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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在论文答辩会上她第一次认识了鲍里涅维奇。他和其他几位评论人对她的论文大加赞赏，授予她医学副博士学位。她很快离开了工作十五年之久的研究所，来法医研究室担任了助教。 科洛科洛夫教授非常欣赏她的勤奋、智慧和她对自杀学说的潜心钻研。她同意教授早期提出的科学论断。她认为由于精神受到刺激在几小时之内头发会变白，右手指甲比左手指甲要宽(左右手工作能力相等者除外)。这一小小的观察无疑对法医是很有用的。女助教过高地估价这一意义，对此倍加重视。教授为此很受感动，对她充满了好感，经常表扬她，还不只一次地让她帮他照管教研室的工作。“本来不应该这样，”教授以他特有的幽默风趣地说道，“您也太听话了，不能把科学交给这样的人。鲍里涅维奇则不然，老提出问题，他也认真听我的，但按自己的想法干。一个学者的良心不允许他盲目同意我的观点。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如果学生总是重复者师的观点，那么科学将会成什么样子！如果那样的话，小鸽子，科学就不会进步。” 当大家已知道放授工作的时间不多了，而教授的位置将要由鲍里涅维奇接替的时候，季娜伊达就开始使他对自己产生好感。 他俩的接近开始于那座建于上个世纪，窗户象古城堡炮口的大楼里。两人住的房间只有一堵簿墙隔着。有一天晚上他不知怎么和她谈起晚上根无聊，就去串门，可因为他的棋友科洛科洛夫教授近来身体欠安，她就邀请鲍里涅维奇下棋。 “我下得不好，”她事先说道，“我真希望您能教我下棋。” 他同意了，过了一段时间，两位棋迷有时一直下到深夜。不爱说话的鲍里涅维奇很高兴默默地下棋。女助教也欣然模仿他。 有一次鲍里涅维奇说道： “您的走法我感到奇怪。您选择了守势，总是守，干么不进攻呢？” 是下棋时的随机应变吗？他多么天真，她是怎么学会下棋的呢？要知道她一个星期就学会下棋，为了成为和他匹敌的对手，每天夜里苦练下棋。他早应当发现，她只掌握了两种防守的技术。 她对鲍里涅维奇说的却是另外的一套： “主动进攻不是女人的本性，一切新鲜事物女人都害怕。从体质上来讲我和您不一样。在您的面前我简直无处可躲。” 他反驳了几句，同时又认为她很谦虚，不过高估计自己。 当她要和他一起去打猎时，他感到大为不解。这是出于好奇心还是别的什么？ “您说，这不是女人干的事吗？”她说道，“看来大自然原来把我设计成男人，可是这个设计直到很晚才改变过来。” 鲍里涅维奇善于观察，他早应发现这一点的。她的步伐，身材和脚的尺寸更接近于男性；宽宽的消瘦的肩膀使裁缝要费很大劲才能使衣服肩部的线条做得柔和一些，她的肩可以和体操运动员媲美。紧身衬衣裹着她小乳房的胸部，再加上肌肉发达的两条健壮的胳膊，显得极不相称。她的一双大眼睛既不是灰色的，也不是蓝色的，但仍放射出钢铁般的色彩。一对眼睛可表现出温柔，温暖如春，也可以冷若冰霜。下巴有点肥大，上唇唇面长着黑黑的细绒毛，浓密的头发好象是移植来的，一直披到两鬓。她低声说话，在温和的话音中也透着一股寒气。不能说这个女人不漂亮，她有多处很迷人，动作雅致而灵巧。 “您打过猎没有？”鲍里涅维奇问道，“这您要知道，必须喜欢，才去打猎，不然简直是浪费时间。” “我会跟踪狐狸，”她答道，“您要相信这一点。” 鲍里涅维奇请女助教去打猎是不遗憾的。女助教不仅会在靶场上使手枪射击，而且会使用猎枪。她懂得野兽的癖性。根据几乎根不明显的踪迹她就能找到狐狸藏的食物和狐狸饱餐后睡觉的地方。她能一气滑雪几十公里而不觉累。鲍里涅维奇早就盼望能有一个伙伴一起打猎，但谁又能想到这个伙伴竟是季娜伊达呢？ 从春天到深秋，鲍里涅维奇的假日都是在别墅度过的。他在花园和菜园里劳动，把一周来养足的力气慷溉地贡献出来。有一次，她把女助教也带到别墅，她表现出人们料想不到的技能。