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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给出了一个新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投资模型，并用西方与非西方经济的农业发展经验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检验。我们已在理论与实证的基础上论证了技术变迁的方向与速度是对需求的增长率与相应的资源条件的回应，我们还揭示了技术在地区及国家间的转化实质上是对诱致由新知识演化而来的技术变迁的同一自发进程的回应。 技术变迁可以被视为发展进程所内生的，这一观点并不意味着农业或工业技术的进步可以听任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导技术发展沿着“原始的”资源条件或需求的增长所决定的“有效”路径发展。导致技术变迁的新知识的产生是制度发展过程的结果，技术变迁反过来又代表了一个对制度变迁需求的有力来源。不过，我们对新知识被用于改变技术变迁的速度与方向及用于技术变迁的转化方面的了解，比资源被用于制度创新与转化的了解要多得多。 我们已经说明了制度在技术变迁的形成与扩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它们是技术努力与生产率增长方向发生偏差的重要原因。宾斯旺格已讨论了市场结构对研究资源配置的影响，桑德斯和拉坦已讨论了公共政策，尤其论证了利率的补贴是巴西农业的技术变迁方向发生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德杰维已概括了技术变迁与制度组织之间的动态影响模型。 在本文中，我们将详尽阐述一个制度变迁理论的要素。在这里，对制度变迁需求的转变是由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迁所引致的；对制度变迁供给的转变是由社会科学知识及法律、商业、社会服务和计划领域的进步所引致的。然后，我们将考虑市场组织不完善的含义，在这里，经济和政治资源是为了制度创新与制度绩效的增进而交换的。 制度变迁的理论 在过去的20年间，我们的分析能力大有提高，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如果我们要完全实现对经济发展中技术变迁的作用的理解，我们就必须具备用于分析的知识和能力。不过，正如找们已注明的，我们现在已开始理解那些能使一个社会在对技术和经济机会或制约作出回应时，形成不断的制度创新力量的进程。 什么叫制度变迁？ 人们常常将制度与组织区分开来。一种制度通常被定义为一套行为规则，它们被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一种组织则一般被看作是一个决策单位——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局——由它来实施对资源的控制。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是一种没有差别的区分。一个组织（例如一个家庭或一个企业）所接受的外界给定的行为规则是另一组织的决定或传统的产物，诸如有组织的劳工，一个国家的法院体制或一种宗教信仰。 在本文中，制度概念将包括组织的含义。因此，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一词将被用于指（1）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2）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变化；（3）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⑤ 对技术与制度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明确理解一直是那些对发展的历史和制度方面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所感到困惑的。不过，在这一研究领域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制度变迁依赖于技术变迁，另一种则认为技术变迁依赖于制度变迁。技术决定论 马克思比他的同时代学者更深刻地洞见了技术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历史关系。他将发明看作是一个社会进程，而不是先验的洞见或偶然的天赋灵感的结果。在马克思的体系中，阶级斗争反映了经济制度的演进与生产技术进步之间的不断“冲突”。尽管马克思强调了生产方式的变化（技术变迁）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制度变迁）之间的辩证关系，但他相信前者提供了社会组织变迁的更为动态的力量，他的观点继续支配着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的思想。 技术决定论在美国制度学派的著作中也是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论点。凡伯伦和他的追随者将技术视为经济进步与增长的动态因素，而制度是静态的因素。埃尔文·K·青格勒指出，在凡伯伦的体系中，“正是动态技术与静态制度之间的辩证斗争与冲突导致了经济与政治制度被慢慢地置换与替代，经济组织的体系经历了历史的变迁与调整。”西蒙·库兹涅茨在他的数量研究中讨论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时，他所使用的术语也与凡伯伦所使用的术语非常类似。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对技术扩散的研究受到下面这种观点的强烈影响，即现代化包含着对习俗、文化、个性的不合理的力量的克服，以便利用由技术进步所创造的机会。