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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现率原是用未到期的票据向银行融通资金时，银行扣取自贴现日至到期日之间的利息率。当商业银行用此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贴现时称为再贴现。再贴现所用的利率或再贴现率由中央银行统一公布。再贴现率的高低可以调剂社会上流通的货币量，而且银行执行的各种长短期借贷款的利率都要参考贴现率，因此，贴现率成为计算通行利率的一般标准。 经济学家将贴现率用来衡量未来收入和支出折算成现值的一个桥梁。贴现率越高，则同样一元钱发生在将来的收入或支出折算成今天的货币价值就越小；在经济学中贴现率是一个中性概念，它的高低是市场上对货币的供需形势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定的，并无所谓好坏。 但是社会学家却从贴现率中发掘出更多的意义。贴现率越高，说明将来发生的经济损益越不重要，只有眼前的损益才是重要的。如果将适用于经济活动的贴现率的概念推广到一般社会活动，可以得出非常有意义的社会贴现率概念，它表明人们对将来发生的各种事情有多重视。一个高的社会贴现率，意味着人们对未来的责任感减弱，说明人们只追求眼前利益。变得鼠目寸光。商业上的毁约，政治上的失信，对设备保养掉以轻心，对环境破坏无动于衷，对下一代人不负责任，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都是社会贴现率高所表现的心态。所以社会贴现率上升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人与人的联系减弱，机会主义的泛滥。 社会贴现率既然如此重要，我们有办法测定它吗？经济贴现率是可以观察的，然而社会贴现率却无从观察，而它又确实存在。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虽然未能提出一个客观的测定办法，却了解了社会贴现率依赖于哪些因素而变动。 首先它依赖于经济贴现率，这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知道，高通胀导致高贴现率，从而会导致高的社会贴现率。经济学家常将通货膨胀仅看成是货币现象，而不重视它的社会后果。高通胀是对未来预期不确定的原因之一，它造成人们恍恍惚惚，暴躁不安。即使人生活在富有诗意的田园景色之中，一想到笼罩着一切的高通胀，就会感到担忧。其次，社会的安定，特别是政治安定对社会贴现率有重大影响。极而言之，在一个战争环境中，人们生死未卜，与处于安定环境的人相比，肯定会有更高的社会贴现率。同样的理由，人的平均剩余寿命会影响社会贴现率，平均剩余寿命越高，社会贴现率越低。与此相联系的是社会的犯罪率、交通事故率、职业保障程度，都会对社会贴现率产生影响。甚至人民的平均教育水平，人与人互相信赖的程度，社会的道德风尚都会反映到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影响社会贴现率，值得注意的是在政策评价中应该注意到政策对社会贴现率的正负影响，有的政策虽能获益于一时，却会损害社会贴现率。这种政策是否值得肯定就应慎重对待。可惜至今我们未能提出一套定量的分析方法对社会贴现率作客观的评价。 1996年1月6日 由我负责筹资，在山西临县贫困山区设立的一个村民互助基金，由于《八小时以外》杂志的报道(见1995年第5期),为许多读者直接间接所了解，其反应出乎意料的热烈。有写信去了解情况的，有表示慰问和支持的，也有捐钱捐物的。人都说，市场化以后，人人向钱看，良心都变黑了。但从这件事看，天下充满着热情的助人为乐的好心人。我相信，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正常的世界，而且将来阳光会更灿烂，空气会更清新。 在许多来信支持的故事中，有一件事令我联想到扶贫以外的事。新加坡一位名叫华运海的华侨写信给临县龙水头村小学负责管理基金的雒玉鳌老师，表示愿意出资襄助，并要了解基金的管理办法及汇款到国内来的方式。雒老师很负责地作了回答，写了回信寄去，当地山村的邮政所从来没有办理过国际邮件，不知道如何处理，只从邮资表上查出该贴6．7元邮票。滩老师如数贴上了邮票，可是被太原市邮政局邮件处国际科退了回来，并将6．7元邮票盖章注销。理由是没有使用国际标准信封。试想一下，一个偏僻山村，连邮政所的人都不知道国际标准信封为何物，怎能用这样的规定来要求寄信人呢？按太原市邮政系统的要求，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问题，那就是让雒老师请上两天假，花上上百元旅费到太原去买一个国际标准信封寄走。这样可以满足邮政系统使用标准信封的要求，可以让邮局使用邮件自动分拣机。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可以作出判断，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代价太高了！邮局节省的只是用机械分拣代替人工分拣，大概只值几分钱（一个分拣工每天可分拣两万封信，一天的工资才几十元），而寄信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一两百元钱。 雒老师没有想得那么多，只是心痛那6．7元的邮票。什么事都没办成，6．7元邮票倒是被盖章注销了。他没办法只好把信寄到我处，由我替他把信寄走。 写信要用标准信封，信封上要写收件人的邮政编码，这个规定已经有18年的历史，1995年开始“强制”执行。可是至今推行并不顺利，各方反应很强。邮政系统的调查说，虽然己有96％的信函写了邮政编码，但由于信封纸质太差，邮码红框不合规格，书写的字体过于潦草，仍有约20％的信要经人工分拣。一套新设备据说要上亿元的投资，可是它还远不够聪明，只能处理80％的信件，强制推行“标准化”发生了雒老师那里给寄信人带来巨大不便的事，而邮局得到的利益又甚为有限，这种措施是否明智，值得我们认真重新想一想。 我并不否认，写邮码用标准信封有利于加速分拣，但使用机器分拣是否有利于节约成本则大成问题，一台分拣机只能代替20个分拣工。