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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从现象层面看，腐败已成今日中华之大患，因此豆腐渣工程才会遍布神州大地。在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腐败已经成为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和思维逻辑，有权不用才是有病，有利不图就是守旧。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许多为中国开药方的人才会一根筋地要取消公共权力，因为如果人人都是如此自私自利的话，凡是有公共权力的地方，必然就有腐败，有权力寻租。顺着这一思路，国有企业该完全私有化（或股份化），政府部门该统统撤销；最好连海关、税务都取消，最起码也得大幅度削弱关税和国内税，或者让有专业水准的外国专家来承包海关、税务；扩大内需就不能用公共工程的办法来解决，只能是降低利率。同样是基于这种判断，这些人最热烈地欢呼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理念，而对任何以国家民族长远整体利益角度考虑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嗤之以鼻。本书也会理所当然地受到这些人的攻击。 我当然十分清楚腐败的严重性，然而，如果有人从腐败的严重性推论出“人是自私的”这样一个普遍命题的话，我就很难同意了。事实上，一个社会的腐败程度并不是单个人好坏决定的，而是由社会风气决定的。社会风气好，小偷小摸都会感到后继无人；社会风气不好，好人都得跟着坏。有人嘲讽50年代的人是伪君子，90年代的人是真小人；真比伪好，因此90年代的风气比50年代好。这话貌似有理，实际上却漏掉了两种人，就是伪小人和真君子。在90年代的风气下，即使是内心正直的人也得学着点溜须拍马的技巧，要不然什么分房、长工资、评职称都轮不上，下岗、降薪却会找上门，甚至胡同里的傻小子们都会看不起你。这种人就叫伪小人；在50年代的风气下，正直善良的人感到扬眉吐气，做好事理直气壮，这叫真君子。加上这两种人后，上述所谓90年代的风气比50年代好的判断就会显得荒谬绝伦。事实上，50年代能把坏人变成好人，而90年代却把好人变成坏人，你说哪个风气好？从哲学上讲，谈到“人的本质”，是指人所具有的共性。说“人的本质是善的”，这固然不对，因为只要有一个恶人就可以否定这个命题——恶人也是人，也具有人的共性。但说“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这也不对，因为只要有一个无私的人，比如雷锋，就可以否定这个命题——雷锋也是人。辩证地看，每个人都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当社会风气向善时，善的一面就能充分地表现出来；当社会风气向恶时，恶的一面也能够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非要说“人的本质”是什么的话，“人的本质”就应该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特性，是人所具有的共性，这种共性就是“理性”。理性并不意味着原子化的自私，理性意味着人可以认识到人和社会的复杂的相互关系，认识到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相互关系，认识到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相互关系，而没有理性的动物则只能凭本能和眼前的刺激行事。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像目前这种只顾个人的、眼前的利益的腐败泛滥现象，是非理性的现象，是人们丧失对自身和社会复杂利益关系认识的表现，是人们找不到对公共利益关心方式的表现。因此，只要人们能真正认识到什么是对自己长远利益有利的事，只要人们能感到个人的行为的确与公共利益相关，腐败现象就会从根本上受到遏制。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叫利益共同体。这种说法研究了美国大企业和政府的利益机制后认为，美国大企业和政府之所以能够有错必纠，活力十足，是因为其内部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成员的相互制约和激励保证了共同体长远利益的实现。因此，中国国企改革也要注意能够在企业决策层形成利益共同体。这种思路是有道理的。然而问题在于，仅仅是企业层次形成利益共同体，还不足以使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以中国的弱势经济，必须在国家和企业两层都形成利益共同体以后才能有所作为。从根本上说，12亿中国人是个最大的利益共同体。“五·八”事件后，高校学生义愤填膺，认识到美国是中国的真正敌手，强烈地希望中国早日强大起来。但其中也有个别经济头脑发达的人“清醒”异常，他们私下说，既然美国随时会威胁中国，可见中国不安全，不知道哪一天炸弹会掉到自己脑袋上来，还是早日投奔有战略防御体系保卫的美国，去搭美国纳税人提供的安全服务便车吧。很有意思，这种观点还悄悄地出现在网络上。但是随即有海外留学的朋友予以反驳，他们说，今天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有位置，这是因为美国把留学生当作中国未来的亲美政治和社会力量来培养，一旦中国已经被纳入美国的统治之下，国力衰微，国难不已，海外华人留学生的地位就会一落千丈。美国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美国，在美华人长期以来被视作“黄祸”，被美国排华法案打人社会的最下层。这种情况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爆炸原子弹以后才有根本改观。可见，只要是黄皮肤的中华民族人，根本上就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就不可能在整体利益遭到损害的情况下自谋生路。靠搭美国人的安全便车并不能解决在美华人受到白人种族主义暴行袭击的问题，中国人的利益只能靠自己来争得。