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
这只不过是说，人除了物质财富之外还珍视其他事物。他们珍视闲暇生活；珍视相互之间的良好关系，各在寻求财富时采取了过激手法，这种关系可能受到破坏；他们珍视友谊以及如果他们改善经济机会必然会失去的那种关系；他们还抱有偏见，阻挡他们去利用一切有利的机会。要是不抱偏见的话，他们是会利用这些机会的。 （一）对工作的态度 我们首先探讨对工作的态度。假若人对财物的愿望相等，然而如果工作看来要比不工作艰苦些，那么他们将少工作。关于这点部分是客观问题，部分则是主观问题。 客观上较艰苦的工作是指如果某一指定的任务使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感到更易疲乏。这也许由于他的身体体质不一样、他的健康状况和他的环境不一样。此外，主观上较艰苦的工作是指一个人把工作作为生活方式的兴趣少一些。 种族之间和同一种族个人之间，他们的身体体质是不同的。举例说，在解放黑奴之后，印第安人被介绍去西印度群岛，当地的种植园主比较喜欢印第安人工作循规蹈矩，但在强壮的体力方面他们比较喜欢黑人。这类体质上的差别还不能肯定有多少是由于营养或环境的差异，有多少是由于生物遗传所造成的。不管怎么说，正如上述例子所表明的，乐意工作和身体强弱并非有必然的联系。 营养不良和慢性病也许是多数不发达国家居民为什么容易疲乏的主要原因。这就形成了一个很难突破的连锁关系，因为营养不良和疾病造成生产率低下，而生产率低下又反过来使营养不良和疾病的状况继续下去。在这种环境下营业的现代资本主义公司发现如它们密切关怀其雇员的饮食和健康会给它们带来好处。在中非，有的矿产公司对新招收来的工人在派往矿井前先请他们吃几天好伙食。还有不少公司，不限于矿产公司，发放免费的营养配给品，或提供一顿午餐，或至少有补助餐，以便保证它们的雇员吃好吃饱。同样提供免费医疗和保证工人们住在健康的环境里也会带来好处。甚至在先进工业国家，如在美国和英国，许多公司认为提供廉价的中午饭对公司有利，特别是如果它们雇用了众多的女职工，因为据说妇女们为了她们子女的利益、或为自己购置衣着、或为了其他方面的花费，她们乐意节省伙食费用。 一个人工作的环境也决定工作的疲乏程度。居住在严寒或酷热的地方是不舒适的；在华氏60度和75度之间的温度下，又有适中的湿度，人体功能看来其最佳的作用。可见温带气候比热带气候有利。同样，研究现代工厂实际的学者着重强调恰如其分的光线、暖气和通风以及工间休息、位置恰当、消除不必要的动作以及一般舒适的物质条件对提高生产率的重要性。还有若是一个人与一起工作的同事不意气相投也会使工作易于疲乏和感到不舒畅，这点也给工业心理学家带来了思考的材料。要说明什么叫意气相投并不容易。有些人喜欢与自己的亲属一起工作；而有的则不乐意；有些人喜欢大集体，而有的则喜欢人数少些；有些人喜欢有严明的纪律和规则，而有的人则喜欢个人作决定的余地大些。要明确规定工作集体的愉快条件是很难办到的，但是它们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有些工作比别的工作更易令人疲乏，因为它们在每个单位时间内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或者这些工作比较不愉快。 这些因素有可能互相抵消。在别的方面的情况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在较易疲乏的岗位上可能反而比在较轻松的工作岗位工作得长，倘若前者的社会气氛比后者更吸引人。还有身体状况较弱的人工作时间可能长于身体状况较强的人，倘若前者在工作中有较好的条件。 下面将从论述工作本身带来的紧张状态的差别转而论述对工作的态度的差别。 让我们假设两个人在想望物质财物的意义上有着相同的需求；他俩的工作职务客观上同样辛劳和乏味；但是其中一个人职务的报酬比另一个要高。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那个职务报酬高的人将必然比另一个人工作小时会短些。这取决于他的工作态度。工作是获取产品和劳务的手段，但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此而言，有些人、有些社团认为工作吸引力大于别人或别的社团。每个人把工作既看作是一种厌烦的事，另方面又看作是一种美德，但是有些社团强调工作厌烦的方面，而另一些社团则更多地向子女传授工作本身是一种美德的思想。 这些不同的态度往往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有关。有的宗教教导人们说，灵魂得救和精神安慰主要依靠修身养性或祈祷。 有的宗教则教导说这些也可以从工作中或交替着从工作中得到，因为工作锻炼人的心灵，也因为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去充分利用上帝恩赐给我们的才能和资源从而为自己的同胞服务。然而，通常很难确定在经济事务中，宗教的作用究竟有多大。首先，我们在前面一节里就对宗教对僧侣及对俗人的期望加以区分。如果像往常那样，宗教指望僧侣进行祈祷而俗人去工作，那么除非宗教吸引过多的人去过僧侣生活，否则就不会减少社会的经济努力。即使宗教强调俗人进行修身养性而不鼓励他们致力于经济事务，也难以评定它的训诫究竟有多大效用，因为很多人不会放过致富的机会，即便他们的宗教反对这样做。