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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柏林 1．世界经济的导论 与普遍的怀疑和拒绝态度相反，本书的主题是，自1500年以来就有一个全球世界经济及其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这种世界经济具有可以认定的自身的体系特征和动力，它在非洲一欧亚的根源可以上溯一千年。甚至在欧洲十字军东征之前，这个世界政治经济的结构及其动力就推动着欧洲寻求通向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亚洲的途径。正是亚洲的吸引力导致了在1492年哥伦布的航海活动之后西半球“新”世界的“发现”及其被纳入旧世界的经济和体系中，导致了在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的绕非洲航行之后欧洲与亚洲的关系更加紧密。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人们继续积极地寻找另外一条经由西北航线绕过或通过北美——以及向东通过北冰洋——抵达中国的途径。 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人至少继续支配世界经济达三个世纪之久。虽然欧洲与美洲建立起新的关系，并因此强化了它与亚洲的关系，但是欧洲继续在世界经济中处于相对的和绝对的边缘地位。实际上，欧洲新近从美洲源源不断地获得金钱，只是稍微扩大了它对世界市场的参与，还谈不上加深这种参与。正如这一章以及后面两章所证实的，至少到1750年，亚洲的生产性和商业性经济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口增长，依然比欧洲扩张得更快。 这一章将通过对各个地区的分析勾画世界贸易关系和金融流动的环球模式。通过对这些全球经济关系的结构和运作的考察，我将证明，在近代早期，确凿无疑地存在着一个世界市场。我之所以重申这一观点，是为了反击众多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对这一世界经济的普遍忽视乃至否认。事实上，近来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世界经济只是到现在才开始“全球化”。另外，忽视乃至明确否认近代早期世界市场及其基本劳动分工，依然是布罗代尔所谓的“欧洲的世界经济”和沃勒斯坦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以及他们的众多信徒所作的历史研究和所提出的社会科学理论的错误基础，更不用说第一章中提到的奥布赖恩那样的反对者。 弗雷德里克·莫罗（FredericMauro1961）提出了一个从1500—1800年以地区间生产和贸易竞争为基础的世界贸易的：‘洲际模式”。但是，在它的早期，达德利·诺思（DudleyNorth）在1691年就已经注意到它了：“就贸易而言，全世界犹如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世界各国犹如这个国家或民族中的各个成员。”另外，这个世界市场以及经由这个世界市场的货币流动造成了地区与部门之间以及它们内部的分工和竞争，从而也建立和加强了全球的相互联系： 记录资料表明，在可供选择的产品之间……存在着竞争，例如东印度的纺织品与欧洲的纺织品；在气候相同的各个地区的同类产品之间存在着竞争，例如爪哇与孟加拉湾出产的蔗糖，马德拉岛与圣多美岛出产的蔗糖以及巴西与西印度群岛出产的蔗糖；在气候条件不同的地区的产品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例如分别生长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的烟草，中国、波斯和印度的丝绸，日本、匈牙利、瑞典和西印度群岛的铜，所有这些产品都在竞争。……但是，阿姆斯特丹的商品交易价格是最好的晴雨表。 奇波拉所挑选出来的阿姆斯特丹可能是一段时期内的最好的市场价格晴雨表，但是我们不要把它混同于经济和金融气候本身及其起伏变化，那是世界范围的东西。当然，全球范围的地区内部和之间的竞争性、互补性和补偿性分工远远超出了奇波拉所举的几个例子。例如，勒内·巴伦德斯考察了阿拉伯海地区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那里和在其他地方的运营： 生产是向劳动成本最低的地方集中。用这一点、主要不是用低廉的运输成本就可以解释…正是比较成本优势把亚洲市场和美洲市场拉到一起——无论重商主义设置什么限制。另一个例子是，印度、阿拉伯和波斯的产品，如靛青、丝绸、蔗糖、珍珠、烟草，甚至稍后的咖啡——这些17世纪后期阿拉伯海贸易中最有利可图的商品——被其他地区、主要是美洲殖民地的产品取而代之。……由于这种全球性的产品替代进程，到1680年，阿拉伯海对欧洲的转口贸易消失了或者说衰落了。这种情况曾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被咖啡贸易的兴起所掩盖。但是它造成了海湾地区、红海和印度西海岸之间商业的长期萧条。这种转口贸易的衰落困阿拉伯海地区的内部贸易而有所缓和。但是中东地区不得不用出售地中海的大宗产品，如谷物或羊毛来换取来自印度的产品。不稳定的贸易平桥…对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萨非帝国的通货膨胀起了一种拉动作用。 本章将概述这些全球循环的世界市场关系及其分工基础和贸易（不）平衡的结果，并用地图来加以显示。 在本章的各“地区”说明中，我们会反复看到，农作物的选择与组合变化，或者丛林“处女地”的开垦，以及加工业的选择和这些农作物的商品化，是如何回应着当地的刺激和需求变动。在这一章和下一章中，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况是怎样导致了孟加拉和中国南方的毁林开荒。结果，土地、稻米、蔗糖、丝绸、白银和劳动相互交换，并换取木材及木制品，然后又从东南亚向外输出。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刺激是如何由地区性和地区间的市场力量传递的。而这些刺激又反过来通过竞争或补偿活动向地球的另一面扩散。实际上，有一些压力在同时向东和向西以及新加的反向的环球传递过程中会相遇，例如在印度或中国的乡村相遇。当然，正如第6章论述欧洲情况时所强调的，从美洲输入的蔗糖和从亚洲输入的丝绸和棉织品对当地的食品和羊毛生产是一个补充，解放了森林和耕地；因此，“羊吃人”和人吃一切，也是世界市场的一个结果。 这个全球市场的轮子是用白银的世界性流动来润滑的。在第3章和第6章中，我们会看到，欧洲人在美洲发现了银矿后才能够加入到这个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中。第3章将较详细地考察白银的生产和流动是如何刺激和拓展全球的生产和贸易，不同货币以及其他支付手段之间以及与其他商品之间的套利转换如何促进了一个包容一切商品的世界市场。当然，这整个贸易活动只是由于有了共同接受的货币形式或黄金、白银、铜、锡、贝币、铸币、纸币、汇票以及其他信用票据之间的套利转换才能展开。这些货币在非洲一欧亚内部和周边已经流通了千年之久（根据某些报告，也跨越太平洋，尤其是在中国和西半球之间流通）。但是，从16世纪起，美洲新世界被纳人这个旧世界经济以及美洲对世界货币总量和流动的贡献确实给经济活动与贸易一个新的推动。 （一）13世纪和14世纪时的前身 近年有两部著作开始对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作出一种非欧洲中心论的读解。它们是珍妮特·阿布一卢格霍德的《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和乔杜里的《欧洲之前的亚洲》。后一部著作的考察截止到1750年。阿布一卢格霍德为我这部著作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特别合适的出发点。她认为，八个相互联系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结合成一个统一的13世纪非洲一欧亚世界体系和分工。八个相互联系的地区被分成三个相互联系的内部紧密的亚体系：（1）欧洲亚体系，包括香按地区集市、弗兰德尔的工业以及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业区；（2）中东心脏地带及其联结东西方的商路，这些商路经由巴格达和波斯湾、开罗和红海而延伸到蒙古人控制的亚洲；（3）包括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在内的印度洋一东亚亚体系。重大的机遇和灾难以及14世纪中期的危机和黑死病对于它们几乎是共同的。 阿布一卢格霍德正确地指出，欧洲是“一个暴发户，处于亚洲兴旺发达的事业的边缘”，因此“不能足够早地开创这段历史反而导致了……对西方的兴起的因果做出一种指头去尾和歪曲的解释”。实际上，她认为欧洲本身12世纪和13世纪的发展至少部分地依赖于由十字军造成的欧洲与东地中海的贸易。如果不是为了追求“东方”的财富，十字军东征甚至不可能发生，至少不会有什么结果。实际上，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贸易、工业和财富主要基于这两个城市在欧洲和东方之间所扮演的中间人角色。甚至在整个中世纪黑暗时期，意大利城市都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这种角色。在公元1000年以后的经济复兴时期，这两个城市竭尽全力接触亚洲的贸易和财富。实际上，热那亚在1291年就曾尝试绕非洲航行，前往亚洲。 由于尝试失败，欧洲只得面对从东地中海出发的三条通向亚洲的主要商路：北路通过黑海，被热那亚人支配着；中路通过波斯湾，被巴格达支配着；取代中路的南路通过红海，促成开罗的繁荣和威尼斯经济伙伴的发达。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时期的蒙古人扩张在1258年攻占巴格达后加速了中路的衰落，从而促成了南路的发展。蒙古人接着控制了从黑海延伸出来的北路，从而促成了经由撒马尔罕等城市的中亚商路。中亚南路及沿途城市在蒙古人保护下繁荣起来。但是，从13世纪中期到14世纪结束，所有这些商路都饱受长期的世界经济萧条之苦，而黑死病与其说是这种萧条的原因，不如说是其后果（GillsandFrank1992FrankandGills1993）。然而，这一次贸易、生产和收入的盛衰的经济决定因素则远在更东的南亚、东南亚和东亚。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1400年前后，一个长周期的经济复兴在那些地方再次开始了。 但是，按照阿布一卢格霍德的读解，在此之前，这个世界体系已经在1250－1350年间达到了顶峰，在此之后，它逐步衰落乃至（实际）灭绝，然后于16世纪在南欧和西欧再生出来。用她的话说，“最重要的事实是，‘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Abll、Lllgh。d1989：388）我们应该赞同这后一句话，但不能赞同她的时间表，也不能赞同她的说法；13世纪和16世纪不是在同一个世界经济和体系里。阿布一卢格霍德认为，一个“体系”被另一个“体系”取而代之，而不是在别的地方又“重建”同一体系。对此，我曾提出批评，她也作了回答。阿布一卢格霍德的描述截止到1400年前后，我们可以从她结束的地方开始对全球世界经济和体系的考察。 世界经济原来主要是以亚洲为基础的，威尼斯和热那亚的经济事业和成就也是以亚洲为基础的。这两个城市从它们在亚洲财富和欧洲对财富的需求之间的中介地位中获取财富。它们与西亚的亚洲贸易终点之间的贸易是从黑海开始，经过地中海东部到埃及。这种贸易也是欧洲扩张的先声。欧洲人后来还是为了寻找通往亚洲之路面向大西洋扩张，最终向下绕过非洲到达印度，跨越大西洋到达美洲。人们对于哥伦布1492年的航海活动和达·伽马1498年的航海活动的原因一直争论不休。这些事件不是偶然的。说到底，哥伦布“发现”美洲是因为他要寻找东亚的市场和黄金。当时，贵金属货币短缺日益严重，引起非洲一欧亚世界市场黄金价格的上涨，从而使得这种冒险极有诱惑力，而且还可能有利可图（最后证明确是如此）。正如自称货币主义者的约翰·戴所说： 这个（货币短缺）问题从长远看引发了它自己的解决办法。金银块价格上涨及其储备的相应紧缩，是造成贵金属在欧洲各地走俏的基本原因，最终导致了人们寻求并成功地掌握了新的提炼加工技术。另外，15世纪的这种强烈的“黄金热”正是“地理大发现”背后的动力，最终使对货币如饥似渴的欧洲经济在现代之初一头扎入美洲宝库。 另外，伊比利亚人接近这个宝库的主要障碍，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穆斯林大张旗鼓的扩张、奥斯曼人的挺进及其在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威尼斯和热那亚在东地中海地区商路的竞争，热那亚人在伊比利亚的利益以及他们为了战胜威尼斯人对埃及商路的牢固控制而使出的种种手段。正如林达·谢弗（LyndaShaffer1989）指出的，这正是人们经常引用的葡萄牙人托姆·皮雷斯（TomePires）的那句话的意义：“谁成为马六甲的主人，谁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可以回想一下，哥伦布是热那亚人，他最初是为葡萄牙服务来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后来才接受西班牙的庇护。 再者，无论哥伦布、达·伽马以及后来的麦哲伦等人航海活动的直接刺激是什么，他们都有一种欧洲人长期广泛接受的冲动。正如帕尼卡尔（K．M．Panikkar1959：21－22）所说的：“我们只有认识到达·枷马抵达加尔各答一事乃是200年的古老梦想和75年的不懈努力的最终实现，才能充分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这种梦想是除了威尼斯人以外的所有地中海商业民族的共同梦想；这种努力主要是葡萄牙人付出的。”但是，博克瑟（C．R．Boxer1990：ix）引述了1534年葡萄牙的一份官方文件上的说法：“许多人……说，是印度发现了葡萄牙。”我们在以后几章中还会对欧洲人探寻亚洲的事业进行反思。这里我们接下来考察这项事业的某些后果。 （二）“哥伦布交流”及其后果 1492年和1498年航海活动及其引起的移民和贸易关系的三个主要后果很值得人们注意，这里只能作简略的描述。前两个后果是克罗斯比（AlfredCrosby1972，1986）所说的病菌和基因的“哥伦市交流”（Columbianexchange）以及“生态帝国主义”。欧洲人随身带来的病菌乃是他们最强大的征服武器。他们在新世界横扫一切，因为当地居民对欧洲人带来的病菌毫无免疫力。许多人包括克罗斯比以及威廉·麦克尼尔在其著作《瘟疫和助（1977）中都描述了这种毁灭性的扫荡。在加勒比海地区，几乎所有的土著部落居民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被扫荡殆尽。在大陆上，病菌的传播比科特斯（COnez）和皮萨罗（Pizarro）率领的远征军进展得更快更远，也更具有毁灭性。科特斯和皮萨罗发现，他们带到沿海的天花赶在他们前面传到内地。他们带来的新植物种子和动物则以较慢的速度传播着它们的危害。 在美洲新世界，这些征服活动是毁灭性的。到1650年，中美洲阿兹特克和玛雅文明的人口从原来的大约2500万萎缩到150万。安第斯山脉的印加文明也遭遇类似的命运，人口从原来的大约900万减少到60万。北美的情况也一样。甚至在大批的移民到来之前，第一批欧洲来客带来的病菌大约在1616－1617年就已经在大片土地上扫荡了许多土著居民。关于欧洲对美国的根本影响，有一种估计是，土著居民从500万减少到6万，后来才重新开始增多。根据有些人的估计，整个新世界的人口从1亿减少到500万。 甚至在游牧民族的亚洲腹地，俄国人向西伯利亚的进展，与其说是靠着军人和移民的武装，不如说借助于他们带来的病菌。正如克罗斯比指出的：“来自人口稠密地区的人们向较空旷的移民区移动时，享有细菌战的优势曾经是（现在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不过，与新的跨大西洋接触所引起的美洲人口衰落相比，病菌在非洲一欧亚地区的传播没有造成那么大规模的人口衰落。当然，这是由于非洲一欧亚地区的居民早已从多少世代的入侵、迁徙、长期贸易等相互接触中继承了较强的免疫力。同理，黑死病对欧洲的相对巨大影响也反映了欧洲在欧亚大陆中的封闭和边缘地位。 “哥伦布基因交流”不仅涉及到人类，而且涉及到动物和植物。旧世界的欧洲人不仅把自己而且把许多新的动植物引进新世界。其中最重要的（但不是说其他不重要）动物是马（美洲原来也有马，但后来灭绝了）、牛、绵羊、鸡和蜜蜂。欧洲人带来的植物中，较重要的有小麦、大麦、水稻、萝卜、白菜和葛黄。他们还带来了香蕉、咖啡。如果从实用角度而不是从起源角度看，蔗糖也是他们带来的，而且后来在许多方面对他们的经济有决定性影响。 通过“哥伦布交流”，新世界也对旧世界有许多贡献，例如动物方面的火鸡以及许多植物。有一些植物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区大大地增加了农业收获量，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和生存条件。红薯、南瓜、蚕豆，尤其是马铃薯和玉米，在欧洲和中国极大地增加了农业收获量和生存可能性，因为它们比其他作物更能经受恶劣的气候。新作物对人口众多的中国的绝对影响以及相对影响可能最大，因为来自新世界的作物使耕地增加了一倍，使人口增加了两倍。中国在16世纪觎年代已有关于红薯种植的记载，玉米在广世纪成为主要农作物之一。马铃薯、烟草以及其他来自新世界的作物也很重要。实际上正如我们在后面会论述到的，在中国和整个亚洲由此造成的人口增长远比欧洲大得多。今天中国人吃的食物中有37％是源出于美洲的。今天，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玉米生产国，全世界种植的块根作物中有94％是源自新世界。在非洲，特别是木薯和玉米以及向日葵、某些坚果和无处不成活的西红柿、辣椒扩大了人们的生存可能。后来非洲也成为可可、香草、花生和菠萝的一个主要出口地，而这些原本都来自美洲。 当然，哥伦布交流的第三个主要后果是新世界的金银对世界存量和货币流动的贡献。这也给自16世纪起旧世界经济中的经济活动和贸易一个新的推动。第3章将详细地考察这些流动，但在这一章将回顾一下这些后果对贸易流向和贸易平衡的某些影响。 （三）世界经济中某些被忽视的特点 我们特别有必要对地区间世界贸易网的某些特点作一点初步的评述（尽管在这一总结中它们不可能得到应有的笔墨）。这些特点涉及地区、商业移民群体、文献记载和生态等方面。 把‘美洲”、“欧洲”、“中国”说成“地区”，一方面是为了说明上的便利而武断地确定的，另一方面则是像刘易斯和威报（LewiandWigen1997）在（大陆的神话》一书中所强调的，也是现实的一种反映。世界上过去和现在一直有许多地区，这些地区“边界”内的劳动分工以及贸易关系的密度大于与“边界”外的分工和交易。“内部”贸易关系的密度大于“对外”贸易关系，可以归因于地理因素（高山、沙漠或海洋的分割和阻碍），政治因素（帝国的控制能力和代价以及帝国之间的竞争），文化因素（种族、宗教以及语言的联系）以及其他因素或其他的因素组合。