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

五十

第七章

　　七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二十年前早留胡子，那时候做官的人上唇全毛茸茸的，非此不足以表身分，好比西洋古代哲学家下颔必有长髯，以示智慧。他在本省督军署当秘书，那位大帅留的菱角胡子，就像仁丹广告上移植过来的，好不威武。他不敢培植同样的胡子，怕大帅怪他僭妄；大帅的是乌菱圆角胡子，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菱尖角胡子。

　　谁知道没有枪杆的人，胡子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像新式标点里的逗号，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竟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剃下来了，慌忙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嘴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这种胡子，不留也罢。五年前他和这位太太结婚，刚是剃胡子的好借口。然而好像一切官僚、强盗、赌棍、投机商人，他相信命。星相家都说他是“木”命“木”形，头发和胡子有如树木的枝叶，缺乏它们就表示树木枯了。四十开外的人，头发当然半秃，全靠这几根胡子表示老树着花，生机未尽。但是为了二十五岁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不拔，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又因为这一撮不够浓，修削成电影明星式的一线。这件事难保不坏了脸上的风水，不如意事连一接二地来。

　　新太太进了门就害病，汪处厚自己给人弹劾，官做不成，亏得做官的人栽筋斗，宛如猫从高处掉下来，总能四脚着地，不致太狼狈。他本来就不靠薪水，他这样解譬着。而且他是老派名士，还有前清的习气，做官的时候非常风雅，退了位可以谈谈学问；太太病也老是这样，并不加重。这也许还是那一线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

　　假使留下的这几根胡子能够挽留一部分的运气，胡子没剃的时候，汪处厚的好运气更不用说。譬如他那位原配的糟糠之妻，凑趣地死了，让他娶美丽的续弦夫人。结婚二十多年，生的一个儿子都在大学毕业，这老婆早死了。死掉老婆还是最经济的事，虽然丧葬要一笔费用，可是离婚不要赡养费么？重婚不要两处开销么？好多人有该死的太太，就不像汪处厚有及时悼亡的运气。并且悼亡至少会有人送礼，离婚和重婚连这点点礼金都没有收入的，还要出诉讼费。何况汪处厚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死掉太太——或者死掉丈夫，因为有女作家——这题目尤其好；旁人尽管有文才，太太或丈夫只是你的，这是注册专利的题目。汪处厚在新丧里做“亡妻事略”和“悼亡”诗的时候，早想到古人的好句；“眼前新妇新儿女，已是人生第二回，”只恨一时用不上，希望续弦生了孩子，再来一首“先室人忌辰泫然有作”的诗，反这两句改头换面嵌过去。这首诗至现在还没有做。第二位汪太太过了门没生孩子，只生病。在家养病反把这病养家了，不肯离开她，所以她终年娇弱得很，愈使她的半老丈夫由怜而怕。她曾在大学读过一年，因贫血症退学休养，家里一住四五年，每逢头不晕不痛、身子不哼哼唧唧的日子，跟老师学学中国画，弹弹钢琴消遣。中国画和钢琴是她嫁妆里代表文化的部分，好比其它女人的大学毕业文凭（配乌油木镜框）和学士帽照相（十六寸彩色配金漆乌油木镜框）。汪处厚不会懂西洋音乐，当然以为太太的钢琴弹得好；他应该懂得一点中国画，可是太太的画，丈夫觉得总不会坏。他老对客人说：“她这样喜欢弄音乐、画画，都是费心思的东西，她身体怎么会好！”汪太太就对客人谦虚说：“我身体不好，不能常常弄这些东西，所以画也画不好，琴也弹不好。”自从搬到这小村里，汪太太寂寞得常跟丈夫吵。她身分娇贵，瞧不起丈夫同事们的老婆，嫌她们寒窘。她丈夫不放心单身男同事常上自已家来，嫌他们年轻。高松年知道她在家里无聊，愿意请她到学校做事。汪太太是聪明人，一口拒绝。一来她自知资格不好，至多做个小职员，有伤体面。二来她知道这是男人的世界，女权那样发达的国家像英美，还只请男人去当上帝，只说He，不说She。女人出来做事，无论地位怎么高，还是给男人利用，只有不出面躲在幕后，可以用太太或情妇的资格来指使和摆布男人。女生指导兼教育系讲师的范小姐是她的仰慕者，彼此颇有往来。

　　刘东方的妹妹是汪处厚的拜门学生，也不时到师母家来谈谈。刘东方有一次托汪太太为妹妹做媒。做媒和做母亲是女人的两个基本欲望，汪太太本来闲得发闷，受了委托，仿佛失业的人找到职业。汪处厚想做媒是没有危险的，决不至于媒人本身也做给人去。汪太太早有计划，要把范小姐做给赵辛楣，刘小姐做给方鸿渐。范小姐比刘小姐老，比刘小姐难看，不过她是讲师，对象该是地位较高的系主任。刘小姐是个助教，嫁个副教授已经够好了。至于孙小姐呢，她没拜访过汪太太；汪太太去看范小姐的时候，会过一两次，印象并不太好。

　　鸿渐俩从桂林回来了两天，就收到汪处厚的帖子。两人跟汪处厚平素不往来，也没见过汪太太，看了帖子，想起做媒的话。鸿渐道：“汪老头儿是大架子，只有高松年和三位院长够资格上他家去吃饭，当然还有中国文学系的人。你也许配得上，拉我进去干吗？要说是做媒，这儿没有什么女人呀，这老头子真是！”辛楣道：“去瞻仰瞻仰汪太太也无所谓。也许老汪有侄女、外甥女或者内姨之类——汪太太听说很美——要做给你。老汪对你说，没有对我说，指的是你一个人。你不好意思，假造圣旨，拉我来陪你，还说替咱们俩做媒呢！我是不要人做媒的。”嚷了一回，议决先拜访汪氏夫妇，问个明白，免得开玩笑当真。

　　汪家租的黑砖半西式平屋是校舍以外本地最好的建筑，跟校舍隔一条溪。冬天的溪水涸尽，溪底堆满石子，仿佛这溪新生的大大小小的一窝卵。水涸的时候，大家都不走木板桥而踏着石子过溪，这表示只要没有危险，人人愿意规外行动。汪家的客堂很显敞，砖地上铺了席，红木做的老式桌椅，大方结实，是汪处厚向镇上一个军官家里买的，万一离校别有高就，可以卖给学校。汪处厚先出来，满面春风，问两人觉得客堂里冷不冷，分付丫头去搬火盆。

　　两人同声赞美他住的房子好，布置得更精致，在他们这半年来所看见的房子里，首屈一指。

　　汪先生得意地长叹道，“这算得什么呢！我有点东西，这一次全丢了。两位没看见我南京的房子——房子总算没给日本人烧掉，里面的收藏陈设都不知下落了。幸亏我是个达观的人，否则真要伤心死呢。”这类的话，他们近来不但听熟，并且自已也说惯了。这次兵灾当然使许多有钱、有房子的人流落做穷光蛋，同时也让不知多少穷光蛋有机会追溯自己为过去的富翁。日本人烧了许多空中楼阁的房子，占领了许多乌托邦的产业，破坏了许多单相思的姻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