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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带朋友去市中心的肯尼迪纪念碑参观，正要跨过马路去看那座号称达拉斯最早的小木屋，猛回头发现一个中国女孩把一辆车停在了路中间，正跺着脚着急。我和朋友好心过去把她的车推到路边，她连谢都没说一声，就接着要我送她去一家饭馆上班。看着她乞求的目光，看在同胞的面子上，我无奈地要朋友自己逛逛，我带她坐上我的车向三十五号公路开去…… 我在达拉斯一个最穷最穷的区住了最长最长的时间，然后买了一部最破最破的车。这是有一天早晨醒来，住在隔壁的老墨看见我的房门外冒出一部车后说的。 我住的这个区英文名叫OAKLEAF。要是意译成中文，就是“橡树叶”。你瞧，虽然是最穷最穷的区，却还是这么一个浪漫的带点诗意的名字，要是舒亭来过这儿的话，就写不出那首迷倒几亿人的<致橡树>了。说它穷，一出公车站就能发现。需要补充一点的是，最富最富的区是根本没有公车的。你怎么能想象，拥有法拉利、保时捷、奔驰、劳斯莱斯的人需要公车呢？政府自然不必多此一举。而在其它很多的区域，公车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公车工人罢工了，报纸、电台早在一周前就提醒人们作好准备。橡树叶除了穷之外，还有一个不好的名声：黑人聚居地。就在车站的对面，一片低矮破烂的平房和一块同样破烂的空地，时常聚着三五成群的黑人，因而也时常可以看见一二部警车，无所事事地想从破烂的日子里发现一点什么新玩意儿。 有一次，我在报上看到这么一个标题：你住的地区是否属于富裕。一共有44个地区。我找到了橡树叶，名列第43。原来像树叶并不是倒数第一的区。 住在橡树叶的最大好处是公车四通八达。这是仅次于中央车站的一个大中转站。无论往北、往西、往东、往南，只要是公车到达的地方，你都能在橡树叶上车直达。当然，这很合理，住在这里的人需要公车，象需要面包一样。所以我是毫不犹豫地搬来了。北边的工被炒了，我可以上南边去。东方不亮西方亮，哪儿都不怕。这是我第五次搬家。 后来，后来我真的又被炒了。我躺在床上，想着从此不必拼命地赶公车去上工，这很舒服。躺了十天以后，想着既然不必赶公车了，那么就去买一部汽车吧。我完全忘了当初之所以搬到这里来的原因。 在美国，买车有三条途径。第一，上车行去买。有专卖旧车的低档车行，也有专卖新车的高档车行。还有些车行，什么牌子的都卖。但是，车行的价格相对要高。这些车行老板，要付租金，要付职员的工资，这些自然得算到顾客头上。第二，买私人出售的车，每星期日的报纸，专门登着出售汽车的广告。密密麻麻几版，不同年代，价格，牌子。初步挑选后，打电话去，问了地址，约好时间再去看车。如果满意，就可以成交。第三，上拍卖行。拍卖行，顾名思义，就是拍卖。一部车开出来，主持拍卖的人站在台上开价，要的人举手，举一次，加一百元。谁举到最后，车自然就属于谁。 至于我，选择第一种方法，价格太高，选择第二种，过于复杂并且千辛万苦地奔去，只看到一部车，要是谈不成，就白跑。别无选择，上拍卖行。一晚上拍卖上百部，总会有一部是我的。我的车就是这样买下来的。 原来我看中了一部红色的“马自达”。可我还没举一次手，它就变成６４００元了。等到我想是不是该要时，它已经变成６８００元。后来，“一，二，三”小皮锤一敲。７２００元被卖了。得，和我无缘。 后来，后来，不知怎么，这部车就出来了。它是小小的，灰色的，只有两个门，很不起眼。它是以８００元叫价的。陪我一起去的老墨阿迷哥说“好，这车，行，你可以要。本田，牌子好；车小，适合女孩，又省油。快，举手！” 于是，我就举手了。 当我举第二次手时，车子加到１２００元。“砰”地一声，拍卖人手指直指着我：“是你的了！”等我明白是我的了，才想起，我还没看清楚车呢！ 不过，１２００元，还能挑剔什么呢？只要它是部完整的车，只要它肯在路上跑。我付了２００元订金。余下的１０００元等取车时付清。我们还得再带一位会开车的朋友来。因为我，还没有去考驾驶执照。不能把它从拍卖行开回“橡树叶”。 