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
一 如果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却又不归属任何一个党派，那么这将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会让人感到百无聊赖、孤独寂寞，觉得自己无足轻重。而如果你所加入的党派是强大的，其党纲和宗旨是值得赞同的，又能同时满足你合群的、实践的和理性的本能需要，那将是件多么令人惬意的事——值得为之投入大量的捐助和所有的空闲时间——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政治动物的话。 因此，作为一种政治动物，如果不想让自己说出这样一句丢脸的话，即“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那么他宁愿随便投靠任何一个党派也不愿成为无党无派的人。如果他不能根据引力原则找到归宿，那么就得根据斥力原则寻得安身之所，拣一个比较起来他最不厌恶的党派，这总比孤零零地站在圈子外要好些。 现在说到我自己。在后面这种消极的检验标准下，我将落脚于何方呢？让我自己成为一个保守党人如何？他们既不能给我面包，也不能赠我美酒；既不能在理智上给我释疑，也不能让我在精神上感到宽慰；既不能让我欢欣振奋，也不能给我任何启发。他们那种与某些——算了，其名称姑且不必提及——习气、思想习惯、人生观如出一辙的精神状态，既不能增进我的个人利益，也不能促进公共福利。它们固步自封，没有理想、不遵从任何理性的标准，甚至对于现在我们已达到的文明程度，它们也没有能力或不打算去防止其退化。 那么，我是否应当加入工党呢？从表面上看，它有着较大的吸引力。但进一步观察后会发现，这种选择也同样是困难重重。首先，这是一个阶级党派，而这个阶级并不是我所属的阶级。如果我非得要追求局部利益，那我就要追求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的利益。谈到这样的阶级斗争，我那种狭隘的、个人的爱国心，也像其他任何人——除了某些令人讨厌的狂热分子——一样，是跟我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的。我能够接受那些在我看来似乎是公正、有益的观念的影响，不过，在阶级斗争中，我将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 但是，主要的原因是我不相信工党会一直由其有理智的分子来实行恰当的控制；太多的事情总是由那些对自己所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来决定的。而如果——这是很有可能的——党的支配权一旦被党内的独裁集团所攫取，那么这种支配权就会被用来为党的极左翼的利益服务。对于工党的这一派别，我称之为“破坏派”。 按照消极的检验标准，我倾向于认为自由党是谋求未来进步的最好工具——只要它有坚强的领导和正确的纲领。 然而，当我们从积极方面——也即从引力方面而不是从斥力方面——来考虑政党问题时，无论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党的举措上还是其成员身上，都会发现每个政党的面貌是一样的黯淡无光；而造成它们这种状况的原因，也是毫无二致的。19世纪有历史意义的政党问题，今天已成为陈年旧事，而关于未来的问题正赫然凸现，它们已越过旧的政党路线，但还没有成为政党问题。 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选举权、爱尔兰问题、自治领地的自治、上院的权限、差别极大的所得税率和财产税分级税制、财政收入在“社会改革”方面（如社会医疗保险、失业与老年退休、教育、住宅和公共卫生等等）的过度耗费，所有这些自由党曾经为之奋斗的目标，有的已成功地实现，有的已经过时，有的则已成为所有党派的共同事业。那么还剩下些什么问题呢？有的人会提出土地问题。但我却不这样想，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其传统形式下，由于实际情况的悄然变化，目前在政治上已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在我看来，自由党的传统政纲中，只有两个要点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禁酒问题和自由贸易问题。在两者之中，自由贸易问题，由于偶然的原因，仍然是一个重大而敏感的政治问题。关于自由贸易，一直存在着两种论调——一种是自由放任主义的论调，这种论调在过去和现在都吸引着自由党内的个人主义者；另一种是经济论调，其依据是，通过自由贸易，各国能够利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而获益。我已不再相信自由贸易学说所信奉的政治哲学。我相信自由贸易，是因为从长期趋势和一般效果看，它是唯一在技术上正确、在道理上无懈可击的政策。 但是从最好的方面来看，自由党在土地问题、禁酒问题，以及意见一致的自由贸易问题上，即使对于前两者也制定出了一致的、立场鲜明的政纲，难道它就能靠这三个问题支撑下去吗？成为一个自由党人的积极方面的理由，从目前看是微不足道的。那么其他党派按这个积极标准来看又如何呢？ 保守党始终是顽固分子的老巢。然而在建设性上，它不见得比自由党更糟，两者不过是半斤八两。