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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院里满是花木，高而浓绿的梧桐，与红白相间的木槿花，首先在大家欢笑中被我看到，至今还一闭目就在我眼前。晚间，我就是在一株白木槿花旁与礼锡先生谈了好久。这，难道是个梦么？礼锡，还记得你我都夸奖过的那几朵大而玲珑的白花么？ 他与我谈自重庆到洛阳一路上的经过情形，将来团体工作的计划，与团员们的才能与可爱……，最后，还谈到诗歌问题。他虽然在路上仍旧依着他自创的诗体写了不少的诗，可是他声明那只是“闹着玩”；他将来不论是翻译，还是创作，必定要用白话的。诗是他的命，他要运用白话加强这生命，使之更活泼，更富于宣传性。 他脸上没有一点病容。还是那么胖、那么精神、那么和蔼，嘴角上老微笑着。笑着，他告诉我，因警报，他那天只剪了半边发，还得去第二次！一切团中事务，他都不辞劳苦不怕麻烦，为一件小事也许跑多少路，只求把它作得妥贴。剪发也须跑两次了，他微笑着。 他走不了，我也走不了；仿佛洛阳所有的雨都积蓄在一处，一总在那几天落下来。冒着雨，我几乎是天天找他去。他没有病；工作、谈笑，他与年岁轻些的朋友们是一样的。只有一天午饭间，他声明不喝酒。可是，大家的高兴使他自动撤消前议，“好，我还是得陪你们一杯；就是一杯。”喝完，他便躺下睡了。 第二天又见到，他笑着向我道歉：“你看，一杯酒就醉了！昨天你由这里走，我会不知道！” 啊，礼锡兄，你“走”，我可也不知道啊！连梦想也想不到啊！ 洛阳分别，他们往北，我们往南。我再到西安，那不能使人相信的消息已在报纸上登出！没钱，没交通工具，我没法子到洛阳去哭！ 死得光荣，可是，我们失去一位益友，一个抗战文艺工作最有力的指导人！光荣的死便是永生，我们该怎么办呢？我又回到重庆来了，礼锡兄！我又看见了你，你的遗像是悬在文协会所里；我老想看着你，可是不敢抬头；你是在我的面前，在我的心中，可是……载一九四○年一月一日《新蜀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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