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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我写了《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书的初稿，断言中国会放弃大锅饭而转向私产及市场的发展。此稿寄给行内的朋友阅读，不同意的人不计其数。只有高斯认为我很可能对。巴赛尔认为我的理论天衣无缝，但结论难以置信。佛利民呢？他认为我是世界上对中国的前途看得最乐观的人。 我硬头皮送该稿到英国发表，颇畅销，但读者大都认为我是作白日梦。三年之后——一九八四年——我对中国的推断不差毫厘地发生了，好象是预先把中国的经改历史写了出来。识者哗然。 然而，中国的问题很复杂，更乐观也要有点保留。我于是在一九八五年发表了《我对中国审慎乐观的原因》，澄清一下自己的观点。 一九九三年，我见中国的经改功亏一篑，裹足不前，就担心起来了。但那时通胀急剧，要治理。这“治理”来得很有一手，只两年通胀率下降至零；跟就变为通缩，经济一蹶不振。数之不尽的法例左管右管，说不通的琐事无日无之。大贪污日渐式微，但小贪污却变为例行公事。是的，近几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失去了方向，忽左忽右，我不由得悲观起来了。 十一月十五日北京公布了中美达成协议，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消息。晚上郑大班给我电话，邀请我在十六日早上为世贸之事作电话访问。我一口推却，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协议的内容，无话可说。十六日早上，协议内容的大概见报了，我读了几遍也不觉得有什么重大的突破，更何况我期待已久的解除外汇管制，只字不提。我很有点失望。 同日下午，广州的刘晓虹到港大，访问我对中国参加世贸的看法，可能又是要替《经济学消息报》写文章。我对她说：“你来得正好，因为我在报章上不明白世贸协议的重点，你比我知得多，可否解释一下？但我还有五分钟就要上两个小时的课，另外安排一个时间可以吗？” 大家商量时间安排之际，晓虹说：“今天早上中国的金融、汽车、通讯这三类股票大跌！”她有点忧形于色。我一听，就站起来，说：“你跟我到课室去吧。事情重要，我要你在学生面前跟我谈两个小时关于中国世贸协议的事。” 不要误会，我不是幸灾乐祸，但我认为金融、汽车、通讯这三类股票在中国暴跌，是一项在经改失却了方向的情况下的好消息。这消息有三个重要的含意。 其一是世贸协议的内容，公布前显然没有外泄，或走漏了消息。含意是，中国官方高层的贪污情况的确有了改进。其二，国内的股市庄家，对世贸协议的阐释应该比我们外人知得清楚。他们显然认为世贸协议不是得个“讲”字，而是有质有量，足以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 其三——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暴跌的三类股票的机构，历来都是受到中央的保护，有垄断权，是受到政府维护的特权利益。世贸协议最重要的内容，显然是说中央再不维护特权了。这是我期望了十八年的事。看来中国的经改又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话得说回来，我认为三类股票暴跌，金融那一类是过于敏感的。要是今天国营的金融行业知所适从，他们的翻身机会有的是。 晓虹聪明，对中国的事知得很多，所以在世贸协议的阐释上她是老老实实地给我和我的学生上了一课。她的不足之处，就是相信古老相传的自供自给的二百五十年前的欧洲谬论，认为若不够多元化，弱点尽露，有什么东窗事发，怎么办？ 我的观点，是让他人赚钱的供应最可靠，而若是他国禁运裁制，走私的费用数千年来都是那么低，何足惧哉？贸易互相得益，大家所赚的倍数高得惊人。多元化，什么自供自给的，是蠢论。 我对晓虹说，要是中国惧怕在战争中受到威胁，就不应该搞三峡工程。这工程搞好后，美国一枚导弹，水淹七州！自供自给的保障没有什么意思吧。 我举出江苏昆山的例子。那里的工业用地，是由农地转过来的。美国同级农地的价格是昆山的十分之一，工业地价却是昆山的三倍。昆山多加一亩工地，就少了一亩农地。二者不可兼得，你要农还是要工？单看工、农地价与美国之别，昆山选“工”弃农是上策，因为有钱可赚也。 我跟晓虹谈了两个多小时，在世贸协议中关于金融、通讯、娱乐、科技、纺织、农产品及关税等各项问个究竟，再比对一下目今中国在这些事项上的管制情况，对江、朱二老的观感有了改变。我想，近几年来中国什么也不“放”，难道是要为争取世贸条件而下的苦肉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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