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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考察了处于产业发展状态的社会会发生什么样的经济变化，接下来我们将考察产业发展对总产品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在这里所要考察的分配制度，是最为复杂的分配制度，而且实际上包括了所有其他分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工业品是在劳动者和资本家这两个阶级之间分配的，农产品是在劳动者、资本家和地主这三个阶级之间分配的。 通常所谓的产业发展，大体上有以下三个特征，即资本增加、人口增长和生产改良（这里的生产改良一词应按其最为广泛的意义来理解，不但包括改进生产商品的方法，而且还包括改进从远地获得商品的方法）。其他各种变化，基本上都是这三种变化造成的。举例来说，粮食生产费用不断增加的趋势，是需求增加造成的，而需求的增加要么是人口增加造成的，要么是资本和工资的增加使穷人得以增加消费造成的。我们最好先一个一个地分别考察这三个原因，然后再以我们认为适当的方式考察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情形。 我们首先假设，人口增长，而资本和生产技术保持不变。这种变化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十分明显的，就是工资将下降，劳动阶级的境况会恶化。相反，资本家的境况则将得到改善。资本家用同样多的资本可以购买到更多的劳动，获得更多的产品。他的利润率将提高。我们由此而可以证明，利润率依赖于劳动费用；因为劳动者得到的商品数量减少了，而在假定生产商品的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劳动者得到的商品数量的减少也就意味着劳动成本的降低。不仅劳动者得到的实际报酬减少了，而且劳动者得到的劳动产品数量也减少了。前者关系到劳动者自身的利益，后者则关系到雇主的利益。 到此为止．商品的价值尚未受到任何影响；所以也就没有理由认为地租会上升或下降。但是，我们如果进一步考察人口增加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就会看到这样的结果。随着劳动者人数的增加，他们的生活条件会相应降低，因为虽然劳动者人数增加了，但他们却只能得到与以前一样多的劳动产品。然而，他们会节省其他享乐，而不会节省粮食，每个人会消费同以前一样多、一样好的粮食；或者即使粮食的消费量有所减少，也不会按劳动者人数增加的比例减少。根据这种假设，尽管实际工资有所降低，增多的人口仍需要更多的粮食。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假设工业技术和知识保持不变，所以只能通过耕种劣质土地或采用相对于支出而言生产率不那么高的生产方法才能获得更多的粮食。人们不会缺少扩大农业所需的资本，因为虽然根据假设现有的资本没有增加，但由于劳动者不得不减少另外一些不那么迫切的需要，因而可以从生产这些物品的产业那里节省出足够的资本。所以，人们是可以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的，但却是用较高的费用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的交换价值因此而必然上涨。有人也许会反驳说，既然利润上升了，生产粮食的额外费用就可以由利润来支付，而价格丝毫不会上涨。毫无疑问，额外的费用是能够由利润来支付的，但实际上却不会由利润来支付，因为如果由利润来支付的话，农民的处境就不如其他资本家了。利润的增加是工资下跌的结果，因而所有雇主的利润都会增加。粮食生产费用的增加，是不得不以较高费用耕种土地造成的，只影响到农民。这是一种特殊的负担，不管一般利润率是高是低，农民都必须为此而得到特殊的补偿。若其他资本家的利润不减少，农民就不会无限制地听凭自己的利润减少。只有当投入农业的新资本带来的利润同投资于其他方面带来的利润一样高时，农民才会扩大耕种面积。所以，农产品的价值将按生产费用增长的比例而上升。农民所承受的特殊负担因此而会得到补偿，农民会与所有资本家一样享有较高的利润率。 