而光是投资应付的利息可能是人工费的若干倍。为什么这一可以提高邮政效率的规定不断受到各方的责难呢？原因很简单，此项规定是只考虑邮政系统的效率，还是考虑了全社会的综合效率？换句话说，是否也考虑了寄信人也有他的效率要求。 一般而言，用标准信封和普通信封对寄信人的负担几乎是相同的。在信封上多写上6个邮政编码仅举手之劳。所以要求寄信人予以配合是完全有道理的。但这是指一般情况，在特殊情况下，这两项规定也可能给寄信人造成巨大不便。前面提到的雒老师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也会发生这样的事，寄信人只知道收信人的地址却不知道他的邮码。如果邮局有权拒收未写编码的信，寄信人势必跑到邮政局去查编码。这也正是目前邮局要求寄信人做的事，所以邮局里备有几大本全国邮政编码专供顾客查询之用。然而就社会分工而言，查编码理应是邮局的事而不是寄信人应做的事。邮局雇人专门查编码，日子长了成了查编码的专家。由他们代查代写编码肯定比寄信人自己去查效率高得多。为了公平起见，可以要求寄信而不写编码的人多贴几分钱邮票，以支付查编码人的工资。使用标准信封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有人用标准信封有困难，有人偏爱用特别古怪的信封，因为人各有志趣。对这些信封邮局无理拒收，倒可以要求多贴一点邮票。 只顾本单位自己的利益，侵犯用户的利益，只有垄断部门才有这个条件，不光是邮政系统有这类问题，电信系统的问题恐怕更严重。许多电话用户都可以诉说他们从电话安装到每月收费中的种种困难和无礼对待。因为他们是垄断部门，不像买早点，这家服务不好马上可以换一家，用户无法改变选择。与他们讲理，根本不会理你。所以百姓害怕和他们打交道，他们也才能吾行吾素，巍然不动。 垄断行业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事远远不止邮电部门。如果我们用保护自身权益的新观点对周围垄断业作一番巡视，可以发现许多例子。北京地铁设计时一般的站都有四个出口，可是几乎所有的站都有出口通道被挪作它用的事。中国银行办理支票托收，要45天至60天才能提现，铁道部对用户迟交运费有严厉的罚款规定，每迟交一天罚欠款的1％，一年下来一元欠款就变成4．65元，比全世界最高的高利贷还高出10倍。这些都是明目张胆的损人利己的行为。可是他是垄断部门，他甚至还是政府部门。至于服务窗口开一个不足一尺见方的小孔，刁难顾客的事，那就更多了。百姓的权益被侵犯的事，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这种现象的存在已经许多年了，近两三年来的情况非但未见好转，还有越演越烈之势。因为市场经济的大潮改变了几乎一切人的办事原则，一切都在向钱看了。向钱看并不错，错在一切都向钱看，尤其是政府部门，他的任务不是赚钱，而是维护社会公正。政府目前还经营着一些服务项目，这些业务严格来说，与政府的基本职责不一样，倒是更接近于企业。像邮电、铁路、银行、城市公共交通等实质是企业，他们应在公平的原则上通过内部效率的提高做到能创利创收。他们无权对顾客实施监督管理。为了提高效率而作的各种规定必须兼顾顾客的权益。顾客与他们是地位平等的。当然更彻底的办法是将竞争机制引入这些行业。1994年国务院批准成立联通公司，打破了邮电部对电信业的垄断，电信业的服务很快有了大的改观。数字型大哥大的价格降了1/3；原先的高柜台服务改成了低柜台。但这些改善仅限于联通开展了业务的几个大城市，其他城市仍是邮电部一家把持着，高价格高柜台依然故吾。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许多习惯于政府独家经营的，都可以变为竞争经营，如银行、铁路、邮政、保险。事实上有许多国家已经这样做了，我国的航空业也这样做了。这些行业的服务改进，将大大有助于提高我国百姓的生活质量。 1996年1月24日 1．改革的开始和结束；改革和革命的联系和区别 改革的紧迫性：积累的政治、经济压力，特别是国际信息的交流； 改革的契机：国家领导人的更迭，对过去政策失误的责任的淡化； 改革的结束：①成功：特殊的改革阶段转变成不间断的调整，即建立一种新制度，它能自我调整，释放出社会内的压力；②失败：改革导致新的利益矛盾激化，或压力的释放速度太慢，社会内部矛盾加剧，最后改革转化为革命；③改革停留在表面层次，不愿触及较长期的利益关系，以致不断改变策略。改革成为时断时续，时而前进，时而倒退的胶着状态，这种状态可以维持很长时期，直到新的契机出现，从而转入成功或变为失败。 2．改革的过程。 不否定过去则改革无从开始，彻底否定过去则社会进入巨大的不确定状态，其结果必定是每人追求短期利益，社会动荡，生产下降，所以改革的根本性难题是如何在否定过去和保持连续性之间维持平衡。 这种平衡集中表现在意识形态的转变上。一切改革，没有意识形态的变化（更确切地说，是放松对意识形态的控制）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开放比之改革更具有根本性意义。没有开放，继续闭关锁国，不可能有改革；仅仅调整组织机构，甚至变更人事安排，出台各种政策，而没有意识形态的调整，改革只是一句空话。相反，意识形态改变之后，其他改变自然跟着发生。因此，社会结构、市场交换、内外关系之所以僵化并因之而形成内部紧张，导致改革之不可避免，皆起因于意识形态之僵化。而改革成功的标志是形成一种新的秩序，它没有不可逾越的信仰障碍，经常性的调整通过规则的调整来完成，而不是先破后立。 3．改革的目标 经济目标：建立市场制度，这是唯一能导致资源最佳配置的经济制度。在市场制度中公民有明确的所有权，供需双方都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追求各自的利益，从而形成价格。均衡价格是唯一能导致最佳资源配置的信号。正是由于这一点，供需一体的公有制经济不可能是有效率的，因为它不能产生价格信号。 政治目标：基于自发的自由交换的市场制度，似乎是一种最自然的安排，然而人类社会经过了几千年的等级制度才出现市场经济，其原因是当人与人地位不平等时，不会产生自由交换，代替它的是掠夺和剥削。人权得到较好的尊重的社会，市场才能出现和巩固。历史如此，现今社会仍如此。