群体的结合取决于因时因地的目标和变化，有时这种变化是很突然的。地区“单位”或“群体”可能是一个人，一个小家庭或大家庭，一个村庄或城镇，一个地方性“地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性”地区（环地中海地区）或一个“世界”地区（美洲、西亚、东南亚、南太平洋地区）。我举这些例子是为了说明，这些“地区单位”的确定是多么不稳定和不严格（实际上也很难做到十分严格），对它们的确定是多么武断。这也是为了强调，地区内的联系无论多么紧密，并不构成地区间的联系的障碍。实际上，所谓的地区内和地区间本身不过是我们如何着手确定地区的一个变量。如果世界是一个“地区”，那么一切都是内部关系。同理，如果断言现在或曾经有一个世界经济或体系，那么也就等于说它是由地区构成的。一切都取决于在哪儿、在什么时候存在着什么样的地区。 因此，在1400－1800年这一时期，美洲、欧洲、东南亚或中国是不是“地区”，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定义。就西半球大部分‘亚地区”而言，美洲内部的贸易关系肯定不如这些“亚地区”各自与欧洲某一部分之间的关系更密切，更不用说文化上的联系和接触或政治关系了。欧洲某些部分之间的关系也不如它们各自与美洲和亚洲民族或区域的关系更密切。但是，在印度次大陆或“中国”内部的大部分地区（亚地区？），印度内部或中国内部的地区间贸易（除了莫卧尔帝国和满清帝国边界变动的情况外）可能比它们与世界其他部分的贸易更频繁。（后面有对印度内部和地区间贸易的一些研究，并附有地图。）但是，东南亚某些部分，尤其是马尼拉和马六甲以及西亚的亚丁和霍尔木兹则是货物集散地。它们在16世纪和17世纪与世界其他部分的贸易关系强于它们与各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地区”内的穷乡僻壤的关系。 世界经济中的地区间贸易的另一个相关的显著特点是，有一批背井离乡的商人和商业移民群体。他们早在青铜时代就对贸易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近代早期当然还起着重要作用。正如“海外’华人、背井离乡的日本人和美国人“殖民地”及其‘地方性”报纸所显示的，今天他们依然如此。海外华人现在正向祖国投资；《国际先驱论坛报》这份美国报刊最初是在巴黎发行，现在已经在世界十几个城市开机印刷。 在我们考察的这一时期，马六甲几乎完全被背井离乡的商人所充斥，据皮雷斯统计，他们使用着84种不同的语言。在马六甲，来自坎贝和苏拉特的印度商人可能人数最多，但是他们也是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其他十几个港口城市的定居者，更是那些地方的季节性来客。17世纪，马尼拉有多达3万的定居华人，经营着跨太平洋的中国丝绸和瓷器贸易。来自中亚西部一个内陆国家的亚美尼亚人在萨非王朝的波斯城市伊斯法罕建立了一个内陆的商业移民基地，凭借着这个基地进行全亚洲贸易，并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本指导亚美尼亚人经商的手册。北美新英格兰人不仅在世界各海域寻找白鲸和其他鲸鱼，而且致力于非洲和加勒比海之间的奴隶贸易，还不时地在马达加斯加沿海进行海盗活动。数以万计、甚至上百万的华人移居海外——穆斯林的海外商人更是使东南亚“印度化”了。中亚自古以来就是商旅和迁徙的必经之地，此时依然如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存有关亚洲贸易的文献资料大多出自欧洲私人公司。他们当然只记录了商业活动或他们感兴趣的事情，尤其是关于这些客居异乡的商人情况。因此，许多有关亚洲生产和贸易的资料被这些欧洲人的记载遗漏了。内陆经济和跨洲南队贸易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欧洲人几乎看不到。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它们与迄1800年为止这一时期的海上贸易是互为补充的。 所有这些“发展”还有其他长远的影响。近年来的学术界把这种影响称作生态帝国主义或绿色帝国主义。一个重大后果是，森林普遍遭到破坏。人们毁林开荒或砍伐林木来造船和修建房屋，甚至更浪费地把木材烧成冶炼业使用的木炭或者当做其他方面的燃料（Chew1997，andforthcoming）。另一方面，马铃薯和玉米的栽培缓解了土地的压力，腾出的土地可以种植其他更适宜的作物。另外，新世界的蔗糖给欧洲提供了欧洲自身不能提供的食物热量。众所周知，后来新世界输出的小麦和肉类供养了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使他们能够把原本稀缺的土地用于其他方面，正如输入棉花后，就无需大片圈地来养羊了。在后面的地区考察和第6章中，我们会更详细地论及生态帝国主义问题。 2．世界劳动分工和贸易平衡 当然，自16世纪起，尤其是由于欧洲人兼并了美洲以及由此导致欧洲对非洲一欧亚事务和世界贸易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地区间关系发生了某种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延续了几个世纪。另外，还发生从其他方面看是十分重要的周期性变化，我在以前（1978a，1994，1995）以及本书第5章中对其中一些变化作了考察。再有，从18世纪初欧洲的霸权开始兴起，我们对此将在第6章中加以分析。但是，大体上说，即使不说在一千年里，那么至少在数个世纪里，世界贸易和分工的模式始终明显地保持着稳定，虽然有同期性变化，但基本表现为持续的发展（如GillsandFrank（1992）所考察的公元1400年以前那段时期；另参见FrankandGills1993）。从1400年到1800年这一时期的连续性也足以使我们承认下文所勾画的模式。 （一）全球经济的图示 我们用地图及其说明文字来大略地反映全球劳动分工、世界贸易网、贸易的平衡和不平衡，以及这些贸易不平衡是如何由反向货币流动来解决的。在1400年前后到1800年前后，在建立在世界分工基础上的复杂贸易网中进行交易的商品种类极其繁多，其中包括许多诸如大米这样的大宗商品。在确定其中某些商品的情况时，使用地图似乎十分便利。地图2．1是对世界经济的一个最概括的、但也比较粗略的显示。我选择“上北下南”的全球投影图来对环球贸易，尤其包括马尼拉大帆船（ManilaGalleon）跨太平洋的白银海运，作一个总体显示。但是，读者会明白，为了简洁明了，这幅地图和后面的地区图上的所有贸易路线都是示意性的。从示意的考虑出发，即使是想竭力反映全球和各地区的实际地理状况，这些图也没有追求做到极其准确。另外，与本书的标题和内容相反，这幅全球地图2．1与第3章的地图3．1都不是按照我的愿望以亚洲为中心的。这是因为我的绘图员在用电脑绘图时，在他所在的西加拿大大学地理系找不到一幅不以欧洲为中心的地图为样本，甚至他的制图软件也没有足够的伸缩性，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无法把这幅地图稍微转动一下，使之重新以东方为准调整方向。 地区图及其各自的说明文字更具体地显示了主要的地区和地区间的贸易路线。地图2．2展现的是大西洋地区，包括美洲、非洲和欧洲及其著名的“三角”贸易以及从美洲到欧洲的跨大西洋白银运输。地图2．3与前一幅地图衔接，主要显示欧洲与西亚、南亚和中亚之间的主要贸易路线，包括绕道南非好望角和通过波罗的海、红海和波斯湾的路线。地图2．4具体显示了经由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东西方贸易路线的连续性，其海上贸易把东非和西亚与南亚和东南亚联结起来。但是，这幅地图也显示了一些西亚和中亚的重要内陆商路以及它们与南亚之间的重要商路，按照我在正文里的解释，这些商路与海上商路主要是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地图2．5的西部与前一幅地图衔接，主要显示印度、东南亚、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孟加拉湾和南中国海贸易路线以及它们与马尼拉的跨太平洋贸易的联结。但是，这幅地图也想强调印度各地（旁遮普、古吉拉特、马拉巴尔、科罗曼德尔和孟加拉）之间的海上和陆地贸易，以及经常被人忽视的中国与东南亚的缅甸、逞罗和越南之间、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内陆贸易。 绘制这4幅地图也是为了显示地区间贸易不平衡的基本情况以及这些不平衡是如何通过金银块的运输来补偿的。因此，这些地图是用实线来显示商品贸易路线。这些实线从1号编到13号，并附有相应的说明文字，列举出每一条至要路线的主要商品。经常性的贸易赤字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出口商品来支付其他商品的进口造成的，因此只能用出口黄金、主要是银块或银币来支付和平衡。这一章和下一章（论货币）强调，最西方地区与最东方地区之间的长期贸易赤字，使得白银主要向东流动——以及从出口金银块或金银币来谋利。全球地图2．1用商品贸易路线上画的向东的箭头显示这种以白银为主的流向，个别向西的箭头表示从美洲和日本流向中国。 地区图则使用了不同的惯例：白银流向是用与实线平行的间断线来表示，黄金流向是用与实线平行的虚线来表示，数字表示商品。因此，表示白银输出的间断线上的向东箭头也表示，沿着平行的表示商品贸易路线的实线从东向西有一个基本相反的商品输出盈余。具体地说，欧洲从东方的全部进口几乎都要用欧洲输出（美洲）白银来支付。在地图上，西欧与波罗的海和西亚之间以及从这些地区接着向南亚、东南亚乃至最终到东亚（主要是中国）的带有向东箭头的间断线，就显示了这种情况。那里是世界上大约一半白银的“秘客”。第3章将会对此做出描述，并提供一幅有关世界白银生产和流向的基本地图。 本章还将逐个地区地讨论全球多边世界贸易，首先从美洲开始，然后绕着地球从西向东逐一考察。在我们考察世界每一个主要地区时，我们将注意各个地区的一些特点，以及它们是如何介人和促进各个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尤其是与东西两侧直接毗邻地区之间的关系。 在某些情况下，金银输出地区也是贵金属生产地区和商业性输出地区（例如，美洲和日本的白银，非洲和东南亚的黄金）。可能除了这种情况外，金银及其铸币的净输出表明了一种贸易入超或赤字。因此，有关金银块和（或）金银币的运输记载，就成为有关地区间贸易赤字和盈余以及结算和平衡情况的最便利的资料。遗憾的是，虽然汇票、信用状以及其他信用手段确实被广泛地使用，我们却知之甚少。 基于下述原因，我们的评述给予欧洲、美洲甚至非洲的篇幅比较少：首先，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经济份额、参与程度以及重要性（除了由欧洲人分配的美洲金钱的独特作用外）远远不如世界其他许多部分，尤其是东亚和南亚，可能也远远逊于东南亚和西亚。其次，现有的历史、经济和社会文献已经向欧洲和美洲以及二者与非洲的关系倾泻了大量的笔墨和关注，而这与公元1800年以前它们在世界经济中不那么重要的作用完全不成比例。另外，迄今为止从一种膨胀的欧洲中心论角度撰写的文献已经汗牛充栋，这也包括我以前的著作在内，而本书的宗旨就是想促使人们对此有所纠正，甚至想取而代之。因此，把注意力集中在实际重要而又受到不应有的忽视的其他地区，可以说是完全正当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的这点微薄努力就能包打天下，彻底翻案。第三个原因是，本书的宗旨主要不是通过考察不同“地区”来纠正这类错案；正如前面指出的，这种“地区”划分本身总是武断的。更重要的目的在于论证这些地区之间的关系的性质、类型和变化。 因此，实际的目的，也是第四个原因是，为研究世界经济和体系整体的结构和动力建立更坚实的基础。我们要不厌其烦地说，整体（大于其部分的总和），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决定着部分的“内部”性质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外部关系”。因此，我们开始做80页（英文原书第二章的篇幅。——译者注）的历史环球巡游，主要是绕着地球向东走。我们从美洲开始，但是始终要谨记这个整体观念。 （二）美洲 我们已经考察了“发现”美洲和把美洲纳入世界经济的原因及其对美洲土著民族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是使美洲人口从大约1亿人减少到500万人。最初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影响的，主要是美洲提供的新植物，种植园作物的输出，当然还有首先是黄金然后是大量白银的生产与输出。黄金输出始于1492年的（地理）“发现”，到16世纪中期大量白银开始输出。在17世纪这种白银生产与输出究竟衰落到什么程度，或仅仅是有些萧条，甚至有所增加，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也不管（或者可能是因为？）欧洲供应的美洲金钱所产生的刺激小了，还是对这种供应的利用更完善了，总之，在“17世纪危机”期间，生产和贸易似乎在持续增长。在18世纪，白银的生产和输出再次增长（或继续保持增长势头），而且全世界其他商品的生产和贸易也在增长。 在这几个世纪，尤其在18世纪，著名的大西洋“三角”贸易发展成非洲一欧亚贸易和世界经济分工的一个重要附属部分（见地图22）。实际上，这里有几个相互关联的大西洋三角贸易。最重要的三角贸易是，欧洲、尤其英国制造业产品向美洲和非洲出口，包括把许多来自印度和中国的纺织品和其他商品转口到美洲和非洲；非洲向加勒比海地区以及南美和北美奴隶种植园输出奴隶；加勒比海地区向欧洲输出蔗糖，北美向欧洲输出烟草、皮毛以及其他商品。在17世纪，更不用说18世纪，对于欧洲制造业来说，北美、加勒比海地区和非洲也变成了越来越重要的出口市场（亚洲还谈不上），包括向非洲出口枪支，用于围捕奴隶。此时欧洲也向非洲、加勒比海地区以及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大量转口输出亚洲商品，尤其是印度的纺织品。 但是，还有其他相关的三角贸易。其中，北美殖民地从加勒比海地区进口砂糖和糖浆，向加勒比海地区出口谷物、木材和松脂制品，向欧洲出口用进口的糖浆制成的朗姆酒。但是，在这些三角贸易中，第二位重要的贸易是贸易本身，包括航运、金融服务和奴隶贸易。美洲殖民地从这种贸易中大获其利，从而能够弥补它们与欧洲的长期贸易赤字，并积累它们本身的资本。有关大西洋贸易的文献极其浩繁（我本人对此作过分析，见Frank1978旬，远比关于规模更大、也更重要的跨（环）非洲一欧亚贸易的文献丰富得多。但是，这些文献大大忽视了美洲继续作为前往亚洲的中转站这一角色的巨大吸引力。继续探寻前往中国的西北通道，这种努力决定了加拿大历史的许多方面，而加拿大也被视为一个与同样作为中间站的美国互补的平行通道。迟至1873年，加拿大托利党的一份报纸还对一项修建通向太平洋的铁路的合同表示欢迎，因为“它用最短的路线和最便宜的运费给蒙特利尔带来印度、中国和日本的贸易”。 (三)非洲 1500年前后，非洲有大约8，500万人，但是两个半世纪后，到1750年才只有大约1亿人，其中大约8，000万到9，500万人居住在撒哈拉以南（参见第4章的表4．1和4．2）。当然，奴隶战争和奴隶贸易促使贩奴地区的人口、尤其是男人减少（虽然这种比例变化有利于女人，但是也减少了生育的妇女）。另外，贩卖奴隶并不限于西非和西南非的大西洋奴隶贸易，而且包括非洲内部以及从东非向阿拉伯地区贩卖奴隶。但是，早先认为奴隶贸易输出了1亿奴隶的说法，长期以来得到修正。这个数字下降到大约1，000万，后来又上升到1，200万。直接的人口影响似乎不是根本性的。间接的影响是否更大，还很难讲。但是，人口和社会经济增长似乎比以前几个世纪放慢了。很显然，当欧亚大部分地区的人口迅速膨胀时，非洲的人口始终稳定不变。这就引出一个问题：非洲在没有被完全纳入世界体系之前，是否相对游离于刺激着其他地方的生产与人口增长的世界性力量之外（当然这些力量也减少了美洲的人口）？ 在15世纪，非洲内部贸易的总量远远大于人们更清楚地了解的非洲和欧洲之间的大西洋贸易（Curtin1983：232）。另外，在以后几个世纪里，跨撒哈拉的贸易也在增长（Austen1990：312）。西非的长途贸易——尤其是黄金贸易——主要面向北方，穿过撒哈拉（尤其但不仅仅是沿着著名的廷巴克图一非斯路线）通向地中海（见地图2．3）。以西北非为起点的塞内加尔沿岸海上贸易以及后来以西南非为起点的大西洋奴隶贸易是对这种贸易的补充，但从来没有取代这种贸易。 也就是说，非洲参与大西洋贸易，既没有使非洲发展出全面的贸易关系和分工，也没有取代原有的跨撒哈拉贸易。相反，在非洲（以及我们后面将会论述的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东亚），新的海上贸易只是补充甚至刺激了原有的、而且依然发展的内陆贸易。莫斯利（KarenMoseley1992：536）敏锐地指出：“新贸易的形式和内容……至少到18世纪为止，基本上是原有模式的延伸。”“当这个地区被纳入这两个沙漠和海上商业体系后，苏丹的贸易和工业达到了全盛期。”（Austen1987：82，转引自Moseley1992：538）因此，跨撒哈拉贸易在总体上继续兴旺发展。具体而言，它从西非转运的奴隶，从15世纪的43万增加到16世纪的55万，在17和18世纪都超过了70万。当然，也一直有东西方向的贸易，其中包括“朝觐的香客”把无数黄金经由马格里布从陆地上带到利比亚，或者通过地中海带到埃及和阿拉伯半岛。 在西非，贝壳成为主要的交换媒介。它们产于马尔代夫群岛，在南亚被当做货币使用。欧洲人把它们带到非洲，购买作为输出品的奴隶。随着奴隶贸易的发展，贝壳的进口量增长得十分迅速——后来又减少了。非洲需要贝壳，因此贝壳就输入非洲。在非洲，贝壳作为货币与金粉和金银币并存，甚至取代后者，成为主要的地区货币。与其他地方的贵金属和货币一样，贝壳推动着经济活动和商业化的扩张，使之深入到内地，尤其是穷乡僻壤。但是，贝壳无法再输出，因为欧洲人和其他人不接受这种支付手段。因此，这种单向的贝壳贸易也就进一步促成了非洲人在整个世界贸易中的边缘化（Seider1995；参见本书论述货币的第3章的更详细讨论）。但是，在非洲，纺织品也是一种重要的、而且往往是更重要的交换媒介；但是，进口的高质量织物的货币化程度不如非洲织物的程度高（Curtin1983；232）。 东非贸易早在罗马帝国时期的（红海巡航记脚就有所描述，主要是对北方肥沃新月地区和向东跨越印度洋的贸易。在本书讨论的时期，输出品主要是“天然”产品，尤其是象牙和黄金，但也有奴隶；输人品是印度的纺织品和谷物、阿拉伯的陶器。中国的瓷器以及充当货币的马尔代夫的贝壳。东非港口是南非、尤其是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与北非和（或）印度洋港口之间的中转站。海运业和贸易基本上被阿拉伯人和印度人控制，但是来自新英格兰的美国人在东南非和马达加斯加沿岸很活跃，尽管只是一些海盗船只： 美国人抢劫阿拉伯和法国船只。然后在其他奴隶贸易市场上用印度纺织品、绳索、帆布、武器或弹药来交换珊瑚。珍珠以及其他实用品。因为美国人不仅在马达加斯加，而且在莫桑比克、又拉果河湾、斯瓦希利海岸以及厂一一如果奋福的话是真的——甚至在摩加迪沙进行交易。