在这一切的背后还存在更进一步的问题，即为什么一种寂静主义的宗教被社会接受。宗教的训戒往往适应于该社会的谋生之道。因而若说人们不奋力工作是由于他们的宗教不鼓励他们这样做，不可能作出一个根本的解释； 同样有可能宗教在当前不强调工作是由于该社会的环境或社会情况并不把奋力工作放在价值的最前列。 我们不能肯定产生工作态度差异的还有哪些其他情况。 有人说是生理上的差异，也有人说是工作的乏味或生产率低，还有人说是由于这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的缘故。在分析这些因素时，重要的是记住一种态度与产生这种态度的条件之间始终存在着时间上的差距。这就是说，倘若我们要了解一个社会的信仰，我们应注意的不是这个社会目前的生物学成分或社会结构等等，而是几十年或几百年以前的状况，即当它的传统形成时的状况。 让我们先探讨生物学上的因素。有的人精力充沛或比别人有更多的工作癖好，这是由于与他们环境无关的生物学遗传所形成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些生物学上勤劳的人数比例在有的种族或国家多于别的外族或国家。而另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相信生物学上的勤劳或懒惰的分布状态在各个种族之间并无差别，而所观察到的差异全部可以从物质环境和文化传统的条件上加以解释。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科学家否认存在着把人的态度与种族生物学联系在一起的可以接受的证据。可是倘若我们把自己局限于局部地区，虽然缺乏证据，我们至少有某些似乎有理的理论。因此，如果一个国家连续遭受到某种灾难或危机，它的生物学上精力充沛的人生存了下来，而其他的人则死亡了，那结论必然是，这个社会生物学上的遗传在活力方面将不断得到改善。当然困难的是弄明白在哪种情况下，上述的生存和死亡之间的差异取决于生物学上的遗传活力：在多数危机中，生存下来的人同样得益于教养、灵巧和运气。此外，还有一种理论认为，一个有移民居住的国家比一个定居时间较长的居民居住的国家（所有国家都有移民居住）更有活力，因为移民往往比那些留在原地的人更富有进取心，也因为移居和定居的艰苦会淘汰那些不适应的人。困难在于怎么断定生物学上的因素是移民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移民往往比那些留在原地的人和那些原来居住在移居地的人更富有活力，但这可能只是由于移民们所遭受到的困难较大，因此他们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 引用生物学来解释集团之间态度的不同既无法采纳也不能加以否定。我们自然可以否定某一种族比另一种族更为优越的思想，也就是说一个种族的全体成员在行动的考验中比另一个种族更为优越的思想。但是，至于不同集团之间优等、中等和劣等的分布，眼前还不能说出什么道道来。因而我们关于集团之间差异的解释只能限于物质和文化环境的差异。 其次，我们进而阐述工作的乏味方面。我们已经看到有的工作本身可能特别辛苦，原因是工人的体力状况、或者是因为工作场所的物质和社会环境令人感到不舒畅。所以我们说在这种状况下，可以料想人们也许会少工作些。然而，假若我们不去比较在称心境况下与在不称心境况下做了多少工作，而是提出对工作的态度如何，那么上述论点会得出相反结论。因为如果工作不称心，但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也许被迫尽力而为。而那些由于感到不称心而不工作的人也许会无法生存下去。处于这些境况下，作为父母也许会开始教导他们的子女说工作本身是一种美德，一种为了切身利害而做的事，哪怕做起来并不称心。这个传统也许会传给后代，即使条件有了变化也会保持下去，因此即使所做的工作不再不称心，人们仍可能怀有同过去一样的刻苦的决心去做。 正是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比较非生产性的工作。因而可以这样说：在谋生较易的国家，工作很少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因为人的习惯是去做非做不可的事。另一个极端是在谋生极为艰苦的国家可能会挫伤干劲。居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论点认为在谋生艰苦，但又不是十分艰苦的国家，工作则被当作是一种美德。这就是说，在这类国家里，人们作出一定的努力有可能获得不错的生活水平，但是不作出这样的努力的人们将会无法生存。谋生艰苦也许由于人口过众、土壤不够肥沃、经常发生旱灾或飓风以及其他的不幸事故。在这类国家里，人们将教育儿童把工作看成为一种美德，并给儿童们看玩忽工作任务的人们的贫困；这些儿童以后又会把这个传统教育他们的后代。 然而，立足于环境的一切解释必须面对态度并非一成不变的事实；同一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会表现出相反的趋势。因此，解释态度必须依据历史和环境；换句话说，如果依据环境，他们必须表明何时和为何环境的变化会带来他们所解释的差异。