不过，在发展经济学领域，有一种倾向是不再强调抵制概念，而主要强调了由技术变迁所形成的收入流的规模。因此，制度创新被看作是对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与生产率增长的滞后反应。 在新古典制度学家那里，为了考察能管理技术变迁的“非人性”力量的制度的设计，技术对制度现代化的影响已被抛在一边。他们在关于技术变迁的福利意义上有很大的分歧，但无论是老的还是新的制度学家似乎都认为技术变迁是科学发现与技术创新的自动内在逻辑的产物。 制度决定论 波拉伊在分析工业革命的原因时形成了一个不十分有力的传统，即他们主张制度变迁（而不是技术变迁）是经济发展的动态原因。按照这一线索，道格拉斯·诺斯和P．托马斯将西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在人口对稀缺资源赋予的压力增加时，那些支配产权的规则的制度发生了变迁。这些作者试图论证，技术创新与生产率的增长表明了对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化与市场规模的变化的滞后回应。 按照诺斯与托马斯的观点，只有当经济组织是有效的时，才会发生增长。有效的经济组织可能要求产权的修正，以便减低创新活动中私人与社会报酬的差别。要素市场的组织的改进（其中包括对土地与劳动的产权的再确定），主要是对土地与劳动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即相对稀缺性的变化）的回应。之后，一个扩张了的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需求又对产品市场组织的改进施加了压力，并诱致了政治单位规模的扩大。在诺斯与托马斯看来，荷兰和英国在1500－1700年间的发展比法国和西班牙更快的事实，就是正在形成的国家对持续的财政危机的回应所产生的特定的产权形式的结果。 诺斯和托马斯反复强调了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为优先且更为根本的观点。他们将更为集约的耕作制度（比如二田制对三田制的替代）视为一种制度对相对要素价格变化而不是技术变迁的回应。进而，他们强调了一个市场经济的扩张即便在没有发生技术变迁时也能为人均收入的提高作出贡献。 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在一个范围不很广的研究中论证到，美国工业于本世纪50和60年代发生的管理革命，同它对技术变迁可能实现的潜在规模经济的经济收益的回应相比，它更多的是由市场机会扩张所诱致的制度变迁的产物。这一革命发端于本世纪20年代，这时在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新泽西的）美孚石油公司和西尔斯公司开始发展一些新的组织模式。这一体制一方面由所有各部的决策高度集中的经营公司组成，另一方面它又包括松散的分散持股公司。在这一新体制的演进中，当对一个多重分工的结构所进行的决策高度分散的同时，对整个团体的战略计划和金融控制又仍然由一个集中的机构来裁决。在主导性企业中，“通过建立一个通用的办公室和处理产品发展的日常事务来使战略决策系统化……分散化决策的制度化。”钱德勒论述到，由这些结构性创新所导致的制度效率的收益，又创造了一种传导技术创新的环境。在他看来，美国工业中的规模经济更多的是制度创新的产物，而不是技术变迁的结果。 一个制度变迁模型 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中有一种倾向是，它们或者将制度变迁抽象掉，或者视制度变迁是一个经济体制所外生的。这些方法都是不恰当的。在现实世界中，产权的执行是有成本的，市场的交换要消耗资源，信息是稀缺的。制度变迁不仅会影响资源的使用，而且它本身也是一种资源使用性的活动，由于对这一事实的忽略，因此我们对制度变迁进程的理解还有待提高。我们同样在一个不很满足的条件下将制度变迁融入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去，这与我们在50年代中期处理技术变迁的经济学的方法相同。 我们在这里假定，制度变迁可能是由对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所引致的，我们还假定，制度变迁可能是关于社会与经济行为、组织与变迁的知识供给进步的结果。 对制度变迁的需求 从文献中我们可以获得关于制度变迁的需求理论的几个要素。正如我们在前面已注明的，诺斯和托马斯主要根据支配产权的规则的制度变迁解释了西欧在900－1700年间的经济增长。在他们看来，制度变迁是由人口对稀缺的资源赋予的压力增加所引致的。T·W·舒尔茨在考察更为晚近的经济史时，验证了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人的经济价值的上升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诺斯和托马斯对舒尔茨下面的观点似乎毫无疑义是同意的，即“我们很难想象任何趋势性的经济运动对于制度的改变比对于工资相对于租金的运动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 在欧洲中世纪的成熟时期（1000－1300年），“土地变得稀缺，土地的价值处于上升中，”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变得普遍起来，它对限制共有财产使用的压力增加了。对土地使用的更为有效的控制是与更为集约的农业生产体制的采用相联系的，三田制开始替代传统的两年一次的轮作制。 在现代早期，人口对土地的持续压力导致公地的废除和从以使用奴隶劳动为基础的耕作制转向由农民所有的所有者经营，或转向由资本主义所有的对工资劳动力的使用。其结果是更为集约的作物生产体制的演进，这在低地国家和英国尤其如此。这些体制以后在德国、丹麦和法国也同样占支配性地位。