根据我们已经熟悉的原理，可以推知，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将上升。前面已经说过，如果必须用一定量的资本来耕种最差的土地，或如果必须在最为不利的条件下运用这种资本，那么相对于投入这种土地的资本而言，任何其他土地便会得到剩余产品，这些土地也就能用这种剩余产品支付地租，而且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也必须支付这种地租。所以，只要农民不得不耕种劣质土地，或不得不采用较为费工费时的耕种方法，地租就会上升。而且这种上升是双重的，这是因为，首先实物地租也即谷物地租会上升，其次，既然农产品的价值已经上升，所以用制造品或外国商品计算的地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可以用货币地租来表示）也会进一步上升。 上述过程的各个阶段（如果在作了以上说明之后，仍有必要加以回顾的话）可以叙述如下。谷物价格上升，为的是偿付在劣质土地上或用花费较多方法生产更多的谷物所需的资本及其普通利润。就这种增加的谷物来说，上涨的价格只不过相当于增加的费用；但是当所有谷物的价格都上升时，价格的上升便会给所有谷物（除了最后生产出来的那些外）带来超额利润。假设某一农民过去惯于按照每夸脱40先令的价格生产小麦，总共生产100夸脱，现在需要120夸脱，其中最后20夸脱只能按每夸脱45先令的价格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农民就不仅仅是从最后20夸脱上每夸脱多获得5先令，而是从全部120夸脱上每夸脱多获得5先令。因而，他除了得到普通利润外，还可以得到25镑超额利润，不过，在自由竞争状态下，他并不能把超额利润据为己有。然而，也不能迫使他把超额利润转让给消费者，因为如果价格低于每夸脱45先令，他就不会生产那最后20夸脱。于是，价格会保持在每夸脱45先令这一水平上，而在竞争的作用下，那25镑超额利润不是转让给消费者，而是转让给地主。所以，在生产方法没有得到改进的情况下，若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则地租必然上涨。这是一条真理，在作了以上最后证明之后，我们在下文中将把这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上面引入的这一新因素，即粮食需求的增加，除了使地租上升外，还会扰乱产品在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人口的增加会减少劳动的报酬，而如果劳动成本与劳动的实际报酬按同一幅度减少的话，则利润便会相应增加。然而，如果人口的增加导致粮食产量增加，增加的粮食又必须以较高的费用来生产，那么，劳动成本与劳动的实际报酬就不会按同一幅度减少，因而利润也就不会相应地得到提高。甚至有可能一点也不提高。劳动者的生活也许一向很好，现在所遭受的损失只不过是减少其他方面的享受，而不必减少自己所吃的粮食，也不必降低自己所吃粮食的质量。为增加的人口生产粮食会使生产粮食的费用大大增加，以致工资虽然在数量上有所减少，但可能仍代表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成本，可能仍是同从前一样多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根据这种假设，劳动者遭受的损失部分被生产最后那份农产品所需增加的劳动吸收了，其余部分为地主所得，只有地主总能分享到人口增加带来的好处。 第二节 第二种情形：资本增加，人口保持不变 现在让我们把假设颠倒过来，不假设资本保持不变，人口增加，而假设资本增加，人口保持不变：生产方法，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们通过努力后来获得的，都仍和以前一样假定未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的实际工资不会下降，而会上升；既然生产劳动者消费的物品所支付的费用没有减少，工资的上升也就意味着劳动成本的相应增加和利润的减少。换句话说就是，既然劳动者人数没有增加，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也同以前一样，总产品就不会增加，增加工资就必然使资本家遭受损失。