这对于依据气候进行解释特别不利，因为同一国家在其历史不同时期会出现颇为不同的态度；所以有些解释寻求引用气候的变化来表明，比如说罗马帝国的衰落。用环境来解释辛勤劳动的传统大多包含对社会的某些历史性的冲击，例如战争失败、面临饥荒或大规模移民等，这要求人民显示出他们高贵的耐久品质。但是，要锤炼一个民族的意志需要比一次巨大历史性的苦难更大的某些事变，要不然看起来只不过是一次单纯的偶然事故，不管一个社会遭受苦难后变为沮丧或泄气，还是从中找到了勇气和启示。 另有一种不同的解释将一个社会的工作态度与其上层阶级的行为联系起来。根据这种解释，在那些传统上人人都工作的社会与那些传统上富人过着游手好闲生活的社会相比较，一般说来前者的人们对工作要重视得多。因为人们爱模仿他们社会的上层人士，若是上层人士认为工作是低下的，其他人将会尽量少工作。举例说，在新世界的奴隶社会里，大种植庄园主整天过着无所事事的优哉游哉的生活，他们中多数人都不直接从事经营。直到今天，这些社会中的中层和工人阶级还表现出好逸恶劳的倾向，这点只有说他们继承了奴隶才干活的思想才解释得通。我们要划清的不是平均主义与非平均主义之间的区别，而是富人参加工作与富人过着无所事事生活社会之间的差异。因此，美国的富人通常都工作，即使只是出于习惯势力，反之在英国，它的悠久传统认为富人的典型生活就是狩猎、射击和垂钓，但这个传统今天已近乎绝迹。情况并不是美国工作的人干活时间长于英国工作的人，实际上美国工作的人干活时间要短些。但有证据表明美国工作的人干活时要更紧张些。有的人把这些差别归因于对待工作的不同态度，并就这些差别追溯到理想的不同，比如说有成就的人应如何消磨他们的时光。用以对比的事实都是可争议的，但对比阐明了论点。 不论有的人比别人更反对工作的原因如何，事实是，个人之间和社会之间在这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不仅表现在做完一项工作所用的时间上，而且也表明在对提高生产率的反应上。实际上，提高每小时工作效率的长远后果终是减少工作小时的数量（在理论上两种结果都有可能）。不论是不是以工业国家之间作对比，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在工业国家我们发现通常人均生产率最高的国家工作的小时最少；或者不论是不是以同一国家的工作小时作对比，我们也看到这一点，因为报酬的标准提高了。这是很自然的反应。由于悠闲是人生乐趣之一，人们很自然地会利用额外生产率去买额外的悠闲以及一些其他的财物。此外，悠闲和财物是相互补充的享受，因为一个人财富愈多，他就需要更多的悠闲来享受它。从长远来说，如果工资低于在较有利条件下获得的水平，人们会工作得更辛勤些，倘若实际收入仍足以维持身体健康和生产率的话。集团之间在这方面的差别程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追求财富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渴望悠闲的程度。 当西方国家的企业主最初来到较原始的国家时，他们在招雇劳动力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当地土著居民过着传统标准的生活，他们不受提供额外收入的引诱。于是有人认为必须采用强迫手段。于是奴隶被贩卖，用契约的形式把劳动力从远方国家运来。还对土著居民课以重税以迫使他们不能再过懒散的生活，重税必须用金钱支付，而金钱只有为外国人工作才能得到；或者禁止居民种植商业性的农作物；或者强夺居民的土地；或者强迫土著酋长派遣青年到矿山或农场干活。除了奴隶制之外，这些强制手段至今在所有欧洲强国的一些非洲殖民地仍然存在，不过现在已被认为不像过去那样必要了。因为模仿已经起了作用。非洲人已有了新的需求，即使不强制他们，他们也愿意工作来满足自身的需求。 任何国家的统治阶级通常都切望它的人民愿意稳定不变地和持续不断地工作，比如说每周平均工作40小时或更长些。资本家和雇主们希望人民勤奋工作，因为如果有了大量劳动力会使他们易于实现工业上的抱负，还因为产量的提高会使他们的利润增加。同样，不管是民主的或专制的、保守的或激进的，所有政府也都希望人民工作，因为产量的增加会使税收收益扩大。这些政府且不论其抱有什么目的，它们都需要大量的收益。或许为了“民主”的目的以改进教育、公共卫生、交通和其他公共设施；或许为了“帝国主义的”或“反帝国主义的”目的以建立庞大的军事力量；或许仅仅为了“贪污腐败”的目的以填肥政客们的私囊。（因而“激进的”政府由于同情工人缩短工作时间的热望而当选，但它们一旦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就通常会反过来呼吁人民延长工作时间和更认真地工作）。在利害关系上不带个人目的的人道主义者一般说来也抱有同样的态度，即认为勤奋对人民有好处，因为人道主义者憎恶贫困及其带来的后果，他们希望人民生活得好。 然而愿意延长工作时间并非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显然，如果人们多工作，他们的生活水平会高于少工作（如果他们不要工作过度以致降低他们的生产率的话），但是不一定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会提高得更快。我们关注的并非产量的绝对水平，而是产量的增长率。