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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上最伟大的投机家



  “我主来一贫如洗。

  但决不能死时仍旧贫困潦倒。”

  第一节 为钱而活着

  1992年9月15日下午5点30分,椭圆形的桌子后面,乔治·索罗斯安然地坐在他那张高靠背的皮椅中,透过巨大的玻璃窗,凝视着33层楼下面中心公园的紧张情景和通勤高峰时期人们的一举一动。再次逐鹿这场游戏,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令他兴奋不已。

  近来,每当索罗斯步人曼哈顿中心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处,他总有这样的感觉:自己不是这儿的老板,而更像是一个参观者。但今天他深感事实的确如此。他可以攀上一座高山,亦可搞垮某家银行。他确信自己仍能够玩这场游戏……而且会比大多数时候玩得好。或许会比任何人玩得都好。

  试设想如果近年来他将大部分时间花在远游上,那情况该会如何呢?自1988年以来,他就将这个企业委托给斯但莱·德鲁肯米勒,一个有着光辉金融管理业绩的年轻总管,经营一直很顺利。如果索罗斯出现在办公室,他就与德鲁肯米勒共同议事,尽管他们时常会因为对金融市场持不同见解而吵翻。

  那些日子,索罗斯本该前往东欧和前苏联,帮助组建和培训他在80年代建立的慈善基金会,促使这些国家演变成民主社会的典范。几年来,他在金融市场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赚足了他曾经需要的金钱。现在,已步人生命黄金岁月的他,在尽可能地逃避办公室中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他更愿意同匈牙利或罗马尼亚基金会中的下属们聚在一块,或是在波斯尼亚泥泞的街道上跋涉着,亦或是去参加冒险活动。

  但今天是个极不寻常的日子。乔治·索罗斯将要投下金融史上最大的一笔赌注。大战将临,有的人会心脏狂跳不已,在地板上来来回回地踱步,抑或是向早已战战兢兢的下属们神经兮兮地发火,但是这向来不是他索罗斯的风格。他的脑子在快速地转动着。坐在那儿,他处之泰然。每当要有大的动作时,他都会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这种作法对吗?我会输得一败涂地吗?

  他凝视着都市中初放的华灯,思绪却早已飘到千里之外。他如果在伦敦会更富有吗?他不能完全肯定。或许今天这一切都元关紧要了。

  通常,乔治·索罗斯喜欢住在远离华尔街金融区的地方,而且他无需亲临纽约股票交易所,就有把握知道怎样能赚到一大笔钱。

  他有自己独特的投资方式。这种独特的投资方式使他能够百分之百地对金融市场了如指掌,所以他无需生活在闹市区。他惯于呆在中区,喜欢在紧张刺激的风险中求得须臾的惬意。他的办公室温暖如家,墙上挂着一些画儿,桌上摆放着家人的照片。但离索罗斯办公室飓尺之遥的下属们却端坐在冰冷的计算机屏幕前,正视前方。好像如果他们的头向左或向右稍稍们一下,就会表明他们上班期间在打瞌睡。墙上有一条标语一一一看得出是用计算机打出来的——上面写着:“我生来一贫如洗,但决不能死时仍旧贫困潦倒。”

  这就是乔治·索罗斯的信条。已年届66岁的他,富有得令人难以想象。他清楚,在这场“竞争”中已获胜,他将不会死时口袋空空。的确,他辞世之时可能是美国最富有的人士之一。然而,没有人敢建议说,该是摘下这条标语的时候了。毕竟,办公室中的其他人仍需要这种动力。有些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发财,拥有了几百万美元。他们也将不会死时两袖清风。好像在乔治·索罗斯周围工作的人都加入到这场“淘金”狂潮之中,而且都交了好运。索罗斯基金管理处看起来与诺克斯堡不同,也不难进入。但是,它却拥有与诺克斯堡相同的令人陶醉的金钱气息。

