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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未央歌》，在它写成十四年后才得以出版，又三十年才在大陆印行，当我们读到这部六十万言的鸿篇巨制时，已经距作者写作此书近半个世纪了。星移斗转，物是人非，昆明湖依旧，铁峰山犹存，“西南联合大学”，却已是历史名词、前朝故典了，它的学生也都已是年逾古稀的白发老人了。赖有这部《未央歌》，还为他们保存着青春的律动，时代的风采。 作者鹿桥先生曾一再表示，这部以西南联大和昆明为背景描写抗日战争时期青年学生生活的小说，是一部“以情调风格来谈人生理想的书”。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青年学生随着争取民族解放和振兴中华的大潮，历经风云变幻，曾经生活在各种不同的情调和风格之中。（就以大陆的青年学生而言，）延河畔革命加恋爱的浪漫散步是一种情调，南京街头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也是一种情调，鸭绿江隔岸的战火燃起过投笔从戎的壮志，红卫兵运动的骚乱带来过多少不堪回首的思索，北大荒、海南岛留下的辛酸和失落，“世界大串联”的热潮鼓荡起的向往和探求……都会形成一种特有的情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热点，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情调”。不是身历其境的人，很难按到它的脉搏，进入它的氛围。就像西南联大的那一代人很难理解红卫兵那种疯狂躁动的心理一样，今天挤在“托福”考场的大学生也难以领略当年从海外夺路奔向延安的那一代大学生的赤诚。然而共同的命运和追求，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终会穿过时间的云雾，使曾经在各种不同情调和风格中追求人生理想的几代学生沟通起来，《未央歌》就为他们提供了一座宽阔的美学桥梁。在他们向往前程锦绣，或追忆逝水年华的时候，在他们顺水放舟或在逆流挣扎的时刻，都可以在《未央歌》里找到精神契合的那一点灵犀，流连顾盼中那一抹会心的微笑。《未央歌》中一声“亲爱的同学们”，唤醒了多少沉睡的情思，失落的友爱！ 然而就成长于五六十年代的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来说，如果在三十年前来读这部小说我想是会产生很大的审美距离的。“西南联大”在我们当年的心目中是一所泱泱、美丽的学校，那是李公朴惨遭杀害、闻一多拍案而起的地方，它留给我们的是殷红的鲜血和不屈的节操，就在作者离开写作这部书的重庆山洞七八年以后，我跟着部队进军西南的胜利步伐到山洞附近待过一年多，我看到的歌乐山下的红叶、华岩寺的佛像想必和鹿桥先生当年看到的没有多少差别，但我却被附近的渣滓洞、白公馆的暴行所激怒，沉浸在一种满怀仇恨的“情调”之中，那时我是不能接受《未央歌》的，因为它轻描了斗争，淡写了苦难，把现实反映得太理想、太诗意、太柔弱了。我会像闻一多先生二十年代从美国回来“迸着血泪”喊道：“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发现》） 然而，我是在那四十年后的今天读到它，在时代情调和个人年龄、心态的变化中，成了《未央歌》的知音。这不仅因为当年西南联大同学唱过的“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的校歌仍然没有过时，而且我相信作品中的大余、伍宝笙们已经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小童、蔺燕梅们正不断涌现，还因为作者有意淡化了时代背景和政治功利，“把感觉托付给词句”，它反倒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使我们今天能从容地来欣赏它，喜欢它。 