劳动成本增加的幅度，也并非不可能大于实际劳动报酬增加的幅度。劳动者生活状况的改善会增加对粮食的需求。劳动者以前的生活也许很糟，甚至吃不饱，现在也许会增加粮食消费量，或用一部分或全部增加的收入来购买更好的粮食，例如不再吃燕麦戈马铃薯，而改吃小麦，因此而需要更多的劳动和土地。农业生产的扩大，通常意味着生产费用增加，价格上涨，结果，劳动成本不仅会因为劳动报酬增加而上升，而且还会因为构成劳动报酬的商品涨价而进一步上升（从而利润进一步下降）。这些因素会导致地租上升。此时，资本家的所失便会超过劳动者的所得，超过的这部分，有些会转给地主，有些会被在劣质土地上种粮食的费用或用生产率较低的方法种粮食的费用所吞噬。 上面考察了两种简单情形，一种是人口增长，资本保持不变，另一种是资本增加，人口保持不变。现在我们要考察两种增长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情形，即人口和资本同时增加的情形。如果其中一个因素的增加快于另一个因素，那就与前面讨论过的那两种情形没有什么不同了，所以我们假设它们以相同的速度增加；检验速度是否相同的方法，是看每个工人获得的商品是否和以前一样，数量是否和以前相等。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种双重增长对地租和利润的影响。 人口增长而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不恶化，当然会增加对粮食的需求。由于假设生产技术保持不变，增加的粮食必然要用较高的费用来生产。为补偿生产较多的粮食而支付的较高费用，农产品的价格必然上涨。尽管只是一部分粮食的生产费用有所上升，但价格的上涨却会扩展到所生产出来的全部粮食，超额利润由此而会大大增加，在竞争的作用下，这种超额利润会转到地主手中。无论是用产品数量来衡量，还是用劳动成本来衡量，地租都会上升；与此同时，既然我们假定工资在数量上保持不变，则其所包含的劳动成本便会增加。劳动者得到的必需品同以前一样多，货币工资也就必然会提高；由于所有生产部门的货币工资都将提高，因而资本家无法通过改变经营项目来使自己得到补偿，损失也就必然要由利润来承担。 由此可见，资本和人口增加的趋势会在牺牲利润的情况下使地租上升，尽管地租并没有获得所损失的全部利润，其中一部分被增加的生产费用吸收了，也就是被用来雇用或养活更多的劳动者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当然，这里的所谓利润应当理解为利润率；因为如果资本数量增加，即便利润率降低，从绝对数量上说，利润总额也仍会增加，尽管相对于总产品而言利润总额减少了。 这种利润下降的趋势经常被生产上的改良所抵消，不管这种改良是起因于知识的增加还是起因于更多地利用已经获得的知识。这就是前述三个因素中的第三个因素，该因素对产品分配的影响我们已答应要进行考察。为考察的方便起见，同考察另外两个因素时一样，我们将首先假设它是单独发生作用的。 让我们假设资本和人口保持不变，生产技术突然得到了改良；生产技术得到改良的原因是：发明了效率更高的机器或较为省钱的生产方法，或通过对外贸易可以得到较为便宜的商品。 生产上的改良所涉及的，可以是劳动阶级日常消费的某些必需品或享乐品，也可以是专供富人消费的奢侈品。不过，产业上的那些巨大改良只有极少数完全属于后一类。农业改良（除了那些只涉及珍稀产品的改良外）会直接影响劳动者的主要开支项目。蒸汽机以及其他各种提供动力的发明，适用于制造所有物品，当然也适用于制造劳动者消费的物品。甚至机动织机和多轴纺纱机，虽然当初只用来制造最为精美的纺织品，但也同样可以用来制造劳动阶级穿着的粗糙的棉织品和毛织品。对机车的各种改良，不但会降低奢侈品的运费，而且也会降低必需品的运费。新的贸易部门的设立，几乎总是会直接或间接地降低某些大众消费物品的生产费用或输入费用。所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断言，生产上的改良一般都会降低劳动阶级所消费的商品的价格。 若生产上的某项改良所影响的不是一般劳动者消费的商品，则该项改良便不会改变总产品的分配状况。的确，受到影响的那些特殊商品会降价Z既然可以用较少的费用生产它们，它们的价值和价格也就会降低，所有那些消费它们的人，无论是地主、资本家还是有技术而享有特权的劳动者，也就会得到更多的享乐品。然而，利润率却不会提高。按商品数量计算，利润总额固然增大了，但如果按照这些受到改良影响的商品计算，资本的价值也提高了。