在20世纪，由于土地对农业生产的制约变得不很严重，相应于农地产权的制度演进的推动力削弱了单个生产者的私有产权。 更为近期，环境从农业与工业及工业生产中吸收了残余，这一需求与对环境服务和舒适的需求产生了激烈冲突。这一竞争导致了原来被视为免费品的公共资源的经济价值的显著上升。相对于这些价值日益增加的公共资源，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些用于区分个人、企业和共同体产权的新制度。 诺斯和托马斯也分析了当工资相对于土地的价值提高时的经济迅速增长时期。他们发现在这一时期，当给予农民和土地所有者对他所使用的土地有更大的控制权时，就会发生制度变迁。在上一世纪的一半时期，制度变迁是由人的经济价值的显著加速提高所引致的。我们已从一个否定人对自己的投资机会和激励与受奴役很普遍的状况，变成了现在的对人的代理人的私人与公共投资制度化了的状况，如教育与卫生条件的改善。 诺斯和托马斯对欧洲发展得出了制度变迁是对劳动力-土地价格率变化的回应，在对当代发展中国家的报告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印度尼西亚在1868－1928年间是经济普遍加速增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主从庇护责任的修正有利于佃农和无地的劳动者。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由于土地价格相对于工资率的上升，平衡又转向有利于土地所有者，而不是佃农和劳动者。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更为集约的农作制度的使用已导致水的经济价值的增加，这一增加的价值已诱致了能更明确地定义灌溉的产权，以及在分配水时更大地使用市场机制。 无疑，由技术变迁所释放的新的收入流确实是对制度变迁需求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新的和更为有效的技术中获取潜在收益，这确实是私人部门的研究与发展以及公共部门对自然资源的探索与发展科学技术的一个强有力动机。从州政府拥有允许建立有限责任的股份公司的垄断特权的阶段，到一般合并法的实施，确立了旨在指导经济活动的协会的权利的今天，现代法人组织的发展代表了对19世纪的运输、交通和制造技术的进步所创造的经济机会的制度回应。 新的收入流的分割所导致的与技术变迁或制度绩效的增进相联系的效率收益，这是进行进一步的制度变迁的一个主要激励。在一个古典的或新古典的世界，政治资源的使用妨碍了经济目标的实现，新的收入流是按照李嘉图的分配模式来分配要素的技术变迁所形成的，来自于要素所有者的收益将具有相对无弹性的供给函数的特征。不过，我们很容易地看到，无弹性要素的供给者对新的收入流的获取只提供一种功能——这些要素所起的作用是对增长的制约，而不是增长的一个来源——即确立一种对社会产品的权利。其结果是，技术的进步可能会调动个人对其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的积极性，以及为了再确定产权以实现新收入流的分割而组织和引进集体行动的积极性。与有组织的公司（或合作社）形式增加相联系的制度效率的提高，引起了股息的增长，从而带来了对劳动法人组织的需求，它们以工会、农会或合作社的形式表现出来，以使每个团体都能更有效地参与对新收入流的分割。 制度变迁的供给 相对要素价格的变化在诺斯－托马斯和舒尔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型中所起的作用，非常类似于我们已分析的它在诱致性技术变迁模型中所起的作用。不过，无论是诺斯和托马斯还是舒尔茨都没有试图提供一个制度变迁供给的理论，而且我们发现老的和新的新制度学派文献对此都少有助益。 假定制度变迁的供给与技术变迁的供给之间的类似性是有理论根据的。正如当科学和技术知识进步时，技术变迁的供给曲线会右移一样，当社会科学知识和有关的商业、计划、法律和社会服务专业的知识进步时，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也会右移。进而言之，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正如自然科学及工程知识的进步降低了技术变迁的成本一样。 这并不是要表明制度变迁完全依赖于产生了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的新知识的正规研究。技术变迁并没有期待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变得制度化，同样，制度变迁也可能是由政治家、官僚、企业家及其他人指导他们的日常活动时所实施的创新努力的结果。制度创新的时间和速度可能受外部接触与内部压力的影响，使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制度化的目标之一是为了在社会科学研究资源的配置中实现更高的效率。这些资源的更好配置将有可能（a）加速那些用作由社会给定的更为重点的制度变迁领域的新知识的产生，（b）应用新的知识以使制度变迁的目标与实际实施的制度变迁之间保持更为准确的联系。 如果社会科学及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效应是使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右移，或是将制度创新的可能性曲线移到更接近于起始状态，那么在社会科学中知识的供给弹性问题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传统中的一个内含的假定似乎是，制度变迁的供给本身允许有一个适当时滞的弹性。这一观点似乎与大量的经济思想史学家所持的观点不一致，他们认为，经济学中的知识供给受到外部事件的影响相对较小。 我们现在还不能解决经济学或其他社会科学中知识的供给弹性问题。我们将假定，在一个特定范例的框架内，关于经济学的知识供给比知识训练本身的供给更有弹性。