鲍里涅维奇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使他特别感到惊讶：是她如此灵巧地筑畦、剪枝，用把子搂树叶，还是她那样轻松地用小车推石子、沙子和修小甬道。 “您在哪里学会干这些活的？”鲍里涅维奇觉得奇怪，问道，“您不仅能顶一个男人，而且简直是一个顶两个……” 特别使他俩接近的是他们对鲍里涅维奇即将要作学术报告都极为关注。鲍里涅维奇根据法国和英国的统计资料准备自己的学术报告。这篇报告还没有完全考虑成熟，个别的地方还打算对自杀的性质进行唯物主义的解释。鲍里涅维奇要以用科学的理论填补迄今尚是教材里空白的工作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 “可悲的是，”他说道，“对生与死这样重大的问题科学还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什么是爱情？人们在问我们。文学艺术一直在宣扬，爱情是命运，爱情之路是无法预知的……人们学会预防火灾、水灾，但如何防止由于突然降临的痛苦而结束生命的不幸呢？如何使人们摆脱这种无意义的死亡呢？法医教科书中对这些问题竟没有阐述，这是不能容忍的。……” 季娜伊达听完他的这一番议论后在想：“这个人真不甘寂寞，依他的性子他会把什么都安排好，编出号码一一完成。他会强迫相爱的恋人分析自己的感情而使他们丧失欢乐和幸福。他要对自杀找到政治经济的解释。他会建议为了教育的目的，在中学里开设这门课程。”她想起她说道他不满意的社会观点时，他毫不妥协地瞪起双眼。她想到这个孤僻、沉默寡言的人还是一个令人惧怕的人。 为了不让他反对自己，季娜伊达只好客气地说：“您的看法很多是正确的，但有些问题还是有争议的，我很想听您讲完。” 他把自己学术报告的内容向她作了介绍，但有些问题没有解释明白而使他感到难办。她以惊人的逻辑性对他认为确信无疑的一系列观点逐一进行了批驳，同时又指出他的理论是高水平的。鲍里涅维奇心中在想，逻辑和体力在她身上得到了非凡的和谐一致。 鲍里涅维奇可以确信，季娜伊达的美德是无限的，她表现出轻而易举地排除任何障碍的本领，有能力解决人们难以解决的困难，发现前人末发现的东西。她和他的爱犬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后，就把狗领到她自己的房间，她竟使狗感到她要比自己的主人还要好。以前每逢主人要把狗关进贮藏室时，狗总是反抗，而现在却能顺从地、自愿地让她关进去。鲍里涅维奇越来越感到需要她的帮助，如果她不在身边时就感到困难。 即将宣读的学术报告准备得很慢。女助教以惊人的洞察力发现在他的学术报告中哪怕是微小的错误，并给他提出一连串的批评和意见。用别的所需的论据代替原来的论据。这些工作仍然离不开她，创作上的帮助，使人们感觉不到丝毫的个人利害关系或是不怀好意的谋算。鲍里涅维奇也不是一下子就相信她的直爽。他记得她是那样竭诚地迎合教授的口味，支持他的任何说法，不由得在问自己：在她讨好的后面隐藏着的是什么？然而，一次偶然的，也是严肃的谈话使他对她的戒心烟消云散了。 这是一个星期天，前一天他俩说好要去别墅过星期天，但鲍里涅维奇后来不想去了，提议去参观美术展览。她同意了，但还附有一个条件，参观完后要从那里去奥斯塔金诺的舍列梅捷夫①(①舍列梅捷夫·鲍里斯·彼得洛维奇(1652—1719年)，俄国的一位军事统帅和外交家，彼得大帝的近臣之一。)故居参观。由于情况不允许，两个计划都没有实现。他们只好以别的办法度过星期天。鲍里涅维奇忽然想起，今天列宁图书馆为他保留的书已过期，他们就赶到列宁图书馆。拿到书以后，书中的一章引起了他俩的兴趣。他们就热烈地交谈起来，为了谈话方便需要换一个场所，于是决定去农业展览馆。 在养免馆和松鼠养殖馆之间的一个小湖边，在交谈之前他们把书打开。鲍里涅维奇半开玩笑半严肃地对女助教说起她对教授和对真理的错误态度。 “您可以不回答，”他好心地说道，“我并不坚持己见。” 