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来说，“情调”只能通过人物形象来体现，它附丽在人物的灵魂里，流淌在人物的情感中。理解这部作品，还必须从分析它的人物入手。 按照作者的说法，《未央歌》的“主角”是由“四个人合起来”的一个“我”：“书中这个‘我”小的时候就是‘小童’，长大了就是‘大余’。伍宝笙是‘吾’，蔺燕梅是‘另外’一个我”（见《再版致未央歌读者》）。 “大余”余孟勤是一棵迎风独立的大树。他外形高大健美，内里沉着坚定。有极高的组织和雄辩的才能；他严以律己，诚以待人，像达摩面壁那样清心寡欲、摩顶放踵地锻炼自己，在他内心深处，燃烧着一种浮士德式的永不停歇地探索的火焰，百折不熄。他白天去大普吉玩了一趟，晚上就要设法把功课补起来。当蔺燕梅因学语音学感到惫倦而想打退堂鼓时，大余对她说，“人的灰心有的多半是起因于疲劳”，“人之成材与不成材质差只在一点点上，可是也就是这一点点，把人类从其余的生物中间区别出来。”他还进一步说：“这一个人与那一个人的区别也在这一点点上。今日的我，与明日的我，也是由这一点点来分。”他因此不允许自己有一点点懈怠，甚至为此不愿堕入情网，当他一度受上蔺燕梅时，谈恋爱也成了他对她的紧张训导和严厉督促。他责任感太强，弓弦绷得太紧，活得太累。在他满怀痛苦从蔺燕梅所在的文山教堂走出来时，是伍宝笙的一封信使他获得了真正的爱情，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局限。作者通过他表现了一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理想人格，所以大余有一个绰号就叫“圣人”。 伍宝笙也是一个光彩照人的角色。她美丽恬静、娴雅温文，又有极高的学识才情，她是一个完全的人格；她完善，她宽容，有一颗兼济天下，普渡众生的博大、仁慈之心，她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优秀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化身。她这样去做的时候，没有一点勉强，也没有一点自得，她如春风吹拂沉睡的大地，如母亲呼唤迷途的孩子，给人间以温暖，她调理小童，救助燕梅，开导大余，使他们一个一个走过人生的坳口，她对史宣文、乔倩垠的深情，对梁家姊妹的爱护，对范家兄妹的理解，真正是无微不至又恰到好处。她从不把自己的事放在心上，当大家都在为她的婚事暗暗着急的时候，她却神奇地同余孟勤结合了。伍宝笙这个人物太圣洁、太完美了。看来作者对她有些偏爱，投下了过多的理想色彩，使她有些眩目，仿佛是一位头上泛着灵光的女神来到了人间。 蔺燕梅是另一个伍宝笙——“一个齐齐整整的好女孩儿”，她天生丽质，绝顶聪明，又受过极好的教育，她的一切言行似乎都是得体的、自然的，她受到全校师生的宠爱，可喜的是她没有任何放任自己、逞才使性的娇气，相反却稳重谦和，渴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快乐和愁苦，她心地仁慈得像一位天使，却又盛着太多的伤感，像林黛玉那样对于繁华、虚假有着天生的反感，那种忧郁、感伤、醉人又美丽的出世情绪经常缠绕着她，使她陷入悲天悯人的孤独寂寞之中，几次想去教堂做修女。她觉得她的心总是在一种漂泊的状况下悬着，被催眠着。由于心灵盛有太多的爱，所以她总想要找一个可以依靠的臂弯，一处可以倾吐的胸臆，这个人先是伍宝笙、后是余孟勤。她曾想像一棵树一样被伐木人（大余）砍下来，随他把自己做成一个什么材料，但一切理论、规范、强制都难以压抑她的创造和追求的天性，她终于蓦然回首般在“灯火阑珊处”发现了童孝贤，在他身上找到了自然，也找到了爱情。她逐渐地成熟，有了独立特行的意志，有了忍受孤独的耐力。她的感情历程和精神追求充满着痛苦而浪漫的灵魂搏斗。 作者在蔺燕梅身上寄托了他对青春的礼赞，把躁动不息的创造精神和九死无悔的追求愿望赋予这个生长变化着的女孩子。越到后来，她的性格越光彩，内蕴越深厚。 童孝贤和蔺燕梅有着更多的相同之处，惟独没有她那样的精神自我折磨。小童单纯厚道，单纯中透着灵气，厚道里藏着聪明。他从不固守成法，迷信权威，生就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脾性。