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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朋友和读者，往往将我的小说看成了金融小说，并划进财经小说一类，同时把我看成专写金融的财经小说的作家。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 金融小说、财经小说自然也是小说，这些朋友绝对没有贬低我以及其他财经小说家的意思。不过，说真的，我是最没有资格写财经、写金融的一个作家。所谓财经小说，是以小说为形式，让读者获得商业知识和经商的种种决窍的文学作品。在“小说”之前加“财经”或“金融”这些定语，无非是让小说的社会功能，将“生活的教科书”这个主位，让给“从商或从事金融的教科书”而已，正如以科普为目的的科学幻想小说，或者以娱乐为主的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一样。既没有接受过专业教育，又没有实际操作经验的我，是没有条件担任这一重任的。我写《大上海人》系列，其本意，是为了解剖大上海，解剖上海人，以促使上海从封闭到开放，从而反映社会，反映时代。金融，只是切入口之一。我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经对此作过比较完整的说明，此信早已于1992年1月13日以《历史和历史感》为题，发表在《文汇报》“笔会”版上。其意是说，城市是市场所结之果，现代上海，正是国际经济市场的产物，要解剖上海人，只有将上海人安放到经济市场的手术台上才能见到真血脉和真骨骼。而促进经济流通的血脉，正是金融。其道理，正如《红楼梦》有大量言情，却不能归入言情小说一样。 正是这个动机，我开始与上海金融界接触，成了我国新时期以来，最早一个关注金融改革的作家。可以说，第一篇反映上海金融改革的报告文学，就是我写的《上海：复苏中金融中心》，发表于1988年第6期《十月》，差不多与《大上海沉没》同时问世；嗣后，我陆续写了上海金融改革的很多方面，包括上海信托公司的出现、证券业的兴起和外资银行到上海落户。自然，《商界》也写到了金融，而且比我早两个月发表。它写到了银行与商界的关系，但是只是写了计划经济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金融在商业流动中的作用，尚未正面写金融改革对于整个经济改革、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与我是有一定区别的。我另外还写了不少关于财经方面的报告文学，那也只是为了文学创作(首先是写《上海：性格即命运》这一本长篇报告文学，然后是《大上海人》长篇系列的创作)搜集材料的一种途径罢了。 是的，读者把我看成这样的作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世界级的管理专家彼得·德鲁克说过：“超国界的经济主要推动力是奖金的流动，由资金和信用所构成的象征性经济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由商品和劳务构成的实质经济。”中国需要有通过商业经营、其中包括金融活动的揭示时代本质、人性指归的像《子夜》那样真正能传之后世的文学巨著，同时也需要有更浅显易懂、便于了解当代这个世界的经济结构、甚至具体操作、在这过程中需要怎样的思想品质和道德观念的财经小说。中国人，长期来，在小生产者的自然经济下生活得太久了，如今，在世界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需要正确地认识自身，哪些是美的，哪些是丑的；哪些是应该发扬的，哪些是应该扬弃的，哪些是应该赞美的，哪些是应该鞭挞的……然后去面对这个崭新的世界，投入我们自己的市场经济建设。 从这个角度说，我没有达到自己所定的目标。也就是说，既没有写出像《子夜》那样的文学巨著，也没有写出可以让人获得当代财经知识的本意上的财经小说。除了这个领域的特殊性，对一般作家具有一定难度以外，更主要的是因为我缺乏这方面的生活经历与体验。这是一个大题材，而且，又是一个永远处于“熟悉而又陌生”中的、艰深的、新的工具和经营手段更替频繁的业务领域，一个充满了尖锐的社会矛盾、赤裸裸的人性冲突的天地，处处、时时都有着真与假、善与恶、成与败、生与死的较量，仅仅靠采访写作，是无法让作品具有恢宏开阔的视野，以及生活的深度和厚度的，必须沉下去，拿自己的命运押进去作一番拼搏。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有不少作家这样做了，下海了，有的呛够了水，有的成了百万富翁。有的与文学分了手；有的则继续握笔在写，而且出了一些好作品，可惜和时代的发展步伐相比，是远远不够的。主要问题，大都写了自己下海经商中的体会，表述个人体验较多，没有把它作为反映整个时代、整个社会的切入口来处理。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吧，最近我进入了股市，亲口去尝一尝梨子的滋味。尝与不尝，的确是大不一样的。不过，不管怎样努力，我的初衷永远不会改变，这就是：我写的，仍然是为了解剖上海，反映时代，而不是一些朋友和读者所说的那种财经小说或金融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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