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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用出国就能知道国外的东西多便宜，1998年中国加大打击走私柴油、汽油的力度，不就是因为国际市场的油价低得出奇吗？也是因为打击走私，中关村市场一直走低的电脑价格在1998年年底一度止跌回升。既然外国货质量又好，又这么便宜，收入有限的工薪人士当然要欢迎外国货，当然要盼望“入世”了。1994年曾有小道消息说，中国“入世”有望，轿车市场立刻疲软，全国各地的汽车销售商叫苦不迭，因为人们等着“入世”后的汽车降价呢。 挣钱不容易，明明100块钱可以买到的东西，却因为有高额的海关关税，要多花100或50，这多冤哪！以前不知道国内外市场的行情，以为手表就是该100多元钱一块，买的时候没有二话，欢天喜地的。现在眼界开阔了，知道这是国家保护性关税闹的，别人就不干了。这不是让消费者当冤大头吗？收那关税干什么？这不是保护落后吗？不是给海关官员营私舞弊提供机会吗？ 因此，每一次“入世”谈判受挫，这些持币待购的消费者都若有所失，就像看自己刚刚买入的那支股票不涨反跌一样。当然，人们希望这是暂时的，正如股票终归是要上涨的一样。 1999年以来，众多媒体又开始向消费者介绍“入世”的种种好处了。最典型的是4月20日《中国青年报》的文章《WTO这河有多深？》，文章首先说：加入WTO，首先必须要有一个“付出代价”的思想准备。天下没有永远免费赠与的大餐，不付出，也就没有获得。但“入世”后，从长远看中国的机会大于付出，否则就没有必要过这河了。然后以很生动的笔触给读者描绘了一番“入世”后的美妙景象： 对于单纯的消费者来说，中国的“入世”实际上意味着可获得更多的消费选择、更便宜的商品价格、更上乘的消费服务。由于“入世”后关税将会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非关税壁垒也会消除，国外商人能够直接与中国的消费者接触，建立自己的销售系统，与自己的市场对手展开就地竞争，因此老百姓就能在消费生活中得到扮演“上帝”的更好的感觉：用比过去少的钱来选择更好的商品。 比如，一些现代款式、质量较好的耐用消费品，如汽车、数码音响、DVD、电信产品以及多用小家电、新颖纺织品、化妆品、食品和水果，将会以比现在低的价格更多地出现在中国市场，甚至出现在超市的货架上。以汽车为例，按照有关规则，我国轿车工业作为“幼稚产业”将得到一定期限保护，但轿车进入老百姓家庭作为国家制定的产业政策在中国喊了几年，老百姓买车和用车过程中却面对税费过重等问题。这一矛盾也会随着中国的“入世”而促使有关部门尽早出台宽松的配套政策而解决。 至于中国城市家庭所喜欢的五花八门的多用小家电、照相机、音响、化妆品等外来商品，本来国外企业的市场优势就多一点，中国消费者面对这些东西，不用再去香港、泰国借旅游之机采购，在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就会找到更大的自由选择范围，花费更少的购买投入。 “关”门打开，体现科技含量的新颖的世界流行建筑部件、材料也会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越来越红火的住房市场上，人们往往为其较低的质量、太高的售价而伤脑筋。中国“入世”后，建筑部件及材料更容易进入中国市场。革命性新材料的加盟，无疑会使房地产商用更合理的投资和更好的材料，建造出更适合消费需求或者是更便宜的住房，这也将是中国百姓的一个福音。 中国“入世”还有一个最直接的推动，可能会表现在对第三产业的贡献上。在国际上，近年来服务贸易在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大行其道之后，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市场地位，有的国家甚至到了占60％的比率。中国的“入世”将使服务贸易的观念更快和更好地融合于中国社会。 大多进入了小康阶段的中国家庭届时将会面对外资服务贸易如金融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消费等的“拉拢”。一些新的服务机构，如国际旅游服务、保险服务、礼仪文化服务等，将会带动本地企业与其竞争，共同提升中国家庭的生活质量和生活乐趣，引导人们进入新的消费领域。 不错，这些都可能是真的，也许很快就会随着“入世”成为现实。只是作者没有告诉我们，那时候中国老百姓到哪里去挣钱。当廉价的美国小麦、大豆、棉花、牛肉、鸡肉、桔子、葡萄来到城市居民的餐桌上时，9亿农民却可能叫苦不迭。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提倡种植经济作物，发展养殖业，农民们响应市场价格的召唤，纷纷投入了大量资金购苗、种，建温室和现代化鸡舍，指望着收获季节能卖个好价钱，来归还拼凑起来的借款。这个热潮发展到今天，市场已经供过于求了。猪肉批发价5元钱1公斤，这个价格不要说发财致富，恐怕要是还了饲料、猪种的钱，能不能够养家糊口都成了问题。猪肉如此，其他农产品也都出现过剩。正因为如此，国家才要制订保护价，以免谷贱伤农。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的廉价农产品来了。美国农业是石油农业，自然条件又好，可耕地辽阔，每年有1/3的农田休耕，人均农产量很高。在石油实际价格已经低于60年代廉价石油时代的情况下，美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几乎全球无敌，它的出口农产品占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量的近一半。可以预料，一旦美国农产品挤开中国市场大门，那么中国农民就有可能买不起油盐酱醋，更大量的农村人口将不得不流向城市。 那时候的城市又将怎样呢？大量的工厂企业将关门大吉。不错，中国汽车工业落后，上百个小厂敲敲打打搞汽车，是该淘汰——当然也别忘了这些小厂对就业做出的贡献。问题是谁去淘汰它们，是国内形成大型汽车集团呢？还是汽车工业整个被淘汰？如果是前者，那么至少与汽车生产相配套的橡胶、电子、机械各行业还仍然有订单，仍然可以容纳大量的就业，这正是所谓汽车工业作为支柱产业的意义。而如果是通用、丰田、奔驰来淘汰中国汽车工业，那么势必造成对城市各行各业的极大冲击，造成的失业将远比外国汽车销售网所能吸纳的就业要多。 这还仅仅是一个汽车业的情况。如果我们考虑到美国连律师、会计、城市规划、电影院、快递服务等等都要占领，问题将更加严重。我们不得不担心，明天我们到哪里去挣钱？ 目前，中国的城镇失业、下岗、待岗率合计已经相当高了。不知道那位作者有没有体验过下岗的滋味，当你看着市场上蔬菜、水果、鱼肉越来越便宜的时候，摸摸兜里却没有钱。也许这位作者很快就可以买到一辆小轿车，但如果若干年以后美联社接管新华社，紧接着记者大裁员；或者由于中国银行体系破产，存款变成废纸，这位作者也许就可能买不起汽油了。 一位汽车厂的老总告诉我，当1994年底吴仪走出“入关”谈判会议室，宣布谈判失败时，他的感觉是松了一口气。他说，不入也好，晚入比早入好，现在中国汽车厂商上百家，最大的桑塔纳产量也不过几十万，和通用、丰田这些年产量近千万的汽车厂怎么竞争？如果没有高额的保护关税，中国的汽车厂统统都得关门。那他投在生产线上的那么多贷款怎么还？那么多工人干什么？ 老百姓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很简单的道理，要花钱先得挣钱。作为消费者，老百姓可能受益，作为生产者，老百姓可能跟着中国的企业一道失业。也就是说，“入世”给每一位中国人出了一道难题：要么享受跨国公司提供的质优价廉的服务和商品，但却失去工作；要么有工作可做，但只能暂时吃本国的水果，坐本国的质量不那么高的汽车。 这篇文章的作者似乎是知道每一位老百姓的双重身份的。他是在向“单纯的消费者”描绘这幅美妙图景，然而他紧接着的铺排却不时地把“单纯的消费者”混同于老百姓。这样一来，似乎只有企业的经理们才是生产者，才会以生产者身份关心企业的生存；这样一来，老百姓就和跨国公司结成了同盟，以消费者的名义来共同挤压国内企业的生存空间了。这不是典型的误导吗？ 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每一个人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即既要吃喝玩乐，又要有收入来源。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农民是生产者，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公务员是生产者，甚至食利者也是生产者。食利者的收入来源是银行利息或股票分红等，其收益的大小与银行和企业的经营状况息息相关。当银行经营不力，坏账如山，或企业亏损有加、负债累累，被迫破产时，食利者就当不成消费者了。因此，当我们考虑“入世”对自身的影响时，既要考虑到作为消费者能获得哪些好处，也要考虑到作为生产者会受到哪些损害。