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者乔纳丹·泰纳鲍姆在1995年就预言了将爆发世界金融和经济秩序将发生总危机。他撰文言：

在哈利法克斯高峰经济会议时，法国总统希拉克说到现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存在一个庞大的投机泡沫。希拉克警告世界经济面临危险，说这是“金融癌症”，它是由金融体系的不健康状况造成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法国经济学家阿莱（Maurice Allais）曾不断地把近来世界金融体系发展趋势说成是“发疯”。在１９９４年法国“世界报”的连载文章中，阿莱警告说，世界经济已成为“赌场”，在这个赌场中，每日金融交易与实物物品贸易有关系的不超过２％。大量的纯粹“虚拟的”金融资产近年来无控制地增长，结合整个世界的真正物质生产的停滞和下降，已经造成近世界全球性金融崩溃的条件。这一可能性正在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中公开地讨论。而美国经济学家拉鲁什（Lyndon La-Rouche）的分析最为严格和具有建设性。在１９９４年６月，拉鲁什发表一篇题为《即将到来的金融市场的解体》的文章中，根据他对经济和金融过程的分析，他预言：“近期内现行世界金融和货币体系即将解体。崩溃可能发生在今春，或者夏天，或者秋天；可能在下一年；几乎可以肯定在克林顿任期”。拉鲁什说，只有美国和其他主要国家政府行动起来，对金融体系加以控制，并将主要金融和货币机构改组，这个全球金融体系的总崩溃和解体才能制止。如果实行这一改组，并结合重建世界经济的物质基础，其办法是搞大规模基础设施和现代技术项目；那末，就能从先进金融体系的破产确实导致出世界经济的积极发展。但问题是：各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来得及有这个政治愿望吗？

金融危机的新阶段

自从１９９４年夏季拉鲁什的文章发表后，在世界各地连续发生一系列大金融危机。这些危机确是世界危机过程的征兆。让我们看几个例子。美国一个最大和最富地区的地方政府－－加州桔县，１９９４年２月６日宣布破产。破产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市场上因投机而遭巨大财政损失。与美国其他很多地方政府一样，桔县官员把大额税收收入投资到所谓“衍生工具”和其他期货。事实是，由于经济状况不佳，美国很多地方政府不能支付教育经费、医疗费用、警察和其他公共服务费用。所谓金融专家就鼓励地方官员去从事投机，用投机赚钱作为地方的附加收入来源。这种主意，已经造成灾害。桔县情况是最严重的，其实很多其他地方政府也因投机遭受不小损失，甚至接近破产。而这些损失最后还得由砍掉公共服务费和基础设施维修费来弥补。加州桔县破产两星期后，墨西哥金融体系几乎因为墨通货比索的崩溃而垮台。在很短时间内，墨西哥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一下子减到几乎为零。墨西哥外债为１８３０亿美元，１９９５年需还外债６５０亿美元，而外汇储备只有３０亿美元。政府已不能出售国库券，国家濒临破产。握有墨西哥大部分债务的美国银行系统，受直接威胁。而且，危机扩展到阿根廷和其他南美州国家。这一瞬间连锁崩溃的危险，只是由于有一大批金融手段支撑才被阻止，主要是美国宣布给予总额约为５２０亿美元紧急贷款以及其他对墨西哥金融系统及其国际债主的支撑措施。事实是，这些“紧急措施”根本没有解决墨西哥危机，而只是使不可避免

的大批坏帐出现时间拖延而已。墨西哥灾难后，１９９５年上半年，随之又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国际货币危机。一方面，欧洲系统几乎为几家通货，包括西班牙比索、瑞典克朗和意大利里拉在币值上的崩溃所摧毁；另一方面，美元与德国马克和日元比率降到历史最低水平。不用说，危机与美元贬值一起还在继续。２月份，又传来了英国著名巴林银行由于在衍生工具和其他期货市场上投机造成巨额性垮台，只是英国金融机构包括出名的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以及若干著名银行深刻危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法国政府被迫大肆干预支持最大的里昂信托银行，该银行由于涉足房地产市场和所谓“垃圾债券”投机，而遭到很大损失。法国政府不得不筹集２００亿美元的紧急贷款，还有其他措施来支持里昂信托银行。但是，这只是法国金融危机的一部分，危机还在发展。法国银行界手边存有估计超过３０００亿美元的坏帐，主要也是与房地产市场的崩溃有关。这一危机同时向保险业部门扩展，例如向国家保险公司（ＧＡＮ）扩展，该公司亏空了１５０亿法郎。同时，日本金融体系正为战后最为严重的危机所震撼，有几家最大的金融机

构已经破产。１９９５年７月底和８月初，危机爆发带来宇宙信用社崩溃。据传，宇宙有４０亿美元收不回来，成为坏帐。８月末，在日本第二大信用联合银行（木津信用社）发生混乱，官方公布说有约６０亿美元坏帐。同时，兵库银行破产。总起来说，据较确定的估计，日本银行手中有总数超过１２０００亿美元的坏帐。问题是，政府和纳税人要拿出多少钱来挽救银行体系，这正是日本当前最大的政治问题。为让银行得到更多一点，日本中央银行已把贴现率降低到几乎等于零。这种办法，也为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所考虑。但是，要想用这种复原回归战略挽救金融体系，很容易招致如同德国在１９２２－１９２３年爆发那样的全球高通货膨胀。在日本，由于对银行系统失去信心和害怕总崩溃，人们大量增购黄金。但是，不只是日本在购买黄金，西方当局的金融业者也大量购进黄金、白银和其他值钱的“硬”商品。根据我们的估计，这些金融业者与一些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寡头家族，现在认为总的金融崩溃是可能的，或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人们该能记得，１９２９年１０月金融大崩溃前７个星期，信息灵通的“内幕人”就开始从股票市场撤出他们的投资。同样的情形也在１９８７年８月纽约股票市场崩溃之前发

生。同样的过程现在我们看到正在发生。如果我们一一例举当今世界的国家，我们会发现，差不多所有国家都有大量财政和经济的困难，差不多无处不是，经济背着公债和私债的沉重包袱，慢性的失业，大多数人口物质生活水平下降。这不仅是大多数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形，而且也是工业化国家的情形。例如在美国，支付累积的债务和利息，占去了国内生产总值的４０％！此外，还有前苏联经济的崩溃。虽然亚洲的一部分国家，包括中国，经济有所增长，我们不能忘记，表面增长的大部分是与“泡沫”有关，即与房地产价格增长有关。

