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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但以鸦片战争后的近代文学为其先导。 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实土壤上的新的产物，同时又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的一个发展。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的种种新变革、新学说，“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却又往往以“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注：恩格斯曾多次表示过这类意见。可参阅《反杜林论·引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1890年10月27日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此处引文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第4卷第485页。)。成为现代文学开端的“五四”文学革命也是这样。适应着新的时代需要，它吸取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文化和文学方面的许多成分，同时也利用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积累的“思想资料”以及某些改革的成果，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去完成先驱者未能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历史性任务。因此，要理解“五四”文学革命和中国现代文学，有必要先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和文学历史的状况作一番考察。 清嘉庆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由衰微而处于崩溃前夕。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社会危机四伏。清朝政府极端昏庸腐朽。一八四年起，外国资本主义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的大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中国社会逐步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速瓦解，沿海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并且迅速形成了上海这类畸形繁荣的近代都市。新的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乃至买办资产阶级——也随之产生。“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593页。)从这个时候开始，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命运，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与此同时，“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先集》横排本第4卷第1406页。)，因而又有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为近代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映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使自己适应于这些变化。近代文学在孕育和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许多新的现象。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虽然封建文学仍然大量存在，但也产生了以反抗列强侵略和要求挣脱封建束缚为主要内容的进步文学，并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止一次地作了种种改革封建旧文学的努力。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就在诗文中揭示了“万马齐暗”的时代痛苦和“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社会局面；同时，还呼唤改革的“风雷”，表现了抵御外国侵略的迫切要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提出过“文以纪实”、“不须古典之言”、“毋庸半字虚浮”(注：见洪仁干等《戒浮文巧言谕》，《太平天国文选》第98页。)的改革主张，也产生了一些较为通俗并有革命内容的作品。随着政治上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展，十九世纪末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化运动日趋高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王韬在《变法》和《变法自强》里，都对文化革新有所建议；康有为托孔子之名以求改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时的封建正统文化；而强学会、南学会、群学会等五十几个学会、学堂、报馆(注：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一《变法起源记》。实际还不止此数。)在短期内的兴起和活动，更与这个运动有直接的联系。在文学上，同时出现了对封建正统文学(主要是拟古派诗和桐城派文)进行改革的呼声，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谭嗣同、夏曾佑等提出的“诗界革命”和梁启超等竭力推行的“新文体”。在诗歌改革方面取得较大成绩的是黄遵宪。作为优秀的“新派”诗人，黄遵宪不但在作品中记述了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要求变法的愿望，而且在文学理论上，很早就有“崇白话而废文言”，改变旧文体使之“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注：见黄遵宪1887年作《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二)》。)的理想；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多少做到了如《杂感》诗所说的“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开始摆脱旧诗格律的某些束缚。梁启超的宣传改良主义思想的新体散文，以“平易畅达”见称，其影响更为广泛。与此同时，白话小报的出现，更促使一部分人(如裘廷梁、陈荣衮)明确提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开民智莫如改革之言”(注：裘廷梁、陈荣衮分别写有《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1898)、《报章宜用浅说》(1899)等文。)等主张。