保守党内年轻的进步分子跟一般的自由党人比较起来，在政策主张和理想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之所以党派不同，往往只是由于气质上或过去交往关系上的偶然原因。那些陈旧的战斗口号已经降低了调门，或者沉寂无声了。教会、贵族、地主利益、财产权利、帝国的荣耀、军队的自豪，甚至啤酒和威士忌酒问题，将再也不会成为英国政治的主导力量。 保守党应当关心如何发展出一种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以适应环境的发展变化。困难的是在伦敦商业区和议会中的资本家巨头们，对于何者是捍卫资本主义的新举措，何者是他们所谓的布尔什维主义，根本分辨不清。如果旧式的资本主义能够在智力上保护自己，那么就可以长久立于不败之地，历经百代而不衰。然而，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幸运的是这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我认为那种使个人主义在智力上江河日下的种子，是来自于一种惯例，这种惯例与资本主义本身的特征毫不相干，而是源于在它之前的封建主义制度——这就是世袭原则。在财产转移和企业管理中的世袭原则，是资本主义事业的领导愚昧无能的原因，它过多地由创业者的后代，尤其是第三代人来支配。要使一个社会制度日趋衰退，再没有比坚持世袭原则更为有效的了。这方面的一个实例是教会，它是我们一切制度中最为源远流长的一种，这种制度始终没有受到过世袭思想的侵蚀。 正如保守党内始终存在着顽固派一样，在工党内也总是存在着这么一个“破坏派”——或者称之为雅各宾派、共产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不管你喜欢叫它什么。这个派别憎恨或鄙视现存制度，而且相信仅仅是推翻它就可以获益无穷，或者至少是把推翻现存制度看作是取得任何巨大进步的必要前提。这一派别只有在社会受到压迫，或者是对顽固派的统治怨声载道的环境中，才会大行其道。在英国，这一派的极端形式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不过，在我看来，这一派的哲学观点以一种淡化了的形式，已经渗透了整个工党。在破坏派那里得到充分发展的狂热和猜忌的情绪，是广泛存在着的，不管工党的领袖们的内心如何稳健温和，他要赢得选举上的胜利，总是不得不对这种情绪多多少少作些迎合。我认为工党所可能施行的任何建设性政策，好比是迎风破浪的航船；而对破坏派的这种暗中的同情态度，则是啮噬着船身、降低了其适航性的蛀虫。对那些有钱有势的人（甚至于他们自己团体中的）抱着嫉妒和仇视的恶毒情感，是与建立真正社会共和国的美好理想格格不入的。然而，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工党领袖，就必须在言行上带些粗鲁、暴烈的味道，或者至少在表面上应该表现得如此。仅仅表现出对他同胞的爱是不够的，他还必须表现出对他同胞的恨。 那么，我所认为的自由主义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一方面，保守党是一个立场鲜明的实体——顽固派作为其右翼，赋予它力量和热情；而那些也许可以称之为保守党中“最好典范”的受过教育、通情达理而又保守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作为其左翼，则予以其道德上和理智上的威望。另一方面，工党也是立场鲜明的——破坏派作为其左翼，赋予它力量和热情；而工党中的“最好典范”，即受过教育、通情达理的社会主义改革者，作为其右翼，则予以其道德上和理智上的威望。那么在这两者之间还有游刃的余地吗？是不是我们在座的各位只需要决定一下自己是打算成为保守党的自由贸易主义者这种“最好典范”，还是成为社会主义的改革者这种“最好典范”就算是了结了这个问题呢？ 也许我们应该就此止步。但是我认为在各阶级之间仍然存在着可供某个党派回旋的余地。这个党派将是不偏不倚的。它在建设未来的过程中，将不受极端顽固主义和破坏主义——两者只会相互破坏对方的建设——的影响。对于我所设想的这样一个政党，下面极为简略地勾勒一下其理论和实践的内容。 首先，这个政党必须把它自己从过去的累赘中解放出来。依我看，除了保守党的左翼外，那些顽固不化地坚持旧式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虽然它们为19世纪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现在已经丧失了他们的位置。我这样说，并非是因为认为这些学说在当时它们得以产生的那种条件下就是错误的（如果我早生100年，也会希望自己加入这样的党派），而是因为它们在现代条件下已经不再适用了。我们的政纲必须不再纠缠于自由主义的历史争端，而应针对那些当前人们所关注的、紧迫而重要的问题——不管它们现在是否已经成为党派问题。我们必须敢于冒不受欢迎和遭人嘲笑的风险。到那时，我们的集会就会吸引群众，我们的团体就会力量倍增。 二 我把当前的问题分作五个方面：（1）和平问题；（2）政府职责问题；（3）性问题；（4）毒品问题；（5）经济问题。 且让我们抱着极端和平主义者的态度来讨论和平问题。关于大英帝国，除了印度以外，我认为不存在任何重大问题。在别的地区，就统治权问题来说，友好分离的进程已差不多完成，这对有关各方都大有好处。