原因何在？

当今的危机不是经济学教科书描绘的周期性的危机。现今的危机是一种与某种经济政策和思想失败有关的垮台的危机。这个观点曾为出名的法国经济学家阿莱在某种程度上强调过。１９９３年年底，阿莱在“费加罗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批评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欧洲共同体关于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例如，他尖锐地批评在世界银行、欧洲共同体研究中使用的所谓“乡村／城市－－北方／南方模型”（ＲＵＮＳ）的经济模型。阿莱指出了世界银行方法论的“基本错误”。他指出，ＲＵＮＳ模型和基于这个模型的研究，在科学上是不合格的。他在结论中说：“世界银行关于世界经济收获很大的预测，是为给政治政策施加影响。伪科学的面具，只能愚弄幼稚无知的人。根据这样的结论作出代表世界千百万人民意见的决策，岂不是可笑。世界银行的报告，使人迷惑不解，它只为头脑简单的教条主义的无控制的自由贸易思想所欢迎”。阿莱非常清楚地作出他的结论，说近年来经济政策的主流是极端的贸易无管制、贸易自由化、私有化和金融市场的开放。这种趋势，在不可避免地引向灾难。对于现在的危机，拉鲁什曾作了极严格的分析。拉鲁什发现并采用的分析方法，从承认经济过程的双重性质开始。为了了解金融体系中发生了什么，只限于研究体系本身是不够的。关键的事情是了解：（１）金融和货币过程；（２）实物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包括技术进步，换句话说，即“物质”（实物）经济之间的关系。实物经济的最高准则是劳动生产力的增长率，它测度每单位地球面积维持日益增长的人口密度的能力。拉鲁什的主要的科学贡献在实物经济学领域，他首次创立和发展了这个严格的方法，测量劳动生产力的增长率与科技进步率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决定于人与宇宙自然的性质，这是一个物理学问题。广义地说，它包括人类精神创造过程。一般数学方程是解决不了的。同理，要想用货币和金融手段成功地“运行”经济是不可能的。为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博弈论所典型化的数理经济学，当应用到整个经济的实践时，是最为危险的，犹如发疯。过去美国、德国、日本和其他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成功的原因是，他们正好不是根据为“撒切尔主义”典型化的“自由市场”思想，也不是根据各种各样的货币理论。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实物经济”在国民经济政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换句话说，之所以成功，是各国政府坚持经济控制和调整经济发展总方向以克服所谓“自由市场”的盲目冲动。实物经济必须管着金融体系，而不是别的什么办法。实际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现在的灾害的形势是由于激进的“自由市场”思想传播和违反实物经济原则而造成的。早在６０年代中期，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实行根本性的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变革，但结果造成了金融体系和实物经济“脱节”，放纵类似癌症般的债务增长和纯粹人为的“虚拟”金融资本，这些都是牺牲真实的实物经济。

金融泡沫和实物经济

在过去２０年中，“世界体系”理论在解释发达与不发达问题上提供了取代现代化理论。它与现代化理论的区别在于：世界体系分析把资本主义当作是现代化的核心论据，它力图把资本主义对现代世界的建构理解为一种生产方式；“世界体系”这一术语不是指整个世界，而是指那些或多或少在商品交换方面自给自足的空间领域，一位世界体系分析的倡导者最近指出：“世界体系论者不是把国家看作不证自明的分析单位，这些国家通过贸易、投资流动和劳工交换而发生相互关系，他们认为这些分析单位是由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和改变的”；世界体系分析将空间作为核心论据而引入发展分析，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时间上的关系（即先进与落后、发达与不发达），也是空间上的关系，而强调空间的结果之一就是所有社会都必定朝着眼下最发达的欧洲和北美这个唯一的方向前进；在分析空间关系时，世界体系分析把“核心”与“外围”的关系看作是最重要的关系，“核心”是指以经济和社会复杂性为表征的资本集中地区，这些核心地区在经济结构上相对自主。“外围”是指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依附于“核心”的地区，还有一个术语叫“半外围”（Semi-periphery），它常用来指那些不明显属于上述两类地区的区域；这些理论前提意味着，世界体系分析主要关注的不是独立自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单位，而是这些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单位本身怎样被这些关系所决定。核心－－外围的关系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而是其结果。按照这种对发展的分析，发达与不发达并不表明国家的相互独立，它们是资本主义关系的结果，按照某些抽象的标准，“不发达”社会未必是“不发达的”，但从核心与外围的关系看它们是“不发达”社会（在这里“不发达”显然与“外围”是同义语）。由此观之，就不存在“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所有社会都已是“现代”社会，区别仅在于其中某些社会属于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而另一些则属于其外围地区。因而不能认为，所有社会一旦挣脱过去便是进步的。外围地区的社会仅仅由于其外围地位而注定是不发达的。欧洲历史学家费尔南多·布罗代尔的著作对沃勒斯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将世界体系分析运用于其三卷本《１５－１８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关于现代世界的论述。根据布罗代尔的说法，在现代早期，存在着多个“世界体系”，欧洲仅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和东南亚，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奥托曼帝国，俄罗斯帝国，中非王国和美洲的印第安帝国。现代世界史是一部将各个不同的自给自足的世界体系并入一个源自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通过这个过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便应运而生。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1993年发表立论惊人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其中有关于东西方关系的一段著名论述，极具预见性：较诸其他文明，西方现正处于非常的权力高峰，它的超强对手已从地图上消失。西方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匪夷所思，其军事力量无可匹敌。除了日本，西方再没有经济对手。西方支配了国际政治组织和安全体系，并与日本共同支配着国际经济组织。由美国、英国与法国共同组成的理事会有效地为全球的政治和安全问题定调，而美国、德国与日本组成的理事会则决定世界的经济问题，这些国家彼此维系着紧密的关系，而把非西方国家排除在外。联合国安理会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作的决定，实际上反映着西方的利益，但却假借代表世界整体愿望的面目出现。世界整体这个词汇已经成为委婉的集合名词，而取代了“自由世界”，它使反映美国与其他西方势力利益的行动获得了普遍的合法性。西方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广其经济利益，并将它认为合适的经济政策强加给别的国家。在非西方国家的公民投票中，国际货币基金会无疑能够获赢得财政部长和少数人的支持，但其他人则只会给予一在倒的负面评价。所以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描述成“喜欢夺取别人的金钱，爱把经济上和政治操守上的不民主和相异的规则强加于人，又喜欢压制经济自由”的东西，并不过份。

美国的经济增长的势头长期保持下来，今年已进入景气扩大的第七个年头。失业率维持在4%多，消费物价上涨率稳定在2%几的水平，呈现出过去不可想像的良好态势。许多人甚至认为“美国经济已发生变化，景气循环已不复存在”。美国《基警教科学箴言报》10月24日发表文章认为，现在出现新的共识，即美国的经济繁荣也许会持续到下个世纪，成为美国战后历史上时间最长的经济回升。对美国家庭来说，这种持久性恐怕意味着收入不断增长，就业机会仍然很多，还有充足的加班加点工作的奖金和年底奖金。它还可能意味着政府的财政收入更多，对学校的拨款更多，而且有可能降低税率。人们对这种经济扩张（它已持续79个月之久）的长期性的信心是以重要经济指数强劲为依据的。现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是一代人时间内最低的。住房建设正在回升。消费开支毫无减弱。商品存贷与销售并不严重脱节。出口现在是强劲的。眼下看不到有重大的“过火行为”。

对于美国经济目前进入佳境，在西方几乎是众口一词。按照1到10的等级表来衡量，芝加哥北方信托公司的经济学家保罗·卡斯里尔将美国的经济列为“9级”他接着说：“现在没有真正疲软的经济部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预料，经济增长会至少持续到1998年11月。到那时，美国经济将打破里根总统任期内创下的和平时期扩张记录。如果经济扩张持续到1999年（大多数经济学家在预测中也是这样认为的），那将超过60年代越南战争期间长达106个月之久的经济繁荣时期。设在新泽西州纽瓦克的万全经济咨询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苏珊·希科克说：“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最好不过的了”。设在纽约的国民银行蒙哥马利证券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米基·莱维指出，联邦储备委员会保持低通货膨胀率的政策抑制住行情波动，“在这个可预测的稳定环境下，企业和家庭可以作出更好的决定”。小企业主不仅仅是同意这个看法。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威廉·邓克尔伯格说，小企业主认为，现在的经济要比经济学家所说的更好。邓克尔伯格说，事实上，小企业在交税之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寻找合适的职工。设在纽约的美国企业管理协会报告说，就业机会的减少和人员的裁减，已下降到98年代的最低水平。一项调查报告表明，在今年6月结束的12个月内，美国大公司创造的就业机会要比它们削减的就业机会多一倍。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蔓延全球后，法国《世界报》刊登巴黎第一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德布瓦西厄同该报记者的访谈录，题为《在世界上存在着过多的银行能力过剩问题》，摘要如下：

