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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J．M.Keynes） 1．过去五十年的经验已使大多数人认识到了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monetary system）所具有的重要性。与上个世纪相比较，这五十年乃是货币体系大混乱的五十年。在这段时期，政府在控制货币方面起着比以前更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说，这既是货币体系不稳定的后果，也是造成货币体系不稳定的原因。因此，一些人也就自然而然地认为，如果政府不具有对货币政策的控制权，结果可能要好得多。人们有时甚至这样追问，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我们在大多数其他领域中所采取的做法那样，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spontaneous forces）来提供人们所需要的一种能令其满意的类似于货币的交换媒介呢（medium of exchange）？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指出，在今天，试图依靠市场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在政治上不可行，而且即使可行，也很可能是不可欲的；坦率而言，认识到这一点，极为重要。如果政府对此一领域从未进行过干预，那么，或许还有可能逐渐生成出一种毋需刻意控制的货币制度安排；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不曾广泛地用信用票据（credit instruments）代替货币或用类似货币的票据替代货币，那么我们或许还有可能依赖某种自我调节的机制（self-regulating mechanism）。然而，做出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在当下已不复存在。现代商业的组织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贷机构（credit institutions），而且我们也确实不知道还有什么与其存在实质性差别的货币机制可用以替代它们；再者，历史的发展也造成了这样一些环境，在这些环境中，信贷机构的存在，致使我们必须对货币制度与信用制度间的互动作用施以某种深思熟虑的控制。更进一步看，还有一些境况则肯定不是我们能够仅希望通过改变现行的货币制度就加以改变的，而且就当下的情况言，正是这些一时无法改变的状况，又不可避免地使政府成了实施这种控制的主要组织。 造成这种事态有三个基本的理由，然三者在解释的范围及解释效力方面又各不相同。第一个理由涉及所有时代的所有货币，并解释了为什么货币供应量（supply of money）的相对变化在影响生产与价格方面，要比所有其他因素的变化具有更大的干扰性。第二个理由涉及的乃是作为现代经济生活基础的各种金融制度，并指出在这些制度中货币供应量与信贷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关系。第三个理由所讨论的是政府于当下的财政开支额度，进而探讨了我们在制定所有货币政策时都必须面对的这种状况；尽管我们希望最终能够改变这一状况，但眼下却不得不接受它。 上述第一个事实使货币变成了整个市场机制中的一个松动的关节；尽管市场机制在其他方面都可以做出自我调节，但是它对货币却无能为力，因此，它的存在足以干扰整个调整机制的运作，进而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误导（misdirection of production）；人们只有对货币的这些影响作出预见并采取防御措施，才能抵消它的影响。货币之所以具有这种影响，乃是因为货币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它的用途不在于被消耗而在于被流通。因此，货币供应量（或者对货币供应量的需求）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并不会直接导向一种新的平衡。货币供求关系的变化，在某种特定意义上讲，乃具一种“自我倒转”（self-reversing）的性质。例如，如果货币总量（the stock of money）的增加部分被用于某种商品或服务，那么它不仅会产生一种在性质上稍纵即逝的新需求，而且也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而这将最终“倒转”原初需求增长所产生的影响。最先得到这部分增加货币的人，随后又会把它用于其他商品或服务的消费上。需求的增长就像一块石头被扔进池塘中所泛起的涟漪一样，将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扩展开来，并将在每一个波及点引起相对价格的暂时性变动，而且只要货币的数量持续增加，这种现象便会持续下去，但是一旦货币停止加量，则这种现象便开始出现“倒转”。