不过，关于和平主义和军备问题，我们只是刚刚开始。我愿意为了和平的利益而冒险，就像过去我们为了战争的利益而冒险一样。但我不想冒下面这种形式的风险，即为着种种假设的情况而发动战争。我反对订立盟约。押上我们的全部军力来保护解除了武装的德国，使之不致受到军事力量正达到顶峰的法国的袭击，这是愚蠢的；设想在西欧未来的任何一场战争中，我们都不会置身事外，这也是不必要的。不过，我赞成在国际仲裁和军备裁减问题上，即使冒削弱自己力量的风险，也要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接下来要谈的是政府职责问题——一个沉闷但重要的问题。我相信未来的政府将不得不承担起它过去惟恐避之不及的许多职责。在这些方面，部长们和议会是无能为力的。我们的任务是必须尽可能地分散和转移这些职责，特别是要建立一些半独立性质的团体和管理机构，可以把一部分政府原有的和新承担的职责委托给它们。不过，这同时又不能使民主原则和议会的最终统治权受到削弱。这些问题在将来的重要程度和困难程度，与过去的选举权问题和两院关系问题相比，是不相上下的。 我把一些问题归纳起来，称之为性问题。这类问题在过去从来没有成为过党派问题，但这是由于它们过去没有或很少成为公众讨论的主题。现在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再没有别的议题能像这类问题那样，使广大群众发生极大的兴趣并被广泛地讨论了。这类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它们必定会激起人们真实而坦白的意见分歧。其中的一些问题还与某些经济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我毫不怀疑性的问题不久将登上政治舞台。妇女参政权运动所体现的，只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开端，它不过是表象之下更深刻、更重要问题的一种预兆。 节育、避孕用具的使用，婚姻法，对性犯罪和性变态的处理，妇女的经济地位、家庭的经济状况——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法律和正统观念的现存状况仍然是中世纪的，与文明的思想和文明的行为，与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私下相互谈论的内容，是全然脱节的。让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地认为，在这类问题上的观念变化，只会影响到沸腾的人海表层的少数受过教育的阶层。我们常常以为关于节育或离婚法修正这类思想会让女工们听了大吃一惊，这不过是臆想。事实上对她们来说，这些事情意味着新的自由，是从令人最难堪的虐政下获得的解放。如果某个政党能够公开而明智地在其集会上讨论这些问题，就可以引起选民们新鲜活跃的兴趣——这是因为政治再次触及到了人人都需要了解并且与其自身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 这些问题也与不可回避的经济问题密切相关。节育，一方面关系到妇女的自由权利，另一方面也关系到政府的职责，政府对于人口规模的关心，正像对军队规模和预算额度大小的关心一样，是同等重要的。妇女工薪收入者的待遇和家庭工资收入的计划，不但影响到妇女的状况（首先影响到有酬劳动的绩效，其次影响到无酬劳动的绩效），而且牵涉到整个有关工资的问题。即：应当按照自由放任主义的正统理论，让供求力量来决定工资水平；还是应当在考虑到各方面因素之后，照顾到“公平”和“合理”原则，对供求力量的自由发挥开始予以限制。 毒品问题在英国实际上只限于禁酒问题；不过，我还想把赌博也包括在内。我希望禁酒和禁赌能对社会有所裨益。不过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倍感沉闷压抑、饱受痛苦磨难的人性，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许不时地有一些逃避、一丝兴奋、一点刺激和变化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既不损害健康，又不过度耗费的情况下，适度地纵情狂欢，庆祝嘉年华会，而又不致陷入在美国被人们称为“瘾君子”的那一类人难以摆脱的不幸境地，这样的情形是否可以容许其存在呢？ 我不能停留于此静候回音，而必须赶紧转到所有政治问题中最为重大的那一类，也是我最有资格谈论的问题——经济问题。 一位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教授，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经济变迁的早期阶段，是能最透彻地认识其性质的人之一。他把这一阶段划分为三个时代，即三种经济秩序，我们正进入其中的第三个时代。 第一个是匮乏时代，“无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是由于低效率、暴力、战争、风俗习惯还是迷信”。在这样一个时期，“个人自由降到最低限度，而共产主义的、封建主义的或政府的控制达到最高限度”。除了某些作为例外情况的短暂间歇，这是（大约）直到15世纪或16世纪为止世界的正常经济状态。 其次是丰裕时代。“在高度丰裕的时代，个人自由达到最高限度，而政府的强制管理降到最低限度，个人交易代替了定量配给”。