季娜伊达没有否认，她说她有时支持教授的某些无根据的说法，迎合他的口味，并不是有意要这样的。良心不允许她使有生之年已不多的慈祥而善良的老师感到难过。鲍里涅维奇也应当考虑一下，值不值得同教授争论不休，使老人难受…… 鲍里涅维奇应当记住这一教训，今后也会有人这样对待他的…… 被中断了的关于书中一章的讨论又开始继续下去。 话题谈到了早为学者们研究的课题。当鲍里涅维奇读大学时就注意到法医教材中有关自杀的一章。他觉得这一毫无意义的悲剧性死亡中的一切都令人感兴趣，并且是不可理解的。怎么能这样呢？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保护器官——自卫本能哪里去了呢？是什么力量促使人自杀呢？这些自杀者都是些什么人——为了道德准则而牺牲的英雄，还是战场上的逃兵呢？最后，这一不幸的规律何在呢？ 自杀者是综合犯罪者。他触动了公共利益和思想广泛的范畴。自杀者违犯了民法和刑法、社会和宗教的准则、逻辑原理，打乱了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的平静，动摇了生命法则的基础。法学家痛斥自杀为耻辱，拒绝承认他们的遗嘱，教会禁止在公墓安葬他们。中世纪时在自杀者尸体背后钉上一个白杨木撅子，肢解尸体，并象拖死狗似地拖着在大街上示众。法律对被肢解的死者毫不宽恕。迄今英国仍以王位的名义把自戕的人关进监狱。 人与自己命运之间的纠纷产生了大量的科学理论。医学家、内分泌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都在人的肉体和心理构造上探索自杀的原因。法国精神病学者宣称所有自杀者都是疯子；意大利罪行调查学家认为自杀者是潜在的罪犯。弗赖德证实，自杀者无能力杀死别人，却能自杀。德国社会学家在不完善的现代社会中看到了这一不幸的根源。 统计学家们首先接近了真理。他们找到了全人类共同的规律。他们统计过，城市居民中自杀率高于农村，穷人低于富人。自杀几乎都发生于成年人，而儿童是极其罕见的。自杀一般多发生在春天和夏天。更多的自杀者都是官吏、律师、学者、艺术家，而工人和农民则少见。在广大的地球上女性自杀要比男性少两倍。 在松鼠养殖馆旁的小湖边，季娜伊达首先开始讲话。 “讨论别人的理论，”她说，“是容易的，而困难的是以自己更深刻更成熟的理论来驳倒别人的理论。这些早已过时的思想对我们有何用？最好我们还是谈谈您的理论，并搞清这些理论的优越之处。” 这话听起来满有道理，鲍里涅维奇同意了，季娜伊达在长凳上坐好后，按照自己由远而近的谈问题的习惯自信地说道： “我们假定自杀者丧失了自卫本能而决定自杀，没有遇到一般的反抗……这我们只是假定说。” 鲍里涅维奇认为有必要表示不同意她的说法，说道： “为什么‘我们要假定说’呢？中枢神经系统中天生的与后天形成的能力不断进行着斗争。社会本能有时会战胜自我意识的感情，饥饿能压倒义务和荣誉的原则，痛苦、委屈、重大的不幸会使女人丧失天生的母性，使自己遭到惩罚。” “这些冲突是永恒的，不可避免的，”她表示同意，“但同时这种牺牲是不多的。什么力量才能使一些人免于自杀和杀人呢？我同意您的看法，经受痛苦的能力使我们对痛苦变得不敏感；生活经验和阅历越丰富，充当客观环境的牺牲品的机会就越少。这样的人为了减弱自卫本能，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不够强烈，起码不会因为贫困而自杀；追逐妇女的人也不会因为女人拒绝他的求爱而自杀；被揭露的骗子绝不会因感到羞耻和受到侮辱而自杀；职业犯罪分子也不会因受到良心上的谴责而自杀；流浪儿不会因偷窃被抓而自杀；妓女不会因遭到强奸而自杀；监狱和苦役场所要比伦敦、巴黎的富翁住宅里的自杀少得多。看来，犯罪分子要比那些破产的银行家有更多的捍卫自己的能力。” 鲍里涅维奇忍不住微微一笑。他自己的想法和举例自己总觉得不是很有条理，但经过她一叙述却获得了逻辑的严密性，更富有说服力。