当然，当今发展中国家建立市场制度和确立人权观念的顺序和欧洲诸国出现市场制度时的顺序是相反的。在欧洲，是政治演变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建立，而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则是相反，在市场建设的过程中确立人权观念。然而，对这些国家而言，始终存在着由于人权观念不能最终被确立而市场经济的建设半途而废的可能。可见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相互依存关系。 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市场有其规则，此规则不能靠买卖双方自己来维持，而必须有第三者，即政府。政治改革的另一目标就是改变政府职能，从领导人民变为维持市场秩序。 4．什么是民主？ 许多人误以为民主的内容是少数服从多数。我以为民主包括两条原则：即①保护少数人，即使是死囚除了将被执行死刑，他仍受到保护，不容对他污辱和折磨；②容许不断地寻求能较好地作出与公众有关的决定的途径。 选举领导人与上述第二条有关。但如果某种选举办法不符合此原则，则不能认为是民主的，选举如果不能保护少数人也不是民主的。 上述二原则只有被社会上大多数人接受时，民主制度才能牢固地建立。只有社会上出现庞大的中产阶级时，此原则才可能被普遍接受。幸而在缺乏民主政治的环境下，中产阶级有可能壮大起来，因而通向民主的道路是存在的。然而这只有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5．什么是人权？ 人权是一组权利，当每个人都拥有它时并不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它与特权相反，特权只可能一部分人拥有，如果人人都拥有，就会发生人与人的冲突。 人权并无与之相应的义务，人自出生之时起即拥有人权，故曰“天赋人权”。人权是不可交换的，因为人无法放弃人权。一般来说，言论自由属于人权，因为它不会引起人际冲突。然而如果某一言论能导致人际冲突（如教唆杀人），则它并不享受言论自由。 财产所有权属于人权。每个人都可以有他所拥有的财产，因为明确地界定了财产权，才避免了人与人的冲突。但如何分配财产则由社会制度决定。在市场制度中人从要素市场得到财富，在封建制度中人从社会地位（或特权）得到财富。 在市场上自由选择的权利属于人权，因为这不妨碍任何人行使同样的权利。以人权作借口对贸易加以限制，这种做法本身即违反人权原则。 人有行动的权利，也有不行动的权利，只要这行动不妨碍别人的人权。人有生存的权利，也有自杀的权利，正如人有吃饭的权利，也有不吃饭的权利。 如果人人都尊重人权，将出现一个和谐没有冲突的社会，所以对于人权的种种争论或者出于无知，或者出于对特权的留恋。 坚持自己的原则而且付之实施，未必符合人权，因为别人也有别人的原则。相反，妥协退让却符合人权原则。但退让有其限度，此限度存在于双方的相同的退让之中。无限制的退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恰好为特权施虐创造了条件。 6．道德观念的调整 建立市场制度是制度建设，其中包括法律、道德、习俗的重建。制度是规定的和不成文的行为规则的总称。 传统道德与市场道德既有重合又有区别。正因为有区别所以才需要调整，而且这一调整不进行下去的话，市场制度的建设终将失败。一切有悠久历史和伟大文化传统的国家，都面临着这一艰巨的任务。幸而儒家信仰比之伊斯兰、印度教等，和市场原则的抵触较小，所以台湾、新加坡等地才有高速经济增长。 传统道德和市场道德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否认个人追求利益的权利，甚至认为物质欲望是万恶之源。而市场道德肯定个人权利，承认物质欲望是客观存在，而且在一定程度内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然而市场秩序维持又需要另一种力量的约束，即市场道德，它包括：负责、敬业、守信、尊重别人。 传统道德是依靠等级结构来维持社会安定的，故有父子君臣的尊卑关系。而市场道德则否认人与人的不平等，它依靠尊重别人像尊重自己一样的观念来维系社会安定。例如市场道德承认人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权利，但其限度是不得影响社会上其他人同样的权利。 7．经济改革如何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反对 经济改革必须解决激励和信息两方面造成的低效率。解决激励的低效率要改变所有制结构，使得人们的收入从要素市场上取得。解决信息低效率，必须使价格在竞争的买卖中形成，二者都要求建立一个真正的市场。 原体制下，由于公有制才可能维持价格扭曲，低价格是消费者的特权，高价格是生产者的特权。因此建立市场并由它决定价格受到两方面的抵制。 突破既得利益阶层反对的方法是设立双轨价格制，即在原交易量的范围内仍按计划价格分配，更多的生产和消费则按竞争的市场价格分配。换言之，价格双轨制实际上就是保持计划体制不变的条件下，使黑市合法化。对中国经济起了巨大作用的乡镇企业就是靠了双轨价格发展起来的。 逐渐地双轨价格制发展成为双轨经济，即计划经济之外又生长出一块市场经济。在那里，活动的是个体户和假集体。由于市场机制比较能起作用，经济效率高，市场经济发展异常迅速。它在整个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例很快上升，最后计划经济被淹没在市场经济之中。当从经理到工人都可以在两个经济之间流动时，计划经济中人的行为规则逐渐向市场规则靠拢，最后国有制计划经济部分也可以运转得像私营市场经济那样有效率。至此，经济改革已经完全完成。 8．经济改革对政治结构的影响 由于所有制出现了多元化结构，国家不再是唯一的雇主，人们可以辞去政府控制下的工作，到市场上谋职。在非国营企业中职工没有政治学习，职工评级与政治表现无关，政府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加在这些企业上。 