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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人，却可以为这些而放弃一段感情。离别，只为了追寻更好的东西。” 一九八三年九月里的一天，大雨滂沱，还在念预科的我，下课后正赶着去替学生补习。 “周蜻蜓－－”我的同学方良湄走上来叫我。 “哥哥问你有没有兴趣到电视台担任天气报告女郎，一星期只需要去三次，比补习轻松得多了。”良湄问我。 她哥哥方维志是电视台新闻部的监制，我们见过好几次。 “为什么你不去？”我问她。 “他没有问我呀！怎么样，你有兴趣吗？” “不，我怕。” “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可以对全香港的观众报告天气呢。” “像这种恼人的天气，我才不想报告。若说明天的明天还是会下雨，多么令人气馁。” “谁又可以控制明天的雨？” “但我可以忘记它。”我说，“我赶着去补习。” “明天见。”她说。 我跟良湄在雨中道别。听说，雨是女人的眼泪。在法国西北部的迪南城，如果结婚那天下雨，新娘就会幸福，因为她本该掉的泪，都在那日由天上落了下来。然而，在法国西部，普瓦图地区的人却相信，如果结婚那天下雨，新娘将来会比新郎先死，如果太阳当空，丈夫就会比妻子早一步进入坟墓。真是这样的话，我宁愿结婚那天下雨。比爱自己的人先死，是最幸福的，虽然这种幸福很自私。 回家的路上，雨依然下个不停。一间电器店外面挤满了观看电视新闻直播的路人。 “因香港前途不明朗，引致港元大跌，一美元要兑九点八港元，财政司宣布实时固定美元兑港元汇率为一比七点八。”一个名叫徐文治的新闻播报员报导。 我怔怔地望着屏幕上的他，从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会相遇、相爱而又相分，一切彷佛是明天的雨，从来不由我们控制。 一九八六年一月，我在念时装设计系，是最后一年了，良湄念法律系。 一天，方维志再提起找我兼职报告天气的事。 “出镜费每次一百五十元，每次出镜，连准备工夫在内，只需十五分钟，酬劳算是不错的了。”他说。 “对呀，你还可以穿自己设计的衣服出镜。” 那时候，拿助学金和政府贷款念书的我，着实需要一点钱，良湄和方维志是想帮我的，所以我答应了。反正，没人能够控制明天的雨，我不去，也有别人去。更重要的，是我想认识文治。 “哥哥，你们那个报告新闻的徐文治很受欢迎呢，我们很多女同学都喜欢他。”良湄跟她哥哥说。 “这个人很不错，他是新闻系的高材生。”方维志说。 那一刻，文治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人。 天气报告紧接着新闻报告之后播出，是在同一个直播室直播的。 我第一天上班，正好是由文治报告新闻。 从一九八三年在电视屏幕上匆匆一瞥，到一九八六年一月的这一天，经过两年，我终于见到真实的文治。 在那搭了布景的狭小的直播室里，我们终于相遇，是现实而不是布景。 新闻报告结束之后，文治站起来，跟我点了一下头。方维志刚好进来直播室，他拉着文治，介绍我们认识。 “周蜻蜓是我妹妹的同学，她是念时装设计的。” “蜻蜓？”他对我的名字很好奇。 “是的，会飞的那一种。”我说。 “要去准备啦。”方维志提醒我。 第一次面对摄影机的我，彻底地出丑。我把稿子上那句“一个雨带覆盖华南沿岸，预料未来数天将会有骤雨和密云”，说成了“一个乳晕覆盖华南沿岸”，我立刻发现直播室和控制室里每个男人都在笑。摄影师更笑得双手都差点拿不稳摄影机。 节目结束之后，方维志上来安慰我。 “第一次有这样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 我看得出他的表情有多勉强。 我拿起皮包和雨伞，装着若无其事的离开直播室。我真害怕明天走在街上有人认出我。 电视台外面，正下着大雨，我站在行人道上等车，文治刚好也下班，他的机车就泊在路旁。 “我第一次出镜报告新闻的时候，也不见得比你好。”他微笑说。 他一定看到了我出丑，真是难堪。 “这几天的天气都不太好。”