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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进入了半退休状态，多点时间做校外的事，今年开始我就答应了好些大学去讲话——国内所说的作报告。前些时去了武汉的华中理工学院及武汉大学作过两次讲话，一个座谈。这两次讲话的录音被整理后发表在《经济学消息报》上，获得颇大的反响。后来我找到这两份发表的原文，很满意，也使我意识到今天大陆的学子，其理解能力明显地在我们港大的学子之上。 到北京作讲话，只有四天时间。我见婉却了那么多年，就可接尽接，结果在四天之内作了三次座谈，五次演讲。我作演讲是从来不用作准备的，但讲前要很松弛，脑中要一片空白，才可以讲得好象是准备了的。所以在北京每天我早睡晏起。话虽如此，四天之内讲八次话——其中一天讲三次——自己从来没有试过。全力以赴，讲来不过不失也算是不错了。 北京的讲话，比不上武汉的。主要原因可能不是过于频密，而是北京交通挤塞，动不动就是一个小时不安宁的车程，使我的脑子不能静下来。 十月十日晚抵北京，十一日早上起来先要做两件事。第一是要到永玉的万荷堂欣赏一下；第二是要赶到故宫去参观五十周年所展出的中国古书画精品。 永玉自己精心制作的万荷堂，有口皆碑，他曾经邀请我到那里小住好几次了。果然名不虚传。是很大的地方，大概有六、七座仿古的建筑物——凡建筑、家具、陈列，就是植物的品种皆古。我虽然对中国古代的文化有点研究，但比起永玉就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怎样说，我就怎样听。可惜只能在那里勾留了两个小时。总有一天我会去小住，细心地研究一下。 赶到故宫，竟然找来找去也找不到精品展出的地方！真的莫名其妙。这样重要的展出，却没有告示指引，而问了几个工作人员，竟然没有一个知道。秋高气爽，我们三个人在故宫内东奔西跑，身水身汗，终于还是找到了。果然是精品，王珣的《伯远帖》，李白的《上阳台》，历历在目，而展场中只有三几个人，使我觉得是进入了一个奇异的世界。 在展览场内只能欣赏半个小时，就要赶到新华基金作座谈。谈的当然是关于近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座的都是该基金的年青职员，知识水平很高，但他们跟后来我遇到的其它青年一样，答错了我提出的一个问题。 我问：假如今天中国废除外汇及有关的管制，人民币会升值还是贬值呢？他们都答会贬值。答错了。但当我继续问：假如今天香港政府宣布下个月会实施外汇管制，香港的外资会增加还是会跑掉？他们都说会跑掉。答对了。我再问：那么为什么你们说废除汇管人民币会贬值呢？他们无言以对。 十二日正式“开波”，上午先到人民大学进午餐，跟的讲题是《不要把中国人小看了》。不是学术性的，内容是说中国人不仅刻苦耐劳，工资低廉，而近几年来中国的青年学得很快，连知识及天分的价格也相宜之极，参加国际上的生产贸易竞争，是不需要任何政府的保护的。事实上，保护缚手缚脚，与老外竞争起来诸多不便，凶多吉少也。虽然那些所谓“保护”是维护特权利益，但无可避免的印象是小看了自己中国人。 下午五时转到北京大学，晚餐后的讲题是《高斯定律的谬误》。这个及后来的三个讲题都是学术性的，是自己数十年来从学术生涯中所得的一点收获，天天想，想了数十年，当然是驾轻就熟了。 十三日早上先到天则研究所座谈。这是个很有分量的研究所。他们要搞一个“中华新制度经济学会”，出一些刊物，请我作名誉会长。我对名誉没有兴趣，推却了，但我很欣赏他们的意图，所以答应了会尽可能多给他们的刊物写文章。 是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六十年代我和高斯等几个人搞出来的、今天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大门学问在中国很风行，而天则的人材有的是，这学会是会办得很好的。 中午到北京师大进午餐，跟的讲题是《快要失传的价格理论》，内容我曾在《壹周刊》发表过。晚上到清华大学，晚餐后的讲题是《经济解释》，那是涉及科学的方法了。 最后一天，十四日，早上与几位国务院的朋友座谈，说的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到机场的途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午餐，跟的讲题是《交易费用与经济效益》，是自己发明的一些观点。 这次北京之行，有四点要写下来的。第一，最重要的，是北京的学生真的很了不起。我想，要是四十年前这些学生有我的际遇，在美国得到大师指导，我怎样也比他们不过。第二，五间大学请我吃的午餐或晚餐，其食品水平远超香港的所有大学。其三，首两次演说我用英语，到了第三次，翻译的青年学者翻了十多分钟后，突然说：“我要请张教授用普通话讲，他讲得不对我从旁协助。”我没有他的办法，于是逼试用普通话。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以普通话演说，余下来的其他两个演说都是用普通话，虽然说得一塌糊涂，但对我来说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了。 最后一点是在五间名校的讲话，座无虚设，而站的人多的是。这种破纪录的英雄式的接待，主要是因为我十五年前出版的《卖桔者言》。据说这本旧作在国内曾经有手抄本。八八年在四川再版时被抽起了一些比较敏感的文章，三万二千本一下子卖光，影印本广泛流传。 香港的学者，是要多用中文写些有教育性的文章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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