主宰他们成败的是市场，他们尊重市场规则，人们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向了经济，意识形成起了深刻变化，成为不可逆的改变。 在中国前体制下，人民没有选择制度的自由，所以安徽农民私下试行包产到户时冒了生命危险。现在由于所有制的多元化，人们进入了制度创新的时期，成都出现了不受保护的地下股票市场，北京出现了浙江派驻北京的派出所，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制度创新的蓬勃时期，外来旅游者和企业家之所以感受到中国的活力，主要来自制度安排的灵活性。改革以来出台了上百个经济政策，颁布了上百个法律，1993年提出各种制度要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原则，这些都证明了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当前的问题是如何在变动中坚守不容变化的原则，即市场道德和人权基础，它们可能以十分不同的间接方式被表达。 已经前述，意识形态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它具有不可逆性。因为当人们一旦接受了外界的某种信息并储存在大脑记忆之中，此信息即永远不可能被抹去，这就是不可逆性。众多的外界信息被条理化和抽象化，成为改变意识形态的原始素材。而意识形态的改变，导致人们对是非的判断和价值观的形成，最终影响人的行动决策。 官僚主义大概从古以来就有，但在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内，商品交换的量很少，社会内部各个经济细胞之间的联系很薄弱，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较少，官僚主义的为害只限于行政，立法，外交等系统的职能部门之中。然而从本世纪刀年代以来，由于大萧条引起的恐慌，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能否正常运转提出了怀疑，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其中由于政府直接插手财富和商品的转移，使官僚主义的现象从政治领域扩展到了经济领域。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的支出占整个国民收入的8％。但到1976年，这个百分比已上升到32％，80年代超过40％，其绝对值从1913年的30亿美元增加到70年代后期的4000亿美元以上。这一趋势几乎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存在着，例如英国占35％，西德也是35％，法国38％，瑞典43％，发达国家中税收最低的是日本，也占了21％。 这种趋势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有密切关系。因为根据他的理论，资本主义世界因购买量赶不上生产量增加而引起的经济萧条，可以通过增加政府开支而解决，不管这种开支是用于兴建公共工程，救济穷苦群众，甚至用于战争消耗。政府开支既然能起克服萧条的重大作用，则通过征税以保证政府有足够的财力，便是理所当然的了。除了凯恩斯理论，在50年代前后兴起的结构学派观点也对政府介入经济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观点强调一个好的政府机构可以确保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实现国民福利的极大化，而不必完全依赖于市场机制。 政府大量地介入经济活动，意味着在经济往来中有很大一部分的财富转移是通过强制性的政府规定，而不是通过买卖双方的自愿交易而实现的。于是权力代替了契约，政府官员的意志代替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选择和协商，官僚主义的习气就带进了各种经济活动之中。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对此作出了精辟的分析。他在1979年出版的《自由选择》一书中有相当一部分篇幅与此有关。里根总统评论该书是一本“上至总统，下至每一个平民百姓，凡是关心美国将来的人，都应读的书”。 社会保险 美国政府开支中占40％的是社会福利开支。在1953年，把零星的福利措施集中管理，改组了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当时的预算为20亿美元，不到国防开支的50％。而到25年之后的1978年这三个部的预算达到1600亿美元，为海陆空三军开支的一倍半。这么一大笔钱当然要有一定数量的人经手购买、管理、支付等等事宜，为此，政府雇用了全美就业人员中的1％的人从事与这些福利费用开支直接或间接有关的事务。这种福利美国通常称之为“社会保险”，经费来自对现在就业者的征税，用这笔税金支付给老年人和因各种原因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以及因主要劳动力死亡减少了收入的家庭。然而它与真正的“保险事业”并不一样。首先前者是国家经办的，它不以盈利为目的，因而赔钱也不负责任，且有国库作它的后盾。其次，它是强制性的，凡是公民都有纳税的义务，而不问他有无参加保险的愿望，或者说，它把纳税和保险混在一起，成了一种既非纳税又非保险的两不像。第三，在一般的保险事业中参加保险的人从他自己缴的保险费中受益，而美国的社会保险事实上是一种收入的重新分配。原则上它虽然对富人征较高的税，对穷人支付较多的补贴，但由于福利条款中“一刀切”的规定，造成了许多漏洞。为了堵塞漏洞，在基本条款之外又加了许多修正规定，然而修正规定仍具有“一刀切”的性质，于是不得不对修正再作修正。结果是一般老百姓弄不清全部有关纳税的规定，只好请律师来帮助自己填报税单。最后一个问题是，社会保险是当年的纳税人为当年的保险人支付福利金，它不是本人在年轻时为自己老年时作储蓄性的保险。