改良主义文学运动在诗文以外的文学样式方面，引起了尤其显著的变化。小说戏剧历来被正统的封建文人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但戊戌变法前后却得到了重视。首先是由于政治上改良运动的需要，其次也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近代新兴都市的繁荣和报纸期刊的创办，小说在这一时期大量产生，其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小说原理》(夏曾佑)、《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狄平子)、《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王无生)、《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陶佑曾)、《余之小说观》(徐念慈)等文先后发表，它们的共同倾向是强调小说的政治意义及其在社会教育上的作用。在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理论倡导下，小说成为新派知识分子暴露旧世态、宣传新思想的有力工具，并且直接出现了一批职业作家。“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科学小说”等名目应运而生。被鲁迅称做“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受到普遍的欢迎。由于同样的原因，还开始翻译和介绍了西方作品。据统计，晚清小说刊行的在一千五百种以上，而翻译小说又占全数的三分之二。其中林纾的译作曾在当时有过较大的影响。此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相应地产生了以章太炎和南社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和《孽海花》、《警世钟》等作品；马君武、苏曼殊等翻译了歌德、拜伦和雪莱的诗歌；它们在进行反清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方面，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后被大力提倡的话剧这种新的戏剧形式，也在这个时期以“新剧”或“文明新戏”之名开始传入。一九七至一九八年间，春柳社等先后在日本和上海演出《黑奴吁天录》；进化团稍后又在长江下游各地演出宣传革命的幕表戏多种；这些活动既从思想战线上配合了辛亥革命，也为我国戏剧输入了新的血液。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近代进步文学不仅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而且在思想内容(一定程度上的反帝反封建倾向)以至文学形式(改革诗文、提倡白话、看重小说、输入话剧)方面，都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的萌生作了必要的准备。可以说，近代进步文学乃是从封建时代文学到现代新文学之间的一个过渡。 唯其是“一个过渡”，近代进步文学又有其本身的不可克服的弱点和局限。如同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次政治斗争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一样，这个时期的文学，也未能尽到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文学，对封建制度并不持根本否定态度；不仅政治上维护着清王朝，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不敢正面触动儒家思想的根本——孔子学说。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很快便趋于反动，而在不少新派作品里，封建思想也仍然占有地位。提倡白话的呼声虽然在十九世纪末叶已经出现，但他们大多数是提倡白话而不反对文言，或者主张书报可以采用通俗的白话，文学仍须维系高雅的古文；即使有一二正确主张，也因为时代条件的不成熟，并未引起广泛的讨论和造成较大的声势。翻译西方文学的工作当时也处于盲目被动、缺乏系统的状态；林纾虽然译述较多，但全用桐城古文，带着改作的成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文学，也因为没有与封建思想分清界限，反封建仍不彻底，始终未能正面明确地提出反对封建旧文学的口号。革命派本身的脱离群众，一些代表人物在语文合一、采用白话等问题上所持的保守态度，都阻碍了他们在组织辛亥革命的同时去相应地发动一个强大的思想启蒙和文学改革的运动，致使他们在文化上的影响甚至还不及维新派。至于对帝国主义，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或是革命派，都不能从阶级本质上认识它们，对它们颇多幻想。此外，旧民主主义文学的一个根本弱点是：虽然在暴露上层腐败生活方面能够淋漓尽致，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状况却极端缺乏了解。随着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一部分文学，也终于受到被称为“十里洋场”的近代都市中恶浊气氛的腐蚀而趋于堕落：“谴责小说”沦为“黑幕小说”，甚至成了专门诋毁私敌的“谤书”；民国初年出现的专写“才子佳人”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则由最初具有些微进步倾向(感叹世态炎凉、不满于婚姻不自由等)而逐渐演变为满纸陈词滥调、远离现实生活并有浓重思想毒素的“言情小说”、“狭邪小说”以至色情小说，文明新戏也褪尽了原来的战斗色彩，充满着小市民的庸俗情调和低级趣味。 近代文学的这种发展状况，深刻地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近代文化的这一著名论断：“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57页。) 在文学领域内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这个任务不能不落到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四”以后革命文学的肩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虽然已为新文学的建立作了若干准备，但它本身无法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兴起，及是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学诸方面条件长期孕育的必然结果。 “五四”以后，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所有的基本矛盾和革命任务并未改变，但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它所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展开，历史已经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此，一方面，社会内部的各个阶级和各种矛盾比近代更显得错综复杂，另一方面，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历史条件却也渐次具备并且趋于成熟。