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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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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罗斯与拜占庭


  基辅罗斯的形成

  从公元6 世纪开始,居住在第聂伯河流域的各东斯拉夫部落以波利安人为核心逐渐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部落联盟。由于波利安人(居住在第聂伯问中游及其支流罗斯河和普里皮亚特河一带的东斯托夫部落)散居在第聂伯河支流罗斯河两岸,加入这个部落联盟的东斯拉夫人被称为罗斯人。传说罗斯人的首领名叫基伊,他在第聂伯河右岸建立的都城叫做基辅。到9 世纪初,几达半数的东斯拉夫部落以基辅为中心实现了联合。在此过程中,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地区和东部的奥卡河一带,也出现了两个东斯拉夫人的大部落联盟。

  东斯拉夫人过着定居生活,主要从事农耕。8—9世纪时,农业中已广泛使用铁制农具,如犁、锄、斧、镰等,田地耕作方式逐渐取代了伐林耕作。饲养家畜、打猎、采集蜂蜜等也是东斯拉夫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据说,基辅的奠基者基伊和他的兄弟都是猎人。

  在农业相社会生活需求的刺激下,手工业很快发展起来。在有铁矿蕴藏的地方,到处建起厂炼铁炉和铁匠铺。有些工匠专门利用外来的材料制作首饰;纺织,制陶,毛皮制作、木材加工等行业也已出现。一些比较大的城堡如基辅、契尔尼哥夫、斯摩棱斯克、诺夫哥罗德等逐渐发展为手工业生产的集中地。东斯拉夫人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也更加活跃。伏尔加商路沟通了他们与东方各民族的联系,而连接波罗的海和黑诲的“从瓦里亚基人到希腊人之路”则使他们同拜占庭的关系得到发展。

  东斯拉夫人的经济满足了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他们吃的主要是谷物,在他们的语言中很早就出现了(谷类、庄稼)、(食物、面粉)、(谷物,粮食)、(稀饭)以及(烤)、(煮)等词汇,而表示畜产品的词如(产后初乳)、(干酪)、(奶渣)等出现得要晚些。喝的饮料通常是用蜂蜜制成的。穿的衣服是用手工纺织的麻布缝成的,一些阿拉伯和拜占庭作家描述了他们简单的衣着:宽大的紧脚口裤,短外衣,长袍,长袜,冬天则穿毛皮服装。他们一般都住在半穴半室的小屋里,这种小屋的屋顶呈人字形或三角形,室内有一个炉灶,靠墙架设约一米宽的木板。居室旁边另有放置杂物的屋子,许多日常生活用品都是木制的,如独木舟,木车轮,木盆,木壶,木勺和木桌凳。

  东斯拉夫人原来的氏族公社逐渐瓦解,形成了地域性的农村公社,它们在南方被称为维尔夫,在北方被称为米尔。在这种由若干家庭组成的农村公社中,住宅、劳动工具、小块耕地和劳动产品是私有的,森林、牧场、水源和土地则归公社所有,集体使用。

  私有财产的出现使东斯拉夫人开始进入阶级社会。部落首领把土地和战利品据为已有,原来的亲兵也成为一个特权阶层,得到原属公社的土地作为领地。仍然经营小块耕地的公社成员失去了战士身份而成为自由农民,也有一部分公社成员则沦落为王公贵族的家奴。在东斯拉夫人中出现了奴隶制剥削形式,但由于当时生产力已达到一定水平,加上受到自然条件限制和已经完成封建化的拜占庭的影响,奴隶制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东斯拉夫人没有经过奴隶制占支配地位的阶段而进入了封建社会。

  9 世纪时,建立东斯拉夫人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具备。来自北欧的瓦里亚基人的参与加快了国家形成的过程。

  成书于12世纪初的罗斯史籍《往年纪事》叙述了9世纪中叶发生在东斯拉夫人中的一个故事:当时,他们没有法律,部落间互相争斗不息。最后大家都厌倦了,于是互相妥协:“让我们找—个根据法律来统治我们、解决我们争端的君主吧!”他们渡海到瓦里亚基人那里说:“我们的土地辽阔富饶,但是没有秩序,请你们来管理和统治我们吧。”瓦里亚基人的首领留里克接受邀请,到诺夫哥罗德当了王公。他把自己的亲信派到各地,向居民征收贡赋。留里克之后,继承他的奥列格在882 年南下征服基辅,并把统—国家的中心移到这里。这一年被认为是基辅罗斯的建国之年。