因此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改变使得纳税人的负担不断加重，例如1950年每一个领福利津贴的人有17个人为其纳税，到1970年只剩下3个人为其纳税，到下世纪初最多只有两个人为其纳税。所以说，社会保险严格地说并不是真正的保险。 官僚主义的办事原则是按一刀切的条条规定办事，而不是按实际情况办事。纳税和福利的规定无论多么详尽，也总还有空子可钻，因此造成了就通常保险事业的目的而言是很不公平的情况，例如：一个人如果在按政府规定保了险的行业工作，他就可以得到津贴；如果恰好在没有保险的行业工作，他就得不到津贴。一个年过65岁的人如果决定去干活，而且其收入水平在中等以上的话，他不但得不到津贴，还要额外纳税——为不愿继续工作的老人支付津贴。又如低收入者的平均寿命一般比高收入者短，这就造成了穷人纳税的年头相对较长，而领取福利的年头相对较短。名目繁多的救济券诱使一些人专心致志于钻研救济条款，而且往往能够得逞，结果是一些“福利皇后”，驾着用多种救济券买来的豪华轿车周游各地。 以上这一切弊端，在真正的保险事业中是不大会发生的。保险，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将财富从幸运者转移到不幸者的一种契约。但它却是公平的，因为参加保险的人认为自己有可能遭遇不幸才自愿去保险的，即使这种可能性没有成为现实，保险人也不会埋怨他支付了保险费。现有保险公司以盈利为目的，它决不会允许保险条款中有许多漏洞可钻。保险公司又受到同行业的竞争和顾客的精明比较选择。所以虽然以盈利为目的，它也不可能从提高保险费来增加利润，只能在与同行业相仿的保险费（作为一种市场价格）的收入限制下，通过提高其内部效率来盈利，因此它要精打细算，提高办事效率，不会像政府部门那样养一批官僚班子来处理保险业务，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保险公司虽然以图私利为其经营目标，却使全社会在消耗较少财富的条件下达到了目的；而由政府举办的“社会保险”，尽管它不以盈利为目标，却要消耗较多的社会财富来实现同样的目的。 住房、医疗、教育 美国联邦政府在1965年设立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该部有2万名雇员，每年开支100亿美元以上，此外还有州和地方政府在住房方面花钱。这些钱用来为低收入的家庭建造住房，向中等收入的家庭提供公共住房，以及为租赁私人住房提供房租补贴。 然而住房补贴的计划同样受到官僚主义的损害。由于住房是公家出钱造的，首先是建造的质量缺乏严格的监督，牟取高额利润的建筑商得到了好处，而应该得到帮助的人受到损失，因为政府花在这方面的总预算是一个不变的量。其次，公家出钱造的房子往往缺乏良好的保养，不像私房出租给房客，双方对房屋的维修状态都负有责任。房主不会允许房客无端地破坏房屋，房客也不会同意房主该维修的地方不维修。公家的房子情况就不同，虽然也有许多规定防止房屋的过早损坏，但这些规定可能被遵守也可能不被遵守。事实上许多公共住房工程完工之后不到几年就损坏得不能住人，有门路的人相继搬出去，留下来的空房子成了贫民窟，甚至变成吸毒和犯罪的场所，于是房子更加破损得像“发生过巷战的地方”。 与住房计划有联系的是城市复兴计划，它规定政府出钱征用需要重建的地段，然后多半以人为的低价供私人开发者利用。显然，得到好处的首先是得到低价地皮的房地产经营者。而那些需要重建的拆迁地段往往是黑人和低收入人们的聚居处。结果是城市复兴计划拆掉的是黑人住房，重建起来的房屋是供中上等收入的白人居住，也就是加剧了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这与复兴计划的初衷恰好背道而驰。这里的毛病也是出在政府的权力机构介入了经济事务。如果这些有待重建的地段确有复兴的客观条件，会有房地产经营者以合理的地价和拆迁补偿来从事开发。如果能达成开发协议，说明各个有关方面对协议都是满意的。现在的办法固然也使各方满意，但那是借助于国库的支出，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最终倒霉的是一般老百姓。还有一些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与政府部门有密切联系的大学、教会和公共机构，靠着这种城市复兴计划，来改善自己周围的环境。这种靠着权势来取得利益的做法，增加了“计划”所产生的流弊。 医疗照顾是美国花钱很多而群众意见又很大的又一个方面。过去，政府也出钱资助一些医疗保健事业，例如环境卫生、传染病防治、现役和退伍军人的医疗照顾，当初这笔钱的数字不大，到1960年还不到50亿美元，只占国民收入总额的1％。1965年开始实施了医疗照顾和补助方案，开支迅速增大，1977年己达680亿美元，占国民收入的4．5％。全国的医疗总开支中，经政府的手花出去的钱从1960年只占25％上升到1977年42％。在此期间，固然医疗设施也得到改善并在增加，但费用增加得更快，其结果是医疗的价格上涨了许多。这里起作用的是由于有关机构的官僚主义使浪费增大和医务界的行业垄断，限制了竞争。这样，就把价格抬了上去。 医疗照顾的实质是政府用从纳税人那里征来的税款代病人支付医疗费，因而政府成了医院的主顾。几千年来的行医过程从来是病人作为医生的主顾，因此医生必须对病人负责。现在政府成了医生的主顾，医生就变为对政府负责，病人的痛苦就较少地受到关心。医生首先是要满足政府的各种规定，当然，这些规定的宗旨也在于保护病人，使病人满意。但是，病人是否感到满意只有病人自己最清楚，政府中主管医疗的人决不会像病人那样清楚。可是决定医院经费、医生工资、工作环境的最终是政府官员，是官员们按规定标准检查医疗工作得到的印象如何，病人至多只有间接的发言权。 医疗社会化是从英国学得来的。英国从1965年到1973年的人年间医院工作人员总数增加了28％，行政辅助人员增加了51％，而床位的平均使用率下降了11％，这并非是由于病人减少了，其实英国在这一期间的每时每刻平均有60万人在等待病床。英国政府为了平衡有限的预算和病人巨大需求之间的矛盾，采取了压低医生待遇的办法，结果造成了1983年英国医务人员的大罢工。同时，有办法的医生纷纷逃离英国，每年移居国外的医生相当于英国医学院校毕业生人数的1/3。这就使得医疗服务的供需矛盾火上加油。