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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之一） 还有十多天我们就踏进千禧的最后日子。好些刊物、传媒找我访问，要看一下我根本没有的水晶球怎样说。我不胜其烦，就决定下笔写一些自己对千年回顾的感受。 千禧之庆究竟是今年末还是明年末，是个有争议性的问题。我为此作了考查，得到的答案是今年末，因为耶稣诞生是从零开始的。是的，再过十多天，我们就踏进二十一世纪。 拿起笔，想到毛润之的词，我就在空白的稿纸上写下《惊回首，感慨话千年！》这个名目。老毛可不简单。我只借用他三个字，文采就溢于纸上。 作为炎黄子孙，我要写的回顾当然是从神州大地那方面看。没有读书三十年，而手头又没有历史书籍，要“话千年”不容易。可幸三十多年前我读书博而杂，为了过瘾古今中外无所不涉，且过目不忘（其实细节忘却了不少）。经过漫长的日子在脑中消化，对历史免不了有自己的观点。且让我凭记忆中的消化所得说一些吧。 一千年前，中国是北宋（九六○——一一二七）时代，很了不起。当时美国有的是“红番文化”，与我们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差不多水平。欧洲呢？一千年前是那所谓“黑暗时代”，文艺复兴还要等四百年。那是说，一千年前，中国的文化与经济，高出欧西不可以道里计。 北宋的陶瓷艺术，无与伦比。论画，我们只要看范宽的《溪山行旅》就知道是怎样的一回事。米南宫的行书与黄山谷的狂草，就是今天也算是一级的抽象艺术。苏东坡与李清照等人的诗词，光芒不可方物；到了南宋（一一二七——一二七九），辛弃疾也非同小可。是的，八百年前，中国雄视天下。 元代（一二七九——一三六八）来了一个致命伤。这段时期的困难所在，是入侵的外族漠视中国文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是毛润之说的。好些中国文化专家认为元代的文化大有可观，但文化的发展不是朝夕的事，就是急剧倒退也不是一下子就变得面目全非。 整体来说，比起宋，元的文化跌得很厉害。马致远算是高手，但怎可与苏学士相提并论？鲜于枢的书法大有可观，但与米芾根本不是同一水平。元代的陶瓷艺术，有青花釉红的始创，但整体却是跌得一塌糊涂。宋代五大名中的钧，起于唐而达于今，从来没有中断过。所以我喜欢研究钧的演变来作一个大略的（不一定是可靠的）文化衡量。是的，钧极精于宋而极劣于元。 话虽如此，元代当时还是胜于欧洲的。马可孛罗（一二五四——一三二四）可能是当时唯一的主要证人。他的“游记”把中国捧到天上去，就是将他说的打个八折也胜来容易。 明代（一三六八——一六四四）是中国的一个文艺复兴，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大约一三五○——一五八○）是同期的。看官要知道，文艺的盛衰永远跟经济的盛衰连带在一起，中外皆然。所以若没有可靠的经济数据，以文艺来衡量经济虽不中亦不远矣。 明代的文艺复兴，主要是先“复古”然后创新。唐寅（一四七○——一五二三）、陈淳（一四八三——一五四四）、徐渭（一五二一——一五九三）、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等就是其中几个代表人物。此“复兴”与欧洲的很不相同。明代的有“古”可复——宋代的传统是一个大金矿。另一方面，起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没有了不起的传统的。 大名鼎鼎的达文西（一四五五——一五一九）、米开兰基罗（一四七五——一五六四）等人，其天才绝顶毫无疑问，但他们对文艺的主要贡献，是打破了当时宗教的传统约束。纯从艺术本身及其思维哲理来评品，欧洲当时的水平与我们的明代所差尚远。 以视觉艺术来说，好些学者认为空间处理的思维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衡量。这方面，北宋所达，欧洲要到十七世纪中叶才达到。那是说，一千年前，在艺术的一个重要思维上，中国比欧洲先进六百多年。 明代之前，中国比不上欧洲的，是建筑。