如果货币存量的某部分遭到毁坏，甚或从人们的收支状况看，如果人们藏握的现金开始比平常有所增加或减少，那么上述现象也同样会发生；任何这类变化都将导致一系列需求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与那些真正的基本要素所发生的变化不尽相同，因为这些变化会导致生产和价格的种种变化，进而打破供给与需求间的既有平衡。 如果说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因此而具有着特别大的冲击性影响，那么一如我们所知，货币供应量也极容易以一种颇具危害的方式发生变化。因此至关重要的便是，货币的使用率不应当发生不适当的波动。这意味着，当人们依照自己的支出决定改变现金持有量（或按经济学家的说法，人们决定改变其现金流动率）的时候，货币量亦应当发生相应的变化。不论我们如何界定“现金”（cash）的含义，短期的波动和长期的波动都将影响人们以现金这种方式保有自己部分资源的倾向，而且各种形式的自发性发展（例如信用卡以及旅行支票等）也都可能对人们的这一倾向产生深远影响。在货币需求或货币替代物的供给方面所发生的上述变化，会对价格和就业产生重大且有害的影响；但是在它们产生这种负面影响之前，我们不可能期望货币供应量通过自动调整的方式而做出某些可欲的调适。 更为糟糕的是，在所有的现代货币制度中，货币供应量不仅不能够通过自我调整的方式而与这类需求的变化相调适，而且还趋于朝相反方向运动。当货币债权（claims for money）渐渐起到货币的作用（这在现在看来已是无可避免之趋势）的时候，这类货币替代品的供应量的“弹性”就会变得“异常”之大。导致这种结果的乃是这样一个极为简单的事实，即那些促使人们想持有更多货币的理由，亦将同样促使那些以借贷方式提供货币债权的人士减少货币债权的供给，反之亦然。当每个人都想提高自己现金的流动性时，银行也会基于相同的原因希望提高自己的资金流动性，因而就会减少信贷；这一为人们所熟知的事实，只是反映了大多数信贷形式所固有的一般取向的例证之一。 除非有人有权力经由审慎思考而把某种公认的交换媒介的供给朝相反方向变更，否则就无法阻止货币供给过程中所存在的上述自发性波动。因此之故，人们普遍认为，有必要把这一职能委托给一个单一的国家机构；此一领域的国家机构，在过去乃是指中央银行。即使像美国这样一个长期以来始终反对建立这种机构的国家，最终也认为，要想避免周期性的金融大恐慌，就必须让那个广泛使用银行信贷的金融制度依赖于一个中央机构，这个机构不仅能够随时提供现金，而且还能够通过控制现金供应量的方式影响信贷供给总量。 但是，人们也有极为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些机构应当尽可能地独立于政府及其财政政策（financial policy）；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些理由很可能在今天依旧成立。然而，现在让我们来讨论本章开篇所论及的第三个理由：即我们在短时间内必须接受政府财政开支这个历史发展的结果，尽管严格来讲，这种境况并不是完全不能改变。如果政府财政开支只占所有支出的一小部分，而且政府债务（特别是短期债务）只占所有信用票据的一小部分，那么人们就有可能制定出独立于政府财政政策的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然而在今天，这样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了。结果，一项货币政策只有与政府的财政政策相协调、相配合，才能得到有效实施。然而，所谓协调或配合，在这里必然意指：任何名义上独立的金融机构事实上都必须根据政府的财政政策来调适自己的货币政策。不论我们是否喜欢，政府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了人们制定货币政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似乎只有通过政府的这种干预，方能够对货币状况施以较为有效的控制；这种做法得到了一些人士的赞成。然而，我们在下文中却要探讨，这种做法是否就真的能够使我们更好地推行一项可欲的货币政策。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只要各国的政府财政开支都像现在这样占据国民收入的一大部分，我们就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政府必定会支配货币政策，而且欲改变这种状况，除了大幅度削减政府财政开支以外，别无他途。 2．政府控制货币政策，在此一领域所导致的主要隐患或威胁乃是通货膨胀。不管何时何地，通货贬值（depreciation of the currency）主要都是由政府造成的。尽管历史上偶尔也发生过几次金属货币持续贬值的事实，但是过去几次重大的通货膨胀却都是因为政府行动所致：不是减少了硬币投放量，就是投放了过量的纸币。