三天后，阿迷哥带来了卡西诺和莫尼卡。我们四个人浩浩荡荡地去拍卖行取车。阿迷哥开着我的车，我坐在他旁边。卡西诺带着莫尼卡开在前面。我看着阿弥哥发动，上路，第一次坐在属于自己的车上，正在兴奋之余，它却熄火了，正正地停在马路中间，就像刚才一样，而且还是一个交通灯口前。我们正等红灯，可是绿灯亮了后，车子怎么也不肯走了。 可怜，我的小车就抛在刚出门的路上，连一个弯还没拐呢！阿迷哥和我一起好歹把车推到路边。这下给阿迷哥说着了，车小，省油是其次。重要的是推着时省力气。叫了出租车到最近的公车站，然后再坐公车回橡树叶。 卡西诺他们已经在我的住处门口等了很久。一见到我们，就说：“该死，我想是车抛锚了。我不该走在前面。走，再回去看看，一定想办法把车弄回来。”四个人再度上车。 不论我们怎样努力它，它自岿然不动，似乎是拒绝接受我这个新主人。 天下起雨来，又冷又饿。我首先放弃了。他们三人也巴不得就此罢手。于是，我们打电话找了拖车公司，并找到一家小中餐馆，一人捧着一盘海鲜炒饭大吃起来。自然是我付帐。为了我的车。 三天后，阿迷哥陪我去交通局考驾照。我居然一天之内笔试路试都通过，而且拿了个满分。偶遇阿迷哥的一位修车的朋友，这下碰上救星，请他无论怎样帮我把车给弄好。可怜这车扔在我门口餐风露宿了几天。等他去看过后，这位朋友说，车子得修整一番。我说好，你看着办吧！ 又是三天过去，车子才算真正回来了。同时附一张帐单。上面歪歪斜斜几个字，都是西班牙文，我只认识价钱是387元。 “我的车没问题了吧？” “没什么问题。只是，底盘的大轴不好，一拐弯咕咕地响。不过，你可以先开着，到坏了再说。” 我已经失业三个月了，车买来不是为了看的。找了份酒吧的工。老板打量我半天，“下午很早要来做工。你有车吗？”“有车！”二个字说得特别响亮。 我得意得太早了。不出两星期，这车就不听话了。每天，我坐进去，都战战兢兢地：上帝，让它发动起来吧！一次比一次困难。终于有一天，我得请我的邻居来推了，推上那么几十米，它才开始转动。 没办法，把它送进修理行。汽缸垫片裂开，漏水，所以难以发动。 “修好它多少钱？” “大概７００元。” 立刻，这车的身价超过２０００元。不付这７００元，它就再也不肯走。意味着我不得不付。 等到我去取车时，帐单上是７６８元８角。 然后是保险。５８０元一年。 然后是轮胎。 然后是刹车片。 然后是转弯灯。 然后。有一天，突然发现排气管冒出浓烟。我是“小车不停只管开”。视而不见。那天，停在红灯口转绿灯，我一踩油门，好家伙，倒车镜里浓烟铺天盖地。不一会儿，后面的车赶上我，狠狠按喇叭，一个金发碧眼的小伙子大声朝我叫：“修好你的车！警察要找你罚款的。” 不得已，再进修车行。 这一回，不是以百论，再加一个零。 ２４００元。不二价。 我说让我想一想，又开着冒烟的车回去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阳光灿烂。一觉睡醒，我决定去买部稍微新点的车。从此不再担惊受怕，闭着眼睛开它三年。这部小车同时还可折价给车行，也算有个去处。 到了“丰田”车行，我要个引擎１·６公升、自排挡、便宜点的车。职员很殷勤地领我去看。“空调，音响，液压装置方向盘。怎么样？”“多少钱？”“不贵，２２０００元。”是不贵，但不是对我。 我多了个心眼，又上另一家车行去。还价后，他们说：“２１５００元。”比第一家便宜了５００元。 上第三家车行去，讲价到２１２００元。我说，别的车行２００００元肯卖给我了。“好吧，我给你最最优惠的价格。最最优惠，２０５００元。不能再减了。”半天时间，减了１５００元。我很得意。 “不过，我有一部旧车要折价给你们。85年的本田ＣＩＶＩＣ，值多少？” “我们得看看车子。你没有开来吗？” “抱歉，我没有开来。这样吧，我明天开来。” 我不知道，那天我若是把我的小车开了去，我是否就真的把它给卖了而买了新车呢？ 傍晚回去，远远就望见我的车乖乖地趴在那儿，瞪着它那对大车灯，无望地望着我。那么小小的，灰不溜秋的。记得曾经连续三个月，它没有给我添任何麻烦，我决定奖励奖励它。就去市中心最大的汽车配件商店为它买漆。因为年代太久，已经买不到完全同色的漆了。再加上我的技术问题，整部车被我喷得深一块浅一块。