  虽然留里克和奥列格是瓦里亚基人,但基辅罗斯仍然是东斯拉夫人的国家。因为在瓦里亚基人被请来当王公之前,东斯拉夫人形成国家组织的基础已经奠定。当然,瓦里亚基人介入罗斯内部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也不可避免地给基辅罗斯国家留下自己的印记。他们把自己的原始组织带到了这块土地上,这是一种“没有采邑的臣属关系或者只是纳贡的采邑”的制度。每年初冬时节,王公们率领亲兵队巡行索贡,向居民征收毛皮、蜂蜜、蜂蜡等物品,来年春天再运往君士坦丁堡出售,买回自己需要的东西。这种比较原始的不完善的封建剥削制度表明,早期基辅罗斯国家的封建关系是不成熟的。索贡制一直持续到1l 世纪上半期才被新的剥削形式所取代。

  基辅罗斯的政治结构在很长时间内仍然保留着原始公社中的民主制残余。王公政权不能代替自治的农村公社和城市公社,公社长老可以不受王公政权干涉而行使裁决权,作为公社权力机关的韦彻即人民会议,能够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这种制度被一些拜占庭作家称为东斯拉夫人的“民主”制度。不过,随着王公、贵族、客商等特权阶层地位的巩固,公社和韦彻的地位逐渐下降。罗斯与拜占庭的联系在罗斯封建化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9—10 世纪,拜占庭已有相当繁荣的城市,那里聚集着各行各业的手工业者,生产精细的珠宝首饰,华丽的布匹、实用金属器具以及肥皂、蜡烛、皮革等日用品。拜占庭同欧洲国家的经济往来十分活跃,并且部分地恢复了一度由于阿拉伯人侵占重要商道而中断的同东方的商业联系。随着封建关系的确立,拜占庭的文化也出现了繁荣。9 世纪中叶,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高等学校,传播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化遗产。在君士坦丁七世时,编纂了不少文集和包括各种学术知识的百科全书。

  在10 世纪末叶之前,罗斯与拜占庭的联系主要是通过贸易和战争来实现的。罗斯与拜占庭的贸易从9 世纪起有了新的性质和意义:原来基本上是过境转运贸易,对罗斯原始的自然经济没有什么触动;而现在,出现了罗斯独立地与拜占庭贸易的新因素,这种因素开始更多地影响罗斯的经济。9一l0 世纪,罗斯还频频发动了对拜占庭的战争,这些战争通常与经济目的有直接联系,例如,907 年奥列格率2000 艘战船远征拜占庭,除了迫使君士坦丁堡缴纳96 万格里夫纳贡银之外,还为罗斯商人争得了包括免缴贸易税在内的优惠条件。罗斯对拜占庭的贸易和战争,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后起的发展中的野蛮国家同一个继承了古典文明并成为这一文明中心的国家的斗争,其结果是促进了罗斯本身经济的发展和拜占庭文化对罗斯的渗透。

  罗斯接受基督教

  10 世纪末,罗斯与拜占庭的关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罗斯接受基督教为国教。

  在此之前,罗斯人信奉多神教。农耕生活对罗斯人的信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农业完全受到大自然的摆布,收成的好坏取决于天气:炎炎烈日可以晒死禾苗,阵阵大风经常毁掉庄稼,绵绵阴雨又会使谷物霉烂。而罗斯人又无法解释这种种自然现象,认为这些力量都是有生命的东西,所以把它们奉为神明,顶礼膜拜。他们信奉的神有斯瓦罗格——天空和火焰之神、太阳神的父亲,亚里洛——太阳神,彼伦——雷电之神,斯特里博格——风神,维列斯——家畜之神,等等。罗斯人还相信,威力无边的主宰者无所不在,森林中有林神、鸟神,水里有水妖,家里有家神。他们为各种各样的神建造神殿,供祈祷和祭祀之用。同时,起源于氏族制度的祖先崇拜也仍然存在。罗斯人认为,氏族最早的创建人,即世祖,能够保佑他的后代子孙。因此,每逢有难,他们就祈祷世祖保佑。在祭祖之日,他们把薄饼、肉、蜂蜜、克瓦斯等食品供奉于祖宗墓前以示敬意。