“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正带上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时代历史的印记。 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复杂的阶级关系在文学上的反映，所包含的成分也是复杂多样的。新起的白话文学本身，并不是单一的产物；它是文学上无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三种不同力量在新时期实行联合的结果，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分。资产阶级文学，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的思想因素，不仅同无产阶级文学有质的不同，而且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也有很大的区别。一部分资产阶级右翼在文学上的代表，反封建时固然极为软弱，同帝国主义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斗争深入之后，很快倒戈成为反动势力的维护者。此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还有若干其他的文学成分。封建旧文学虽已遭到沉重的打击，但远未绝迹；鸳鸯蝴蝶派作品则改穿起了白话的衣装，在市民阶层中有所流传；作为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政策在文学上的产物，三十年代以及稍后一个时期，还曾出现过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战国策”派和所谓“戡乱文学”——这些都是文学上的逆流。现代文学里各种成分的纷然杂陈和相互斗争，正推进了文学上不同力量之消长，显示了错综复杂的情势。 但在这多种复杂的文学成分中，居于主导地位、占有绝对优势并获得了巨大成就的，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亦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真正属于人民大众自己的文学，同历史上一切具有民主性进步性的文学都有极大区别。这种文学一方面在阶级基础上仍不是单一的，它具有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有着反帝反封建要求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5页。)，反映到文学上，就有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内容，有了社会主义方向，也有了体现这些特点的现代文学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学和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在“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里，无产阶级文学，最初虽然只是作为因素而存在，但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影响的扩大，随着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参加革命实践的增多，随着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少数革命工农参预文学创作，特别是随着左翼文学运动的蓬勃展开，无论在量的方面或者质的方面，都有增长和提高。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作品中以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人民的作用愈益显著，这种文学也就得到了更多更坚实的发展。至于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始终作为无产阶级在文学战线上的可靠同盟军，以英勇无畏的姿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斗争，并且逐渐转换自身的性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最终汇合到无产阶级文学的洪流之中。历史驳斥了那些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说成只是明朝“公安派”、“竟陵派”的继承和发展，或是西欧资产阶级文艺的“一个新拓的支流”等不符事实的言论。无产阶级领导并以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这两种力量为中坚，保证了我国现代文学具有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性质。 文学上的无产阶级领导，主要是通过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及其政党共产党的政策来实现的，它要求文学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五四”以后出现的以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为主力的新文学，自觉地体现了这一要求。它从诞生的时候起，就担负着为中国革命服务的崇高使命。“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使文学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跟人民接近了一大步。“桐城谬种、玄学妖孽”、“打倒孔家店”等口号的提出，一部分作品中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揭露和对十月革命的向往，也都体现了新的历史时期里人民革命的战斗要求；而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的创作，则更是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彻底反封建并且充满民族觉醒精神的“遵命文学”。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随着革命的日益发展和深入，文学为革命服务也更其鲜明和自觉。在各个革命阶段中，大批作家不仅以各种形式、题材、风格的作品直接间接地促进革命事业，而且还积极投身实际斗争，直至为革命献出鲜血和生命；也还有许多实际革命者和工农群众用文艺创作来从事革命宣传，对革命和文学本身的发展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党所领导和影响下的革命文学，不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配合反军阀斗争和“五卅”反帝斗争方面，或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粉碎反动文化“围剿”、揭露国民党罪恶统治、配合土地革命方面，以及在“九一八”以后从事救亡宣传和“七七”以后鼓舞全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方面，都有巨大的功绩。特别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直接指引下的民主革命后期的文学，更成为紧密配合革命斗争，“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为革命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为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最宝贵的传统。 