他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只好把手指弄得咯吱发响。 “有人反对我们说自杀者是不同年龄和有地位的人，”她不看对方，好象盯着前面的空间，可也未必能看清什么，继续说道，“饱经世故的男子和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诚实的、老奸巨猾的人们都成了牺牲品。有的从赌场出来赶忙去自杀；而还有的人用朋友的钱庆祝自己的失败。毫无血色的病人渴望活下去，而怀疑自己患了不治之症的年轻人却开枪自杀。很多人为了金钱可以忍辱负重，而另一些人只因为挨了一记耳光而走入坟墓。” 她不说了，以询问的目光看了鲍里涅维奇一眼，好象在等他的反驳，停了一会儿又继续说道： “您可能这样回答我，我们的能力好象是适应一定的考验。凡是对贫困不敏感的人可能因家庭不和而自杀；追逐女性的人因失去地位；骗子因受到妻子的欺骗；职业犯罪分子因把朋友的钱偷光；不道德的女人因失去爱子都会自杀。能够忍受挚友背叛的人对破产、公开受辱、爱情失意可能很敏感。一个人对伤寒病有免疫力，可无法免患霍乱；同样，一个患过鼠疫的人也难保不患脑炎。任何对生命的冲击都不可能免疫，就象牛痘疫苗不是防治一切肉体和精神痛苦的灵丹妙药一样。 “您对比了预防传染病的免疫力和对生活中考验的神经中枢的稳定性，”鲍里涅维奇为自己从未想到达这一点而感到沮丧，他说道，“您关于这一点的论据是什么？” 她感到惊讶，看了他一眼，这目光是由于感到自己占了上风而射出的，同时也是温柔而宽容的。 “对毒品也有免疫力，”她提醒他道，“大剂量的吗啡或土得宁①(①士得宁，一种烈性毒剂。)在一般情况下是致命的，但如果小剂量长期服用就没有危险。那么一个人遭到强烈的刺激，就会导致神经创伤或自杀。这种强烈的打击如果在时间上是分散的，人是有能力承受个别痛苦的能力的，那这种痛苦也就不可怕了。” 鲍里涅维奇本应再一次承认她关于自杀的生物学和社会学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这种逻辑严谨的阐述是无懈可的。使他感到奇怪的是不久前她才熟悉他的报告，她怎么能了解得如此透彻。 “您不是也承认吗？”最后她说道，她转述别人的观点时也是那样冷静而逻辑性强，“被狂热的幻想，创作激情所控制并深信这些都是存在的人是不会自杀的。生活的沉重负担只能加强他们顽强活下去的决心。任何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对革命者、爱国者、改革者都不会成为负担；对创造着新理论的研究者来说，当他充满了创造思想时，他的全部感情是会从属于伟大的目标的。按这些观点，您的理论是正确的，还是称作‘免疫——劳动理论’为好。我觉得，”她稍稍停了一会儿接着说道，“我不能说更多的话，而只不过是想正确地转述您的观点。” 满腔激动的鲍里涅维奇忍不住紧紧握着她的手。不久前的疑虑都烟消云散了。 “您怎样解释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过了一会儿，季娜伊达问道，“女性自杀率要比男性低一倍？” 鲍里涅维奇想了想，含糊地说： “这可能是因为女人不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主要的困难仍是男人承担。” 季娜伊达否定地摇摇头，突然提议去吃点东西，鲍里涅维奇欣然同意。谈话又在餐厅的饭桌上继续进行。 煎鸡蛋吃完了，咖啡也喝完了。这时季娜伊达说道： “要是我处于您的地位，我绝不引用不符合自己构思的证据。”她好象是在谈起无意反对的某种东西似的，仍然以令人信服的冷静口吻说道，“如果您无法以‘免疫——劳动理论’精神来论证统计数字的话，那您的报告将不会获得成功。可能女人承担的重担要比男人少，”她以教训的、肯定的口气说道，“但您忽略了母性的意义！可这也是创造的目的，这丝毫也不比艺术家、研究家、改革者们逊色。母亲有她义不容辞的生活义务。