  在多神教崇拜中,王公担负最高祭司的职能。在罗斯王公墓的陪葬品中,有祭祀日才用的偶像、野牛角、刀等物品。

  基辅罗斯建国之后,反映原始公社时期社会经济存在的多神教与新的生活条件之间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矛盾,多神教已不能履行宗教在阶级社会中的基本职能,即维护和巩固现存制度。同时,罗斯与拜占庭的交往也已使得基督教潜移默化地渗入罗斯。

  早在9 世纪时,就已有了关于罗斯显贵接受基督教的记载。当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福西阿斯曾说,罗斯已经抛弃了“多神教”而信奉“基督教”了。这里所指的大概是9 世纪后期拜占庭皇帝派遣主教到罗斯为一些王公及其侍从施行洗礼的事。

  945 年,由于基辅大公伊戈尔对拜占庭的进攻遭到挫败,罗斯同拜占庭签订了媾和及通商条约,其中除了罗斯割让克里米亚等条款外,还包括允许基督教在罗斯传播的内容。在当时同拜占庭谈判的罗斯使节中,有些人已是信奉基督教的了,他们签约时在圣十字架前宣誓遵守条约。

  957 年,伊戈尔的遗孀、基辅女大公奥丽加前往君士坦丁堡拜访拜占庭皇帝。据《往年纪事》记载,奥丽加的美貌和聪慧使拜占庭皇帝一见倾心。皇帝对奥丽加说,他愿与她共同治理帝国。奥丽加回答说,她还是一个异教徒,如果皇帝亲自为她施洗礼的话,她愿意接受基督教。于是拜占庭皇帝和总主教一起为奥丽加施了洗礼。然后,皇帝向奥丽加表明了要娶她为妻的心迹,但奥丽加说:“在你亲自为我施洗礼并称我为你的女儿之后,你怎么可以娶我呢?你肯定知道,这是不符合基督教教规的。”皇帝跌足道:“奥丽加,你愚弄了我。”这个故事表明,奥丽加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就已十分了解这种宗教。

  奥丽加是接受基督教的第—个基辅大公,她还让自己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也皈依了基督教。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当上基辅大公之后,曾试图对多神教进行改革。他在众多的神只中选定了6 位作为崇拜的偶像,下令在王宫附近的小丘上为他们建庙塑像,并且规定了祈祷和祭祀的仪式,希望以此来体现和加强罗斯的统一以及基辅在全罗斯的地位。但这种改进后的多神教并不能像弗拉基米尔设想的那样使罗斯人民的信仰趋于统一,基辅罗斯松散地联系着的各个部分也仍然保持着某种平等意识。于是,基督教终于作为罗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新宗教而受到弗拉基米尔的青睐。

  这时,基督教在罗斯已有一定影响,基辅城内已建造了圣伊利亚大教堂,基督教经书也通过保加利亚传入了罗斯。但在确定以何种宗教为国教的问题上.弗拉基米尔还是作了充分的选择。涅斯托尔在《往年纪事》中记载了这样的传说:信奉伊斯兰教的伏尔加河保加尔人、信奉犹太教的卡扎尔人、信奉天主教的日耳曼人和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希腊人都曾向弗拉基米尔推荐他们的宗教。弗拉基米尔对伊斯兰教徒说,喝酒是罗斯人的乐趣,没有酒他们就活不下去。他也拒绝了犹太教,因为他觉得犹太教的神不够强大,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子民留在耶路撒冷。而罗马天主教和希腊正教也有不足,它们都要求实行一定时间的斋戒。弗拉基米尔派出了一个使团去考察信奉不同宗教的国家。使团回来后向他报告说,伊斯兰教徒中没有欢乐,罗马天主教徒的仪式中看不到荣耀,而在拜占庭的东正教教堂里,能见到人间罕见的光辉壮丽,使人不知是置身于天堂还是尘世。于是,弗拉基米尔最终决定以基督教为罗斯国教。不久,拜占庭僧侣受帝国世俗当局的委托,为弗拉基米尔施行了洗礼。基辅大公还决定娶拜占庭的安娜公主为妻。988 年,弗拉基米尔带着新婚妻子和一批拜占庭神父以及圣像和法器回到基辅。他下令把多神教的木制神像统统用火烧掉或扔进河里,让拜占庭神父用第聂伯河之水为基辅居民施洗。紧接着,他又命令诺夫哥罗德人接受基督教。随后,新宗教在基辅罗斯全国传播开来。罗斯受洗并不意味着基督教立即取代了多神教,罗斯基督教化的过程是一个历经数百年的漫长过程。如果说贵族是自愿皈依基督教的,那么下层人民则是被迫接受基督教的,在有些地方,新宗教是由世俗政权借助于直接的暴力而强加于人民的。因为在人民群众看来,基督教体现了那种带来新剥削的制度,而旧的多神教则是与他们希望保留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在988 年之后,巫师和术士仍然活跃在居民中间,鼓动人们继续举行各种古老的多神教仪式。尤其是在偏僻的农村,多神教得以长时间残留。于是,出现了新旧两种宗教相互渗透、逐渐融合的情况。