除了工作小时的少量变动外，产量的提高通常并不一定由于人们工作得更辛勤些，而是由于他们工作的效率提高了，例如运用更多的知识和资本以及利用较有利的机会进行专业化、贸易和投资。 不论人们可能规定何种工作水平都存在着提高生产率的机会。这些机会有的确实取决于乐意作出正常努力，比如说，工厂的例行工序要求按时上班和有固定的工作小时。其他的机会还取决于机动性——即愿意在夜间工作、周末值班、或甚至随叫随到。可是，这些机会并不取决于每人准备在一年之内工作多少小时；正常性和机动性两者都是与事先约定的每人的工作小时限额相适应的。有些提高产量的机会也会错过，这是由于有些工业也许不会建成，因为人们不愿按照这些工业的要求去工作；但在其他较合乎人们工作习惯的工业中，他们能工作得十分有效率。 经济增长还要求人们自觉地愿意工作，但这与愿意延长工作小时不是一回事。一个人应该愿意把心思用在他所从事的工作上；认真干活，竭尽全力以及准时开始工作和准时交货。在有的社会里遗憾地缺乏这类素质，那儿的人看来不大重视忠实地履行他们的合同。在原始社会里，对个人提出的新要求往往使人感到奇怪。在人们习惯于按自己的进度在田间和没有钟表的地方工作，他们既不守时又不定时出工就不值得大惊小怪。同样，在习惯于根据亲属和地位建立关系的地方，人们很难习惯于唯有金钱关系的义务，也许需要两代三代以后，他们才能使新的合同关系获得一个新的普遍的道义上的约束力。在较先进的社会里，内部纠纷也可能使这个社会四分五裂：“雇主阶级”可能厌恶“雇员阶级”，而售货者可能对购货者心怀不满，因此人们对合同对方完全没有道义上的义务感。在一个有竞争的社会里，这些问题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行解决。那些作出最自觉贡献的人的成功程度要大于其他条件相等而较不自觉作出贡献的人，而且前者的榜样受人仿效与日俱增，直到新的道德传统牢固地确立为止。 但是社会并非总是竞争的，并且朝这些方向前进的势力可能很软弱。 现在可以说，愿意利用个人机会与愿意延长工作小时是相互有关的，这就是说那些不怕麻烦地去延长工作小时的人也会不怕麻烦地去抓住最有利可图的机会，或者愿意定时地和自觉地从事工作。然而这个论点并不完全有理。即使人们下了坚定的决心要比他的同伙们工作的小时短些，他们也可能迅速抓住最有利可图的机会。比如说，在热带国家很难使农民像温带国家产业工人那样长时间地工作，但是这并未妨碍这些农民抓住各种机会选用良种或肥料，或者种植利润较高的农作物。据说加纳的农民是世界上最懒惰的农民之一，这种说法无疑是错误的，因为这并未妨碍他们在很短促的时间内从仅足糊口的生产转向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可可工业；也未妨碍乌干达或印尼的农民热情种植棉花和橡胶。甚至还可以联想到越是想少工作的人似乎越能寻求获利较大的工作的机会，以便可以自由自在地少工作些。但是这个联想也不见得比相反的论点更有理些。在愿意长时间工作与愿意寻求生产率最高机会之间也许相互毫无联系，不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关系。 此外，我们已经看到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人们工作的时间缩短了。倘若他们对财物的需求低于对闲暇的需求，从极端的角度看，他们减少工作时间的速度将与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一样快。于是即使生产率提高了，生活水平却将停止上升。 虽说如此，增长将会出现。我们对增长出现下了定义，即每小时的劳动产出提高了。这是一个合理的定义；经济增长的出现仅是因为人们比较喜欢用他们提高了的生产率去购买更多的闲暇而不是去购买更多的财物，否认这点可以说是愚蠢的。 勤勉工作和经济增长若有任何相互联系的话，联系就在于增加了生产性投资的能力和意愿。那些辛勤工作的人大多可获得较高的收入，但是花费那些收入的时间要少于那些工作较短的人；因此前者可能在投资方面的状况要好些。愿意更多地节约是不够的。倘若农民把节省下来的钱去买金子和珠宝，那不会刺激经济增长。同样，如果他们用这些钱去买更多的土地，它的影响不是提高农业产量，而是改变土地的价格和所有权。对增长来说，起作用的是生产资本的形成，这类资本不一定与工作愿望和节约愿望有关。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勤勉工作必定与生产投资并行。例如，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负有世上最勤劳人民之一的盛誉，但是，虽然中国人口的增长比欧洲慢得多，但他们的勤劳工作并未产生经济增长的结果。当我们被告之有两个不同的种族居住在一起，有一个比另一个更勤快些，因此也更富裕些时，经过较缜密的调查，我们通常发现真正的差异在于前者比后者更广泛地从事生产资本的形成工作。辛勤工作和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优秀公式，然而没有辛勤工作的资本形成也将会产生相当幅度的增长，但没有资本形成的辛勤工作对发展很难作出什么贡献。 