无疑，对任何事件来说，在一个特定范例的框架内，无论是“范例的转变”还是知识训练的进步，确实具有使关于知识的供给曲线右移的效应，因而能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 我们可以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社会科学中的新知识对制度创新与效率的效应可以被看作是与凯恩斯革命相联系的对宏观经济关系的新的理解。我们并不准备估计这种新知识在二战后使西方发达经济以更接近于充分就业的方式运转所形成的经济收益，不过，我们确实估计了（由A．M．奥肯作出）美国在1964年的税收法下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的降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税收在1964－1965年间削减130亿美元，其明确的目标是要减低实际与名义GNP之间的差距。这些税收的削减是经济咨询委员会以对存款收入、消费、投资及存货关系的估计为基础所作出的数量预测的结果。奥肯的事前估计表明，在税收削减后的头两年，税收的降低使GNP增长了250亿美元，对增长的最终贡献是360亿美元。回想起来，这些估计的收益部分体现了它们对本世纪60年代后期的通货膨胀的贡献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政策干预，无论是统计资料和分析能力还是制度可信性都是无法得到的。商业经济部的统计能力的制度化以及总统经济咨询委员会的分析能力的制度化，就是与凯恩斯革命相联系的经济学知识进步的直接产物。 无论是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其他社会科学领域，都没有像经济学那样在提供新的知识以有助于降低社会变迁的经济与人的成本方面那么成功。不过，当政府开始关注它们所面临的社会变迁的复杂问题时，它们就创造了发现更好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其他社会科学在解决公共政策问题时的能力。 小结 关于技术或制度变迁的相对优势的观点一般是不具有生产性的。正如杰维所论证的，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很高。因此，必须在一个持续的相互作用的逻辑中来进行分析。 对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需求的原因是非常类似的。土地（或自然资源）价格相对于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诱致了用于减少对由土地的无弹性供给所导致的有制约的生产技术变迁，同时也引致了导致能更准确地定义与配置土地的产权的制度变迁。劳动力相对于土地（自然资源）的价格的提高，导致了能使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变迁。同时也导致了能增进代理人的生产能力并增进工人对他自己的就业条件进行控制的制度变迁。由技术变迁所形成的新的收入流以及制度效率的收益引致了对产品的相对需求的变化，以及新的和更为有利可图的产品创新的机会的开辟。这导致了消费模式更为多样化，而且由技术变迁或制度变迁所形成的新的收入流又引致了用于修正新的收入流在要素所有者之间进行分割以及改变个人与集团之间的收入分配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 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供给的转变是由类似的力量形成的。科学与技术知识的进步降低了由技术变迁所形成的新收入流的成本，社会科学及有关专业的知识的进步降低了由制度效率的收益（包括在解决冲突时的技能的提高）所形成的新收入流的成本。 本节中所提出的制度变迁模型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是能够形成用于考察可选择的制度变迁模型的检验性假说的——（a）对一个在时间进程中的特定的社会，（b）对于在给定时间的一些国家。建立一个在本节概括的理论来发展一个既是解释性的又是可预见性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是有可能的。这一理论不仅能解释迄今为止的事件，而且能形成考虑未来的制度变迁方向的假说，并能为对旨在实现更有效的制度绩效和更快的制度创新的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指导。 制度的运作 在前面一节我们已详细论述了一个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的理论，并列出了一些在西方与非西方社会的经济史中所发现的事实以作为对理论的经验补充。经济和政治市场怎样才能有效地将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的潜在来源转变为有效的制度创新？影响制度创新的需求与供给的力量是通过相对不完全的市场来操作的。为了形成制度变迁需求与供给的转变，就需要经济与政治资源在个人与制度之间进行不均等的分配。由技术与制度创新所形成的新收入流提供了利用政治资源来分割收益的激励，用于使制度变迁的供给与需求的转变以及用于分割资源所有者与社会集团之间的制度变迁收益的资源，是通过政治资源的相对无效的市场来分配的。 在本节我们将揭示这些经济与政治市场结构的制度创新的潜在需求与供给，转变为制度组织与运作的实际变迁的有效方式。我们将集中考察官僚主义行为与集体行动问题，这些问题在决定制度创新的市场程度以及与前面所揭示的诱致性制度创新进程接近的更为有效的制度运作时尤其重要。 市场结构与效率 在经济学中，对制度运作的正规分析主要是在理解企业行为的市场结构的含义中演进的。经济组织领域的许多早期著作的主要目标是分析要素与产品结构对企业行为与绩效的影响。