事情总要找到它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近年来私人诊所、私人健康保险、私人疗养院迅速增加。 可是在美国，事情还不是那么容易地能得到解决。私人医生要开业，必须得到政府颁发的开业许可证，颁发许可证的工作通常由州政府委托给主要由知名医生组成的专门机构负责，由州的立法机关提出批准许可证的具体条件。确实，名医由于具有专门知识，他们最有资格来判定同行中谁具有开业的能力。但由于市场上无情的竞争力量，这些知名医生有意无意地限制开业医生的人数，以保持原来医生的垄断地位。当然，摈弃市场竞争是以牺牲病人的利益为代价的。现在美国医治费用出奇地高与医生的劳动报酬高出一般水平是直接有关的。 尤其糟糕的是这些参与发放开业许可证的知名医生的公正性受到了怀疑。因为能够开业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受过正式训练”，而在这些知名学者所在学校和研究单位读过书和做过事的显然应属于“受到正式训练”之列。于是资格审查委员会究竟是在为了病人的利益而工作，还是在为了本人所在单位，最终也是为了本人的利益而工作便受到了怀疑。这种资格审查的失当，必然妨碍许多有才能的医生获得开业资格，这方面有确实的统计资料作证。这样，不适当的医生开业许可证审批制度不但限制了医生人数量、抬高了医疗费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医疗质量。 从事于崇高目的的职业，而且具有高级专业知识的医生，一旦脱离了市场的监督，也难免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这说明了官僚主义并非是政府官员们所专有的。这种类似于行会的行动方式决不限于美国的医疗系统。事实上，不论是木工、汽车修理工、水管工等，在中等以上的城市里都有他们的同业工会。一个局外人尽管他具有高超的手艺，丰富的经验，甚至还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他也很难获准挤入这个行业里去。确实，工会对于这种具有竞争能力的对手格外地保持警惕。但这一切的结果都使消费者受到损失——用较高的劳务价格购买了并非是最好的服务。这种工会的超市场力量的介入也在出卖劳力的人群中造成巨大的矛盾。对于那些不幸的人来说，市场既然不能为他们提供公平的机会，剩下的出路就是诉诸法律，甚至诉诸暴力。这一点解释了何以近年来法律诉讼和暴力事件中与工会有关的占了很大的比例。同时谋私利、讲关系、开后门、裙带风也在腐蚀这些组织本身。先进昂贵的医疗新发明，急剧抬高了保险开支。由于医疗费由保险公司支付，新奇的医疗方法不论多贵也有人要用它，于是降低了社会效益，有些更能满足人民需要的消费被压制。 与医疗问题十分相似的是教育。美国建国初期一直到本世纪30年代，除有各州先后通过了强迫入学法令之外，政府对教育插手较少。学校大多是私人办的，不论大、中、小学多半如此。但以后逐渐展开了所谓“改革运动”，这个运动固然有其成功的一面，主要是提供了更广泛的入学机会，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方面，但付出的代价很高，近年又出现了教育质量的问题，使得家长们对此十分担心。 现在美国的学校仍旧是公办私办同时并存。但由于国家用税收支持教育，公办学校大量增加。在1928年，高等学校中公立学校的人数比私立学校的少，到1978年上公立学校的人数增加了3倍。该年政府直接拨款的高等学校的经费己超过了公立加私立高等学校总经费的一半。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方面，除了政府拨款办学之外，还有大笔经费用于教育管理，结果使得学校的控制权更多地落到了职业教育家手里，尤其在大城市里，由于政府直接管教育，学校权力日益集中，官僚主义的问题也日益严重。 教育中出现的问题，从实质上看，也是纳了税的公民不能直接对学校进行监督，而要通过政府设置的学监来行使此项权利。做父母的无法干预孩子受什么样的教育，不能通过缴学费来为孩子挑选学校。教师们虽然很知道如何因材施教可使教育活动效果最好，可是他们不得不应付学监们的挑剔。而教育和行政管理人员对公立学校运动的支持，大部分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他们期望，因为是由政府而不是由学生家长直接交学费，他们将得到更牢靠的职业，更有保障的薪金收入以及对教育更大的控制权，因为学监们接管了教育的权力，家长的控制权被剥削，学校的职责也因而改变了。学校的基本任务本应是教会学生读、算、写，并通过文化的培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但现在学校还被用来“促进社会流动性，加强种族结合”等一些与教育无关的目标。70年代中引起全国大争论的用校车接送学生的规定（为了消除种族隔离，要求黑白学生混校，规定用校车将孩子送到较远的学校去上学）就是一个例子。这些趋势不能不影响到教育质量。 出路何在 30年代大萧条引起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使得市场机制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法则受到严重的削弱，由此而引起的经济生活中的官僚主义问题日益受到公众的注意。但是直到1980年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一书出版的前后，采取的主要办法还是用更详细更具体的规定来纠正以前那些一刀切的官僚主义的规定，这种办法实质上是用官僚主义来克服官僚主义，结果是机构越来越官僚化，互相抵消力量的无用工作越来越多，有许多统计数字证明，投入增加更多，产出增加得较少，总的情况是效率在降低。 以弗里德曼为首的一批自由派的经济学家特别强调了恢复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不但出版了一些书，而且还拍成了电视片，对社会舆论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近年来出现了放松管制（deregulation）的势头，例如对石油价格的政府限制已经取消，对飞机运费的管制已被废除，甚至邮政事业也出现了私人承办的机会。