寻求和抓住机会以及进行生产性投资并不在于工作时间的长短，但是它肯定与一个人对他的各种机会所注入的思考程度有关，而这可能在精力上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商业界人士易得胃溃疡病并不全是由于工作时间过长，而是由于他们担心他们的生意经；正如他们被认为的那样，他们总是考虑节约另外六分钱的途径、或是赚取另外六分钱的方法，这就需要绞尽脑汁。当然这就产生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即是否值得不惜工本，这就是说，是认真地思考自己的经济良机并取得物质进步好呢？还是很少考虑这些事务而过穷苦的生活好呢？在有些社会里，为了其自身的利益，经济增长被认为是有价值的，青年人也受到鼓励去争取上进。然而在有的社会里，人们却选择把心思用在其他事务上：发动战争、欣赏艺术、或者享受高谈阔论或其他乐趣。 一个人如果他认为作出努力是值得的，确实他提高生产率的可能性就大，但是任何社会的大部分人会对各种良机并不很敏感，同时对增长来说也无必要期望广大群众对此非常敏感。不过必须有少数人愿意充当先驱者；一旦他们开拓的事业得到成功，其他的人通常将步他们的后尘而不会对事情本身加以深思，除非他们这样做会受到等级、种族或宗教等的阻碍。在这个意义上，增长取决于机敏的领导。当然，这类机敏的少数人越多，他们被允许的活动范围越宽广，这个社会经济上的增长将会越迅速。正是这种人数比例和活动范围的差异造成了各个社会之间的基本差异。 （二）冒险精神 我们将在下一章分析社会给予那些愿意进行经济机动活动的人的范围有多大；在这一章里我们将继续考察个人进行经济活动的愿望。这类愿望表现的方式繁多，我们现就其中最重要的来进行探讨。这些包括：愿意摆脱习俗和禁忌进行活动；愿意担当风险；愿意在情况需要时从一地迁往他处等。 习俗和禁忌可以从许多方面限制机会。例如，它们可以限制利用资源。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对待圣牛的态度就是有名的例子；不宰杀劣质牲口、又不准抑制这类牲口的繁殖；以至于牲口的数量激增而给农民的农业资源造成很大负担。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多数西方国家的偏见，它们制止使用人粪作为肥料来浇他们的田地，因而意味着土壤中有价值的矿物质每年被倾注入大海。每一个社会都存在这类阻碍他们充分利用其资源的偏见，而这些资源对别的国家来说可能会很乐于利用，不过有的国家的禁忌要比其他国家多得多。 当今阻碍经济发展最严重的偏见也许就是有关牲畜的偏见。除了下一章谈到的有缺陷的农业结构的抑制影响以外，看来农民到处渴望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并对能改善他们物质条件的改革很感兴趣。他们乐于采纳新品种的种籽或肥料、利用新灌溉设施提供的水利以及种植收益较高的商业性的农作物。那种认为经济发展受阻于缺乏世俗价值观念的农民的论点基本是一种神话，因为任何地方的农民几乎都是一个想获得的阶级。然而有关牲畜的偏见却完全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 在亚洲和非洲，有的农业社会对牲畜采取了非商业性的态度，它们不尽量利用牛群，不让牛群劳动、不吃牛肉和牛奶，饲养了大批无用的牲口，然后在此过程中拖垮了自身。这对经济发展来说是个极大的损害，因为经济发展在很大范围内与农业进步密切相关，而农业进步又反过来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牲畜与耕作的更好的结合。 另一个重要偏见是与家庭生活有关的禁忌，特别是有关妇女可以干那类工作（第三章第二节（二））和节育。幸运的是，有理由认为，经济发展本身的进程会使这些偏见消失，但是这些偏见在经济增长的初期能严重地降低生活水平。与牲畜和家庭有关的这类偏见是当今宗教造成贫穷的最致命的原因。 还有些干各种事情的习俗，它们必须得到遵守否则会引起社会的不满。因此，有的国家的农业耕作受僧侣教士的控制，这些国家认可这些僧侣故弄玄虚地声称在何时、何地和如何进行耕作，并认为他们的宗教仪式对收成好坏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文化的发展，技术摆脱了宗教的控制，但总有一些其他教条主义者守候在发展的大道上。中世纪行会制订的条例同阻碍发展的正统教派并无实质的区别，甚至到了今天也还是如此。17世纪的科尔伯特法令同对李森科的迫害都同样是国家野心勃勃地企图管制科学的例子。绝对开明地行事和始终愿意在各方面进行试验是不可能的，但有的社会在扩大个人自由试验方面比别的社会更有成效。 此外，还存在与职业有关的偏见。中世纪初期的神学家们认为商人的行业与基督教徒的生活实质上是水火不相容的，甚至肯定地说发放贷款是罪孽深重的。这些告诫究竟有多大实际效力是可以讨论的；不管怎么说，这些告诫不断地被修正，因为随着城镇的振兴，获利的贸易机会增加了。属同一类别（虽然根源各异）的还有藐视贸易，16世纪的西班牙的贵族社会就是如此，对此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西班牙之所以未能成功地利用其对新大陆的所有权和轻易进入新大陆的方便，部分原因就是藐视贸易。英国伊丽莎白女皇及其贵族如果也抱有任何这类偏见的话，他们却并不因此而不进行贸易冒险活动。在每个社会里，有些职业的地位要低于别的职业。虽说如此，通常总有众多社会地位低的人去干这些地位低的行业。