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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化1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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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对苏联文化的介绍研究


  中国知识界对苏联的认识与介绍: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1918 年,李大钊通过俄国外交人员,了解到革命的情况,写了《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等文章,指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热烈欢呼新的革命潮流的到来。同时,布哈林的著作《共产主义ABC》英译本、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写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和其他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和报道传入中国,加深了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认识。

  如果说中国的“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那末,“五四运动”就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知识界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了解。1919年8月,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说:“我总觉得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造的谣,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的一切。”1920年,毛泽东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写道:“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这样,苏维埃俄国的现状和前途,成为广大知识分子极为关注的问题。据统计,五四时期出版发行的153种期刊中,有65种刊载有关苏维埃俄国的论文、评论和其他作品,总共835篇。

  瞿秋白是最早去苏维埃俄国的人。为了如实地介绍苏维埃俄国的真相,1920年秋,他以北京《晨报》的特约记者身分前往莫斯科。1921~1922 年,他写了很多通讯,对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作了热情、真实的报道。这些作品分别收入《俄乡纪程》(又名《新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2 书中。他还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见到列宁,会见过诗人马雅科夫斯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与苏联断交,不许出版关于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书刊。1931年,胡愈之从法国经莫斯科回国,写了《莫斯科印象记》,并侥幸出版。这本书写的只是作者7天的见闻,却概括地展示了“普罗之国”的真实情况,给渴望了解苏联的中国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行销国内外。1931年3~6 月,《大公报》记者曹谷冰在苏联访问,对苏联的工业、农业、文化教育、新闻出版事业、社会问题和人民生活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写了《苏联视察记》。1930年,林克多从法国应募到苏联做工,于1932 年出版了《苏联见闻录》,介绍了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这两本书也是避开了国民党的图书审查,是了解当时苏联的重要证据。

  1932年12月,中苏复交。1933 年3月一1935年10 月,戈公振作为中国常驻莫斯科的记者,曾到苏联各地采访。他写的通讯非常真实、客观,后来辑成《从东北到庶联》出版。他提出对苏联的考察,一要能无成见,二要不为习惯所囿,三要勿以一地一时或一事的情形来肯定或否定一切,四要有专门学识,最好能精通俄国语文。这些原则是颇有见地的。1934 年7~9 月,邹韬奋在苏联访问,参观了工农业建设、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设施,写了60多篇通讯,这些通讯后编成《萍踪寄语》第三集。1935 年3月~1937年,天津《大公报》记者和上海《新生周刊》等的特约通讯员戈宝权在莫斯科与其叔父戈公振合写通讯。戈宝权也写了介绍苏联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的报道。1935年,张西曼、徐悲鸿等人在.南京创立了中苏文化协会,编辑出版了《中苏文化》杂志。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明确地支持中国,并在军事人财政、物资上给中国政府以援助。这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苏文化交流颇为活跃。南京沦陷后,《中苏文化》在重庆继续出版。中苏文化协会成为抗战时期重庆进步力量活动的大本营。每逢十月革命节,中苏文化协会都要举行纪念会和各种展览。两国社会和文化团体建立了联系,文化界人士、作家、艺术家等经常互相通信,互相访问。1945年6 月,郭沫若参加了苏联科学院成立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并在苏联访问50 天,回国后写了《苏联纪行》一书。1946 年12 月,茅盾访问苏联,回国后写了《苏联见闻录》。

  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重新走上反共道路,同时封锁苏联的消息。至全国解放前夕,对苏联的介绍寥寥无几。茅盾写了一本《杂谈苏联》,还是壮了胆子写的。这本书全面地介绍了苏联的政治制度、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和人民生活的情况,图文并茂。它于1949一1951年在上海、长春、北京出版。解放后,中国文化工作者陆续访问了苏联。他们写的访问记,涉及苏联社会各方面,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景仰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情。刘白羽的《莫斯科访问记》,冯雪峰等的《我们访问了苏联》,丁玲、吴晗等的《访苏印象》都是很有影响的书。50 年代,关于苏联的介绍和翻译的作品很多,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了解苏联的迫切心情。60 年代,开始成立了专门研究苏联的机构,逐渐聚集起一批专门人才和资料。“十年动乱”期间,对苏联的介绍研究基本停顿。“十年动乱”结束后,研究苏联的机构恢复、扩大了。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苏联东欧研究所外,在一些大学里也有类似的研究所、研究室,出版了介绍研究苏联的刊物。培养了一批研究苏联问题的新生力量。俄语的普及:“五四运动”以前,在北洋军阀外交部下面已办了个俄文专修馆,教师中有白俄柏列卫。瞿秋白曾考入俄文专修馆学习,并开始翻译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1920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俄语系。1924年,苏联作家和剧作家特列季亚科夫来北京,在北京大学讲授俄罗斯文学一年多。俄语系学生常用俄语演俄国戏剧,曾演了托尔斯泰的《黑暗的势力》,借以发抒对旧制度的不满。大约同一时期,上海渔阳里6 号有一所外国语补习学校,其中亦讲授俄语。1921年,曹靖华进入该校学习俄语。教师是杨明斋。