在这一点上，众多媒体的报道显然有失偏颇。媒体往往利用人们显而易见的消费者身份，把好处说成是每一个人的；又利用人们对自身生产者身份的忽略，把生产者孤立成少数企业家。这样，表面上“入世”的好处大家都可以享受到，害处却只有相对数量很少的企业家承担，而且这些企业家又已经被指责为落后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该被淘汰的。 但事实上，当这些企业被淘汰时，在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会被淘汰，靠这些企业上交税收养活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会被淘汰，靠企业支撑的养老金、大病统筹基金、失业保障基金会失去来源，市政设施、物价补贴也会失去来源。 很遗憾，许多媒体显然并没有考虑读者的双重身份，只是一味地向读者的消费者身份煽情。这表面上是为读者着想，实际上是把读者带进了一个短视的、非理性的思路中，准确地说是在误导读者。当然，对于这一点，有的媒体是不自觉的，他们是当了二传手，先被别人误导，又去误导别人。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切身感到，工作比消费更重要。因此，我们经常会克制自己的消费欲望、享受欲望，为寻找并保持一份稳定的、收入不错的工作岗位，而长时间地学习，长时间地工作。从生产者的角度看，即使我们暂时吃得差一些。穿得差一些，但只要努力工作，日子总会慢慢好起米的。反之，那种讲吃讲穿游山逛水却没有工作的人，虽然可以作为消费者充分体验现代生活的乐趣，却总有一天会流落街头，体验历代乞丐的凄惨。一个人失去工作会成为乞丐，一个国家失去工作则会陷入动荡和战乱的烽火硝烟中。 就在中国舆论为消费者主导，诉诸消费者利益时，美国舆论却为生产者所主导，诉诸生产者利益。中国越是补贴出口产业，美国国会和舆论界的意见就越大。因为美国舆论是遵循生产者逻辑的：对美国生产商有好处的，美国舆论欢迎；对美国生产商无好处的，美国舆论坚决抵制。按照美国人的流行观点，中国扩大对美国出口，美国消费者当然受益，但这减少了美国生产商的相应市场份额，减少了美国企业的利润，从而损害了美国利益。从根本上说，美国国会和政府不是消费者协会，而是生产商俱乐部，即过去所谓的垄断资本集团的代言人俱乐部。在生产者俱乐部的主导下，连普通美国人也不愿意购买廉价的外国商品。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瑞奇在5月20日《金融时报》撰文指出，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58％的美国人同意对外贸易“对美国经济不好，因为廉价的进口货损害了工资”，只有32％的人同意“贸易对美国经济有利。” 遗憾的是，这种误导却由来已久，十几年来不断地在向中国老百姓灌输。有人说话了：中国的汽车厂倒闭怎么啦？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谁让你落后呢？难道说为了发展中国的汽车工业，我作为消费者就得多掏腰包，就得忍受发动机的噪音，就得不断进维修铺吗？现在不是抵制日货的年代了，只要世界上有人卖，我有钱买，作为消费者，我当然得哪儿便宜哪儿买，哪儿质量好哪儿买。你不要用外国公司来吓唬我。如果外国公司能为我提供更好的服务，它不是比中国公司更好吗？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不断竞争，技术才能发展，商品才能更加物美价廉，社会才能进步。竞争真好！ 这种逻辑我们都似曾相识，甚至非常熟悉。《中国经济时报》曾就新一轮彩电价格大战发表某记者的文章《来自竞争的“繁荣”》，就典型地表达了对竞争的无限赞美： 不久前，长虹总裁倪润峰宣布长虹彩电将降价50元～800元，这一决定在彩电行业引起轩然大波，随后“康佳”、“创维”、“熊猫”等也纷纷宣布降价，其中尤以“康佳”的反应最为强烈，其降幅高出长虹1倍，为100元～1500元。3年前彩电行业的大降价挤走了洋品牌，3年来价格大战又带来什么结果呢？ 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无疑是赞成的，因为这次由长虹发起的价格战无疑将会大大增加所谓的“消费者剩余”。在彩电生产者中既有跟风者，也有因反对而坚持不降价者，这些立场是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但在我们看来，与1996年的降价相比，这次降价更有魅力，彩电生产者的不同反应实际上说明了“繁荣”的确“来自竞争”。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通过相对价格调节各种资源在各行各业以及行业内部的配置，以实现资源的最优利用，也即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其形式有破产、兼并等。通过竞争，不具备实力的生产者将退出竞争，留下来的生产者将能更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在最大程度上促进社会净福利的增加。虽然在短期内，本次降价还不会导致彩电厂商之间的兼并或重组，但这并不说明竞争的资源配置功能没有实现。其他厂商随后的降价行为说明，在降价之前，彩电生产的利润还是很丰厚的，降价之后，彩电生产也还是有利可图的。价格竞争将会给生产者们带来比以往更大的压力，迫使其采取多种手段降低成本，以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而且，对于彩电生产者来说，降价并不一定会导致“一损俱损”的结果，在当前宏观经济整体低迷的情况下，降价可以维持现有的市场规模，不越过企业盈亏平衡点的降价在适当的时候还可能会极大地激发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消费热情。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160元，是城镇居民的2/5左右，而据华夏证券研究所研究员胡建军的分析，在199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就已为城镇居民的1/3，其人均纯收入与彩电的价格比已相当于城镇居民10年前出现彩电消费高峰时的水平。而到1997年末为止，每100户农村家庭的彩电拥有量仅为27.32台，城镇居民的拥有量虽然已达到100.48台，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80年代末购买的，急需更新。故我们认为，此次降价虽然会使一些企业在短期内出现一定的财务困难，但是在将来经济转暖，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开始加速的时候，竞争所导致的成本降低将会使彩电市场容量急剧扩张。所以，适度竞争（即非恶性竞争）所带来的将是“一荣俱荣”的局面。 在此次降价过程中，值得关注的另一个群体是对降价“说不”的生产者，如海信集团。价格战的强硬反对派海信集团的本钱之一是“零库存”管理；本钱之二是技术的差异性，其在国内独一无二的“绿色环保”电视2个月销售了10万多台；本钱之三是其所倡导的“知识服务”，让消费者在购买前更多地了解产品的性能，避免浪费性消费。在价格战中，康佳集团的应对策略则是一套“组合拳”，不单纯降价，而是在降价的同时还要提价，将适宜于城乡低收入群体的“福临门”系列降价，而提升科技含量高的镜面电视和七彩小画仙等的价格。 这一群对价格战“说不”的生产者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市场细分战略，不再将降价作为其唯一的竞争战略，实现了竞争战略的根本性转变，走出了中国企业的认识误区。目前，大多数企业在竞争战略的选择上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降价，以低成本来扩展市场。在卖方市场的条件下，这也许是行得通的，但在我国经济转入买方市场后，降价行为可能会引起恶性竞争。对于生产者来说，降价削弱了他们的积累能力，恶性竞争甚至会导致“一损俱损”的局面，引起市场混乱。所以，除了降低成本，使产品在价格上更具竞争力之外，生产者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市场细分战略。在同一市场上，企业产品的持久竞争力在于其比其他企业的产品更“好”、更“特”，能够提供自己独到的价值，也即要具有技术上的优势，生产出与众不同的产品。对于彩电行业来讲，细分战略可能更为重要。 