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９４８年４—５—６月
１９４８年４月８日早晨，一纸“号外”震动了北大校园：北平警备司令限令
学校当局在中午１２时前交出１２名学生自治会及人权保障委员会负责人，如不交
人，就要武装包围学校，强行逮捕。
人们迅速从西斋、三院、红楼、灰楼……向民主广场集中。
同学们抬出课桌，在广场上围成一圈又一圈，把１２位同学围在中间，筑成
“人”的长城，要用血肉之躯保卫自己的同学。
教授联谊会召开紧急会议，最后通过决议：全体教授支持同学正义要求，“誓
死拒绝非法逮捕，神圣校园不容军警践踏。
北平各大、中学校师生代表也纷纷赶来，誓与北大人共同抗暴到底。
广场上几千人的怒吼汇成一个声音：“一人被捕，全体坐牢。”
这是当时震撼全国的“四月风暴”中的一幕。
这“风暴”是蓄之已久的。1947年“五·二０”运动以后，毛泽东称蒋管区的
学潮为反蒋“第二战线”；国民党政府也加强了对学生的控制，1947年12月教育部
颁布了《修正学生自治会规则》，实际是要取缔与解散各校学生自治会。１９４８
年１月由于校方开除自治会干部，八千多军警围击学生，而爆发了“同济（大学）
学案”。３月，南京政府颁布《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
急条例》，同时设立“特种刑事法庭”；并于“国民大会”开幕的当天，宣布华北
学联为“伪组织”。再加上高昂的军费与物价，使教育危机日益加重，终于引发了
以“反迫害、反饥饿”为中心的“四月风暴”：４月６日，北平各院校师、生、工、
警同时实际行“六罢”（罢教、罢职、罢研、罢诊、罢工和罢课）；并从前述4 月
8日那一幕开始，进行了长厉害一个星期的反对军警侵犯、保卫校园的斗争，4月14
日在民主广场召开的“团结大会”宣告斗争胜利结束。
5 月1 日，为反对美国推行的“资本美国、工业日本、原料中国”的殖民政策，
中共中央在“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
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复活”。5 月4 日，上海万余学生在交通大学民
主广场举行营火晚会，宣布成立“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
合会”，后又发起１０万人签名运动。 ５月 ３０日北平１１所院校师生在北大
民主广场召开反美扶日及纪念“五卅”大会，会上由朝鲜同学陈述美国在南韩的暴
行。 ５月 ３１日及６月 ４日，美国驻沪总领事葛柏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
登先后发衰谈话，公然指责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在反美扶日活动中举办“民族展览
会”，是“依靠美国的恩惠得到教育”而又“诽谤美国”，并威胁说：“参加反美
对日政策—…·必须准备承受行动之后果。”国民党《中央日报》还发表社论，扬
言对爱国学生要“当机立断，斩草除根”。这无异于火上浇油，激起了全民族的抗
议热潮。司徒雷登谈话第二天（６月５日），上海120 所大、中学校的学生就举行
了示威抗议。６月９日北平数千学生冲破军警的重重围堵，举行“反美扶日”大游
行，得到市民的广泛支持。昆明、南京、青岛、福州、成成都、重庆、武汉、广州、
长沙等地也纷纷响应，举行万人以上的罢课与游行，约有几十万学生与教职工卷入
斗争。
从４月到６月，一浪高过一浪的学潮席卷校园，这又是一个“偌大个中国已经
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年代。
当年学生运动的参加者，有些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牺牲了——在一本由当事者
撰写的历史著作（《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的结尾，怀着无限崇敬的心
情，逐一写下了“光荣地献出了生命的战友们”的名字；有的则在以后的历次政治
运动中丧生。幸存者们如今都已年届古稀。他们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仿佛又恢复
了生命的活力：这确是一个“无悔的青春”。有意思的是，人们在回首当年时，总
要重唱那时唱过的歌，吟诵那时朗读过的诗，甚至摆弄一下那时的舞姿与戏剧动作，
尽管声不成调，动不成形，却音姿犹存，激情宛在。于是，在半是留恋、半是神往
的回忆中，又重现了一幅幅４０年代末中国“校园文化”景观——……１９４８年
５月生日，夜幕刚刚落下，上海交通大学的“民主广场”上，就点燃起了熊熊火种，
来自１２０所大、中学校的一万多学生席地而坐，围成一个个圆圈，每一个圈外都
有纠察队员组成的坚固的人墙。中心高台上正在演出由音专同学罗宗熔（他后来成
了共和国著名的作曲家）、杨与石编写的“从五四——五四”诗、歌大联唱。朗诵
者王芝湘同学激越的声音在五月的夜空，淡蓝色的火光中荡漾——五四，五四！爱
国的血和泪，洒遍亚东大陆地！雄鸡一唱天下白，同声击贼贼胆悸，爱国俱同心。
壮哉此日！壮哉五四！
五四，五四！自由的血和泪，洒遍亚东大陆地！为民众而争正义，军兵刀枪都
不顾，精神贯古今。壮哉此日！壮哉五四！
五四，五四！真理的血和泪，洒遍亚东大陆地！扫荡千古魔毒，文化革新应运
起，广大我国史。壮哉此日！壮哉五四！
五四，五四！和平的血和泪，洒遍亚东大陆地！强权打破光明现，老大故国见
新气，国魂兮不死。壮哉此日！壮哉五四！
随着欧阳金同学手上的指挥棍的上下舞动，又唱起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歌
曲。追逐着歌声，人们仿佛穿过了那一个个血与火的年代——“打倒列强，打倒列
强，除军阀，除军阀……
“轰轰轰！哈哈哈哈轰！我们是开路的先锋，不怕你关山千万重！……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
水又深！
背负着先辈的嘱托，一直走到今天----“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