尤其是项部，就象戴了一顶斑斑驳驳的花帽子。喷完后，我却很高兴。我知道，它也很高兴。它笑咪咪地接受我的所有好意。 它是老了，旧了，跑不动了，可它还是在尽力地跟着我。那回倾盆大雨，我停在红灯前，踩着刹车，拉开风门，它十分艰难地叫着。我说：“你可别熄火啊，你千万别熄火。这是一个六条路的大路口，你要熄火。我就完了。我上工就要迟到了，我会被雨淋病的，你是我的好朋友，你一定会帮我这一次，对不对？”整整三分钟，它没有熄火，它听到了我的话。冲过那个路口后，我想我流出了眼泪。 比起我一生所经历的种种难关，这当然就算不了什么。可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视线几乎是零，天上倒下来的大雨中，驾驶着一辆随时会熄火的车子，并且要限时赶到某个地方时的心境。 我不想离开它了，我要修好它。当初，我没有选择，它也没有选择地，我们到了一起。它和我一起打工，一起去购物，一起去看朋友，一起嘻嘻哈哈地唱着，一起默默相对无言。我的车已经超过６０００元了。而一拐弯，那根前轴仍在咕咕地叫。 所有认识我的人，都对我说，太不值得了。至少已有１０个人劝我卖了它（假如还卖得掉的话）。 我笑着我：“你们谁想买新车，来请教我。我有丰富的经验，如何讨价还价。” 所以，直到今天，我还是驾着我的破车。 我兄弟他是我在德州大学的同学，至今已快四十岁了，但还没有女朋友，很多人说他太小气，年薪七万，还开辆八五年的破丰田车。有一天他找我去城中一家ＰＵＢ喝酒，我问他为什么舍不得花钱，他叹了口气说，他全身心都在他弟弟身上…… 我像大多数人一样，从不保留生日卡。然而，今年我却把弟弟由大陆寄来的生日卡珍藏起来，因为它是无价之宝。那张卡片是由父母亲代购并写上地址寄来的，不过，在落款处，弟弟以笨拙的笔划，清楚地写着“小刚”二字。在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努力，与无数次伤心及挫折后，弟弟终于在廿九岁那年，学会如何写自己的名字。科学家认为，对一个重度智障者来说，要学会煮一顿简单的饭，可能需要五年；学会写自己的名字等于一生的里程碑；至于能处理个人卫生，要相当于得了博士学位。如今，小刚不但这些事都会做，而且还会做许多其他的事。我之所以说出我弟弟的故事，是因为在人类这个社会里，人们多半以成就和财产来衡量一个人的幸福与成功，小刚虽然没有这些，却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最知足、也适应得最好的人。对为人父母来说，孩子智能不足是个可怕的梦魇，但对我父母而言，弟弟丰富了他们的生命，使多年的艰困显得微不足道。事实上，他们已把重担化为积极的经历。今天，人们可以藉着羊膜穿刺来发现胎儿的缺陷，并及时终止怀孕，而弟弟这样的人能提醒我们，幸福与价值不过是角度的问题。他也许不会自己绑鞋带，但他的朋友绝对不比一个中彩票者少。在我家乡苏北小镇每个人都认识小刚，小刚也认识每个人。目前，小刚仍住在当年我们长大的房子里，并在一间残疾人工厂工作，赚取他应得的酬劳。他不花钱，而且也不交任何人钱。周末时，他经常到镇里一家小酒店喝二杯啤酒。每次，他都坚持自己付账，还经常和人玩两杆台球，虽然他很少打中球。当然，这一切都是他历经奋斗所换来的。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大约在五岁的时候，才注意到小刚的不同，父母亲带他到上海看到一家医院后，一进门便开始啜泣，并告诉我：你弟弟是个傻子。当时我还不了解这句话的含意，只意识到事态一定非常严重。父母亲拒绝将小刚遗弃于社会，他们决定尽快再生个孩子，好让小刚有个年龄相近的兄弟做伴。一年后，小弟出生了，父亲为此被批斗了两天。小刚蹒跚学步时经常发生意外，但最令父母亲头疼的还是他的就学问题。当时，在大陆特殊教育都还是空中阁楼；一般的心态是眼不见为净。而像小刚这样的孩子只有一个选择：长期呆在家里。最后父亲找到第三条路：把他送到上海一所残障人学校。那是所专为六至十六岁的智障者设置的学校，只提供全天的照顾，很少施以教育，学费对我们家来说是天文数字。