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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朋友故事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有相当大的数量。有些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也是很难学习的。这些故事，常常赋予人物以重大的矛盾冲突，其结局多带有悲剧的性质。有的表面看来，矛盾冲突并不那样严重，只是志同道合，报答知己，比如挂剑摔琴之类。 古代的友道，现在看来，似乎没有阶级性，现在新的概念是同志或战友。 中国古文中有一种文体，叫“诔”。在历代文集中，它占有相当的位置。字典上说，诔就是：哀死而述其行之辞。就是现在的悼念文章，都是生者怀念他的死去的同志的。此体而外，古文中还有悼诗、挽歌、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等。可见，中国文学用之于死人者，在过去实在是分量太大了。 纪念死者，主要是为了教育生者。如果不是这样，过去这些文章，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唐代韩愈写的《柳宗元墓志铭》，是作家悼念作家的文章。 他真实而生动地记述和描写了当时文人相交的一些情况，文章写得很是精辟。在这篇文章里，我初次见到了“落井下石”一词和挤之落井的“挤”字。 “四人帮”把柳宗元拉入法家，我不懂历史，莫名其妙。 大概是这些政治暴发户，看上了柳宗元的躁进这一特点吧。但无论如何，柳宗元也不会喜欢他们这种乱拜祖先的做法的。 我很喜欢柳宗元的文章。他的文章都写得很短，包含着很深的人生哲理。这种哲理，不是凭空设想，而是从现实生活中体验得来。我很少见到像他这样把哲理和现实生活，真正形成血肉一体的艺术功力。他还能把自然界、人的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和政治思想、社会组织联系起来。就是说，他能用自然规律、生活规律，表达他对政治、对社会的见解和理想。使天人互通，把天道和人道统一起来。他用以表达这样奥秘的道理的手段，却是活生生的，人人习见的现实生活的精细描绘。 例如《河间传》这篇纪事，后人是把它编入外集的，并不是柳文的典范之作。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也充分显示了柳宗元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剖析的艺术能力，同时包含了一种可怕的人生几微。 柳宗元是很天真的。他原来是没经过什么挫折，一帆风顺地走上政治舞台的。一旦不幸，他就经不起风浪，表现得非常狼狈。连和他有同样遭遇的苏东坡，也说他不行。一流放到永州，他就丢魂落魄，头也不梳，脸也不洗，浑身泥垢，指甲很长。我没有到过永州，不熟悉那里的自然环境。据他自述：到野外散散步，消消愁闷吧，又怕遇见蛇咬他，又怕遇见大蜂蜇他，还怕水边有一种虫子，能含沙射向他的影子，使他生疮。遇到风景幽静的地方，他又不敢久停，急忙回家。 嬉笑之怒，长歌之哀，看来是很有些神经衰弱了。 中国古代谚语：在东方失去的东西，会在西方得到。柳宗元到永州以后，他的生活视野，思想深度，大大扩展加强了。他认真地、系统地读了很多书，他对所闻所见的生活现象、自然景物，反复研究思考，然后加以极其深刻，极其传神的描画。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登峰造极，辉煌地列入中国文学遗产的宝库。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上的流放刑废，使历史上增加了很多伟大的作家。这些人，可能本来就不是政治上的而应该是文学上的大材。王安石论及八司马，有一段话十分透辟。 毕竟文人是很脆弱的。他付出的劳力过重，所经的忧患过深，所处的境遇过苦，在好容易盼到量移柳州之后不久，就死去了，仅仅四十七岁。 柳宗元死后，他的朋友刘禹锡一祭再祭，都有文章。朋友中间，以韩愈名望最重，所以请他写了墓志铭。这些文章，并不能达于幽冥，安慰死者，但流传下来，对于后代研究柳文者，却有知人论世之用。 这一非凡的生命的不正常的终结，当然不是“始以童子有奇名”，后“为名进士”，“以文章称首”的青年时代的柳宗元，所能预料到的。 柳宗元遭遇如此坎坷，是有自己的弱点，确实犯了错误，并非完全是无辜受害，或有功反受害，含冤而死。他自己说： “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身残家破，为世大崙。”如果不是假检讨，那么就是“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朋友们也说到他的缺点，韩愈说他“不自贵重”，刘禹锡说他是“疏隽少检”。 仔细想来，柳宗元在当时，对于国家，对于人民，并没有斩将搴旗、争城夺地的功劳。他所遭际的，不过是当时习见的官场失意。再说，司马虽小，但究竟还是官职，他可以携带家口，并有僮仆，还可以买地辟园，傲啸山水，读书作文，垂名后世，可以说是不幸之幸。 我从青年时期，列身战斗的行伍，对于旧的朋友之道，是不大讲求的。后来因为身体不好，不耐烦嚣，平时不好宾客，也很少外出交游。对于同志、战友，也不作过严的要求，以为自己也不一定做得到的事，就不要责备人家。 自从一九七六年，我开始能表达一点真实的情感的时候，我却非常怀念这些年死去的伙伴，想写一点什么来纪念我们过去那一段难得再有的战斗生活。这种感情，强烈而迫切，慨叹而戚怆，但拿起笔来，又茫然不知从何说起。我们习惯于听评书掉泪，替古人担忧，在揭示现实生活方面，其能力和胆量确是有逊于古人了。 1978年12月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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