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蒂开么，让一切不民王的制度死！向着大
阳，问着自由，向着新中国放出万丈光芒！”
篝火越烧越旺，每个人的脸都映得通红通红……
又是一个五月之夜，依然是那个交大民主广场。几十年后人们还在怀念那天晚
会上表演的４０人大型长诗朗诵。尽管诗稿已无法查寻，只留下一个诗歌：《怒吼
吧，中国！》，但当年演出的情景却历历在目：“既有男女个人朗诵，又有男女声
集体朗涌，还有全体合确的怒吼。在指挥者的统一指挥下，节奏时快时慢，声音时
抑时扬，问时还配有《义勇军进行曲》（以后它成为共和国的国歌）的小号声和战
鼓声，气势雄壮，激动人心。最后全场二万余人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把整
个晚会引到了高潮”。
另一位晚会的参加者留下的是这样美好的记忆：“广场主席台上站立着１０们
同学，手执红旗，集体指挥唱歌。红旗在灯光的照耀下，在沉沉夜色中，似火一样
鲜亮，就像燃烧的火炬。那激越的音乐节奏，鼓点股敲打在追求真理的心坎上。”
大家同声高唱：“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斗争”：运动中，校园里的国民党特务带领军警砸
打系科代表大会。第二天，愤怒的群众举行大会，公审了二名混在学生中的特务。
在会上，几千名学生高唱：“你！你！你！你才这个坏东西，你这个坏东西！ 坏
东西，坏东西！为了金钱，出卖良心，你的心肠和魔鬼一样的！……”歌声刚落，
歌咏队的同学一起走到面前，指着特务唱起了新编的《狗仔小调》（音专学生朱镜
清作曲，刘诗嵘作词）：“汽车停在大门口，不敢公然往里走。后面墙上挖个洞。
一个一个往里溜。捣乱会场不认帐，还说别人是凶手。……羞，羞，羞，狗仔们，
滚出去，这儿没有肉骨头！”顿时全场学生都跟着唱子起来。在哥声的威压下，两
个特务学生狼狈不堪，只得落荒而逃。
……这又是一个令人终身难忘的演出。正是学生运动的低潮时期，暨南大学组
织了全校师生员工联欢晚会。礼堂门口悬挂着“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
的巨幅标语。晚会上最受欢迎的节目是根据同名歌曲改编的话报剧《茶馆小调》----
“晚风吹来天气燥呵，东衔的茶馆真热闹。楼上楼下客满座呀，‘茶房，开水！’
叫声高。杯子碟儿丁当响呵，瓜子壳儿辟里啪啦满地抛。有的谈天有的吵，有的苦
恼有的笑。有的谈国事呵，有的就发牢骚。只有那茶馆时老板胆子小，走上前来细
声细语说得妙：”诸位先生，生意承关照，国事的意见千万少发表。谈起了国事容
易发牢骚呵，引起了麻烦你我都糟糕。说不定一个命令你的差事就撤掉，我这小小
的茶馆贴上大封条。撤了你的差来不要紧呀，还要请你坐监牢。最好是今天天气哈
哈，喝完了茶来回家去睡个闷个头觉，睡一个闷头觉，……“
演唱到这里，全场一起合唱起来：“越睡越糊涂呀，越睡越苦恼。倒不如干脆，
大家痛痛快快谈清楚，把那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坏蛋，从根铲
掉！”
晚会结束了，二院的同学们一路高歌，走回学校；兴犹未尽，又在校园内唱着
歌游行了一圈……。
……在反美扶日运动高潮中，上海政法学院十多个学生社团联合举办的“时事
漫画展览”曾轰动一时。同时展出的还有上海漫画工学团《漫画月展》的作品。展
览不仅吸引了各大、中院校的同学，许多工厂的工人、职员、居民，以及由教师带
领的小学生都纷纷赶来参观。当人们从几幅漫画中发现了蒋介石的形象时，都发出
了会心的微笑。一幅题为《势如破竹》的漫画，把蒋介石比作被“破 ”之“竹”，
人民武装的巨斧正猛劈下去。另一幅《快到了》则预示刚当选的“总统”、总统
“将走向袁世凯之墓。这一天（５月31日）人们正围着这几幅漫画发表种种议论，
一群特务闯了进来，二话没说，就抢走这些漫画。特务还冲进学生社团开会的教室，
当场打伤学生５人，逮捕３人。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务司令宣铁吾亲自出面举行记
者招待会，展示抢去的这些漫画，宣称漫画Ｚ”侮辱元首“，定系”共匪指使“。
此事比上海各报连续报道，成为满城谈论的一大新闻。
……这一天 ，临近北平著名的商业中心王府井的八面槽街道上，和往常一样，
挤满子熙熙攘攘的人群。突然，跑来一个日本模样的士兵。看见小贩抢了东西就走，
小贩赶上要求付钱，日本兵抡起木棍一阵猛打，小贩昏倒在地，他的女儿跪在一边
哭泣，日本兵对她动手动脚，旁边站着一个美国人，哈哈大笑，连声说：“顶好，
顶好！”……
街上的行人正议论纷纷，只见一个背着书包的八九岁的孩子，拾起一块石头向
日本兵冲去。一位年轻的大学生连忙抱住他说：“小弟弟，这不是真的，这是我们
在演戏呀！”这孩子从这位纠察队员怀里挣Ｂ克又冲问“美国佬”，把他手中的纸
牌摔在地上，狠狠踩得粉碎。他痛哭着说：“我爸爸就是被日本鬼子打死的呀！”
演员与围观的行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吃过日本鬼子苦的真不小啊！”老人在
叹息。一个三轮车夫愤慨地说：“日本鬼子坏，美国鬼子也不是好东西！”
……“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来，还要干！”
“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坐牢是常事情，常事情。”
悲壮的歌声在沉沉的黑车里升起……
这是学潮中被捕的学生在举行狱中文娱晚会。由上海法商学院有名的“小喇叭”
（广播员）陈明珠报幕，上海音专张利娟女高音独唱，大厦大学朱杏桃、朱萍影表
演《青春舞曲》（只能听到歌声和节拍声）。这可急坏了被同学们称为“黑熊”的
看守长，他手执扁担，楼上、楼下来回奔跑，却挡不住同学们越来越响亮的歌声----
“山那边哟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你要吃饭得做工哟，没人为你做牛羊。老百
姓呀管村庄，讲民主，爱地方，大家快活喜洋洋。”
上海法学院印敏之和永安公司职员王荣宝（他被错当作学生而被捕）正准备合