他们手中除了肯定有武器和朗好酒外，还会有其他许多货物，因为法国人、荷兰人和宗主国英国人等这些竞争者不知道这些货物究竟有多少，在哪里进行交易。（Barendse1997：chap、1） （四）欧洲 金银的主要输入者和再输出者是西欧和南欧，因为它们要以此来弥补与其他地区（除了美洲和非洲）之间的长期而巨大的结构性贸易赤字。当然，欧洲人之所以能接受非洲和美洲的金银而不大量地返回金银，主要是由于他们在转手输出亚洲商品时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西欧与波罗的海、东欧、西亚有直接的贸易赤字，与印度有直接的或间接通过西亚的贸易赤字，与东南亚有直接的或间接通过印度的贸易赤字，与中国有间接的通过上述所有地区和日本的贸易赤字，因此把大量白银和一些黄金转手输出到这些地区。 表明欧洲结构性贸易赤字的一个数据是，在总出口中，黄金和白银从未少于2／3。例如，在161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全部出口物中实物只占6％的价值，金银则占94％的价值（DasGuptaandPearson1987：186）。实际上，在1660—1720年这60年间，贵金属占该公司向亚洲输入总值的87％。出于同样的原因，代表制造业和其他“提倡出口”的利益集团的英国政府，在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上要求，英国出口产品至少要占该公司出口总值的1／10。即使这样一点儿出口产品，该公司都难以找到市场，它们大部分最远只能出口到西亚。后来，少量的细绒呢运到印度，但不是做衣服，而是被当做家庭和军事用品，如地毯和鞍垫。欧洲大部分出口物是金属或金属制品。由于无法完成仅仅10％的定额，该公司不得不在发票上弄虚作假，以减少出口“总数”，而且它一直不能摆脱为自己从亚洲进口货物寻找资金的压力。因此，它卷入亚洲内部的“国内贸易”。这种贸易比亚洲一欧洲贸易兴旺得多，也更有利可图。 总之，欧洲在获得美洲金钱时相对容易和廉价，如果没有这种资源，欧洲几乎不可能参与世界经济；但是欧洲一直有贸易赤宇，在世界经济中始终是一个边缘角色。欧洲新发现的收入与财富资源使欧洲本身的生产有所增长，从而支持了人口增长。欧洲人口在14世纪的大萎缩之后，在15世纪开始恢复。在两个半世纪里，欧洲人口大约平均每年增长0．3％，从1500年的6，000多万增加到1750年的1亿3，000万或1亿4，000万，翻了一番。但是，按照欧亚大陆的标准，欧洲人口的增长是比较缓慢的；因为整个亚洲，尤其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增长要快得多，总数也大得多（见表4．1和表42）。 （五）西亚 西亚（更恰当地说，是分散在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萨非帝国以及毗邻地区的许多地区和城市）包含着一系列相互紧密联系的生产和商业中心。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在16世纪是增长的，以后就停滞不前了。按照欧亚大陆的标准，西亚人口总体上似乎稳定在3，000万人左右（见表4．1）。 自远古以来，西亚所处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向北到波罗的海、俄罗斯、中亚与向南到阿拉伯半岛、埃及、东非的一个商业和迁徙枢纽，尤其是向西到沿大西洋的西非、马格里布、欧洲和地中海等地经济中心与向东到整个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的一个商业和迁徙枢纽。这里的生产中心分散在各地，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从海上和陆地进行贸易活动。西亚也有一种陆地、海上与河运贸易的结合，在许多城市转运货物。在许多世纪里，联结亚洲的波斯湾商路使巴格达成为各个方向的陆路、海上与沿河贸易的汇聚点和转运站。另外一条与之长期竞争的红海商路则扶持了开罗、苏伊土地区，当然也扶持了靠近印度洋的穆哈与亚丁。西亚的贸易主要被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以及以波斯为基地的亚美尼亚定居商人所掌握。（在亚洲其他地方，亚美尼亚客商团体也有很大势力。） 奥斯曼帝国 欧洲人把奥斯曼帝国看作是自成一体的世界和“基本上是一个城堡”观念，更多地是一种意识形态产物，而不是对事实的概括。另外，“传统的”欧洲中心论把奥斯曼统治阶层贬低为陷入泥潭的穆斯林军事官僚。这种观念只是部分地反映了历史现实，反映了奥斯曼人针对欧洲商业利益和野心而展开的商业竞争。虽然布罗代尔也把奥斯曼帝国称作“一个贸易枢纽”，但是它在世界经济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远远超出布罗代尔这样的欧洲人所承认的程度。 奥斯曼人确实占据着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地理和经济枢纽，而且他们也竭力从中谋取最大的好处。东西方的香料和丝绸贸易通过奥斯曼境内的水陆要道。自拜占廷帝国以来的一千年间，君士坦丁堡凭借着其作为一个南北和东西交通枢纽的地位而发达兴旺起来。这也诱使奥斯曼人征服它。奥斯曼人把它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它拥有60万到75万人口，是欧洲和西亚最大的城市，是世界第二大城市。总体上看，奥斯曼帝国的城市化程度高于欧洲。其他相互争夺通商要道的商业中心有布尔萨、伊兹密尔、阿勒颇和开罗。开罗的命运总是取决于与波斯湾商路竞争的红海商路。在18世纪晚期，加勒比海地区出产的咖啡和阿拉伯地区出产的咖啡之间的竞争决定着开罗的盛衰。 当然，奥斯曼人与其他人一样，不想杀掉转口贸易这只下金蛋的母鸡。货币的转口贸易尤为重要，尽告’世界经济和货币的发展经常对奥斯曼货币体系产生影响……（从西方流向东方的）大规模金银运动对这个脆弱的体系经常产生有害的影响”。另外，奥斯曼人不仅与西方的欧洲有联系，而且与北方的俄罗斯和东方的波斯有直接联系： 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迫使（奥斯曼和波斯）双方即使在交战期间也必须维持密切的贸易关系…欧洲的丝绸消费和加工业的膨胀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是奥斯曼和波斯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基础。这两个帝国的政府财政收入和白银存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来自与欧洲的丝绸贸易。奥斯曼帝国的丝绸加工业…依赖于从伊朗进口的生丝…在14世纪（至少一直到整个16世纪），由于世界贸易网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布尔萨变成了东西方之间不仅是丝绸、而且还有其他亚洲产品的世界市场。 但是，奥斯曼宫廷以及其他奥斯曼人还有自己特有的资源——以及大陆贸易联系——来进口远方中国的大量产品。今天，在一个收藏处就有上万件瓷器，足以证明这种推断。 奥斯曼帝国也从南国内各地的生产和商业中，从地区间的和国际的分工、专业化和贸易中汲取财富。在奥斯曼的经济里，在私人的、公共的和各种半公共的企业、部门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部门间、地区间甚至国际间的劳动力流动。许多人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胡里·伊斯拉莫格鲁一伊南（1987）和苏莱雅·法洛奇（198，1986，1987）关于丝绸、棉花及其纺织品、皮革及其制品、农业以及采矿业和金属业的研究。例如，法洛奇总结说： 首先，粗布纺织是许多地区的一种乡间生产活动。其次，它的开展与市场有着紧密联系。在不少情况下，原料必须由商业提供，与远方买主的联系也是稳定的。顺便说，有一份更详细的文件……显示，在这方面有投资谋利的机会。 另外，奥斯曼人在向西方和东方两个方向扩张。这种扩张的动力和基础不仅是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而且确实首先是经济方面的。与威尼斯人、法国人、葡萄牙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人一样，奥斯曼人也一直努力改变和控制主要的商路，因为这是他们及其国家的生命线。在这方面，奥斯曼人的主要竞争对手同样是西方的欧洲列强和东方近邻波斯。在能够采摘经济果实的巴尔干和地中海，奥斯曼的穆斯林们对抗而且力图取代欧洲基督徒，显然也包括控制地中海的商路。当然，巴尔干也是木材、染料、白银以及其他金属的一个重要来源。征服埃及确保了奥斯曼人能够获得来自苏丹和非洲其他地方的黄金。 帕尔米拉·布鲁梅特（1994）从一种更广阔的世界经济视野对这个问题作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探讨。她在研究中把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政策和其他军事政策看作是附属于其首要的商业地区利益和世界经济野心的一种开路工具： 奥斯曼人是地中海贸易网的自觉参与者，因为他们的帝国就是从这种贸易网中产生出来的。在野心、商业行为以及对大一统霸权的追求方面，他们的国家与欧洲各国不相上下。奥斯曼人的国家以商人的方式追逐利润，确立、宣扬和推进他们的政治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占据和剥削商业中心与生产基地。……那些高官大臣从不疏远商业活动，反而寻找商业机会，从这些机会中获取和鲸吞财富。……有资料表明，奥斯曼王室成员和行政军事官员直接参与贸易活动……尤其是已经根深蒂固的谷物出口。……奥斯曼人在铜、木材、丝绸和香料贸易中的投资也很重要。很显然，控制东方贸易的前景比仅仅开拓疆界的机遇，对奥斯曼人的吸引力更大，因此朝廷官员鼓动君主为获取商业财富而征战。奥斯曼海军的发展就是为了占有和保护这种财富。 奥斯曼人在东方想更多地分享南亚贸易。这种野心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埃及和叙利亚的马木路克商人。借助葡萄牙人之力，奥斯曼人很快就迫使马水路克退出生意场。在奥斯曼人统治之下，阿拉伯商人继续从事印度洋的生意。尤其对于土耳其人的东方贸易来说，第二个主要障碍是波斯的萨菲帝国。奥斯曼与萨菲进行了多次战争，始终未能克服这种障碍。虽然奥斯曼人与葡萄牙人心照不喜地相互提供便利，共同对付波斯人，但是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另有自己的图谋。他们要从奥斯曼人和波斯人手中争夺贸易控制权。葡萄牙人的介入从根本上消除了威尼斯人在丝绸贸易中的垄断地位，帮助奥斯曼人至少在东地中海贸易中建立了垄断地位． 附带地说，在追求最大和优先的商业利益方面的这些外交。政治和军事上的纵横排阎、竞争策略和公开战争，完全戳穿了所谓基督教的西方与伊斯兰教的东方两军对垒、泾渭分明的神话。穆斯林们（马木路克、奥斯曼人、波斯人和印度人）互相厮杀，而且不断地变换着与不同的欧洲基督教国家（例如葡萄牙人、法国人、威尼斯人和哈布斯堡）的结盟关系。而这些基督教国家也为了同样的利润目的而相互较量。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国王阿巴斯一世一再派使团到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以结成反对共同的奥斯曼穆斯林敌人的同盟，后来又给予英国人商业特许权，报答他们在把葡萄牙人驱逐出霍尔木兹时提供的帮助。但是，在此之前，葡萄牙人曾经向伊斯兰教的萨菲王朝供应信奉伊斯兰教的印度生产的武器，来对抗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人。 因此，只要有机可乘，“利用宗教字眼儿……便成为所有争夺欧亚势力范围的竞争者的一个策略。它可以用来为主权要求辩护，争取军队和民众的支持，诋毁别的国家的主权要求”（Brummett1994：180）。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奥斯曼穆斯林与印度的古吉拉特人、亚齐特的苏门答腊人结成同盟，奥斯曼帝国向后者派遣了一个大型海军使团，共同对抗葡萄牙人的商业竞争。附带地说，这种纵横排间、翻云覆雨的“生意”还有另外一种发人深省的启示：所谓在国际行为方面欧洲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说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这也就打破了另外一种关于欧洲“独特性”的欧洲中心论神话。 总之，与通常的想法相反，我们应该赞同法洛奇的总结： 奥斯曼帝国与印度次大陆的贸易，以及奥斯曼与伊朗的商业和帝国内的地区间贸……（主制利用了亚洲陆上商路。奥斯曼国家对这些商路的控制是延缓欧洲经济渗透的一个因素。……奥斯曼帝国和印度莫卧尔王朝都属于“火药帝国”的范畴。但是，它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共同特点：它们都是征收现金赋税的帝国，因此如果没有国内外贸易，它们就不能生存。 萨菲王朝时期的波斯 波斯不太容易受外界影响。这可能有两个原因：它的地理位置使它具有一个更强大的贸易地位；它自身拥有更多的白银资源，它的铸币也在奥斯曼帝国流通。 伊朗高原上商路纵横交错，从东向西把中亚大草原、印度平原与地中海的港口联结起来，从南向北把俄罗斯的河流与波斯湾沿岸联结起来，支撑着从东印度群岛、印度和中国到欧洲的贸易。沿路有一连串重要城镇，它们的位置是由地理和经济因素以及政治因素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各条主要商路的相对重要性时有变动，但是它们几乎一直都被人们使用着。 另外，与我们在撒哈拉已经看到的和将在印度看到的情况一样，波斯的陆路贸易和海上贸易主要是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实际上，印度和波斯之间的陆地商队贸易在整个18世纪十分兴旺，所输送的商品数量与海路贸易不相上下。商人们为了分散风险，让一些货物通过坎大哈和其他内陆商业中心来转运，让另一些货物通过霍尔木兹一阿巴斯港来转运回。 15世纪中期，早在葡萄牙人抵达霍尔木兹之前，就有人记录了“来自7种气候的商人”抵达霍尔木兹的情况。他们分别来自埃及、叙利亚、安纳托利亚、突厥斯坦、俄罗斯、中国、爪哇、孟加拉、逞罗、（缅甸的）丹那沙林、（也门的）索科特拉、（印度的）比贾布尔、马尔代夫群岛。（印度的）马拉巴尔、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桑给巴尔、（印度的）胜利城、（印度的）古尔伯加、古吉拉特、坎贝、阿拉伯半岛、亚丁、（埃塞俄比亚的）吉达、也门，当然还有波斯各地。他们到这里或者进行易货贸易，或者出售货物换取现金，有时也赊账。商人在社会中享有很好的待遇。到15世纪末，波斯与印度和东方的贸易特别兴旺。波斯成为西亚主要的丝绸产地和出口地，其成本甚至比中国和后来的孟加拉都低（Attman1981：40）。主要进口者是俄罗斯、高加索、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奥斯曼人及其转手后的欧洲人。这种贸易使得波斯生产者从俄罗斯、欧洲以及奥斯曼人那里获得重要的白银收益和其他收入，同时也使奥斯曼中间商获得利润。波斯国王阿巴斯一世（1588－1629年）及其后继者们不遗余力地促进和保护这种贸易，其中包括对奥斯曼人开战，从奥斯曼的战区招引亚美尼亚工匠和商人并加以保护，从葡萄牙人手中收复霍尔木兹。1615－1618年的奥斯曼一萨菲战争以及从1578年到1639年的断断续续的冲突，主要是为了争夺对丝绸贸易及其商路的控制权。波斯人想绕过奥斯曼的中间商，而奥斯曼人则极力维护自己的地位。以后，波斯贸易逐渐转向印度洋的东方贸易；在1723年萨菲王朝垮台后，波斯的丝绸基本上被来自叙利亚的丝绸取代了。 葡萄牙人首先来到波斯及其周边进行贸易活动，接踵而来的是荷兰人。欧洲主要需要波斯的丝绸和一些毛织品，用亚洲的香料、棉织品、瓷器、各种日用品以及欧洲的金属制品乃至黄金来进行交易。欧洲人与波斯国王和普通商人之间的长期反复的商业冲突，不断地引起外交冲突，偶尔也会发生军事冲突。但是，欧洲人没有足够的商业竞争力量和政治军事力量，无法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例如，当人们说荷兰东印度公司迫使波斯屈从于其世界贸易联系网时，不过表达了一种荷兰人和波斯人都不曾有的信念。因此，有时候我们必须看看历史现实，即实际上可能是怎么回事。……（历史现实）显示，欧洲人并没有把波斯人指挥得团团转，而是采取了其他的迂回方式。……欧洲人在面对这种情况时本来会采取行动的，而且事实上也采取了行动，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波斯活动了整整140年，他们却无力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处境。 总的来看，西亚对欧洲的贸易有盈余，但对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可能还有中亚——白银通过中亚主要向东流动，但黄金主要向西流动）的贸易有赤字。西亚是用它对欧洲贸易、对马格里市贸易以及经马格里布中转的对西非贸易的盈余白银和东非黄金、再加上西亚本身、尤其是安纳托利亚和波斯生产的一些金银来弥补东方贸易的赤字。1621年，有一位观察者写道： 波斯人、摩尔人和印度人在阿勒颇、穆哈和亚历山大港与土耳其人j政生丝、药材、香料、靛青和印花布的生意；现金交易，规矩依旧；他们需要的其他外国货很少……他们每年统共用不了四万或五万镑（只有上述进口货总值的5％需要用香料来支付）。（转引自Masters1988：147） 但是，乔杜里认为：（西亚）伊斯兰世界是否长期苦于贸易方面的赤字，尚无定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对印底印度尼西亚群岛和中国的贸易是用出口贵金属、黄金和白银来平衡的。（但是）中东似乎在与基督教的西方、中亚以及东非的城邦国家的贸易方面有盈余。这种顺差表现为金银财宝的形式，但是这些金银财宝没有成为本地的财富储备，而是流向东方。 （六）印度与印度洋 我们在亚洲可以看到一串犹如项链的港口城市 顺时外看，最重要的港口城市有亚丁（和稍后的穆哈）。霍尔木兹、坎贝湾的几处（在不同时期分别是第乌、坎贝和苏拉特）、果阿、卡利卡特、科伦坡、马德拉斯、默苏利确德姆、马六甲和亚齐持。毫无疑问，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所有这些港口城市的重要性此起披伏，但是它们的某些共同特点值得注意。它们的居民极其庞杂，通常有印度洋甚至更远的地方的所有主要航海民族的代表：马六甲有华人，大多数地方有欧洲人……所有这些港口城市也是转运中。有些港口城市没有自己的供货内地，如霍尔木兹和马六甲，因此几乎以转运货物作为自己的唯一功能，但是，甚至那些出口。岸城市也转运从其他地方来的货物。 印度洋世界的地理和经济中心是印度次大陆本身。在莫卧尔人征服之前，它的许多地区相当发达，已经在世界组织业中独占鳌头。虽然人们通常认为，莫卧尔帝国在财政上依赖于农业及其税收，但是莫卧尔人的征服使印度实现了进一步的统一、城市化和商业化。