这一趋势不但在美国出现，而且波及到加拿大、意大利等国。一些垄断性的行业如铁路，原来受到的各种定价限制也在放宽，几年来实施的初步效果是好的。但在一些有政治敏感性的领域里，例如核电，审批的手续还没有简化。 按弗里德曼的主张，他本不是想取消累进所得税，而是希望把这种纠正贫富悬殊的税制当作唯一的，或至少是主要的公平措施，因而其他各种辅助措施就可取消，让市场机制去发挥作用。对于收入低于某一水平的家庭，政府征收负所得税，实际上是给予货币补贴。用货币补贴来取代各式各样的实物优惠，既可保证公平，又有经济效益。他们还主张充分开展保险业务，以此来弥补个人遭受的风险和不测。在这样的组织原则下，社会上也还会有不幸的人，此时私人慈善事业会得到发展。根据历史资料，美国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涉很少，经济得到顺利发展，那时也是美国慈善事业大发展的年代。只是后来政府承揽了大部分的社会保险和救济，私人慈善事业的职能转移给了政府，它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没有必要了。 自由派还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政府对经济不干预，会不会重演30年代的大倒闭大萧条（那次危机的损失相当于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弗里德曼仔细研究了30年代危机的产生，扩大和结束的过程，他的基本看法是危机并非必然发生，这是人群中产生的对金融界不信任的气氛传染扩散的结果。在危机中倒闭的一家最大的商业银行——美国银行，完全是因为储户不信任引起的挤兑风潮，同时联邦储备系统（主管全美货币金融）也没有及时作出有力反应而垮台的。美国银行倒闭之后对它的资产作了折价处理，最后每美元存款偿付了92．5美分。这证明它是一家殷实的分行，也证明储户对银行不信任引起的挤兑是一种盲目的行动，如果储户不盲目行动，7．5％的损失原也不至于发生。群众中确实存在着一种一窝蜂盲目行动的心理基础，因此政府的职能一方面是监督金融企业（以及一切企业）的合法经营，一方面是当群众中出现盲目的一窝蜂行为时，应对金融界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以稳定从银行到一切经济往来中的信任感。这样，严重的经济危机就不会重演。政府除管好政治、外交、国防、立法和司法，以及少数特殊经济问题（主要是垄断和所谓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之外，其余的问题应留给市场去解决。甚至在少数特殊的经济问题的处理上，政府也要充分估计到干预本身也有它自己的外部效应，只有确实了解到干预的利大于弊时，干预才是必要的。依他们看，这就是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的根本方针。 环境问题 从生物学观点看，人类历史已远超过100万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有6000年。但是在最近的一二百年，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那就是物质生活的巨大改进，资源利用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以及方便和丰富生活的新发明层出不穷。今天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汽车、电影、电视、电子钟表、电子计数器、化纤衣服、塑料用品、荧光灯等都不到100年的历史，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大量应用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发生在短短几十年内改变生活如此显著的事情，过去在1000年内也不曾发生过。如此看来，我们真是人类种族绵延中特别幸福的一代人。 展望未来，我们的后代是否能继续享受不断增进的物质文明，却是完全没有把握的事。中学生都知道，随着太阳内核燃料的耗尽，地球最终变为连空气都会凝结为液体的冰球。理工科的大学生也知道，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整个宇宙是终将归于“死寂”——没有任何运动的物体，而且全部物质都处于同一个温度水平上。但大多数人未必知道，当前人类生存面临的威胁远比这些遥远的最终结果紧迫得多。从历史看，人类曾经出现并得到发展的区域或种族文明计有28个，但由于社会本身的内部矛盾和冲突，其中至少有18个文明已经死亡和消灭。如果不是人类理智占了上风，也许我们早已焚化在核战争的蘑茹云之下；如果人类不懂得控制自己的繁殖，总有一天会陷入马尔萨斯曾经预言过的悲惨境地；现在又认识到我们面临着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的现实问题。这些例子无非说明，人类社会像一只在波涛汹涌的海中航行的小船，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提防各种可能的危险。 近百年来的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表面上看来好像是由于科技的进步，其实是由于人类社会合理地调整了个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使得有更多的聪明才智被用于发展生产，克服自然造成的各种障碍；较少的聪明才智被用于个人之间和人群之间的勾心斗角甚至互相残杀。实际上这一利害关系的调整始于两三个世纪以前的欧洲。它结束了漫长、黑暗和停滞了1000年之久的中世纪，在这段时期里有数不清的优秀人才、灿烂思想、精巧发明被淹没。1000年前的人类并不比现在的人更笨，他们未能发明汽车和电视，不是个人智力上的原因。甚至20世纪末的今天，我们仍旧可以看到有一些民族陷入了内部和外部纷争，眼睁睁看着别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自己却无法摆脱由自己造成的困境。