《世界报》记者问：您怎么解释银行不断出现危机这件事？

问：有些国家似乎比另一些国家更为脆弱。

答：我想强调一下金融和银行体系演变上的循环观念。在房地产危机（它总是对银行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的发展上差距是十分明显的。尽管存在着金融的全球化，但事情还是有先有后。有些国家最先进入银行危机，也第一个摆脱危机。

问：人们可以对不同类型的危机作出区分吗？

答：银行会遇到两种类型的危机。一种是短期危机。例如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９日的股市暴跌。它要求一个或几个放款人最终出面干预，这样，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于次日向金融市场投放了流动资金，以遏制前一天的冲击。也有第二种危机，一种更隐蔽和持久的危机。这就是美国、法国、日本和东南亚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深刻的房地产危机。它可以持续好几年。在此期间，必须从金融机构中清除那些不良债权。这种隐蔽的、长期的危机从某种角度上说更为严重。

问：那么亚洲的危机属于哪种性质呢？

答：在我看来，这种危机还是属于不动产危机范畴。考虑到亚洲的危机产生于多种因素，它可能要持续一到两年时间。究其原因，首先，这是一场不动产危机。此外，还有腐败的问题、不遵守分散风险的原则的问题。另外，人们在调整经济金融结构，抑制经济过热方面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问：国际上银行业的状况会稳定下来，变得不那么危险吗？

答：只要在全球存在着银行服务方面的能力过剩就不会有稳定的局面。这是一个全球范围的问题。银行能力过剩同金融机构数目的增多有关。此外，也与单个银行开展一些新的业务有关。例如，一些大的销售企业进入了金融服务市场。银行能力过剩实际意味着银行服务产品的提供大大超过了需求。尽管利率的降低不足以证明存在着银行能力过剩，但我认为，在某些业务中，如中介服务、集资、消费贷款和某些市场活动，这种能力的过剩显然是存在的。

问：那么怎样才能消除这种能力过剩呢？

自七十年代初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以来，美国在战后初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一统天下的霸主地位不断削弱，而日本则居于内部矛盾重重的欧盟之上，逐渐成为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主要挑战者。八十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相对过剩的趋势日益扩大，争夺相对缩小的有利的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的国内市场），成了美日经济摩擦不断加深的焦点。

1985年后，美国连续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贸逆差国和资本输入与债务国；日本则稳定地保持着世界上最大的外贸顺差国和资本输出国的有利地位。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日本是世界各国净资本流出总额中53%的供应者，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直接投资输出国和债券所有国。1991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占世界总额的18.1%，美国为16%。1992年底日本的海外资产达2.35亿美元，美国为2.003亿美元，日本海外投资场所在美国，约占其海外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九十年代日本每年流入美国的资本净额约有800亿美元。日本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在1993年达创纪录的1353亿美元。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对美国每年的贸易顺差从400多亿美元一度上升到600多亿美元。在美国国内的汽车、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钢铁等部门市场上，日本产品的占有率已达25%至50%以上。

随着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实力地位的提高和日元的不断升值，日本的大银行逐渐垄断了资产统计的全球100家大银行排名前10位的几乎所有席位。在各个国际金融组织的成交额与融资中，在国际银团的联合贷款中，在对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的再安排中，在经合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中，在海湾战争及冷战后美国所急于建立的“世界新秩序”中，美国虽然确保了决策者的领导地位，然而日本则成为它们中数一数二的资本提供者。这一发展趋势，使日本成为政治大国、与美国分享国际领导权的雄心与欲望与日俱增。

美国霸权的衰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二次大战刚结束时，1948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的53.4%，并控制了国际贸易的三分之一，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四分之三。到了1994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购买力平价进行的统计，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生产总值的21%，它的出口额为世界出口额的13%。1994年美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达1557亿美元，外债7500亿美元，联邦政府累积的债务总额高达46900多亿美元，占当年ＧＤＰ的69.6，外国拥有的美国资产总额已超过3亿美元，相当于当年ＧＤＰ的4.5%。

外国政府或私人拥有的美国资产中，有相当部分是可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其中，外国拥有的国债券占美国国债总金额的20.4%（1992年数字），拥有美国公司债券的14%（1993年数字），股票的6%（1993年数字）。外国政府官方储备中的美元外汇大都用于购买保值率高的美国国债券，金额达数千亿美元。这犹如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外国政府以美国国债券保存的美元外汇储备，成了以自己国家的收入支撑美国庞大的财政赤字和外贸逆差的实际承担者和担保人，另一方面，在风雨飘摇的国际金融市场上，一旦外国政府出于本国经济的利益或紧急需要而大规模地抛售美国国债券，将给美国经济带来难以预料和控制的重大打击。更不用说在美元汇率的剧烈震荡下，那些拥有美国流动性金融资产的外国私人投资者或投机者了。这是一个世界超级寄生大国走到今天，既无法豁免又始终对其生存与稳定构成威胁的重大隐患。

日本中央银行目前仍拥有近18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券，至少还有400多亿美元的国债券掌握在日本私人投资者手中。日本金融机构共拥有3500至4000亿美元的美国有价证券，即控制了美国外债总额的约一半以上。日本商业银行在美国的分支机构还控制了660美元的资金，掌管着美国当地贷款总额的17%，及其银团联合贷款的20%。

日本金融界及其他社会人士多年来一直认为，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国内财政巨额赤字、国际领导能力显著衰落的大国，其通货已难再维持世界货币的地位了。大藏省的官员甚至一再公开呼吁，现在是建立新的世界货币体系，尽快结束“山姆大叔打喷嚏，世界就感冒”时代的时候了。

美国和西欧则都认为，日本在国际经济中日益显赫的优势地位，在许多方面是与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对国内市场的无形保护（即基于产业结构政策和“奖出限入”政策的行政性指导）以及日本金融系企业系列化集团内部的无形控制分不开的。它们都把自己说成是日本这种不合理的无形保护制度的受害者。开放日本国内市场，改革日本不规范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成了美日之间连绵的贸易战和金融战的焦点。美国虽然打的是“公平自由竞争”的旗帜，其目的显然是要维护和加强自己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

西方经济衰退趋势的加强，迫使它们越来越把摆脱困境的出路，寄托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亚太地区，特别是包括东盟在内的东亚地区上。近年来世界银行秉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旨意，提出了在21世纪的亚太地区重组国际垂直分工的设想，将这一地区喻为“带动21世纪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越来越成为美国全球战略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东亚地区多年来之所以能有较持续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在二战后整个冷战时期，地球上只有在这里真正打了两场以遏制中国革命的强大传播力为中心的大规模局部战争，其影响所及既广泛又深远，往往出乎美国的初始所料。例如，反封建土地改革波及的广泛程度：日、韩、台等的“免费搭车”（包括“热战”时期大批的军事物资、定单以及出口产品自由地进入美国市场）；长期动荡的局势一度阻遏了西方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像在拉美和非洲那样的长驱直入；民族经济和民族国家因此有了稍微宽裕的生长空间；在美日贸易战中，日本先后以“四小龙”与东盟为跳板，向美国市场曲线进攻和侵食；中国也依靠自己长期奋斗建立起来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较平等的分配制度、较普及的教育程度基础上，形成的今天这个令人垂涎三尺的巨大国内市场。

