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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在县政府前面的跑马场上。宣传队在县政府的影壁上用艺术体写好“欢迎鹿主席抗战到底”的标语，每个字有半人高。因为拆除了城墙，这一排大字，在城南八里地左近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 由高翔主持大会，这天早晨，下起蒙蒙的细雨来，城关和四乡的男女自卫队都来了，高翔和他们一同在雨中等候着。 鹿钟麟一直没来，直等到晌午大错，才望见了一队人马。 那真像一位将军。鹿钟麟到了会场上，由四五个随从搀扶下马来，他坐在台上，吸的香烟和喝的水，都是马背上驮来。休息老半天，才慢慢走到台边上讲了几句话，有四个秘书坐在他后边记录着。 因为态度过于庄严，声音又特别小，他讲的话，群众一句也没听懂。群众被那些奇奇怪怪的事物吸引着，从十八里地以外跟来看热闹的老蒋挤到他女儿的身边，小声问： “俗儿，讲话的那是谁呀？” “鹿主席！”俗儿小声答应。 “他讲的什么？”老蒋说，“怎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呀？”“人家是个大官儿，”俗儿说，“要叫你也能听懂，还有什么值重？” “对。”老蒋点头儿，“就得是这样。不能像高翔他们一样，蚂蚱打嚏喷，满嘴的庄稼气，讲起话来，像数白花菜一样。喂，你说人家刚才喝的那是什么水呀，怎么老远里看着黄橙橙的！” “花露水。”俗儿说，“你看那瓶瓶儿多好看，拿回家去点灯多好呀！” 鹿钟麟讲完，是张荫梧讲。这个总指挥，用一路太极拳的姿势，走到台边上。他一张嘴，就用唱二花脸的口音，教训起老百姓来，手指着县政府的影壁墙说： “谁出的主意？带那么个尾巴干什么？添那么些个扯鸡巴带蛋的零碎儿有什么用？” “什么尾巴？”台下的群众问。 “那个标语！”张荫梧大声喊叫，“欢迎鹿主席——这就够了，这就是一句完整的话。干什么还加上个‘抗战到底’四个字！” “你们不抗战到底呀？”群众在台下说，“你们没打算长住呀？喝完那带来的瓶瓶里的水，你们就往回走吗？”“混账！”张荫梧喊，“在我面前，没你们讲话的权利！” “你八个混账！”群众也喊叫起来，“我们认识你！” “把‘抗战到底’四个字儿给我擦掉！”张荫梧拧着粗红的脖子退到后边去。 高翔到台边上来，他说： “我们不能擦掉这四个字。这是四个顶要紧的字，假如你们不是来抗战，或者是抗战不到底，我们这些老百姓，就不要淋着雨赶来欢迎你们了！” “对呀！”台下的群众一齐鼓掌叫好。 “我们欢迎你们抗战，抗战是光荣体面的事情。”高翔说，“虽然在去年七月间，你们一听到日本的炮声就逃走了，我们还是欢迎你们回来，我们还是希望你们抗战到底！” “报告主席，我讲几句话！”在群众中间，有一个女孩子举起手来，高翔和台下的群众，一齐鼓掌欢迎她。 她把头上的一顶破草帽，推到脊背上去。细小的雨点落在她乌黑的头发上，又滴落到她的肩上。淋湿的小衭袄紧贴着她的身体，站在台前，她把胸脯挺得很高。她说： “我是子午镇的人，我叫春儿。我是一个没依没靠的穷孩子，现在是我们村里妇女自卫队的指导员。我愿意在今天这个会上讲几句话。” 女孩子的热烈的真诚的声音，使台下上万人的会场安静下来，人们可以听见，春天的雨点落在树枝草叶上的声音。“这才过了半年多。”春儿说，“什么事情我们也记得。在去年秋季儿大水漂天的时候，听见日本人的炮响，官面和军队，有钱和有势力的人都往南逃跑了。这些人，平常日子欺压我们，临走拐带着枪枝和钱粮。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当时都说：等死吧。可是天无绝人之路，中国不会亡国，八路军过来了，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八路军来了，给我们宣传讲解，我的心才安定下来，才觉得眼前有了活路。坚决抗日！我们老百姓动员起来，武装起来，我们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我们站岗放哨。破路拆城，我们学习认字，我们实行民主。从这个时候起，我就想：我们将来有好日子过。我们把日本鬼子赶走了，也不叫那些混账东西们再来压迫我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投降派！” 群众随着她高举的小拳头呼喊，她从台上跳下来，腰里的手榴弹碰的小洋铁碗叮当乱响，跑到她村的队伍里去。 接着由高庆山指挥，在跑马场里，举行了全县男女自卫队的会操和政治测验。高翔请鹿钟麟和张荫梧参加检阅，虽然一切成绩都很好，这两位官长，像土地庙门口的两座泥胎，站立在台上，却满脸的不高兴。 “半年以来，群众在武装上，在思想上，都进步很快。”高翔说，“这是我们国家，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有力的保证！” 两位官长没有说话。 “张先生在事变以前，不是也训练过民团吗？”高翔又问张荫梧，“那时的情形和眼下不同吧？” “不同。”张荫梧说。他招呼了鹿钟麟一声，就命令手下人把马匹拉过来，气昂昂的跳上马去走了。 “不远送！”群众说笑着，继续进行检阅和测验，春儿带来的自卫队，表演的顶出色。 检阅完了，人们要回去的时候，李佩钟跑过来，叫住了春儿。 “什么事儿呀？”春儿笑着问。 “有句话和你说。”李佩钟拉着她走到广场前边的一棵小槐树下面说，“好久看不见你，我很想你！” “我也想你。”春儿笑着，一边扬着手冲着她的姐妹们喊： “你们头里先走吧，一会儿我赶你们去！” “这些日子，你在家里净干什么？”李佩钟问。 “不得闲儿，正赶着给军队做鞋。”春儿说。 “上识字班没有？”李佩钟问。 “上哩。”春儿说，“我们村里住着队伍，有个女同志给我们讲书，人们上学的心可盛哩，到的可齐截哩！” “认识多少字了？”李佩钟问。 “说不上来。”春儿说，“反正课本上的字都学会了。” “田耀武回到你们村里了？”李佩钟一下转了题目。“嗯。”春儿说，“什么你们村里呀，不也是你的家吗？” “你把这个带回去，”李佩钟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交给田耀武。” “什么信呀？”春儿拿着信问。 “你不是认识很多字儿了吗？”李佩钟笑着说，“又没有封着口儿，你自己看吧。” “我不看你们的私信。”春儿笑着把信塞进挂包里。“不是私信。”李佩钟严肃的说，“是个通知，我要和他离婚了。” 遇见这种事儿，春儿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呆了一会儿她说： “李同志，还有别的话没有？我该追她们去了。” 李佩钟送她，从拆平的城墙上绕到西关来。天气放晴了，天空跑着云彩，地基上长着一团团的野菜，黄色的小花头顶，吊着水珠儿。 在西关头起分别的时候，春儿觉得应该安慰安慰女县长，她腼腆的说： “李同志，这以后你就好了！” 说完，她就转身跑到堤坡下面去，遍地是长高的麦子，春儿跑在小道上，像在大海里浮游。白色的云朵掩过太阳，金黄色的跳跃的阳光，从天边那里一直铺到她的身上来。她周围的小麦，乱摇摆着身子。 李佩钟站在高坡上望着她。在年龄上，两个人只差七八岁，应该庆幸，从今以后，不会再有种种苦痛，沾染一个女孩子的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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