众所周知，政府常常会通过发行纸币的方式来偿付债务，然而这显然会对流通体系造成破坏；虽说当下这一代人对政府的这种拙劣做法或许提高了许多警惕，但是我们仍须强调指出的是，即使在今天，政府还会采用公众更难以觉察的巧妙方法做出同样的事情来。 一如上文所述，福利国家所具有的各个主要特征都趋于刺激通货膨胀；而且我们也已知道，来自工会的提高工资的压力与当下的充分就业政策结合在一起，也会促成通货膨胀；再者，政府因提供退休金而承受的沉重的财政负担也会导致其不断试图以降低市值的方式去减轻这一负担。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个问题未必与上述情形有必然关系，但是只要政府财政取之于国民收入的份额超过了25％时，它就必定会诉诸通货膨胀来减轻其应负的责任负担。此外，一如我们所见，由于在累进税制下，通货膨胀有助于政府增加税收，而且其增加幅度将在比例上超过收入的增加，所以诉诸通货膨胀的诱惑力也就变得愈来愈大了。 然而，如果说福利国家的各种制度都趋于刺激通货膨胀的话，那么更为真切的是，通货膨胀的种种后果，反过来又强化了人们对福利措施的需求。这不仅对于我们业已分析过的一些福利措施是如此，而且就是对于我们未曾详考或仅能在此列举的许多其他措施亦复如此，例如，对住房的租金限制措施（rent restrictions）、食物补贴措施，以及各种管制价格和控制开支的措施，等等。通货膨胀于晚近的影响范围已大幅度扩大，而这又为一些人主张扩大政府的控制权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理由；不过这个问题已为人们所熟知，所以此处不赘言。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四十多年来整个世界的发展又是在多大程度上由这股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潮流所决定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尚未有充分的认识。或许，我们能够从那个在这四十多年通货膨胀背景下工作而现在需要用其工作所获来养老的一代人身上，最清楚地看到通货膨胀这股潮流对他们的影响。 借助于一个小小的统计调查所得出的结果，我们便可以看到这股通货膨胀的潮流对当前即将退休的这一代人的储蓄所产生的影响。该项调查的目的是要确定若干国家中的个人从1913到1958年这四十五年中累积储蓄的现值：这些个人在这四十五年中每年都拿出实际价值相等的一笔钱储蓄起来并按4％的固定利率进行投资。这一利率与一个西方国家的小储户从他可以进行投资的领域中所能够获得的回报大致相等，而不论其投资的实际形式是储蓄帐户、政府债券，抑或是人身保险。如果货币价值一直未变，而我们又把该储户到了第45个年头时所拥有的货币总量确定为100，那么，到1958年，这个储户的货币究竟能保留多少实际价值呢？ 看来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即瑞士，货币的实际价值可以达致70%；美国和加拿大的储户还算过得去，其实际价值约为58％。英联邦中的大多数国家以及“英镑集团”（sterling bloc）中的其他成员国的货币实际价值大概可以保持在50％上下，而德国尽管损失了1924年以前的储蓄，其实际价值仍可维持在37％；然而，与法国和意大利的投资者相比，上述所有国家的投资者都还属幸运者之列，因为在法国和意大利，到1958年初，投资者于此前时间中的整个储蓄，其实际价值仅为11一12％。 在今天，人们之所以不去考虑这一漫长且全球范围的通货膨胀潮流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往往是因为人们视这种情况为当然，并且认为，人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通货膨胀史。不论这种说法在一般意义上多有道理，它对于现代经济制度高速发展和财富及收入以空前的速度得以增长的那个阶段来说，解释力却是欠充分的。在1914年以前的两百年间，亦即当大不列颠遵循金本位制（the gold standard）的时候，价格水平，就其在那个时期可以得到有效估量而言，大体围绕着一个恒定水准上下波动，最后的水平基本上与初始水平无甚差别，其间罕有的波动也未超过或低于平均水准的三分之一（除拿破仑战争时期以外，因为当时否弃了金本位制）。在美国，从1749到1939年这段期间，价格也同样没有发生很严重的上涨趋向。与此相比，亦即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上述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中的价格上涨速率却标示着一个重大的变化。 3．尽管现在仍有少数人执意主张使价格持续上升的做法，但是偏执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却并不是上述主张，而是另一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信念，即与通货膨胀相比较，通货紧缩的后果更令人惧怕，所以，为了确保安全起见，宁可继续承受通货膨胀这个危害相对较小的错误。