它通过分析官僚化组织对资源配置及企业成长的意义，进而对管理行为进行了较新的研究，考察了外部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这种研究也是分析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生产组织的经济学中的一个长期传统。这包括努力说明指导公共企业的管理者接近于在完全竞争下的私有企业或经济的均衡资源配置与产出水平。由于由公共部门生产的公共品与私有品都在增长，即便是在一个非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形成了关于公共投资决策的理论与实际的大量文献。 社会主义经济学文献与传统的收益费用分析的一个主要缺陷是，它们都没有包含关于政治行为或官僚主义行为的明确解释。在一段时期内，一个关于官僚主义行为的内含的“利他主义”或“有机”的理论一般假定，如果政治家和官僚能提供最优化的规则，这一类规则就会被采用与实施。不过日益明确的一点是，在将个人的偏好转变成公共政策时，立法机关的有效性（即对可交换的政策进行投票的效率）取决于一个社会在作出选择时所利用的制度。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对公共部门企业的管理（包括政府办公处，大学的系或研究所，区域或地方发展当局，国家工业）并不可能遵循有能力的提供基金的计划代理所说明的最大化规则或目标函数，这类制度下的管理者的行为受到它们所操作的经济与政治的要素和产品市场的影响。 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在过去20年间为发展更为正规的分析集体选择与行动的方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这一努力中，他们试图将更为有力的分析工具引入到早期一代的制度经济学家最初感兴趣的一系列问题中去，并引起政治科学家对多元化问题的兴趣和社会学家对组织问题的关注。在许多方面，这一努力对公共部门的制度的行为的理解，类似于经济组织领域和管理行为领域对一个私有部门中支配官僚化组织的企业的外部与内部力量的理解。 按照A．布雷顿的看法，对集体选择与行动的新的研究线索包括四个理论组成部分：即关于公共品、民主、决策规则和交易费用的理论。布雷顿认为，在解释决定公共品与私有品之间的资源配置的力量时，关于公共品的理论著作是不适当的，因为它并没有与正规理论对应的制度补充。在布雷顿看来，民主的理论确实体现了可观察的政治体制的实质性要素——政治派别，决策规则以及信息成本，但是它往往低估了参与政治活动的报酬。关于决策规则的理论则主要考察个人选择问题，它只是刚开始体现制度决策的过程。交易费用理论则集中于在资源与时间方面市场与非市场交易的成本内涵，它现在正在被形式化。 在发展领域，我们尤其要关注导致了技术和制度变迁的集体行动，它们使一个社会的增长与发展能力扩张。这些使能力扩张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主要是在私人或公共官僚的个人努力或其他试图影响它的行动的结果。我们在下面两节将考察尼斯卡宁对官僚主义行为的研究和奥尔森关于集体行动的交易费用的著作，以帮助我们分析对制度创新的潜在需求变为对制度变迁的有效需求的进程。 官僚主义行为 关于官僚主义经济学的新著作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使官僚化企业家在官僚当局的预算与产出下的最大化行为模型化的方法。正如尼斯卡宁所定义的，一个官僚当局是任意一个非利润组织，它至少有部分是从一个周期性的拨款或赞助获取资金。 在尼斯卡宁看来，大多数官僚当局的行为是以它们能在竞争性市场下获取它们的主要生产要素以及在垄断性或买方独家垄断的市场中出售它们的服务或产品为条件。大多数的官僚当局是由一个单一的支配性的集体组织来支助的（例如一个国家级或省级的立法机构），它们又是通过税收来获取资金的。同样，一个发起组织或受托团体又从当局的项目中获取收益，这常常依赖于一个特定的当局能够供给它所需要的服务，而且官僚当局依赖于受托团体对它的政治支持。在这些条件下，官僚当局与它的发起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边垄断”的关系。 为了建立可以被称之为官僚主义行为的“纯理论”，尼斯卡宁将上面的观察与官僚化企业家的效用函数（管理者是官僚当局的总预算的单调函数）的观点结合了起来。尼斯卡宁的模型形成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假说：（1）一个官僚当局将比一个竞争性行业或一个追逐利润的垄断者提供更大的产出。这意味着用于生产官僚当局产出的特定要素的所有者更加有利于一种官僚化的组织形式：受教育的人可能更喜欢公共学校，邮政工人可能会抵制一个国家邮政公司的形成。（2）只要预算代表了对产出的约束，一个官僚当局就有从事推销活动的激励，它会增加对它的服务的需求，也会降低对它的服务的需求弹性。（3）一个官僚当局在面对对它的服务的需求弹性很大时，它的供给成本等于或接近于在一个有组织的竞争性行业的普遍成本。相反，一个无弹性的需求可能使官僚当局从它的活动中获取较高份额的经济租金。这些租金可能采取人员增加或设施更加豪华的形式。 除了有些领域比如国防外，在“纯粹理论”中所说明的官僚主义模型是很难观察的。官僚当局一般是将服务的组合提供给几个受托团体。在美国，一所农业大学向一个项目很多的受托团体提供教学、研究和推广的组合。它从国家和联邦立法机关，以及通过学费和商品的销售来获取收入，不过，立法机关在拨出基金以及受托团体在支持立法的拨款时，是有几种可选择的方案的。例如，美国国会是将研究基金拨给美国农业部，而不是州实验站。农民可以从相邻的州实验站的出版物和推广服务以及农场的出版物中获取信息。学生可以在州一级的农业学院注册，而不是在他们自己州的公立或私立大学学习除农业以外的自修或全部课程。这些修正的努力是为了使得对农业学院服务的需求（包括教学，研究，推广单位）比在纯粹的官僚主义行为的双边垄断模型的含义更具有弹性，并引致类似于我们在一个竞争行业所看到的制度行为。 不过，尼斯卡宁模型确实具有巨大的预见力。