼兹微笑着，点了点头，“那个扔榴霰弹的海军陆战队员显得非常不安，他向我们道歉，并亲自为我包扎伤口。他原以为我们是日本人……你们美国人对待我们要比日本人好一些。” “慕尼兹先生……”布迪说。 “萨美，我所有的朋友都叫我萨美。” “好的，萨美，我想你知道，我们到这里是来调查艾米莉·埃尔哈特与她的领航员弗莱德·努南的下落的。很多像我这样的人来过这里，你们的很多岛民都有着不同的故事……但是，每一个看起来都像是……，二手货，我们需要目击者。” 慕尼兹叹了口气，沉思了半天时间，然后说：“布什先生……” “布迪。” “布迪，我能够找到这样的人同你们交谈，但只是怕有些人不愿意谈，你搅起了塞班岛人对可怕的往事的回忆，岛上的每一个家庭几乎都在日本人占领期间失去过亲人。上百年来我们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以求逃脱惩罚，逃避报复。挺身而出，在公众面前做证，即使是现在，也是一件自找麻烦的事。” “来自日本人的麻烦？” 他点了点头，“他们开始再次统治我们这座岛了——用另一种方式，那些冲撞他们的人会倒霉。而且，在战争期间，本地还有一个由查莫罗人组成的土著警察势力，专门为日本人效力，那些恶棍们折磨、拷打他们自己的同胞，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还活着。” “像杰苏斯·萨伯兰？”我问。 慕尼兹很惊讶我居然知道这个名字，他眨了一下眼睛，说：“是的。” “我听说很久以前他被人开枪打死了。”我说。 布迪瞪大了眼睛盯着我。 “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可怕的原因之一，”慕尼兹说，“那些枪并没有要他的命……是的，他仍然活着，并且比十条毒蛇更邪恶。” “他现在做什么？”我问。 “在废品收购公司。” “沿街收购废品？” “不！他在原水上飞机基地的旧址上开了一家旧货堆放、分类与出售的公司，他雇用查莫罗人收集废金属——丛林里到处都是战争的遗骸——把它们卖给日本人。” 那么说，这个“占哥凯丑”是一个破烂王了。 “他住在查兰·卡诺城外的一幢漂亮的小房子里，”慕尼兹说，“他喜欢独居。” “他喜欢钱吗？” “那是他最大的爱好，你对这个男人感兴趣吗，黑勒先生？” “叫我内特，萨美。我只是听说他知道很多关于艾米莉·埃尔哈特与弗莱德·努南的事。” 慕尼兹兴致勃勃地点点头，“他们说他比岛上任何一个人知道得都要多，以前，他曾主动提出要谈论这些事。” 这对布迪显然是个新闻，“我从未与他交谈过。” “其他人同他谈过，弗莱德·高尔纳，葛维斯少校，但没有人付过杰苏斯索要的价钱” 我喝了一口可乐，“你能给我们安排一次会见吗？” “他不会同时会见一个以上的人，曾经有一次，几个男人袭击了他——一个在二战期间居住在戈瑞潘城的调查者同几个关岛警察。” “啊，他害怕了。” “是的。” “好吧，”我轻快地说，“布什先生想去看看那座监狱，而我没有兴趣。也许你可以安排我同萨伯兰先生见一面，当你与布迪还有他的摄影师参观旧监狱的时候。” 看起来大家都同意了这个建议。我们还需要另外一辆汽车，但布迪说那不成问题，他可以给他汽车经销商朋友打电话。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我们同慕尼兹提供给我们的查莫罗人逐一会面，我们同他们在阳光酒吧的咖啡室里做非正式的交谈，谈得好的就被邀请到摄影机前。我们花了两天的时间做采访前的准备工作，并在糖业大王公园里拍摄了一些镜头作为背景。 两个来自圣洛村的农民给我们讲述了同一个故事，他们曾在坦那帕哥港口看见过一男一女两名飞行员，后来又在戈瑞潘城见到了他们；一位退休的牙医没有见过那两个白人飞行员，但他在给日本军官出诊的时候，听他们谈论过被当作间谍逮捕起来的那两个美国飞行员，那些军官还就美国人使用女人当间谍一事开起了玩笑。 慕尼兹的姐姐，现在已经六十中旬了，曾在那家旅馆，“空拜亚士·罗坎”，做洗衣女工，她说那个美国女人很善良，并举出了几个事例；她甚至认出了阿美的照片。 一个曾在伊士·绍顿商店——空拜亚士·罗坎旅馆旁边的那家商店——作过店员的男人；说他经常在二楼的窗户里看到阿美。 