冷战后的美国在大东亚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不是摧毁这部正是奔驰的“21世纪火车头”，而是设法如何驾驭和控制它，充分利用它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以便在最终牺牲这一地区民族经济利益和民族国家主权的基础上，牢固它的世界霸权地位。它当然要在这一区域做出重要的动作，特别是在它发现自己最终无法驾驭这部火车头的时候。

９０年代初期，由于全球性的低利率刺激了私人资本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这些资金流动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并开始有结构力量引导发展中国家逐渐融入到世界金融市场一体化中。发展中国家由于实施重大经济改革和向全球竞争开放了自已的市场而为经济长期增长迈开了第一步。

联合国最近发表的《世界投资报告》还指出，流到亚洲的外资去年从650亿美元增加到810亿美元，增幅达25%，相等于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总数的三份之二。

资本市场全球化加速发展，并从另一方面加强了通过贸易实现的全球化；其次金融市场全球化这一进程目前正在引人注目地围绕着发展中国家进行，并且有望通过全球私人资本市场把占世界五分之四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进这一经济循环中。

曾在上届克林顿政府中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斯蒂格利兹认为，在未来十年内，私人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趋势还会持续。这主要是由于下述原因：一是通讯技术上的进步、越来越低的运输成本和日益增长的生产全球化等结构上的变革，正在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加速一体化。二是发展中国家已在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开放方面进行了基本的变革。发展中国家为了适应全球资本流动的现实，已开始在重建和改革管理体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已从政府部门转向私人企业。公共部门的借贷已占总私人资金流动的不到五分之一，多数资金则通过市场渠道流入发展中国家。此外，虽然１９９４年美国提高了利率，１９９５年又发生了墨西哥金融危机，但过去三年来，私人资本流动继续增加了５５％，可见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趋势回弹力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强劲。同时，由于过去市场较为封闭隔绝，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发展速度将更快一点。即使是那些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金融一体化也越来越不再是政府的选择，而是由市场自主地作出它们的选择。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１９９６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达创历史纪录的2440亿美元，比官方资金要高出四倍。但是资金流入不平衡，大批资金集中流入了世界２０多个国家，而这其中又以亚太地区国家为多数。在未来十年内，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将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一体化向更纵深和更广泛的领域发展，私人资本的总体流量将上升，资本流向不仅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工业国家的资金流动。不可否认交易商们日常进行的数额庞大的全球性外汇交易对有关各方是有利的，外汇交易作为投资的一种形式使资金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国家，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获取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金。

世界银行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投资风险在逐步减少，投资回报率也较高，资金投入向多元化方向以及投资者对新兴市场兴趣上升，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净私人资本可望在总体上持续保持９０年代初的水平。但与此同时，流入资金较集中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如何吸引和加强管理资金流入的问题。

智利《信使报》10月7日发表博利斯·约波的文章言：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没有哪一种关系比世界全球化进程更为突出了，特别是它所涉及的范围以及它对不同社会产生的影响。那些传统的主权国家由于越来越受到地球上相互依存关系的制约，而不得不想方设法尽快适应这种新的国际环境。

确实，这种全球化进程在90年代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冷战结束后，出现了通信和知识传播方面的一场革命，而且生产自动化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普遍。因此，人们建立了一种相对共识，即这一进程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人类发展也是有益的。

尽管存在有利的一面，但是全球化也带来了新问题，并且包含着大量没有把握的情况。使国家经济不稳定的投机资本的流动、毒品工业和跨国性的犯罪活动、民族主义的重新出现和对待移民的排外主义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和社会不稳定现象，都是全球化进程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这些现象正在威胁着全球化进程的继续和深入发展。

在当今，国际资本的规模越来越大，流速越来越快。联合国贸发会议说，全球不断扩大的市场促使1996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上一年增长10％，达到3490亿美元。如果包括外国公司向海外附属机构的投资，外国投资总额将增加三倍，达到1．4亿美元。1995年比上一年增长40%。1997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增加的幅度更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料，现在世界上有72000亿美元游资，也叫做热线。现在信息技术发达，一个电话，一个传真，就可调来。它们有的叫石油美元，有的叫欧洲美元等。此外，全世界有不少国际银行，如世界银行，还有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亚州开发银行，从这些银行贷款出来的国际贷款也相当不少。

全球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实际上改变了政府发挥作用的环境，使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已不那么有效，特别为发展中国家带来诸多问题。

所引起的最主要的变化来自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相对作用。在经济封闭的国家，政府开支增多和货币增多可能在短期内增加产量，但是在长期内，一个是提高利率，另一个是提高通货膨胀率。在对资本流动开放的国家，这些杠杆的影响取决于汇率。如果汇率是固定的，那么财政政策非常有效，而货币政策不显眼；如果汇率是浮动的，那么货币政策非常有效，而财政政策不显眼。只有在一个领域，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能够限制一些政府的选择能力：汇率。在资本不能流动时，一些政府至少在短期内能保持固定汇率的稳定，同时仍能利用货币政策扩大经济。这种情况已不再可能出现。在资本更加流动的世界上，如果一些政府想固定自己的汇率，那么货币政策就必须是完全为了实现那个目标。

这意味着，如果投资者开始撤出一个国家并抛售这个国家的货币，那么利率必须提高到足以制止资本流动的高度，否则汇率限制就会打破。如果银行系统虚弱，那么利率提高就可能引起银行普遍倒闭。汇率同某种外国货币挂钩并不会自动地使一国经济更稳定。如果国内经济政策与确定的汇率不一致，那么固定的汇率反而能导致经济更不稳定。

这次在亚洲发生的金融风暴，使人们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突飞猛进的信息技术革命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这些自来就受到充分颂扬的新型概念和历史进程，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究竟是福兮？抑或祸兮？

我们对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切体验和领悟莫过于得自最近数月世界上发生的触目惊心事件。金融危机从东南亚肇始，北移韩日，西走欧美；股市指数从香港到澳洲，从纽约至拉美，当即反应，同涨同跌。经济灾情仿佛是自然界的风和云，飘荡自如，任意东西，在全球畅行无阻，绝无国别疆界之分。而发达的现代电讯技术也展示出了可怕的渗透力，无所不入，纤毫毕见，在它的面前，东西方与南北经济之间的差异和高下立判，后进国家或经济小国酷似一个可塑性极强、透明度极高的物体，可以任由西方经济大国随心拿捏，任现代新殖民主义和各种图利或政治颠覆性的阴谋恣意纵行。

全球经济和电讯产业一体化，一向被潮流性地看作是跨世纪全球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相辅相成的“基本路线”。为了及早跃上这条快车道，以西方发达经济为主要背境的世界贸易组织，当今来了个“快三步”：第一步，1996年底，以欧美为主的28个国家通过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协议，决定在2000年，取消所有的电讯技术产品关税，实现自由贸易；第二步，1997年2月，69个国家签署了开放全球电讯市场的自由化经营协议，这被美国“候任”贸易代表芭施芙斯凯女士誉为“21世纪最重要的贸易协议之一”，美国信息技术协会主席米勒亦不无动情地说，“我们将看到互联网爆炸式地覆盖整个世界”；第三步，世界贸易组织的目标是在全球开放金融市场。

对于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述大动作，亚洲国家百般讨价还价，极力抗争。1996年，7个发达国家和32个发展中国家的科技部长在南非举行会议，提出：“全球讯息社会”正在迅速形成，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差距也在加速扩大。在这次由东南亚金融风暴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中，人们对发展中国家奇迹般经济成长的基本特征和作为其背景的“全球一体化”过程，开始产生疑虑和深刻的歧见，它甚至成为当前频繁举行的各类世界经济论坛和高峰会议讨论和辩论的主题。