  都市渐渐步人夜色,索罗斯却几乎没有觉察到。他是个四海漂泊,四处为家的商人。作为一个投资者,他对东京、伦敦的金融市场同华尔街的金融市场一样兴趣浓厚;在密切关注布鲁塞尔和柏林的经济动态的同时,也关注波里亚和鲍基西亚所发生的情况。现在,他的思绪已不在办公室,而是萦绕着西欧。那儿是眼下他朝思暮想的焦点。

  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一直在追踪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发展状况,并且预感到这条导火线将会冷不及防地引发一场金融大爆炸。

  索罗斯是个谙熟金融业的理论家。他喜欢在股票、债券和货币“实验室”中测试他的理论。这是个多么奇妙的实验室啊!那里没有灰色地带。股票或是攀升、或是下跌,或是保持原状。关于股票市场操作的理论都能根据逐日的结果得到验证。

  许多投资者认为金融世界应该是有序的,股票的价格也应有其固定的逻辑。辨明这种逻辑,你才能发财。

  索罗斯则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金融世界是动荡的、混乱的。他认为:辨明事理,你才能大捞一笔。如果把金融市场的一举一动,当作是某个数学公式中的一部分来把握,是不会奏效的。索罗斯深信数学是不能控制金融市场的。

  心理因素能够控制市场。更确切他说,是掌握住群众的本能才能控制市场。

  了解群众何时、以何种方式聚在某一种股票、货币或商品周围后,成功的投资者才会走到台前来。

  这就是索罗斯的“坚果壳”理论。

  目前,乔治·索罗斯正在整个欧洲的金融世界验证他的理论。过去几年中,他一直在那里应用这种理论,暂时退后,等待着适当的时机,等待着喧闹的股民的呼声。

  一旦他听到这种呼声,他就会一跃而起,抓住机会。当他预感到正确地把握住了金融局势,他就不会再有顾虑。这次,他确信他是正确的。

  而且这次,他准备投下投资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赌注。

  如果他失败了,他将会输掉一笔钱。这元关紧要。以前他也忙过钱。以1987年10月的股票市场崩溃为例,他错误地理解了市场,最后,他才不得不提前放弃造成经济损失的计划,以免遭到更大的损失。那次,他失去了3000万美元。

  但更多的时候,他在赢钱一一一因为他是经纪人中的精英——他投资得如此之好,以至在1981年6月被institutional lnvestor杂志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金融管理者”。

  在1989年以前,只有一年,当他成立旗舰基金会时遭受了挫败,那年是1981年。非常简单,金融市场中没有谁·做得象索罗斯那样好,而且持续如此长的时间。范伦·E·巴菲特比不上他,彼得·林奇也比不上他。没有人能同他相提并论。

  他的记录在华尔街是最棒的。

  在办公室的那个夜晚,他不断地在想着伦敦。此刻,时针已指向晚上10:30。那里是事件发生的地方,却不是在纽约市。

  一丝欣慰的表情掠过索罗斯的脸庞。他回想起1989年9月9日,柏林墙倒塌的重大日子。

  每个人都知道,那一天对于现代历史来说是多么重要。有些人认为,或者至少他们希望,随着柏林墙的倒榻,一个新的联邦德国将会东山再起并繁荣昌盛。

  索罗斯则不这样认为。他的想法经常与众不同。他预感到新德国在统一后将要渡过一段困难时期。同时,他预感到德国将会转向国内,顾及本国的经济问题,解除同其他西欧国家不重要的经济联系。

  因此,索罗斯认为,关注国内发展的德国,将同其他欧洲国家取得广泛的联系,尤其在货币上。

  他在观望,在等待。

  第二节 出奇制胜

  1990年索罗斯观察到英国采取了加入新的西欧货币体系——即汇兑机制——的决定性的一步。他认为英国此举是一个失误。英国的经济本来不强大,加入汇兑机制,将使英国几乎同西欧最强大的经济力量——统一的新德国——联系在一起。

  这种联系,有利有弊,而英国将完全依赖德国。作为这个区域中的经济最强国,德国将有权决定何种经济措施对其他西欧国家有利。索罗斯认为,此举最终将证明对英国来说是致命的。