小刚十六岁那年，进入一家小工厂，一待就是八年，每天做做糊盒子等简单的工作。日子一天天过去，小刚已长成一个身材修长，有一对漂亮眼睛的英俊青年。在他步入二十岁时，他开始变得粗鄙，喜欢破坏，故意撕毁自己的衣服，常常因为品行不端被工作单位提早送回家。他明知自己做得不对却无力控制。有时在做过某些特别无礼的事后，他会说：妈，对不起！不过，一转身，老毛病又犯了。这次使父母初次真正感到害怕。经过父亲再次送他到上海医院检查，医生得出一个结论：小刚的理解力虽然有限，但我和小弟相继成年自组家庭，使他觉得该是轮到他的时候了。行为乖张是他表示不满的方法。原因找到了，可解决的办法却让人绞尽脑汁。最后，医生所提出的答案是药物。多年来，小刚一直在服用温和的镇静剂。现在，他们改用强力的药物，使他变得温顺。但这不过是种野蛮监禁行为的现代翻版，给病人穿上一件化学的紧身衣。不久，小刚的行为有了彻底的改变。他不再破坏，也不再撕扯自己的衣服；但问题是他几乎停止了一切活动。药物使他元气大伤，实际，他几乎等于被切除了脑叶，他的体重急速上升，除了吃饭、睡觉外，不再对其他事情感兴趣。在这段期间，我父母开始推动一项在心中酝酿已久的构想。他们认为，大陆很需要一个专供智障者消磨闲暇的场所，因为智障的人往往会被公共场所排斥，而实际上，他们应该像正常人一样，受到社会的关注。于是，“小刚俱乐部”终于诞生了，它是以他们的儿子命名的。父母亲东挪西凑，总算买到一套国产音响，包括两个唱盘、麦克风及扩音器。接着，他又买了一叠热门唱片。就靠这些设备，他们在残疾人协会的支持下，在上海延安路一家饭馆内，为智障者开了中国第一家迪斯科夜总会。事情缓慢地进行着，消息也渐渐传开了。母亲负责茶点，父亲播放流行歌曲，很快地吸引了数以百计的青年人和成人。甚至，有一辆班车来往于俱乐部和精神病院间接送。“小刚俱乐部”非常受欢迎，连正常人也闻风而至，成为上海一大新闻。问题再度产生。这次，一位年轻及富于爱心的医生，决定做个彻底的改变，让小刚戒除对药物的依赖，以便进入社会，学习半独立的生活。接下来的几个月，小刚苦不堪言，他像个戒毒的人，吃尽了苦头。然而，情况逐渐有了起色，他搬进一间上海郊区民办的社会福利院，和二十名智障者共同生活。从这时起，我们开始评估并记下他的进步。摆脱对化学药物的依赖后，他的天地大为扩展，有了作决定的机会，负起更多的责任，并学得更多生活技巧。他先从小事开始学，例如：整理床铺、保持房间整洁，外出时为房门上锁，接着，进步到会使用电刮胡刀，而在工厂，他被赋予更多的责任，担负更具挑战性的工作。在和我的长途电话中能愉快地描述一星期的见闻。我上次回大陆，花了很多时间教小刚写自己的名字，后来却绝望地放弃了。不过，我也得到其他方面的收获。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一起看电视，小刚吵着要我带他到附近的歌厅去。我不想去，他却一直缠着我，最后，我发火了，咆哮着说：如果你那么想去，就自己去好了。没想到他真的站起身，穿上外套，然后向父亲要了钱，自己走了出去。这是他第一次单独外出。 “你最好去看看，”父亲说，“以免发生意外。”我不慌不忙地取出外套，故意慢慢地踱去歌厅。心想：这对他是一大考验，我应该给他机会和时间。我在歌厅找到了他。他正静静地坐在一张小桌旁，啜饮着一只大酒杯中的啤酒，那是他经常喝的。他看到了我，并对我说：我请你喝一杯。我会点，你要什么？当我看着他大摇大摆地走到柜台前，点了一杯青岛啤酒时，喉咙不禁哽咽了。他谢过服务员，不过，并没有点数找回来的零钱。也许，下一次，他就会了。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蒙头哭了很久。我发誓在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是让我弟弟过正常人的生活，不管花多大代价。现在，你该明白我挣的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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