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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倒的随大流行为是引发一场剧烈的市场紊乱的必要条件。 第一节 众矢之的 尽管索罗斯的基金在2月份遭受了一次大失败，可是，当4月份来临，索罗斯需要站在华盛顿的众议院银行委员会面前时，他仍是金融领域内的大腕，世界级的投资家。该地位依然使他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 索罗斯这次上头版某种程度上和金融圈里的一些咦咦叨叨分不开，后者也得到了传媒的附和。人们觉得索罗斯和套头基金组织正日益地引人关注。这种关注来源于1994年早些时候金融市场上的风波。不过，索罗斯不认为他需为此向外界道歉，他说，“我依旧将自己视为一个自私、贪婪的人，我不想把自己变成某种圣者，我有着很好的胃口而且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索罗斯并非将赌押在日元身上的唯一一个人。其他的套头基金组织也卷了进来并且同样遭到重创。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一些套头基金组织需要筹集现金，这迫使其部分地出售以日本或欧洲国家的证券这种形式存在的资产，而这在世界上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 甚至那些并没有拿日元打赌的套头基金组织也未能幸免于这场风波。它们的管理者相信，高失业率将促使欧洲各国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因此，他们大肆购买、积聚欧洲国家的债券，认为只要欧洲国家的利率下降，这些债券的价值就会上升。这样，一些套头基金组织由于日元方面的原因而大亏特亏，另一些套头基金组织则开始急于抛售其手中的欧洲债券。这使得这类债券的价格一跌再跌，并迫使欧洲的债券发行者提高利率以吸引购买者。结果，欧洲债券市场陷于一片混乱，一些套头基金组织蒙受了巨大损失。 在这种背景下，乔治·索罗斯大概希望保持一种低姿态以图赢得时间去收回损失，并使人相信“圣瓦伦丁日的屠杀”再也不会发生。但这种愿望不会实现，他在公众心目中已经是太出名了。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3月份要在巴塞尔聚会，国会听证会也定在了4月份。这两方面都发出了要对索罗斯和其他的套头基金组织采取行动的威胁，令后者感到压力越来越大。 作为回应，索罗斯在那个春天成为了套头基金组织的某种代言人。他决定尽可能地采取和解态度。3月2日，索罗斯在波恩宣称，中央银行对大的套头基金组织进行规范是合情合理的。“我感到不规范的市场有着一种固有的不稳定性，”他对记者说。“我认为调控者们理应进行规范。我相信缺乏规范的市场逃脱不了崩溃的命运，所以（中央银行）进行调查是一项非常合理之举。我们乐意和他们在这方面进行合作。我还希望，他们采取的任何规范措施不会是弊大于利。” 当被要求就套头基金组织的活动增大了“市场的多变性和不稳定性，”这项指责进行回答时，索罗斯说：“我要说的是，市场存在着一种发生偏离的趋向，所以我压根不相信市场完美元缺。我也不认为套头基金组织是完美元缺的，否则他们也不会在一天之内损失5％。 当巴塞尔会议结束之时，10个工业化国家的中央银行的首脑们并未找到什么充分理由，以便他们觉得有必要制定针对套头基金组织或那些使用自身资本在国际市场进行交易的银行的新的规定。自从这年早些时候的动荡发生过后，市场凭借自身力量很快地恢复了正常，并元多少道理能让人预言还会有其他的麻烦。但是，让一些观察家们念念不忘的是，套头基金组织这一次使用了各种伎俩才逃脱了应有惩罚，对他们需要严加管理。 在这点上，迪安·维特·雷诺尔德斯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和主要的投资战略家威廉·卜多吉说道：“在今天，未经登记的衍生性产品如何能四处泛滥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物品未经登记，所以关于它们的交易就不会被要求在某个地方进行。如果是这样，有关的纪录和交易额就不会为人所知，而市场的规模、交易的条件、个人间买卖的大小程度也不会为人所了解和掌握……。套头基金组织的投资活动的规模已是如此之大，其结果是，如果这些投资失算，它们将对金融体系造成全方位的危险，并进而危及社会的金融结构。 第二节 国会山的演讲者 1994年初的金融动荡为美国国会里的冈扎尔斯听证会搭起了舞台。这出听证会按原计划只是为了一般性地调查套头基金组织，如今却可以拿一项具体的案例做参照；后者向人传达的信息是套头基金组织是金融市场上的头号恶棍。众议员：亨利·冈扎尔斯注意索罗斯和套头基金组织业已一年了，对他来说，索罗斯遭受了其生涯最中严重的一次失败不说明什么问题。鉴于年初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如此动荡不定，他有着充足的理由对索罗斯追着不放。 于是索罗斯去了华盛顿。 