演自编的活报剧《狗官升堂》时，突然发现楼对面的特务看守在偷偷记录台词，为
避免天辜损失，晚会紧急刹车，监狱又落入一片沉寂……
就这样，歌和诗，画与剧，伴随着学生运动，从校园飞向街头，工厂，农村，
监狱……
在中国的教育史上，从来没有像４０年代末这一时期这样，校园内涌现出这么
多各式各样的学生社团、壁报、刊物，有如此名目繁多的自发的与有组织的集会，
以及这样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
在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当年出版的《国立清华大学1948年级年刊》上，对于
风行全校的“清华的壁报”有这样的介绍：“当人走到大饭厅前，或是走到静斋的
过道上，你准可以看到许多红红绿绿的壁报，贴在两旁的墙上或木板上，经常地拥
挤着大群的读者，围着观看。
“这些壁报，差不多每一个都是集合十余个至三、四十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作为
主人。其中多数的壁报在一起组织了‘壁报联谊会’。……
“壁报经常报道清华园内外的现实，反映同学的意见，监督自治会的工作。壁
报的形式有杂志型、报纸型、书报型等，甚至一篇文章一期，或数文长的大块分析
文章一版都有。内容更为繁多了，如综合性的有‘炼’、‘清华人’、‘静声’、
‘火把’、‘原野’、‘拓’、‘莽原’、‘塞北’、‘华’等；新闻性的如‘新
报’、‘蛰’、‘惊蛰’、‘体育新闻’；重分析的如‘方生未死之间’、‘拓’、
‘钢铁’；文艺性的有‘新诗’、‘文艺’；艺术性的有‘阳光’、‘清华乐坛’、
‘大家唱’；自然科学的有‘科学时代’、‘工程学习’；新书介绍性的有‘一二
一’（一二一图书馆出版）；研究性的如‘鲁迅研究’、‘营养特刊’；反映生活
的为‘女同学半月刊’、‘耕友’；评论性的‘清华评论’等等，等等。
重大的问题降临时，壁报往往会百分之百地动员起来，大幅横满大饭厅的一排
玻璃窗的‘联合版’是常有的事。这里会反映出大家讨论过的对这件‘大事’的一
个有系统的看法和意见。所谓‘大事’诸如迫害袭来时，反饥饿呼声高涨时，助学
浪潮卷起时，还有如对美扶日问题、校庆、五四、募损寒衣运动等，都勇敢而坚定
地呼吁过，反抗过。“
每一份壁报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社团，而社团的范围则要更为广泛。仅《国立清
华大学１９４８年级年刊》上作专门介绍的就有：“阳光杜”（前身是《木炭社》，
系一美术团体），“新诗社”、“文艺社”（均由西南联大移植过来，历史较长）。
“铁马体育队”（前身是“牛马狗鸡足球队”，据说会员都是“爱玩爱闹的一群活
宝”），‘“金刚体育会”（也是发源于昆明，而且现在有清华、北大两个“兄弟
会”），“黑桃体育会”（以玩垒球出名），“大家唱”歌咏队，“新生”歌咏队，
“清华合唱团”、“清华音乐联谊会”、“清华管弦乐队 ”、“清华军乐阶段”、
“清华剧艺社”、“大将清华国剧社”、“清华业余无线电会”、以及学生自办的
专教附近乡村孩子的“识字班”、“一二一图书馆”，作为清华喉舌的刊物则有：
《清华周刊》、《清华旬刊》、《清华新闻》、《清华通迅》、《清华文丛》等。
至于未作介绍的、规模及影响都较小，以至随生随灭的社团恐怕要更多。
不仅清华如此；就我们所看到的材料，同时期的北大，也有“北大人社”、
“奔流社”、“风雨社”、“呐喊社”、“沙滩合唱团”、“新诗社”、“北星体
育会”、“北大剧艺社”……等社团，北大师生还自费筹建了被称为“北大人的精
神粮仓”的“孑民图书馆”。上海、南京校园里的社团更如雨后春笋。如复旦大
学的“缪司社”、“旦声合唱团”、“笔联”、“歌联”、“美联”、暨南大学的
“青蛙歌咏团”、“新闻学会”、“法律学会”、“华侨同学会”，交通大学的
“山茶社”及其合唱团，南京金陵大学的“时声社”、“活力社”、“狂捐社”、
“草原社”、“敢社”、“菲凡社”，“骆驼”、“向日葵”、“火把”、“绿林”
等团契，等等。
八、九十年代陆续出版的回忆录不约而同地谈到这些社团、壁报、刊物，在４
０年代末被称为“第二战线”的学生运动中，都发挥了极大作用。其中的文艺社团
更是以“文艺轻骑兵”的姿态活跃在每一次学潮的第一线。就我们所收集的材料，
仅上海、南京、北平三地，１９４６——１９４８年间，各种类型、规模的演出就
有６０次之多。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学生文艺活动主要采取四种文艺
形式，即群众歌曲、漫画、活报剧及朗诵诗。而同时期的专业作家、艺术家的创作，
除小说外，影响最大的作家（艺术家）、作品，也大体采用（或接近于）这四种文
艺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1948年（及其前后的年代）的中国文艺是
群众歌曲、漫画、活报剧与朗诵诗的时代（或者还应该加上长篇小说）。
这其问的“缘由”是值得深思与研究的。
群众歌曲似乎是天生地与“革命”联在一起。人们只要提起法国大革命，就会
想起《马赛曲》。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列宁早就指出，全世界的无产者都可以凭
借《国际歌》在地球的任何角落找到自己的“同志”。歌声更时时伴随着中国共产
党所领导的革命。诗人何其芳在４０年代就写有文章，谈到“革命圣地”延安给他
的第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八路军战士之间的“拉歌”。他的同学散文家吴伯萧直到６
０年代还在著文深情怀念还安的“歌声”。而中共地下党在领导国是党统治区的学
生运动时，一开始就自觉地把唱歌作为联络、发动以至组织群众的手段与武器。据
当事人回忆．早在１９４６年就经中共上海市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领导
的安排，在中共领导的上海”学团联“下钮了”新音乐社“，作为组织与领导全市
群众歌咏活动的核心。在很短的时间内，上海的歌咏团（队）就发展到３００多个，
遍布大、中、小学校和银行、百货、交通、水电、纺织等行业。”一些主要的学校