与此同时，现代革命文学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各个阶段的变化和发展，自然又不能离开革命在各个阶段的变化和发展，不能离开革命深入对文学所提出的新要求。作为现代文学开端的文学革命，在五四运动前夕已为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但只有通过五四运动，它才形成了巨大的声势，扩大了社会影响，并与革命斗争密切结合起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夕“革命文学”的提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也都与当时形势相适应，是无产阶级及其学说在整个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强大的反映。而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作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讲话，为革命文艺运动开辟了新阶段，这也首先是和党不再处于幼年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治军事力量已经空前地发展壮大诸条件相联系的。现实生活和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更使各个阶段的文学创作从主题、题材、人物形象直到语言和表现方法，无不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整整三十年的现代革命文学，始终与革命同命运，共呼吸，有着一致的步伐。 与人民革命事业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彻底揭露、坚决斗争，对社会主义前途衷心向往、热情追求，这就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时代所赋予革命文学的鲜明思想印记，也是现代文学之所以有别于近代文学的根本标志。 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矛盾斗争的过程，其间充满了革命文学与反动文学、革命文艺思想与反动文艺思想的斗争。革命文学正是在抗击各种各样反动文艺逆流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 为民主革命服务的文学，首先要同代表着敌人利益的封建文学、买办文学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钦定文学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五四”新文学就在同林纾所代表的封建守旧派文人的战斗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以后又以打倒《学衡》、《甲寅》等标榜“国粹”、主张复古的封建“拦路虎”而向前发展。在封建势力彻底消灭以前，封建文学不可能销声匿迹，因此这种斗争后来虽然规模逐渐缩小，却也并未完全停止(如对“读经救国”、“本位文化”及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斗争)。对于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开始倒向敌人方面去、公然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胡适和《现代评论》这一系统的买办文人，革命文艺界也在各个时期反复进行了多次斗争，揭露其为帝国主义作伥的奴才面目，从而大大削弱和缩小了他们在知识阶层中的影响，促进了他们内部的分化。从二十年代末开始进行的和国民党御用文人(如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战国策派”和后来所谓“戡乱文艺”之类)的斗争，也贯穿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的几个时期。尽管蒋介石集团历来都在其统治区域内施行法西斯恐怖政策，掌握了军权、政权、财权(从而也掌握了对出版物、出版机构的控制权)，但他们却从未能掌握文化上、文艺上的领导权。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界虽然在国统区内“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3页。)，却抵挡住了敌人多方面的进攻，夺取了阵地，发展了力量，建立了最英勇的业绩。 在现代文学史中占着突出地位、越到后来越显著的，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之间的斗争。这是因为，“五四”以后我国的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在最后要通向社会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参加这一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可以成为新文学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资产阶级思想却不能充当文学运动的指导思想。文学上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乃是文学要不要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要不要将反帝反封建精神坚决贯彻到底的斗争，也是文学朝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相当激烈，而且也十分复杂。它最初表现为新文学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如“五四”时期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但当革命形势向前发展，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人物已转化成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时，则也表现为对敌斗争(如对后期胡适的斗争)。有时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是以赤裸裸的直接维护资产阶级“文明”和“人性”的形式表现的(如“新月派”)；有时则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以修正主义的形态出现(如自居普列汉诺夫信徒的胡秋原反动文艺思想)。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所以会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开始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证实了列宁的这一著名论断：“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革命文艺界有了粉碎一切反动文艺思想的锋利武器，混在内部的反动文人慑于革命形势和这个讲话的威力，不得不既把反对的目标集中于这个讲话而在手法上又做得尽量隐蔽。要不要在各种条件下坚持贯彻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成了问题的中心，成了许多争论背后的真正焦点。