听证会的目的——冈扎尔斯对此并不讳言——就是要看看那些从事套头基金投资的人是否像被人描绘的那样诡计多端，是否他们通过其行动确实影响了金融市场，是否应当对他们施加更多的制约。在听证会的前一天，冈扎尔斯还发布了一个宣言，威胁道要使在金融领域的”不当处置”被视作“对法律的直接侵犯”，“并表达了自己要加强国会对衍生性活动的监管的怠愿。 这听起来并不坏。不过，在银行委员会能够建议出新规章制度之前，它必须解决一个更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尽管该委员会的职责范围是金融领域，但并无多少成员知道·一个套头基金组织是如何运转的，几乎无人清楚他们使用了什么诡秘的金融技巧。 为了得到一些答案——实际上是为了上一堂可称为“套头基金入门”的课，他们在1994年4月13日这天把索罗斯这位“大师级”人物请到了面前。当举行听证会的房间差不多坐满的时候，显而易见索罗斯是那天中在华盛顿最具风采的一个人。 “套头基金人门”一课开始了。老师的开场白是声称在坐的议员们找错了对象。接下来他开始运用自己的金融理论来解释其中的缘由。 索罗斯断言道，金融市场上的状况能够予一国经济中的基本因素以影响。在这种情形下，市场的状况和充分市场理论所认为的正常状态是大不相同的。市场的繁荣与萧条的更替之所以具有破坏力，正是由于它们影响到了经济生活的基本因素。 索罗斯接着说道，只有在“随大流”行为主宰了市场的情形下，兴衰相替的现象才可能生成。“所谓随大流”索罗斯说道：“我指的是人们不加思索地在价格上涨时购进，而在价格下降时卖出。一边倒的随大流行为是引发一场剧烈的市场紊乱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此你们需要问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导致了随大流行为？套头基金组织的活动也许是一个因素，所以你们不无道理地注意到了它，虽然就我的套头基金组织而言你们是看错了地方”。 “一边倒的随大流行为是引发一场剧烈的市场紊乱的必要条件。” 索罗斯更中肯的观点是，是共同基金和机构投资者而不是套头基金使市场趋于不稳，因为这两者都有着随大流倾向。他说“当资金大量流入时，他们趋于保留少于常量的现金，因为他们估计资金会继续流入；当资金大量流出时，他们又需要积聚较多的现金以备兑付。”结果，“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泡沫金融。 接下来索罗斯简要地论述了当前的市场形势：“我想强调的是，我未发现任何近在眼前的市场崩溃的危险。我们刚刚刺破了一些在资产价格上生成的泡沫，结果，金融市场的状况比去年年底要健康得多，我不认为目前投资者应过分担心。”换句话说，现在完全可以买入美国的国债或S＆P期货了。 索罗斯还抨击了克林顿政府在与日本人的贸易争端中采取的强硬路线和力图使美元下跌的做法。他说，“这对于美元及金融市场的稳定极为有害。把压低美元作为一种处理我们和日本有关的贸易政策的手法是一项我们不应使用的危险策略。”人们不难从这番话中读出这么一条市场讯息：买入口元，卖空美元，直至美日贸易谈判局势明朗化。 索罗斯始终力图使套头基金组织不成为听证会的中心话题。他强调套头基金组织并不是投资世界的很大一块组成部分。尽管基金管理处的日均通货交易额达到35亿美元，但索罗斯告诉委员会成员这种规模的交易不应对市场产主什么影响，因为套头基金组织只控制了外汇市场每月交易量中极小的一部分。 索罗斯对通货危机和市场动荡提出的解决办法并不是实行固定汇率，“这太僵硬了，”他说。他也不赞成实行浮动汇率，“自由浮动的货币有其缺陷，因为市场总会发生过度偏差。”索罗斯的解决方案是：七国集团内的七个工业化国家的金融人士需要协调他们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消除是市场不稳定的根本所在的那些巨大差别。” 委员会成员们提出的问题让索罗斯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对套头基金组织究竟从事一些什么活动依旧知之甚少。“到底什么是套头基金组织？”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问着这类问题。索罗斯试图传授给他们一些知识，但他不得不承认‘套头’这个标签已经被贴在了许多本来和它无关的东西上。”这个词被用得如此不加区别以致于它已囊括了许多活动。“它们唯一的共同点是经营者们得到的报偿是根据其表现而不是按照被经营的资产的某个固定的百分比。”索罗斯这个套头基金投资领域中的国王对套头基金作的这种描绘看起来古里古怪。不过，他对于就套头基金的定义开一个研讨会没有多少兴趣。他只想传达这么一种认识：套头基金组织实际上在金融市场中举止不错。 索罗斯强调，由于从事套头基金投资的人是完全根据其表现得到报酬，套头基金活动是针对机构投资者的随大流行为的“一剂有力的解毒药。 以他自己的基金会为例，它通过针对普遍的买入或卖出趋势逆其道而行之，对多变的市场起到了一种有益的作用。他说：“我们更趋于稳定而不是扰乱市场，我们有这样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是为大众服务的机构，而是因为这是我们赚钱的风格。” 