它预见了一种在弹性需求条件下生产过剩以及在无弹性需求的条件下形成过剩租金的趋势，这似乎是与关于官僚主义行为的经验知识相吻合的。生产的产出水平超过W．K．布吕昂在对美国食品分类项目中所论证的一个竞争性市场下的均衡水平的趋势。A．O．克鲁格用导向寻租或形成租金的资源估计了为获得合法的和非法的国民就业（或许可证）、商品以及服务所付出的努力，它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GNP中占一个显著的份额。 用新古典企业理论的方式来将官僚主义行为模型化的努力，已对官僚服务的有效供给得出了许多十分有力的洞见。不过在这方面的著作中，还很少对制度创新予以明确的考虑。因此，我们很难考察官僚主义的部分均衡模型中所暗含的秘密行为与新知识的发明之间的相关性，后者是由政治史学家和经济发展学者已经描述了的。 集体行动 增长红利的形成或者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或者是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展现了制度变迁的第二个需求来源的结果。技术变迁的显著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容许知识对资源的替代，或较为廉价的但是更为丰裕的资源对更加昂贵的资源的替代——即它解除了资源的非弹性供给对增长的制约。类似地，制度绩效的增长降低了经济组织的成本。 制度创新的效应是它降低了新收入流的成本。当要素所有者的新收入流的价格比在没有实现快速技术与制度变迁的经济部门的新收入流的价格更低时，它们是可以获得的。创新性组织（家庭，企业，官僚当局）企图使成本外部化或使创新活动的收益内部化，在任何一个进步的社会，其结果都是引致了用于修正技术进步与制度运作所形成的收益及要素所有者和社会阶层进行分割的持续的制度变迁流。 这一进程的历史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对土地租佃制度变迁的需求有时是由新知识的应用中获得潜在收益所诱致的，如英国的圈地运动。这一需求有时是通过佃农的政治压力来实施的，这些佃农期望分享生产率增长所带来的收益，在美国，组织工会是为了形成一种政治力量，以保证工人分享工业发展所形成的增长红利。农业研究和推广体系的发展代表了农民和一般公共机构为使社会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先进的生物和机械技术获得潜在的新收入流所作出的努力。本世纪20年代中期到现在，为发展农用品价格支持计划所作出的政治努力，可以被视为农业生产者为从农业研究的制度化所致的收益中获取一个较高的份额所作出的努力。在缺乏这些价格计划的情况下，技术进步的收益中将有一个较大的份额被以较低的食品价格的形式转给消费者。 对技术或制度变迁所形成的增长红利的分割进行修正的努力，是集体行动的产物。无论是制度经济学中的康芒斯传统，还是政治科学中的多元主义传统，它们都强调了自愿的联合来分享共同的经济利益，对改变与加速经济增长相联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所起的建设性作用。 近来，为将企业与消费者行为的微观经济理论拓展到分析集体行动，对集体行动代表了对个人自利的理性追求的假定提出了严重挑战。奥尔森的研究的一个创造性企图是想将企业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内涵延伸到对集体行动的分析中去。 奥尔森强调了组织成本和个人同团体利益的冲突对实现经济目标时动员政治资源的制约。“如果一个大的团体的成员在理性地追求他们的个人最大福利时，就不会起到使他们的共同或团体目标利益进步的作用，除非有一种强制的力量迫使他们这样做，或除非向团体中的单个成员提供了某些分别的激励而区别于共同的或团体利益的实现，团体中单个的成员有助于承担在实现团体目标时所包含的成本或负担。” 奥尔森说明了那些较大的团体进一步追逐自利的因素：“第一，团体越大，任何人在总团体利益中所获取的收益越少……第二，……团体越大，……任何小的成员子集从集体利益中获取足够的收益，同时只为此承受一个很小的负担的可能性越小……第三，团体的成员越多，组织的成本也越大，因而，阻止所有的成员在获取收益后离开的成本越大。”其结果，每一个团体成员都有理由期待其他人会作出组织的努力，或承担维持组织的成本。 分析这些团体行动壁垒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潜在团体的成员可能被迫强制参与，也可能向他们提供为动员政治资源所需要的超过惯常的经济利益的激励。例如，当农业的推广服务在美国发展时，农民被迫组织地方“农场局”或协会，以获取由一个推广代理人所提供的服务。这些地方农业协会后来又加入了国家农场局，它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而且它所起的政治作用还在扩大。联邦政府和国家开始将推广服务从农场局中“分离”开来，后来，农场局又通过组织市场营销合作社和购买合作社以及保险公司来补偿这一递减的公共支持，这些组织既使这些服务只能由农场局的成员来获得，也限制了受保护的局成员的红利。 美国其他的农场组织也遵循上面所描述的模式，如农民协会和全国农民组织。美国现在最为紧密的有组织的农场团体可能要数一些特殊日用品的市场营销合作社了。这些日用品包括奶制品、柠檬水果、桃子、酸果蔓的果实以及葡萄。这些组织的优点是成员少，地理集中，对就近市场的垄断与近乎完全垄断，并能对联邦和州立法机关施加影响以支持建立和执行市场营销规则，也可以建立强制与基于由政治行动计划的农业基金所提供的有关服务的组合。 当我们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组织的力量时，我们看到了农场的人口规模与农民的政治力量之间的相反关系：在发展中国家，农场人口较大，但几乎没有政治权力。在那里，工业劳动力代表了总劳动力的一小部分，而有组织的劳动力与总劳动力相比很小的国家（常常是发展中国家），有组织的劳动者与无组织的劳动者的工资的差异要比工业和有组织的劳动力较大的国家更大。