因而资本的利润率同以前是一样的。资本家不是以资本家的身份而是以消费者的身份而受益。地主和享有特权的劳动阶级如果也消费这些商品，则可分享这种利益。 生产上的改良如果减少的是生活必需的生产费用或广大劳动者日常消费的商品的生产费用，情况便会与此不同。在这里，各种不同力量的相互作用是相当复杂的，因而需要作较为仔细的分析。 前面曾说过，农业方面的改良可分为两种。有些农业改良仅仅节省劳动，使一定数量的粮食可以用较少的费用生产出来，但并不减少土地的耕种面积。另外一些农业改良则不仅使一定面积的土地能以较少的劳动生产出同以前一样多的产品，而且还可以生产出比以前多的产品，因而如果不需要更多的产品，就会有一部分耕地被闲置，由于被闲置的往往是生产力最低的土地，所以调节市场的就将是比以前好的土地。 要说明农业改良的作用，我们就必须假设这种改良是突然发生的，以使在改良期间资本和人口不增加。其作用首先是使农产品的价值和价格下跌。这是上述两种农业改良．特别是后一种农业改良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第一种改良既然没有增加产品，也就不会使任何土地闲置，耕种边际（查默斯博士语）就会同以前一样，农业无论从耕种面积上说还是从耕作的精细程度上说都不会后退，调节农产品价格的仍是过去那些土地和资本。但是，既然这些土地或资本以及其他所有生产粮食的土地或资本现在能以较少的费用生产粮食，因而粮食的价格也就会相应降低。若生产费用节省了十分之一，粮食的价格也就会下降十分之一。 但假设改良是第二种，不仅使土地能用比过去少十分之一的劳动生产出同以前一样多的粮食，而且使土地能用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生产出比以前多十分之一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改良所带来的结果会更为明显。此时可以缩减耕种面积，用较少的土地便可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即使现在较少的土地和过去较多的土地平均说来质量是一样的，粮食价格也会下降十分之一，因为现在用比过去少十分之一的劳动便可以生产出同样多的粮食。但是，既然被放弃的那部分土地是肥力最低的土地，以后调节粮食价格的土地就将是比过去质量好的土地。所以，生产费用除了因为生产技术的改良而降低十分之一外，还会相应于农业的“边际”转向肥力较高的土地而进一步降低。因此，粮食价格的下降是双重的。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这种突然的改良对产品的分配产生的影响，先考察对地租产生的影响。两种改良的前一种将使地租下降，后一种将使地租更大幅度地下降。 假设对粮食的需求，要求人们耕种三级土地，这三级土地以相同的面积和相同的生产费用可以分别生产出100、80和60蒲式耳小麦。小麦的价格平均说来将正好使人们耕种第三级土地也能得到普通利润。所以，第一级土地将提供40蒲式耳超额利润，第二级土地将提供20蒲式耳超额利润，这些将构成地主的地租。首先让我们假设农业改良没有使土地能生产出更多的谷物，但却可以用比过去少四分之一的劳动生产出同以前一样多的谷物。在这种情况下，小麦的价格将下降四分之一，80蒲式耳小麦的售价将与过去60蒲式耳小麦的售价相同。但第三级土地生产的产品仍然是为人们所需要的，由于生产费用与价格按同一幅度下降，所以耕种这级土地仍能带来普通利润。第一级和第二级土地也仍将分别提供4O蒲式耳和20蒲式耳剩余利润，因而谷物地租仍将和以前一样。但既然谷物价格下降了四分之一，所以谷物地租所能换得的货币和所有其他商品也就减少了四分之一。由此可见，如果地主用其收入购买制造品或外国产品，那他的生活水平便下降了四分之一。他作为地主所得到的收入减少了四分之一，只有作为谷物的消费者，他的境况才和过去一样。 如果是另一种农业改良，则地租会以更大的幅度下降。假设现在生产市场所需要的产品数量，不仅所使用的劳动可以减少四分之一，而且所使用的土地也可以减少四分之一。如果继续耕种全部土地，生产出来的粮食就会远远超过市场的需要。现在必须放弃一部分土地，这部分土地生产出来的粮食等于所需粮食的四分之一；由于第二级土地生产的粮食正好等于所需粮食的四分之一（240蒲式耳中的60蒲式耳），因而这级土地将被闲置。现在只耕种第一级和第二级便可以生产出240蒲式耳，第一级土地可以生产出100蒲式耳加三分之一即1331/3蒲式耳，第二级土地可以生产出80蒲式耳加三分之一即1062/3蒲式耳，总计正好240蒲式耳。