一个举止文雅的中年妇女说她叫玛蒂达·福斯特·阿瑞拉，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查莫罗人，他们一家曾住在空拜亚士·罗坎旅馆的对面。她的英语说得不好，于是她用查莫罗语同我们交谈（这种语言在我听起来如同西班牙语、法语与鸟叫的混合体），慕尼兹来翻译。当她说到阿美帮助她复习功课，并送给她一枚镶着珍珠的金戒指时，我知道她所说的是实情。那枚戒指在战乱中丢失了。她还说无论那个女人走到哪里，身后都有查莫罗保安警察跟随着。 她还注意到了那个白种女人脖子上的灼痕，她认为是油烫的。 我没有纠正她。 唯一一张熟悉的脸孔出现了，空拜亚士·罗坎旅馆的办事员，现在他已经成了那家旅馆的主人。看起来他似乎没有认出我，这有点伤害我的自尊心——难道不是我饶了他一命吗？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许他认出了我，这就是他为什么没有提起那个教士和被打死在旅馆门厅里的那个查莫罗人的原因。 这些人还有另外八个证人所讲述的内容拼凑成如下的故事：两个美国飞行员，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在坦那帕哥港口被带上岸；那个女人梳着短发，衣着打扮像个男人，而那个男人的头部受了伤。他们被带到当地警察局，然后被送进监狱。那个女人在监狱里只待了几天，之后被转送到军方关押政治犯的旅馆。看起来似乎没人知道在这些神秘的白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被判了刑。 布迪很高兴，他为他的记录片找到了几个好证人——几个会说英语的查莫罗人，这非常有帮助。但采访没有什么新发现，这又令他非常苦恼。我说这也许是因为一度来塞班岛猎奇的人太多了。 这个德克萨斯伦噘起了嘴。 慕尼兹说：“你们也许会发现同布莱丝夫人谈一谈是值得的，我姐姐说这个农妇知道一些关于艾米莉的事情，但她不愿到镇上来，她并不经常进城，你们也许应该去拜访她。” 事情依然没有什么进展，到了第四天，再没有其他的采访者了，于是我们开车沿着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土路，去了乡下。路两边树叶茂密，亭亭如盖，我们的篷车如同行驶在绿色的隧道里。然后，土路斜插进大片的庄稼之中，慕尼兹指着一座中型的铁皮顶木屋说：“到了。” 布莱丝夫人是一个小巧玲珑而又显得高贵的女人，大约六十岁左右的年纪，皮肤光洁而微黑，这样的皮肤甚至会引起年轻一些的女人的嫉妒。她穿了一件黑色、白色与黄绿色图案相间的连衣裙，看起来年轻而活泼。在一片随风摇曳的甘蔗园前面，由慕尼兹充当翻译，她给我们讲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 她的开场白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在坦那帕哥港口看到了两个美国人，一男一女，他们被押往位于小镇广场的警察局。但几年以后，她又一次见到了那个美国女人。 “她说当日本士兵驾驶的摩托车载着那个蜷缩在座位上的白种女人经过时，她正在地里干活儿，”慕尼兹说，“那个女人被蒙着双眼，另一辆上面坐着两个日本土兵的摩托车跟在后面。布莱丝夫人说她悄悄地尾随在这一行人的后面，没有被日本兵发现。他们把那个女人带到了一个早就挖好了的土坑前，他们让那个女人跪在坑边上，从她的脸上扯下蒙眼布扔进了坑里。然后，他们向她开了枪，打在她的胸前，她向后仰跌进坟墓里。” “出事地点是在这个农庄附近吗？”震惊的布迪问。 慕尼兹转译了布莱丝夫人的回答，是在另一个农庄，靠近戈瑞潘。她从那个地方很快跑开了，害怕日本士兵发现她；但过后她又返回到那里，看到坟墓已被填平了。 “布莱丝夫人，”布迪说，句子几乎不连贯，“你还能再找到那个地方吗？” 她说那座坟墓就在岛上最大一棵面包树下，她曾到那树下去过许多次。日本人夺走了庄稼地里长出来的所有粮食，她和她的一家人只能靠这棵树上结的野果裹腹。 很快，我们回到篷车里，布莱丝夫人坐在驾驶员旁边的座位上，布迪坐在方向盘前，他全身都由于期望而颤抖。我不知道应该想些什么，老问题又浮上来了，那一夜日本人把阿美从海里捞出来，只是为了稍后再处死她吗？