  在罗斯人的观念中,基督教为数众多的圣徒就是原来多神教的诸神。在原来的多神教崇拜中,太阳神因对农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处于突出地位,太阳神有时也被称作农神。罗斯接受基督教后,上帝取代了太阳神。在民间流行的圣诞节祝歌中,上帝被赋予太阳神的职能。有一首祝歌唱的内容是上帝挨家挨户察看准备耕犁和耕畜的情况,然后又巡视打谷场,安排养蜂和酿酒。太阳神崇拜的痕迹在写成于12 世纪末的古罗斯文学名著《伊戈尔远征记》中也能看到,这部史诗的作者把罗斯人称为太阳神的后裔。此外,多神教中雷电之神彼伦的角色由圣徒伊利亚代替,由他司掌雷鸣闪电;保护家畜平安的已不是畜神维列斯而换上了圣徒弗拉西。

  基督教与多神教在宗教仪式方面也经历了逐渐融合的过程。初时,两种宗教的不同仪式曾同时并存。人们在教堂做完礼拜后,马上就走到原来多神教崇拜的旧址,对着石头、流水、老树或谷仓,按照多神教的老规矩祷祝膜拜。而在家庭之内,旧信仰具有更加巩固的地位,许多人家照样供奉原先的神祗,即便在圣像流行后的几个世纪中,这些神的雕像也还是与圣像并列的。后来,两种宗教的仪式被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人们在举行圣餐仪式寸,唱的是基督教中的圣母祭祷歌,也画十字祝福,但是面对的却是罗德和罗莎尼采。新的圣物崇拜与旧有的拜物风尚也以颇为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当圣家从拜占庭传入后,罗斯出现了一种当作护身符的小神像,这种神像—面是基督教的某个圣徒,另一面是多神教的某个神祗。即便以后贴身的十字架代替这种护身符时,罗斯人的观念中也把它视同为原来那种法力无边、驱邪避秽的多神教护身之物。在有关基辅罗斯时代的编年史中,有不少关于互相争斗的王公们破坏对方的基督教教堂和修道院的记载。这种行为不仅仅是战争中常见的劫掠和破坏,其中也反映了多神教观念对于王公的影响:他们为了使对手失去保护神而毁掉他的教堂和修道院。

  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多神教时代的传统也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基督教的新规或难以推行,或被部分接受并融以旧教习惯。在罗斯受洗后的数个世纪中,基督教的婚礼仍未被接受,人们还是沿袭古风,实行抢婚和一夫多妻。基督教的葬礼因与罗斯人已开始用棺葬代替火葬的趋势—致而得以普及,但用兵器、粮食等陪葬以及祭祀死者灵魂、供奉酒食等旧俗依然保留。基督教的节日有不少与多神教的农业崇拜有关,时间上也大体相同,于是,许多多神教的节日便被赋子基督教的名称和形式,而其内容则被保留下来。直到19 世纪后期,每年正月6 日(俄历)主领洗节那天,俄国仍要举行一种半基督教、半异教的净水仪式:在涅瓦河畔正对宫殿的地方建起—个帐篷,僧侣们引导皇族从宫中来到这里,高唱赞美歌,然后把十字架抛入河中。

  基督教与文化

  接受基督教是罗斯历史的—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基督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价值标准,也是一种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的宗教把罗斯与拜占庭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随着大批希腊籍神父的到来和罗斯的基督教化过程,拜占庭文化涌入罗斯。