事实上，到对世纪，莫卧尔的主要都市阿格拉。德里与拉合尔都有大约50万人口，有些商业中心城市也有20万以上的人口。这大大高于19世纪印度城市化的程度，也使欧洲人控制的仅有3万人口的亚洲飞地，如葡属马六甲与荷属巴达维亚相形见拙（Reid1990：82）。印度次大陆的总人口在两个半世纪里也翻了一倍多，从1500年的5，400万到7，900万之间，增加到1750年的1亿3，000万到2亿之间《见表4．1和4．2）。还有人估计，1500年大约有1亿人，1600年大约有1亿4，000万到二亿5，000万人，到1800年大约有1亿8，500万到2亿人（Richards1996）。 关于印度的情况，乔杜里认为： 总体来看，印度的陆路贸易和海运贸易越来越倾向于出口而不是进口，贸易顺差最终用贵金属来平衡。……印度对中东的贸易主要是靠进口金银财宝来平衡，正如对东南亚的出口是用进口香料、香草和中国货来平衡。…甚至有相当大数量的白银从次大陆再出口到爪哇、苏门答腊。马来亚和中国。……有大量的棉织品出口到马尼拉，然后再用开往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运到西属美洲。 因此，印度在与欧洲的贸易中有巨大的顺差，与西亚的贸易有一些顺差。这主要是因为它拥有效率较高、成本低廉的棉纺织业以及可供出口的铜。棉织品和铜向西销往非洲、西亚和欧洲，又从欧洲跨过大西洋销往加勒比海地区和美洲。但是，印度也出口主要食品，如稻米、豆类和植物油，向西（早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前就是这种情况——见Frank1993）出口到波斯湾与红海的贸易港口（这些地方也依赖于埃及的粮食供应），向东出口到马六甲和东南亚其他地方。反过来，印度从西方获得大量白银和少量黄金（这些金银或直接绕过好望角运来，或间接通过西亚贸易转手），也获得西亚本身的金银。穆哈（Mocha，这个词也被用来指咖啡）被人们称作“莫卧尔的钱库”，因为从那里源源不断地流出白银。由于印度自身的白银产量很少，所以它主要用进口白银来铸造钱币或再出口，用黄金来铸造宝塔形钱币、制作首饰或储藏。 印度还向东南亚出口棉织品，从那里进口香料。这条商路还被用来同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用棉织品换丝绸、瓷器以及其他各种陶瓷制品。但是，印度与东南亚的贸易看来是逆差，至少它向那里、尤其中国输出白银。不过，这种贸易大部分掌握在印度穆斯林手中，而且是用印度建造的船舶来运送货物，小部分掌握在阿拉伯人和东南亚人——也是穆斯林——手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货物是用某个欧洲国家的货船运载，即使到18世纪这种份额也仅仅稍有增加；而且，这些欧洲货船雇佣的是亚洲船长、水手和商人。 内陆贸易是通过水路和陆路进行的。印度沿海到处都有短途运输（或小船运输）。印度许多地方，尤其南方，有许多内陆水道。甚至北方许多省也有水道运输，如克什米尔、特达、拉合尔。阿拉阿巴德对b哈尔、奥里萨和孟加拉。在陆地上，商队在同一时间押送着多达一万到四万驮货物（包括驮运货物的牲畜）。所有这些商队在次大陆上熙熙攘攘、纵横交错，与远途的海上贸易联结在一起。“我们认为，陆上活动与海上活动是不对称的。在多数时间里，海上活动对陆上活动的影响不如陆上活动对海上活动的影响大。” 几乎所有的港口城市都与延伸到内地偏远地方的商路有一种兴衰与共的关系，有时还与遥远的跨大陆地区、尤其中亚有一种兴衰与共的关系。因此，乔杜里暗示，大陆上的陆路贸易与印度洋海上贸易应该被看作是彼此的镜像。 在印度南方，内陆首都胜利城长期以来是西方的果阿、南方的卡利卡特和东方科罗曼德尔海岸的默苏利用德姆与布利格德的一个贸易交汇点。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港口城市，尤其是那些没有内地生产基地的港口城市，严重地依赖于粮食进口。粮食需要从沿海的其他港口城市运来，但也有不少来自与数千里之外的稻米或其他粮食产区有联系的港口。另外，果阿、布利格德和胜利城也与北方的内陆中心海得拉巴和布尔汉布尔、西部港口苏拉特（或坎贝）有陆上联系，而海得拉巴、布尔汉布尔、苏拉特和坎贝则是通往旁遮普和中亚的贸易中转站． 虽然中亚贸易与海上贸易没有这种直接联系，但是，这个地区对更靠近印度洋季风地带的人民的生活却产生着一种至关重要的影响。就直接关系而言，中亚内陆贸易对欧亚跨洲海上贸易起着一种补充作用。 另外，在印度与中国之间存在着穿越尼泊尔和西藏的贸易活动。这种贸易活动已经延续了一千多年。孟加拉和阿萨姆向西藏出口纺织品、靛青、香料、糖、兽皮以及其他物品，卖给那里的商人，这些商人再拿到中国出售。换回来的是中国产品、茶叶，更多的是黄金（Chakrabarti1990）。（我在1992年的著作中讨论过某些中亚商路以及它们的“丝绸之路”的历史；关于中亚，本章后面还有单独的一节来论述。） 印度各地区之间也进行贸易活动，相互之间有盈余或赤字。主要的沿海地区（古吉拉特、马拉巴尔、科罗曼德尔和孟加拉）都相互进行贸易活动，还与锡兰进行贸易活动。它们还彼此充当越洋贸易和内陆贸易的中转站。在向印度内地出口货物方面，它们也相互竞争，因为它们的区域市场是交错重叠的。但是，一般而言，内地与沿海港口的贸易有顺差，因此接受进口货物和钱币，这些钱币是在港口及其附近用进口金银（或被熔化的外国钱币）铸造的。白银通常流向北方莫卧尔王朝统治的地区，黄金更多地流向南方，尤其是马拉巴尔和胜利城。下面，我们更细致地看看印度的一些主要地区。 印度北部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印度北部与中亚和西亚的地区间和“国家’间贸易很活跃。B．R．格罗弗总结说： 印度北部许多地区的工业品贸易有深厚的传统。许多村庄……生产各种商品。…印度北部许多省的商业地区的工业品出则其他地方。在有关地图的说明文字中列举了其中许多产品。 古吉拉特和马拉巴尔 沿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印度西海岸分布着重要的作为商品集散中心的港口城市第乌、古吉拉特邦的坎贝（后来是苏拉特），另外还有马拉巴尔海岸上的葡萄牙人在果阿的商品集散中心。来自红海和波斯湾的靠季风运行的沿海货船，来自欧洲的绕非洲航行的货船以及驰往印度河河口与北上到信德的货船，都把这些地方当做主要停靠港口。坎贝和苏拉特也是与波斯、俄罗斯、中亚、旁遮普以及印度东南地区进行内陆贸易的中转站；它们还向这些地方中的许多地区供应大米或小麦。另外，古吉拉特和马拉巴尔的港口也与印度次大陆两侧的科罗曼德尔和孟加拉保持着贸易关系，与东南亚、中国和日本保持着贸易关系。它们的制造业专门生产主要向西方和北方出口的纺织品。它们从这些方向进口马匹、金属、消费品以及其他商品（见地图2．3和2．4的文字说明），由此产生的贸易顺差是由那些地区用白银来补偿的。不过，它们获得的白银有些则要再出口，用以补偿东方的海上贸易的进口逆差。古吉拉特从东方进口自己和内地需要的货物，而且它还是把这些货物再向西转运到西亚、地中海和欧洲（从欧洲又转手到非洲和美洲）的重要中转站。不过，大部分贸易掌握在印度人手中，也有一部分掌握在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手中。甚至迟至18世纪，苏拉特的贸易也只有大约12％是由欧洲人控制的（DasGuptaandPearson1987：136）。 科罗曼德尔 印度东部孟加拉湾的科罗曼德尔海岸有许多重要的生产和出口中心，但该地区的产品可能只有1／10出口。它的一项主要上口产品是向东出口到东南亚和中国的棉织品，从那些地方进口香料、瓷器和黄金。它的另一个功能是，它是与印度各地和世界各地进行贸易的一个货物集散地。这些贸易大部分也掌握在印度人手中。但是，荷兰人以及后来的其他欧洲人也利用科罗曼德尔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来为自己在印度和世界的业务活动服务。科罗曼德尔主要是与东北的孟加拉（从孟加拉进口粮食和丝绸）和西北的古吉拉特进行“国内”贸易，当然也与内地进行贸易活动。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产品（纺织品、胡椒、靛青、大米、钢铁、钻石等等数不胜数，见地图2．4和2、5的说明文字中列举的部分项目）以及奴隶制使科罗曼德尔成为向东和向西的国际贸易和洲际贸易的一个必经之地。它也从西方进口波斯和阿拉伯的奢侈品和马匹。再转运到东方。 科罗曼德尔从东方进口香料、木材、大象、铅、锌、锡，尤其是铜和黄金。其中有些又接着向西转运。向东，科罗曼德尔与东南亚的陆地和岛屿、尤其是亚齐特和马六甲、中国和日本以及马尼拉乃至阿卡普尔科进行贸易活动（当然也与邻近的锡兰进行贸易，把锡兰当做一个贸易伙伴和另一个中转站）。向西，科罗曼德尔不仅是一个与马尔代夫进行贸易的重要转运站，而且也是一个为这种贸易活动提供食品和进行商品与资金属交易的重要地区。这种贸易活动也直接或经过马尔代夫通向非洲、波斯湾和红海的港口城市，再通向地中海和（或绕过南非到）欧洲——然后跨过大西洋到美洲。科罗曼德尔也与果阿和坎贝一苏拉特进行贸易活动，这种贸易既是印度内部地区间贸易，也是世界贸易活动的一个中间环节。当然，科罗曼德尔的各个港口也是内陆贸易中心，而且与印度其他沿海港口相互竞争 孟加拉 印度物产最丰富的地区当数孟加拉。它向印度大多数地区出口棉织品、丝织品和大米。它的一些产品沿着科罗曼德尔海岸运向南方，一些产品则直接或间接运往西海岸的坎贝或苏拉特，或者从海上向西运往西亚和欧洲，向东运往东南亚和中国。由此，孟加拉吸收来自各个方向的、包括从西藏、云南和缅甸的陆路以及从缅甸经由孟加拉湾来的白银和黄金。孟加拉在1670年提供了印度进口总额的20％，整个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总额的15％，在1700年提供了二者进口总额的大约35％，到1738——1740年则提供了几乎高达印度进口总额的80％和Th者总额的66％。在普拉西战役刚刚结束后的1758—176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中的印度份额占80％。以后，由于中国份额从一个世纪前的零上升到1740年的12％和1760年的34％，印度的份额也就下降到52％。但是，到这个时候，孟加拉的出口物有一部分是鸦片。英国东印度公司用鸦片代替一部分白银，支付给中国（Attman1981：51）。 乔杜里（1978：207）根据孟加拉自1770年起发生的多次大饥荒得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直到18世纪前期，在其他地区农业歉收对，孟加拉一直是可以依赖的粮食供应地。柏林（1983：53）得出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是：“在欧洲历史学的众多研究中，缺少对17世纪（孟加拉或印度其他地区）纺织业的研究专著”（拉马斯瓦米1980年的著作和乔杜里最近于1995年发表的著作似乎是例外）。 （七）东南亚 东南亚一直受到历史学家的冷落。历史学家往往要么根本无视，要么只是简略地提及1500年以前的东南亚，而用浓墨重彩描述1500年以后欧洲人在那个地区的活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东南亚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的历史作比较详细的回顾。这里至少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开始栽培水稻，这里还有公元前1500年铜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公元前500年铁器时代的考古发现（Taring1992；185）。东南亚的世界贸易联系也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彼得·弗朗西斯（1989，1991：40）在对串珠（串珠在考古记录中是保存最好的东西）制造情况进行研究后认为，印度东部的阿里卡梅度（Arikamedu）曾经是“印度一罗马的‘贸易大站’，但是它的东方视野比西方视野要远得多”。中国东汉时期的文献也证明，公元2世纪，中国与东南亚有重要的贸易活动，而且这些文献还显示在公元前2世纪就有这种贸易活动。 到基督教纪元初期，这些贸易路线继续延长，把原先东南亚各地孤立的交易体系联结起来，纳入一个巨大的网络，这个网络从西欧通过地中海盆地、波斯湾和红海延伸到印度、东南亚和中国……这个网络被人们称作世界体系。 东南亚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在商业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最发达的生产和贸易区却位于被中国称作“扶南”的临南中国海的东南亚半岛东侧，而不在克拉地峡的印度洋一侧。但是，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和欧洲文明的角度看，更不用说从后来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的利益看，东南亚只不过是由一些微不足道的民族占据的中间站。甚至阿布一卢格霍德（1989：282ff）也没有给东南亚应有的地位，而把它看作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边睡”贸易中心区。 但是，考古和历史资料都显示，在基督诞生之前和之后的漫长时间里，一直有一个广大的具有高度文明和生产力的东南亚地区。无论在东南亚的陆地还是在附近的岛屿，早就出现了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国家有越南的越（Viet）和占婆（Champa）、高棉柬埔寨的吴哥、缅甸的勃固、逞罗的阿育他亚、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以及室利佛逝衰落后的满者伯夷（麻暗巴歇）。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印度和中国都有广泛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从7世纪到13世纪，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及其首都巴邻旁控制着大片的群岛和陆地。13世纪前期，爪哇以富庶而闻名天下。蒙古人入侵东南亚，就是想掠夺这片最富庶的地区，但没有成功。14世纪到15世纪，在室利佛逝衰落后，爪哇的满者怕夷帝国几乎控制了整个印度尼西亚中部地区，并且争夺对南中国海的经济和贸易的垄断权。 〈倒桥东南亚史》总结说： 东南亚地区被人们传说成一片拥有无限财富的土地；那里的发展对于1600年以前的整个世界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东半球各个大陆的作家、游客、水手、商人和官员都盛传东南亚的富庶，进入公元1000年以后，它更是名扬通途。……直到19世纪“工业时代”，全世界的贸易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东南亚香料输出起伏的影响。…相比之下，东南亚及其国际作用的历史在现代没有受到重视。 东南亚的地理位置也使之成为世界贸易的一个天然交汇点，更不用说是迁徙和文化交流的聚汇点了。这是因为它北临中国和日本，西邻南亚，东邻太平洋。15世纪初，克拉地峡马来半岛的狭长部分成为孟加拉湾与南中国海之间的陆上运输通道（而且至今被视为一条交通要道）。它后来被经由位于马来半岛南端与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的海路所取代。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另一条绕苏门答腊南部、穿越把苏门答腊和爪哇分开的粪他海峡到南中国海的海路（见地图2．5）。在很长时间里，东南亚的许多地点上直是货物集散地，在那些地方转运货物并交换来自各地的货物。 沿海贸易港口、沿河居民点以及内地农业区一直是交错缠绕的；港口和内陆政权的盛衰也与这些关系的盛衰以及商路的变迁相关联。 “但是，当我们仔细地考察影响东南亚近代早期历史的关键因素时，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早在欧洲船队到来之前就发挥作用了。”（Reid1993：10）“延长的16世纪”（1450－1640）时期的经济扩张，虽然以在欧洲和美洲的扩张著称，但很可能早在东南亚（自1400年起）为了满足东亚（尤其中国）、南亚和西亚以及欧洲对香料和胡椒的需求时就开始了。数以万计的工人卷入生产和贸易的高潮中。这种繁荣虽然在1500年后有大约30年的间断，但基本上至少持续到1630年。1600年到1640年，当东南亚依然是其他地区的平等的贸易伙伴时，美洲白银和印度纺织品的进口达到了顶峰（Reid1993：11，17）。1580年到1630年间，东南亚贸易的繁荣是与同一时期日本、中国、印度和欧洲的经济繁荣和需求相得益彰的。若干种香料几乎完全是几个海岛的特产；东南亚的胡椒取代了印度胡椒，因为其生产成本比印度低1／3。不过，棉花是一种更普遍的经济作物和出口产品。由于经济作物在农村的扩大和城市化对农村造成的商业化影响，也导致了大量食品从海上进口（Reid1993：7－16；另参见Taring1992：463－468）。1662年以后，东京湾也进入世界市场，成为一个重要的陶瓷制品出口地。 到1600年，东南亚已经拥有2，300万人口（Tarting1992：463），大约相当于整个中国人口的1／5到1／4。他们在自身内部以及与世界其他地方进行贸易活动。至少有五六个以贸易为主的城市——越南的升龙、逞罗的阿育他亚、苏门答腊的亚齐特、爪哇的班丹和马塔兰、西里伯斯（又名“苏拉威西”）的望加锡——都有10万左右的居民，还有大量季节性和常年的客商（Reid1990：83）。另外以商业为主的五六个城市也至少有5万居民。马六甲也有10万居民，但是在被葡萄牙人占领后下降到25，000人到33，000人之间。因此，无论是与当时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相比，还是与自身后来几个世纪相比，这个时期的东南亚的城市化程度都是比较高的（Tarting1992：473－475）。 群岛和岛屿 印度尼西亚及其邻近地区的劳动分工和贸易模式是由三个相互联系的轴心组合起来的：海岛和半岛之间的短程贸易、与印度和中国、日本、琉球群岛之间的地区贸易、与西亚、欧洲和美洲的世界贸易。这三个轴心都不仅依赖于远方产品的交易，而且也依赖于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自身的生产能力和专业化程度。根据B．施里克（Schrieke1955）的研究，达斯·古普塔对15世纪的情况作了一个概述： 这基本上是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内的东西方商品交换的模式，通过这种交换，爪哇大米被运往各地。印度尼西亚贸易的核心事实是，两种主要产品——胡椒和香料——出自群岛的两端。胡椒产自苏门答腊、马来亚、西爪哇和婆罗洲。香料——丁香、豆荡和豆荣衣——则只有在东部摩鹿加和班达群岛才生产。爪哇生产大米、盐、聪鱼和各种食品，还生产棉花、棉线和纺织品。……爪哇的大米和其他产品被爪哇商人和船主运到苏门答腊，换取胡椒和其他外国商品。他们把胡椒运回爪哇，并运到巴厘，再用它收购巴厘的棉织品，因为香料群岛对这种棉织品有很大的需求。