  后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的外语学校(后改为哈尔滨外语学院)为培养我国早期的俄语人才也做了重要的贡献。解放后,为适应中苏两国的交往和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俄语成为高等学校和中学的主要外语课程。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许多其他外语学院、系都是培养俄语人才的阵地。现在,俄语仍然是中国高等学校和中学的重要外语课程。有40 多所大专院校教授俄语。还有30 万中小学生在学俄语。到1987年,苏联有35名教师在中国工作。苏联普希金俄语学院从1983 年起开始接待中国实习生。刘泽荣主编的《俄汉大辞典》、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编的《大俄汉词典》、赵洵主编的《俄华详解大词典》对提高中国俄语教学、翻译和研究的水平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对苏联科学的介绍研究:中国知识界早就知道俄国和苏联个别科学领域的成就,如门得列耶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等。然而,对俄国和科学比较系统的介绍还是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利用苏联最新的科学成果。50 年代掌握苏联的科学成果主要采取以下一些措施。

  第一、从急需的科学部门派出专家、优秀科学工作人员和优秀大学毕业生到苏联实习或当研究生。同时,也派一些高中毕业生到苏联学习中国尚薄弱或空缺的学科。第一个“五个计划”期间,我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达7000 名,实习生5000 名。1950~1966 年,总共派出留学人员10678 名。他们大多到苏联学习,其中不少人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骨干力量。

  第二、向苏联聘请专家,请他们帮助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培养干部或同我国学者合作。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方派来我国的技术专家达3000名。他们从技术设计、建筑安装到人员培训、试车投产等都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

  第三、有计划地组织大批科学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向正在中国工作的专家学习,特别是在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156 项企业的建设和生产过程中,研究和掌握其中的新技术、并且迅速加以传授。

  第四、翻译出版反映苏联最新成就的学术著作。

  这些措施的基本目的,是通过学习苏联科学的先进方面,利用苏联科学的最新成果,改变中国科学的落后状况,赶上世界科学的先进水平。大部分措施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我国建立了一批新的科研机构。加强了各门学科的力量。一些重要的科学实验设施建立起来了,如原子反应堆、回旋加速器等。80年代,苏联科学的发展重新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两国学者的接触日益增多。1988 年11 月,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苏联科技展览会吸引子众多的中国科技工作者。他们从清早就排起长队,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进入展厅,重新审视邻邦科技的发展。1988年,莫斯科眼显微外科研究所费德洛夫教授在北京友谊医院做了近视眼矫治术(“径向角膜切开”),使多数患者摘掉了眼镜。苏联桥梁专家西林于1954—1957 年曾参加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任苏联专家组组长;1988年和1989年又两次访华,始终对中国人民怀着友好的感情。对俄国和苏联文学的介绍研究: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外国文学作品译成中文的,以俄国和苏联的最多。那时留日学生田寿昌已在介绍俄罗斯文学。茅盾也开始注意俄罗斯文学。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左右,仅在杂志上发表的俄国文学翻译作品和评论就有170篇(不包括单行本和小说)。俄国革命的原因和动力是“五四”时期中国进步的知识界常常议论和探讨的题目。茅盾写了大量评论文章,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崭露头角的战士。他在《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一文中,企图从文学对社会思想影响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胜利,托尔斯泰实是最初之动力。1920 年,在北京出版了《俄罗斯短篇小说集》。瞿秋白、郑振铎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对俄罗斯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作了全面阐述,指出:俄国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所产生的巨大变动,使全世界都受到影响,所以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中于俄国,都集中于俄国文学,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

  1921年1月,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王统照、耿济之等发起在北京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对俄罗斯文学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会刊是《小说月报》,由沈雁冰任编辑。《小说月报》出版了《俄国文学研究》号外,其中有论文20 篇,文学作品26 篇,附录4 篇。论文有郑振铎的《俄国文学的启源时代》,鲁迅的《阿尔志钹绥甫》,沈雁冰的《近代俄国文学家38 人合传》,张闻天的《托尔斯泰的艺术观》,沈泽民的《俄国的叙事诗歌》等。1921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俄罗斯文学丛书》,其中有瞿秋白和耿济之译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同年,上海泰东书局也出版了《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此后,俄国文学作品在中国广泛传播。1929 年,出版了沈瑞先(夏衍)翻译的《母亲》。30 年代,法捷耶夫的《铁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伊丹诺夫的《装甲列车14—69》、雅可夫列夫的《十月》等小说在中国出版。