奥尔森的理论也提供了一种方法来分析一个社会中大多数处于劣势的和分散的基础团体（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和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为追逐他们的团体利益而实现有效的组织和施加充分的政治影响时的失败。 对自愿的集体行动的壁垒已使公共代理组织努力实施有效的竞争或补偿有组织的生产者对消费者的利益。不过，反垄断的实施以及其他消费者导向的管制代理的经验可以被解释为是与尼斯卡宁的官僚主义行为模型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模型相一致的。例如，生产者的利益经常支配那些已经建立管制代理的能够立法的消费者。即便当消费者的利益最初已支配管制者时，他们也倾向于成为一段时期内被管制的工具。 制度创新的动态学 从官僚主义和集体行动理论所引出的推论是十分令人悲观的。这两种理论都表明，在经济与政治资源的市场中所显示的制度变迁需求是很不完全的，因而产生了在制度变迁导向上的根本性偏向。这些偏向对生产者比对消费者更为有利，在生产者当中，这些偏向又对那些对资本品或人力资源进行了最大投资的生产者最为有利。因此，制度变迁的市场对于有组织的石油生产者比对有组织的农民运作更好，它对有组织的医生比对有组织的产业工人更为有效。 另一方面，经验事实没有支持我们所认识到的通过消除结构的不完整能获得较大的收益的观点。资料没有表明工资在有组织的劳动市场部门比在无组织的劳动市场部门提高更快，我们假定对这些与官僚主义与集体行动理论所引伸的推论明显不一致的解释，可以从制度变迁市场的供给方面发现。我们还更为明确地假定，制度变迁曲线的右移或制度创新可能性曲线的转换，往往会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并使得制度变迁市场更为有效。 官僚化的企业家 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官僚主义理论与集体行动理论的共同含义来解释它们之间的某些明显的不相容性。集体行动的理论认为，大的团体在作为正规的组织追逐他们的特别利益时，会有许多对他们的能力与动机的制约。然而，官僚主义行为理论的一个主要含义是，官僚化的企业家在追逐较大的预算与较多的职员时，将会发现他们的利益是为了组织对他们的服务具有潜在需求的顾客团体，因此，当官僚化的企业家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较大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委托团体，以便创造对他们的服务的需求时，他们的效应就是降低了组织的成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奥尔森在检验劳工、农业以及专业组织所起的压力团体的作用时，他常常发现官僚化的企业家这只“隐藏的手”的原因。 在经济和社会紧张时期，组织一个潜在团体的成本可能会激剧下降。在有些情况下，对社会变迁的潜在需求“为想要获得社会利润的社会企业家提供了机会，他们在这样做时，将为那些期待它们的人‘供给’或提供了社会运动。”尼斯卡宁和奥尔森显然低估了那些供给或需求一种公共品的人可能联合起来，以从技术或制度创新中获取现有的或潜在的收益。进言之，一个社会对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容忍程度可能会降低，从而会进一步降低组织的成本。这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规模对组织的制约可能不像奥尔森所意味的那么重要。 制度的扩散与转化 引入制度创新的可能性，不管它是通过扩散过程，还是通过社会、经济与政治程序所进行的制度转化，它们都会进一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纵观现代历史，帝国主义的、国家主义的和利他主义的政策都会导致国家之间的制度形式的巨大转化。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在独立后，新的共和国遵循美国的模式建立了立宪民主与总统制。有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和荷兰的立法体制已加上了一些存在了很久的法律和习俗体制。德国和日本则谨慎地引进了自由主义的制度形式作为它们的经济国家主义化的计划的一部分。在最近几十年，一些双边的和多边的技术援助代理组织已成为制度转化的一个重要来源。发展中国家继续视制度转化的过程为他们发展技术创新能力所作出的努力的一个很自然的部分。在农业中，无论是试验站还是推广服务都变得很普及了。 不适当的制度转化会导致制度变迁供给的偏向，这类似于不合适的技术转化所导致的技术变迁供给的偏向。有大量的文献论述了不适当的制度转化以及这类转化对制度发展的扭曲性影响。 有一个方面的文献为我们理解制度的转化进程作出了贡献，它收集了大量的关于制度建立的原始资料。这方面的知识主要是在公共行政学领域发展的，它们为技术援助代理提供了一种对付干预的有效的方法，从而诱致了更加有效的制度运行。关于制度建立的文献典型地采用了一种明确地朝向制度变迁的规范方法，对有效的制度化的影响的检验就是要着组织对它的集合的规范性影响。因此，试验站对稻谷研究能力的制度化的有效性将由稻谷研究中所派生的新知识对稻谷产量、稻谷生产者的收入以及稻谷价格对城市消费者的影响来得到恰当的评价。制度建立的文献展现了对特定的组织形式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问题，以及将技术转化与创新的能力制度化的普遍关注。 与此同时，制度建立方法也受到批评，即它没有对一种类型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这一类型下，为合适的制度变迁所提供的机会可能是基于不同的技术与环境特征。例如，西芬认为，一个关注正在发展的技术的组织可能比一个关注技术不集中的组织更容易制度化。