他们唯一可能快速致富的办法，是想方设法移民到一个可以贡献辛勤劳动得到相应报酬的制度中去。 可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生产力之高速发展像一柄两面带刃的剑。一方面它方便了生活，增进了健康，延长了寿命，使物质享受更丰富多彩，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已有相当的能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自然，同时对于这种改变自然的长期后果又非常幼稚无知，结果使人类这只小船驶进了一个迅速变化却凶吉未卜的环境。作为这种变化的两个典型例子是大气中臭氧分子被消耗和温室气体效应的不断积累。臭氧层能遮挡大部分太阳光中的紫外线，使地球表面上的生物免受紫外线的强烈照射。这种照射不但导致皮肤癌发病率的增高，而且可能改变生物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的分子结构，造成生物变种。近年来由于氯氟烃气体在制冷和膨胀驱动中的大量应用，导致高空中臭氧分子被氯氟烃气体还原为氧分子，地表上的生物正在失去臭氧层的保护作用。另一个例子是由于人类活动向大气中释放了大量隔温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氯氟烃、甲烷，形成温室效应，使地球上的热不易向宇宙空间辐射，造成天气变暖（当然，地球从太阳吸收的热与向宇宙空间排出的热仍是相等的，不同的只是地球的表面温度均衡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其后果可能包括海平面因两极冰山融化及海水升温膨胀而上升，淹没大片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气温上升使降雨分布改变，大片森林将因不适应新的气候环境而消失，随之发生众多生物物种的灭绝（森林是最大的物种宝库）；降雨分布的改变和传染病的流行特性变化。随着农作物布局的转移，灾难性气候的增多，灌溉和防洪工程的重建也是意料中的事。这两方面的例子都是人类大规模驾驭自然的负面效应，而其引起的大气物理的、经济的、生物的后果都还远远没有弄清楚。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即这两种变化都有很大的惯性，因果之间存在很长的时滞。即使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立刻被消除，它的后果还会持续几百年之久。正好像英国科学促进会会长Ewing Sir Alfred在1932年第101届年会上说的：“就好像一个人在人生路上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忽然发现他走错了。退回去已不可能；他该怎样继续走下去呢？或者再换个方向走，他的前途又怎样呢？” 人类改变自然的一个更直接的后果是环境污染。在极个别情况下大自然的本底物理化学背景存在着一些不适于人类生活的自然污染点，例如高放射性地区，有毒物质的高聚集区，地层下有毒气体的漏区。但现在造成人类生存威胁的是工农业诱发的大范围的人为污染。早在1930年，比利时的马斯河谷发生因烟雾积聚造成的呼吸道中毒事件。有几千人发病，60人死亡。1950年伦敦烟雾事件在5天内造成近4000人死亡。日本富山炼锌厂的含镉废水排人河中，人饮用含镉的水，吃含镉水灌溉长出的米，使骨骼软化萎缩，导致几百人中毒，几十人死亡。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火灾造成上百人因过量放射性辐射而死亡。印度博帕尔的化工厂因剧毒物漏泄死亡2000人，致残2万人。地球上除了南极洲还没有明显污染，到处都有大小污染事件发生。在我国素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原是稻香水秀的鱼米之乡，城内河道纵横，流水漏瀑，被誉为东方威尼斯。但60年代以来河水被污染，不但鱼虾绝迹，而且河水变黑，臭气冲天。我国工业城市本溪市由于钢铁工业过于集中，废气不加处理，而且地势低洼，烟尘很难随气流移动。除掉刮风天气，整个城市被烟尘笼罩，在卫星上拍摄的照片中竟找不到本溪市。我国南方湖泊不同程度地受到工农业污染，一些湖底泥中的镉含量比本底值高50.5倍，铜含量高出28倍。要靠自然净化，几百年也恢复不了原貌。如果对这些严重情况视若无睹，不出一两个世纪，我们将彻底毁掉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 除掉大气变化和环境污染之外，人类大规模发展工农业的第三个后果是资源的过度利用。像矿藏之类的可耗尽资源终有耗尽的一天，这原是意料之中的，但现在问题已显得紧迫。生产和生活须臾离开不得的石油，按现有储量只够开采44年。像森林、淡水、鱼类、土壤一类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速度大大超过了它们的再生速度，在有些地方已经永远无法恢复。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环境问题，因为那里人民的生活来源，不像发达国家靠有限资源的深度加工，而是直接依赖于资源开发。他们在国际贸易中的出口商品主要是农产品、木材、鱼产品、矿产品等初级品。由于资源的过度开发，可资利用的资源越来越少。再加上人口的迅速增加，使人均资源拥有量急剧降低。他们的生计原来就依赖资源，人均资源的减少意味着生活水平的降低。其结果是更没有能力积累资金，改进教育，无力从严重依赖资源的经济结构中摆脱出来，形成某种恶性循环。富国的环境问题主要是污染，那是因为产品极丰富，污染是富裕的副产品。因富裕而导致的环境问题不会形成恶性循环，他们有足够的资金，知识和人才来逐步控制污染。 ------------------ 寸光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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