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民族利益共同体的意识的丧失。邓小平同志曾经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①这是非常痛切的。然而话音甫落，90年代的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就启动了更大规模的娱乐化、刺激化、暴力化和性化的浪潮，其程度直追港澳媒体，让每一个人都只会在眼前的、个人的、感官的圈子里打转转，变成纯粹的经济动物——就像猪一样，平时欢快地在槽里觅食，相互厮磨、性交，满地里撒欢地跑，对主人感恩戴德，然后被拖上屠宰场，临进场前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了，就嗷嗷地叫一通。其他猪听到了，心惊胆战一回，第二天又继续“享受生活”。 ①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 但是，怎样才能形成民族利益共同体的认识呢？是不是靠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就可以做到呢？光凭这一点，确实是不够的。而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先对“教育执行者”有很高的要求，万一“教育执行者”的理论水平不够，谁来承担误导的责任？如果没有人负责，又怎么确保“教育执行者”不会利用教育的权利误导众人以满足一己之私利？这就需要在全社会重新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按通常的说法，就是加强舆论监督，也即近年来学术界常说的“开展公众政策辩论”。从我国的社会结构来看，政党也好，社会团体也好，国家也好，都是人格上相互平等的主体，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在涉及公众利益的政策上相互批评，相互驳洁，以达成对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负责的共识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这是个相互教育、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的过程，它能帮助人们发现自己所发现不了的错误，能激发起人们对公众事务的关心，能让人们懂得自身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复杂关系，也能使执行公共政策的官员们懂得政策的复杂性和严肃性，不至于以权谋私、朝今夕改。有了公共政策辩论，公众对官员执行政策的监督水平就能得到提高，真正的民族精英人才可以为公众所了解，公众可以通过辨识、选择民族精英人才来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更重要的是，整个民族的理论思维和认识处理问题的能力都能得到训练和提高，不至于走极端。 在这方面，美国的确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一般人以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就是三权分立，总统直选，言论自由。因此，过去人们常常把民主制度混同于私有制，认为这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民主集中制的祸根，批判时忽略了对它积极方面的学习吸收；而“自由派”们则天真的认为只要有了这三件宝贝，中国就能像美国那样走上发达富强的道路，犯了严重的“美式民主”幼稚病。固然，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从本质上讲是专政的一种形式，在总体上是我们应该批判的对象；但是在维护国家利益，开展公众政策辩论方面却的确有可资借鉴的地方。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报》等经常是公共政策辩论的场所，有的报纸甚至不再写社论，直接让各种声音出现在辩论中，以此来扩大报纸的发行量和社会影响。关心自身利益的美国各阶层的人士都力图在辩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其综合的结果恰恰是使美国长远利益最大化。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每年的支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7％左右，这是一笔庞大的公共资源，也就意味着庞大的公共权力。但是由于每一笔支出的审批都经过一定程度的公共政策辩论，各级政府官员责任感就比较强，即使那些一心想捞一把的人也不得不小心翼翼，从而总体上保证了公共权力不被滥用、私用——国防开支例外。（当然美国媒体也有专制的一面，例如在对外报道上，特别是在对共产党国家的报道上，常常服从于美国社会的反共歇斯底里情绪，很少有客观公正的报道。冷战结束后，经常享受此殊荣的就有中国。根据《时代周刊》与有线电视新闻网所作的最新民意调查，4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比例高于伊拉克的34％，俄罗斯的24％。可见美国媒体报道的偏见之深。） 与此相反的则是苏联。撇开其他问题不谈，仅就决策形成过程而言，苏联的政治制度的确可以说是独裁的。在这种政治制度下，不是最有思想的人能够在苏联政治阶梯中步步上升，而是最能领会和贯彻上级意图的人得到重用。因此，这就造成了苏联高级官员对国际和国内错综复杂的现象在思想认识和把握能力上的严重倒退。他们在作下级时不需要考虑这些复杂问题，到成了最高领导时却享有了把任何胡思乱想都付诸实施的无限权力，这样，一不小心就会葬送整个国家的利益。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曾对外界说，我一生的大事完成了，我感到安宁。他这样说实际上是想向西方独揽解体苏联的功劳，表明戈某人的深谋远虑。国内许多人也不假思索地引用，因为这可以说明苏联是被叛徒出卖的，与苏联体制无关。