现在最差的土地是第二级土地，而不是第三级土地，调节粮食价格的便也是第二级土地。现在要偿付资本外加普通利润，得用1062/3浦式耳而不是60蒲式耳。因此，小麦的价格将不象在第一种农业改良的情况下那样按60与8O之比下降，而是按60与1062/3之比下降。即便如此，也仍未能充分说明地租所受到的影响。现在第二级土地的全部产品都得用来偿付生产费用。第二级土地既然是最差的土地，也就不支付地租。第一级土地将只提供262/3蒲式耳地租而不是40蒲式耳地租，即1331/3蒲式耳与1062/3蒲式耳之间的差额。全体地主仅就谷物地租而言就将损失60蒲式耳中的331/3蒲式耳，与此同时，所剩下的谷物的价值和价格还将按60与1062/3之比下跌。 由此可见，突然而普遍地实施农业改良无疑是有损于地主的利益的。人们一直认为这种观点是荒诞的，并据此而把最先提出这种观点的李嘉图称为精神变态者，这里就不再列举更难听的话了。我看不出这种观点有什么荒诞之处，相反，在我看来，倒是攻击这种观点的人思想方法有问题。只有当叙述得不得当时，这种观点才似乎是荒唐的。如果我们说某个地主会因为自己的地产得到改良而遭受损害，那肯定是站不住脚的，但我们只不过是说，该地主会因为他人的地产（当然也包括这个地主自己的地产）得到改良而遭受损害。谁都不会怀疑，倘若该地主能垄断农业改良，能把自有土地上产量的提高和农产品价格保持不变这两种利益结合在一起，那他就会通过农业改良获得很大利益。但是，如果所有土地的产品都同时增加，粮食价格又不如以前高，那就完全有理由认为，地主将受到损害，而不是得到好处。无论什么因素，只要能使农产品的价格永久降低，也就会使地租下降，这是大家所承认的；而且采取以下看法也是符合常识的，即：如果由于土地生产力提高，不再需要耕种那么多土地，则土地的价值就会同其他物品的价值一样，由于需求减少而下降。 我非常乐于承认，地租实际上并没有因为农业改良而降低。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农业改良从来不是突然发类的，而总是缓慢发生的，从未远远超过而常常是远远落后于资本和人口的增长。固然农业改良趋于降低地租，但资本和人口的增长却趋于提高地租，而且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由于农业改良往往增加资本和人口的边际，因而资本和人口的增长会大大提高地租。但我们首先必须考察农产品价格的突然降低是如何影响利润和工资的。 最初，货币工资也许会保持不变，因而劳动者将会得到农产品价格下降的全部利益。他们可以增加粮食和其他物品的消费量，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用同样的费用购买更多的物品，至此，利润并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劳动者的经常报酬实质上取决于前面我们所说的他们过惯的生活水平，即取决于他们在情愿要孩子以前作为一个阶级所要求达到的生活水平。如果生活状况的突然改善能对劳动者的嗜好和需要产生持久的影响，那么劳动阶级就会永远受益。但是，劳动者不仅有可能用相同的工资购买比以前多的舒适品和享乐品，而且也有可能用较少的工资购买同以前一样多的舒适品和享乐品，在后一种情况下，人口便会增加，而劳动者所习惯的生产水平却不会降低。到目前为止，劳动者还是这样来利用增加的生活资料的，他们把增加的生活资料径直转变成了粮食，用来养活更多的孩子。所以农业改良很可能会使人口受到刺激，一代人之后，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就不会再高于改良以前的工资了。实际工资之所以会下降，一方面是因为货币工资将降低，另一方面是因为粮食价格将上涨，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人口增长导致需求增加，而需求的增加又使生产粮食的费用上涨。货币工资下降多少，利润就会上升多少，因为资本家不增加资本开支，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效率同以前一样高的劳动。我们由此而看到，如果劳动者的习惯和需要没有改变和提高，那么生活费用的降低，无论是起因于农业改良还是起因子输入外国产品，通常都会降低货币工资和地租，而提高一般利润率。 