然而，情况一旦发生变化，恰恰是这些行业现在提供了大量经济扩展的机会，于是偏见就成为了增长的障碍。 因此，英国将会是不幸的，如果像说的那样从事采煤业在英国社会里名声不佳；或是那些从事技术革新的科学家的地位低于那些从事“纯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或是经商生涯的地位低于具有优异成绩的大学毕业生。由于一个社会的偏见不同于另一社会的偏见，因此一个社会拒之门外的良机往往被它的对手接过去。正因为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偏爱自由职业的声誉，西印度群岛的印度人和中国人赢得了越来越多商业上的控制权，结果使得黑人极为沮丧。 甚至在各个行业里也存在着不愿干各种各样的工作的偏见。其中最令人惊讶的经常报道的事例之一，就是关于不发达国家的工程师拒绝干那些玷污他们双手的工作，当官的人甚至不愿搬动自己的座椅。在那些十分看重等级和威望的所有社会里，认为体力劳动应由社会地位卑微的人去干的教条极为根深蒂固。最基本的解释往往是人口过剩。在人口过剩的国家里已确立了的传统认为，境况较好的人有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即应尽其所能为境况较差者提供职业，因此倘若看到地位较高者干体力活，他们就会失去尊严——不仅由于他们降低了自己的等级，而且还由于拒不将这类活给予其他人，因而表明了他们的吝啬和无情，或者表明他们的境况并非像乐于被认为的那样良好。这类传统对静态的人口过剩社会来说是非常适应的，但对以个人主义和自助作为哲学的动态社会来说则是无法适应和溶合在一起的。 人们同陌生人和他们认为是外人者发生经济关系的乐意程度也有差异。倘若一个人要进行交易、雇用人员或借贷款项，这些机会的赐予必须受到限制，即只限于给予他的亲属和同一阶层的成员、或只限于他的同村、同一国度、同性、同一种族与同一宗教和同一政党的人或任何别的限制。这类差异也与经济关系非人格化的差别有关。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签订一项合同的主要依据是考虑价格和质量，而不考虑亲属关系或交易对方的个人长处、福利状况和产业的多寡；但是在多数其他的社会里，一项合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形式，这种个人关系并非由交易本身带来的，而是始于和产生于个人关系。即使在现代社会里，许多商业关系也含有个人成分；有些性质的合同最好只同能忠实履行合同而不欺诈的那些能信得过的人签订；也许还有必要给予某些人以特殊的个人照顾以便换取对方的特殊个人照顾（特别是在组织松弛的市场上，那里的供求关系并不总是平衡的）；此外，如果经济自卫需要互相保护，那么有时可能必须支援本人的亲属或本人从属的种族、性别或集团的其他成员。除了使商业关系个人化有利于签订合同的人的情况之外，还有不少建立在情感和偏见的基础上的个人化。不论以何种理由建立的关系（亲属、政治、宗教或其他关系），但毫无疑问在这些情况中，非人格化的经济关系对经济增长会提供更广泛的机会。 我们正在研讨一种使得那些留恋往日的生活方式的人感到悲哀的现象。多数的原始社会依靠地位。人们拥有的权利和期望取决于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而不是取决于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成绩。因此，当他们所期望于别人的服务改而售给出高价的人的时候，或当他们传统上有权得到的物品改而进入市场的时候，他们就大声疾呼地反对瓦解建立于个人关系基础上的习俗和制度以及一切取而代之的东西，将其称之为贪婪和不敬。从地位关系转为契约关系对一切社会来说都是一场革命。价值的旧准则消失了，这个社会也许真的解体了，甚至在道德观念上也是如此，直到新传统形成并取得尊重为止。这场革命不仅影响经济关系，经济事务上地位的下降也影响到政治组织和家庭中有关地位的老观念，而且同时向昔日保卫地位权利的宗教戒律发动挑战，因此也向宗教本身进行挑战。因此，不会立即产生重新组合，而要等到这个社会找到与新的契约观一致的新的亲属关系和新的政治部署以及找到一个新的或改革的宗教或新的道德准则来认可新的格局。在西欧这个过程经过一段漫长时间才较好地得以解决； 需要一段时间形成一种基于社会契约观念的、新的政治哲学，然后又需要时间来使这种契约观与一个基于启示和权威的宗教进行和解。这个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实际上，20世纪出现了某些从契约观回复到地位观的倾向：比如说通过立法规定各个阶级的权利和义务，以及除了法律所规定的条例之外，否认签订雇用、租地、或分歧付款购买和出售等合同的自由。发展中国家刚刚才进入这个周期。有的非洲社会已经建立了基于契约观的政治和婚姻制度。但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多数社会里，要适应非人格化的经济关系就必然受到那些地位遭受挑战的人的抵抗，或者不得不来一次总的思想剧变。 冒险精神造成某些人悲哀的另一个方面是经济生活中的竞争性的影响。竞争精神贯串在人类的全部活动中；人们喜欢表现自己的力量，无论在游戏、狩猎、吸引异性、唱歌等方面都是如此；在某些领域，比如在争夺政治权力、夺取宗教和社会地位的领导权方面，这类斗争可能颇为激烈、冷酷无情和无休无止。