几乎有会必唱，重点学校更是班班唱、天天唱，新开辟的学校或力量不强的单位常
有以歌咏活动为着手点，从而打开局面的。可以说哪里有歌声，哪里就有党的工作
“，我们也可以说，哪里有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哪里就有歌声。国民党当局大概
也早已敏感到学生中的流行歌曲与中共领导的这种不寻常关系，曾由中央执行委员
会向教育部发出密令，要求取缔《你是个坏东西》等４首歌曲，”以遏乱萌“。一
些群众歌咏活动中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也成为军警追捕的重要对象。”唱歌“就这
样成了”革命“的同义词。
正是在４０年代末的学生运动中，把群众歌曲的“革命”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一位当年歌咏活动的参加者直到９０年代“心中”仍“回荡”着“一支歌”：《你
是灯塔》；他这样回忆４０多年前，在民主广场上第一次学唱这支歌时内心的感受：
“革命的歌一下子把同学们的心抓住了，无数张口同声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虽说
是新教的歌．可是那滚烫的革命歌词立即溶进了饥渴的心田。一块广场，一支新歌，
一个声音，一种精神，一股力量，凝聚成一个意志：团结，战斗！”“我仿佛觉得
歌声升华了，弥漫充塞于整个上海夜空，一扇扇窗户在打开，一双双手在挽起，歌
声雄壮高昂，似乎在全国各地传来了深沉的回音。”尽管在事后的不断回想中不免
强化（也即一定程度上的夸大）了某些东西，但仍然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广场上的群
众歌曲对人的精神的渗透与影响。这首先是一种思想、心理、情感的凝聚与认同：
当无数个个人的声音融入（也即消失）到一个声音里时，同时也就将同一的信仰、
观念以被充分简化、因此而极其明确、强烈的形式（通常是一句简明的歌词，如
“团结就是力量”之类）注入每一个个体的心灵深处．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意志与
力量。处于这种群体的意志与力量中，个人就会“身不由己”地做单独的个体所不
能（不愿或不敢）做的事。这是一个“个体”向“群体”趋归并反过来为群体控制
的过程。这也正是“革命”所要求的：面对强大的暴力，是英勇的群体的反抗。如
学生们对着军警的围捕高唱《坐牢算什么》；面对个别的异己者，是群体的威压与
审判（专政）——一就像全体同学怒斥特务齐唱《你是个坏东西》。同时，这也是
一种思想、心理与情感的升华（转移）：被歌声所唤起的激情，一旦从善的方面升
华，就产生了信仰的崇高感——当人们高歌《你是灯塔》，或憧憬理想的柔情——
当人们低唱《山那边呀好地方》时。也正是在这样的群体的浪漫激情氛围中，个体
生命中难以抗拒的孤独、感伤，以至恐惧，都会于不知不觉中消失，而转化为处于
另一极端状态下的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与豪情。这同样是能够直接导致革命行动的。
至于《茶馆小调》那样的歌曲，也能于“嘲笑”（既是对统治者，对小市民社会，
也是对自己内心的怯懦）中消解（战胜）恐惧，转化为激昂的反抗。这样的群众音
乐最后成为革命群众运动中动员、团结群众的有力武器，恐怕正是由其“本性”决
定的吧。
戏剧在本源上也是一种一场艺术。后来又发展成为剧场艺术。而中国现代话剧
正是在广场戏剧与剧场戏剧互相对立与渗透中得到发展的。曹禺曾在广场话剧得到
充分发展的抗战时期，对其创作特点作过一些概括，如应反映时代，主题要鲜明，
故事头绪不能太多，人物宜典型化，即夸张人物的特点，加以重复，要有强烈的动
作，抓住观众的注意力，等等。我们所能见到的少量保留下。的当年的“活报剧”，
都大体具备这些特点，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广场话剧。称为活报“，是强调其时事
新闻性，即所谓”活的新闻揉进写剧的技巧给观众一个忠实的报道“。４月６日北
平各校宣布罢教罢课，清华剧艺社很快就编写、排练出独幕剧《控诉》，通过主人
公周桐教授一家不幸命运发出了抢救教育危机的呼声。７月５日发生了军警枪杀东
北流亡学生的事件，北平学生为表示声援，由燕大燕剧社赶写出《大江流日夜》一
剧，由北平学剧联社演出，发出了”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个人站起来“的怒吼。
在１９４７年的”五·一五“运动中，当学生代表正在与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王云
五谈判，学生们就已在行政院外现编现演了《”社会贤达“》的活报剧，对王云五
进行了有力的讽刺。这类的创作与演出具有强烈的现场鼓动性，往往使观众与演员
融为一体，有时（如前述北平学生在八面槽街头的演出）更是让演员混在观众中，
观众于不知不觉中参与到戏剧演出之中。这样，整个广场（街头）就成了一个前场
．不仅演员占湖众了间．回回众与观众之间．都产生了心灵的感应５回回的交汇．
这种处于同一时空下的群体＼回回共振”所产生的门学剧）效果｝撩人的Ｚ回百、
成千、成万的人随着剧情的发展，撤回声一哭．或敞怀一笑．或同声一吼．郝癫回。
ｃ的愤漫、哀伤……都得到尽情的释放．、０是就转化为一种巨大的难以言状的欢
乐．０剧本来就具有娱乐性．这时候广场上的活回剧演出就成了真正的节日演出了
一而９回思县就说过．“革扩‘就是人民群众的盛大瞩日。⑤国漫画作为一种”夸
张“的艺术．也是ｄ适合于这个广场时代的。郭沫若曾把漫画壤作为”新梁司九神
＂（一户人讲。特昙．以贿一两年的期问． ｊ＃画展的 ｊｊ３方的努力 ＃
ｘ浙惊人呵！他们的脑筋是精神上的原子弹“吻。前述上海法学院的漫画展览居然
惊动了上分市长．即足以证明郭氏的这一比喻并非毫无根据。除了这次学潮都有大
量漫画产生．这一时期的报刊也经常刊登漫画作品，有的还有专门的漫画作者．夕。
（（察》的方成．《论语》的丰子悄．以及销单一些的《清明》的丁聪．等等。而
发表于《大公报》等报的张乐罩的《三毛流浪记》更是轰动一时，后来改编成电影
．影响十分深远。