一体化带来了什么？

有人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展开的实质上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运动，基本内容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少数发达国家籍以实现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升级。

其支撑性数据是：1961--1991年，制造业就业总额在美国下降了1/3，在法国下降了25%，在德国和意大利下降15%；与之相反，在南韩增加了4倍，在马来西亚增加2倍，在台湾和新加坡各增加1倍；1993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超过20%，而发达国家的比重，则从1973年的72%下降到1993年的64%；在1970年，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只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出的4.2%，1994年则上升到10.5%，从1965年--1995年，亚洲新工业化经济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增加了3倍。在发展中国家蓬勃兴起的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而在发达国家，制造业投资则越来越集中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1975年，发达国家资金技术型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其总额的27%，1990年占40%；国内投资更为明显，以美国为例，1970年，计算机投资只占全国非住房投资的1%，1995年陡升到12.8%,1970年至1995年，美国生产耐用品设备的投资翻了两番，讯息处理设备投资增长了20倍，这一行业竟在1993年占全国非住房投资总额的11.7%；这样投资的结果，1995年美、日、德、英、法、意六国讯息技术的出口占了全球市场的77%，1996年，美国、日本和欧盟占全球通讯市场的74%。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已经从80年代以来的经济不景气中复苏过来，并进而提出了“生产率时代”的响亮口号，美国非农产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达到2.2%，是过去20年平均数0.8%的2倍多。不容置疑，美国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以计算机为主的信息技术革命的进步，得益于战略资源的全球分配，得益于产业结构的国际调整。

全球经济一体化作为一个理念，它主要是通过两个载体运作起来而在国际水平上逐步展开的：一个是少数发达国家大企业的全球扩张；一个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推动各国去参予全球经济，放宽自已的管制条例，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在今天，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大企业生存的一般形式，其扩张，主要是通过跨国合并、收购和合资进行。不难发现，绝大多数跨国投资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在取向上，发展中国家占有相当部份。在整个80年代，全球外商投资的流出额中97-98%是从发达国家流出的，发展中国家只占2-3%，但后者吸收这些流出投资则占了25%；1986--1990年，平均每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约为253亿美元，1993年为708亿美元，1994年797亿，1995年1638亿，1996年为2438亿。1986年至1992年，在东亚国家的新增投资中，有21%是来自美国和欧洲。

放宽管制条例，积极参予国际贸易，的确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种种经济利益，如为本国的进出口寻找到一个广阔的世界市场，这对于新兴工业国家十分重要，此外，还可以从其他国家，特别是从发达国家获得了廉价资本；当这些资本同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如土地、廉价劳工以及当地政府所致力的基本设施相结合时，这些国家无疑将在全球经济与市场中享有更大的竞争能力。这一简单的道理明确昭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经济成长和发展的最合理策略是义无反顾地参与全球经济，不积极从事这项运动的国家不仅不能取得迅速的发展，而且将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会靠边站。所以，在所有的国际场合，无论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办的各类论坛，还是其他场合的国际间对话，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一致强调，捍卫和推动世界自由贸易协同贯彻世界贸易组织原则精神是多么重要。但参与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部份是参与外汇市场，任何国家若要参与全球外汇市场，就必须遵从其规则，其中主要的规则是要实行透明化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这一规则可能恰恰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权柄交给了发达国家。

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至少在我们看来，是发达国家掌握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个人和机构，操纵货币市场的典型范例，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产物。

故事应该这样来讲：

跨国公司的进入和“透明化政策”，先是给东南亚国家带来了繁荣进步，然后在所谓的“经济奇迹”和“突发市场”的感召下，激发了跨国公司的巨大胃口和贪婪的欲念，他们无阻无碍地进入，四处散播资金，使钱财变得廉价和易於得到；结果，在东南亚国家中发生了“资金滥用”和“成本提升”现象；因为贪污和政府的干预，外来资金流向了非生产性、奢华和铺张浪费的用途；货币因有外国资本作为后盾而变得“超值”，持续了相当时日的繁荣表象也在居民中引发了对舶来品的过份消费态度，就这样，国家经济出现了失衡，有关指标出了问题；但当跨国公司怀着某种意图把资金撤出时，又造成了这些国家经济受损，集中体现着经济问题的货币危机也就发生了。

跨境数据流

由于网络化建设需要一定的技术力量和巨大的资金投入，世界各国的网络化发展很不平衡。据国际电信联盟今年9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截至1996年底，全世界1600万因特网用户中的约三分之二分布在美国和加拿大，21.9％分布在欧洲大陆，6.3％分布在亚洲，3.7％分布在大洋洲，而拉美及非洲仅分别占1％和0.6％。

在经历了18个月的漫长谈判之后,去年7月欧洲委员会(EC)批准了法国电讯(France Telecom)、德国电讯(Deutsche Telekom)与Sprint公司的合并计划,新公司称为Global One,主要业务是为集团客户提供国际服务。去年11月初英国的BT公司与美国MCI宣布合并,组成220亿美元的全球性企业Concert公司。若在1997年内能够得到批准,这家新的通讯业巨人将可以支持72个国家的4300万用户。1996年德国电讯首次公开上市引起轰动,德国私人投资者疯狂购买,各通讯厂家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为此次股票发行所进行的广告宣传费用达1亿马克，11月10日上市时这家德国电讯巨人筹得200亿美元的资金,部分地抵销了其高达670亿美元的债务。移动电话经营许可竞标的几近疯狂。电话业务不断受到来自Internet的侵蚀。传统的电信公司与其它公用设施公司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继美国奈恩斯克挑头的“光纤连全球”之后，70个国家签约，打算再建一条世界最长的海底光缆，投资13.7亿美元，3.8公里，连接澳洲、欧洲、中东、印度、中国、东印度群岛和日本的39个陆上点站。尽管美国政府指责亚洲某些新兴国家在改革方面拖后腿,但亚太国家并不都反对开放本国电讯市场。 1996年12月初,电讯业巨人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被批准分成3家公司、并有权经营国际电话业务。此项"分家"计划从1998财年开始执行。 去年5月,新加坡政府决定提前结束新加坡电讯对基本服务的垄断,将市场开放时限从2007年提前到2000年。新加坡将再发放最多两个本地及国际电讯服务经营许可权,其业务包括语音通话、线路租用、公共交换报文传递和数据服务。新加坡政府鼓励外国公司参加投标,并允许获得49%的股份。

直到今年2月，世界贸易组织推动签署了电讯自由化经营的全球协议，将全球开放电讯市场的运动推向了高潮，照此趋势发展下去，严格意义上的区域市场不久将荡然无存。

电讯是当今世界上仅次于保健医疗和银行的第三大产业，总资产达6000亿美元。电讯市场的开放，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是极为有利的。例如，开放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国际长途电话的价格下降80%，这样一来，在今后的5至10年内，可能只有两三个企业能够存活。美国目前是电讯费用最便宜的地方，只要开放协议一签，就直接意味着100万的新增就业。而开放电讯市场最重要的结果还在于，它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到发展中国家去吐丝结网。

电讯产业发展的核心内容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其技术前景是多种媒体的信息制作、传输、接收和显示一体化，其本质是以新信息技术为传播载体的信息传递和信息流动，电讯国际化所形成的格局，是数字化电子数据跨越每一个国家的政治疆界在全球进行无限制的时空一体的传递和流通，这被人们称做跨境数据流。

在信息社会，凡是跨越国家政治疆界而流动的数据、知识、信息等，包括国际广播、电视、电话、传真等国际传播与电讯业务内容，以及涉及政治、法律、金融、会计、咨询、广告等跨国服务领域中的专业信息，都属于跨境数据流范畴。