  因为英国可能想要在其货币政策上向前迈进一步,而它又没有这种能力。于是,将不得不使其政策同占主导地位的德国的货币政策相联系。

  正如索罗斯所预言的那样,1992年西欧遭受了金融危机。包括大英帝国在内的许多经济体系出现滑坡。英国企图降低其利率。

  然而,德国人因为其国内原因不愿意降低利率:他们深深惧怕通货膨胀会再次出现在德国。20年代的恐惧,他们至今记忆尤新,正是那场通货膨胀导致德国的经济走向崩溃。

  如果德国不降低其利率,其他欧洲国家也不会降低。这样做会使它们陷入削弱其货币的危险境地之中。而且货币一旦削弱。只会使袖手旁观的国家渔翁得利。

  所以,英国正陷入窘境。

  它的经济情况很槽糕,英镑面临日益升值的压力。英国力图改善其经济情况,但这样做的话,它就必须让英镑贬值,使其出口更有利。

  依据汇兑机制的条款,英国被迫保持1英镑兑换2.95德国马克的比率。

  1992年夏季过后,英国政府坚持要在这次风暴中求得生存——将不贬值英镑,不脱离汇兑机制。反正,他们会混过去的。

  乔治·索罗斯认为这实属一派胡言。

  他更了解情况。他知道英国经济已处于何种可怕的境地。他们不可能继续保持汇兑机制。他们不得不弃船而逃。

  9月中旬,危机开始了。

  谣言四起,说意大利人要让里拉贬值。于是纽约的经纪人蜂拥着抛售手中的里拉。

  9月13日,星期六,意大利里拉贬值,但只是下降了7%,仍在汇兑机制条款所规定的限度内。

  认为欧洲中央银行将承诺使其货币保持在汇兑机制限度的投资者,因为此举赌注大赚了一笔。认为汇兑机制联盟的国家会超出条款限度而不下赌注的,看起来似乎很糟糕。

  但如果意大利人如其所言使里拉贬值,可能还会有第二次浪潮……可能这次该要开始抛售先令了。

  一时间,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投资者和公司纷纷对西欧诸国政府决意让汇兑机制决定兑换率,大失所望。现在,他们急于想使那些被削弱的各种货币脱手,包括先令在内。

  随着9月15日的过去,乔治·索罗斯关于英国会使英镑脱离汇兑机制的信心在日渐增加。

  斯但莱·德鲁肯米勒认为时机已成熟,应该下赌注对付先令。他将想法说给索罗斯听。索罗斯开了绿灯,甚至让他赌下一笔比预想要大得多的赌注。

  于是,斯但莱·德鲁肯米勒遵照索罗斯的咐瞩,抛售了价值100亿美元的先令。

  索罗斯看来非常自信,动身去了第五大道他的寓所。那晚他睡得很香甜。

  次日清晨7时,索罗斯住所的电话响了起来。那是斯但莱·德鲁肯米勒打来的,告诉他一切顺利。当索罗斯人睡之时,他已获得9.58亿美元的利润。在这场汇兑机制危机中,索罗斯获利的总值接近则亿美元。

  英国人称9月15日一他们被迫将英镑从汇兑机制抽出的那天——为“黑色的星期三”。

  而索罗斯则称它做“白色的星期三”。

  正是这个赌注,认为英国将会使英镑贬值而赌人100亿美元这一举动,使得索罗斯闻名于世。

  这一事件成为他投资的出奇制胜的妙计。

  第三节 神坛上的索罗斯

  因为这个赌注,索罗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投机者——成为金融界的一个神话。

  1992年9月后,乔治·索罗斯便被诸多的神话传说所包围。

  其中一个神乎其神的便是说他能够调动市场:他所说的一个词,诸如像黄金那样的一类商品,或是像马克一类的货币,将会导致贸易上的一个转机。价值的升降,完全因为他的一句话。