所以，我们认为，在这次价格大战中，消费者无疑是最大的赢家，但生产者的反应不一，这说明我国的部分企业的竞争观念、竞争战略已开始发生转变，从传统的价格竞争转向了以市场细分为特点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无疑是消费者的选择面越来越广，能以越来越低的价格购买到各具特色的产品；对于生产者来说，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庞大的消费群体、复杂的消费层次为其市场容量的扩大带来了无限的机会，每一个生产者，只要有其独具特色的产品，在市场上终究会有其安身立命之所和发展的机会，竞争无疑将会促进消费和生产的同步增长，给全社会带来“繁荣”。 的确，彩电价格战很好地演绎了市场竞争的本质和过程。对于这场价格战，作为局外人的消费者固然获益匪浅，但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结果。从中国市场需求低落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中必须遵循“宁要份额，不要利润”的原则，即使贷款也要把竞争对手挤出市场，待击败对手，占据相对市场垄断地位以后，再提高产品价格，用垄断性利润来归还贷款。为了在日益低迷的市场中扩大市场份额，长虹、康佳等厂商不得不打价格战。而为了降低价格，它们首先得压低成本，包括压缩工资、福利、住房及办公建设经费等，以及压缩配套厂商的利润，这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了社会总需求。这一轮价格战打下去，国内彩电行业势必要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破产，这些企业的工人要失业。如果各行各业都纷纷打起价格战——很不幸，这正是今天的现实——则从宏观来看，就是经济危机的到来。在经济危机时期，价格螺旋下降，按照这位记者的理解，作为消费者的老百姓应该拍手称快才是，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危机期间也总是老百姓的生活最艰难的时候。在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美国各类商品的价格均大幅下跌，物价指数下降21％，其中谷物价格下降了2/3，退回到19世纪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则是企业纷纷倒闭，官方统计的失业率从3.2％上升到25％，许多经纪商因绝望而自杀，许多失业工人流落街头冻饿而死，社会情绪一片灰暗，上层人士开始纷纷怀疑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否能躲过这一劫。这就是因为，老百姓首先是生产者，作为生产者，他首先是受竞争伤害，而不是从竞争中获益。如果这位记者正就业于长虹、康佳或任何一个行业的企业中，他都会深深感受到这一点。老板一个劲地威胁职工，工资不能涨，奖金要下调，福利要冻结，员工要裁减。只有这样，企业才能生存，诸位也才有饭吃。如若不信，你走你的人，厂门外下岗职工多的是，什么样的工资都愿意接受。结果，市场上的东西越来越便宜，而职工花钱却反而越来越抠抠缩缩。 不仅如此，随着“宁要份额，不要利润”的白热化竞争的继续，生产规模较小，技术相对薄弱，资本不足的企业就越来越捉襟见肘，入不敷出，贷款无法偿还，工资无力支付，最后只能被淘汰出局。随着众多的生产商逐渐被清除出局，市场逐渐形成相对垄断格局，甚至有可能形成某一家企业完全垄断市场（例如波音公司、微软公司甚至接近对世界市场的完全垄断）。也就是说，该记者最喜欢的竞争最终必将消灭竞争，而他所不喜欢的垄断却会不邀而至。而且这时候的垄断已经不是政府垄断，而是私人垄断了。政府垄断是以为公民服务的名义进行的，人们还可以通过舆论、人民代表大会等渠道去约束它，私人垄断是在追逐利润中形成的，你就只能干等着挨宰吧。 很有意思的是，记者先生一方面反对垄断，另一方面却说：“留下来的生产者将能更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在最大程度上促进社会净福利的增加。”这些留下来的生产者不是垄断者是什么？记者先生实际上并没有读懂亚当·斯密，在斯密那里只有自由竞争，而巳这种自由竞争不会产生一轮轮的淘汰，因此不会形成垄断者，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利益。正是斯密的这一信条，才使得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形成对自由竞争的无限崇尚，才形成制订反垄断法的社会力量。然而，按照记者先生自身的逻辑，他真正崇拜的不是自由竞争，而恰恰是垄断。他无非反对政府垄断，崇尚私人垄断而已。 当然，这位记者实际上不自觉地道出了斯密学说的幼稚和荒唐。斯密根本就没有提到自由竞争可能会一路演变成完全垄断，而自由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也会变成垄断者操纵市场的“看得见的手”。自身逻辑的内在矛盾使得记者先生分析越往下走就越显得荒诞不经。什么“适度竞争（即非恶性竞争）所带来的将是‘一荣俱荣’的局面”，什么“不再将降价作为其唯一的竞争战略，实现了竞争战略的根本性转变”等等，都是一厢情愿地美化竞争的说法。先生不妨去问一问海信的老总，他对外在顽强地坚持说海信不降价也可以应对价格战，但内心恐怕却有苦难言：跟着降价吧，年度利润就无法实现；不降价吧，市场份额会逐渐萎缩。也许海信的老总会期待着长虹降价不能坚持到底，这样海信就可以喘一口气。但是，看一看美国企业的竞争兼并史就可以知道，在价格战面前抱这种态度的企业绝大多数都破产了。应战，固然也有可能死，但不应战，则是必死无疑。这就是市场竞争的法则。康佳的老总刚刚宣布与其他几家大厂商联合，坚持不降价，话音未落，大幅度降价措施随即出台，使盟友们十分尴尬。对此，记者先生是不是想指责其为“恶性竞争”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先生就完全是一位新时代的叶公，口口声声竞争真好，竞争来了却又害怕竞争、逃避竞争。 也许这位记者没有想到过自身的逻辑有那么多内在矛盾，也许他只是一位记者，他只是按照流行口味写作罢了，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类似的论调不断出现在许多大报大刊上，令人怀疑是这些报刊的编辑们水平不够呢，还是有意误导？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概念，如果老百姓对这一核心概念的认识被误导，以为竞争真好，却不知道竞争对自己意味着被吃掉，那么很可能就会“被人卖了，还帮人点钞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展。1994年，我国煤炭、水泥、棉布、电视的产量均为世界第一，钢材、化纤、化肥的产量世界第二，电力世界第四，原油世界第五，合成橡胶世界第五，还有许多主要产品的产量名列世界前茅。单看这些指标，谁都会觉得，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十分强劲，由此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企业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竞争力。我相信，有一段时间普通老百姓之所以自我感觉良好，原因正在这里。 但是，这又是一个典型的误解。因为企业的竞争力和企业的实物生产能力完全是两个概念，前者是市场经济的概念，后者是计划经济的概念。当考虑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时，就是要考察中国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的力量的大小，看它在市场上能不能攻城掠地，或是被淘汰出局。以钢铁业为例，1994年，我国钢产量超过美国，是法国的5.2倍，是韩国的2.7倍。但是美国的美钢联、法国的于齐诺尔·萨西洛尔、韩国的浦钢分别名列当年世界55强的第178、226、432名，而中国的钢铁厂则一家也没能入选。又如世界蒸汽发电设备业，如果把中国国有企业算作一家的话，中国在该行业排世界第一，占世界蒸汽发电设备市场总量的21％，第二名美国的通用电力公司，略逊于中国，占20％，第三位的西屋和三菱重工联合生产只占14％。但是和通用电力或三菱重工不同，中国国有发电设备企业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许多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组成的，这些企业之间互不隶属，相互竞争，各自独立地面对国际大公司的竞争压力，这样一来，这些企业竞争力就小得可怜了。如能够生产60万千瓦机组的哈尔滨集团，1995年产值30亿人民币，而美国通用电力公司1994年的营业额为647亿美元。如果按美元兑人民币1：8的比例计算，则哈尔滨集团的实力仅为通用电力的1/172①。钢铁业、发电设备业还是我国相对集中程度较高的行业，其他如煤炭、水泥、棉布、电视、化肥行业集中程度远远不及这两个行业，但是在世界范围内跨国公司对这些行业的垄断程度同样不低。 ①王小强：《产业重组，时不我待》，第19页，中国人民人学出版衬，1998年4月。 企业规模的大小是企业竞争力的首要标志，就像电视广告经常吹嘘全国销量第一那样，它是资金、技术、品牌、服务、管理水平等各种竞争要素的综合反映。福特汽车公司的经济规模比沙特阿拉伯、挪威的还大，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年销售额超过新西兰的国民生产总值。全球300家大企业的总资产大约是全世界总资产的1/4。这些公司的力量遍布全球，无远弗届： 跨国公司是第一个由男人（和少数女人）从全球的角度进行思考和策划的长期性机构。20年前跨国公司经营者的梦想如今正在成为现实——可口可乐的广告可在同一时间传送给数十亿人；美国花旗银行的信用卡得到亚洲雅皮士的青睐；耐克公司生产的运动鞋已形成全球销售网络。还有一些为数不多的公司拥有全球互联络网，它们操纵着新型世界经济的要素，即全球商业活动的四大交叉网络：全球文化市场、全球购物商场、全球工作场所和全球金融网络。① ①理查德·T·巴纳特等：《跨国企业与世界新秩序》，第3页，海南出版社，1999年3月。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这些跨国公司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如果政府不加保护，则少数像样一点的企业被跨国公司兼并、收购，多数千人以下的小企业只能是物种灭绝。 固然，中国已经有极少数企业开始在国内市场上站住脚跟，这些企业的老总们也由此雄心勃勃地渴望到国际市场上去一显身手。海尔集团的老总张瑞敏就是其中之一。然而他是怎样评价海尔及中国企业的竞争力的呢？ 1999年4月19日，他在“企业家看入贸”的专栏中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说：“所有的战略都围绕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能否具备与国际大公司一样的竞争能力，如果不具备，我看中国企业面临的不是增长问题而是生存问题。” 他进一步承认：“如果我们单纯地与国际大公司比技术、比资本、比品牌，都差得很远。我们只能靠人的素质、人的拼搏精神和我们自己的创新能力，力求在增长速度上超越他们。这一点，在我们与国际大公司打交道时的表现已经很令国外同行们刮目相看了。尽管我们的规模小，但我们的精神、我们的速度还是很令他们吃惊的。现在我们在国外拿到的许多订单都是靠这种精神拿到的。” 当然，张瑞敏像普通中国公众一样，还是崇尚竞争，还是勇于接受竞争的。他希望海尔集团能够成长为“一个设计、营销和制作三位一体、非常有竞争力、并且具备融智、融资两种功能的国际化大公司”。但是，当记者问及需要多长时间达到这个目标时，张瑞敏却摆出背水一战的姿态：“3年。成败就在这3年。如果3年后我们还能坐在这儿谈话，海尔就成功了。否则，就难说了。” 张瑞敏的回答既是清醒的，又是不那么清醒的。他知道，即使像海尔这样一家已经在国内确立了市场地位，质量过硬、管理过硬的企业也不一定能在全球竞争中成长起来。与同样生产家电的索尼、日立、松下、东芝、三菱等一流跨国巨头相比，海尔无论在资金、技术、生产规模、营销网络、品牌的国际效应等各方面都还差得很远。更何况，那些跨国公司除了冰箱、空调以外还生产其他各种家电和机电产品，如音响、录像机、摄像机、影碟机、彩电、洗衣机，甚至汽车、卫星接收器等。这是它们在几十年市场搏击积累的结果。众所周知，日本家电、汽车横扫全球，连美国、欧洲都害怕。这是清醒的。 不那么清醒的是，既然自知实力还很弱，就应该知道避实就虚、避强击弱，高筑墙、缓称王，方能徐图渐进，打一场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持久战。然而，张瑞敏看来却被一种竞争激情所支配，过分相信人的拼搏精神和自己的创新能力，在战略上持了一种速胜论。要知道，在松下、索尼中工作的年薪百万级的经理人也都是智力上出色、工作上疯狂的顶尖高手，它们还拥有海尔等国内最好企业所难以忘其项背的庞大的科研开发机构和一流的科学家、工程师。比拼搏精神，这些大公司并不逊色多少；比创新精神，它们肯定比海尔等国内企业强；比操控市场的经验，更是海尔等企业望尘莫及；比可调动的资本从而打价格战的能力，国内企业只能是望洋兴叹。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弱，不知道自己弱到什么程度，在什么地方弱。速胜论和失败论是相反相成的，张瑞敏自己的回答就已经为失败论作好了铺垫：“3年。成败就在这3年。”张瑞敏的勇气固然可敬可佩，但是这种孤注一掷式的赌博心态却并不可取。 海尔倒了也许并不要紧，长虹倒了也许还没有关系，但如果它们都站不住的话，全国大多数企业，无论是国企、乡企还是私企、民企，就都将倒下，这就关系大了。张瑞敏抱这样一种赌博心态关系也许并不大，但全国各行各业的经理人都抱这样一种赌博心态关系就大了，因为后者实际上是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作赌博。 我尊重张瑞敏，衷心地祝愿张瑞敏走好，海尔集团走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过许多璀灿一时的企业家，他们在各自的行业中都曾经一枝独秀，风云一时，从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到浙江海盐的步鑫生，从河北的马胜利，到天津的禹作敏，从郑州商战中杀出来的亚细亚，到跨洋收购秘鲁钢铁厂的首钢，但都只是各领风骚三五年。他们还来不及搞清楚自己是怎样成功的，就被媒体当作改革开放的样板炒作得飞上了天，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同样，还来不及从记者的包围中解脱出来，企业就垮台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张瑞敏已经吸取了一部分教训，他在这次谈话中已经提到人的素质问题，提到“思想上最难的是克服骄傲自大，认为我在国内干得不错了，就无所不能了”。但是，当他总结海尔成功的经验，只强调企业自身的拼搏精神，只强调质量和管理的严格时，他或许只是在企业运作的狭小空间里就事论事。海尔的成功固然首先归功于张瑞敏和海尔人的拼搏努力，但是也别忘记了，在海尔成长的路上，一直有着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照。正是由于高关税的存在，德国的、意大利的、日本的跨国公司才要到中国来设厂；正是由于中国要求跨国公司转让技术，规定跨国公司的控股比例，才有海尔的渐渐独立；也正是由于关税保护，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受到一定限制，海尔才能在有保护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海尔如此，长虹何尝不如此呢。在1996年以前，进口彩电的关税高达60％～65％以上，国产彩电的竞争正是在高关税保护下展开的，长虹也是在高关税保护下的竞争中崛起的，它才有实力发动价格战。从当年4月1日起，进口彩电关税降至50％，长虹又有了发动新一轮价格大战的必要。而今，更大幅度的关税削减在即，长虹不得不发起第三轮价格战。但是这一轮，可能连长虹也在内出血，它的好几个对手已经不敢应战了。长虹的行动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它必须要适应大幅度削减关税的现实。我们不太能理解的是，当长虹这样一个有前途的企业正需要大力积累资金的时候，它的利润却被迫一轮轮减少，真不知道它何以迎接索尼和松下的挑战。 从张瑞敏提出“海尔的国际化”到“国际化的海尔”来看，许多中国企业家可能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自身企业得以成长的外部条件。商场不是赛场，商场是战场。要在商战中获胜，必须要进可攻退可守，要有大本营和根据地。如果中国冰箱市场的大本营被“入世”以后的跨国公司占领，那么海尔以弱小之势能否在美国市场立足就会成为一个商界的哥德巴赫猜想。所以，“海尔的国际化”也好，“国际化的海尔”也罢，我想我们的企业家大可不必像经济学界的某些风云人物一样，那么在意新概念的发明权，还是踏踏实实地扬长避短，准备打一场持久战的好。 速胜论也罢，失败论也好，中国企业界惶恐不安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到底如何，这些企业领导人心里最清楚，与企业关系最密切的各有关产业部门和协会也很清楚。遗憾的是，在中国，某些经济学家为了论证“人世”的合理性，硬是打肿脸充胖子，说中国企业已经作好迎接“入世”的准备了。也许，当中国企业全部破产或被兼并的时候，这些人已经在美国或别的什么国家定居了。 如果明白了国内国际的竞争形势，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那些崇尚自由竞争理念的学者实际上恰恰在做相反的事情，即引进外国垄断来扼杀正在繁荣起来的国内竞争。 