如果在“大同社会”，跨境数据流是很完美的，它会对人类的能量作极大的提升，从而带来莫大的福祉；但在世界各国的信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信息环境存在着巨大差异的条件下，它引起的是不平衡和不平等。

这是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国际信息服务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跨境数据流不平衡的现象。这种不平衡表现在发达国家进口的是更多是原料数据，出口的是成品信息，发展中国家则与之相反。信息技术的不平等，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国际关系、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在个人、组织结构、国家和地区等不同层面上产生着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跨境数据流的不合理流向和不平等格局，加大了殖民主义时代留给下来的残余--南北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政治上的控制和被控制，经济上的强大与弱小，还使发展中国家形成信息依赖--技术依赖--经济依赖直至政治依赖，一连串国家主权的丧失。

美国曾提出过"信息保护伞"理论,其军事和研究机构也多次进行以信息战手段打击别国的研讨和模拟演习；现在美国凭借其雄厚的信息技术优势，咄咄逼人，极力鼓吹全球电讯自由流通，令人不能不怀疑美国是企图通过电讯网络和跨境数据流来控制世界,在自己构筑和控制的"网络世界"里横冲直撞,打击别国的疆界,践踏别国的主权,拓展自己的疆界，实行"网络帝国主义"。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1月22日发表文章言：在关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功过的辩论中，跨国公司处在核心地位。批评跨国公司的人把这些公司说成是横行霸道的公司，利用自己的势力剥削工人和开发自然资源而不顾任何国家或社会的经济繁荣。主张建立跨国公司的人认为跨国公司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把先进技术带到穷国并把低成本产品带到富国。

对于跨国公司发展壮大的最通常的解释是规模经济。有人说，在某些工业领域，如果公司变大和产量增多，那么效益就能提高。对跨国公司发展壮大的另一种解释是垂直一体化。在某些工业中，某种资源的供应商和使用者的相互依赖关系使得这样的公司难以合作而不相互控制对方，因为总是存在一方企图破坏另一方的风险。这就是许多公司垂直一体化，即收购供应商或客户的原因所在。

同许多年来一样，今天所有外国直接投资的大约3／5都投到富国，2／5投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比在富国的地位更突出。跨国公司的资金主要是投往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是直接投到具有增长最快的前景的地区。去年，亚洲（日本除外）吸收了800亿美元，约占发展中国家中外国直接投资总和的2／3；拉美吸收了390亿美元。东欧在1994至1995年期间吸收了巨额外国直接投资，但去年外国直接投资突然停止，因为政府出售的国有公司数量减少了。非洲尽营自然资源丰富，可是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外国直接投资，因为这个地区几乎没有人能买得起富裕世界的消费品。

自６０年代以来，环太平洋地区工业化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一种特别的工业化模式－－“出口平台”的快速扩展。

“出口平台”的概念是，创立一个对外国投资者有利的飞地经济体（enclave economy），使它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飞地经济体里，困扰着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其他部分的基础设施、保安、法治和贸易政策问题都不存在。亚洲各国政府引进了多种形式的“出口平台”，包括加工出口区（EPZS）、海关保税仓库（bonded warehouses）、经济特区和各种关税退税制度（duty drawback systems）。各国政府以奖励劳工密集出口货的宏观政策，尤其是通过适度的汇率，来支持这些体制。

“出口平台”策略是以纺织品和服装工业作为开始，真正收效的是电子工业。随着半导体工业兴起，惠普（Hewlett-Packard）、得克萨斯仪器（Texas Instruments）、国民半导体（National Semiconductor）等公司便觉察到，甚至在这个高科技部门，还有许多像装配芯片等技术水平很低的工序，都可以采取这一策略。于是，新工业领袖开始寻找低工资生产地点。信息科技的进步，使“出口平台”生产的可行性大为增加。设计和制造过程用电脑辅助，使设计、材料的切割和其他技术规范，可以由工程总部通过电话线传送到各地的生产地点。运输开支的减少，如通过电脑化和集装箱港口留港时间缩短，也方便了生产过程的采购活动在国外进行。

早期低工资生产地点的候选对象，是在美国后院。得克萨斯仪器就是在萨尔瓦多开始生产，直到政局动荡，折磨美国人的活动如火如荼，他们才离开了那里。后来发现香港的条件比较好：社会稳定，工资低，法律上和政治上由英国控制，这种模式又在香港展开。香港的成功，令台湾和韩国等邻近地区和国家都步其后尘。接着新加坡又依样划葫芦，马来西亚也这样来做。可以到处迁移的电子企业在加勒比诸岛、墨西哥、中美洲等地被人忽视或避开，东南亚国家却开始为吸引它们前来而进行激烈竞争。到1975年，全世界的海外电子装配厂工人，东亚就占了大约95%。到70年代中期，事情已经定局：贫穷的东亚国家被卷进世界范围的电子革命，拉丁美洲、中欧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被撇开了。由1980年开始，中国在在沿海地区设立了多个经济特区，尤其是在香港边境附近的深圳市。不出几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出口兴旺景象出现了，劳工密集出口生产活动给中国提供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职位。

加工出口区、海关保税仓库和各种关税退税制度，是东亚经济之虎早年得以输出大部分工业品的原因，也起了模范作用。例如在韩国，跟在加工出口区的外国投资相比，人们是更强调联营企业和使用技术许可证。但基本模式一样：通过让外国企业直接参与，使国内生产与世界技术挂钩。联营企业，制造原厂配备，用许可征向外采购等安排，全都方便了比较贫穷的经济体从事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活动。东亚的“雁阵”控制了全球电子生产的上游，协助它们的经济迅速增长了不止15年。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台湾以及在不那么大的程度上香港（它却成了中国南部“出口平台”生产的服务中心）的工业品出口“奇迹”，大部分是以此为基础。

出口平台作为工业发展的一种模式，源自以下两股力量的连结：一股以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为标志，即华盛顿试图创造一个自由世界经济秩序的努力；另一股力量则是跨国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二次大战结束不久，第三世界国家为寻求快速的工业化，以培育本地工业制造本地产品替代进口为目标，创造出受保护的内部市场。但是，华盛顿却认为全球性的自由贸易更适合美国利益，因为当时美国厂家仍然是最有效率的生产商，可以将竞争推到那些不受保证的市场去。作为削弱这种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部分努力，美国国际开发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经济学家和他们在世界银行的同行，加上在美国各重要大学里新古典发展经济学者的协助下，开始形成出口平台的策略。

为了解除第三世界精英们的武装，国际开发署和世界银行的技术官僚们争论说，虽然工业化是值得争取的目标，但是由于国家内部普遍贫困，有效的需求极为有限，因此进口替代会很快被耗尽。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转而雇佣它们那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并改为发展像纺织、制衣和做鞋等低技术的制造业，它们的低廉劳动成本将为它们出口到先进国家的市场带来竞争优势。世界银行总裁罗伯１９７５年便说过：“大多数国家必须作特别的努力，将它们原先与进口替代相连的、市场相对细小的制造业企业转向由出口增长所带来的更大的发展机会”。为了在出口平台中取得成功，世界银行劝告第三世界的技术官僚们进行“结构改革”－－这是一种好听的说法，它包括：将本国货币贬值，以令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本国，设立出口制造业的企业；设定工资上限，以制造出廉价的、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以及取消对进口的限制、降低对那些出口制造商所需的原材料资本货物和中间货物的进口关税。这一世界银行所带导的打开第三世界经济的运动，巧合地（也许其实不那么巧合）与６０年代后期、７０年代早期美国跨国企业的需要相符合。由于在跨国企业之间及与日本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美国的跨国公司都将减低劳动力成本视作谋取利润的关键。美国已经工业化的劳工相对来说较高的工资被视为问题所在，而未工业化的东亚及墨西哥劳工的低工资则提供了解决方法。以下７０年代早期的数据为我们揭示了劳动力成本上的这种差异：１９７２年，当美国工人平均月薪固定在大约１２００美元时，台湾工人平均月薪只得４５美元，而南韩、新加坡和香港工人则顺次为１８、６０和８２美元。美国的跨国企业遂将它们的发展机会系于亚洲廉价劳工和美国资本的联姻上，由此制造商品去繁荣美国市场。