一个产生了爱情的姑娘和没有孩子的女人能做的事，而母亲却不能去做。无论遭受多么大的痛苦，母亲是绝不抛弃自己的孩子的。” 鲍里涅维奇应当记住这一教训，今后也会有人这样期待着他…… 鲍里涅维奇没有察觉，女助教是怎样在他的生活中巩固她的地位的。她本人城府很深，不安静的性格急需精神上的慰藉。没有人能象她那样使他心情舒畅。她对他坦率，深入探索他的创造构思，帮他解决一些疑难。他很喜欢她那有分寸的谈话——起决定性的一点小小论据。她不喜欢开玩笑和打趣、善于坚持己见、富有权威性的举止。他乐意原谅她的某些弱点——不喜欢花草和香水、喜欢在衣服上打上鲜艳的花结，使她干瘦的身材显得活泼一些。 他觉得季娜伊达善良，富有同情心。人们都说她喜欢孩子，体贴老人和病人。女助教确实喜欢一些人，也体贴一些人，但她这样做的原因谁也不知道。她自己也未必明确。 有一段时间，季娜伊达想要个孩子。她为此很苦恼，但她终于没有听从母性的呼唤。过了好多年，这种苦恼虽然也淡了一些，却一直记在心上。心灵深处常常被某种理智无法抑制的东西激动着。小孩子们的笑脸会勾起她强烈的抚爱孩子的欲望。她作为保健大夫经常去托儿所，她感到只有在那里才能寄托自己的感情。她相信自己渴望安宁，对孩子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孩子中间用不着施诡计，说假话，心口不一。在孩子中间，担忧、疲倦会一扫而光，会立刻精神焕发，充满活力。甚至孩子的哭声也会激起她心中同样的甜蜜之情。她无法躲避自己心中汹涌澎湃的母爱狂潮。 当季娜伊达外出休假一个月的时候，鲍里涅维奇真正感到她对他意义多么重大。家里、教研室、别墅里都离不开她。感到奇怪的是大大小小麻烦的事现在他自己都无法处理，好象自己才刚刚学习处理问题似的。他觉得她把他精神上的果断也带定了。他甚至这样想，哪怕她就在城里某个地方也不会使他感到没着没落。“她施妖法把我迷住了，”他自我安慰，“但她没有爱上我。” 鲍里涅维奇对自己大为不满，也笑自己又犯了幼稚无能的病症，并为此感到奇怪。他下决心要克服这个毛病，不管怎样，也不管什么人不满意。他这个不满四十岁，举止不凡而严肃的人很容易承认自己的行为有孩子气，但很难承认自己在谈恋爱，没有必要把一切都纳入恋爱的框框，他只不过是同女助教在一起感到轻松愉快而已，很自然地觉得常常离不开她。 没有比自己良心上的裁判更加严厉和更偏心的了。无论是他的表白，还是谴责都不能得到满足。任何司法机关也看不到良心上的被人赞扬的声音犯了多少错误。 季娜伊达的归来结束了鲍里涅维奇精神上的紊乱。第一次见面他就对她说： “我一直眼光近视，对您估计不足。” 这就是他那沉默寡言的性格所能作出的表示。说更多的话对他来说是会受到更大的考验的。 “您知道，”她抑制住自己对他的好感，温柔而礼貌地说道，“近视是走向正常视觉的第一步。所有恍然大悟的人都近视，瞎子很长时间以为他所感兴趣的东西都在他的面前。” 有一天他们俩在下棋，鲍里涅维奇说道： “您今天怎么啦，又疏忽了一步棋。” 她说她有点疲倦，一天下来真累，马上又要考查，工作真多。 “休息一下吧，”他说道，“我还有些问题想和您谈。”他迟疑了一会儿，急切地看了她一眼，这一眼增加了他的勇气，“您坦率地告诉我，您怎样看待我的这篇学术报告？如果现在不好说，那就另找时间。” 女助教既没有考虑，也没有急于回答。她早就等着这个问题，她早已胸有成竹。 “我曾考虑过，我的结论是，您的理论是唯一正确的。无疑，这一理论在法医学中是能站住脚的。” 鲍里涅维奇自己也这样看，但他想听听更明确的意见。 “您说说这一理论的优越性在哪里？” 她没有迟疑，好象是在重复早已想好的词句，轻松而涉及广泛地答道： “我们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受着国际统计学的影响。欧美关于自杀的准确统计数字，其中附有自杀者的性别、年龄、宗教、民族、职业和出身，自杀发生的季节、城市和乡村，以及准确的自杀原因和数字的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些学者搞糊涂了。