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我们并不知道如何才能使价格保持完全稳定，而且也由于只能通过对无论是膨胀现象还是紧缩现象都予以严格纠正，才能实现价格的稳定，所以不惜代价地去避免通货紧缩，就一定会导致累积性通货膨胀（cumulative inflation）。再者，作为经济资源再分配机制的必要部分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常常是一种局部的现象或地方性现象，所以若试图阻止任何对重要经济部门发生影响的通货紧缩，就必定会引起全面的通货膨胀。 然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从长远的角度看，通货紧缩是否就真的比通货膨胀更具危害？在某种意义上讲，通货膨胀确实要比通货紧缩危险得多，而且也更不易把握，从而也就需要人们对其保持更大的警惕。如果说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是错误，那么通货膨胀便是一更容易犯的错误。这是因为在一开始推行适度通货膨胀（moderate inflation）的时候，人们一般不会感到什么痛苦，然而通货紧缩却会带来立竿见影的大痛苦。对于那些影响重大，而且人们也能即刻觉察到的作法，一般来讲用不着采取什么防范措施，然而对于另一些作法，即那些虽会带来一些暂时的好处或能够缓解眼前的一些困难，但却隐含着只在晚些时候才会暴露出来的更大危害的做法，却必需严加防范。人们常常将通货膨胀比作吸毒，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类比还只是道出了一种表面现象，通货膨胀的问题实际上更大。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以各自的方式导致物价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并经由此种变化而产生各自独特的影响，因此它们都注定会使人们的预期两度落空。第一次是价格的变化结果比人们预期的要高或低，而第二次落空——这迟早会发生——是这些价格的变化在渐渐为人们所预知的时候，却已不再具有它们在未被人们预料到其变化时所具有的那种影响。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区别在于：就前者而言，初期发生的乃是令人惊喜的变化，然而在晚些时候却会产生重大的反作用；然而就通货紧缩而言，其对商业和企业产生的影响一开始就是令人沮丧的。尽管两者间存在着上述差异，但它们的影响，却同样都是自我倒转的。产生上述任何一种影响的通货膨胀力量或通货紧缩力量都趋于在一段时间内自我支撑，而且价格变动超过预期的阶段也会因此而延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除非价格运动以一种加速率一直朝着同一方向不断加速，否则人们的预期就注定能够赶上这些变化。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所造成的影响的性质也就变了。 通货膨胀造成的最初局面，乃是有较多的人可以获取利润，而且所获利润之高，一般都会超乎寻常；到处都是成功和兴旺，很少有人失败；利润一次又一次超出预期的事实，以及大量投机也都获得成功的事实，造成了一种促使人人都去冒险的一般氛围；甚至连那些只有在价格出乎意料的普遍上涨进而导致其暴发的情况下才不致被淘汰出局的人士，在通货膨胀的初期阶段，也能继续维持，而且还能够使其所雇人员相信不久之后便可分享到普遍繁荣的利益。然而，当人们开始期望价格以同样的速率上涨的时候，这种状况却会终止。换言之，一旦人们开始指望价格在数月中会保持如此之高的百分率时，他们就会把决定成本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哄抬到与其预期的未来售价相应的水平。如果价格不再按其预期攀升，那么利润就会回落到正常水平，且获利者的人数比例也会降低；再者，在可以获得暴利的阶段，由于许多本来会被迫改变经营方向的人却一直在维持，所以当价格不再按预期上升的时候，便会有更高比例的人蒙受亏损。 因此，只有当通货膨胀的刺激作用未被预见到的时候，它才会有效地起作用；一旦人们开始预见到它的存在，那么只有在一种加速持续膨胀的条件下才能维持同等程度的繁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价格的上涨低于预期，那么通货膨胀的影响就会与未预见到的通货紧缩的影响相同了。即使价格的涨幅只与普遍预期一样高的话，这种状况也不会再提供额外的刺激因素，而只会将那些因即时的刺激因素的存在而被推迟且积压下来的调整因素展现出来。总而言之，要想使通货膨胀保持它初始的刺激效果，就必须让它永远以一种超过预期的速率持续下去。 除了上述情形以外，还存在着种种其他的复杂情形，它们使人们不可能对预期中的价格变化作出完美无疵的反应和调适，特别是使人们不可能对长期和短期的预期做出同样的调整；然而，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对所有这些复杂的情形进行详考。