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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一个从未谋面的青年报贩这样称呼我。 “多谢教授”，搭计程车付车费时，那司机又是这样称呼。 年多来，我就发觉有这样的一点微妙的转变：此前的称呼是“张教授”，但近来好些陌生人竟然把“张”字省去。 黄起阜、钟祖文等人是老朋友，省去“张”字不足奇，但他们是我的长辈，又是那样相熟，怎还可以口口声声叫“教授”（而不叫我的名字）呢？ 艺术或文艺界的朋友，酒楼、餐厅的侍应，凡是认得我的，皆以“教授”或“张教授”称呼我。刊物上提到“大教授”是指我；单说“教授”二字，多半又是我。 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不久前与两位忘年之交谈起这件称呼的事，他们也啧啧称奇。虽然名分上我真的是教授（没有骗你，自己对此有点不相信），但教授何其多也，而在众多教授之中，我是最不应该被称为“教授”的。 三十年来，我有如下的习惯：不喜欢入“会”，不参加任何组织；名片、头衔一概不用。我认为这些没有意思，决不过瘾，与我喜欢我行我素的脾性不合。这脾性令好些人认为我狂妄自大，但了解我的朋友都明白，不会这样看我。 例外是有的。据个人所知，我是唯一在美国受训而不是美国经济学会员的经济学者，但当高斯（Ronald Coase）、艾智仁（Armen A.Alchian）与赫舒拉发（Jack Hirschleifer）一起提名我作飘利年山学会（Mount Pelerin）的会员（高斯更亲自打电话来邀请），我就不好意思退却了。入会后，我没有交会员费十多年，但他们还没有把我除名，尴尬之下，我于前年补交了一大笔欠下的会员费。年多前，美国的西方经济学会提名我作会长，我打算推辞，但同事们说这名头对港大有好处，我就接受了。尴尬的是，作为副会长（今年是副会长，明年是待任会长，后年才是会长），我到如今还不是该会的会员，还没有交过会费；这实在太不成话，要更改一下。 二十八年前在芝加哥大学时，夏里·庄逊（Harry Johnson）说伦敦大学可以给我一个荣誉博士衔，但我要到该校去作一年的勾留，而他有办法减至六个月。我的回应是，到该校的经济学“少林寺”去学一点功夫，很有意思，但衔头可免则免。 在大学的有关书信上，我的秘书知道我的名字之下不要加上“教授”或“院长”之类的任何称号。例外的是替同事们写介绍信时，才会用上这些头衔。 六十岁生日时，黄君实送我一联（诗的集句），首句是龚自珍的“别有狂言谢时望”，下句是杜甫写李白的“飞扬跋扈为谁雄”，深得我心。黄师傅并非我的忘年交，怎能对我知得那样清楚？闲着无聊之际，我喜欢夸夸其谈，有时“别有狂言”而“跋扈”一下。但我对名头、声望其实毫无兴趣，在“谢时望”中，算是偶尔“飞扬”而自娱了。 我曾经为文写过，在中国历来的人物中，我最欣赏李白。在文中我也说过，好些朋友认为我的品性象李白（但我也说明，我的才华与李白差得太远，不能相提并论）。 奇怪的是，像李白那样的人，没有谁会称他为教授的。即使李白复生，真的是一位教授，街头巷尾的人也不会口口声声叫他“教授”的。这是因为“教授”是一个相当形式性的、礼仪性的称呼。套在狂得“飞扬”的李白身上岂不有点不伦不类，有点奇哉怪也？ 我认为，“教授”之称，套在我身上比套在李白身上还要奇怪。我在西湾河长大，“粗口”说得比英语更流利（此李白所以不及也），每年结上领带不到十次（曾送我领带的朋友，对此颇有微词，而偶尔结领带上课，学生必哗然拍掌），难道这些见不得“光”的本领，是教授的“礼仪”吗？不可能吧。 我对这“教授”之迷的唯一解释，是香港人对“教授”的“礼仪”很有抗拒感。但忽然间，他们发现香港有一个“知书”而不“识礼”的“教授”，认为大有新意，就对我“教授”、“教授”地过瘾起来了。若是如此，我对“教授”这称呼倒是却之不恭的。 ——摘自1996年5月10日《壹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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