199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某博士《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详细技术分析》一文。文中说，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加入WTO将使我国的GDP增加2.9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我国将增加2000多亿元的产值和几百万人就业。 是哪些专家测算的呢？上海《解放日报》提供了出处：“值得注意的是，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亚洲银行计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可使GDP增加2.94个百分点，而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可以新增加400万个就业机会，这对于解决我国就业问题，也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意义。”这是该报就与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举行座谈会发的稿。据称，这个座谈会就朱镕基总理访美的背景、意义，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的谈判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为“入世”鼓与呼的报纸、杂志，都引用这一数据来解除人们对于失业的忧虑。如果是这样，那么至少工人们应该支持“入世”。 问题在于，万一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亚洲银行的计算失误，怎么办？就算这两个机构聚集了一批专家，但是这两个机构并不是中国人的机构，并不需要对计算失误的后果承担责任。一旦出现相反的结果，大批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破产，大量工人失业，社会加剧动荡，这两个机构最多只会说一声：“对不起，我们计算模型有误。而且，我们的计算结果并无影响中国‘入世’决策的意思，你们相信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到那时，中国的失业工人到哪里去讨说法呢？哪里去弄饭吃呢？是找美国专家？还是找那些随声附和的中国专家？他们给饭吃吗？ 事实上，外国专家也有估计“入世”将给中国带来大量失业的。4月20日，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在华尔街杂志撰文指出，根据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评估，按照中国的让步，在应受保护的农工产品上放开，将导致增加失业工人1100万，而相关产品的出口将锐减3成；不过，数年后，劳动及资本市场将再度充满生命力。 按前一种说法，GDP增长2.94％，每个百分点可新增就业机会400万计算，“入世”可新增就业机会1176万；按后一种说法，则会增加失业1100万。不同研究机构和专家的结论相差竟然如此之大，我们究竟该信谁的呢？按照利益原则推定，拉迪本来应该是支持中国“入世”的。拉迪所在的布鲁金斯研究所是华盛顿的高级智囊库，捍卫美国利益立场是绝对坚定的。他也的确责怪“克林顿一脚踢开和中国做一桩WTO大买卖”的好机会。他说，“经过13年加入WTO的蜗牛式谈判后，中国给克林顿当局带来了只能被形容为激动人心的贸易自由化交易。不幸的是，这些让步在朱镕基总理到达华盛顿以前刚刚达成，总统还来不及充分评估朱先生方案的压倒一切的巨大利益，拒绝了这笔交易”。按照中国某些学者的习惯思维，既然支持中国“入世”，就应该说“入世”不但有利于美国，而且有利于中国，不但长远有利，短期也不坏。例如，上海召开的这个专家座谈会就认为，“可以想见，中国一旦加入世贸组织，也将极大地促进美国的进出口贸易，为美国人增加大量的就业机会。总之，中国‘入世’，在贸易上来说，对中美双方将会是个‘双赢’的结局”。那么，拉迪不知道他公布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预测结果会引起中国人对“入世”的担心，或者增强中国方面继续让步的难度吗？ 拉迪自然是知道的，他只是提醒华盛顿人士要掌握分寸，中国的让步已经够激动人心的了，由此中国已经会产生大量失业了，差不多就签吧。得寸进尺，势必夜长梦多。外国专家各有各的意图，各有各的模型，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中国专家不加思考地加以引证。经济学是学派最多，意见最不统一的学科。因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都是直接涉及人们切身利益的事情，在经济学家们貌似科学公允的立场背后常常隐藏着重大的利益背景。若干年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克斯以科学的名义给俄罗斯设计了一个“休克疗法”，其结果是俄罗斯从此沦落为带着核武器沿街乞讨的叫花子。迷信外国专家的某些国产经济学家（中国组装，其“芯片”和“主板”均由美国制造）至今仍然相信俄罗斯只是“暂时休克”，他们欢呼俄罗斯经济的每一线微弱的回弹，并把这说成是复苏的征兆，却闭口不提俄罗斯一路跌向深渊的重大现实。在俄罗斯，盖达尔之流的经济学家今天已经臭了大街；在中国，事实上，某些经济学家们的所作所为也已经引起了普通人的注意。 因此，对于中国“入世”以后究竟是增加就业还是增加失业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不能听信外国专家的预测，也不能听信某些“靠嘴赚钱”的经济学家，更不能听信那些把自己的意见悄悄地隐蔽在外国专家估计背后的中国专家，这些人一面误导中国公众，一面却连责任都不敢承担，比盖达尔更阴损、更怯懦、更下流。窃以为，那些拿着福特基金，一心想当美国人跟班的经济学家，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谈论中国的事情。 中国的失业问题现在已经比较严峻了。到1997年末，中国下岗职工总数已达1151万人。同时，当年末城镇社会登记失业人口570万，社会登记失业率3.1％。实际失业率与实际失业人数均达1992年以来的最高点。由于资源枯竭以及部分产业压缩过剩生产能力等原因，局部区域的实际失业率还要高很多。另外，每年尚有约3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需向非农产业转移。1998年末，全国下岗职工人数比上年下降了22.5％，但绝对数仍然很大，此外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仍有571万，城镇登记失业率仍为3.1％。特别是局部区域的就业形势没有缓解，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下岗职工人数占全国总数的1/4。这还仅仅是城镇的失业和下岗人数，如果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不足，则总失业量可能会更高。经济学家冯兰瑞做过一个计算：“九五”时期，城镇新增劳动力5400万人，同期仅有就业岗位3800万人，1600万即为新增劳动力的失业；国企改革还将产生1500万下岗职工，加上现有的下岗人员，则总计下岗将达到3000万；农村新增劳动力加上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为2.14亿人，只能消化7700万人，尚有1.37亿富余劳动力；因此，到“九五”末期，我国失业人口将为1.83亿（含正式登记的城镇失业人口、下岗职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劳动力供给总量是6.586亿，失业率将达到27.8％，也就是说，每4个人就有1个人失业。只要考虑农村剩余劳动力，则不同计算口径对失业率的估计相差都不大，约在1/5到1/4强之间。实际上，1998年下岗职工人数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城市失业率转移为农村失业率了。各大城市为了减轻下岗职工带来的压力，不约而同地向那些社会地位更加低的农民工开刀，要求各企业优先雇佣下岗职工，解雇农民工，从而使已经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被迫回到小块土地上，使农村人口的净收入下降，加剧了农村市场的萎缩。 