请问，为什么自杀者有老人和年轻人，女人和男人，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市民和农民呢？这容易解释清楚吗？即使能勉强解释，但也没什么公式能阐明无休止的用各种方法自杀的原因。再说自杀者死后的证据又值几何？自杀者可能想以自己的死来报复不忠城的朋友，实际上他是被精神上的疾病所毁灭。一个被揭露的罪犯可能想以自己的死对把自己推上犯罪道路的放荡的妻子进行复仇，实际上这不是复仇，而是对恐惧的惩罚——悲剧式结束生命的根源。成千上万的人中途结束生命，多少直接和间接的原因，能一一解释明白吗？人们在问我们，这些不幸者都是什么人，是英雄，还是懦夫？谁能想到，不愿意充当精力衰竭的见证人的八十岁高龄的彼捷科费尔①(①彼捷科费尔(1818—1901年)，德国著名卫生学家，晚年自杀身亡。)是懦夫吗？而一个年轻人为了一个长得不错的姑娘而自杀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他们不是懦夫，也不是什么英雄，而是高级中枢神经系统的搏斗中无能的可悲的牺牲品。” “您讲得真好。”鲍里涅维奇插话道，“您别说……我应当告诉您，季娜伊达，我决定不宣读这篇学术报告了。明天我就在学术委员会上通知大家。” “为什么？”她已知道他会怎样回答，但还是问道。 “您猜不出来吗？”他问道。 女助教猜到了，也想了，但怕流量出自己的喜悦，仍然保持着莫明其妙的神态。 “我下次再给您解释。”他说道。 现在当鲍里涅维奇已察觉痛苦和担忧时，她就可以继续说： “这一个月来我反复想过多次。用您的理论我对一些统计学上的问题找出了答案。现在我弄懂了为什么夏天和春天要比其它季节会发生更多的自杀，为什么在城里，特别是象柏林、伦敦和巴黎这样环境的大城市自杀数字这么大。” 鲍里涅维奇警觉起来，他正是在这些问题上论据不足。难道她能解释，为什么基督教居民要比天主教居民更加脆弱？这问题当然不在宗教，那么又在于什么呢？ “春天和夏天是爱情和失恋感情尖锐时期。年轻人和年轻的动物一样都受到大自然兴奋力的影响。这样三月到十一月是很容易受到影响的时期。城市好象是人体稳定的试金石。在城市里生命经受的考验要比在乡村更多种多样和更加有毁灭性。”她好象猜到了他的想法，接着说道，“关于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的脆弱性相比的神话是统计学家的故弄玄虚。在同一个德国，基督教的萨克森忍受着巨大的苦难和牺牲，而毗邻的天主教堡垒巴伐利亚则是全世界幸福生活的模范。生活稳定的德国人住在农庄和乡村，而挤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里就不如住在乡下幸福。您的理论的优越之处在于，”她准备结束自己的话，“人类生活能力的尺度不是哲学家和评论家们模棱两可的观点，不是数学家们的一连串无聊的数字，而是人在为自己生存而斗争的考验中作为嘉奖而获得的习惯能力和免疫力。” 她不说了，但一会儿又想起了什么，连忙补充道： “自杀的根源不存在于遗传学艰深、晦涩的理论中，而在于人在社会中扮演的丰富而复杂的角色，在于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在于我们对活着的目的和使命的认识。” 鲍里涅维奇仔细地听他讲完，推开棋盘，闭上眼睛，紧张地、一动不动地坐了半天。 “谢谢，季娜伊达，您真使我高兴。”他感动地说道，“我再一次深感佩服，理论在您的讲述中获得了胜利，您逻辑性强，我只能羡慕您。” “问题不在于逻辑，”她不同意道，“我不过只钻研了一个月。我还有不少别的很有趣的想法。” “您要很好地珍惜，这对您是有用的。”鲍里涅维奇感到满意，温和地说道，“我把资料给您，您来写博士论文吧。我除了您，没有给任何人看过。我确信我是把自己劳动成果交给了一个可靠的人。” 