他真诚地关怀和帮助每一个朋友，惟独常常忘记了自己，他不穿袜子，甚至忘了洗脸，他无忧无虑，快人快语，心地坦然，从善如流，但痛恨装腔作势。小童是主张一切顺乎自然的，他以为“一个人的作风、思想，说话，只要调和我就说好看”，为了不使蔺燕梅那个贵族味的洋皮包在乡间小路上显得太不调和，他便要在那皮包上拴上乱七八糟的一些手娟来予以调和。小童主张顺应自然，但他并不看轻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要“用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他觉得“路途艰险，路旁的风景才美。……艰难实比平淡、稳妥要有味得多”。因而我们总是能从这个人物身上感受到一种乐观的生气，这也是最吸引蔺燕梅的性格。小童从一个天真稚气的青年，经历种种磨砺考验（包括在杨宗海沉船时的死里逃生），以很高的悟性接近人生的真谛，走向成熟。作者细心地描写了他的成长过程。 如果按照作者给我们提供的思路，我们可不可以把追求至善至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余看作是“大儒”，而喜欢一切顺其自然、“无为而不为”的小童就是“小道”，那么一个人从小长到大，也就算是“援道入儒”了；那么平和博爱的伍宝笙最后同大余结合，也可以看作是“援儒入禅”，而蔺燕梅的从大余束缚下走向小童，就是“援儒入道”了，其间还擦过基督教的边缘哩！ 这样的附会离文艺批评似乎就有些距离了。所以我并不以作者“四人合一”的说法为然。我相信引起作者创作欲望、规范作者创作意图的是生活，是情感，是活生生的人物，而不是理性。我也认为“黛钗合一”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但这是作品形成后的客观分析，而不是曹雪芹写作前的主观配方。一件艺术品形成以后，是不好用哲理来抽象，用逻辑来归纳的。见仁见智，只有留待读者来公道吧。 从《未央歌》里，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作者那遍被华林的爱心，那宽阔的胸襟，那“少年听雨歌楼上”的欢乐、向上、且略带矜持的情怀，“那份黄金也似的美好”！这是一种诗的情绪，歌的律动。为了完整地保存这种青春的情调和风格，作者淡化了时代和历史，（注1）选择了小说的框架，以便从容集中地来探讨人生理想和青年成长的道路。于是浓郁的哲理性也便成为这部书情调和风格的一种重要结构因素和美学氛围。 它集中探讨了一个人在成长的道路上追求人格的完备和完善的问题。 这是哲学家们研究、讨论了几千年的大问题。这是一个离开了实践便找不出答案的问题。但《未央歌》显然把人的完备和完善当作一个最高的标准来追求。这个标准的体现者便是伍宝笙。在第十章里作者对伍宝笙有一段重要的议论： 想想余孟勤那样急躁冒火，又何苦呢？想想全校人那么愁眉苦脸，又何苦呢？想想蔺燕梅那么苦修苦炼，又何苦呢？这里有一个完全的人格。她（指伍宝笙—一引者）目标看得清楚。她是最尽责的工作者。她的效率高，性情心境好。她是有内在信心同修养的。说她是得天独厚，可以。但许多别人又何尝得天不厚？……她是快乐的，是值得赞美的。 作者似乎意犹未足，接着又通过小童的话进一步对伍宝笙作了这样的赞美：“我们现在是在黑暗时代了。而伍宝笙是一颗星星。看看她，才会维持‘光’的观念。否则‘光’将是不可思议的事而被人从字典里除去了！” 伍宝笙的“完善”从何而来呢，一是她有极好的先天素质（智力、体魄和性情），二是她有博大和愉快的情怀。她能不受外界干扰，超越狭隘的功利，涤除玄览，归真反朴，达到像老子说的“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北，如婴儿之未孩”那样一种境界。这实质上是一种道家的人生观。大余也在追求“完备”，但他却永无宁静，痛苦不堪，原因就在于他缺少顺应自然，平和中正的正气，在急功近利中耗尽了自己的精力，窒息了一份通达。大余拥有强大的人格力量，而始终达不到人格的完备。虽然作者对大余也是满怀热情地肯定和钦佩的。