  他似乎万元一失,百战百胜。

  1992年11月,即他倾全力而出对抗英镑的两个月后,一位记者所作有关索罗斯的电视报道可以用来印证他调动市场的能力。“你投资黄金,并因为你在黄金上投资了,所以大家都认为该在黄金上投资,于是价格上涨了。你写了一篇对马克的价值表示质疑的文章,于是马克价格下跌。你在伦敦做了一笔房产生产意,一夜之间价格下降的趋势似乎有了逆转。谁人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索罗斯对这些赞誉似乎很欣赏,并主动提出了一些看法。

  “近来,”他开始说道,“我的影响力被夸大了。事实上,我对此十分清楚。这一点将会被纠正过来,因为人们会意识到的,”他舒心地一笑,“我不是百战百胜,你们知道,只是现在我占上风,将来也会有占下风的时候。”

  这两方面的叙述都不妥当。

  他的影响力并没有被夸大其辞,同时也没有迹象表明他将会走下坡路。

  当《商业周刊》问及他作为这样的权威有何感受时,他回答道他感到开心。

  开心!

  有些人并不仅仅为了开心。

  至1994年,关于索罗斯的神话散布得如此之广,连华盛顿都对此颇为关注。如果索罗斯果真能调动中场,如果财富具能因为一个人的一举一动或失或得,那么这个人难道不是一种威胁吗?难道不应该对乔治·索罗斯加以控制吗?

  这便成为有关此人的主要话题之一。此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为了鲜有人为的金融界泰斗。

  作为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者,他所积累的金钱比大多数人一生,或是成百个人一生所见过的金钱还多。但是仅有一部分归功于笼罩着他的神秘氛围。

  乔治·索罗斯远远不是只赚了几十亿美元的人;也远远不只是如《金融家》所说,搞垮了英国银行的人;更不止于,如《商业周刊》所誉,是能够调动市场的人。

  第四节 华尔街头的暂学家

  金钱,对于索罗斯来说,其吸引力曾一度极为有限。

  他并没有期望自己成为世界级的投资者,去赚大把大把的钞票。相反,他渴望自己成为一个哲人:并且时常感到在知识的王国中倘祥比做金融更惬意。

  然而,他发现自己深具赚钱的天赋一一一并且是赚大钱。这一切似乎来得很容易。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感到被金钱所污染的原因。他不仅仅想积累财富,他想用自己的生命做更多的事情。

  这并非指索罗斯认为做金融投机生意不光彩,或是把它仅仅看成是赌博,他并没有力自己所从事的事情找借口,他只是没有从中获得乐趣。他渴望能力他人作点贡献一~能被人们牢记不忘的贡献。

  他认为自己是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个金融家。他喜欢称自己为一个失败的皙学家,这是他早年曾想要实现,现在却已放弃的梦想。

  他最大的梦想是给世界增添知识一一一即世界以某种方式运转,以及人类在世界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从学生时代起,他就在一直寻找这种知识。这种探索带他步人了哲学天地。曾几何时,他希望成为一名哲学教授。他研究经济,但对于那个世界来说,他总好像是一个匆匆看客而不是永久居民。

  索罗斯感到自己被所学的经济方法所愚弄,认为经济学家对世界运转的方式缺少切合实际的理解。他们做白日梦,谈论的只是理想状态,错误地认为世界是一个理智、有序的地方。甚至还在青年时代,索罗斯就清楚地知道,世界远比经济学家让人们所相信的更混乱。

  当索罗斯开始形成自己理论之时——有关知识的理论,历史的理论,包括将来的金融理论——他就深信这样的基本理论依据:世界深不可测,完全无理性、元秩序。简而言之,世界难以把握。

  他想以出书的形式将其理论提出来,但发现使这样的书通俗易懂具可读性却很难做到。甚至有时他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也深感费解。他深感知识的领域很难征服,他决定去寻找自己能够征服的领地。

  这个决定,在某种意义上说,很容易做。况且,他也不得不为生计考虑。为什么不通过尽可能多地赚到钱的方式来证明他比其他的经济学家更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呢?索罗斯认为,金钱能力他提供一个舞台,使他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赚钱,简单他说,依然可以帮助他成为一位哲学家。