因此斗争就带有更为复杂、更为曲折和更为深入的特点。 文艺斗争是从属于政治斗争的。政治的分野决定着文艺的分野。当阶段关系发生变化，革命统一战线有了变动时，新文学的统一战线不可能不随着发生变动。文艺界的大争论和大分裂(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文艺界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争论和分裂)，就是围绕着政治事件、直接尖锐地表现着政治观点的。当然，“五四”以来文艺界的思想斗争，更多则在文艺思想的领域内进行。在文艺思想领域内，由反封建文学到反资产阶级思想、再到反修正主义，由白话文学的争论到文学有无阶级性、再到文学要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不要坚持工农兵方向的争论，其发展趋向是步步前进，层层深入的。这是整个革命运动逐步深入在文学上的反映。 文艺思想斗争不限于理论主张上的论争。反动文艺思想总要在创作中有所表现，并以“创作”来支持其反动理论。因此，揭批反动流派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如“新月派”的某些作品)，也一向为革命文艺界所注意，并且贯串在各个阶段的创作评论中。 文艺上的多次重大斗争都出现在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可以在文艺这个风雨表上看出征兆。重视这一历史经验，有助于更好的发挥文艺作为敏锐的阶段器官和斗争武器的作用。同时，还必须指出：文艺界每一次重大的思想斗争，也给革命文学的健康发展扫除了障碍。“左联”时期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创作上的丰收，便和思想斗争所起的积极作用有关。这说明了正确的思想斗争也为革命文学本身的发展所必需。 “五四”以后的文学创作，随着时代的进展，无论在内容、形式以及创作方法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变化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特色，在创作上是一开始就有鲜明表现的。不仅白话的形式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革命，促使文学和人民群众大大接近了一步；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具有不同于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崭新特点。“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许多作品，猛烈攻击封建制度、封建道德，揭露军阀统治的黑暗现实，表现了与旧传统彻底决裂的精神，同时提出了知识青年挣脱旧家庭束缚、争取恋爱婚姻自由、探索生活道路等要求。部分作品还正面描写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对劳动者的命运表示关切，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则表示同情和欢迎。这些都成为“五四”新文学高于历史上进步文学的重要方面。其中一些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创作，获得了突出的成就。鲁迅的《呐喊》、《彷徨》，通过一系列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概括了异常深广的时代历史内容，真实地再现出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在获得无产阶级领导前的极度痛苦，并怀着对未来的信念探索了革命的前途，显示出深刻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特色。郭沫若的《女神》，借刘话传说、历史人物及自然形象，以宏大的气魄，奇特的想象，瑰丽的语言，歌唱出彻底叛逆、热望新生的时代声音，成为具有现实基础的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他们的创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使两种占主要地位的创作方法——由《新青年》、文学研究会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当时称“写实主义”)，以及由创造社所代表的浪漫主义，通过实践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五卅”以后，以反帝为内容的作品多了起来。一部分作家开始走向实际斗争，主要精力不在创作方面，他们的作品一时似乎少了，但总的说来，历史却在酝酿着一个新的发展。 “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创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和弱点。当时文艺领域内的主要活动力量乃是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受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严重羁绊。社会主义理想和新兴阶级的英勇战斗精神虽已在一部分作品中有所表现，而无产阶级文学整个说来尚处于萌生幼芽的阶段。就这个时期的一般作品来说，除在艺术上表现出稚气外，创作方法和思想倾向也极为复杂紊乱。许多人分不清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之间的界限，甚至西欧一些国家的颓废派、象征派、未来派等亦都无批判地被一部分文艺社团和作家所介绍，所肯定。多数作家生活狭窄，只限于表现知识青年的某些要求，带有较重的感伤情调。有些作家的作品则有严重的颓废色彩。 从“五卅”前夕文艺领域内感伤苦闷气氛弥漫，到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其间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被作为口号提出而且形成运动，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洗礼的结果。一部分作家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作品描写党所领导的群众革命斗争，表现有强烈的时代意义的重大题材，努力塑造革命者和工人、农民的形象，显示了作者可贵的革命激情。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由于运动倡导者大多数还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暂时还不能完全分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对文艺的特征又有所忽视，再加上不同程度地缺乏表现这类题材所必需的生活基础，这就使创作不能不受到影响。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这种功绩和弱点，在蒋光赤的作品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作品的现实性战斗性显著加强。现实斗争，尤其是动荡着的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得到了较多同时也较为真实的描绘。“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之后，表现抗日救亡的作品广泛出现。