同样，我们也不可能深入探究通货膨胀对当前的生产和投资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影响，尽管这些问题对于全面研究工业波动来讲乃是至关重要的。仅就本书的目的而言，我们只需指出，除非通货膨胀率以累进的速度不断提高，否则它的刺激作用就必定会消失，而且，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无法与预期中的价格变化完全适应这一事实所造成的某些不利的后果也将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些后果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一切企业决策基础的核算方法，只有在货币价值基本稳定时才具有意义。随着价格的加速上涨，为所有商业计划提供基础的资本和成本核算技术便很快会失去它们的全部意义；实际的成本、利润或收入，也很快会无法按人们惯常接受的方法加以核算。而且，根据既有的税收原则，越来越多的增益部分也会被视作利润而课税，然而实际上，为了维持资本的稳定，这部分收益本应当被用来再行投资的。 因此，通货膨胀至多只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刺激，而且即便只是这样一点点有益的影响，也只有在某些人始终受骗上当以及某些人的预期蒙受不必要的落空的情况下才能持续下去。通货膨胀的刺激作用来源于它所制造的错误。这一点尤其危险，我们必须予以明辨，因为小幅度通货膨胀所导致的后患，只能凭靠更大幅度的通货膨胀才能抵消。一旦这种状况持续一段时间，那么即使是阻止它加速增长的做法也定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其间，一种自发性的通货紧缩将势所难免。如果某些因通货膨胀而被扩大了的经济活动只有靠持续的通货膨胀才得以维系，那么这些经济活动因通货膨胀的中断而同时终止，便足以造成可怕的恶性后果：某些收入的下降将引起另一些收入的下降，一直如此蔓延下去，无以复收。一如我们所知，通过防范通常先于大萧条发生的通货膨胀，我们似极可能阻止大萧条的发生，但是通货膨胀一旦启动，那么我们也就无能为力了。不无遗憾的是，大多数人担忧萧条之时，已是萧条病入膏肓之际，而在此前他们却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通过对通货膨胀所起作用的方式的讨论，使我们认清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当政府政策主要考虑特殊情况而非一般情形、主要考虑短期问题而非长远问题的时候，它就极难抵御通货膨胀的影响。从功利的角度看，通货膨胀通常是政府和私营企业解决眼下困难的较为简便的手段，也是一条会遭遇最少反对的途径，有时候也是帮助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摆脱政府政策设置的种种障碍的最为便捷的出路。如果政府执行的一项政策把其他所有的决策都视作货币供应量必须与之相适应的基本依据，从而使其他措施所造成的损害尽可能地不为人们所察觉，那么通货膨胀就是这种政策不可避免的结果。然而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从长远来看，这样一种政策会使政府成为它们自己先前所做的决策的俘虏，因为这些早些时候的决策常常会迫使它们在此后采取一些它们明知有害而又不得不采取的措施。的确，凯恩斯的一些观点可能是被误解了，然而这也绝非偶然；我们可以说，正是他比其他论者给予了这类通货膨胀的倾向以更多的鼓励，因此他也须对“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是死人”（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这样一个本质上反自由的说法负责。现今对通货膨胀的偏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短视之盛行所致，而这种短视又是因对当前措施的较为远期的后果难以辨识所致，同时也是那些只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士（特别是政治家）在解决眼下的急务及实现近期的目标时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急功近利所造成的。 由于通货膨胀在心理上和政治上都远比通货紧缩难于防范，同时又由于它在技术上远比通货紧缩易于防范，所以经济学家应当始终强调的，乃是通货膨胀的危险。通货紧缩一旦为人们所察觉，人们当即便会做出种种努力以与之对抗——而且，往往是在通货紧缩尚处于不该加以阻止的局部状态和必要阶段的时候，人们便起而与之相抗了。然而，在时机未成熟的时候就提防通货紧缩，可能会比不采取必要的对应措施更危险。没有人会把局部的或地方的繁荣误以为是通货膨胀，但是人们却常常在局部或地方发生萧条的时候，要求采取完全不合时宜的货币对策。 