  鲁迅把俄国和苏联文学看作中国人民的良师益友。1930~1936 年,鲁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约300 万字,其中俄罗斯和苏维埃文学作品约占一半以上,约160万字,相当他全部文学工作的1/4。他翻译的主要作品,有果戈理的《死魂灵》、高尔基的《俄罗斯童话》、契诃夫的《坏孩子和别的奇闻》、法捷耶夫的《毁灭》、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理论等。《毁灭》是最有影响的一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鲁迅还介绍了苏联的木刻、版画和绘画。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和各地的报纸、刊物介绍苏联的文学作品,达到空前的规模。苏德战争的文学作品是介绍的主要内容,有曹靖华主编的《苏联抗战文艺连丛》,戈宝权编的《不是战争的战争》、《六月在顿河》、《英雄的斯大林城》等。文化界还多次举办纪念俄国和苏联作家的活动,如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高尔基逝世五周年、马雅科夫斯基逝世十周年、阿·托尔斯泰逝世等。抗日战争结束后,介绍俄国和苏联文学的活动,避开了反苏宣传而有新的进展。1946 年6 月18 日,在上海举行了纪念高尔基逝世十周年的活动,郭沫若在会上作了演讲。《时代杂志》刊载了“高尔基逝世十周年特辑”。1947、1948年,罗果夫和戈宝权编了《高尔基研究年刊》。为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一十周年,罗果夫和戈宝权编了《普希金文集》,并对普希金的生平和作品作了全面的介绍。1947 年2 月10 日,在上海举行了纪念普希金的盛大集会。郭沫若在会上作了《向普希金看齐!》的讲演。1948 年,为纪念奥斯特罗夫斯基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戈宝权、姜椿芳编了《奥斯特罗夫斯基研究》。这期间,曹靖华翻译作品的出版相当可观,有《铁流》、《列宁的故事》、《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保卫察里津》、《虹》、《望穿秋水》、《死敌》、《苏联作家七人传》、《油船德宾特号》、《恐惧》、《三姊妹》等等。

  俄国和苏联战斗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一向对中国读者有很大的吸引力。1931 年12 月5 日,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就提出: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读者,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好几代中国青年学习的教材。保尔·柯察金的形象就教育和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毁灭》和《铁流》的出版,鼓舞了在艰难险阻中浴血战斗的革命群众,使他们坚定了胜利的信心。《毁灭》、《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在朝鲜战场上鼓舞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进行战斗的勇气与信心。50年代的青年从保尔·柯察金的英雄行为和伟大理想吸取无尽的力量。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恰巴耶夫》)、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科斯捷米扬斯卡娅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和苏联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对中国青年的教育起了巨大的作用。

  80年代以来,在中国翻译出版了大约300 部苏联文学作品。中国读者知道阿布拉莫夫、瓦西里耶夫、格拉宁的作品。格拉宁的《奇怪的生活》被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推荐为中国青年必读书籍。中国读者也很熟悉阿赫马杜林娜、沃兹涅先斯基、杰缅蒂耶夫、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兹宾、维索茨基等的诗歌、艾特马托夫、别洛夫、贝科夫、杜姆巴泽、科列斯尼科夫、拉斯普金、特里丰诺夫、舒克申等的散文。除了出版单行本外,苏联作家的作品亦在《苏联文学》、《当代苏联文学》、《俄苏文学》和其他刊物上发表。

  几十年来,热心于俄国和苏联文学介绍研究的不计其数。鲁迅、郭沫若、茅盾、夏衍、郑振铎、巴金等是俄国和苏联文学的热爱者和积极宣传者,也翻译了许多作品。周扬、梅益、姜椿芳等从事文化领导工作,也翻译了一些作品。曹靖华、戈宝权、赵洵、萧三、汝龙等很早就开始俄国和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曹靖华、戈宝权几乎一直从事俄国和苏联文学的翻译介绍,成绩尤为突出。1987年3 月31日和1988 年6月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授予曹靖华、戈宝权“各国人民友谊勋章”。