索罗斯直言不讳地为套头基金进行辩护，他对他的听众们说道：“坦率他讲，我不认为套头基金对你们或管理者们来说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物。不应将年初股票和债券价格的大跌归咎于它。我反对任何认为我们的活动有害或制造动荡的断言或影射。 索罗斯还被问道，是否像他这样的私人投资者有可能积聚足够的资本以操纵如意大利里拉或英镑这样的通货的价值？ “不会，”他回答道，“若短期内的情形不算，我不相信某个市场的参与者能违背基本的经济原则成功影响主要货币的交易状况。相对于全球通货市场的规模，套头基金组织只是小小的参与者。次要货币的市场缺乏流动性、这也起到了防止任何投资者成功地影响小货币的价格的作用。由于流动性的缺乏，任何力图通过掌握大量的这种货币来影响价格的投资者在将它们卖出时都会面临灾难性结果。 索罗斯谋求使自己尽可能地不和衍生物、不和从股票、债务或商品中衍生出的那些金融契约扯上，而委员会则对衍生性金融工具倍感兴趣。在这方面，索罗斯的言语听起来好象是，连他这么一个老到的投资家也不大知道如何去了解它们。另外，他指出套头基金组织并不是衍生性工具的签发者，而更可能是其客户。所以它们对金融体系可能造成的风险要小得多。 为什么对于衍生物会产生疑惑呢？ 索罗斯的看法是：“存在着如此之多的衍生物。其中的一些是如此地令人捉摸不透，以致于所涉及的风险连最老到的投资者也不能正确认识，我自己应是其中的一位。一些衍生性工具看来就是被特意用来使机构投资者能进行在其他情形下不可能进行的赌博。” 索罗斯还说：“我们不滥用衍生性工具。我们的活动是逆潮流而动而非随大流的。我们力图早早地跟紧新的趋向，然后在稍晚的时候及时采取行动以不被趋势的反向抛在一边。” 索罗斯给人留下这么一个深刻印象：他并不怎么觉得国会应对衍生性工具进行规范。同意这样做只会令他有些愧疚，因为他周围的其他人一直力求他直言不讳地反对这么做。“要知道，”他对就近期金融市场的动荡向他提问题的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人布鲁斯·文托说，“当我们就我在这儿的露面进行准备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一点这些。我说，直率他讲，应该被规范的是衍生性工具的发行。而我的伙伴指出，很不幸，规范会造成一种非人所希望的后果，因为进行规范的人关注的只是下层而非上层，他们想避免一场灾祸。所以如果你要求把对衍生物进行登记规定为一项义务的话，这完全会招致官僚阶层的抵制，因为规范者们的利益和市场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样，他使我打消了提出建议的念头。 在听证会上，索罗斯并不是唯一一位不主张再制订某些规定的人。一些作证的规范者们也指出，套头基金投资和衍生物对金融体制和投资者带来的风险并不是那么大。尤金·路德维希认为，几个国有的金融机构平均只有不超过0．2％的资产处于这种风险之中。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主席小亚瑟·内维特表示，他确信根据当前所有的银行业和证券法规，几乎全部的套头基金投资活动都得到了很好的管理；不需要再订新的法规。不过，三位作证的规范者都认为有必要得到更多的信息。“我们不赞成再订立法规，”联邦储备银行的约翰·卜内维尔说，“但我们强烈希望知道更多的东西。” 委员会对索罗斯的陈述有何反响呢？次日的《纽约时报》登了一篇由托马斯·弗里德曼所撰的文章，它恰当地总结了委员会成员当时的所思所想：“众议院银行委员会的成员们看来既对承受这个有着米达斯（希腊神话中的弗利治亚国王，贪恋财富，曾求神赐给点物成金的法术。——译注）的点金术的人物教导感到敬畏，又对套头基金世界中的秘密怀有浓厚的好奇心。他们耳闻目睹的各种事件，包括索罗斯在近期的通货交易中损失了6亿美元，看来非但没有使套头基金组织的神秘色彩黯淡下去，反而使其更加惹眼。” 索罗斯在那一天千方百计地想使自己的观点在华盛顿为人接受。不过单单去影响国会还是不够的，他还力图改变传媒的看法。这项任务被指派给了罗怕特·约翰逊，他是曾经陪同索罗斯去华盛顿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处的执行主任。 在听证会结束后对新闻界的谈话中，约翰逊表示，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让国会和公众正确认识到乔治·索罗斯的所作所为。他说：“最大的问题所在是关于套头基金的神话。为此应该和新闻界有更多的沟通。 为了更突出地体现这种坦诚，约翰逊还披露了索罗斯资产分配状况。 这样，乔治·索罗斯顺利地捱过了听证会。各种情况表明，他出色地证明了自己的元罪。 两个月之后，在巴伦·维恩与SEC的一位成员共同进餐时，听证会和索罗斯的表现成了一个后题。维恩事后说，这位sEC成员认为“乔治做得如此出色以致于SEC和国会都不再对套头基金组织忧心仲忡。”总之一句话，索罗斯可以大大地心满意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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