以上分析的结果似乎表明，人们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往往会采取这样一些原则，它们赋予了权力当局以更多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并因此而使它们更受制于政治的压力和它们自己高估当时事态之紧迫性的倾向；但是较之这些原则，就总体而言，某种旨在实现长远可欲的目标并旨在制约权力当局短期决策的机制性规则（mechanical rule），很可能有助于制定出一项更好的货币政策。然而，这也提出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对此我们必须做出较为系统的讨论。 4．主张“在制定货币政策方面以规则对抗金融机构”的理由，已为已故的亨利·西门斯（Henry Simons）先生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做了极有说服力的论证。该论文对严格规则（strict rules）的阐释极为严密，理由亦极为充分，以致于现在的主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这么一个问题，即以适当的规则（appropriate rules）制约金融机构有多少现实可能性。事实或许真是如此，如果人们能够就货币政策的目标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那么，成立一个独立的金融机构——一个完全不受政治压力并可以自由决定所应予采用的手段以完成委派它负责实现的目的的机构——或许仍是一种最佳的安排。以往赞同设立独立的中央银行的观点，现在仍有其依据和道理。但是，制定货币政策的责任，在今天不可避免地主要是由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虑及政府财政的机构来承担的，所以，这个事实很可能强化了下述两种论点：一种论点反对赋予制定货币政策的机构以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另一种观点则主张货币政策之决策应尽可能地为人们所预见。也许应当明确指出的是，反对制定货币政策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与反对政府使用强制性权力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即使控制货币的权力操纵在一个垄断组织的手中，对这项控制权的行使也未必会导致对个人的强制。反对制定货币政策方面的自由裁量权的论辩所依据的乃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货币政策及其效果应当尽可能地为人们所预见。因此，这一论辩的效力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设计出一种自动机制（automatic mechanism），使货币供给以一种比任何自由裁量措施都更具预见性的且更少扰乱力的方式进行有效的变化。然而，对于这个问题，尚无定论；这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有什么自动机制能使货币的供给总量丝毫不差地按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自我调节，而且我们之所以赞成某种机制（或者根据严格规则来决定行事的方式），最主要的原因乃是我们怀疑在实际操作中，经由审慎思考而进行的控制是否就能够有更好的表现；而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疑虑，则部分是因为金融决策机构在进行决策时所面对的局面往往会使它们只关注短期的利益，部分也是因为我们对这些金融机构在特定情况下应当如何决策这个问题毫无把握，从而它们如果不按照确定的规则行事，那么它们的决策的不确定性就必定会增大。 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各国所采取的政策先后否弃了金本位制以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尖锐地存在着。这也就难怪一些人为什么会把重新启用过去那套金本位制的做法视作解决此一问题的唯一法门了。在今天，则很可能有更多的人会认为传统金本位制的弊端被严重夸大了，从而他们怀疑放弃这一制度是否真是有益之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于当下重建这一制度就是一项现实可行的方案。 首先，我们应当牢记的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通过其一己的努力而使金本位制得到有效的恢复。这是因为只有当金本位制是一项国际标准的时候，它才能有效运作；而且，即使美国现在回复到了金本位制，这也主要意味着美国的政策将决定黄金的价值，但却未必意味着黄金将决定美元的价值。 