建筑不单论艺术，也论科学工程。科学上，不管我们怎样高举自己的传统，引证于青铜、陶瓷、纸张等的神乎其技，但整体来说，在阿基米德（公元前二八一——二一二）之后我们的科学就比不上欧洲。然而，从经济那方面看，科学在欧洲要到工业革命（十八、十九世纪）才大派用场。科学在中国为什么那样不济，是个重要的话题，我会在本文的第四篇（四之四）试作解释。 中国的经济给欧洲追近，大约是十八世纪中叶，而人民的生活水平低于欧洲，我个人的估计，大约是始于干隆下位（一七九五）至鸦片战争（一八四○）之间。 从文艺发展那方面看，中国到了明末清初的十七世纪，达到了宋代之后的另一个高峰。然而，此高峰在当时只能与欧洲打个平手。我们的八大山人（一六二六——一七○五）与荷兰的伦勃朗（一六○六——一六六九）是同期的人，势均力敌，各擅胜场！八大推出一百五十年后欧洲才有的印象派概念；伦勃朗则直追我们北宋的范宽，而范宽的气派与功力，八大是有所不及的。 一踏进十九世纪，无论科学、文艺或经济我们都给老外比下去，输得面目无光。神州大地乌云一片是二百年前开始的了。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是稼轩说的。 （四之二） 惊回首，感慨话（二）千年以来，中国最好的皇帝是康熙（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在位）。毛润之在他的《沁园春》里低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斯汗等人，但却没有提到康熙。要是提到康熙，他应该不敢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康熙是个独裁者，对政敌或争位的人绝不手软。但他对人民的生活与自由，永远放在第一位置。这个皇帝聪明、勤劳、客观、好学。凡有传教士不远千里而来，他必虚心求教，要多知一点怎样才可以改进人民的生活。后来慈禧太后动用海军军饷来建颐和园，是因为差不多二百年前康熙订下“永不加税”。 一个明智的独裁者，当然理解继承问题的重要。康熙看中不是长子的雍正，也看中年仅几岁的孙子干隆，使清代能连贯地有三个好皇帝，国泰民安一百三十多年。这是个历史奇绩。 我认为康熙最聪明的地方，就是作为外族管治神州大地，他重视中国的文化。这与元代是截然不同的。自康熙到垂帘听政的慈禧，每个清代的统治者都学中国的书法。雍正的书法最好，有近于书法家的水平。不是皇帝的成亲王算是个书法家。干隆写得笨，而其诗俗不可耐，但他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慈禧的书法很难看，但她的画“了不起”，显然是枪手代笔的。喜欢“请枪”而把自己的印章盖上去也算是重视中国的文化了。 令我拍案叫绝的，是纳兰容若（一六五五∣一六八五）。这个早逝的满族皇室子弟的词品，可与宋代苏东坡、李清照、辛弃疾等大师平起平坐。精于骑射的纳兰容若肯定是个天才绝顶的性情中人，但他的词艺能雄视神州七百多年（稼轩之后到今天)，显然是自小父母就要他在中国的文学上痛下功夫。 干隆之后，继位的几位皇帝不是暴君，而是庸材。这是中国二百年前开始走下坡的一个原因。然而，与欧洲相比，我们给老外节节追近，在相对上步步败退，却起自康熙。最好的皇帝也保不住我们的相对优势，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我们历来科学落后于人；其二是历来闭关自守的意识，应付不了无可避免的对外贸易的发展。这后者起于欧洲工业革命之前，让我先谈吧。 一六六四——康熙登位后两年——大约一公斤的中国茶叶运到英国去。茶杯也同时运到。老外不懂得用，把保热的杯盖放在杯底下，后来演变成为今天我们喝咖啡的杯与碟。但茶老外不仅懂得喝，而且认为是天下妙品。 半个世纪后，一位英国绅士说：“中国有天下最佳的饮品，茶；最佳的粮食，米；最佳的衣料，丝。有这一切，他们是不需要与我们贸易的。”据说这是当时老外的一般意识。他们渴望与中国贸易，屡派说客到中国来，要求贸易开放。但康熙与他的孙儿干隆一样，对老外的产品没有兴趣。 这个后来被历史学者笑掉牙齿的“没有兴趣”、“夜郎自大”的意识，其实有点道理。