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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读到关愚谦先生在《信报》发表的《和德日学者讨论“共产”一词的出处》，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要在这里回应一下。关先生提出的要点，大致如下： （一）Communism中译为“共产”，是日本仔发明的，中国在老毛带领下，把日译的“共产”搬进中国。 （二）日译“共产”的原意，是“共同集体生产”──是生产的“产”，非财产之“产”也。 （三）“共产”一词到了中国，顾名思义，就变成财产的“产”，此乃大错，而后来老毛实行共财产而走向“大锅饭”的人民公社，一错再错，呜呼哀哉！ 我认为把“共产”解作“共同集体生产”，是对的，因为Commune（公社）一词，的确有“共同生产”之意。然而，从今天经济学的角度看，日本仔相当蠢。这可不是因为他们错，而是对得太厉害！试想，在香港、美国等“资本主义”的地方，差不多所有生产都是“共同集体生产”的。 可不是吗？在我们所知的所有机构，不管是上市或是独资的，皆共同生产也。就是我现在独坐桌前爬格子，也是与《壹周刊》的多位仁兄共同生产的。既然差不多无“产”不“共”，而Communist肯定不是指我这个写稿佬，把Communism译作共同生产不仅毫无新意，而把我这个奉信“私产”（财产的“产”）的人说为“共产”成员，实在有诽谤之嫌！从日本仔的角度看，我是个以私产来共“产”的人，非老马所说之Communist也。 从今天经济学的角度看，老毛把“共产”解作“共他人之产”，与老马的心意是较为接近的。老毛未老时，熟读老马的《资本论》。该“论”的确有“共他人之产”的倾向。 在大学念书时，我也曾拜读老马的《资本论》。但当时我比老毛幸运，因为我对费沙的“资本”概念与高斯的定律皆懂得通透。因此，我老早就知道老马胡说八道。 在《资本论》中，老马不反对市场。正相反，他认为市场大有好处。老马也不反对私产，虽然他没有高举私产的功能。老马反对的，是资本家──以“剩余价值”来剥削劳力的资本家。在费沙与高斯的思维下，老马这三个论点怎样也加不起来！ 费沙与高斯皆逻辑井然。以费沙之见，所有生产资料都是资产，而资产私有，其市值就是资本。以高斯之见，没有私产就不可能有市场。那么老马赞成其一（市场），不反对其二（私产），反对其三（资本家），岂不是难以自圆其说？ 我认为老毛把“共产”解作“共他人之产”，比日本仔高明，是因为老毛显然是从老马反对资本家的立场作为出发点。不硬性推行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怎可以废除费沙所说的资本家？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写了一篇搞笑的短文，不打算发表的，题为《费沙与红卫兵》。内容是说小小的红卫兵深明费沙的一般性的资本概念，比老马高明，他们的行动是要彻底地废除费沙笔下的资本家。这篇短文在芝大经济系内传阅时，该校大名鼎鼎的《政治经济学报》的老编读到，拍案叫绝，坚持要把该文发表。 老毛在中国搞的人民公社，当然是一种“共同生产”的制度。但那所谓“公社”与资本主义下的“共同生产”机构有一点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前者一定要吃大锅饭。这是因为“公社”的成员若能自由转业，可以随时另谋高就，资本家就必定会出现。若不容许自由转业──不管是搞什么“公社公分制”或“多劳多吃制”──大锅饭在所必然。既然大家吃大锅饭，私产就没有什么意思，要把之废除易过借火矣！ 共同生产或多人把财产合并而成公司，只要有清楚的权利划分，或以股份界定权利，有自由的转让及转业权，就是私产制，每位参与者都是个资本家。这与老马笔下的Communism是大有出入的。Commune（公社）不是合作或共同生产那么简单。“公社”的重点不是共同生产，而是强制参与，其权益夸夸其谈，但因为没有股份转让权及自由转业权，参与者就变为肉在砧板上。逼而成的大锅饭是“共他人之产”的制度，彻底行事，就没有资本家，这应该是比较适合老马的心意的。 愚见以为，日本仔把“共产”解作“共同集体生产”，不可能错，但因为凡是社会皆如此，说了等于没说，是相当蠢的。老毛把“共产”解作“共他人之产”，可能错，但从以强逼“共同生产”的办法来铲除资本家的角度看，其对老马的解释则比较高明。很不幸，此“高明”却把国家弄得民不聊生。 困难还是马克思自己。他是个术语的创造者，有理无理总是说不清，是自欺还是欺人，又或是自欺欺人，恐怕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瓜豆了百多年，今天的日本仔、德国佬及我们的关愚谦先生，还是要研讨他究竟是说什么！ 天下间怎会有那样高深的学问？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是最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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