当然．在本年度的学潮．以至４０年代末的校园文化中．最值得重视的，还是
“朗诵诗”的发展。朱自清先生曾写有《论朗诵诗》．对学生运动中的朗诵诗作了
专门的研究。其实，在中国新诗史和校园文化史上．一直有诗歌朗诵的传统。级光
从文介绍，在２０工代新月社诗人叩在闻一多先生的家中进行这个歌朗读的试验；
３０年代北大、清华的部分师生又在朱光潜先生家中定期朗读诗歌、散文；稍后还
有“中国风谣学会”诸公新诗民歌的朗读、演奏试验／ｔＤ。但正如朱自清先生所
述…战前已经有的诗歌朗诵，日的在乎试验新诗或白话诗的音节“．是属于诗歌艺
术本身的探讨；面所朗读的新持”出发点主要的是个人，所以只可以‘娱独坐’，
不能够咏众耳‘．就是只能诉ｇ自己失一些朋友·不能诉诸群众“，在朱先生看来，”
战前诗歌朗育运动所以不能展开，根由就在这里“。抗日战争初期，曾有这”朗涌
诗“的自觉提倡，并出现了田间、蒲风、高兰、光未然等朗诵诗人，但始终未形成
群众运动。真正成为新诗发展的一个潮流，是４０年代这一次。朗诵运动随着学生
运动的推进而日益发展，效果也越来越显著，就”开始向公众要求它的地位“，朱
先生的文章就是这样为其定性与定位的。朱先生指出，所谓”朗诵诗“其最鲜明的
特色就是”政治性“与一群众性”。朗诵诗不仅以政治教育与宣传为其基本任务与
内容，而且“进一步要求行动或者工作”。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场鼓动性，它总是出
现在政治斗争的第一线，如像在这次四月风暴里所显示的那样，成为实际政治行动
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们这样回忆当年朗诵者的神态：他们在晚会上“手挽着手，冲
向台口、大声狂呼，好像走向刑场一样”，朗诵即是战斗，确乎是如此的。朗诵诗
同时“是群众的诗，是集体的诗”。首先，朗诵诗“写作者虽然是个人，可是他的
出发点是群众，他只是群众的代言人”。这也是一种“我们”体的诗歌：即使有对
也用第一人称“我”，但也是指“大我”（或专说“小我”己经融入“大我”，与
之合二为一）。一首题为《死和爱》的集体朗诵诗曾在学生运动中广泛流传，据说
“在各种会议上，在校园内、宿舍里，它像革命歌曲一样，一人启口，就有很多人
跟上来”，它的鬼力就在于真切地传达了一种“集体感”：“我们，饥饿的行列！
／我们，愤怒的行列！／我们，中国学生的行列！／我们，中国人的行列！／紧挽
着手，／高喊着口号，／我们争生存、争自由、争和平、争民主／在中国的首都----
南京的街头！”“警察，你们来！／宪兵，你们来！／特务，你们来！／水龙，向
我们，喷射吧！／木棍，向我们殴打吧！／马队，向我们践踏吧！／我们是饥饿而
且徒手，／我们是贫血而且消瘦，／我们除了我们的真理别无依靠．／我们除了我
们的同学别无亲人，／我们除了爱和死没有别的路可走。”据说学生们在朗诵到最
后五句时，常常是台上台下泣不成声。这就说到了朗诵诗“群众性”的另一面：它
不仅要“传达出大家的憎恨、喜爱、需要和愿望”，而且“得在群众当中朗诵出来”，
“它表达这些惰感，不是在平静的回忆之中，而是在紧张的集中的现场”，“脱离
了那氛围，朗诵诗就不成其为诗”。这就是说，朗诵诗是在群体的“倾听”中实现
自身的：“单是看写出来的诗，会觉得咄咄逼人，野气，火气，教训气；可是走近
群众中去听，听上几回就会不觉得这些了”。“我们”体的朗诵诗中固有的“气”
（野气，火气，教训气），当接受者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时，也许会感到一种“咄咄
逼人”的威压，但一旦成为群体接受者中的一员，就只会在彼此的感染中受到“群
体意志与力量”的鼓舞。这样，朗诵诗的最终效果也就如同前述群众歌曲与活报剧
一样，成为广场上的处于革命激情中的群体“力”的引发与表现。有趣的是，当朗
诵诗在广场上获得一种“群体性”与“行动性”的品格，并且与歌、舞、剧结合起
来时，它就重现了诗的原始（起源）形态的某些特征。恰好在这一年５月朱光潜先
生写了一篇题为《诗的格律》的文章，谈到“原始群众以实际生活行动去欣赏诗歌
的意味。
所以诗不（巨和乐舞打成一片．也和团体生活打成一片“，”在原始时代，一
般民众同时是诗的创造者与欣赏者“。以此对照前述朗诵诗的实践与理论，是颇耐
人寻味的。历史当然不会简单地重复，朗诵诗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同样表明其时代
特征也是十分鲜明的。
而且这种群众性的朗诵诗运动也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专业诗人的创作。一些
回忆文章谈到了在学生的集会及文艺晚会上，也经常朗读诗人的诗作；其中有艾青
的《火把》，以及绿原的诗（《复仇的哲学》、《你是谁？》、《咦，美国！》、
《终点，又是一个起点》等）、马凡陀（袁水拍）的山歌等。而绿原与马凡陀正是
１９４８年（及前后年代）国统区影响最大的诗人。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
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人们在总结绿原的艺术经验时，明确提出了“政治抒情诗”
的概念。这首先是“诗与政治结合”，“像马雅可夫斯基所说的‘不但要参加革命，
而且要用革命的方式去参加’，绿原这个以反抗的笔投出的锋利的标枪，便是参加
革命方式的第一枪”；这也是“诗与人民（群众）的结合”，“诗人就是人民的一
分子”，同时又是“人民的代言者”，“这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英雄主义”；这同
时是新的抒情方式与风格的探索：“正视了血肉淋漓的现实，开始了突进”，“突
破诗创作上迂缓，柔弱，纤巧的风气，呈现出宏大的气魄和庄严和斗争”。绿原在
自己的诗里也确实是这样呼喊着的：一不要再埋在痛苦的蚕茧里做一颗软弱的蛹，
／咬破你的皮肤似的墙壁，钻出来——／出来飞翔！“”让你们的／诗的木材给／
热辣辣的／政治的斧头／劈开吧，／剥开吧，／砍开吧。“”这一次，该有行动了，
／这一次，该用血和汗液代替墨水和唾沫了“。这样的呼唤得到广场上的群众的共
鸣是不难想象的。评论家们把马凡陀山歌称做”政治讽刺诗“，也是强调其诗与政