由于1997年特别强调减员增效，这一年下岗职工急剧增多，到年底时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从那时起，减员增效这一口号就从报纸的通栏标题中消失了。相反，以种种行政指令和优惠的税收及其他措施要求各企业安排下岗人员的消息却频频见诸报端，这事实上是要求“增员减效”。从“减员增效”到“增员减效”，1年之内政策措施变化幅度如此之大，的确令人十分惊讶。事实上，早在“减员增效”方针实施以前，各地方、各部门就已经就“减员增效”开展过广泛的讨论，当时就有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尽管争论双方都同意裁减职工，但是，有的着眼于保护工人利益，强调公平，提倡“先挖渠，后放水”，即先为工人找到新的岗位，例如开办服务社、小店等，然后再让工人下岗；有的则着眼于保护资方利益，强调效率，提倡“水到渠成”，即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裁员再说，下了岗的职工自己会找到工作的（即形成“渠”）。在实际执行中，由于裁员引起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复杂，大部分企业都采取了第一种方案，故减员幅度缓慢，进展不力；但这也因此给最早大幅度裁员的部分企业和单位留出了回旋余地。于是，一时间，这些率先裁员的企业成了榜样，社会舆论也误以为真的可以做到既大幅度裁员，又不至于形成巨大社会压力。这样，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行“减员增效”，下决心争取“水到渠成”成为一个趋势。但是，结果很快就明朗了，各企业裁员裁出来的“水”并没有“渠”可流；相反，全国下岗职工大水漫流。于是，中央赶紧进行了政策调整。 经过1998年的努力，大部分下岗职工总算有了极为微薄的基本生活费，一部分职工还重新找到了工作（当然这包括辞退农民工）。这样，由1997年下岗潮引起的社会问题才暂时得以缓解。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到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企业的裁员压力会越来越大，直至政府决策部门不得不面临在裁员和稳定、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痛苦抉择的局面呢？ 这就不能不联系到1992年以来经济政策，特别是对外经济政策。事实上，80年代国有企业的整体状况相当不错，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均迅速增长，亏损面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工人的工资和福利的增长也都较快。如果考虑到国有企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对支柱，还承担着大量社会公益性义务，与“三资”企业及乡镇企业相比存在着非常不平等的税赋环境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说，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一直良好，根本就不存在就业与效率两者不可得兼的局面。而且，这一成绩是在80年代初期十分困难的起点上取得的。当时，由于文革后遗症和“洋跃进”的影响，我国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失业压力，有数千万知青返城后没有工作，经济结构存在着严重的比例失调。但是，由于中央坚持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正确处理了对外开放与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系，国有企业通过加强技改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轻纺、冶金、机械、建材行业均蓬勃发展，还培育出彩电、冰箱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大大缓解了通货膨胀压力和社会失业困难，扭转了经济结构失调和国有企业的困难，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面，也从1981年的22％下降为1985年的9％，减亏面积达到59％。正是在80年代国有企业蒸蒸日上的前提下，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得以享受各种优惠待遇；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全国城乡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排浪式消费，产品供不应求，市场需求十分旺盛，经济增长强劲；同样是在这一前提下，改革开放的路线才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广泛拥护。 取得这一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首先是前30年长期高积累所形成的雄厚的重工业基础发挥作用的结果，也是中央政府充分注意保护民族工业的结果，当然，也有开放带来的示范效应。当时我们虽然强调开放，但在实际经济工作中，对外经济政策一直是很谨慎的。80年代引进外资以间接投资——即借债为主，即使引进直接投资，也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合资企业还以中小企业为主，数量也较少，占领、控制中国市场的能力较弱。政府合资企业的出口率、国产化率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而且常常要求外资方转让技术。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起到了适度竞争激励和沟通国际市场的作用，保证了国有企业的技改和产业投资效益良好，成功培育了大批新兴产业并吸收数千万知青就业。由此可见，从政策角度看，80年代我国经济成就的取得，恰恰在于“保护与开放”的辩证结合，实行了一种“以我为主”、有保护地渐进开放的政策。但是，在90年代初期的反思中，人们却把80年代的成就片面地归结为改革开放的结果，市场经济的结果，没注意到改革得以进行的前30年的建设成就，没注意到开放得以进行的广泛保护的存在，更没注意到在80年代在宏观上调节着市场的计划的作用，一味地强调改革，一味地强调开放，一味地强调市场化，甚至把市场的盲目性弊端也美化为活力。这样，势必离开事物的辩证法，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实践中则不可避免地要栽跟头。 事实上，90年代初期的“三角债”现象本身已经是市场盲目性的结果。那时，中国的企业已经尝到了在市场规则的驱动下大规模上项目的后果，第一回遇到了市场疲软、需求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在保护国内市场的前提下，注入资金，扩大需求，鼓励国内企业兼并和适度破产，以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技术更新，而不是在已经过剩的市场上引进洋重复来挤土重复，让外资来剥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可能性。 遗憾的是，1992年以后，引进外资成为一种狂热。各地对外资敞开大门竞相给予优惠政策，“三减两免”都嫌不够，只要招来外商引来外资，中间人就可以坐地提成，就会被当地吹捧为“能人”。一时间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区级、乡级开发区遍地开花，大片大片良田被围圈起来，无数资金投向“五通一平”，“七通一平”，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成为银行坏账的主要来源之一。更有甚者，各级政府和媒体均把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数量和投资额，当成衡量改革开放的力度大小的标志。而引进外资的方式也从80年代的间接投资为主变为直接投资为主。仅从1992年到1995年的短短3年中，外资工业企业所占比重猛增了5倍之多。1992年到1993年，利用外资数量急剧增长，从192亿美元跃升至390亿美元，至1995年更增至481亿美元。