不过，好在总有某种限定如何进行竞争的准则，比如说控制政治权力斗争的准则；还总有些人认为竞争的天性对心灵有危害，并且焦急地尽一切可能来约束它。这些思想情绪既适用于经济生活中的竞争，也适用于任何其他领域的竞争。 在仅能维持生计的经济中很少存在专业化和贸易，因而没有多少余地可以进行经济竞争。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不论垄断者如何想方设法力图消除竞争，竞争还是见之于各个领域，因为买主总有某种自主权来决定花钱的不同途径。虽则卖主们不要竞争，但竞争依然存在，只要买主有选择卖主的自由。倘若同一产业的全部卖主勾结在一起，这种选择就会受到限制，但是不会消失，因为不同产业（如电视与电影）之间的竞争也许同样是重要的。倘若有些卖主急于想取得更大的市场，无论是提供较优的质量或是较低的价格、或是通过广告甚至采取欺骗的手段，那时竞争就将会更为尖锐。 竞争几乎肯定会损害某些人。工厂工人在生产中超越了定额就可能损害别人，因为他表明了别人的松散，或者雇主因而被鼓励去提高定额，或者因为这个工人留下较少的工作给别人去干；所有这些后果并非不可避免的，但在某些场合下是可能发生的。同样，在工业中由于某个企业谋求夺取更大的市场就会给其他所有企业增加压力，并可能促使某些企业破产。不打破鸡蛋就不可能炒鸡蛋。 在有的社会中，弱者遭受破产，但无人为他洒同情之泪。 在美国、苏联和日本等国家里，对待公认的期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残酷无情的（虽则在其他方面，三个国家的差别是很大的），这与三国在近几十年来所取得的相对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很难完全割断关系。在其他一些国家，存在着强烈的愿望以保证所期望的事物不致于受到粗暴的挫折；过于侵犯他人、或工作勤奋过度、或者在其他方面使一个竞争对手受到严重损害等都是“不可取的方式”。我们将在下一章谈到制度对努力约束时更为详尽地对此主题加以探讨；这里只是提请注意对待竞争的态度存在何等巨大的差异。 冒险精神的另一个方面是对待风险的态度。愿意承担风险的问题部分涉及气质、部分涉及一个人承担风险的能力、以及部分涉及一个人成长环境的传统。若是对不同集团的态度进行比较，我们必须撇开气质问题。不同集团的人有可能继承了一种生理上遗传下来的品性，他们对冒风险的态度有大有小，可是我们仅仅知道不同集团在生理遗传方面的勤奋习性有所差异而已。 个人的经济基础越牢靠，他能承担的风险也越大。因此一个富裕的农民能大量试用新种籽，而且并不熟知这些新种籽能否很好地抵挡得住干旱、洪水的灾害以及其他农业风险。 但是生活在仅足以糊口水平的农民就极不愿意舍弃他们知道的那些在变化多端情况下都将有收成的种籽，尽管这些收成平均说来可能是低产的，因为他们简直不敢冒风险去应用新种籽，不论能平均带来多好的收成，因为若是有一年失败了，那么他们就得饿肚子。另一方面，一无所有赤贫的人倒是会比尚过得去的农民更愿意去试试运气，因为如果机会失败了，后者就会有所失。所以，若是有传闻说一百英里以外发现了金矿，那么失业的人比那些已经有中等收入来源的人也许更愿意去，因为后者倘若找不到金子，他们就无法恢复原来的生活水平了。所以，比较富裕或极不安定的人要比那些有中等资产的人更敢于冒风险。 传统的各异或许更为重要。在20世纪的英国学校的毕业授奖典礼上，许多讲演人竭力劝告毕业生不要去找安稳的职业，而要培植一种冒险的精神；讲演也许还谈及德雷克和伊丽莎白女皇时代的人以及英国冒险事业的辉煌业迹。类似的讲演在中世纪的英国与当代的摩洛哥和泰国是不会有人去做的。像看待工作一样，有的国家教导青年说冒险是一种美德，而有的国家则不如此教导青年。要说明传统的差异的原因同样困难。那些依靠危险职业为生的国家可能比别的国家更不怕风险。但是一切职业都是危险的：变幻莫测的雨量使印度农民的生活同从事捕鱼或对外贸易为生的人有着同等的危险性。不论其起源如何，传统可能不会消失，这就是说传统上拥有成功的冒险经历的国家对成功的机会显出一定程度的信心，而其他的国家则会缺乏这种信心。 冒风险的另一个方面对发展中经济特别重要，那就是愿意改变个人的职业。在极端地位类型经济里，等级制度强迫一个人只能从事他的父辈们和祖先们从事的行业（除非所有等级的人都从事农业）；即使在不承认等级制度的社会里，牢固的家族感情和孝顺心情也可以把儿辈束缚在一个他们不具备才干的职业上，或是束缚在需求已明显衰退的职业上。除了家族感情之外，一个人也许对他受过训练的手艺有着特殊的爱好，因此很自然不愿丢弃自己的手艺，甚至不愿去干某些更为赚钱的职业。这些情况再一次表明各个社会之间传统上的差异，有的社会天经地义地认为一个人应毕生从事于一项行业，最好是他父辈的行业，而别的社会则鼓励一种较为冒险的精神。 改变一个人的职业会显得特别困难，如果这种改变要他离开自己的家庭和迁往异乡居住的话。可是，增长经常要求这种流动：比如说在人口稀少的地区发现了新的资源；或是原来地区的资源已经枯竭；或是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动更改了对已知资源的估价。当今有些政府竭力做到把工作带给人们而不是使人们去迁就工作，如果新兴工业的创办适合原来的地点并与迁往别处无多大区别的话，那么不迁动可能从经济上说来是正确的。