一部分作家参预或亲历实际革命斗争，使创作面貌继续有所变化；再现生活时的历史性具体性既有增进，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有些青年革命作家的作品中也得到发扬。茅盾的《子夜》在较大规模上真实地描画出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面貌，并揭示其未来动向，这是作者力图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相应的艺术手段观察和再现生活的结果。共产主义者鲁迅以杂文为主要武器，进行了笔扫千军的战斗，即使在取材于历史传说的《理水》、《非攻》等作品中，也已彻底克服早期时复流露的落寞情怀，用新的表现方法塑造了“中国的脊梁”式的英雄形象，显示了对革命前途的乐观和坚定信念。“左联”在创作上理论上所作的许多摸索以及对外国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介绍，虽然其中不无弯路，但总的说来还是使左翼文学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前进了一大步。“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坚持现实主义，真实揭露从旧家庭到社会各个角落的黑暗现实而获得不同的成就，其中还出现了《家》、《雷雨》、《日出》、《骆驼祥子》等优秀作品。从文学样式方面看，长篇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个时期开始获得了较大的进展。 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整个文学创作的面貌仍很复杂。除有些作家的作品严重脱离现实外，一些民主主义作家还较多地停留在批判现实主义的阶段上，有悲观宿命成分或其它错误倾向。即使在左翼作家的创作中，也往往羼杂了某些旧现实主义以至自然主义的因素(初期无产阶级文学中残留资产阶级文学的影响，这原是一种国际性的现象)。塑造革命者和工农形象时的苍白、不够真实，仍是较普遍地存在的问题。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各种限制，作家世界观的根本改造未被提上日程，对长期深入生活的必要性也仍然缺乏认识。这些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虽然作了介绍但终于未能引起深入讨论的重要原因。 “七七”以后，抗战的炮火广泛地吸引作家关心现实，普遍激发起作家的爱国感情和创作热情。许多作品迅速反映生活，歌颂前线和后方的新人新事，形式上趋于通俗。适应着战争初期形势的需要，诗歌、报告文学、戏剧都有较大发展，小型作品尤其活跃一时。乐观气息在一般民主主义作家的创作中也有所增强。这和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23页)有关。但初期不少作品对生活的反映比较表面，存在着阶级观点不够鲜明的缺点。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实际发展情形表明，只看到某些一时表象而产生的“乐观”幻想，很容易在形势比较严重时又一变而为失望悲观。抗战前期国民党统治区创作的主要成就还是在暴露、讽刺和战斗的作品方面(《腐蚀》、《屈原》、《淘金记》等便是这方面的优秀之作)。进入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家们的创作，则由于在新的天地中放声歌唱并开始描写新的对象而呈现不同的特色。但不少作家世界观尚未根本改造而带来的一系列矛盾，也因新的直接面向群众、与群众相处的环境而逐渐地显得尖锐和突出。革命文学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至此已迫切地需要解决。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对小资产阶级作家思想感情的彻底改造和作家必须长期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等方面所作的深刻论述，从根本上解决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解放区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工农兵群众广泛参加了文学活动的行列，从中并涌现出不少有才能的业余作者和优秀作品。作家由于同工农兵的逐步结合，整个队伍朝着无产阶级化的方向发生很大变化。文艺反映生活而“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的典型化原则和无产阶级文学创作方法的正确阐释，为许多作家所遵循。表现在创作上，则从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思想感情、人物形象一直到语言、表现方法，无不焕然一新。对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斗争的描绘，开始在整个文学创作中真正占有优势的地位；而这种描绘，又在很大程度上渗透和饱和了作者自己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革命感情。劳动人民特别是他们中间成长起来的新人，也成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对于革命工农群众的表现，在许多作品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真实的程度，根本扭转了过去那种“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813页)的状况。不少作品还洋溢着真正从群众生活和斗争中浓缩出来的诗情画意。语言方面的巨大变化，也使文学在群众中的影响和作用空前广泛和深入。到建国前为止，已出现了赵树理的小说、《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许多优秀作品。《白毛女》在创作过程中融合了群众智慧，以寓现实内容于传奇情节的手法，塑造出具有强烈反抗性格和时代特征的典型形象，从无产阶级思想的高度集中地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根本要求，成为解放区创作的突出代表之一。虽然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在建国前的几年中还只是一个开始，而且由于多种条件的限制，解放区一般创作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广度和艺术表现力方面都还有不足之处，但整个文学创作所发生的上述变化，却适应了新的群众时代的要求，代表着一个新的方向，在文学发展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至于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遵循着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828页)这一原则，坚持革命思想指导下的现实主义方法，在创作上也获得了可贵的成绩。 从“五四”时期起最初萌芽状态地存在着的社会主义文学因素，经过二十多年的演变，至此终于获得很大的发展，并成为我国整个文学的方向。 现代文学以“五四”以来的革命现实生活为土壤，却也吸收了历史的营养：一方面跟我国民族文学遗产保持承续的关系，一方面吸收了世界文学中有益的成分。现代文学的历史，正是在新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古典遗产和异域的营养以建设我国民族的新文学的历史。