他们放在摩托车座位上的是阿美的尸体吗？布莱丝夫人在那座无名的坟墓前所见到的一幕是日本兵对阿美遗体的再次亵读吗？ 布莱丝夫人指点布迪开车到达的地方是一片开阔的停车场，像恐龙一样停放在那里的推土铲、拖拉机与其他重型设备堆放在那里，它们不应该放在那里的，所有这些设备都被一道七英尺高的保安围墙围了起来，围墙上头拉着带倒钩的铁丝网。 围墙内似乎并没有面包树的影子。 然而，布莱丝夫人一口咬定，她不会认错地方。 “这地方看起来好像是公路维修保管站，”我说，“这就意味着要同官方打交道了。” 布迪点了点头，“我们有一堆繁文褥节要对付了。” 她的嘴唇抿成了一个冷笑，说：“你不是他的朋友，对吗？” “我是他的孪生兄弟，在出生时就同他分开了。” 她大笑起来，她并不笨，“他在饭馆里，他是你的了。” 我又穿过了一条挂在门口的珠帘，走进了一间低矮的没有装修过的餐厅，餐厅内有十来张桌子。现在距离吃晚饭的时间还早，因此餐厅里几乎没有人，除了一个戴着海军工程营帽，穿着肥大而破旧的士兵工作服的脖子粗壮的胖男人，他正在埋头对付一盘粘乎乎滑溜溜的海苔，像孩子吃通心粉一样吃着它们。 我穿着黑色T恤衫和卡其布裤子，外面套了一件卡其布夹克，在这样的天气里根本不需要穿这件夹克，但我需要把点三八口径的左轮手枪放在右边的夹克口袋里，以免他万一认出了我。 我当然给了他每个机会，当他吃海苦时，我就站在他桌子前，面对着他。他抬起那张布满麻子与刀疤的胡子拉碴的脸，用轻蔑的眼光瞟了我一眼，这种眼光并不是针对一个曾在他小腹上打了一枪的牧师的，对任何人他都这样。 “你就是那个美国人？”他一边咀嚼着一边问。 他大约六十岁左右了，除了头发有些花白，留起了络腮胡子，脸上多了些皱纹外，并没有什么大大的变化。 “是的，我就是那个美国人。” 他从一个没有标签的酒瓶里给自己倒了一杯红葡萄酒，“坐下，我从不仰视任何人。” 我坐了下来，一只手放在装左轮手枪的口袋里，“艾米莉·埃尔哈特的故事你要多少钱？” “那可是一个好故事，是真的。” “多少钱？” 他轻轻地笑起来，他的嘴里有一颗金牙，其余牙齿比我 那天下午，我驾驶着布迪的汽车经销商朋友借给我的吉普车，开往查兰·卡诺镇赴一个老朋友的约会。布迪与他的摄像小组要拍一些布莱丝夫人在她的农舍里的镜头，之后，他们打算拍摄戈瑞潘监狱的情景。我在一家五金店前停下车，买了一把大砍刀，然后我继续又开了一段路，把车停在塞班风格中心区前面。 位于查兰·卡诺镇北郊的塞班风格中心区是一座有着铁皮屋顶的摇摇欲坠的大厅，前面是饭馆与装饰品店，沾满了蝇粪的装饰品店的橱窗里摆着两个时装模特。穿过装饰品店——廉价的日本玩意儿：纸扇、上弦玩具、草裙娃娃触目皆是——我拂开垂到地上的珠子门帘，进人到后面的酒吧里，嘎嘎作响的空调吹出来的冷气迎面扑来。 阴冷的空气与酒吧内幽暗的光线倒很协调，我摘下太阳镜，感觉到与戴着时并无太大的分别。唯一的光亮是由钉在墙壁上的圣诞树上的小灯泡发出来的，外表花哨俗气的投币电唱机正播放着威尔森·皮凯特的歌曲《午夜时分》，尽管现在才下午两点钟。 五、六个聚在酒吧里的查莫罗男人回过头来略显吃惊地看了一眼我这个刚刚走进酒吧的白人，然后回过头去继续喝酒。女招待们——妖烧的查莫罗女郎穿着不相配的比基尼胸罩与热裤——见到我很高兴，其中有三个女人已经像鲨鱼追逐着血腥一样拥到了我的身边。 第一个走到我身边的女人取得了对我的拥有权，她有着令人心跳的身材和一头可笑的淡金黄色的头发。 “你想做什么，先生？” “确切地说，不是我想做什么，”我说，“但是我想知道杰苏斯·萨伯兰是否在这里。”记忆中的要白，这个破烂王当然看得起牙医了。 “两千美元。”他说。 “我可以出到十。” 他的黑眼睛亮了起来，“一万？” “不，十美元。你认为这么做怎么样？我们一起从那些有钱的德克萨斯伦身上弄他个二万美元？” 他皱起了眉头，“五五分帐？” “对，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一万。”时间让他变得迟钝了，或～许是廉价葡萄酒的关系。 那双眼睛曾经让我惊然过，因为眼神中透露出来的机敏，现在，它们眯了起来，似乎他脑壳中正有什么东西试图往外冲。 “我认识你吗？”他问。 “我以前从未来过塞班岛。想干吗？” “让我先听听你的计划。” 