他说。 “是的，一直在下雨。” “我第一次出镜的时候，双脚不停地颤抖。” “我刚才也是。” “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我用一只脚踏着另一只脚。这样做的话，起码有一只脚不会发抖。”他笑说。 这个时候，一辆小巴士驶来。 “我上车了。”我跟他说。 “再见。”他说。 “谢谢。” 小巴士开走，我把文治留在风雨中。在小巴士后座回望在雨中的他，我突然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我们彷佛在哪里见过，在更早之前，也许是一九八三年之前，我们是见过的。 两天之后，当我再次来到直播室，每个人都好象已经怕了我。 刚报告完新闻的文治跟我说： “别忘了用一只脚踏着另一只脚。” 我坐在圆凳上，用右脚踏着左脚，整个人好象安定了下来。 我把摄影机当作是文治，告诉他，这天气温介乎最低的十二点四度和最高的十五点七度之间，相对湿度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未来数日仍然有雨。文治，明天还是会下雨。 “你做得很好。”方维志称赞我。 我很想多谢文治，他们说，他出去采访了。 文治这天出去采访，晚间新闻里，应该可以看到他的采访报导。我洗了一个澡，正想看新闻，扭开电视机，画面一片朦胧，管理员说，大厦的公共天线坏了，明天才有人来修理。我想起附近有一间凉茶店开得很晚，店里有电视，于是匆匆换了一件衣服，冒雨到凉茶店看电视。虽然两天之后就可以在电视台看到他，不知为什么，这一晚我很想见他。 在电视屏幕上，文治正在报导一宗情杀案。男人用山埃（注）毒死向他提出分手的太太。他亲自做了一个蛋糕给她，她不肯吃。他说：“你吃了之后就可以走，我不会再缠着你。”她吃了，死在他怀里。他把她的尸体放在平台上淋雨，相信这样可以把她洁净，洁净她不爱他的心。 （注）山埃，毒药的一种，古名“鹤顶红”。 他们结婚当天，是下雨吧？所以新娘先死。 从凉茶店出来，我发现文治的机车就泊在路边。车身还是烫手的，他应该是刚刚走开。我站在机构旁边，好想等他回来。我想，我可以装着刚好经过这里，而且顺道向他打听一下那宗情杀案。 十五分钟过去了，仍然看不见他。 三十分钟过去了，他依然没有回来。 一个开私家车的男人在泊位，车向后退的时候，差点把文治的机车撞倒。 “你小心一点。”我立刻提醒他。 我突然觉得我像一头狗，正替主人看守着他的东西，但是主人并没有吩咐我这样做。 四十五分钟过去了，文治还没有回来。他会不会就住在附近，今天晚上不会回来？ 街上的行人愈来愈少，店铺会关门。我为什么要等他回来？也许我太寂寞了，我不想就这样回去那个没人跟我说话的地方。 车身早已经不烫手了，文治还没有回来。如果他回来时看到我在等他，他一定觉得奇怪，于是，我决定在附近徘徊，如果他回来，我就像先前想好的那像，装着刚好遇到他。 我走进便利店里买了一包果汁糖，出来的时候，刚好看到文治骑上那辆机车绝尘而去。 我等了四十五分钟，才不过走开五分钟，结果只能够看到他的背影。 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看守着那辆机车，它竟然无情地撇下我。 我一个人，孤单地回去，雨落在我的肩膀上，明天，我要缝一件雨衣，那么下次为文治看守机车时，便不会给雨淋湿。 这以后我经常在直播室里碰到文治，我从来没告诉他，我曾经站在他的机车旁边等他回来。 这种事，太笨了。 在阳光普照的一天，我用缝纫机缝了一件雨衣，像一条裙子的雨衣，腰间可以缚一只蝴蝶结，连着一顶帽子。雨衣是柠檬黄色的，在烟雾迷雾的环境下，黄色是最显眼的颜色。我希望下一次，文治会看到在他的机车附近徘徊的我。 也许，那件柠檬黄色的雨衣真的奏效，那天放学的时候，忽然下雨，我拿出背包里那件黄色的雨衣穿上，在巴士站等车。文治驾着机车经过，看到了我。 “你要去哪里？”他问我。 “去湾仔。” “我送你一程好吗？我也是过海。这里雨很大。” 我求之不得，立刻跳上他的车。 “你是怎么看到我的？”我问他。 “你的雨衣很抢眼，像个大柠檬。” “我自己做的。”我说。我没告诉他为什么我要做这件雨衣。 “很漂亮。”他说。 “谢谢。” “你住在湾仔的吗？” “嗯。你呢？” “我也是，而且从出生那天到现在都没离开过。” “你住在哪一条街？” “谢斐道。” “我以前也住在谢斐道，说不定我们小时候见过。” “你现在住哪里？” “骆克道。” “跟家人一起搬过去的吗？” “不，爸爸妈妈过世了，我自己只能搬到一个小单位。” “哦。这几天都在下雨，这种雨不知道要下到什么时候。” “你为什么会开机车？很危险的呀，尤其下雨的时候，地湿路滑。”我说。 “是念大学的时候学的，那时想，如果将来到报馆工作，会开机车比较好，有些报馆要求突发新闻组的记者要有机车的驾驶执照。” “我在一九八三年就见过你。” “在哪里？” “在电视上，那天你报导财政司宣布一美元固定兑七点八港元。” “那是我头一天负责新闻报告，那宗新闻也是我采访的。联系汇率是不合理的，相信很快就会取消。” 文治和我也许都想不到，不合理的联系汇率一直维持下去，竟然比我们的爱情更长久。如果爱情也像港元与美元，永远挂钩，永远是一比七点八，是否更好一些？ 那天，跟良湄吃饭，我向好打听： “徐文治有没有女朋友？” “好象没听说过。” “我喜欢了一个男孩子。”良湄接着说。 “谁？”我心里很害怕那个人是文治。 “是念化学系的，叫熊弼。” 我松了一口气。 “他的样子很有趣，个子高高，长得很瘦，有一双很厉害的近视眼，傻呼呼的，满有趣。” “你喜欢这种男孩子吗？”我奇怪。 “这种男孩子会对女孩子死心塌地的。而且他在实验室做实验时那份专注的神情很有魅力呢。” “你想追求他？” “他这种人不会追求女孩子的，他没胆量。” “我真佩服你的勇气，万一被拒绝不是很尴尬吗？” “如果他拒绝，就是他的损失，这样想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是的，良湄在所有事情上都比我勇敢，一个人，只要不害怕失去，譬如不害怕失去尊严，那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哥哥的女朋友在南丫岛租了一间屋，地方很大的，我们约好去那里度周末，我叫了熊弼一起来，你能不能来？” 为了挣点钱，我每个周末在一间儿童画室突小孩子画画。如果去旅行的话，就由其它人替工。 “不可以呀。”我说。 “徐文治也来。” “我晚一点来行不行？”我立刻改口风。 “可以呀，我给你地址，我告诉我你坐哪一班船来。” 周末黄昏，我离开画室后，匆匆赶到南丫岛。 文治在码头等我。 “他们派我来接你，怕你找不到那间屋。”他微笑说，“你教小孩子画画的吗？” “嗯。” “什么年纪的？” “从四岁到八岁都有。” “平常画些什么呢？” “我让他们胡乱画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家长们很奇怪，如果他们的小孩子来了三个月还不会画苹果、橙、香蕉，他们就觉得老师没尽责。谁说一定要画苹果呢？即使画苹果，我也会让他们画自己心目中的苹果，如果只有一个方法画苹果，那太可悲了。 “人是长大了才有各种规范，不能这样，不能那样。” “你将来的设计一定与别人不同。”他笑说。 后来，我就知道，我们努力追求不平凡，到头来，却会失去了许多平凡女人的幸福。 “你为什么会当记者？”我问他。 “也许是一份使命感驱使吧。” “使命感？” “我喜欢当记者，揭露真相，报导事实。是不是很老套？” “不。比起你，我一点使命感也没有。我只希望付得起钱的人，都买我的衣服。” “这也是一种理想。”他宽容地说。 方维志的女朋友高以雅是写曲的，他们一起许多年了。 良湄带了那个念化学的熊弼来，他的样子果然古古怪怪的。 晚上，良湄嚷着要在天台上一起等日出。 “在这里，五点钟就可以看到日出。”她说。 结果，首先睡着的是她，而且是故意依偎着熊弼睡着的。 熊弼支持到一点钟也睡着了。 方维志喝了酒，早就累得睡在天台的长凳上。高以雅捱到凌晨三点钟也支持不住了，只剩下我和文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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