从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８０年，美国在海外的私人投资增加了四倍，即从５００亿增至２１４０亿。出口占了美国海外有关制造业销售的四成。到１９８８年，有３２０亿的美国投资放在亚太地区，还有颇重要的一笔数目投放在出口制造业方面。与美资有关的出口往美国市场占亚太地区的比例由１９６６年的不足１０％升到１９７７年的超过２５％。在所有这些方面。今天的比例都更加高得多。

相对于制造业投资的东亚的增加，美国本土的工业也随之被“挖空”了，这一点在电视机工业中呈现出来。为了与流入美国市场的、廉价而高质的日本电视机竞争，美国厂商把他们大部分的生产在６０年代时都转移到墨西哥、台湾，后来又到新加坡去。到７０年代中期，虽然在美国销售的黑白电视机接收器大约还有２０％是在本地生产，但在墨西哥和台湾制造及半装配好的零件还是大部份都组装进这些电视机里。在彩色电视方面，主要制造工序往墨西哥和东亚的转移，造成的结果是海外生产的半装配好零部件占美国厂商所使用的全部组件之比例，由２３％上升至超过９０％。在这一期间，美国本土电视制造业的地位在１９６６年与１９７０年间下跌了五成，并在１９７１年再下跌三成。

美国的贸易政策是推动所谓“再出口”，即美国生产的构件由外国廉价劳工组装好后，以制成品的形式运回美国。美国关税代号第８０６和８０７节给予进口制造的美国构件免税进口，这意味着只有附加在组装工作上的价值被征税。这一“８０６／８０７”进口部份的总价值由１９６６年的９．５３亿上升至１９８７年的将近４００亿。这一往东亚及东南亚转移工业制造竞争的动力，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美国把大部分电视制造的生产移往台湾这一行动，刺激起日本的生产商也把他们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转到台湾和韩国，以抵消美国在减低劳动成本上的暂时领先。这种通过转向低工资的东亚和东南亚来互相降低价格的过程，同样发生在美国及日本生产电脑板和电脑的工业上。

再没有比东亚边缘这一流行的形象更能说明美国投资在这里比在其他区域获得更大利润。１９８４年美国投资在欧洲及拉丁美洲的回报率分别是４．３和７．２，但在亚洲却高达１４．０，而在个别的亚洲国家里，回报率则达更高：台湾是２１．８，新加坡３４．７，南韩高至４１．２。

直接投资到东亚，这只不过是美国公司从这地区的廉价劳力获利的其中一个途径。除此之外，部分跨国企业更采用“转包”或“原设备生产”的安排，即由东亚厂商生产产品，然后用该跨国企业的牌子出售。台湾就是这么一个转包中心，由小型的台湾厂家为美国厂商生产诸如ＩＢＭ、通用电器等产品。转包在台湾已变得如此制度化，以致一个外国行政人员评论说：“你真没法把台湾看成是出口国，它只不过是一群为美国市场而存在的转包者”。

这些有利于跨国企业的理想条件并不是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而是因为各国政府急于吸引外国投资而不惜代价制造出来。在各种吸引外资的招徕中，有一种叫“出口加工区”，即那些设立在菲律宾巴达安半岛、台湾高雄和韩国马山的加工区。在加工区内设厂的厂商被给予一整套优惠。以巴达安出口加工区为例，计有：允许１００％的外国资本；允许一个低于首都马尼拉的最低工资额；免税特权，包括本地资本设备减税，进口原料和器材免税、和免收出口税、地方及省一级税项等；优先获得中央银行外汇分配购买进口物资；低廉的地租和水费；政府负担基础建设及厂房，后者可由公司以低价租用或购买；以及加速固定资产的折旧。

出口平台的基本缺陷，即它的依赖性。这些缺陷，在首要的新兴工业国和地区－－韩国和台湾的例子中得到了清楚的说明。一方面，新兴工业国很大程度上依赖在一个出口市场－－美国市场上，它在８０年代中期吸纳了前者大约四成的出口产品，随着保护主义横扫美国和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出口的导向就成为主要的弱点，在这种经济的未来前景投下重重阴影。过去四年来，美国为了结束它与韩国、台湾之间的贸易赤字，特地进行了一场攻势猛烈的贸易战，结果台湾１９９０年的经济增长创下了自１９８２年来的最低点，而韩国的贸易平衡则在享受了大约四年的盈余之后回复赤字状态。另一方面，新兴工业国过去３０年来虽然都有８％到１０％的增长率，但基本上它们的零件制造和科技仍然依赖日本。事实上，它们的角色一直都是提供廉价劳动力去组装进口的零部件和科技。韩国１９９０年与日本有５９亿贸易赤字，以及台湾同年与日本有７９亿贸易赤字这一事实，便显示出这种倾斜的关系。台湾赫赫有名的“电子计算机工业”，便是一个名过其实的名称，因为它实际不过是低技术的、以密集劳动力去大规模仿制ＩＢＭ模型－－这一模型本身就是为易于仿制而设计的。至于韩国，它那高技术生产者的形象被这样一些严峻的现实所打破：销量最好的现代汽车也许是韩国最著名的出口产品，可是它的本身外型是抄袭意大利的设计，它的马达由日本三菱公司设计，它的传动器设计和制造也都是由三菱公司进行。韩国的彩色电视机跟日本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也许竞争得难分难解，但是其中日本制造的零件却占去了韩国彩电的８５％。再者，韩国号称世界第五大个人电脑出口商，但事实上只有电脑用桌才真正由它制造。换句话说，韩国和台湾都并没有摆脱作为外国（尤其是日本）零件装配工场的地位，这一事实已经将它们带到一条我们称之为“结构性压榨”的死路上去。由于本身研究和发展基础薄弱，加上日本对分享其先进科技的明显抗拒，新兴工业国无法自行生产高科技产品，因此，当它们现在的工资水平已大大超过亚洲其他国家时，它们也就被赶出廉价劳力的市场了。生活指数的提高、劳动力储备的枯竭、加上日益有力的劳工组织，使台湾和韩国现时的平均工资比东南亚高出３倍，比中国大陆更高出１０倍。举一例子，台湾纺织工人的平均时薪是３．６５美元，在泰国和印尼则分别只有０．６８美元及０．２３美元。可以预料，美国和日本制造商会把赌注提高，并将它们的工作重新分布往泰国、印尼和中国大陆。更危险的情形，是新兴工业国里许多本地企业也随着美日转往上述地方设厂，与美日制造业被“挖空”相仿的情形正在向新兴工业国发出实实在在的恐吓。因为与美日两国不同，台湾、韩国、新加坡等在劳力密集制造业日益推动竞争力的同时，并没有一个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在背后作为支持。

简单来说，出口平台即是企图在脆弱的基础上建立起稳固的经济，极度依赖外国资本、外国市场和外国科技的动向，它使这些国家只剩下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廉价劳动力，而当这一筹码失去时，外国资本和本地厂商也跟着离去。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在香港举行的前夕，康德苏表示相信，欧洲未来的单一货币定能发挥其作用。而亚洲领导人正在思考该奉行什么样的货币政策，该以何种方式使用于商业和金融往来的外汇储备多样化的时候，欧元显然是值得他们考虑的。