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强迫中国开放贸易后，老外商人到中国大力推销刀叉、钢琴之类的产品，与中国的文化格格不入，力竭声嘶也卖不出去，又使历史学者笑掉牙齿。 康熙为了应酬，谢世前两年（一七二○）在广州设立了“公行”，起初是七家，后来增至十三家。这就是今人在广州的老人还依稀记得的、曾经是大名鼎鼎的“十三行”。（一八四二年取缔，但地区之名解放后仍在。）一家公行的主事商人叫作“行商”，每家公行指定与一个老外国家贸易，有绝对的垄断权。对中国贸易最有兴趣的是英国，而成交量也最大。英国方面的中国贸易也是有垄断权的，由东印度公司御准主理。因为有大利可图，英国到中国的走私商人不计其数，而其中最有名的走私英商是今天香港怡和的创办人。 公行于一七二○年成立后，与老外相安无事大约半个世纪。中国的茶与丝在欧洲大行其道，但老外商人却没有什么产品是广州的行商乐意接受的。行商最喜爱的，是金与银，尤其是银两，因为当时中国的货币是以银为本位的。 以银换丝、茶，皆大欢喜。说当时主要是英国人喜欢喝中国的茶，是不对的。一七七四年数以吨计的茶把美国的波士顿海港染了色（美国历史上着名的Boston Tea Party），全部是中国的茶叶。 不幸事情的发生，起于一七八○年的前前后后。英国老早就禁止本土的银两出口。英商运到中国的银两，是从欧洲大陆搜集的。主要是西班牙，因为该国与盛产银的墨西哥有密切关系。但一七七六起，西班牙有一连串的战争，又与墨国不和。这导致银两的供应短缺。 英商与中国贸易，银两不足，就想到盛产于印度的鸦片。中国在一七二九年就禁止鸦片进口，但走私易过借火。起自银两短缺的英商鸦片走私，广州的行商有暴利可图。这暴利与鸦片进口在中国急升的数字，有很多不同的版本，而任何版本都是惊人的。 以鸦片代替银两，中国的银两进口立刻减少，理所当然。但过了不久因为鸦片进口量大，银两就开始外流。因为银两是中国的货币，这外流引起通缩及经济不景。这应该是十九世纪初，干隆谢世后不久的事。 再过三十年，江河日下，银两外流变本加厉，林则徐见势头不对，给皇上的陈辞掷地有声，在广州大烧鸦片。可惜林前辈不明白一百年后经济学者才弄清楚的货币理论，所以他的分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是后话。 （四之三） 话说十八世纪后期，西班牙的不断战争使英国商人不容易找到银两到中国换取丝茶，他们就以生产于印度的鸦片代替。走私鸦片，英商与行商皆有暴利可图。干隆谢世后的十九世纪初期，鸦片进口的急升导致银两外流。 林则徐说银两外流会穷国，是不对的。问题是银两是当时中国的主要货币，这外流使货币量减少，导致通缩与经济衰退。要是当时中国懂得改变货币制度，像太平天国那样大的灾难可以避免。当然，我不是说鸦片进口是不应该禁止的。 上述的衰退是现代货币理论的重点。以我所知，第一个中国人清楚明白这重点的，是宋子文。这个以贪污名染神州的宋家子，起初对国家有赤子之心，而又的确大有才华。他在一九三四年为经济学大师费沙（I.Fisher）荣休而写的一篇关于中国财政的文章，很清楚地陈述银两外流对货币供应及经济衰退的关系。有资格为费沙荣休下笔的人不多，而费沙是货币理论的大宗师，宋先生若不是胸有成竹，怎敢班门弄斧？ 一八三四年，当鸦片进口与日俱增之际，一件少受注意但极为重要的事发生了。英国政府取缔了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专利权。自公行在一七二○年成立后，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只由东印度公司一家包办。虽然走私的英商不计其数，但他们不敢明目张胆，费用当然较高。 合法的一家公行对一家东印度公司，专利对专利，相安无事百多年，而东印度公司赚钱所付给政府的税，达英国库房的十分之一。问题是，走私的英商越来越多，而他们又要付走私费用，所以他们联手迫使英国政府在一八三四年取缔了东印度公司的专利权。 这专利取缔之后，此前的专利对专利变作英商自由竞争对一家行商的专利。这家行商当然大发其达，左推右挡，使英商“冇啖好食”。英商于是从东印度公司迁怒于公行，不断地建议政府要设法废除中国的公行制度。 