治的结合；诗人借用民间歌谣的形式则被看作是”诗与人民结合“的自觉努力。尽
管这一时期对两位诗人都有尖锐的批判，但这里所初步确立的”诗与政治、人民
（群众）结合“的原则，对建国后中国诗歌的影响则是深远的；五、六、七十年代
在中国诗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抒情诗“与４０年代绿原的”政治抒情诗“及”
朗诵诗“的内在联系也是明显的。
评论家亦门曾指出，绿原那样的“火海一样的其势熊熊的政治诗”是“20世纪
最优秀的，最欢乐也极惨痛的诗”，这里对包括朗诵诗在内的政治诗的“最欢乐也
极惨痛”的特征的揭示，与前述群众歌曲、活报剧的节日般的“欢乐”效果的分析，
是能够显示40年代末中国文学在某一侧面的特点的：当文学艺术日益与趋向高潮的
“革命”（这场革命即将推翻国民党的统治）紧密结合起来，它就成为一种广场文
学（艺术），作为“革命盛大节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正如前文所反复论证的
那样，这是一种政治的文学“（艺术），群众的，行动的文学（艺术），同时也是
充满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气息的狂欢的文学（艺术）。----当然，从另一角度看，
它也未尝不是生命挣扎的一种表现形式，亦门强调”欢乐“与”惨痛“并存就含有
这样的意思。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却越变越单纯；纯化为单一的、因而不免苍白的”
欢乐“。待到”史无前例“的那场”革命“降临时，又有了再一次的”狂欢节“的
演出，但这一次欢乐的激情唤起的是人的恶性，信仰的崇高实现为施虐的疯狂，这
正是”革命“的信从者们所料想不及的。——不过这都是后话。
在１９４８年，人们所面临的是如何接受革命风暴的洗礼。特别是我们正在回
顾的４、５、６月校园学潮，对长期孤守在书斋里的教授（知识分子）无疑形成了
巨大的冲击。大多数教授、讲师（助教更不用说）此时自身也存在着生存的危机，
更深切感受着民族生存的危机。正是这双重危机感，以及保护学生的职业道德，使
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就站在学生这一边。在“四月风暴”里，教师们以罢教声援罢
课，并与学生一起保卫校园。“反美扶日”运动中，教授们更是站在前列。６月４
日司徒雷登发表威胁学生的谈话，8 月9 日上海各校教授及文化界人士就联名发表
公开信予以驳斥。 ６月 １９日吴晗、朱自清等北平88位教授又发表声明，盛赞
学生的行动是“保持中国学生的尊严的声誉，中国的国格”，并严正宣布，拒绝接
受美国救济粮，一致退还配购证。最能显示知识分子和学生大团结的，是6 月26日
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的“公断会”。所谓“公断会”是因为上海市长吴国桢公开指
责学生“假爱国之名，图卖国之实”，并向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提出质询；交大学
生自治会遂邀请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公断。前清翰林陈叔通在会上首先发方方，断定：
“反美扶日是举国上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百是而无一非。”著名教授、交
大老校长马寅初和张同伯在痛斥吴国桢之后，高呼：“要坐牢，我们和交大的学生
一起去！”交大无老唐文治、张元济因年事已高，未能亲临，也在报上发表公开信
指出：对学生只能“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未闻与青年学生进行神经战而善治
天下者”。据说这些著名知识分子的表态使蒋介石都大为震惊。
但爱国学生运动却使坚守自由主义信念的教授（知识分子）陷入困境，并促成
了他们的内部分化。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自由主义所持的是在合法秩序下的渐进变革立
场，它必须在‘社会正义的主持者’与‘合法秩序的维护者’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
而现在，学生运动提出“反饥饿，反迫害”，其正义性是无可怀疑的；但其对现存
秩序与社会稳定的破坏也是无可回避的事实。对与中国共产党持相同态度，根本不
承认国民党政权及其法律的合法性的激进知识分子，学生运动的这两个方面是统一
的，他们可以毫无犹豫地站在学生一边。但在承认现有秩序的合法性的前提下要求
进行不断改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却因此而面临着两难选择。支持学生运动，就必
须在一定程度上放弃“维护秩序、理性、渐进”的自由主义原则；坚持维护现有秩
序，就必然站在学生运动的对立面。最后大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选择了前者，并
因此而受到了国民党政权的迫害；选择后者的少数自由主义教授很快就被大多数青
年学生（与知识分子）所抛弃。胡适与朱光潜即是其中的代表。作为北京大学的校
长，在学生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一开始，胡适即对学生代表申明：“一，学生不是有
特殊身份的；二，学校不是有治外法权的地方；三，从事革命工作的同学应自行负
责”，他因此不同意“非法逮捕”的说法囫。在“四月风暴”中，胡适为代表的校
方，一面竭力劝阻军警进入学校，一面又要求军警所追捕的学生领袖自行投案，以
自负其责。他显然要扮演“合法秩序的维护者”的角色，他也同时失去了多数学生
与教师。朱光潜在学潮初始时也写了一篇文章，大谈群众的“掩护怯懦而滋养怯懦”，
“在群众庇护之下，个别分子极容易暴露人类野蛮根性中的狠毒凶残”，“如今群
众只借怨恨做联结线，大家沉醉在怨恨里发泄怨恨而礼赞怨恨。这怨恨终于要烧毁
社会，也终于要烧毁怨恨者自身”，他因此而“祷祝卷在潮流中的人们趁早醒觉”。