我向前倾了一下身体，“他们想找到艾米莉·埃尔哈特的坟墓，让我们指给他们看。” “……我不知道它在哪儿。” “这没关系，”我耸耸肩，“我在吉普车里有一口袋骨头——我是从美国把它们带来的。” “什么样的骨头？” “女人的，四十多岁的年纪，死了三十多年。” “你怎么做的？掘了别人的墓？” “说对了。现在，如果一个塞班岛民……与过去发生的事有些牵连……能领着那几个德克萨斯佬到丛林中的一座坟墓……” 听到一半，他开始微笑起来，他的确仍旧聪明，然而，还没有聪明到能救自己的命的程度。 “但首先，我们要去埋那些骨头，”我说，“今夜我们在老戈瑞潘监狱见面，我们把骨头埋在那附近……带把铁锹来。” 他仍在笑，点着头，很喜欢这个主意，“什么时候？” “还能在什么时候？午夜。” 我们没有握手，只是彼此点了一下头，然后我离开了那里，留下他一个人继续吃海苔。 那天晚上，在我们住宿的阳光酒馆的房间里，布迪·布什显得很兴奋。 “他们让我们挖掘了，”他说，“问题是，他们只给我们明天一天的时间……星期天……当那些设备闲置不用的时候，否则我们会妨碍他们施工。” 第二天早上九点钟，我们带着从公墓管理人那里借来的推土机（和他的一个雇员）来到布莱丝夫人确定埋葬艾米莉的那片停车场。碎珊瑚路面和两英尺深的表土层被挖开了，然后，慕尼兹雇来的两个查莫罗男孩开始在那个地点挖起来，菲尔与斯蒂夫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拍摄下挖掘工作的全过程。到了下午三点钟，我们挖出了一个四英尺宽，十二英尺长，三英尺深的壕沟来，是空的。 “你认为那些日本兵会把她埋在多深的地方？”布迪问我。 “嗯，”我抚摸着有些僵硬的左臂，“可能会很深。” “你知道，如果我们稍有偏差，我们就会距坟墓的位置三英尺远，而且自己还他妈不知道！” 这时斯蒂夫大喊了起来：“嗨，那是什么见鬼的东西？” 那个东西被证明是这次探险活动的发现，并成为布迪纪录片：《坟墓的遗迹：艾米莉·埃尔哈特的死刑》的主要内容。那是一条破烂不堪的黑色布条，看起来像是用来蒙眼睛的，它的两端被裁得很细，可以在犯人的脑袋后面打结。 布莱丝夫人确认这块布条就是当日本兵处决艾米莉时，蒙在艾米莉眼睛上的那一块。 由于珊瑚土壤的基本成份是石灰，人类的尸体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极可能被侵蚀，化成灰，化成土，因此那块蒙眼布也就成了艾米莉·埃尔哈特留在世上的最后的东西，如果她的确被埋在那棵面包树下的话。 即使到了现在，上了年纪的布迪·布什仍在计划着最后去一次塞班岛（第六次），一次心脏病发作也没能让他打消这个念头；与此同时，新一代的埃尔哈特崇拜者们还计划着要去马里亚纳群岛及其他南太平洋的小岛上去探险。 当然，如果艾米莉隐藏在伊莲娜·伯拉姆的被洗过脑的躯壳下面，那么，这些崇拜者们苦苦寻找的艾米莉的遗体则早已捐献给了医疗科学事业并在很久以前就被丢弃、焚化掉了。 我最后终于决定写出我的故事，是因为我认为无论如何不会有人相信我；如果当局不喜欢这个故事，他们可以起诉我，或者见他们的鬼去吧。 我相信阿美在那个风雨之夜死在坦那帕哥港的海水里了，当她同我一起游向自由的时候；也许，苏朱克局长的手下人的确打捞出了她的尸体，而日本士兵的确用摩托车把蒙着眼睛的她拉到了靠近戈瑞潘城的那座无名的坟墓前。也许，当你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布迪或者其他的后来探险者已发现了更多的证据，能确切地指出艾米莉·埃尔哈特到底埋在了哪里。 总而言之，我只确信一件事。 找到艾米莉·埃尔哈特的尸体可能要比找到杰苏斯·萨伯兰那个畜生的尸体容易些。 新闻界称她为“琳蒂小姐”，她的家人们叫她梅尔，少女时代的伙伴喜欢喊她米莉，某些朋友则称呼她为玛丽（弗莱德·努南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保罗·门兹嘴里的“安琪儿”，她丈夫口中的“A．E．”。对世界而言，她是艾米莉·埃尔哈特，但对我来说，仅仅是对我，她是阿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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