而且巨型跨国公司的投资猛增，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埃克森石油公司、福特公司、摩托罗拉公司、日本松下电器、三菱重工、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荷兰飞利浦公司等一大批世界前500强的跨国公司纷纷登陆中国。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大型项目明显增加，投资区域从沿海向内地进一步扩展，从而对石化、机械、电子、钢铁等国有经济的骨干部分构成了沉重打击。到1996年时，外资已经主导甚至垄断了某些行业，轿车业的68％，电梯的70％，彩色显像管的65％，程控交换机的90％，移动通讯设备的100％，其他如软饮料业、啤酒业、橡胶业、制药业等行业的情况更加严重。就这样，一个接一个行业落入外资控制之下，国有企业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国有企业今天的严重困境，实际上是洋重复挤垮了土重复，外资打败了内资。与1988年相比较，1996年国有企业的盈利额下降了64％，亏损额却增加了9.7倍，亏损面上升了358％，亏损率（亏损额与利润额之比）上升了12.8倍。在内需不振的情况下，1998年又遭到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国有企业的效益进一步急剧滑坡，拖欠银行的不良债权也越积越多。正是在盈利减少、亏损增加、国有企业面临大面积破产的情况下，“减员增效”才作为一种迫不得已的措施出台了。 由此可见，9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工人失业、企业破产、银行坏账累累的形势，正是各地竞相引进外资，以至外资企业全面占领中国市场、打垮中国企业的必然结果，正是开放时不注意保护的结果。 诚然，引进外资也会带来就业机会，但是，由于外资企业特别是巨型跨国公司开设的外资企业技术含量高，它们所吸纳的就业量远远不如被它们挤垮的中国企业带来的失业多。因此，跨国公司投资中国虽然减少了它们本国工人的就业机会，但它们并没有增加中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反而大量地造成了中国工人的失业。事实上，随着跨国公司统治全球的时代的到来，世界上也许将只有20％的人能找到工作，这部分人就是在跨国公司及其相关公司里就业的人，其他所有人将会统统失业。“20：80”概念恰恰是西方世界的精英提出来的。1995年9月，戈尔巴乔夫、布什、舒尔茨、CNN总裁、太阳公司高级经理、惠普公司老板等，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界的精英在旧金山费蒙特大饭店集会讨论21世纪的世界。与会者把未来简化为“20：80”的一对数字和一个“靠喂奶生活”的概念，即启用有劳动能力居民的20％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而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被弃置不用，80％希望工作的人都没有劳动岗位。未来的社会轮廓将是富裕国家内将不再有数量上值得一提的中间等级。这就是所谓“全球化陷阱”。① ①［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合着，张世鹏等译：《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第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 从这个意义上，90年代以来中国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甚至所谓高技术民营企业出现的危机，正是中国一步步落入“全球化陷阱”的生动写照。 更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中国经济仍然在增长，甚至在高速增长，但GDP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的增长。很多经济界的人士常常对这种现象困惑不解（有的人是故作困惑）：为什么经济增长伴随着严重的下岗浪潮和需求萎缩？为什么宏观乐观、微观悲观？这都是西方经典经济学所不能解释的。于是有人怀疑国家统计局数据的可靠性，有人则力图牵强附会地把宏观与微观区别开来，以削足适履地维护自己的思维定式。如果把外资打败内资的因素考虑进去，问题就会一目了然，90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外资带动的增长，是外资的增长，因此，内外不分的增长指标就会与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感受相脱离，也会与常常是孤立地考虑一国经济的宏观经济学相脱离。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还要维持下去，只有一个办法，不断贷款，贷款发工资，贷款购买原材料，贷款迎接价格战，当然还要想办法“减员增效”，从而把工、农、中、建四大银行逐一拖下水。这实际上意味着内资被击败的后果向整个经济体系转移，向每一本银行存折转移，向每一位普通劳动者转移。这固然能拖延国民经济崩溃的时间，同时却会使崩溃来得更加彻底、更加猛烈。 这才是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这才是中国经济“承受力增强”的真实内幕。如果我们对此视而不见，甚至以为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了搏击的资格和能力，不顾一切地投入所谓“全球化”的怀抱，则无疑是跑步迎接死神的降临。 这绝不是纸上谈兵式的演绎，而是正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发生的现实。1995年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前，墨西哥的舆论认为，这不但能让墨西哥人买到更便宜的美国货，而且能使墨西哥的商品畅通无阻地进入北美市场，从而促进就业的增长。然而，墨西哥人想错了，到1996年时，墨西哥的真实失业率达到49％，两年新增失业人口达200多万。有趣的是，正是这2年却被伦敦《金融时报》称为“快速经济恢复”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其实道理非常简单，虽然墨西哥对美的纺织品出口迅速增长，但美国公司挤垮了墨西哥的大部分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业企业，新增失业人数远远超过新增就业人数。由于失业大军在企业门口流浪，无论是墨西哥本地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可以将工资压到最低限度，从而使墨西哥人的生活水平进一步降低。他们固然可以买到更廉价的商品，但口袋里却没钱了。 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故事。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条约》，该条约规定，中美互免商品关税，相互给予对方公司国民待遇。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很平等友好的通商规则，是一张帮助中国融入世界市场的入场券。但是，由于中美双方的竞争力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美国公司有实力随意在中国设厂，而中国有几家公司有能力把船开进密西西比河？因此这个规则实质上是集1840年以来不平等条约之大成的卖国条约。那时美国商品的价格仅为中国同类商品价格的三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中国民族企业根本不是美国公司的对手，纷纷破产。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地，工厂倒闭达27000余家，到1948年初，天津工厂已倒闭70％～80％。中国老百姓固然可以买到便宜的美国货了，却失去了收入来源。可以说，正是这个《友好通商条约》加速了国民党政府的亡覆。 这样看来，拉迪所引用的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估计还有点现实感。拉迪不够老实的地方在于，他给中国人画了一个几年以后的“馅饼”：“数年后，劳动及资本市场将再度充满生命力。”当然，如果把这个“馅饼”解剖开来，也有若干真实性。在美国老板看来，墨西哥今天的劳动和资本市场就是充满生命力的，美国公司可以用最低廉的价格雇佣到受过一定教育的墨西哥人，增强美国产品的竞争力，这样的劳动力市场当然是充满活力的。