  他所进入的世界,是高级金融世界,有极高的回报。然而,风险也高得令人畏惧。这不是心理承受力低的人能驰骋的天地。

  可能胆量小的人能够风光几年。但最终,巨大的压力会降临到他们头上,这是一种对别人的钞票负有责任的压力。投入其中的代价是昂贵的:牺牲睡眠、放弃休闲、失去朋友与温馨的家庭生活,因为在金融市场中形势极其凶险。迟早,这些心理承受力低的人要另寻他路。

  相反,索罗斯,心理承受力极强。他看起来极其沉稳,喜怒不形于色。投资成功,他会偶露满意之容;投资失意,他不会像有些人那样冲到最近处的房顶或是摩天高楼之上寻其末路。他心平气和,沉着冷静,很少会歇斯底里地狂笑,亦或是抑郁寡欢。

  他,正如自己所评论的,是一个评论家,的确,他曾开玩笑说他是“世界上拿薪水最多的评论家”。这表明他有点像是个局外人,能置身于战场之外。“我是就过程进行评论,而不是缔造企业的企业家。我是判断企业状况优劣的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中,我的作用是品评,并通过决定买卖来表现我的判断。”

  尽管从1956年起,他先在伦敦,然后在纽约投资商业,但他事业真正起步是在1969年,那时,他建立了自己的投资基金会,取名量子基金会。除80年代初的几年以外,在其后的25年中,他一直积极地经营着这个基金会。在80年代未,他采取低调态度,把大部分精力花在慈善活动上。然而,他经常同管理基金会的人保持联系。

  此公司是第一批被允许非美国国籍的投资者可以自由投资的海外公司。大多数海外公司受美国法律限制,不得超过一位投资者,并且通常规定最小投资额为10亿美元。同时,它没有防备损失的政策,是那些愿意拿钱冒惊人风险以获重利的富人们的的超级投资伙伴。索罗斯公司出售的是短小、过时的复杂的金融设备,而借人的却是大量的资金。

  公司经营初期,一些小的经营者采取混合股票获利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保证经营者能将其有价证券分为长期与短期两种,长期的指当市场上扬时可以获利的股票,短期的指市场下跌时可以获利的股票。

  索罗斯与其他一些公司的巨头抛弃了这种策略,超出了美国的股票市场的范围,在全球范围内对金融市场的股票、利率和货币等方面进行全面把握。平均每个交易日,索罗斯公司就能买入或卖出价值7.5亿美元的股票。

  他的业绩元一例外,均令人震惊。如果1969年索罗斯创建公司伊始,有人投资10万美元并且追加全部股息,到1994年春季他就会拥有1亿美元——联合增长率为35%。对于一个规模相对小的公司来说,这种回报已异乎寻常,同时这种作法震惊了华尔街。

  1969年,索罗斯公司的股票每股价格为41.25美元,到1993年初,每股价值2.154355万美元,到1994年6月,每股价值2.26万美元。要成为公司的会员,其最小投资额为100万美元。根据大多数报道,索罗斯拥用113的公司股份。

  索罗斯赚钱并没有采用老旧的方法。19世纪的美国工业巨子,像洛克菲勒和卡耐基,是通过建筑工业、石油和钢铁积聚财富。而乔治·索罗斯既没有自己的公司,又没有任何工业基地。他的独到之处是运用大笔的资金,在金融市场中机动灵活地运作。

  第五节 全融终结着

  尽管身材矮小,索罗斯看上去体魄强壮,像名运动员。他的头发很短,略带波浪,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有人说他看上去像位经济学教授,或是滑雪教员。他英语说得十分地道,尽管略带一丝匈牙利口音。一位作者曾如此描述他:“双眉微蹩,下额瘦削,嘴唇很薄,身材魁梧,极富热情。头发很短,声音平板而略显沙哑……”