东亚货币自7月份以来所出现的严重危机迫使有关国家（特别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当局尽一切努力来恢复市场对当地货币的信心。须知，今年夏季当地货币的价值下跌了15％到30％。除了这个当务之急之外，亚洲的领导人也开始对建立在美元基础上的，难以抗住美元逃逸的灾难性影响的货币体系进行思考。而同时，长期受投资资本支撑的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也表现了出来。这是一个值得该地区所有国家重视的问题。

蓬勃发展的贸易也在促进着外汇储备结构的变化。随着这些“新崛起的”国家经济的发展，它们之间的贸易、它们同日本的贸易以及最近同欧洲的贸易进一步发展。这一切都对美国不利。然而，该地区的主要贸易基本上还是用美元来计算。直到目前，亚洲的“老虎”和“龙”们尽管会为此吃苦头，但仍然忍受着这一不正常的现象。不过，在1999年发行欧洲单一货币的前景为这些希望使它们的贸易支付方式和外汇储备多样化的国家提供了新的机遇。

凭借这些有利的条件，负责货币问题的欧洲专员蒂博·西尔吉不失时机地在香港向着他的亚洲交谈者吹嘘未来单一货币的好处。他自称取得了一些成果。他的谈话尤其吸引了中国的领导人。在9月22日他同中国总理李鹏举行双边会谈期间，李鹏明确地对这位欧洲代表说，他不希望外汇储备都是一种货币。换句话说，就是不希望都是美元。这决不是一句无关紧要的话。须知，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已达到了1316亿美元。

此外，如果人们把7月1日回归祖国的香港的外汇储备（为853亿美元）也加上，那么总共就有了217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这么大的储备中不愁没有欧元的位置。不过，香港的领导人强调说，关键是欧元要“坚挺”些。香港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比北京的领导人还要保守。他们尤其希望在货币问题上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对北京的独立性。

香港货币当局的外国投资负责人弗朗西斯·劳认为，有否可能重新考虑香港外汇储备的构成（美元占了83％，马克所占比重不大），这将取决于欧元同美元相比较时的信誉程度。

在欧元疲软的情况下（弗朗西斯·劳认为，如果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成为第一批使用欧元的国家则有此可能），人们很难接受欧元。因此只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即在证明了未来欧洲单一货币的可靠性之后，香港当局才会考虑这一问题。亚洲的其他国家也采取这种观望态度。它们不想过快地抛弃一种已经得到了证明的货币（指美元），而接受一种尚未被证明的货币（指欧元）。

9月中旬，第一届亚欧财政部长会议在曼谷召开。亚洲各国的财长们对于1999年将要诞生的欧元表现出极高的期望值，认为欧元的诞生，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储备货币；目前亚洲的储备集中在美元、日元和马克上，而这些货币的不可测因素越来越多，资金调动可轻易的造成东方的市场不稳定；许多欧洲银行已因为外汇业务减少而把业务转移到东方，随着市场对亚太区域货币的兴趣增加，汇率的波动将更厉害；而欧元可望具有的稳定的流通性，将减少很多套汇的机会。因此不少亚洲国家在考虑把欧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

当欧元面世时，它将成为一个更大、而且平均说来跟美国一样富裕的欧洲经济的货币。它的政府债券市场将比现在世界上最大的证券市场美国财政部债券市场还大，而且它的股票市场将为投资者进入世界上一些营业情况最佳的公司提供机会。

在欧洲各地，欧元在投资和贸易方面所具备的代用货币特点将鼓励投资者和企业甚至在非成员国也使用欧元帐户，而不是将欧元兑换成当地货币，这将增加对欧元的需求。虽然欧元作为储备货币起初可能不是美元的对手，但是它显然将是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第二选择。欧元的使用将提高成员国之间贸易的效率，提高欧元地区联合经济的价值。简而言之，欧元的价格将大于它的组成部分的总和。

要是欧洲货币联盟国家遵守马约所规定的财政纪律，并坚持要建立一个强大和独立的对实施货币政策负有明确责任的欧洲中央银行，它们实际上将会使欧元贬值，抵消这种上扬的趋势。这是因为紧缩财政开支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迫使利率下降。从经济观点看，欧元的基础将更加强有力得多，但是它的交易将是疲软的。

有着发达的金融市场的主要货币，例如80年代的美元和90年代的马克，在它们的政府开始连续出现财政赤字和奉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一般说来往往会上扬。最终，在入们开始对通货膨胀感到担心、投资者对经济不平衡感到忧虑时，这些货币（的比价）就会回落。不过就欧元来说，它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坚挺。

人们从德国马克在1990年实行货币统一后的一段时间里保持坚挺看到了欧元将来会是什么样子的线索。两个德国统一时，政府财政赤字增加，工厂的设备利用率达到了极限，通货膨胀率罕见地上升到4％以上。然而，马克同欧洲货币和美元的比价在此后5年的时间里却继续稳步上升。

欧元崛起的事实所显露的问题是，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是不是也在面临一场大的变局。在这次金融风暴中，欧洲同美国相比，损失显然要小，绝无惊惶失措之色。例如英国人在香港应该有重大利益，然而在香港的震荡中，却似乎是有恃无恐，媒体所报导出来的损失并不大。而且，眼下整个欧洲的经济开始出现生机。德国汽车的销售额、瑞典的国内物价以及西班牙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几乎所有经济指标都呈上升趋势。

《联合早报》发表特约评论员张一帆谈世界股市暴跌的政治原因。作者认为，从东南亚货币危机，到日前全球股市暴跌，很大程度是冲着香港市场而来的。如从经济情况来看，危机发生在香港是没有理由的，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另有“黑手”在作祟，而国际炒家可能只是小卒子。继香港股市于上周五重挫之后，纽约股票市场星期五还暴跌，接着到星期一，市场更一路狂泻，道琼斯30只工业股指数共跌554点，按照交易条例规定，纽约股市不得不暂停交易两次。受此影响，东京股票市场在星期二还下跌8%，跌到16271点，退至今年的最低点。其他世界各地的股市还都陷入一片惨云愁雾之中。人们普遍担心，1987年10月的全球性股灾是否会在10年之后的今天再次重演？美国财政部长鲁宾就此发表紧急声明指出，这次股市风暴为暂时的现象，因为美国经济发展健康，与10年前发生股灾时的情形并不一样。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当天早上的一项谈话中还指出，10年前的股灾中，日本的日经指数下跌了22%，而这次风暴来时日经指数的跌幅还没有超过10%，因此，虽然股市风暴堪忧，但是情况并不算是危机。美日政府上述两项谈话的目的是为了稳定股票市场的信心，但是，世界股票市场对此会作出何种回答，则并不能令人乐观。

这次世界性的股市风波，起源于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危机。在过去4个月中，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四个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货币相继贬值，其跌幅在21%至35%之间，股价指数则下跌18%至38%之间。在东南亚这场货币危机中，以泰国的问题最为引人注目。不久之前，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召集亚洲主要经济国家在东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一项提供总金额172亿美元的对泰国的货币援助计划。但这一举措，并没能遏止住东南亚货币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和扩散。进入10月以来，台湾外汇市场经历了巨大震荡，到10月下旬，香港货币面对冲击，幸而投机活动给击退，但股市却陷入危机，在上星期四，恒生指数一度挫跌1800点，当天收盘还跌一千二百余点，从而创下近年最大跌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