其次，且同样重要的是，国际金本位制的运作，还须依赖于某些态度和信念，然而这些态度和信念很可能已不复存在了。国际金本位制在当时之所以得以有效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被逐出金本位制之外乃是一种大灾难，并会给国家带来耻辱。然而，如果人们已经知道各国都不打算为维持这一标准而采取某些颇具痛苦的措施的话，那么金本位制作为一种只能同甘而不能共苦的制度就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在我看来，黄金的这种“神秘性”已经永远消失了，当然我的这个观点可能并不正确，但是在我看到更多的反证以前，我仍将坚信，企图恢复金本位制的各种努力，充其量亦只能是昙花一现般的成功。 赞成恢复金本位制的论点，与反对单一国家标准而主张国际标准的论点密切相关。囿于本书论题所给定的限制，我不拟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我只想再指出一点，即如果人们想要确立的是一种高度自动且同时也是一种国际化的标准的话，那么在我看来，现在已初具轮廓的“商品储备本位制”（a commodity reserve standard）的方案，仍不失为一最好的选择，因为它集中了金本位制的所有优点而同时避免了它所具有的缺陷。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对这样一种制度的建议或方案应当给予更多的重视，但它们还很难说是一项在近期就能予以实施的替代性做法。即使现在有机会把这样的一个方案立即付诸实施，实际上也很难达到它所欲图实现的目的，即只是稳定所选定的大批商品的总价格，而不是去稳定该方案所包括的任一单项商品的价格。 5．对于那种主张建立能迫使权力机构正确行事的制度安排的观点，我当然无意反对。随着货币政策受公共财政因素的影响的可能性不断增大，主张这样一种制约机制的理由也就变得越来越充分了。但是，如果我们随意夸大这种机制所能达致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只会减小而不会增大这一论辩的理由。我们很可能无从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能够限制这一领域中的自由裁量权，但却无力将其完全根除；因此，关于决策机构在这一无从避免的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究竟可以采取什么行动这个问题，就不仅异常重要，而且实际上还可能决定着这一制约机制能否得到实施并发挥作用的问题。 所有的中央银行都面临着一个基本的两难困境，而这一两难困境又使它们的政策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诸多自由裁量权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央银行对所有的流通媒介只能起到一种间接的控制作用，因而也是一种有限的控制作用。它的权力主要基于它可以在人们需要现金的时候威胁不予提供现金。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又认为它有义务在人们需要现金的时候绝不能拒绝按某个价格提供现金。正是这个问题，而非政策对价格或币值的一般影响，决定着中央银行的日常行动。这种考虑使得中央银行必须不断在事前阻碍或在过程中抵制信贷领域中的种种发展，因为在这个领域并不存在可以提供充分指导的明确规则。 上文所述基本上也可以适用于那些旨在影响价格和就业的措施。这些措施最主要的目的应当被设定为在价格和就业发生变化之前阻止这些变化，而不是等它们开始变化后才去纠正它们。如果一家中央银行总是坐等到规则或机制迫使它去采取行动时才有所动作，那么因此而导致的波动就会毫无必要地增大许多。而如果此家中央银行在其自由裁量权允许的范围内先行采取了与规则或机制将作用于它的方向背道而驰的措施，那么这种规则或机制很可能要不了多久时间就会丧失其原有的效力。因此，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在决策机构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严格限制的领域，其最终的结果可能还是要取决于该机构在其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所作所为。这实际上意味着，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规定货币政策的目标而非它的具体作法来限制货币政策，而且除此之外，我们也别无他策。因此，当今的具体问题乃在于我们是应当维持某种稳定的价格水平，还是应当维持某种稳定的就业水平。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把货币的稳定放在第一位而让其余的经济政策去适应货币稳定的要求，那么在所允许的不可避免的小幅度波动的条件下，上述两个目标，若是恰当诠释的话，未必就会相互矛盾。