这也透露了作者内心的一种无法统一的矛盾：改造社会与完备自身的矛盾，“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矛盾，最终也只好用蔺燕梅的一句话来调和这种矛盾，那就是“用出世的精神，作入世的事业。”然而这句话的骨子里就充满着矛盾。 我多少有一些为作者有意识地追求伍宝笙的人格完善而带来艺术上的损害而感到遗憾。伍宝笙最令读者神往的、最动人的（也是作品写得最好的）地方是她对史宣文的友谊，对小童的照顾和尊重，对薛令超、蔡仲勉的关怀，是她去大普吉，游杨宗海的淡淡装，天然样，是她勇敢的向余孟勤投案的那封情书，而不是她对于蔺燕梅显得过于细腻缠绵的“母爱”，当她冷静地追求“完善”时，正是我们对她的性格感到模糊的时候。理性对诗情的破坏，也正是艺术对追求人格完善的一种报复。 我又以为作者于此是清醒的，他所以提出“四个人合起来才是主角”的说法，也正是说明了单个的人是无法自我完善的。作者在这里提出的“四人合一”的理想，也可以看作是道家追求的“天人合一”哲学的体现。 自然本身就是合理的、完备的，顺应自然就能达到人格的完善，人的完备。当花朵还开在枝上时，尽力爱护，在那里寄上了无限的乡思，但花一凋谢，就把它收拾起来，“过去的事决不追究，人事已尽的憾事决不伤感”，宴取中的这种态度，也是作者所欣赏的。人类以破坏自然为代价换取的现代文明，固然给他们带来了物质上的享受，同时也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无穷痛苦，所以童孝贤不愿穿袜子，伍宝笙不愿意打扮。物质上顺应自然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而要从精神上顺应自然，就得排除更大的干扰，因而人的完备也就是人的自由。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它的自由总是相对的，有限度的，因而人的完备也就永无止境。 与追求人的完善有关的是人的独立进取和外力影响何者更为重要的问题。蔺燕梅就是一个在外力影响下成长的人。她从小受父母的宠爱，受姨妈的教育，入学后又经伍宝笙尽心尽意的调理，余孟勤高度严格的炼锻，和全校师生的关切，她像是在鲜花丛中走着一条铺了红地毯的道路，到处都是爱护的目光和好心的调教，然而她最为反感并努力摆脱的也就是这种束缚她自由神智的影响，她本能地从大自然中，从宗教、从小童那里寻找那真正属于她自己的思想和力量，企求过一种不重复别人的、充满创造性的生活。 托尔斯泰在他的《复活》中说过：“凡是人都是一部分依照自己的思想，一部分依照别人的思想来生活和行动的。人们在遵循自己的思想方面所达到的程度，或者在遵循别人的思想方面所达到的程度正是人和人之间区别的要点之一。”一个人在我的长成道路上学习或遵循别人的思想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过多的依照别人就容易失去自我。正因为每一个人的自然秉赋和人生道路都是千差万别的，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即使是父母、师长也不能替代他思想。因此，爱护和培养、开拓和坚持按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能力，是一个人能否具有创造活力，并走向成熟的重要条件。有一次，蔺燕梅受到小童三步跨上桥的启示，便郑重宣布：“从今天起，蔺燕梅要变一下，要长一根骨头。要自己判断是非，不盲从人，也不害怕不合理的批评。如果遇见叫我决心动摇的事，我就来这座桥这儿想一想”。小童却进一步拿言词激励她：“我宁愿看你变成一个暴君也不愿看你被养成为一个奴隶！”小童也是在许多大同学，特别是在好姐姐伍宝笙的批评、影响下成长的，但是小童有很强的自主意识，他一直是在用自己的思想行动的，所以他很少动摇，也能耐寂寞，常常能发表一些与众不同的见解，对事物作出客观公见的评价。他认为艺术里头也必须有“自己”，由昔日作品中诱导出来的诗兴，即使句子优美，也是转手的陈货，没有嚼头。由于他尊重自然，所以也尊重别人。直率平等地待人，诚心实意地待人（例如他为范宽湖力排众难，在船遇风浪时冒险下水等），更显出他人格的纯净可爱。