  最先在罗斯得到传播的是拜占庭的宗教艺术。罗斯受洗后,到处建起了拜占庭风格的教堂。到11世纪,仅基辅一地就有教堂数百座。雅罗斯拉夫在基辅城中心建造的富丽堂皇的索菲亚大教堂,从外形到名称都和君士坦丁堡的大教堂一样。这座高大的石结构建筑的顶端是13 个葱头形的圆顶,室内以大理石和水磨石装修,并饰以镶嵌图案和彩色壁画,其中一面墙壁上绘有基辅大公雅罗斯拉夫一家人的群像。基辅城内众多教堂金光闪闪的圆顶使过往旅客叹为观止,雅罗斯拉夫的同时代人、不来梅的编年史家亚当把基辅称为“东方的饰物、君士坦丁堡的匹敌”。

  雅罗斯拉夫时期建造的著名教堂还有诺夫哥罗德的索菲亚大教堂、切尔尼哥夫的救世主大教堂等。1157 年安德烈继任基辅大公后,没有迁居基辅而留在苏兹达尔公国,把弗拉基米尔城作为新的首都。他调集了成千上万的建筑师、石匠、画匠、雕刻匠和首饰匠,建起了有5 个金色圆顶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和1个圆顶的德米特里耶夫大教堂,以及用雕塑和彩绘装饰起来的宫殿。从教堂建筑开始,罗斯城市中拜占庭式的砖石建筑逐渐多起来了。

  雕塑和绘画是与教堂直接联系的艺术形式。在所有的教堂里,圣像画以及宗教题材的壁画、镶嵌画、雕塑等都是必不可少的装饰,其中尤以圣像画最具特色,也最为普遍。所谓圣像画,就是把基督、圣母或其他圣者的形象以及圣经故事中的情节用油彩描绘在木板或金属板上的画。早期的罗斯圣像画从画面布局,人物形态到描绘手法全部模仿拜占庭圣像画,绘画技艺也都是由来自拜占庭的画师传授的。拜占庭艺术的特点是,既继承了希腊罗马的传统,又开创出一种新的美学理想。古典时代的艺术刻意追求精神与肉体的和谐,喜用裸体来表现美;而拜占庭的艺术则强调灵魂应该超越肉体,因此不注重自然美而追求某种意境。拜占庭人把人体美视为撒旦的化身,即便在艺术中也必须遮掩。这种艺术观就如同把罪恶的尘世与完美的天国对立起来的正教神学一样,旨在使人超脱现实而实现精神的升华。随着圣像画传入罗斯,这种美学思想也同时渗透进来,对罗斯艺术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就圣像画本身而言,摆脱单纯的模仿而开始具有罗斯自己的风格已是13 世纪的事了,而且,即便那时圣像画创作流派众多,拜占庭的风骨也仍存于其中。

  集建筑、绘画、雕塑等各种艺术形式为一体的教堂,在丰富人民的审美感受、激发人民追求美和创造美的欲望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教堂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中心。

  罗斯采用统一的文字,也是与接受基督教密切联系的。在接受基督教之前,罗斯境内已有一些互相独立的书写方式,但使用和流传的范围是很有限的。9世纪中叶,被称为“斯拉夫使徒”的希腊人两兄弟——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奉拜占庭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牧首之命,开始在斯拉夫人中传教。出于实际需要,他们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一套新的字母,用来记录和表达斯拉夫人的语言。这种文字后来被称为旧教会斯拉夫文或旧保加利亚文。罗斯接受基督教后,基督徒做礼拜要念诵经书,但拜占庭的希腊文经书对罗斯人是没有意义的。于是,西里尔兄弟用他们创造的文字所翻译和编撰的祈祷文献和宗教著作被引入罗斯。由此开始,西里尔字母在罗斯逐渐被普遍采用。同时传入罗斯的还有标点符号、制造书写材料如兽皮纸、墨水、颜料的技术以及书籍装订的技术。这些都对罗斯积累文化知识、发展民族语言起了推动作用。

  接受基督教后,罗斯先后开设了几所专供显贵子弟读书的学校。自11 世纪中期起,修道院在各地普遍建立起来,并成为传授知识的中心。11 世纪后期,基辅各大修道院的教育水平已与西欧相差无几。市民中间也开始有了识字的人。诺夫哥罗德出土的11—13 世纪时的用硬物刻写的桦树皮文书,内容涉及私人信件、学校作业、商业契约、遗嘱等,反映了城市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识字人数的增加反过来刺激了对外国先进文化的需求。在雅罗斯拉夫时期,基辅就已形成了相当雄厚的翻译力量,大量的拜占庭宗教、神学、历史、地理和文学作品被译成俄文。雅罗斯拉夫还特意在索菲亚大教堂内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图书收藏室。这些手抄本书籍通常都是收藏在教堂和修道院里的。