然而，一旦“充分就业”被解释为在短期内能靠货币手段达到的就业最大化（人们有时也正是这样解释的），并被作为首要目标来追求，那么价格稳定与就业稳定两个目标之间就会发生矛盾；而且这种作法也定会导致累积性通货膨胀。 当我们以一个稳定的综合价格水平为目标时，我们就有可能获得一个高水平的稳定的就业率。从实践意义上讲，只要这一价格水平并不仅指最终产品的价格（因为如果是这样，在技术高速发展的时候仍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趋势），而且只要它尽可能多地立基于国际价格而非地区价格，那么这个价格水平究竟该如何确定，就可能不是至关紧要的了。此外，这样一项政策，即使为两三个大国同时执行，也应当与汇率的稳定保持和谐一致。这里的重要问题在于，金融机构必须把价格控制在众所周知的某个确定的限度之内，使之不致于逾越此一限度——甚或使之不能接近这样一种水平，否则金融机构就必须对其政策做出重大修正。 6．尽管有些人明确主张采取持续性通货膨胀（continuous inflation）的方案，但是有一点则是确定无疑的，即我们并不会因为多数赞成这种持续性通货膨胀的方案，就毫无原则地接受这一方案。当我们指出即使像每年3％这一似乎小幅度的价格增长都意味着它会使物价水平在23年又6个月中翻一倍并可能在一个人一生的工作年限内达致四倍的时候，我想没有几个人再会乐意接受持续性通货膨胀这种方案了。通货膨胀的危险之所以会持续存在，并不是因为执意主张通货膨胀的人的力量强大，而是因为反对它的人的力量太小。要想防止通货膨胀的危险，公众就必须明确认识到我们所能够采取的措施以及不采取这些措施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大多数资深学者都认为，阻止通货膨胀的困难是政治性的而非经济性的。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似乎又没有人相信金融机构的确有权力阻止通货膨胀。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对货币政策能够创造短期奇迹抱有最为乐观的看法，乃是与他们在同时对货币政策的长期影响又持有完全无奈的宿命观相伴随的。 就这个问题而言，我们应当特别强调两点：首先，如果通货膨胀趋势不被制止，我们便不可避免地会越来越滑向国家控制之途；其次，膨胀价格的任何持续性上涨都是危险的，这是因为我们一旦开始依赖通货膨胀的刺激效应，最后的结果便是我们只能在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与作为我们错误代价的衰退和萧条之间进行选择，而无他途可循。即使程度很低的通货膨胀也会十分危险，因为它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每当问题发生时，最为简便的解决之途似乎只有再推进通货膨胀，依此逻辑发展下去，负责制定政策的人的手脚便被捆住了。 个人可以采取各种手段来保护自己以对付通货膨胀，例如“按价格变动而调整条件的合同”（sliding-scale contract）等手段，但是，这类措施不仅会促使通货膨胀过程自动升级，而且还会促使通货膨胀率提升到必要的高度以维持其所具有的刺激效应；但是本章已无篇幅对这些个人对策进行详尽讨论了。在这里，我们只须指出：通货膨胀会使中等收入的人士越来越难以靠自己的收入安度晚年；通货膨胀不鼓励储蓄却鼓励负债；而且，通货膨胀经由摧毁中产阶级而在彻底的无产者与富裕者之间造成了一道危险的鸿沟，这可以说是经历了长期通货膨胀的社会都具有的一项可怕的特征，而且也是这些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也许令人感到更为可怕的是通货膨胀所产生的更为广泛的心理效应，它在整个社会中传播着对长期观点的漠视和对眼前利益的追求，而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寸目鼠光的倾向已经支配了公共政策的取向。 那些期望增加政府控制权力的人士；一般都主张通货膨胀的政策，这实非偶然；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还不只是这些人主张这种政策。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讲，他们之所以赞成通货膨胀，乃是因为通货膨胀会导致个人对政府的日益依赖，以及它能促使人们要求政府采取更多的行动。然而，大凡希望维护自由的人士必须认识到，如果政府有什么行动能使其拥有越来越多的控制权，那么这就是通货膨胀，而且它很可能是造成政府权力不断扩张之恶性循环过程中的最为重要的独一无二的因素。因此之故，所有希望阻止增加政府控制趋势的人士，都应当把自己的关注力集中在货币政策上面。或许，最令人沮丧的莫过于这样一个事实：当下有许多智慧开明的人士，虽说在诸多其他领域中一直在努力捍卫着自由，但是在货币政策领域，却受着通货膨胀政策的眼前利益的引诱，竟然去支持从长远看来必定会摧毁自由社会根基的种种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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