她意味深长微微一笑，顺手从棋盘上拿起“王”的棋子，掂了掂，不情愿地又放回原处。‘ 她本来可以对这一富有表现力的动作补上几句这样的话：“我早就想到，不论是资料，还是学术报告对您都不需要，这倒会帮我写出博士论文来。您的严格处世之道是不允许您和我合作的。至于我，只要您承认在您的学术报告中有我的不小的功劳就行了。您这样一位信守原则和道德准则的人是应该作出唯一的抉择——把资料交给我。” “您要把自己的劳动果实交给我，我要拒绝，”她以打算拒绝的口吻说道，“我从来没有利用别人为自己捞取名声和好处的习惯。” “我也没有这种习惯。”他完全严肃地说道，“您对拙作给了很大帮助，使得我无法再宣读这篇报告了。” “好吧。”她让步了，“但是我有个条件，有答辩时您要担任我的辩论人。” 他答应了。 季娜伊达最初并不喜欢鲍里涅维奇。他脸色苍白，性格孤僻，好象有股力量禁锢着他。她感到他好象总是在生气，令人生畏。他的一切都很有分寸——讲话简练，声音不高，动作从容，面部表情不多。但总是担忧着什么，沉思着什么，好象时刻在考虑问题，有些想法慢慢地思考成熟。他好象总是把自己的希望紧紧锁住，似乎什么也无法使他激动，无法对他献殷勤，更无法爱上他。只有当他说话时，他那一双敏锐的眼睛才放射出意外的光芒。平时他那一双冷漠和心不在焉、微微浮肿的眼睛引起人们的不安，尽管在这种目光中没有任何令人警觉和严厉的表情。从外表上露不出任何使人感兴趣的地方，而他的才干却使人惊奇和赞叹。他能发现和记住一切，不仅理解含义，而且能作出正确的结论。出于责任心他从不对人们的弱点宽容。对前不久还重视的人，很容易不再理他。 “我的很多精力，”有一次他肯定了她对他的疑虑，“都用在努力不使我的感情从自己的手中滑了出来。我一生气就控制不住自己……我有分寸的讲话就是控制自己脾气的龙头……我说话慢为的是在激动时不至于结巴。” 这些坦率的话引起了她的不安，她告诉自己与他打交道要谨慎从事。 她也不喜欢他的哲学和对义务、荣誉，对为祖国和人类服务的观念。他真诚地相信这些抽象的观念能使人得到幸福和精神上的安慰。而她的观念和生活的信条是这个世界，与自己无关。人们不是讲道德，而是在残酷地争斗，骑在马上为获得特权而厮杀，同时以马蹄践踏着对手。不管有多少条通向生活之路，它们都是通向为争地位，争统治别人的权力而厮杀的道路。她本人的争斗尚未结束，一旦取得胜利就能过舒适的生活，有时力不从心，那就只能把自己与人隔绝，强忍着等待时机。 鲍里涅维奇为先进的社会理想和科学思想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胜利的目的对他是亲切和明确的。教研室也需要这样的胜利，这样就能长治久安，可能有少数不学无术的人是在教研室这棵大树下乘凉。几十年啃着一些似是而非的邪说，奴性十足地翻来复去重复着先人的观点。女助教看透了教科书和一些名流的论文，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谁敢大声疾呼反对这些胡说八道？医学界有那么一个半瓶醋的人，他还是一个蹩脚的副教授、口齿不流利的蠢货，抓住一点可疑的想法就大做文章，吹嘘说想出了一贴能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还把自己的名字与这一怪诞的处方连在一起，就这样出现了一位新的学者。据说要准备提拔为教研室主任。让这种发明得不到通过吧。人们要抗议，作为科学堡垒的教研室是不能交给这种人的。 另外一个竞争对手是一位平平常常的外科医生，他突然开始经常出席各种会议表现自己，还煞有介事地大谈人所共知的课题。报纸上出现了他的名字，在一些学术会议和学会年会上大出风头。眼看就要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了，用自己的著作捞取高级学位。尽管这样，教研室的大门不会对他开放，教研室不能交给他。 季娜伊达在斗争经历中悟出这样一个真理：在斗争结束以前她不需要丈夫、家庭。