  对苏联艺术的介绍:1921 年,共学社就编了一套《俄国戏曲集》,其中有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雷雨》,屠格涅夫的《村中之月》,托尔斯泰的《黑暗的势力》和《教育之果》,契诃夫的《海鸥》、《伊凡诺夫》、《万尼亚舅舅》和《樱桃园》等。1925年,文学研究会的丛书中有契诃夫的剧本《三姊妹》、安德烈耶夫的小说和剧本。20 年代,还出版了曹靖华翻译的契诃夫的《蠢货》、《求婚》,屠格涅夫的《在贵族长家里的早餐》,班珂的《白茶》等剧本。30 年代,在中国上演了一批俄国和苏联的戏剧作品。1933 年,上海戏剧协社演出了特列季亚科夫的《怒吼吧,中国!》。1937年,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上海和南京演出了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雷雨》等剧。抗日战争时期,曹靖华翻译了列昂诺夫的剧本《侵略》。萧三翻译了柯涅楚克的剧本《前线》,并在延安上演。1945 年3 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契诃夫戏剧选集》,其中有《三姊妹》。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契诃夫独幕剧集》。1960年,又出版了《契河夫戏剧集》。50 年代,我国剧院上演了《大雷雨》、《复活》、《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带枪的人》等等。周恩来总理看了中央实验话剧院演的《大雷雨》后说:“我看过不少次《大雷雨》,最喜欢郑振瑶演的卡捷琳娜。”60 年代初,曾上演《以革命的名义》,剧中的台词:“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曾传诵于广大青年中,成为自惕的警句。当代著名导演奥·叶甫莫列夫执导的《永生的人们》、《我们一定胜利》等剧均在中国产生过影响。1981年,埃·布拉金斯基和埃·梁赞诺夫的讽刺喜剧《命运的拨弄》由中央实验话剧院搬上北京舞台。1987年,南京话剧团演了盖利曼写的《家丑外扬》,从场景到人物性格都很逼真,被公认是典型苏联式的,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同年,中国煤矿文工团话剧团学员演了反映70 年代苏联和平建设的《伊尔库茨克的故事》,受到观众的好评。1991 年,契诃夫的名作《海鸥》在北京公演。它以动人心弦的爱情悲剧及“戏中戏”的艺术构思,表现了独特的魅力,得到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 .

  30年代,由俄国文学名著改编的影片,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屠格涅夫的《木木》等改编的影片,还有《生路》、《夏伯阳》等新片,已在中国放映。1949年全国解放后,东北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了大量汉语对白翻译的苏联影片,其中《普通一兵》、《夏伯阳》、《乡村女教师》、《女政府委员》、《马克辛三部曲》、《伟大的公民》等优秀影片深受中国观众的欢迎,对中国电影艺术创作发生了较大的影响。《彼得大帝》、《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攻克柏林》等历史题材的影片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之际,中苏合拍的反映两国人民友谊的影片《风从东方来》,参加了新片展览月。80 年代,苏联电影《合法婚姻》、《稻草人》、《这里黎明静悄悄》、《办公室的故事》、《两个人的车站》等影片在中国放映,取得了很大成功。

  俄国和苏联的音乐在中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中国出版了《俄罗斯音乐史》。格林卡、柴可夫斯基等的歌曲集大量传播。《卡秋莎》、《莫斯科近郊的傍晚》等歌曲受到中国青年普遍的喜爱,至今传唱不衰,在卡拉OK厅仍占有一席之地。苏联著名钢琴家、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教授塔·彼·克拉芙琴柯还在1949年就作为苏联文化代表团的成员访问过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956~1960年,她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为中国培养了一批青年钢琴家和教师。她的4 大弟子:刘诗昆、李名强、殷承宗、顾圣婴都是国际钢琴比赛的大奖获得者。1960年回国前夕,周恩来总理亲自向她颁发了友谊勋章。1988 年,她又访问中国,在北京演出。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等在50 年代也来华演出。中国舞台移植了俄国和苏联的歌剧和舞剧。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成立后,曾聘请了苏联芭蕾舞教师来校进行芭蕾舞基本功训练,教授舞剧编导和性格舞等。50到60年代,中国舞蹈演员学习并上演了《无益的谨慎》、《天鹅湖》、《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海侠》、《吉赛尔》、《泪泉》、《巴黎圣母院》、《西班牙女儿》等舞剧和片断。苏联老一辈芭蕾舞教师,包括曾在北京工作的彼得·古谢夫教授,对中国芭蕾舞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5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剧团赴华演出,向中国观众展示了精湛的技艺。著名芭蕾舞演员珈丽娜·乌兰诺娃扮演了《天鹅湖》里的角色。她那凝聚着诗韵的舞姿,缓疾抑扬的节律,细腻神秘的表情,凡是观看她的表演的人都赞不绝口。当时观看乌兰诺娃表演的毛泽东主席曾对她说:“能看到你表演的芭蕾舞,我非常高兴。”1984 年,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演员纳塔利娅·别斯梅尔特诺娃来华演出,她那优美而富有个性的表演受到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1985 年10 月,莫斯科古典芭蕾舞剧团在北京和上海成功地演出了《创造世界》、《歌舞女神的把戏》,中苏两国演员还同台演出。1988年6 月,在中国为修复长城义演大型晚会上,苏联舞蹈家玛娅·普列茨卡娅在《天鹅之死》中挥动柔软的双臂,优美的舞姿造型竟赢得观众站起来长时间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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