一八三八年，见外交途径无效，怡和的James Matheson上书英皇，主张出兵，以武力强迫中国开放贸易。这封信一九六一年我在加大图书馆的陈年档案中读过，过瘾精采，今天记忆犹新。 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英国是以一些鸡毛小事为借口而派军舰的。炎黄子孙为了面子，就推到烧鸦片那方面去。其实，人家长途跋涉、粮食不足的一小队军舰，就把我们的天下大国杀下马来，还有什么面子可言呢？（一九○五年，俄国也如此这般地攻打日本，话都冇咁快就全军覆没。） 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一开头就废除公行。港岛及界限街以南割让，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城市外贸开放，也是在这条约之内。当然，鸦片只字不提。 一八五八年，见地方不够用，英国以天津条约租用了香港的新界。那时太平天国（一八五○-一八六四）搞得天翻地覆，英国要怎样就怎样。他们当时不“割”而“租”，是因为见到俄国在北方虎视眈眈，一“割”起来，中国给外人瓜分，贸易之计岂不是废了？ 是的，大英帝国是个“殖民地”老手。他们在印度中过计，知道要“殖”中国那样大之“民”，蠢事也。既不能“殖”整个中国，为了贸易，他们不要外人占领中国的土地，是不难理解的。 说起殖民，英国对香港的处理有九十分。他们不像康熙那样重视中国的文化，但重视香港人的知识。他们显然认为，香港人增加知识会减低他们对中国贸易的交易费用。 大约一百年前，先父从惠州到香港来，在街上被一个鬼佬以午餐为诱，进入湾仔书院学英语、数学。其后到天祥洋行作学徒，获授当时算是高科技的电镀之法。满师后先父要自立门户，鬼佬老板认为对香港会有贡献，大事嘉许，多方协助。战前的香港，这样的故事多的是。 战后，港英出了一个郭伯伟。在我认识的朋友中，维护香港最甚的是郭伯伟、夏鼎基与彭励治这三位连任的财政司，期长共四分之一个世纪。此三君皆是老香港，懂经济而又智力非凡。“东方之珠”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太平天国的动乱起自银两外流而导致的货币减少及经济衰退（我可能是这个论点的始创人），长达十五年，是中国的又一个致命伤。自相残杀三千万人（从比例算，大约是今天的两亿人）！太平天国中断了茶叶供应。嗜茶如命的英国佬，见中国缺茶，就试在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种植。一试成功，之后到今天鬼佬所喝的大都是非中国的红茶了。 太平天国后，神州大地更乏善可陈。一九○○年的义和团，一九一一年的武昌起义，跟而来的军阀时代，中日之战，国共之争，三反五反，百花齐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把炎黄子孙弄得死去活来。神州大地不是风云色变，而是乌烟瘴气。 一九八五年我白纸黑字写得清楚：二百年来，中国最有希望的日子，还是今天。两年多前邓小平先生谢世，我破例地穿上黑西装，结好黑领带，也要太太穿上全黑的，一起到新华社鞠躬。一位朋友嘲笑我这样做，我说：“你没有读过中国的历史吧！” （四之四） 一个国家由盛转衰而甚至没落，历史的例子有的是。但这些不是小国，就是那些在文化上不可以大书特书的。中国是一个例外。这不是我个人之见。老外学者朋友，一提到中国的历史，都为我们从极盛下降至极衰的这一千年摇头叹息，感到奇哉怪也。 任何国家都有上有落，就是美国也曾经有经济大衰退。但这些都不像中国的例子：从雄视天下到民不聊生；从道德伦理到腐化入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炎黄子孙受到了什么诅咒？ 维持一个民族的尊严，文化是极为重要的。英国本土算是小邦，但因为文化有厚度，其尊严历久不衰。我们的文化曾经高不可攀，但尊严也曾跌到无影无。这悲剧之悲，应该破了世界纪录。 说中国有优良的文化传统，老生常谈，但还是把我们的文化低估了。近二十年来，神州大兴土木，推土机第一次普及运作，出土文物多如天上星。这些文物，好些是博物馆的专家从来没有见过的。为了好奇，我曾经在这些新的古文物上下过功夫，所得的结论有二。