但是，仔细了解戈尔巴乔夫的生平和思想轨迹的人却发现，戈尔巴乔夫既没有这么高的智商，也没有这么大的胆量，来制订和实施一个解体苏联的秘密计划，他更像是一个无知的顽童闯进了苏联的最高控制室，碰巧触动了苏联社会自我爆炸的核按钮。 更严重的问题是，在缺乏公共政策辩论的政治制度下，每一个干部都不需要对公众负责，而只需要对上级负责。无论是企业领导，还是地方行政官员，无论是高级干部，还是下级办事员，无一例外。这就造成了所谓国有企业“人人所有、人人皆无”的所有者缺位现象。人们常常遵循小私有的逻辑认为，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把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补上所有者，实行全面私有化。这固然是一个办法，但是在国际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这个办法实际上对全体小私有者都不利，俄罗斯就是个现成的例子。因此，从全体小私有者的长远利益出发，只能走另一条道路，就是用公共政策辩论来共同行使所有者的权利，对企业领导人实行民主监督。现在，中国各地都有一些这样的企业，在缺乏民主监督的情况下，企业领导人长期损公肥私、化公为私，使企业面临破产倒闭的困境；后来，职工民主选举厂长，公开辩论厂务，群策群力，团结一心，企业又起死回升了。完全可以设想，如果每一个企业、每一级政府、每一个政府部门的每一个重要决策都能经过利益相关者的公共政策辩论的话，腐败现象一定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而利益相关者的工作积极性也能得到极大的提高，政治录用渠道上流动的就可能是德、能、勤、绩俱佳的优秀人才。可见，开展公共政策辩论与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是相当一致的。 从这里，我体会到，社会主义是与民主须臾不可分离的。没有民主，全民所有制就会成为部门所有制、地方所有制、企业所有制、车间所有制，甚至是局长所有制、处长所有制、办事员所有制，效率低下，活力不足就会成为常态；有了民主，公有制就可能将大规模生产的协作性与个人的积极性有效地结合起来，就能取得全局最优和局部最优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的确需要改革，需要深刻地改革，领导者要摒弃“一朝权在手，便把今来行”的权力意识，被领导者要摒弃“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权力意识”。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公民主人翁意识的增强，参政议政水平的提高，更需要建立相应的社会主义法制，保障公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民主不应只是体现在选票上，更应该体现在对与自身利益相关事务的充分辩论的权利上，这样才能有切实的做主感，人们也才能够享受到民主的好处，从而进一步增强民主意识。 可喜的是，中国人的民主意识的确在一年年地增长。1998年以来，关于各种各样知情权的报道多了起来，病人有了解病情和医疗过程的知情权，市民有了解自来水、煤气、暖气成本构成的知情权，乘客有了解出租车定价的知情权，企业在强调厂务公开，农村在强调村务公开，这些都是中国迈向民主化道路的脚步。虽然这些脚步有深有浅，但毕竞已经迈出去了。存在的问题是，民主不仅意味着和风细雨，也意味着激烈的利益斗争，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制保障，利益斗争中的弱势者就很难获胜。就像钱塘江大堤工程的举报人那样，以如此高度的责任心和勇气，搭上身家性命去履行民主权力，捍卫钱塘江两岸公民的生命安全，却遭到无穷的威胁和折磨。 实际上，我们需要针对不同层次言论的需要设计出相应的更为通畅的途径，让各方面意见能及时交流。这样，当最终达成相对一致意见时，无论是自觉一致还是民主表决的一致，所有的人都会深深受益，学会复杂地思考问题，懂得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增强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同样，就地方性或行业性或企业性公共政策进行辩论的，也应该在相应的报刊杂志上开辟场所。中国人别的没有，智慧还是有的。我想，这才是相信党、相信人民的基本态度。当然，由于客观上人们的民主愿望比水平高，出现一定程度的失控也是有可能的，这就需要及时调整法律法规，以保障民主权利的正常行使。此外，也可以选择从一些较低层次的公共政策开始辩论，以便人们逐渐习惯参与各级事务的讨论。 令人欣慰的是，这样的公共政策辩论已经开展。1998年初以来关于中国电信如何打破垄断，以及收费是否合理的辩论就是很好的一例。这一场辩论开始只是在非公开媒体上进行，后来逐渐有限度地渗透到大众媒体上来，形成了一轮又一轮高潮，激发了人们对中国电信体制以及一些基本观念的讨论，相信热心参与的作者和读者都已经从中受益。多多少少在这场辩论的推动下，中国电信加快了改革步伐，调整了资费结构。当然，这场辩论还是有待深入，而且电信部门究竟如何看待和吸纳辩论各方的意见也有待进一步透明化。但是，这毕竟开创了公共政策辩论的先河。 更加令人欣慰的是，“五·八”事件以来，在外交政策上的辩论一度十分热烈。从这些辩论中可以看到，中国的人心还没有到完全散尽的地步，甚至可以说大多数有一定理论水平和文化修养的公众都仍然深深地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与民间的热烈辩论相呼应，5月13日，江泽民同志在欢迎中国驻南回国人员大会上讲话时指出：“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这是社会主义中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此后，江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又多次强调“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性。我想，这应该是21世纪中国的希望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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