这显然更有用自由主义的观点来引导学生的意图，自然要遭到反驳。于是，《大众
文艺丛刊》第二辑发表了荃麟的《朱光潜的怯懦与凶残》，文章首先揭露了国民党
政府动用大批武装军警血腥镇压徒手工人、学生，“这正是反动派在没落的恐惧中
所表现出最大的怯懦与凶残”；而朱光潜“不仅企图以墨迹来掩盖这些血的罪行，
而且反过来想把‘怯懦’与‘凶残’这类字样，加在群众的头上”。文章也为群众
运动作了辩护，指出：“现在的群众运动，是有组织的人民斗争”，“革命不是斯
文的揖让，而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斗争”，从“伟大群众运动所培养出来的，
正是法兰西的近代文明和中国民族的新文化”。两种对立的革命观、群众观在斗争
激烈的１９４８年自然是不能相容的；朱光潜终于为革命者与正在投身于学潮中的
大多数学生所拒绝。
“反美扶日”运动的兴起，使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过择。
１９４８年初．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曾进行这一场论争。首先是胡适在 １月
２１日写给时为武汉大学校长的周经生先生的一封信里，提出了“国际形势里的两
个问题”；一是针对周氏在此之前所写的一篇文章（们万史要重；员吗？》）所表
示的忧虑，强调英、美等“西方民主国家”“并没有武装德国人或日本人的嫌疑”
．因而并不构成对中国民族生存、发展的威胁；二是明确提出战后的苏联“已变成
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苏联近年对中国的行为实在不能不叫人害怕而忧虑”。
胡适的意见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郭沫若等都写了反驳文章。争论的焦点与实质是：
美、苏两大国究竟谁构成对中国独立、生存与发展的威肋？这首先是一人牵动民族
感情的敏感问题．同时又纠缠着意识开）态选择与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在知识分
子中引起分歧是自然的。胡适及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反苏”的主要
理由是．苏联通过雅尔达秘密协定与后来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取得
了中东南满两路的共管权，大连、旅顺的租借权，并迫使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的独
立，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这件事在１９４６年就引发过全国范围的反苏大游行，傅
斯年、储安平等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发表声明表示抗仪。此时胡适重提这件
事，也仍然能激发人们的民族感情，就连郭沫若在反驳胡适时，也并不否认“很多
比较开明的朋友都为此事不平，心里实在鲠下了一件难过的东西”。后来在６０年
代毛泽东反对苏联干涉中国内政、并因为意识形态的分岐而提出反对苏联修正主义，
比较容易地就得到了分子的支持，这应该是一个“远因”。但在1948，大多数中国
老百姓及知识分子更为强烈地感受到的却是美国的威协。据重庆《民主报》统计，
从１９４５年８月到1916年7 月一年间，中国人民被美军吉普车轧死的就有一千多
人，妇女被强奸的竟达三百多人。1946年12月两个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一
案更是激起了全国学生的公愤。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日本轻工
业品向中国的倾销，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极大忧虑和警惕：他们对二次大战被侵
略的历史仍然记忆犹新。美国政府始终坚持“支持蒋介石的政府打内战”的对华政
策，这也就在实际上把自己置于和大多数中国人民相对立的地位。1948年6 月，美
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大北平之行之后，给国务卿的一个报告中，承认中国大学生与
知识分子中的反美情绪“比我原先所想象的强烈得多”，中国共产党人“无法制造
目前普遍盛行的情绪”，它根植于人们“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的不满”。报告还
承认苏联的思想“影响之深出我 们料想之外”，不满现实的青年“不怕共产主义”。
在得出了“现时的国民党领导已再也不能充当美国努力阻止中国共产党扩展的有效
工具了”的结论以后，司徒雷登把希望转向“中国人民的本性”，据说“中国人是
个人主义者”，“他们对美国有一种本能的善意和信任，而对俄国则有一种本能的
恐惧和憎恶”。说整个“中国人”如何如何，自然是一种一相情愿的夸大；但如何
仅限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司徒雷登说的确是事实。中国的自由主义和知识分子面
对日益高涨的反对美国的民族主义热潮，本来就已经十分被动，现在美国当局把希
望转向他们，其处境就更加尴尬。许多自由主义教授因此而转向反美，坚持亲美立
场的也都陷入孤立。
但一些自由主义教授仍想作最后的挣扎，他们成立了“中国社会经济研突会”，
并于１９４８年５月创办了《新路》周刊，宣称要在“一个天下不归于杨，则归于
墨的社会里”，表明“一个公民”对国家、社会重要问远的看法。他们提出了３１
条“初步主张”，其中心仍是强调“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主张通过民主选
举解决国内政局危机，“政权的转移，应视选举结果而定”。在《发刊词》中，他
们强调：“我们自己不敢说是看到了真正的全面．因而并不摆出包办真理的面孔”，
希望进行高水平的讨论，“以理论在对理论，以事实反驳事实，以科学方法攻击盲