他指出，许多技术相对“封闭的体系”意味着它们所要求的行为对于它们的操作非常独特，而且与一般的社会文化体制不同。另一方面，当技术体系不是封闭的时，在共同体的发展努力中，有效的制度化可能非常难实现。 社会科学中的新知识 相对稳定的封闭体制的技术可以通过地理的或政治的边界来转化，而且在资源与文化差异很大的社会比那些技术最初发展已构成制度与技术变迁方向偏向的一个重要来源的社会更容易制度化。这类转化的可能性将资源转化成了与国家或区域的文化赋予的发展相一致的制度创新的进程。从富国转向穷国的制度形式在没有巨大的适应性时，它很少可能为发展作出有效的贡献。制度创新确实有可能比技术创新的地区分布更为专门化。将欧洲和北美的生产合作社模式转化到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代表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在制度发展领域的资源没有投入非生产性使用的例子。 纵观历史，社会知识使制度绩效和制度创新得以增进＿这主要是通过成功先例的逐渐积累或作为行政与管理知识与经验的副产品来实现的，在最近的一个世纪，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已为制度创新的效率开辟了新的可能性。我们在前文中已提出，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是由对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社会科学知识可能会经由现存的制度或通过促进新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的发展和创新而导致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例如，对商品供给数量与需求关系的研究已导致更为有效的供给管理、食品的获得与食品的分配计划；对影响新技术的扩散的社会与心理因素的研究已通过农业推广服务导致了更为有效的绩效，并导致了农业生产运动的更为有效的设计；对土地租佃或团队农作安排的效应的研究已导致了在获取自然资源的更大的公平与对农村地区的资源的利用带来更大的生产率的制度创新。 社会科学知识的效应已使制度变迁的供给函数右移，即社会科学知识对代价更大的真伪学习过程的替代，这能使制度创新的成本降低，不过有一点似乎是很显然的，即只有当这些制度创新的更为有效的来源能够发展本土的社会科学知识以及采用他自己的资源和其他社会的社会科学知识的文化条件时，一个社会才能实现新的收入流。 不过，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开始通过社会科学研究能力的制度化而使收益的获取成为可能。A．格申克龙已论证了社会科学知识对制度变迁的贡献更多的是通过加强意识形态而不是通过分析能力的进步来实现的。E．S．邓恩认为，社会科学的努力更多的是集中于对能维持现存的制度组织模式的研究，而不是对旨在转变这些模式的研究。不过，K．波拉伊却表达了一个社会科学知识对制度创新作出了贡献的更为乐观的观点。 不管对历史经验作出怎样的解释，但有一点似乎是很显然的，即在本世纪后半期，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已对制度创新成本的降低作出了重大贡献。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制度设计以及管理能力都利用了社会科学知识，并已在许多国家有效地制度化了。在旨在实现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政策的设计与实施中，计划性的代理人和计划人已成为主导性的行动者。 研究工作者和计划工作者近来对那些在制度绩效方面能实现更大公平的制度设计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对获取经济与政治资源的相对劣势的无能为力（这是许多社会的主要情形）仍然是对实现因社会科学知识进步所可能带来的制度绩效增长的严重制约。 展望未来 正如我们在本文所概括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还是不完善的。很显然，这一理论对制度创新概念采取了一种渐进主义的方法。我们还没有对渐近主义方法的批评完全作出回答。然而，我们不得不从社会科学知识的观点来分析制度绩效的效率与公平的含义。不过，我们还没有像已经发展和实施了的诱致性创新检验那样提供一个可以进行严格的经验检验的诱致性制度创新假说。 很显然，在通过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的操作力量的市场中有一个严重的偏向——通过利用经济与政治资源以努力实现制度创新与效率，而且还没有一种理论或政治体制表明如何消除这一偏向。 我们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描述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确实为我们开辟了利用社会科学与有关专业的资源以发展与特定的资源和社会的文化赋予更为一致的制度创新。我们在以后还将在诱致性技术与制度创新的理论概念的逻辑下来检验与绿色革命相联系的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它是发生于本世纪60和70年代的旨在增加发展中国家的食品生产的努力。因此，我们在本文所提出的理论检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促进我们理解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所起的作用的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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