只是有一个前提：墨西哥人失去了最基本的医疗、教育、就业保障和社会保险，有工作的时候可以吃饱肚子，没工作的时候只好贫病而死，或铤而走险。这就是西方经济学老祖宗之一萨伊描述过的“工资铁律”：“当……需求落后于可以得到工作的人数时，他们的收入下降到这个（工人）阶级维持他们家庭成员生活所必需的费用之下。大部分背有孩子和疾病负担的家庭毁灭了；从那时起，劳动力供给下降，而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其价格就上升。”这也就是说，墨西哥将回到18世纪的资本主义时代。 本来，经济竞争和生存竞争是一样残酷的、双重性的，既有日益占据垄断地位的大企业、大集团、巨型跨国公司，也有大量被淘汰的中小企业和被淘汰的职工。但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和舆论界渐渐地营造了一个“竞争真好”的神话，认为竞争不仅有利于胜利者，也有利于失败者。 这种强权话语成为流行思维以后，一些人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以全社会利益的名义对“落后”者实行毫不留情的淘汰政策。比如北京淘汰“面的”就是这样，本来“面的”司机盘算着一辆“面的”开8年，才能在收回成本之外有诱人的利润可赚。但是突然一道指令下来，限令淘汰。这样，“面的”司机赚钱的梦想顿成泡影，几年的辛苦费就地搭进去不说，有的甚至连借来买车的钱都还不起。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再凑钱再买车，指望着用新车来还钱，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不仅如此，“面的”司机还有苦无处诉，谁叫自己“落后”呢？“落后就该被淘汰”，理该如此，自认倒霉吧。 但是，这里有三个重大问题。 其一，“落后就该被淘汰”，这是动物界的生存竞争法则，不应该是人类的生存法则。我们不是一直认为自己是文明社会吗？文明社会就应该以人为本，以人的生命和尊严为本，而不能以“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的规则为本，不能让“弱肉强食”的规则在人类社会合法化。如果不这样，那么北约打南斯拉夫，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就都符合这种“弱肉强食”的逻辑。如果谁弱谁就该挨打，谁弱谁就得听强者的话，则正义何在，公理何在，人权何在，自由何在，文明何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文明与野蛮的较量史，是公理和强权的较量史，是人权和金权的较量史，是多数人的自由和少数人的自由的较量史，正是有了反抗弱肉强食的力量存在，才有人类文明的进展。不能否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弱肉强食的力量、野蛮的力量占了主导地位，正义和文明的力量处于弱势。但这并不等于说正义和文明的力量只有束手就擒，所有人都必须放弃良心和道德，都只能匍匐在强权的脚下，只能听任跨国公司吮吸世界每一个角落的财富，听任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世界的每一寸土地。只能说，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对正义和文明的呼唤将更加强烈，更加迫切，也更加艰难，为正义和文明事业奋斗的力量将更加需要自觉的理论和强大的信念而已。我们完全可以说，只有千百万人自觉地投身到对正义和文明事业的不懈奋斗中来，才会有人类前进的希望和出路。否则，出于追逐利润而日新月异的技术只能加速人类灭亡的到来。现实的，不一定是合理的；合理的，不一定是现实的。如果把现实混同于合理，则人类就将丧失分辨是非的能力，丧失真正进步的可能。 其二，“落后就该被淘汰”这一论断体现出对人的生命和权利的漠视。如果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部门或某一阶层和团体被贴上“落后”的标签，则这一部分人就被认为是阻碍了技术和社会的进步，就会丧失了生存的理由。如此，则哥伦布屠杀印第安人，盎格鲁—撒克逊美国人屠杀美洲大陆的土著人，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日本人屠杀中国人，就都可以用“先进淘汰落后”的逻辑证明其合理性；如此，则工人的权利被漠视，农民的权利受侵犯，就都有了合理性；如此，则中华民族被淘汰也得到了合理性；如此，则美国人就有理由以先进技术的代表者的身份统治世界，屠杀和奴役世界各族人民。 其三，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经济从整体上来说的确还落后于发达国家，按照“落后就该被淘汰”的逻辑，“机制落后”的国有企业当然在被淘汰之列；“机制灵活”却缺乏资金、技术、规模的乡镇企业也在被淘汰之列，能够留下来的只有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实现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跨国公司的中国分厂。这样，就符合经济规律和国际分工体系原则了，但中国的独立强大之梦也就成了泡影，即中国被淘汰了。我们应该接受这种分工吗？应该接受被淘汰的现实吗？ 不知道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和某些媒体在娴熟地将“淘汰”逻辑灌输到公众头脑中时，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实际上，甚至连他们自己也在被淘汰之列。今天这些奉新自由主义教条圭臬的经济学家们继续能在美国学术界、政界中博得喝彩，那是因为他们在帮助美国淘汰中国，一旦中国被淘汰完毕，他们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到了被淘汰的时候了。 不知者不罪。然而，那些自觉帮助美国淘汰中国的经济学家真的是竞争神话的忠实信徒，以至自己成了被淘汰者还大呼痛快？中国的公众应该跟着这拨一门心思淘汰中国的学者齐呼痛快吗？中国的下岗工人和失业工人应该承认自己落后无能，成了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吗？中国的企业应该在一片落后的责骂声中自动退出竞争，让先进的跨国公司来兼并吗？我们应该把被淘汰作为改革彻底的结果吗？ 不！我们虽然落后，但我们也是人，也要生存，我们甚至还希望由弱到强。如果“自由派”所鼓吹的经济学意味着中国人民50年奋斗得来的成就被认作落后而加以淘汰，如果中国人民已经提高了的生活水平被认作是既得利益加以取消，那么，我们还有未来吗？！ 在这一方面，我们倒是可以向美国学点东西。事实上，尽管中国做出了令美国人不敢想象的让步，但美国却寸步不让。我方要求美国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在2005年终止对中国纺织品的出口配额限制，但美方却设置了三道防御机制来限制中国的出口：第一道是到2008年终止的纺织品特别防卫机制；第二道是进口潮机制，一旦美国认为中国对美出口增加过快即可启动，到2012年终止；第三道是反倾销机制，尽管中国加入了WTO，但仍然被美国当作非市场经济国家来调查和制裁，这一机制到2015年终止（根据美中商务委员会公布的材料）。事实上，就在朱镕基总理访美前夕，美国纺织品制造商学会散发了大量传真，告诫政府和国会要保护纺织行业。随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杰西·赫尔姆斯和欧内斯特·霍林斯扬言，如果不将中国纺织品出口配额延长到2010年，他们绝不会让国会通过中国入会案。 这真是令天真的中国人大开眼界！原来美国不仅保护落后，而且连这样一个低附加价值的、非战略性行业也要保护，这简直是对美国所倡导的自由竞争教条的莫大嘲讽。弄了半天，我们才是奉行自由贸易理念的模范。即使中国的银行、保险、汽车、电信、化工、造纸、农业还很弱小，即使这些行业对于中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即使这些行业有可能被外国公司全面控制，中国仍然要硬着头皮接受自由竞争的淘汰，这才叫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忠实信徒。 问题正在这里，中国经济界只是市场经济的信徒，而美国却是市场经济的教皇。信徒所得到的只是灵魂的安慰，教皇得到的却是什一税；信徒为了升入天堂，把最后一分钱捐给了教堂；而教皇却在寻欢作乐，嘲笑这些傻乎乎的信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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