从偏见”。他们显然是在自觉地提倡一种理性的，宽容、多元的自由主义的话语方
式，以与时尚的二元对立模式相对抗。为此特地开辟了一个“辩论”专栏：“把一
个问题的正反两面，一齐都排列出来，让读者可以根据两方面的意见，下他自己的
结论。这是与宣传处于对工的工作，因为宣传是只替一方面说话的。”刊物先后
“辩论”的题目有：“苏 联是否民主？”（ 1卷３期）、“用和平方法能否实现
社会主义？”（1 卷６期）、“社会主义经济是否需要计划？”（1 卷１６期）等，
题目本身与辩论的无结论都反映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到来之前的种种矛盾与犹豫。但在那个必须作出“非此即彼”的决断的时代．这样
的迟疑不决也是不容许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与《新路》一问世，就受到了
左、右两方面的夹击。据有关报道，在中共领导下的香港《华声报》于 ３月１５、
１６连续两日开辟“‘社会经济研究会’批判”专栏，又于４月３日召开座谈会，
予以“正面打击”，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追击中间路线”的运动。其中最为激烈的
仍是郭沫若，他断言：“今天所谓‘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反苏反共‘，既要’
反苏反共‘就一定’亲美拥国‘。“而国民党政府则因为《新路》发表文章同情学
生运动，批评”币制改革“，对其横加”言论反动，低毁政府，同情匪军，袒护匪
谍“等罪名，予以”警告“，以至最后勒令停刊。当局的态度也十分鲜明：”今日
之事．必须敌我分明。凡是属共匪或倾向共匪之人，无论他有什么官职何身份，应
当站在共匪的阵营那边去。“在黑白分明的极端话语占绝对优势的１９４８年 ，
自由主义者的怀疑、模糊、相对的灰色话语似乎己无容身之地。
在批判《新路》时，再一次涉及萧乾，他被指为《新路》的主编，自应负主要
责任。萧乾１９４６年３月怀着投身于战后中国的文化建设的热忱，从伦敦赶回中
国，做着２０后（１９６６年）的中风将成为“财富均等”、“以人民利益为至上”
的“盛世”的“玫瑰好梦”，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不了解中国的“国
情”，只一味鼓吹自己民主、宽容的理想，却陷入了中国复杂的政治、思想、文化，
以至人事的网络之中。在一阵惶惑之后，他想起了还在欧洲采访时听到的关于苏联
肃反的事，以及战后匈牙利红衣大主教敏岑蒂被迫害事件，捷克外交部长玛萨里克
自杀事件，隐隐感到自己的命运与这些受害者有某些相似之外；他于是决定以《拟
丁·玛萨里克遗书》的形式对郭沫若等左派大人物对自己的攻击作出回答。他借着
已成为亡灵的玛萨里克之口．谈到自己关于“从美国新政以后．人类生活的社会主
义化已成为定局”的信念．中国以及世界“可以来一场不流血的革命”的“痴想”，
谈到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一个政治哲学的碰壁，一个和平理想的破碎”，不得不承
认“和衷共济走不通”的事实。但他依然要坚持自己的哪怕是不合时宜的理想，而
“委托时间来仲裁”。他这样写道：“现在整个民族是在拭目抉择中。对于左右我
愿同时进一句逆耳忠言。纵使发泄了一时的私怨．恐怖性的谣言攻势，即便成功了，
还是得不偿失的。因为那顶多造成的是狰狞可怕，作用是让人存了戒心。为了对自
己忠实，为了争一点人的骨气，被攻击的人也不会了抹头就跑的。你们代表的不是
科学精神吗？你们不是站在正义那面吗？还有比那个更有力更服人的武器吗？今日
在做‘左翼人’或”右翼人‘之外．有些’做人‘的原则，从长远说，还值得保存。
“——尽管如此．萧乾前述”财富均等“、”以人民利益为至上“的”盛世“理想，
仍然决定了他在一定的条件下，与左翼合作的另一种可能性。
可以说经过４、５、６三个月较量，学生运动在校园内外，都得到了绝大多数
人的同情与支持。学生与教授（包括相当部分的自由主义教授）达到了一种共识：
面对国民党政府对全体人民变本加厉的经济剥夺与政治压迫，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国
家对民族独立自由的威胁，必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重建一个人民民主的
新政权新国家，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首先“要争取全中国人民的集体自由，
然后个人的自由才有保障”。当国民党政府于１９４８年８月在北平、南京、上海
等地各校进行大搜捕时，几乎整个学校——不只是进步的或中间派的教授，甚至连
冯友兰这样的曾经与国民党有过种种关系的教授，以至学校当局，都以各种方式来
掩护学生。 ８月１８、１９日两日，国民党“特刑庭”连续给清华大学发来两份
“拘提名单”，要求学校把所列学生交给他们审判。梅贻琦校长让人把学校回复
“特刑庭”的公函制成大字布告向全校公布。——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妙文，特抄
录如下：“昨接贵庭卅七年八月十八日发庭审第二十六号公函，以奉行政院令签发、
拘提本校学生ＸＸＸ等六人，检附名单一份，嘱将该生等交案以凭讯办等由，附名
单一纸，准此。经查，ＸＸＸ一名，本校并无此人，ＸＸＸ一名，已于上学期退学
离校，ＸＸＸ……三名，均于上月毕业离校，至ＸＸＸ一名，因暑假期内末在校中，
相应函复查照。复查昨日（十九日）由贵庭送交本校传票十三张，计被传学生ＸＸ
Ｘ等二十六名，嘱为送达等由，查其中ＸＸＸ……等六人已毕业留校，ＸＸＸ一名
业已休学，ＸＸＸ……三名本校并无此人，至其余ＸＸＸ等十六人因值暑假，各生
行止不定。兹准贵庭接名传讯，当经依次派员前往该ＸＸＸ等十六人宿舍内代送贵
庭传票，惟均不在．未能送达，除已布告各该生返校后即行领票到案外，相应函复，
并希查照为荷。”据说，同学们看了，都哑然失笑。
（此文原载于《文艺争鸣》97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