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为了反对封建文学并使文学适应于新的社会现实，曾经着重介绍和学习了西方近代文学。这是一个前进的运动。当时的新文学，从思想倾向到形式、结构、表现方法，都曾广泛接受了外国文学尤其是俄国文学的积极影响。欧洲进步文学，从歌德、易卜生、托尔斯泰、契诃夫到高尔基，可以说哺育了我国新文学的最初一代作家。这种情况是和近代中国“向西方找真理”(十月革命发生后则是“走俄国人的路”)的要求相一致的。在某一特定阶段特别是一个运动开始的时候较多地接受外来影响，原是历史上并不鲜见的正常现象。一个发展着的向上的民族，不仅能够对人类和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而且也总是勇于和善于接受一切有价值的外来事物。因此，初期新文学受过较多的外国文学影响，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和本民族的文学遗产割断或没有联系。事实上，正是最勇敢地主张学习外国文学长处的先驱者，同时也就是民族优秀文学遗产的精深研究者和积极革新者。鲁迅早在“五四”时期就慨叹“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注：《中国小说史略·序言》)而着手这方面的整理研究。他自己的小说创作颇受俄国和东欧一些进步作家的影响，但同时也对我国古典白话小说(如《儒林外史》)作了创造性的继承，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地方色彩。他的杂文更和“魏晋文章”的风格特色有密切关系。其所以如此，固然是因为作家本身所受的古典文学的深厚滋养，不可能不渗透到创作中而有所表现；但从根本上说，作家与劳动人民在精神上的深刻联系，对人民生活、心理、地方风习等的熟悉以及在这些方面所作的真实描绘，对民族语言的驾驭自如，则是作品深具民族烙印的重要原因。如果说最初的《狂人日记》、《药》等小说还由于吸收异域营养而显出“格式的特别”，那么，稍后的作品就如作者自己所说，“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圆熟，形式也民族化了。郭沫若的《女神》，外来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但也仍然保持了同屈原、李白等我国古典浪漫主义诗歌之间的民族血缘。而到了《前茅》以后，在诗歌形式上已使外来成分得到了更多的消融。 但是，在新的基础上正确地继承遗产、学习外国而使文学民族化，不仅需要一个过程，往往还要经历一番曲折，付出一些代价。在“五四”时期，不少人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犯过形式主义的错误，“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注：《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789页。)既不以分析态度对待外来事物，又不能确切地鉴别古典遗产中的封建糟粕和民主精华；一部分人甚至提出过在文化上、文学上“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也有人介绍肯定过西方一些颓废，没落乃至反动的作家和作品。所有这些，对许多作家尤其是一些与劳动人民缺少联系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家，确曾造成深远的不良后果，助长了创作上脱离群众、脱离民族传统、也脱离时代需要的“欧化”倾向。 为了克服新文学脱离群众的倾向，“左联”曾作过努力。大众文艺的讨论和得倡，各种通俗形式作品的出现，创作上由反映生活的深度、实感的增强而具有更多的民族色彩，都使“左联”时期文学在民族化的道路上有了进展。在一些杰出的作品(如《子夜》)中，更可看出作家对中外文学遗产的创造性的吸收。“左联”在介绍外国文学方面所做的许多工作，也已经在较大程度上摆脱了“五四”时期不少人所犯的无选择无分析的盲目性。当时着重介绍苏联文学和各国无产阶级文学，这从总的方面来看具有偷火给人类、私运军火给造反的奴隶的革命意义。鲁迅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关于继承中外文化遗产的“拿来主义”主张，正是一个极为宝贵的具有理论深度的见解。 但是，“左联”时期在文学民族化方面的进展，毕竟同问题的整个解决仍有很大距离。作家生活上与群众隔离尤其是思想感情上与群众还显得格格不入，阴碍了文学民族化问题的根本解决。当时在继承古典文学传统和创造民族化的新文学使之在本民族群众中生根等问题上，远没有形成明确的认识和普遍的自觉。“左联”本身所带有的“五四”形式主义向“左”发展的成分，也妨碍它去彻底克服同是根源于形式主义的“欧化”的倾向。 真正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明确地认识这个问题，逐步推动我国文学自觉地走上民族化、群众化的康庄大道，则是在抗战前期毛泽东同志就文化的民族特点及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作了一系列英明指示之后。“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500页。)在学习毛泽东同志这一指示的基础上，文艺界展开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文艺路线的贯彻，随之而来的作家和群众从生活到思想感情的结合，以及对遗产尤其是民间文艺的批判性的吸收继承，使整个解放区文学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作品面目一新，“欧化”现象大为减少，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容都开始做到真正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形成比较鲜明的民族特色。赵树理正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代表。他的小说不仅思想、感情、语言都是地道群众化而有着深厚的民族特点的，而且在作品结构、表现手法等方面也无不从我国古典小说、评话弹词、民间说唱文学中摄取了有益的滋养。解放区的其它小说，或沿用民间传统的旧形式而加以革新，或表现群众生活的新内容而深具情趣，也都为了民所欢迎。对民间文艺的注重吸收，推动了新形式、新风格的形成和发展。新歌剧正是在群众性的新秧歌和秧歌剧的基础上，避免完全搬用西洋歌剧却也吸收了它的某些成分、特别是话剧的某些成分而创制的。诗歌也在学习民歌、运用民间形式以形成新的风格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对旧戏曲进行的改革，则在批判地继承民族戏曲遗产方面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所有这些，对于促使新文学自觉地走上民族化道路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学的民族化是一个民族的文学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而这种民族化的文学的真正形成，既有赖于深深植根在革命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也有赖于对古典文学遗产的批判地继承和对外国进步文学的创造性吸收。以新的现实为基础，继承古典文学传统而使之适合于现代需要，吸收外国文学营养而使之民族化，这就是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学发展历史所证明了的正确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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