最后，爪哇人带着大米和其他爪哇产品、巴厘的棉织品以及印度纺织品、中国瓷器、丝绸和小钱币航行到摩鹿加和班达。…一度尼西亚贸易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海岛间贸易与国际贸易交织在一起。（DasGupta1987：143）里德对东南亚的国际贸易所作的概述是： 这个时期东南亚商业交换的模式是，进口印度的布匹。美洲和日本的白银、中国的铜钱、丝绸、瓷器和其他工艺品，出口胡椒、香料、香木、松香、漆、龟壳、珍珠、鹿友以及从越南和柬埔寨进口来的砂糖。（Reid1993：23） 到17世纪晚期，爪哇也向日本、苏拉特、波斯（在那里排挤了孟加拉糖），远至欧洲出口砂糖（Attman1981：41）。 再有，东南亚的一些港口——正如后来的琉球群岛和今天的香港——成为中国、日本、欧亚大陆其他部分和美洲彼此之间的重要贸易中心，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对直接贸易实行严格限制而又没有完全杜绝的时期。甚至越南港口会安的小贸易中心也显示了各个交错的市场之间的联系： 越南成为世界贵金属流通的一个交汇点。……日本的货船装载着大量的银币和铜币来换取丝绸、蔗糖、沉香、鹿皮、瓷器。日本商人用预付现金的方式控制着当地的丝绸和蔗糖市场。中国商人在这四个月的“集市”期间蜂拥而至，用他们的丝绸、铜钱和生锌来换取日本白银和东南亚产品。越南人热情接待（所有的人）……从在他们的地盘里进行的交易中提取财政收入。葡萄牙人与中国商人交往密切，带来经果阿转手的美洲和波斯白银，经马尼拉转手的美洲白银以及日本白银。荷兰人也带着美洲白银与中国人在会安接触…。 日本人也在通罗的阿育他亚（靠近现在的曼谷）的地区贸易中心建立了一个商业殖民地。到1632年，他们之中许多人遭到屠杀，其余的人被驱逐。甚至在这之前几年，一个葡萄牙游客就已经多少带点儿夸张地报道说，阿育他亚有40万户居民，其中有10万户是外国人（Lourido1996a：24）。这个城市是一个联系广泛的贸易中心，不仅与日本、澳门和广州，而且与东南亚群岛港口和马来半岛东海岸的北大年都有贸易往来。另外，阿育他亚还与半岛西侧的丹老和丹那沙林、由此向北的缅甸的勃固以及向东越过海湾的孟加拉、科罗曼德尔以及印度其他部分都保持着联系（见地图2．5）。经常被人们提到的葡萄牙人托姆·皮雷斯注意到：“上百只船驶向中国、安南、Lequois、柬埔寨和占婆……卖他、巴邻旁等岛屿、交趾支那、缅甸和清迈。丹那沙林的逞罗一侧还与波散、帕提尔、吉打、勃固和孟加拉进行贸易；而且古吉拉特人每年都到逞罗的港口来”卢里多的结论是：“从经济角度看，逞罗是中国贸易的一个‘半边睡地区’，但是，逞罗湾所有国家都承认它们构成了一个经济区，逞罗自身是这个经济区的中心。”不过，最主要的贸易中心是马六甲。正如皮雷斯指出的，控制了马六甲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马六甲是1403年建立的，正值明朝中国海上势力扩张，郑和开始其著名的七次航海活动（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带27，000人，乘着由300艘船组成的舰队驶往印度、阿拉伯半岛乃至东非。但是，其中多次航行把马六甲作为中转站。由于中国政府转而应付蒙古人可能卷土重来的威胁，这种航海活动到1433年暂时中止。但是，马六甲继续兴旺昌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古吉拉特人。有100人在此留居，有数千人为了与坎贝做生意而每年出人此地。此外，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非洲人也把马六甲当作与东南亚和东亚进行贸易活动的一个中心。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场，其中大部分香料都销往中国。但是，马六甲也是印度纺织品销向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批发站——并且通过马尼拉销往美洲。它的食品则由爪哇和印度供应。 1511年，葡萄牙人夺取马六甲这一事件具有深远的影响。葡萄牙人最多时不超过600人，平时大约只有200人。他们试图垄断马六甲贸易并进而垄断其他贸易。虽然这种企图失败了，但是葡萄牙人成功地把许多穆斯林从马六甲赶到马来亚的柔佛、婆罗洲的文莱、爪哇的班丹，尤其是苏门答腊的亚齐特。这些贸易中心彼此之间以及与马六甲展开了竞争。结果是开辟出另一条环绕苏门答腊另一侧的通往爪哇和中国海的商路。这对爪哇的班丹十分有利，使班丹直接面向中国贸易；这尤其促进了苏门答腊最西端的亚齐特的发展。亚齐特在16世纪充分利用这一点，把古吉拉特、科罗曼德尔和孟加拉的贸易吸引过来。马六甲因此而衰微。1641年，荷兰人借助马六甲的竞争对手柔佛的帮助，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马六甲。 但是，荷兰人马上又力图在盛产香料的摩席加以及爪哇取得更坚实的地位，因为他们在1619年已经把总部设在巴达维亚。与在他们之前的葡萄牙人一样，荷兰人也想垄断香料的生产和贸易。他们进行这种徒劳的努力，极力维持香料的价格，为此一再地毁坏摩席加群岛的香料树，销毁巴达维亚乃至阿姆斯特丹的香料库存。由此可见，欧洲人在亚洲影响最深远的大规模活动，无疑是在东南亚，更确切地说，是在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即便如此，东南亚当地的生产和贸易活动仍未间断；欧洲人多次试图控制甚至垄断当地生产和贸易，但无一取得成功。 J．C。范勒尔（1955：126）估计，15世纪和16世纪的东南亚贸易是由大约480嫂重量在200吨到400吨之间的大型和中型货船承担的。当然，还有330艘到340艘中型货船以及许多小船承担着印度尼西亚各岛之间的贸易，有115艘货船承担着中国和印度贸易。另外，他还对1622年的船舶吨数作了估计：印度尼西亚的船舶吨数为5万吨，中国和通罗的船舶吨数为18，000吨，亚齐特的船舶吨数为3，000吨，科罗曼德尔的船舶吨数为1万吨，而荷兰的船舶吨数为14，000吨（在总计95，000吨中不到15％）（vanLeur1955：235）。他作的另外一项未指明年代的估计是，总计98，000吨，其中印度尼西亚的船舶吨数为5万吨。对于剩下的48，000吨，他统计的比例如下：中国，18％；逞罗，8％；东印度群岛，8％；印度西北，20％；科罗曼德尔，20％；亚齐特，0，6％；（缅甸的）勃固，10％；葡萄牙，6％；另外还有10％承担着与日本的贸易（vaLeur1955：212）。 甚至到18世纪，大宗的香料依然出口到中国；而且香料贸易大多掌握在亚洲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南亚，这些“人手”——和头脑——通常也包括妇女在内。他（她）们定期乘坐商船来参加国内和国外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和其他市场交易。不过，中国贸易的大部分不是掌握在东南亚人手中（更不是掌握在欧洲人手中），而是掌握在中国人手中。马尼拉和巴达维亚一直被人们称作“唐城”（Will1993：99，100）。许多中国的工匠、手工业者和商人也到东南亚各地定居，构成了今天著名的海外华人集团（Taring1992：482，493－497z）。。来自中国广东、浙江、福建等省的货船到日本、菲律宾、梭罗、苏拉威西、西里伯斯、磨鹿加、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新加坡、廖内、马来亚半岛东岸、通罗、交趾支那、柬埔寨和东京湾进行贸易活动。东向沿海路线把与台湾相对的福建同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联系起来。西向沿海路线把广东同东南亚大陆联系起来。据估计，在当时（大概在1800年以后不久）的222艘货船中，每次有20艘是开往日本、交趾支那和东京湾的，有10艘开往菲律宾、婆罗洲、苏门答腊、新加坡和柬埔寨。此外，还有许多小船是从海南岛出发的。 大陆 我们对东南亚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的概述侧重于海岛或群岛地区，而对大陆地区、尤其陆上贸易则给予较少篇幅。其原因不是前者比后者更活跃或更重要，而是有关前者的资料更丰富。海上贸易与欧洲人的关系更密切，因此他们保存了当时的记录；另外，近代以来的历史研究、尤其是水下考古也集中在这些地区。但是，缅甸、通罗和越南彼此之间以及与东南亚群岛之间也保持着远距离的海上、河上和陆上贸易关系，而且与印度和中国保持着可能是更重要的贸易关系（见地图2．5）。但是，这些贸易留下的资料很少，至少这些资料没有被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充分发掘出来。由于我本人不能接触到并因语言障碍而读不了这些资料，因此这里仅限于根据孙来臣和卢里多正在对文献所作的概述和分析作一说明。 孙来臣（1994a）证明，缅甸与中国的贸易有三个特别活跃时期，第一次是在13世纪晚期元朝征服活动之后，第H次是在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初期（这与我们关于自1400年前后起其他地区生产与贸易扩张的结论一致），第三次始于18世纪末。孙来臣强调，虽然缅甸对华贸易采取了某种“进贡”使团的形式（参见后面关于中国的一节），但是当时的人们以及后来的学者都很清楚它们的商业动机。每当这种贸易因政治因素或气候因素而暂时中断时，缅甸的“人民就会缺少基本生活用品”。缅甸不仅从中国进口大量的生丝、食盐、铁器和铜器、兵器和火药，而且进口布匹、绸缎、丝绒、针线、地毯、纸张、水果、茶叶以及铜钱。反之，缅甸则向中国出口摇减珍贵玉石、象牙、鱼、燕窝、鱼翅、粗黄糖、翡翠、儿茶、按椰子、烟草。另外，到18世纪，甚至还要早些，缅甸还向中国出口原棉。 孙来臣使用的资料记录了大批的驮队，在伊洛瓦底江上运行的30艘船以及承担着其他缅中贸易的110—150艘货船。繁荣的缅甸水上贸易是同样重要的陆上商旅贸易的两倍到三倍，可以想象，陆上贸易有一部分是走私进口违禁的中国金属和武器。这种贸易也深入到缅甸众多的集市，例如每天一小市、五天一大市的孟密。另外，缅甸的矿藏也吸引来数以千计的华人企业家、商人和工人。他们生产的金属既供应当地市场，也出口到中国。这也使得缅甸能够补偿其他方面的贸易逆差。由于使用铜币、贝壳、银块和银币，缅甸的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都逐渐货币化了。 越南和中国之间也有繁荣的贸易、人员流动和其他关系。越南出口生丝、蔗糖、茶叶、布匹、鞋袜、纸张、染料、灯油、槟榔子、糖果、药材以及铜钱，进口木材、竹子、硫黄、药材、染料、食盐、大米和铅。越南的矿藏分布甚至比缅甸还广泛，出产钢、铅。可能还有锌和银，其中有些也向中国出口。越南的矿工和相关工匠据报道有数千人，其中有许多是华人。他们是因失业和贫困而背井离乡，也是被越南及东南亚其他地方的机会吸引而来（Sun1994a）。 逞罗的贸易值得特别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活动大部分集中在中国市场，而且因为这种贸易是用中国货船或雇佣中国人的追罗货船来进行的，因而中国当局把这种贸易当做“国内”贸易（Cushman1993）。这种贸易采取了最常见的方式。逞罗出口各种商品，尤其是大米、棉花、蔗糖、锡、木材、胡椒、小豆宏以及贵重奢侈品，如象牙、犀牛角、苏木、安息香、鹿皮和虎皮，还有铅和银。可能通罗制造的船舶也是一种主要的出口物。珍妮弗·库什曼（1993厂8）解释说：“逞罗的出口物不应该看作是次要的奢侈品，而应被视为中国的大众消费和消费品制造业所需要的重要商品。”中国的出口物主要是瓷器、纺织品、扇子、纸张、书籍、铜器、蜜饯等供逞罗大众消费的产品。 逞罗的港口，尤其是阿有他亚（位于曼谷北边的河畔）也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区间货物集散转运中心。但是，与东南亚其他地方一样，中国输往逞罗的另一种重要“出口物”是人，尤其是福建人：劳工、手工业者、企业家和商人（Viraphol1977vushman1993）。 作为东南亚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的集中表现，它向欧洲、西亚和印度出口当地出产的香料和锡。它还把从印度进口的货物转口输出到中国。中国是它的主要顾客，对中国的出口量比对欧洲的出口量大约多8倍。此外，东南亚向印度、中国和日本出口本地出产的林业产品、棉花和黄金。东南亚接受印度来的白银，其中一部分再通过马六甲输出到中国。因此，东南亚对印度（当然还有西亚和欧洲）的贸易是顺差，对中国的贸易是逆差。 对东南亚“区域内”经济的后果，里德作了这样的概述： 1400年到1630年的这整个时期，是经济迅速货币化和商业化的时期，其中从1570年到1630年是经济扩张最迅速的阶段。按当时的标准，居民中很大一部分卷入世界经济的生产和销售活动；这些人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品方面，如布匹、瓷器、用具和钱币等，都依赖于远方的进口。贸易在东南亚国民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还是按当时的标准），因此使得城市化程度甚至高于20世纪前再次达到的程度。在这些城市里有一些完全致力于商业贸易活动的群体，还建立起用船抵押、利润分成以及放贷等制度。但是，在一些关键领域，中国、印度和日本在经济上比东南亚更先进，尽管许多东南亚的城市居民已经了解到他们的技术（包括钱庄等）。（Reid1993：129） 但是，东南亚也有一种金融体制及其“复杂而可靠的金融市场”，在这种市场上能够以大约2％的月息借到钱，这种情况与欧洲有些类似。（奇波拉（1976：211－212）指出，由于美洲的白银供应大幅度减少，货币利息急剧下降，造成了欧洲的“真正革命”。） 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占据的马尼拉，越南，台湾以及葡萄牙人在南中国海沿岸占据的澳门在生产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与东南亚其他地方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们提供了重要的转口贸易功能，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的贸易中。仅从中国驶往马尼拉的商船每年就有30艘到50艘之间。墨西哥从马尼拉越洋进口的货物有60％产自中国，其中包括中国的水银。这种水银一直短缺，但对于美洲开采和提炼白银是必不可少的（白银的一部分又流向中国）。16世纪初，为了推进这种贸易，马尼拉的定居华人上升到2．7万人（有人说是3万人）。但是，他们成为几次大屠杀的牺牲者，1603年的那一次就有2．3万人被杀害（有人说是2．5万人），1640年又爆发了一次大屠杀（Yan1991，Quiason1991）。在本书第3章将对这些贸易中心在货币转移中的作用进行考察。 （八）日本 最近的研究成果显示，早在13世纪日本经济就出现了重要的发展势头。一些学者证明，在这个早期阶段，日本已经深深陷入对外与亚洲其他部分进行贸易的活动。……对中国和朝鲜的贸易成为日本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5世纪和16世纪，对外贸易发展十分迅猛，贸易活动扩大到远东其他部分，甚至远至马六甲海峡。（Sande。n1995：153）朝鲜、日本和琉球群岛（在日本以南500英里，与中国沿海地区隔海相望）是中国的中心一边睡纳贡体系的第一圈。但是，日本人也是中国的一个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千方百计地追求一切竞争优势，特别是在中国遭遇“麻烦”的时期，例如在与蒙古人对抗时或发生内乱时。斯蒂芬·桑德森也指出：“看来，日本开始从事生机勃勃的远东贸易时，大体上是在宋代晚期和明朝初期中国逐渐退出世界贸易和经济衰退的时候。这些事件无疑是互相联系的。由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真空，日本就迅速地来填补它。日本在中国退出的地方逐渐积聚了力量。” 1560年以后，日本成为一个重要的白银乃至铜的出产国，并向中国与东南亚出口白银和铜。日本还向更远的印度和西亚出口黄金、硫黄以及樟脑、铁、刀剑、漆、家具、米酒、茶叶和优质大米。反之，日本接受中国的丝绸、印度的棉织品以及朝鲜、中国和东南亚的其他各种生产和消费用品，如铅、锡、木材、染料。蔗糖、皮毛和水银（用于熔炼本地的银）。正如池田禅洲（SatoshiIkeda1996）指出的，日本对亚洲、尤其中国的立场与欧洲很相似：它们都从中国进口商品，出口白银作为支付手段（不同之处是，日本自己出产白银，而欧洲从美洲掠夺白银）。日本的货物大多是用中国货船运送；只有一部分最初是由葡萄牙船运送，后来由荷兰船运送，这些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是到日本来获取白银、铜以及其他出口物资的。流球的商人和货船也是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贸易的中介。日本还建立了本国面向出口的陶瓷业，以与中国竞争。趁中国明、清交替，南方政治失控之机，日本在1645年以后缩减了80％的中国瓷器进口，自1658年起日本更是成为一个面向亚洲、波斯湾和欧洲市场的重要出口国。 里德（Reid1993）指出，在17世纪和18世纪，日本的经济优势足以与先进的欧洲国家相媲美。 就日本而言，在1570年到1630年这一时期，国家实现了统一；城市繁荣发展，成为兴旺的国内贸易的中心；矿山出产质量优异的白银，使得日本能够与东南亚展开十分活跃的贸易。日本船只依然不准与中国进行直接的贸易活动，因此日本白银与中国丝绸及其他产品之间的交换只能在东南亚的港口、尤其是马尼拉和会安（位于越南中部，西方N称作Fiafo）进行。An1604年fu1635年，每年大约有10艘日本货船获准与南方进行贸易，其中绝大多数开往越南（在这31年间有124艘船）、菲律宾（56艘）和逞罗（56艘）。1635年，这种活动嘎然中止……（但是）在该世纪的余下时间里，日本的贸易额依然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但只能通过荷兰人与中国人在长崎受到严格控制的贸易活动进行。（Taring1992：467一468） 总而言之，日本的出口额估计达到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0％。据记载，从1604年到1635年，有335艘商船获准驶往东南亚，而且日本人控制了通罗的贸易（Klein1989：76）。基本上在这同一时期，日本进口的中国丝绸增长了四倍，达到40万公斤；甚至中国度过了该世纪中期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后，在1650年代，每年都有200艘货船抵达长崎（Howe1996：37，24）。 从1500年到1750年，日本的人口翻了一番，从1，600万增长到2，600万一3，200万之间（见表4．1和表4．2）。但是，克里斯托弗·豪（Howe1996）认为，人口的年增长率为0．8％，仅从1600年到1720年就增长了一倍多，达到3，100万人。而苏珊·汉利与山村（Yamamura1977）所作的人口研究则认为，1721年人口达到2，600万。以后的资料显示，日本人口基本上稳定在这一水平。 