学问、修养都强过他的余孟勤、伍宝笙都没有把蔺燕梅调理好，而无心插柳的小童却敏捷爽快地钻进了蔺燕梅的心坎里，使这两个小字辈达到了使读者感到欣慰、美满的结合，又因为略感意外而充满喜剧性。值得顺便提一提的，是《未央歌》中的几对爱情结合，如沈蒹与金先生，沈葭与冯新衔，范宽怡与周体予，伍宝笙与余孟勤，都是顺风行船，停舟泊岸，极其自然且似信手捎带的事，而一度有过爱情意向的，如蔺燕梅与余孟勤，与范宽湖，范宽湖与梁崇槐，何仪贞与宋捷军，虽然没有结合却也未酿成过悲剧，留下心灵创伤。这也是顺应自然，按照自己的思想行动的哲学的胜利。 与追求人的完善有关的问题，在《未央歌》中涉及和探讨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如玄理与智理如何交通，蛰伏与飞升怎转换，偶然和机遇的作用，男人和女人精神世界的差异，等等，这里不再一一述及。大学生活时代是一个人一生中最躁动不安、踌躇四顾的时代，也是创造力、想像力最旺盛的阶段。《未央歌》截取这一段青春历程来谈人生理想，就使它具有广阔的天地和丰富的指向，同时也便增加了它的难度。作品能达到现在这样一个完整、厚重、洗练的程度，且经得起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检验，说明了它艺术上的成功。 《未央歌》的艺术成就也是值得我们好生研究探讨的。司马长风先生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把巴金的《人间三部曲》（即《憩园》、《第四病室》和《寒夜》）、沈从文的《长河》、无名氏的《无名书》（即《野兽·野兽·野兽》、《海艳》和《金色的蛇夜》）、和鹿桥的《未央歌》看作是抗日战争和战后期间长篇小说的“四大巨峰”，而《未央歌》“尤使人神往”，他说，“从某种意味说，《未央歌》使中国小说的秧苗，重新植入《水浒传》、《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土壤，因此，根舒技展，叶绿花红，读来几乎无一字不悦目、无一句不赏心”。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了。关于“巨峰”的说法，我和司马先生容有不同的见解，且放到一边。单就《未央歌》而言，我觉得他的评价大体上是中肯的。由于种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忽视了这部大作品，确使人感到遗憾。 《未央歌》除了四大“主角”之外，还写了一群大学生和他们的老师，这里有通达敏慧的史宣文，勇敢坦荡的凌希慧，温厚深情的乔倩垠，有稳重的朱石樵，淡泊的宴取中，明智的冯新衔，有平和的沈家姐妹，有随和的梁家姑娘，乃至聪敏佻跶的范宽怡，优渥自信的范宽湖，庸俗自卑的宋捷军，还有渊博的陆先生，旷达的金先生，幽然的顾先生和风趣的顾太太，还有那位慈祥而不失童心的女生舍监赵先生，以及社会上的众多各色善良的人物，构成一个战乱当头、异域相聚、患难与共的友爱的世界。书中关于去“米线大王”家过年，去可保村参加夏令营，金先生的婚礼，冯新衔出书等情节，洋溢着知心会意的亲切与和谐，这种亲切和谐的友爱与古朴淡远的民风笼罩在全书，和抗战时期艰苦的物质生活形成一种新的精神结合，使得对敌机轰炸昆明的叙述也那样的从容，醉汉的行凶寻衅也那样带有喜剧性。这种氛围正是培养“一种又活泼，又自信，又企望，又矜持的乐观情调”的极好催化剂。作者便把他的故事、人物和思想礼貌，一股脑儿地请到他着意经营的这种情调中来。 意象的营造，情调的流贯，在艺术创作中是比描写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更其艰难的。好比练气功，只有练到很高的境界，才能明心悟道，获得自由。不以重大的题材，不以曲折的情节来吸引读者，而是以乐观的情调和亲和的哲理来感染读者，是《未央歌》重要的艺术成就，也是它的鲜明特色。 这部写成于四十年代的长篇小说，是能够体现我国新文学在那个年代的艺术成就的，它是属于“五四”开辟的我国不断丰富壮大的新文学的序列中的。这种继承关系我以为首先是体现在小说中表现的人的觉醒和人对自身的探索。