  采用统一的文字后,罗斯人自己编写和创作的历史、宗教、政论和文学作品也大量涌现。10 世纪末11 世纪初,基辅和诺夫哥罗德分别开始编写最早的编年史,一个世纪后形成了一部反映9—11 世纪罗斯生活的长篇纪事,到12世纪初,由基辅彼切尔山洞修道院的修道士涅斯托尔修改润色,以《往年纪事》为名问世。《往年纪事》的内容涉及罗斯历史、宗教和文字的起源以及语言、艺术、地理、国际关系,是一部有关基辅罗斯国家形成和巩固时期的百科全书。这部著作文字简洁,叙述生动,并且广泛使用了拜占庭、保加利亚和西斯拉夫各地的典籍,是研究9—11 世纪罗斯历史的重要材料。12 世纪,罗斯各公国和城市修史成风,许多修道士、神父、主教、官员乃至王公都乐此不疲。他们的作品数量浩繁,虽然其中大部分早已湮没于漫长的历史过程,但保存下来的也还有数千册。

  随着圣徒崇拜的流行,出现了圣徒传记这类最早的宗教文学作品。涅斯托尔曾写了鲍里斯、格列勃、彼切尔斯基等显圣僧侣的传记。在描写世俗生活的作品中,最有名的是史诗《伊戈尔远征记》。这部作品叙述的是1185 年诺夫哥罗德一谢维尔斯克的王公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率兵攻击波洛韦茨人的故事。它还对王公们的互相争斗和游牧民族的骚扰所造成的灾难表示痛心,呼吁罗斯的王公们联合起来保卫祖国的边疆。史诗运用民间诗歌的表现手法和书面文学的修辞方法,以激扬的文字反映了12 世纪时已渐渐形成的反对封建割据、主张罗斯统一的思想倾向。

  在罗斯基督教化的过程中,它同欧洲天主教国家的联系也扩大了。据史书记载,弗拉基米尔“同邻国王公和睦相处,如波兰的鲍列斯拉夫、匈牙利的斯特凡、捷克的安德里赫等。他们互敬互爱、各不相扰”。后来,罗斯又同法国、德国、英国互相来往。这种关系通过罗斯王公与外国王室的联姻得到加强。弗拉基米尔在其拜占庭妻子安娜死后娶了一位德国贵族的女儿,斯维亚托波尔克同波兰国王鲍列斯拉夫一世的女儿结婚,智者雅罗斯拉夫娶的是瑞典国王奥拉夫的女儿,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则娶了英国国王哈拉里德二世的女儿。同样,罗斯各朝王公的女儿也有不少远嫁欧洲各国的统治者。

  与拜占庭和欧洲国家的密切联系促进了基辅罗斯文化的发展。当然,由于起点低,罗斯与这些国家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例如,由于罗斯在接受基督教时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来自拜占庭的希腊神父和主教并不要求罗斯基督徒用希腊语祈祷,一般的罗斯神职人员也不学希腊语文。因此,希腊的古典哲学、文学等优秀文化遗产在罗斯未能广泛传播。即便翻译过来的那些希腊文著作,也因为只有为数不多的手抄本而不可能普遍流传,且不说其中还有不少翻译和缮抄中的错误。罗斯人在很长时间内甚至对于基督教神学知识的了解也是不多的,因为他们得到这种知识的主要途径就是教堂的礼拜,而礼拜时用的旧教会斯拉夫语也并不是能使教徒很容易懂得礼拜的意思的。但尽管如此,古典文明的光辉多少还是通过基督教以及其他的途径照射到了罗斯的土地上。

  随着基督教一起传入罗斯的还有拜占庭的皇权神授观念。在神父和主教们的说教中,宣传这种思想是一个重要内容。大公政权被蒙上了一轮神圣的灵光,他的统治被说成是神的意志。教徒们被要求敬畏上帝,崇拜大公,在做上帝的奴隶时,也要做大公的奴隶。但是,基辅罗斯的政治制度并没有仿照拜占庭的模式形成中央集权,基辅大公把土地分给封邑王公,对于大公之位的继承问题也没有明确的制度。因此,到12 世纪时,基辅罗斯已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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