从17、18世纪起，我们艰难地摆脱了匮乏的束缚，进入了丰裕的自由境界，在19世纪，凭借自由放任主义和历史的自由主义的胜利，这个时代达到了光辉灿烂的最高峰。自由党的老前辈们对这个比较顺遂的时代总是念念不忘，这是不足为怪的，也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但是现在我们正在进入第三个时代，康芒斯教授称之为稳定时代，并合乎实际地将其特征描述为“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真正替代物”。在这个时代，“个人自由再次受到了限制，这一方面是通过政府制裁来实施的，但主要是由经济制裁来体现的。这种经济制裁是通过秘密的、半公开的、公开的或仲裁的各种协会、团体、联盟的一致行动，以及工商业者、工人、农民和银行家们的其他集体行动来实现的”。 这一时代特征在政治领域内的极端形式，一方面表现为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表现为布尔什维主义。社会主义并没有提供一条中间路线，因为它同自由放任主义的个人主义和经济力量的自由运动一样，也是发源于丰裕时代的那些前提条件的。对于上述的后两者，报刊上商业金融栏目的编辑先生们——可以说是人类中独一无二的一群，都是些残忍无情、鼠目寸光之辈——仍然战战兢兢地佩服得五体投地。 从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向一种为了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的利益而对经济力量进行审慎控制和指导的制度转变，无论在技术上还是政治上都会遇到巨大困难。然而，我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真正使命，正是去寻求解决的办法。 今天我们在煤炭工业问题上的态度，正好可以作为一个由当前所流行的思想引起的混乱的实例，从中吸取教训。一方面，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仍然追随19世纪的正统政策，建立这种政策的假设，是供求力量的自由运动能够完成、并且也应该由它来完成对经济的调节。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仍然相信，或者无论如何直到一两个星期前还相信，自由竞争和资本、劳动力流动性假设条件下的那些事情，在今天的经济生活中一定会发生。 另一方面，不仅是事实，而且舆论也向着康芒斯教授所说的稳定时代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工会已具有强大的力量，足以干扰供求力量的自由运动，而舆论虽然对工会怨声不绝，深恐其逐渐变得危险起来，但对工会的主要论点，即认为煤矿工人不应成为残酷的经济力量——这种力量并不是由他们发动的——的牺牲品，仍然是表示赞同的。 旧世界政党的一些观点认为，我们可以变更币值，然后听其自然地让供求力量发挥作用，完成对经济的调节。这类观点，只适用于50年前或100年前的时代，那时，工会尚没有什么势力，不可抗拒的经济力量可以在发展的道路上毫无阻碍地横冲直撞，甚至还为人们所欢迎和赞许。 政治家们所信奉的那些浅薄的教条，其中半数所依据的那些假设，曾一度是正确或部分正确的，但现在正一天天地变得站不住脚了。为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不得不去创造一种新的智慧。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想有所作为的话，就必须要做一些在我们的前辈们看来是离经叛道、不可容忍、危险而难以把握的事情。 在经济领域内，这意味着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去寻求新政策和新工具，去适应和调整经济力量的运转，使之对于与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利益相适应的当代观念不致横加阻挠。 这一政治斗争才刚刚拉开序幕，这一阶段会拖得很长，并表现为种种不同的形式。在这一阶段，斗争的焦点无疑将集中在货币政策上。因为对稳定和公正最猛烈的破坏，恰恰是由价格水平的变化造成的，对这一点，19世纪因为相当满意于丰裕哲学而对此表示容忍。然而，这种变动的结果，对现代观念和现代制度来说则是无法忍受的，特别是当官方把它们作为一剂良药，以比19世纪曾经服用过的更大的剂量强加于我们时，就更加令人难以下咽了。 我们已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关于经济生活的哲学观点，而对于何者是合理的，何者是尚可忍受的，我们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技巧以及浅薄的行动准则，却在原地踏步，为此我们感到痛苦和烦恼。 一个政党的政纲，其具体内容必须在实际事变的压力和刺激下，逐渐发展变化，预先地把它确定下来是毫无价值的，除非用极为笼统的词句。但如果自由党想要东山再起，就必须有一种态度、一种哲学、一个方向。我已经尽力表明了自己对于政治的态度，至于我开头所提出的那个问题——我是不是一个自由党人——就让别人根据我所说的这些东西，来替我作答吧。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