男人的一切，无论是勇敢，还是力量，以及刚毅的性格都无法满足她。就让那些漂亮的姑娘们赶快出嫁好了，她们需要的是舒适安静的家庭欢乐。 与鲍里涅维奇的友谊使她感到疲倦。他的一套逻辑就很难对付，对他施加影响就更难。这一切即将结束。她为意识到这一点而感到欣慰。朝思暮想的论文已有了底，这是登上早已渴望的教研室领导宝座的最后一步了。 鲍里涅维奇始终没有谈起自己的爱情。萌发这一感情的最初特征是突然开始想到这个问题。无论在家里、在街上，还是在紧张工作的时候，有时他的两眼忽然呆滞起来，脑袋歪斜着，脸上泛起微笑。只有在下棋时季娜伊达才敢打破他的沉思，提醒对手注意力要集中，胡思乱想分散精力在棋局刚开始是不明智的。打猎时他为自己笨手笨脚也感到奇怪。他平时打猎命中率很高，是一位优秀射手，现在变得手不听使唤了。每当开一枪毫无所获时，他只好耸耸肩歉意地笑笑……。 一下子无法表白。好几次都无法解释这类现象。有一次鲍里涅维奇问她道： “季娜伊达，您为什么还不结婚？” “没有人可嫁。”她答道。 “您看，”他停了停说道，“咱们俩结婚怎样？。 “不晚吗？”她问道。 “我想，不……” 夏天过去了。暑假结束后开始了新学年。两位朋友仍然形影不离。但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女助教在这场危险的游戏中自己没有坚持住。她也开始爱了。起初她还觉得无所谓，好长一段时间自己也不相信会这样。是她那时拒绝了鲍里涅维奇，而现在奇怪的是她也迷恋起这位助教来了。他老吸烟曾使她头脑发晕。终于他的烟味儿现在也感到好闻而离不开了。他激动时结结巴巴的讲话现在她听起来也不讨厌了。“一点也不难听。”她现在这样想，“相反，听起来真开心……” 她偶尔看到过他发脾气，她对这种大发脾气也曾害怕过。无法抑制住的怒火爆发出来了，看来他是难以自己。那时她吓得要死，也感到厌恶，赶快走开。而现在当他大动肝火时，她甚至感到开心的只有强者，只有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才会这样…… 鲍里涅维奇很不善于讲话。让他鼓起勇气讲一段话就更加困难。他的话枯燥乏味，吞吞吐吐，催人欲睡。过去女助教对他的口才曾难以忍受，而现在听他讲话就象孩子们听勇士和仙女的故事那样全神贯注，她贪婪地听他的每一句话，还不断地提问，生怕漏掉重要的地方…… 随着感情的变化，理智的防线也被突破了。多少年来她第一次感到无休止的争斗使自己精疲力竭。她现在想，最好将一部分负担转移到别人的肩上，以便自己也能象别人一样生活。有着使人无法忍受的孤傲天性的她现在和这位强者、刚毅的男子汉在一起，也成了一个需要人帮助的弱女子。女人所能得到的幸福在吸引她。她想成为一个被人宠爱的女人，同时也要爱男人，以使自己摆脱孤独。她一生都堤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但她也需要生活和别人的同情，得到别人对她的怜悯。鲍里涅维奇聪明能干，难道不能与她缔结良缘吗？虽然她已不年轻美丽，但两人都已成熟，在生活中都能自己保护自己。今后教研室将是他俩的，他们俩一定共同保卫这一堡垒。分隔他俩房间的薄墙也会消失，他俩会组成幸福的家庭。 但这需要作出牺牲。最初，当亲爱的人侵犯她的自由时，萌发的温柔感情曾不只一次遭到毁灭。她一点不谅解，丝毫不妥协。原来，她不需要任何人时，她感到自己是有力量的，但现在，为了和谐和爱情，她视为珍贵的习惯也都不得不放弃和收敛。鲍里涅维奇同样也是这样，因为他感到现在谁都离不了谁。当他俩想起对方时，就获得了完整和宁静…… 季娜伊达真有所悲痛的。鲍里涅维奇的房门上贴上了封条。这门对她也永远封闭了，也把她的幸福与爱情的希望永远封闭在里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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