以上论述的是降低粮食生产费用的农业改良所带来的结果，若用较为便宜的粮食代替较昂贵的粮食，其结果与此是一样的。同样的土地使用同样的劳动，若种植玉米或土豆而不种植小麦，则可以为人类生产出数量大得多的粮食。如果劳动者不吃面包，而只吃玉米或土豆等较为便宜的粮食，同时所得到的补偿不是增加其他物品的消费量而是提早结婚，生育更多的子女，那么劳动成本就会大大减低，若劳动效率不降低，利润就会上升；而地租则会大大下降，因为全体人口所需要的粮食现在用一半或三分之一的麦地就可以生产出来。与此同时，很显然，在万不得已时，过于贫瘠而不能种植小麦的土地也可以用来种植土豆，生产出来的土豆是足以养活生产上所必需的那点劳动力的，因此，同种植谷物相比，在种植土豆或玉米的制度下，土地的边际最终会进一步下降，地租最终会进一步提高，因为土地在达到其生产能力的极限以前，可以养活多得多的人口。 如果我们假设改良不是发生在粮食生产上，而是发生在劳动阶级所消费的某些制造品的生产上，则工资和利润所受到的影响最初会与上述情形相同，但地租所受到的影响则有很大不同。地租不会降低；相反，如果生产改良的最终结果是增加了人口的话，地租甚至会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利润则会降低，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无需加以说明。 第五节 第五种情形：三个要素都向前发展 前面我们一方面考察了人口和资本的正常增加会如何影响产品在地租、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分配，另一方面考察了生产改良特别是农业改良对产品分配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人口和资本的增加会降低利润，提高地租和劳动成本，而农业改良则往往会降低地租，凡是能使劳动者消费的物品价格下降的生产改良，都会降低劳动成本而提高利润。既然已弄清了人口和资本的增加以及农业改良分别产生的影响，也就很容易确定它们同时起作用会产生什么影响，所谓同时起作用，就是资本和人口较为稳定地增加，与此同时，人们经常进行农业改良，新的农业知识和新的耕作方法不断普及。 若劳动阶级的习惯和需要（这决定了他们的实际工资）是给定的，则某一时期的地租、利润和货币工资便是上述各种竞争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在某一时期农业改良的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该时期的地租和货币工资就趋于下降，利润趋于上升。如果人口的增长快于农业改良，劳动者就得减少自己吃的粮食，或吃较差的粮食，否则，地租和货币工资就会不断上升，利润不断下降。 农业技术和知识的发展往往是缓慢的，其传播往往更为缓慢。发明和发现也只是偶然才出现，而人口和资本却总是在不断增长。所以，哪怕是在短时期内，农业改良的速度也很少能大大超过人口和资本的增长，使地租有所下降，利润率有所提高。固然，在许多国家，人口和资本的增长并不快，但在这些国家，农业改良的速度甚至更慢。几乎每个国家的人口都紧跟着农业改良而增长，农业改良一产生结果，马上就被抵消了。 农业改良之所以很少降低地租，是因为它很少降低粮食价格，而只是阻止粮食价格上涨，很少使已经耕种的土地闲置，而只是使越来越差的土地能够被耕种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人们有时谈到一个国家处于半开发的自然状态，即土地具有很高的生产力，花费很少的劳动就可以获得大量粮食，实际上只有先进民族的未开垦殖民地才处于这种状态。在美国甚至最差的耕地也具有很高的质量（有时紧靠市场或交通线的耕地不是这样，然而这些耕地虽然质量不太好，位置却很好），即便农业和运输方面不作进一步的改良也还有很多高质量的土地可以耕作，只有耕种完这些土地才会使人口和资本的增长停下来。可是500年前的欧洲虽然人口比现在稀少得多，但由于农业处于原始状态，也许那时最差的耕地便完全和现在最差的耕地一样缺乏生产力，并已接近了有利耕作的最后极限。自那时以来的农业改良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只不过是通过提高土地的一般生产能力，而使人们能耕种比到那时为止资本家认为有利可图的最差土地还要差得多的土地，从而使资本和人口有可能大大增加，一点一点地向后推移抑制资本和人口增加的障碍，但与此同时，人口也紧跟着增长，以致在人口和抑制人口增长的障碍之间从未留下空隙，农业改良把障碍问后每推移一步，增加的人口便马上把空隙填满。