关于17世纪后半期和18世纪日本经济的发展，一直有些争议。早先有一种观点认为，“锁国”造成了“停滞”。新近的研究修正了这种观点。虽然日本的人口保持稳定（同时，亚洲许多地区人口在继续增长），但是日本的农业生产和其他部门的生产还在继续增长。因此，按照汉利和山村（1977）和豪（1996）所作的新计算，在18世纪，人均收入是增长的。 豪（1996）仍然支持那种说法：日本的外贸在衰退，在1688年以后尤其明显，在整个18世纪始终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但是池田的著作（1996）反映了日本学术界的新进展，证明锁国政策根本没有引起外贸的减少。中国丝绸的进口直到1600年依然在继续进行，甚至有所增加，直到1770年也没有结束。另外，通过朝鲜和琉球进口的丝绸数量有时甚至超过从长崎进口的数量；官方也始终未能控制住与中国南部的非法贸易。日本与东南亚，包括缅甸的贸易也在继续蓬勃发展。现在看来，与早先的设想相反，日本的白银出口甚至延续到18世纪中期。当然，外国商船，尤其中国商船继续造访日本。 总之，正如这些以及其他研究成果（例如约翰·霍尔主编的＜例桥日本史》，1991年）所显示的，日本的人口先是迅速增长，然后稳定下来，同时，经济上发生了相当广泛的商业化和城市化。我们将在第4章考察日本的人口增长及其一部分机制。在此，我只想简单地评论一下令人叹为观止的日本城市化。在1550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从1个增加到5个。到18世纪，日本的城市人口比例高于同时代的中国和欧洲。大皈一京都和江户（现在的东京）都至少有100万人口，江户达到了130万人口（Howe1996：55）。到18世纪晚期，日本有15％到20％的人口已经城市化了（Howe1996：55，63）；有6％——按照桑德森的研究（1995：151），甚至达到10O一13％——的人生活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里，而当时欧洲仅有2％的人生活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里（Hall1991：519）。进一步说，日本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3％，但是全世界生活在10万人以上城市里的人口中有8％是日本人。基于这种情况，那种认为德门时期、甚至更早时候的日本处于“停滞”、“封闭”乃至“封建”状态的说法，理所当然地应该被否定。的确，我们甚至应该修正这种观念：1853年海军准将培理的叩关才使日本“开放”，1868年的明治维新造成了与德门幕府时期传统之间的突然决裂。与罗马一样，现代日本不是在一天里建成的，甚至不是在一个世纪里建成的。 （九）中国 在明、清时期，中国的生产、消费和人口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增长，只是在17世纪明、清交替之际有过短暂的中断。有关这一中断的情况，我们将在第5章中予以考察。这里，我们先来考察中国的生产和贸易的某些方面，尤其是它们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在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关于蒙古人入侵以及元朝统治造成了多大的变化，我们这里暂不考虑。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在1400年到1800年的明代和清代，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是一个自我封闭、自成一体的经济世界，在明朝于15世纪停止了海上扩张、清朝于17世纪对海上贸易严加限制之后尤其如此。下面我们将用事实对这种流行观念提出挑战。 诚然，中国的海上扩张，尤其是1403年后郑和主持的海上扩张活动，在1434年嘎然中止。其原因一直引起许多人的思考，但是先前的扩张和后来的收缩无疑与中国同大陆西北部的蒙古人及其他民族的关系相关，也与明朝迁都相关。明朝迁都到靠近边境的北京，也是为了更好地对付蒙古人卷土重来的威胁。1411年，大运河重新开通，主要用于从长江流域的生产和人口中心向遥远的北京和边镇供应大米，由此也减少了对沿海海上商路以及航海商人和海军的依赖。南方海上利益集团与北方大陆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经济冲突越来越以有利于后者的方式解决。与此同时，沿海的日本和中国海盗和走私活动日益猖獗，反而加强了内陆利益集团的势力，导致了当局对海上商业活动的进一步限制。直到1567年，迫于南方、尤其福建有关利益集团的要求，这些限制才被放弃。与此同时，1571年，中国不再与亚洲内陆的蒙古人对抗，削减了2／3以上的军队，重新恢复了对北方边疆游牧民族的和谈绥靖政策。 但是，东南的海上贸易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非法贸易很快就与“日本人”（其实更多的是中国人）的海盗活动交织在一起，发展得十分兴旺，其交易量远远超过官方的“纳贡”贸易（Hall1991：238）。中国东南沿海的进出口贸易周期性地出现小高潮；而且，至少从1570年起，到1630年前后，当明朝政府的财政急转直下之时，这种贸易出现了复苏和繁荣（详见第5章）。 人口、生产和贸易 人们对于明代中国人口有各种估算，说法不一。1393年的人口普查数字为6000万，但有人认为，实际数字可能不止于此（Brook1998）。威廉·阿特韦尔（Atwell1982）估计，1500年，人口已达到1亿。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一个世纪以后，即1600年才达到这个数字。但是，费正清（1992：168）认为，到1600年时，有1．5亿人，布鲁克（199）则认为，可能达到了1．75亿人。何炳禄在《中国人口研究》一书中认为，实际人口数字通常都超过官方记载的数字，例如，1740年可能至少超出20％（HoPing．ti1959：46）。所有的学者都认为，明代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人口增长了一倍或更多。在结束了17世纪中期的危机之后（有关这一危机，详见第5章），中国重新开始了新一轮的人口增长、城市化和生产增长。表4．1在综合了各种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人口的估计是，1500年为1．25亿（表4．2的保守估计为三亿），1750年为2．7亿（保守估计为2．07亿），1800年为3．45亿（保守估计为3．15亿）。在这三个世纪里，中国人口翻了三倍，远远高于欧洲的人口增长。在17世纪初的明代晚期，当时出现了一些大城市（虽然五百年前的宋代已经如此），如南京达到100万人口，北京超过60万人口。到1800年，广州与邻近的佛山加起来，有150万居民（Marks1997a），其数量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城市人口的总和。 中国的生产和人口增长得益于西属美洲和日本白银的进口。当然，这种增长首先得益于引进早熟水稻并因此而有一年两季的收成，其次得益于引进美洲的玉米和红薯，从而使可耕地面积与粮食收成都有增长。但是，17世纪初期和中期，中国的经济与政治都遇到了暂时的麻烦，这或许应归因于这种人口增长以及气候原因（见第5章）。人口和生产都出现了衰退，甚至暂时出现了急剧的下降，但是从17世纪末又开始恢复，在整个18世纪以加速度发展，到1800年大约达到了3亿人口，或者说几乎翻了三番（Eberhard1977：274）。 王国斌对中国的农业、商业和工业的扩张作了一个总结： 有关经济作物、手工业和贸易的增长的基本情况，在中国和日本的文献中有很好的描述。……最引人注目的是，临近上海的长江下游地区棉织业和丝织业的发展。这两个主要手工业部门和水稻及其他经济作物的发展，创造了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经济。长江中上游的安徽、江西、湖北、尤其是湖南和四川等省份出产的稻米顺流而下运往这个地区，供应当地居民。由于市场的扩展把越来越多的地方联系起来，这些省份的部分地区也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和发展相关的手工业，如棉花、靛青、烟草、陶瓷和纸张。 市场的扩展在长江一带表现得最明显，但也不限于这这一广大地区。在中国南部和东南部的一些地区，经济作物和手工业也得到发展。广东珠江三角洲出产甘蔗、水果。蚕丝、棉花、五金器具、香油以及桐油。东南沿海一带，16世纪时的外贸活动刺激了茶叶和蔗糖这些经济作物的生产。（Wong1997） 岭南地区，尤其是广东和广西以及福建，呈现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外贸，尤其是换取白银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刺激了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有一位总督说，每年有上千艘大船出入广东。这或许是夸大之词。但是有一个英国船长也说，1703年，在广州海面上大小船只有五千艘（MarkS199662）。马克斯分析了从16世纪到19世纪这种外贸对内贸、农业的商品化以及环境的影响。在16世纪后40年，广东的粮食市场的数目增加了75％，其发展速度比人口增长速度要快得多。马克斯的结论是： 经济的商品化是使旧貌换新颜的强大力量。珠江三角洲的农民不仅把水田改造成鱼塘和桑树堤（这些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商业效益，而且还有生态上相辅相成的作用，对于饲养桑蚕十分必要），而且他们由此而产生的粮食需求也使得岭南其他地方的许多农业区变成了单一生产外销水稻的地区。…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只种植经济作物，把水稻生产推给了珠江流域。珠江流域的农民以边缘的丘陵地生产的红薯和玉米为生，而把水田出产的大来顺流而下运往珠江三角洲。…（但是）如果没有来自外界的越来越多的刺激，这整个体系是不可能维系的。（Marks1996：76） 然而，大米供应的短缺是不可避免的。18世纪初，经济作物（包括甘蔗，一度还有棉花）的种值占用了广东的一半耕地，广东只能生产出所需的一半大米。因此，需要从外面包括东南亚输人的大米总量越来越大。对此，北京中央政府一再使用免税政策来鼓励复耕边缘上地和开垦丘陵土地。这就导致了毁坏森林、水土流失和其他的环境破坏。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 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提到的两个相关因素或许对于世界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个因素是中国的生产和出口在世界经济中具有的领先地位。中国在瓷器生产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丝绸生产方面也几乎没有对手。这些是中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卖给其他的亚洲买主，其次是供应马尼拉一美洲贸易（FlynnandGiraldez1996）。另一个同样被柏林和吉拉尔德兹强调的重要因素是，中国作为世界白银生产的终极“秘窖”的地位和作用。当然，这两个因素的相互关联在于，直到19世纪中期为止，中国长期保持的出口顺差主要是通过外国人用白银偿付来解决的。 然而，中国对白银的吸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明朝政府抛弃了元朝乃至更早的宋朝部分使用纸币的政策。这是因为在发生危机时，滥印纸币总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后果。明朝政府先是停止了纸币的印制，接着又停止了纸币的使用，从而完全使用铜钱和银锭。另外，货币税收的份额越来越大，最终演变成完全用白银交纳的“一条鞭”法的税制。正是中国对白银的公共需求、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和生产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出口顺差，导致了对世界白银的巨大需求，并造成了世界白银价格的上涨。 因此，柏林和吉拉尔德兹说：“如果没有近代早期中国向以白银为基础的社会的转变，欧洲和中国就不会有同样的‘价格革命’，也不会出现一个西班牙帝国（它是靠出售白银而得以生存）。”这种说法并非耸人听闻。的确如此，只不过正如我在第3章中将要论证的，中国的商品生产足以使之控制住通货膨胀。 葡萄牙人与荷兰人先后抵达东亚的口岸，力图成为中国与其邻国贸易的中间商，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扩张中分得一羹。当然，他们以及另外一些人也把一些重要的美洲作物引进中国，其中如玉米和红薯等对于中国的农业生产和消费增长产生了重大作用。 我们现在最好来研究一下中国物产丰富的经济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进入世界经济。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出口丝绸、瓷器和水银，在1600年以后还出口茶叶。但是，中国也是锌以及铜镍合金的产地，这两种东西在其他国家也被当做铸币的合金原料。当时有一个名叫波特洛（Botero）的人指出：“从中国输出的丝绸数量几乎超出人们的想象。每年有一千英担丝绸从这里输出到葡属印度群岛，输出到菲律宾。它们装满了15艘大船。输往日本的丝绸不计其数……。” 明代中国实际上垄断着世界市场上的陶瓷。不过，80％的瓷器出口是输往亚洲，其中20％输往日本。输往欧洲的瓷器在数量上仅占16％，但都是优质产品，其价值高达中国瓷器出口的50％。然而，明、清王朝的替增使得1645年后瓷器出口减少了2／3以上。尤其是从1645年到1662年这段时期，盘踞福建的郑氏家族依然效忠于明朝，几乎完全控制了已经大大萎缩了的出口贸易。萎缩了的瓷器出口贸易持续到1682年。在此之后，这种贸易的数量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其市场份额也有所恢复。与此同时，日本和1662年后越南的东京也成为重要出口地。简略地说，东京也向荷兰人供应丝绸，荷兰人再把丝绸运往日本换取白银（Kleinl989：80）。中国也向巴达维亚输出丝绸，从那里与孟加拉丝绸一起转口到日本。反之，中国进口印度的棉织品（其中一部分则转手再出口），东南亚的香料、檀香木以及造船木料或船只，以及其他地方的白银。与此同时，中国也生产大量的棉织品，主要供自己消费，也有一部分出口到欧洲。17世纪晚期抵达上海的耶稣会传教士估计，仅此一地就有20万织布工人和60万提供纱线的纺纱Xi人（HoChuimei1994：201）。 滨下武志（HamashitaTakeshi）在《纳贡贸易体系与现代亚洲（1988）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日本与中国》（1994b）两篇文章中对以中国为基础的独立的亚洲世界经济作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解释。滨下（1988：7－8）主张把“亚洲历史（看作）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内部的纳贡关系和纳贡一贸易关系为特征的统一体系的历史。……（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与东南亚、东北亚、中亚和西北亚有一种中心一边题关系……与邻近的印度贸易区相连接”。演下是以延续到19世纪的古代中国的“纳贡”体系为中心展开分析的： 中国中。c论的观念不单纯是中国的偏见，实际上也是各个纳贡地区的共识。……中国人统治地区的周边藩属纳贡地区本身是一种历史的存在，而且这种历史还在延续。……因此，所有这些国家彼此之间都保持着藩属纳贡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一种连续的链条。值得注意的是，该体系的另一个基本特，发是，它的基础是商业交换。纳贡体系实际上是与商业贸易关系网络并行存在的，或者说它们是一种共生关系。例如，逞罗、日本和中国南方之间的贸易长期以来就是靠朝贡使团所获得的利润来维持的，甚至有时许多非纳责贸易几乎得不偿失。……中国商人在东南亚的商业渗透以及‘海外华人”的迁徙，在历史上与这种贸易网络的形成发展相互交织、难解难分。商业扩张和纳贡一贸易网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东亚和东南亚的贸易关系是随着纳贡关系的扩展而扩展的。应该指出，这种纳贡贸易也是欧洲国家与东亚国家之间的中介贸易。……纳贡关系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多边的纳贡贸易网，同时从这个贸易网之外吸收着大量的商品。……总而言之，整个纳责和地区间贸易区是以中国纳贡体系为中。。，而且它具有自身的结构规则，通过白银的流通而实行着有条不紊的控制。这个涵盖东亚和东南亚的体系也联结着毗邻的贸易区，如印度、伊斯兰地区和欧洲。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滨下承认：“实际上，人们完全有理由把细贡交换看成一种商业交易……（它）实际上既包含着包容性关系，也包含着竞争性关系，并日益扩大，形成一个覆盖广阔地区的网络。”的确，众所周知，中亚商人经常带着伪造的公文，冒充“政治使团”，“朝贡”无花果树叶，其实是从事平凡的商业贸易活动。欧洲旅游者，如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谈到这种情况，明代的官方文件也直率地承认这一点。日本人也同样利用朝贡方式来享受甚至垄断有利可图的对华贸易。还有一些学者也认为：“到通罗的中国商人，无论是否去纳贡，都完全是出于商业动机”。库什曼（1993）也注意到这种情况。 滨下还认为：“整个复杂的纳贡贸易结构的基础是由中国的价格结构决定的……纳贡贸易区组成了一个统一的‘白银’区，即白银成为中国持续贸易顺差的结算手段。” 滨下是根据明、清两代的制度性法规来阐释中国纳贡贸易体系的。这些法规区分和排列了——有时根据情况变化也修正了——“纳贡国”的地理等级，并明确规定了它们各自的进出口岸。在这种等级中，首先是北方的朝鲜和日本，然后是东南亚的各个地区，西方的印度，最后是葡萄牙与荷兰。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中央之国的天朝乃是天下的中心，但中国人也讲究实际和实用，承认商业贸易以及其他相似活动乃是一种他们称作“纳贡”的方式，即其他人不得不交付给他们某种东西。 虽然置身其中，但当时的中国朝廷（以及现在的滨下）基本上是务实的，因为外国人都不得不为了换取中国认为便宜的出口货物而倾其所有地支付给中国大量的珍贵白银，使白银每年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这些支付并没有改变它们的基本职能，但是在思想观念上被称作“纳贡”。