有时这种观点受到支持是基于原来的地点已经在房屋、动力供应、学校以及其他公共设施方面花费了资金，一旦迁往他处就会造成浪费，这种辩解虽说有点道理，不过并不像设想的那么强而有力，因为资金会逐渐损耗而不得不在某时某地以新资本来取代。总之，依赖类似土壤、矿产或水源等自然资源的工业除了迁往可以找到这类资源的地点以外别无选择。 愿意流动与否部分是情感问题，部分是压力问题，部分是将迁往的地方对人们的吸引力问题。 情感问题是一个人对其亲属、朋友、家园、地区或生活方式的依恋。最大的决裂是移居包括要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不再在一个小圈子里当农民，而一个大团体里成为工厂工人或矿工。对此，传统会有所帮助。许多人经历了十余年的变动，他们的后代会渐渐习惯于这种想法。传到家乡来的消息会说到另一地方的状况，而知识可以消除疑虑，甚至可能会激发热情。关于情感问题只说一点就可以了，即习惯于流动的人愿意迁居的程度胜过不流动的人。 大规模地改变习惯通常需要一些压力。在那些农业国家里，如果人人都有足够维持生计的土地，要他们迁居到即使有好得多机会的地方也颇为困难，除非他们的家乡发生了某种安定遭受威胁的事件。这些事件可以是突然出现饥荒、人口过剩、战争或其他自然灾害。或者像在非洲那样，政府也许会增添压力：如提高税收、没收人们的土地、或者强令非洲土著居民离开他们的保留地去干挣工资的行业。英国的古典派经济学家在探讨长子继承权的影响时常常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影响是迫使除继承人以外的儿辈们更具有冒险精神和更为流动。家族关系的力量或许也不能予以轻视：倘若一个人能依赖一大批亲属的支撑，他较少可能为自身作出巨大的努力；下述情况也许不是毫无意义的，即大家庭制度与经济增长很难并存。在工业化的社会里，人们往往迁移出大批失业者聚居的地区，如果有别的正在扩展的地区可以移居的话；虽说现有的失业保险金可能稍为降低他们的流动性，但是多数人愿意有个职业而不愿失业，不管怎么说失业救济金和工资之间的差别是相当悬殊的，只有工资收入最低微的工人除外。 移民将愿意去的地方应该具有吸引力，许多移民规划失败的事例已经表明了这点的重要性。移民们需要种种保证：比如友好的接待、合适的住所、经济的前景以及适应新生活的机会。中非和南非的大矿业公司曾需要成千上万的非洲土著居民移出他们的保留地来工作，但这些公司最初很少提供任何吸引人的东西，所以毫不奇怪他们为此不得不采取高压手腕。现在这些公司的规划已比较注意给移民提供优厚的报酬、可以安置妻子儿女的良好的住所、擢升的前景以及修建长久城市生活所需的舒适环境，它们几乎对保留地已完全取消施加压力的办法。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世界大工业城镇的郊区住宅区正在以同样的态度企图把人口迁移出市中心拥挤不堪的贫民窑。但那些迁出市中心的人往往要求搬回城里。他们说他们惦念自己的朋友以及城市的街道和嘈杂声；事实上他们不喜欢走长得多的路去上班，实际上也由于郊区缺少足够的电影院、酒吧间和建立一个新社区生活所需的其他设施。要是新建的郊区住宅区有它们自己的工厂，还有成批的朋友和亲属一起搬来，以及新的郊区拥有为建立新社区生活所需的一切设施，人们就不会感到那么沮丧。另一例证是相当多的开发新垦荒区，计划的失败。虽则往往新的移民得到了土地，但事先却不修建公路和供水设施；还有选择移民的工作杂乱无章，根本不考虑人们的务农经验和资金；任其这些移民去照料自己，既无指导和帮助，也没有任何组织机构。印度尼西亚的经验特别有启示。1937年以前，印尼政府提出运送爪哇居民去苏门答腊，并在那里给开发者以土地和财政援助，但很少人愿意去。以后，印尼政府安排移居者应在收割季节前不久到达，并要他们在最初几个星期当先去的移民的劳工，并同先去的移民住在一起。这就使新移民有可能赚得一笔钱，能在各方面适应新的居留地，能就地得到指导以及进行有用的交往。这个制度还保证新移民在收割庄稼时得到帮助。结果从1936年到1940年，每年移民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而且逐年增加，尽管事实上印尼政府已大大削减了给予移民的财政援助的总数。 虽然确实愿意流动的人看来更能获得成就，但经济增长并不要求人人都流动。经济状况的变化相对来说较缓慢，而且发生在边缘上，因此，只要有一部分人愿意流动，通常每年占很小比例就足够了。虽说如此，即使比例很少的人也不愿移居，除非新地区具有吸引力，而且原地区又有流动的传统或强大的压力。 几乎同样的话也适用于“冒险”的一切其他方面。经济增长并不要求人人都冒险，但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数是革新者。反过来这又部分关系到成功的革新所能得到的报酬和声望。在每一个社会里都有一些人天生酷爱试验新技术、新产品、或新的经济形式，而蔑视公认的见解或既得利益。有的社会赞赏和鼓励这类人物，而有的社会则认为他们是应予以压制的海盗型的冒险家。但是，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风气培植这类人物的程度和给予他们的活动范围。我们在以下几章还将回到这个主题上来。 ------------------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