因此，与其说农业改良是抵消人口增长的力量，还不如说它部分解除了束缚人口增长的桎梏。 在人口和资本增加以及农业改良的共同作用下，产量的增长对产品的分配所产生的影响，同前面讨论过的那两种假设情形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对地租的影响最为不同。我们曾说过。虽然突然而普遍的大规模农业改良最初会不可避免地降低地租，但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改良会使地租逐渐上升到比以前高得多的水平，因为它们最终会使人们能够耕种更差得多的土地。但在我们现在所假设的接近于事物一般发展趋势的情形下，会立即产生这种最后的结果。假设对土地的耕种已达到了或几乎达到了产业技术状态所允许达到的极限，因而在现有的技术知识水平下，地租也已几乎达到了人口和资本的增加使它所能达到的最高点。此时如果突然进行大规模的农业改良，则这种改良或许会使地租大幅度下降，然后随着人口和资本的增加，地租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并进一步上升。但是，农业改良实际上总是非常缓慢地进行的．它既不会使地租下降，也不会使耕种面积缩小，而只会使地租不断上升，耕种面积不断扩大。这种改良甚至无需求助于较差的土地，不增加生产费用，就能使现有耕地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如果通过农业改良，土地用比过去多一倍的劳动和资本能生产出比过去多一倍的产品（假设与此同时人口也有所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增加了一倍），那么所有土地的地租就会上涨一倍。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前面某一页所举的数字例子。三个等级的土地以相同的面积和相同的支出可以分别生产100、80和60蒲式耳小麦。如果只是用比过去多一倍的支出，丝毫不增加生产费用，就可以使第一级土地生产200蒲式耳、第二级土地生产160蒲式耳、第三级土地生产120蒲式耳，如果人口也增加了一倍，从而需要所有这些增加的粮食，那么，第一级土地的地租就将是朋而不是物蒲式耳，第二级土地的地租就将是物而不是20蒲式耳，而每蒲式耳的价格和价值则将保持不变，因而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都将增加一倍。不用说，如果生产技术得到改良而对粮食的需求没有增加，则会产生与此不同的结果。 所以，农业改良最终总是绘地主带来好处，而且一般总是立即给地主带来好处。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在一般情况下，农业改良仅仅有益于地主。当粮食需求的增加与生产能力的提高完全一致时，粮食价格是不会降低的；劳动者甚至连暂时的好处也得不到；劳动成本不会降低，利润也不会提高。虽然总产量提高了，分配给劳动者的产品更多了，总利润也增加了，但工资却要由更多的人口分享，利润也要分摊在更多的资本上，因此，没有哪个劳动者的境况会比过去好，也没有哪个资本家不增加资本就能获得更多的收入。 以上冗长的讨论所得出的结论可以概括如下。在由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组成的社会中，经济进步往往使地主阶级越来越富有，而劳动者的生活费用整个说来则趋于增加，利润趋于下降。农业改良是抵消后两种结果的力量，但是农业改良虽然有时也会暂时抑制第一种结果，可最终却会大大加重第一种结果；而且人口的增加往往会把得自农业改良的全部利益完全转给地主。在由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组成的社会中，产业进步除了带来上述结果外，还会带来其他什么结果，或者说还会有什么结果修正上述结果，我将尽力在下一章 中加以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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