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这些纳贡国被按照各自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里的位置加以类分，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带有过分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但是这种分类相当准确地反映了一种基本现实：整个多边贸易平衡体系，包括印度和东南亚因逊于中国的产业优势而扮演的辅助角色，起了一种磁石的作用，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直到18世纪，这些商业交易的白银结算（也可以称作“纳贡”），这种中国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西亚、欧洲及欧洲的经济殖民地之间以及这些地区之间的中心一边睡关系，在世界经济中起了一种决定性作用。滨下称之为这些地区之间的“藩属纳贡关系的连续链条”。可以推测，中国所处的中心地位使得它的国内价格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是否如滨下所说的，它本身就能“决定”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所有价格，是大可怀疑的，但是它的影响应该受到远比现在更多的注意。 另一方面，滨下（1988：18）正确地指出，西方人要想做生意，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加入早已建立的“作为该地区一切关系基础的……纳贡贸易网……在其中（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据点”。但是，这与其是在谈论实际的对华贸易，不如说是揭示了亚洲的普遍规则：欧洲人唯一的选择就是把他们的贸易马车挂在亚洲庞大的生产和商业列车上，而这列亚洲火车正行驶在早已修筑好的轨道上（也就是陆上和海上网络上）。进一步看，东亚和东南亚的中国“纳贡贸易网”两千年来一直是更大的非洲一欧亚世界经济网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人所做的不过是把美洲纳入这个网络。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有证据表明，在哥伦布启航之前很早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而且也获得了珍贵的支付手段！我们不妨看一看诸如汉斯·布罗埃尔的著作《最先抵达美洲的是中国人》（1972）。 “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因此，正如印度总是短缺白银，中国则是最重要的白银净进口国，用进口美洲白银来满足它的通货需求。美洲白银或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入中国，或者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中国也从日本获得大量的银和铜，通过中亚的内陆贸易获得一些银和铜（见第3章）。中国既进口黄金，也出口黄金，这取决于黄金、白银和绸之间比价的变动情况。总体上看，在许多世纪里，白银是向东流动（除了从日本向西流动和从阿卡普尔科通过马尼拉向西流动外），黄金是通过陆上和海上向西流动。有些向东流动的黄金也流向欧洲。 因此，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也从中国的东亚和东南亚“纳贡”网之外吸收商品。这就意味着，这个网络本身乃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滨下所暗示的那种自成一体、自我封闭的世界。但是，滨下以及中国人也同样持有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多边纳贡贸易网，同时从这个贸易网之外吸收着大量的商品（尤其白银）。”（Hamashita1988：14）值得争议的仅仅是，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网络究竟有多大。 池田禅洲（1996）也反对流行的欧洲中心论，充分利用滨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模式”，提出一种适应今天的中国复兴的视角。但是，池田还是局限于描述一个仅次于“欧洲的世界经济’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和东南亚“世界经济”。池田对这个亚洲的“世界经济’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的辉煌未来进行了填密的思考，但是他依然不愿或不能把这两个以及其他的地区性“世界经济’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全球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当时的全球经济可能有若干个“中心”，但是如果说在整个体系中有哪一个中心支配着其他中心，那就是中国（而不是欧洲！）这个中心。布鲁克（1998）在其研究明代经济与社会的专著的导言中写道：“中国，而不是欧洲，是当时世界的中心。” 还有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中国作为整个世界经济的中心的可能性。魏斐德（Wakeman1986：417）写道：“按照肖努（Chuanu）的观点，中国（17世纪）的国内危机实际上促成了全球危机：‘对中国大陆贸易的起伏跌宕决定了海上贸易的起伏跌宕。＇中国政府及其统治下的社会因此能够比世界其他大国更快地从17世纪危机中恢复过来。”丹尼斯·柏林对白银流向的研究也使他得出结论；中国至少在世界白银市场上处于中心地位。因此，柏林和吉拉尔德兹（1995C）认为，应该在世界白银贸易中“给中国（及其东亚纳贡体系）保留一个中心位置”，因为这一体系大概涵盖了世界2／5的人口。柏林和吉拉尔德兹在另一篇文章里（1995b。16，3）进一步指出；“我们把白银看作是全球贸易兴起的一个关键性动力，”因此，“我们认为，明代中国的新货币财政体制的出现，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背景下…… 近代早期全球贸易的推动力。”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但是；如果没有一种现成有效的供给，中国（或其他国家）对白银的渴望在那时（至今也同样）不可能转化为对白银或货币的需初有了这种供给。那些能够用白银或其他货币支付的人才会有需求。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具有高产出、低成本的竞争力，因此中国能够有效地提供这种商品供给。 因此，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作出比滨下更强有力的证明：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哥伦布以及在他之后直到亚当·斯密的许多欧洲人都清楚这一点。只是到了19世纪。欧洲人才根据新的欧洲中心论观念名副其实地“改写”了这一历史。正如布罗代尔指出的，欧洲发明了历史学家，然后充分地利用了他们对各自利益的追求，而不是让他们追求准确或客观的历史。 (十)中亚 《剑桥伊斯兰史》基本上不考虑从1400年到1800年以伊斯兰教为主的中亚： 因此，中亚从16世纪初就被分离出去。…··从此处于世界历史的边缘。……由于发现了通往东亚的海上路线，丝绸之路渐渐变得多余了。……自从迈进现代的门槛，中亚历史就变成了一个外省历史。这就使我们有理由对以后几个世纪只作一个简略的概述。（Holt，Lambton，andLewis 无论从原则上，还是就实际情况而言，这种省略都是不可接受的。首先，哪怕仅就一个事实而言，中亚内陆的伊斯兰民族也肯定不是处于“世界历史的边缘”，跤帖木儿王朝是由跤帖木儿建立的，而跤帖木儿曾经把首都建在撒马尔罕。再者，土耳其奥斯曼人的各个重要的穆斯林国家和政权、波斯的萨菲王朝、印度的莫卧尔王朝都是由来自中亚的民族建立的。实际上，莫卧尔王朝就自认为是来自中亚，并且源源不断地从中亚引进高级行政官员和知识分子（FOltZ1996，1997）。还有，亚洲内陆的蒙古人建立了“中国的”元朝，明朝继承了它的许多行政机构，而明朝又被同样来自亚洲内陆的满族人所取代。 罗萨比（Rossabi1990：352）认为，中亚的经济和内陆贸易已经“衰落”，但是他也注意到，内陆贸易到17世纪初仍延续不断，因而补充说：“有关这方面商业情况的准确资料十分贫乏”。其实，有关资料根本不难找；正如伊莱·韦纳曼（Weinerman1993）所评述的，在苏联时代，俄罗斯人和中亚人整理出大量的有关资料。但是，由于以前的论争基本上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人们歪曲地使用这些资料来为苏联的政治利益服务，因此很难对它们做出合理的解释。为了论证苏联政权在中亚的合理性，人们通常用沙皇统治促成“中亚的衰落”来反衬苏联政权的优越性。但是，当中亚的民族主义向莫斯科的统治发出挑战时，当局为了釜底抽薪却又声称，甚至俄国沙皇专制统治也不是一无是处。于是，又有大量的资料被整理出来，证明17世纪的中亚“衰落”受到抑制，到18世纪情况好转了。究竟是俄罗斯人还是中亚人的“发现”更值得信赖，较早时期的“衰落”是否仅仅是俄国人最早编造的神话？俄罗斯人和中亚人在这些争论中各执己见。 另外，有关中亚衰落和进步的争论，也是关于“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长期争论的一个方面。“资本主义”在中亚是否是自发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俄国殖民主义对它是起了扼杀作用还是促进作用？苏维埃政权和意识形态是如何有利于“第三世界’以及中亚的反殖民主义以及“非资本主义的”乃至‘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这些争论也显示了这些“生产方式”概念是如何误导人们的：正如本书第1章和第7章所指出的，这些概念转移了我们对历史实际进程的注意力。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驱使下，这种争论还没有停止。各方为此而整理出来的“史料”使我们很难“信以为真”地加以使用。也许俄文读者能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我只能去看其他的资料。 与尼尔斯·斯廷斯加尔德一样，罗萨比也注意到，跨大陆的商队贸易并没有被环亚洲的海上贸易所取代。其中一个原因是，绕行非洲的海上商路没有降低运输成本。另一个原因是，运输成本在最终的销售价格中毕竟只占很小的比例（Menard1991：249）。因此，葡萄牙人统好望角的贸易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跨中亚和西亚的路线所取代。斯廷斯加尔德（1972：168）估计，欧洲消费的亚洲商品中，由内陆商队提供的商品是绕好望角的商船提供的商品的两倍。 两位学者都注意到跨中亚贸易在17世纪的衰落。罗萨比把这种衰落归因于两个因素：严酷的干旱（“小冰河时期”）和政治动乱。后者主要包括明王朝于1644年的覆灭和满清的取而代之，中亚西部帖木儿帝国的崩溃，印度北方莫卧尔王朝的困境。16世纪末，中国朝贡贸易使团到塔里木盆地绿洲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到1640年以前，即明朝最后几十年，就更为罕见了。此时，吐鲁番也竭力控制塔里木盆地北部商路。蒙古与明朝之间的关系也再次恶化（Rossabi1975，1990）。但是，也有一位研究者把这种衰落的某些原因归结到商路的另一端，即更为遥远的波斯萨菲王朝内部的问题（Adshead1988：196－197）。 我们不难接受罗萨比从资料中得出的结论：“那种认为海运贸易取代了商队贸易的一般假定是需要加以限定的”（Rossabi1990：367）。但是，他接下来的说法却值得商榷。他宣称，17世纪的衰落应该归咎于“商队所通过的大部分亚洲地区所经历的政治动乱。……总之，中亚南队贸易的衰落不能完全归因于经济原因”。 或许如此，但是，这种因果关系为什么不会是反过来呢，即干旱和经济衰落造成了政治动荡？这样讲通常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时间更为适用，也更能解释为什么“穿越中国西北部地区的商业活动明显衰落”（Rossabi1975：264）。但是，在东亚和南亚，只是在1630年代，气候问题才特别严峻。17世纪初和17世纪末都是中国和印度经济大扩张时期。这就使得“衰落’的说法是否适用于中亚也变得可疑了。更引人深思的是，随着18世纪其他地方的贸易扩展和“商业革命”，跨中亚贸易再次复兴。斯廷斯加尔德（1972）指出，这种贸易转到俄国和中国之间偏北的商路上。 弗莱彻（1985）也批驳了那种认为跨大陆贸易被海上贸易取而代之的论点（或假说），但是他注意到从1660年开始外蒙古地区的＂游牧经济衰落”。还是与斯廷斯加尔德一样，他注意到，俄国商人建立的偏北的商路也促成了西伯利亚人口的增长。“布哈拉”商人（不都是来自布哈拉）原先在偏南的穿越中亚的远程商路上占有一个垄断地位，但是，自1670年以后，他们逐渐被俄国商人所取代。弗莱彻还强调了另外三个因素的作用。一个因素是17世纪的人口衰落。这是欧亚大陆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个因素在杰克·戈德斯通对1640年以后的危机所作的人口一结构分析中至关重要，参见本书后面的讨论）。另一个因素是军事技术（即火器）的发展。正如赫斯（Hess1973）指出的，这种进步使得战争变得昂贵了，也使得游牧部落从此在与庞大而富有的国家或帝国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弗莱彻提到的第三个因素是，欧亚大陆各部分的地区内贸易都有较大的发展。这种地区性发展看上去有可能缩小跨中亚贸易的市场。但是，事实上，中亚各个部分或地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作为邻近地区的商品供应地和销售市场的功能，结果反而使这些地区在经济上和商业上都得到发展。例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注意到，香料和丝绸贸易实际上越来越多地利用穿越中亚各地的商队贸易路线。这些商路与欧亚之间的波斯湾和红海商路互相联结，相辅相成。再如，莫卧尔帝国在印度次大陆南部的扩张造成了对骡马和其他军事物资的需求。中亚各地区，无论是靠近波斯的西部地区，还是东边更远的西藏和云南，都“天然地”成为这些物资的供应地。约翰·理查兹（1983）在论述13世纪和14世纪的情况时指出，马可波罗和伊本·巴图塔等旅游者早已谈到这些中亚地区向印度出售马匹来谋取暴利的生意。这种骡马生意持续了很长时间。据记载，17世纪初，中亚有一年出口了10万匹马，其中卖到莫卧尔帝国军营的就有1，200匹（Burton1993：28）。 与之类似的是，蒙古人与中国之间的地区贸易虽然像以前那样起伏不定，但始终持续进行。蒙古人的最后一次严重的军事威胁似乎被明朝政府克服了。但是，明朝政府为了应付这种威胁，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北方，甚至迁都北京，并且牺牲了许多海上的商业机会，在1433年突然中止了类似郑和的贸易使团活动。这种地区取向以及战争的新方式和代价，可以解释许多事件。伊森拜克·托根对此作了分析： 本论文的宗旨是，对丝绸之路的衰落这一说法作出进一步的限定，证明（在17世纪）贸易和商人依然在发挥作用，只不过原先在丝绸之路上扮演中介角色的一系列国家消亡了。它们的消亡应归因于近代早期定居民族帝国的扩张。正是在这个时候（1698年），其中的两个帝国，即中华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彼此之间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因此中介国家丧失了原来的功能。结果，商人，具体地说是丝绸之路上的（布哈拉）穆斯林商人变成了帝国内的商人，他们更多地从事帝国内的贸易活动，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从事跨大陆贸易。（Togan1990：2） 但是，正如阿谢德（1993：179）所提示的，这些变化也意味着，东西方的跨中亚商队贸易在17世纪的衰落是由地区性的南北贸易来填补的，因此“中亚没有衰落”（Adshead1993：200）。罗萨比（1975：139－65）对中国从中亚进口的货物作了分类：马，骆驼，羊，皮毛，刀剑，玉石，人参以及其他药材，当然还有黄金和白银。他罗列了中国的出口商品：纺织品，布匹，成药，茶叶，瓷器。另外，从15世纪晚期以后，一部分白银取代了原来被列为出口物的纸币，因为纸币只能在中国使用。 俄国与中亚的贸易也一直很兴旺，到18世纪更加繁荣。首先，来自中亚的商队也不得不带着一些金银来结算他们购买的俄国货物。但是，在18世纪后半期，由于中亚向俄国人出售越来越多的棉花和纺织品，这种贸易就比较平衡了。然后，贸易的天平倒向中亚，俄国不得不向中亚，后来也向中国出口贵金属（Attman1981：112－124）。因此，历任沙皇不断地颁布敕令，禁止出口贵金属和金银币。从17世纪中期开始，尤其到18世纪，俄国政府极力保护本国臣民的商业活动，排斥布哈拉人和其他中亚人的竞争（Burton1993）。 伯顿（1993）在概述1559年到1718年布哈拉人的贸易活动时也把非布哈拉人的贸易活动考虑在内。他的论文与所附的地图展示了贸易路线以及大量非奢侈的日用商品的贸易情况以及由此显示的劳动分工。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在此无法全部列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奴隶（包括来自西方的德意志和东欧的“非基督徒”奴隶以及来自南方的“非穆斯林”印度奴隶）；骡马和其他牲畜以及各种皮毛和皮制品；各种纤维制品和纺织品；靛育和其他染料；金属和金属器皿，尤其是小型武器；各种陶瓷器皿；各种食品，包括粮食、蔗糖、水果、大黄叶柄；药材；茶叶和烟草；宝石；当然还有资金属和金银币。贸易路线把希瓦、布哈拉、巴尔赫、撒马尔罕、喀布尔等许许多多中亚的商人聚集区联结起来。这些商路向北经由阿斯特拉罕、奥伦堡通往莫斯科，再从莫斯科通往西欧和东欧；向东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直通中国，或者沿东北方向到西伯利亚，再通往中国。伯顿（1993：84）总结道：“纵观这一时期，尽管有各种艰难险阻，（中亚人）还是孜孜不倦地从事贸易活动。他们输送了种类繁多的物品，而且总能适应各种环境变化。甚至在沙皇（设置各种障碍）以后，他们依然继续与莫斯科和西伯利亚通商。” 17世纪上半期，俄国迅速向西伯利亚推进。从此，中国和俄国对中亚和西伯利亚的贸易、领土和政治控制的争夺风云变幻，时起时伏。