  于是,人们以为他是个粗俗的人,而且惊奇地发现他与别人毫无二致。《监护人》上曾写道:“他看上去并不凶,样子平和,略带匈牙利口音,一派欧洲显贵的气度。前额上的皱纹,是在商场上冥思苦想留下的岁月印痕,亦显露出他极为推崇的学者风范。”
  《观察家》的一位作者认为索罗斯极具欧洲人的气质。“他体魄强壮,气度优雅,带着抹不掉的贵族气息和不温不火的奥地利及匈牙利中层社会的态度。早期,人们很容易地把他想象成这样:坐在维也纳一个古老的咖啡厅中,一边吸着摩卡咖啡,一边与托洛茨基下棋。”

  英国报纸《独立者》给予索罗斯如下评论:“他不是80年代上演的有关华尔街影片中那个完美无暇的戈登·格科。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可能是由于他坚持不懈地打网球,并对纽约所提供给极其富有的人们的那种奢华的生活方式缺少好感。他既不吸烟,也不饮酒,对食物的口胃也是中等。他看上去更像一位治学严谨、不修边幅的中欧国家的教授。”

  到了70年代未80年代初,索罗斯深深感到投资带来的痛苦。这种源于投资增长的方式远远超出他想象的控制范围。

  然而,他是一个能逢凶化吉的幸运者。他继承了父亲的这种技能,并在二战中于1944年在布达佩所为了躲避纳粹使用过这种技能。在金融市场中,求生有时意味着能迅速撤退。在80年代初期,索罗斯就是这样做的,他采取低调态度,他让别人管理基金会。

  然后,他做最终的决定。他希望从生活中获得更多的东西,不仅仅只是投资上的成功。他不是享乐主义者,所以金钱能带给他的东西是有限的。他想把钱用在有益的事情上。因为他无需征得家人或董事会的同意,因此一旦他决定如何用钱,他就可以径直地去做,把钱投出去。

  这种自由与权利,使他能够充分细致地考虑自己的决定。最后,他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首先在东欧,然后在前苏联投资,以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索罗斯离开匈牙利己有数十年之久,因为他不愿遵循统治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这种思绪壮大于东欧与苏联的“闭塞”国家冒犯了他的原则,因为他深深笃信美国与西欧的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

  通常一些西方政府,有时是一些私人基金会,妄图在这些国家造成凹痕。然而,西方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引起如此深远的变化。

  索罗斯认为自己能够接受这个挑战。正如他教自己在投资上所作的一样,他将缓慢起步,认真监察整个过程,谨慎地运用资金。他希望——这是个长远的希望——能开启这些闭塞国家的大门。

  他想利用自己的金融资产,在东欧及苏联的民众中制造影响,要产生影响且不引起怀疑很难做到,要赢得政治权威人士同意他的作法也许并非不可能。然而,他想试一试。

  事实上,1979年在南非他就开始了援助行动,只是最终功亏一赘。然后他转向东欧,于1984年在匈牙利建立了一个根据地。后来,他分别在东欧的其他地方和苏联也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刚刚在这些国家的一些地方站住脚,有点成绩,这些国家政府的怀疑与敌意便纷至沓来,尽管后来索罗斯的基金会非常火爆。到叨年代中期,他为这些基金会捐赠了几亿美元。在1992年和1993年,索罗斯捐购了5亿美元,并承诺再捐赠5亿美元。1993年,他给俄罗斯的捐款比许多西方政府还多,虽然他曾声称那里的形势是“灾难性”的。

  乔治·索罗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投资者,已经变成了乔治·索罗斯一一一世界最大的慈善家。

  从多瑙河到乌拉尔,他成了西方最重要的私人捐赠者。许多人赞誉他是圣人,债世疾俗者骂他是入侵者。最终,索罗斯找到了一个方法以示区别,既赢得了尊敬,又在华尔街与伦敦之外成绩斐然。

  旨在打开阔塞国家的慈善行为带给他的满足感,远远超出了积蓄财富本身。同样也带给他更多抛头露面的机会。他喜欢出风头——确实,他渴望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他有兴趣让全世界知道,他不仅仅只是一位罕见的巨宫。

  然而,索罗斯并没有完全满足,因为他知道公众希望他透露投资过程中的秘密。他想出风头,但只想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他想尽可能保持住他的个人隐私,但他的形象太高大了,他的业绩太丰厚,他涉及的范围太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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