其一，中国古代的文化，比我们历来自吹自捧的高得多。其二，不管骚人韵士怎样哭呀哭的，我们曾经相对地很富有。 然而，今天回顾，我们不难发现，在那光芒不可方物的日子中，我们缺少了一个科学传统。零零碎碎的近于科学家的人物是出现过的，但一个传统就谈不上。在欧洲，伽利略（一五六四——一六四二）、牛顿（一六四二——一七二七）、达尔文（一八○九——一八八二）等科学天才的崛起，其传统可上追公元前二百多年的阿基米德（公元前二八七——二一二）等人。而本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科学发现——半导体与基因（DNA）——又可上追牛顿及达尔文。为了应用科学，训练工程师的学院在二百年前已在法国开始了。 我们今天肯定地知道，中国人的数学天分非常高，而就是没有连结队，近数十年来我们拿得科学诺贝尔奖的也有好几个。科学天分我们有的是，但为什么我们没有科学的传统呢？ 这个老问题不是我发明的。我个人发明的答案，是历史上我们没有司法制度（Judicial System），从来不论法理（Jurisprudence）。而律师这个行业，在二十世纪之前我们是没有的。在欧洲，法律学院始于罗马帝国，那是二千年前的事了。 神州在皇帝之下，治国之道是讲伦理（不是法理），论风俗（不是前案例）。我们试行孔夫子的理想：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我们论孝，也高举儒家学说。不要低贬这些事。以论理、风俗治国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费用低廉。昔日包公审案或郑板桥的判案故事，比之今日香港的律师、法庭，其费用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不要忘记，郑板桥是个诗人，精于书画；只因为读过书，就可以大判其案了。 伦理治国费用低廉，在一个不变、安定或缓进的社会中，大有可取。但说到日新月异，风起云涌，伦理治国在三方面要付出大代价。 第一方面，在伦理治国的制度下，以读书识字来考什么进士的，求的是一官半职。历史上，从陶渊明到苏东坡到郑板桥，我们不容易找到一个算是有学之士是没有做过官的。那是说，求学是求官，求生计及一点“治”权。伦理学问可治，科学学问不可治也。读书识字的，或多或少要向伦理那方面下功夫，论什么君子、小人，科学的兴趣也就不容易培养出来。要是我们昔日有司法，法治由律师专业处理，懂得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苏东坡，可能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是的，我们历来科学人材的缺少，不是没有天分，而是有天分的都讲伦理，谈诗论词去也。 第二方面的代价，是伦理治国会造成一个文盲众多的社会。历史上，我们从商的可能富有，为官的学者生活挺不错。余下来务农或工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用不读书识字。以学问治国就有这样的一个困难：没有一个纯以学问生产而谋生的空间。 第三方面的代价，是伦理治国没有弹性。伦理、风俗、习惯，是根深蒂固的事，不可以像欧西法律那样要改就改。三十多年前在芝加哥与戴维德（A.Director）论法律，他的高见是英国始创的普遍法的费用，比欧洲大陆的成文法为高，但较有弹性。相比之下，我们的伦理治国费用最低，但弹性最少。 弹性不足的伦理，遇到日新月异的发展，风起云涌的演变，就应付不了。我们要搞一个革命才能把辫子割下来！历史上，中国是一个革命的国家。要是伦理治国有足够的弹性，好些革命是可以避免的。 惊回首，俱往矣！我要再说一次：二百年来，我们最有希望的日子，还是今天。事生于世而备适于事，北京的领导人要放弃成见，大胆地引进老外可取的法门，用之于炎黄子孙的天才上。这样，昔日的光芒指日可再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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