俄国人似乎更关注（长途）贸易，中国人则似乎看重政治控制，而实现了政治控制，就能保证该地区的纳贡义务和贸易。根据1689年尼布楚条约，双方达成一致，俄国人的贸易活动得到保证，但俄国向中国交出该地区的政治权力。中国在1858－1860年又丧失了这种控制（只是到20世纪中期才恢复了一点儿）。另外，西部蒙古人控制了穿越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北线沿途的绿洲（自汉代以来，中国对这一地带的控制时进时退）。由此引发了争夺这一关键地区的斗争，直到清代，这一斗争才尘埃落定。 （十一）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 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在国际贸易和支付结构中的地位，很类似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在西亚的地位。具体地说，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主要向西欧出口皮毛，也出口木材、大麻纤维、粮食和其他商品，从西欧进口纺织品和其他制成品，而且一直是出口大于进口。这种贸易顺差是用主要来自美洲的资金属来平衡的。俄国与波罗的海地区之间的贸易、波罗的海地区与西北欧之间的贸易也是同样的模式（包括从瑞典出口铜、铁乃至后来的木材）。 波罗的海是三条主要的东西贸易通道之一。另外两条从俄国开始的路线分别是偏北方的经由北冰洋的海上路线和经由中东欧的内陆路线。不过，也有穿越俄国的南北贸易路线，主要是沿着大河深入到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位于通向里海的伏尔加三角洲的阿斯特拉罕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为了扶植这种贸易和排斥穆斯林，俄国人设计了一条联结伏尔加河和顿河的运河，但从未付诸实现。俄国向南方主要出口皮毛以及某些金属制品，从南方主要进口丝绸、棉花、靛育和其他染料。俄国在这种贸易中严重入超，不得不转手出口一些金银进行结算。这些金银是它从波罗的海地区和欧洲钢贸易顺差中获得的金银的一部分。 为了促进国内的商业发展和更好地参与国际商业竞争，彼得一世扶植商人，允许他们实行市政自治。沙皇还向欧洲和亚洲派出领事，当然也极力使俄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活动中占据一个重要地位。为了使俄国控制下的波罗的海地区贸易取代被外国控制的经阿尔罕格尔（Archangel，意为“天使长”）中转的贸易，彼得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包括不顾莫斯科的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对而建造圣彼得堡（该城取圣彼得的名字，而不是沙皇的名字）和从莫斯科穿越沼泽地通往圣彼得堡的道路。阿尔罕格尔因此衰落。另外，彼得还想修建一个河流一运河联网系统，连通波罗的海、黑海、白海和里海，但没有成功。再有，“人们在强调波罗的海地区贸易时往往会忽略莫斯科的东方贸易的发展，……土耳其、波斯、中亚诸汗国以及中国也在这种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彼得当然也想在繁荣的印度贸易中分得一羹（OI计a1969：129）。阿斯特拉罕就有300多印度商人长期定居，在莫斯科、纳尔瓦和其他地方也有印度商人的定居点；印度的纺织品被运到西伯利亚，再从那里运到今天的卡什加尔中国城． 到彼得大帝统治结束时，在莫斯科地区至少有200个大型工业企业，其中有69个从事冶金业，46个从事纺织业和皮革业，17个制造军火。俄国的生铁产量超过英国，到1785年更超过了整个欧洲的总产量（OliVa1969：124）。彼得的经济政策也导致了总体上的贸易顺差。1725年，俄国出口额为240万卢布，进口额为160万卢布，盈余80万卢布。 另外，俄国从17世纪前半期开始向西伯利亚迅速扩张，西伯利亚出口的皮毛越来越多地补充了欧俄皮毛出口的供应。因此，货币也流向远东，并促成对西伯利亚的开拓。在西伯利亚和欧亚大陆的东端，俄国人逐渐成为中国丝绸和茶叶的重要客户。沙皇政府还极力在俄国东部一中亚一中国一线的地区贸易中为俄国官方和民间的商人谋求贸易特权。 我们在前面指出，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跨大陆贸易从原来的穿越中亚的南路转移到穿越俄国的北路。这种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是伴随着俄国人向西伯利亚移民而发生的。与此相关的的一个因素是，跨边界的中俄贸易越来越多。另外，自16世纪中期伊凡雷帝以来的俄国统治者也一直努力诱使丝绸之路改变路线，从俄国领土上通过（Anisimov1993：255）。在西伯利亚流动的和定居的布哈拉商人最初都受到鼓励和保护。但是，由于俄国商人不断地呼吁政府限制乃至消灭这种外国人的竞争，因此布哈拉商人的活动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最终遭到禁止。俄国商人的请愿在17世纪中期的金融和贸易危机时期特别强烈（见第5章的论述；另参见Burton1993：54）。到17世纪末彼得大帝在位时期，再次爆发了请愿活动。 1689年彼得大帝签署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承认了中国的政治特权，作为回报，俄国人获得了在西伯利亚进行贸易和对华贸易的特权。在此之后，市场只准俄国人占有，布哈拉人逐渐被清除。一时间，贵金属同时向两个方向流动，但是后来大部分金银锭流向西方，铸币流向东方（Attman1981：114－124）。不过，彼得大帝下令禁止出口贵金属和非俄国货物。 彼得大帝决心保护和扩大俄国在东方和南方的贸易。他在写给驻波斯大使的指示中问：“……有没有可能给士麦那和阿勒颇的贸易制造障碍，在什么地方和如何做？”Anisimov1993：255）。另外，他产生了另外一些相关的想法：在1772年（利用萨菲王朝的宫廷内江造成的暂时虚弱）发动对波斯战争，然后在门对年与土耳其人瓜分波斯领土和商路，而这一切都是出于商业考虑。当他占领了里海的巴库后，他因“踏上了亚历山大大帝（通向印度）的道路”而“举杯欢庆”（Anisimov1993：259）。 印度的财富和贸易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使彼得大帝念念不忘要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的水路。他尝试了经由里海、乌滁河和其他河流的路线，还试图改变河道和兴建连通江河的运河。他甚至参与了经由马达加斯加的海上冒险。他派遣了一个使节完成前往印度的倒霉使命，要求他晋见莫卧尔皇帝并且“采取各种手段……使他允许与俄国通商”。正如他派往波斯的使节阿尔捷米·沃林斯基后来所回忆的：“按照皇帝陛下的设想，他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波斯。如果我们在波斯进展顺利，而且他的圣体还安然无恙，他会尝试着前往印度，他甚至酝酿着到中国去，这是我有幸亲耳听陛下说的。”（Anisimov1993：263）另外，这位沙皇还派丹麦航海家维图斯·约纳森·白令（白令海峡和白令海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去寻找俄国远东地区与美洲之间的通道。但是，所有这些寻找亚洲财富的商业政策和帝国政策都不得不等待沙皇在波罗的海地区和欧洲的雄图大略取得某种满意的结果，在后一方面的成果之一就是建造了圣彼得堡。时至今日，俄国依然而且还将苦于应付在东方的利益和在西方的利益二者之间的冲突。 （十二）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总结 本章已经确凿无疑地证明：过去确实有一个包容全球的世界范围的贸易体系和劳动分工。它把各个农业内陆和边睡地带与它们各自的地区商业中心、海港或内陆商业城市都联结在一起。这些地方反过来发展和保持了频繁而深远的省际、地区间和构成世界体系的国际间的经济关系。这些关系最明显地体现在商人和贸易活动中，体现在由这些贸易活动而造成的贸易不平衡中。但是，这些贸易活动也反映了在全球劳动分工背景下广泛的地区间和部门间的互补与竞争。而这一切也反映了亚洲经济、特别是中国的相对——和绝对——分量和支配地位。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多边贸易因欧洲人输入了美洲金钱而得以扩张。实际上，这才使欧洲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世界经济中，但是直到18世纪以前，甚至在18世纪，这个世界经济一直被亚洲的生产、竞争力和贸易支配着。 世界经济中的国际劳动分工以及相对的部门生产力和地区竞争力，体现在贸易平衡和货币流向的全球模式中。 在世界经济的结构中，有四个主要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的逆差。它们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前两个地区靠生产出口的白银来弥补它们的赤字。非洲出口黄金和奴隶。从经济角度看，这三个地区都生产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第四个贸易逆差地区，即欧洲，本身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以出口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的商品。欧洲在弥补这种赤字时主要是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从非洲出口到美洲，从美洲出口到亚洲，从亚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欧洲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亚洲内部的贸易，尤其是日本与其他地方的贸易。这种亚洲内部的“乡土贸易”对于亚洲是次要的，但是对于欧洲则是关键性的，因为欧洲由此获得的利润比欧洲对亚洲贸易的利润更多。 东南亚和西亚也生产一些金银，用于平衡它们的贸易。但是，与欧洲不同，它们也有能力生产其他满足出口需求的商品。东南亚和西亚分别是亚洲核心经济体的东南贸易中转站和西南贸易中转站，因此也都能实现“出口”盈余。中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 在世界经济中最“核心’的两个重要地区是印度和中国。这种核心地位主要依赖于它们在制造业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无与伦比的生产力。在印度，这些制造业主要是称雄世界市场的棉纺织业，其次是丝织业，尤其是印度生产最发达地区孟加拉的丝织业。当然，制造业的这种竞争力也依赖于农业、运输和商业的生产力。它们提供了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工人的食品，以及二者的运输和贸易，进出口的运输和贸易。 另一个甚至更为“核心’的经济体是中国。它的这种更为核心的地位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它的贸易保持着最大的顺差。这种贸易顺差主要基于它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另外它还出口黄金、银钱以及后来的茶叶。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世界白银流向中国，以平衡中国几乎永远保持着的出口顺差。当然，中国完全有能力满足自身对白银的无厌“需求”，因为对于世界经济中其他地方始终需求的进口商品，中国也有一个永不枯竭的供给来源。 回到我们的14世纪的出发点，特别是回到阿布一卢格霍德（1989）提出的“13世纪世界体系”，我们会看到一些持续到18世纪的“地区性”模式。对于这些地区模式，可以用几种互不排斥的方式来总结。但是，任何方式都不符合那种流行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观念。那种观念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提从欧洲开始的，只是后来才逐渐扩张，“兼并’了世界上的一个又一个地区，直到西方最终完全主宰了它们。 这一章里的各个小标题以及许多论述都显示了世界经济的两种可能的地区划分方式。我先是提醒读者；任何地区的界定都可能是武断的，然后各节的标题分别定为“美洲”、“非洲”、“欧洲”等等。遗憾的是，迄今大多数有关‘世界’经济史的论述都几乎没有超出这三个地区的范围。本章则试图证明，它们在世界经济中只是较小的角色。世界经济也涵盖着亚洲的许多地区。当然，出于其他需要，每一个地区也可以用罗盘时刻度加以分割，或者从地理和生态角度划分为核心／边缘、大陆／岛屿、高地／低地、寒带／热带、潮湿地区／干旱地区等等，也可以从经济、政治或文化的角度加以划分。 它们也可以被分别纳入大西洋地区、印度洋地区、中国海地区、亚洲腹地等等较大的地区。或者北大西洋／南大西洋地区、北中国海／南中国海地区等等。当然，在以往的大多数论述中，大西洋地区受到最多的关注。但是，我认为，其他地区理应受到相对和绝对更多的重视和研究。事实上，这一章关注的就是这些较大的地区，而且在每一节里都用一半甚至更多的篇幅论述各个地区与其东西方邻近地区的经济关系。例如，“印度”一节对古吉拉特、科罗曼德尔、孟加拉、锡兰等地之间的劳动分工和贸易作了描述，并且强调了它们各自与非洲、中亚、西亚、东南亚。东亚的密切经济联系和劳动分工。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阿布一卢格霍德所说的“13世纪世界体系”的基本要素在许多世纪的延续。在论述世界经济时，阿布一卢格霍德是在覆盖欧亚大陆的八个相互重叠的椭圆地区中确定了三个主要地区。这八个椭圆从西向东分别是以欧洲、地中海、红海、波斯湾、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南中国海以及亚洲腹地为中心。我们已经看到，虽然在历世纪又增添了一个大西洋椭圆区，但是原来的所有地区继续在世界经济的劳动分工和“国际”贸易体系中扮演着或大或小但绝不平等的角色。 但是，我们也看到，其中有些地区确实比其他地区更平等一些，它们的相对地位也发生着某些周期性的或暂时的变化。虽然在18世纪大西洋取代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成为欧洲贸易的中心，但是它在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还远远比不上印度洋地区和中国海地区。我们在前面已经引用的主要由亚洲历史学家写成的一系列著作（在以后各章中还会引用）能够帮助我们把印度洋经济标示在地图上，确确实实地显示出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和作用。这一章有关中国的一节特别指出，当时的东亚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体系，该体系在世界中的经济分量一直被大大地贬低了，甚至在人们对此有所认识时（这种情况极其罕见）也是如此。滨下的著作（1988，1994）以及阿里基。滨下、塞尔登的研究报告（1996）都旨在弥补这种严重的缺陷。本书的论述也旨在阐释这种东亚‘地区”经济的结构和转变。例如，在这一节里强调了中国与中亚的长期双边关系，中国与朝鲜和日本的三角关系，中国沿海地区、南中国海、东南亚和琉球的商业移民群体和港口、尤其是海外华人的商业群体的重要作用。海外华人在今天还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绝非偶然。 当然，本书的着眼点始终是全球经济以及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我们看到世界经济的另外一种“地区划分”。这种划分表现为同心圆的形式。在这些同心圆中，中国（以及中国的长江流域或中国南方）应该是最核心的一圈。滨下（1988，1994）所研究的东亚纳贡一贸易体系应该是第二圈，比中国更大，至少包括中亚某些部分、朝鲜、日本和东南亚。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圆圈的边界也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读了认为，它扩及南亚。当然，反过来，南亚也与西亚。东非和中亚有着上千年的紧密联系，而中亚也与俄国以及后来与中国日益难解难分。可以说，这些地区组成了更外的一圈，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亚洲地区圈或亚非地区圈。这个亚洲（一非洲）经济体的可以辨识的经济结构和运动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实际上还没有人加以研究（在本书中也没有考察）。 因为本书的着眼点是整个世界经济。所以我们应该把亚洲经济圈放在它的全球经济圈里。在这个全球经济圈里，我们可以依次地考察更小一些的同心圆，即亚洲、东亚（和南亚？）和中国的经济圈。在这些同心圆的外圈，欧洲、大西洋和美洲可以占据它们各自的恰当位置，因为亚洲也与欧洲有经济联系，并且通过欧洲而与美洲有经济联系。这些经济联系包括亚洲直接跨太平洋的贸易活动（在第3章将对此作进一步的考察），这种贸易活动也同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或利马附近的埃尔卡亚俄）与菲律宾的马尼拉之间的大帆船贸易相联系。这种全球经济的同心圆构图不仅把中国、东亚和亚洲依次看作是主要的世界经济地区，而且也把欧洲、甚至大西洋经济体置于边缘地位。 第3章将进一步考察欧洲人供应的美洲金钱如何流向亚洲、尤其是中国，这种流动如何影响了整个世界经济。由于这个统一的世界经济具有一个不平等的结果和不均衡的运动，由此产生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并通过全球生产增长而造成了一种全球经济“发展”的进程。第4章将考察这些发展情况，并用更多的资料验证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第4章还将证明亚洲以及其他地方的技术和制度变革如何造成了这种世界性发展。必须把这种世界（经济）历史看作是在同一时间普遍发生的统一的全球进程来加以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理解它。因此，第5章首先分析这样一些同时出现的发展情况，并由此证明，亚洲经济的扩张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期。第6章则接着探索后来亚洲衰落而欧洲兴起的原因。 ------------------ 图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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