《未央歌》是一部人道主义的杰作，它对人的生存现状，对人格完善的探讨，对人的心灵痛苦的关怀和抚慰，对人生艰辛的浩叹，都进入到一个较深的层次。小说第十三章整章写蔺燕梅在魂牵梦绕中向余孟勤所作的内心独白，集倾诉、向往、忏悔于一炉，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人性的丰富、脆弱和美好。 人生！人生！怎么才能令我硬得起心肠过下去啊！我们无知而有知，无欲而有欲；要胜，更要强，我们得意，还凄凉，我们终于由少而长，由长而老，终于死去而与草木同朽呵！ 基于这样的感叹，我们要珍惜人的价值，探讨人生的意义，但是从这样的感叹出发，我们也容易走向抽象的人性，走向宗教式的虚无。作者在《六版再致未央歌读者》中说，这部小说“是只有爱没有恨，只有美没有丑的”，这既不符合小说的实际，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自然不敢苟同。正是作者这种认识上的偏颇，导致他笔下姨妈这个人物，和伍宝笙的某些描写缺乏生活的基础，只是一种理念的符号，显得苍白无力。 《未央歌》的作者“将感觉托付给词句”，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下创造了一种优美自由的文体。这种文体以古朴典雅、庄重祥和的文言节奏、韵律为基调，吸收严密、细腻的欧化句式长于表现雍容华贵的优点，以风清云淡或急管繁弦的修辞手法表现出来，便能左右开弓，张弛适度。试读第七章看雨和听雨的一段： 看雨景要在白天。看她跨峰越岭而来，看她排山倒海而来，看她横扫着青松的斜叶而来，看她摇撼着油加利树高大的躯干而来。再看她无阻无拦，任心随兴飘然而去。听雨要在深夜。要听远处的雨声，近处的雨声。山里的泉鸣，屋前的水流。要分别落在卷心菜上的雨，滴在砂土上的雨，敲在窗纸上的雨，打在芭蕉上的雨。要用如纱的雨来滤清思考，要用急骤的雨催出深处瑰丽的思想之花，更要用连绵的雨来安抚颠踬的灵魂。 这步步深入的层次，这海潮一般分明的节奏，这气势和意境，都造就了一种诗情画意，培植出一片情感栖息的绿荫。 论及《未央歌》和我国几部优秀古典小说的承继关系，那也是比较明显的。小说楔子对云老的描写，就使我们感受到《儒林外史》中的仙风道骨，和清芬的书卷气，以后多次出现的解尘、履善、幻莲三位师父的禅语，都对结构或情节有着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作者得益于《红楼梦》的大约主要是对那些可爱的女孩子的细致描写，那种大家小姐的闺阁情致。我还觉得，《未央歌》里时常出现的“素日”、“何致于”、“呕我”、“很不堪”、“便收科”、“决撒了”、“心眼儿，身份儿”……这类词汇，也很像是从大观园传出来的。至于《水浒》在结构上讲究的诸如“横云断岭”、“草蛇灰线”等技法，大起大落，拿得起，放得下，或惜墨如金，或泼墨如画的艺术辩证法，作者更是私淑已久，心领神会，看《未央歌》结尾蔺燕梅去文山教堂编书，童孝贤去马关野外实习，且将伍宝笙一封给大余的信寄到文山，便可以领略到点到为止，余音绕梁的妙处。但我却也不同意“《未央歌》使中国小说的秧苗，重新植入《水游传》、《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土壤”的看法。“五四”以来的中国小说和中国文学，一直是在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即使就民族形式而言，《水浒》、《红楼梦》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 最后我们要来介绍一下作者。从司马长风先生的文学史中，我们只知道鹿桥先生本名吴纳孙，一九一九年生，原籍江苏武进，卒业于天津南开中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五年以后留居美国，中文的作品仅有《未央歌》一部。仅此一点点。 《未央歌》在台港和海外华人中拥有大量的读者，随着它被介绍到大陆来，一定会增加一批一批的新读者，一批一批新的评论者，随着作品的流传，我相信我们对作者情况的了解也会越来越多，也许有一天我们能看到鹿桥先生到大陆来向他的读者讲解《未央歌》。而我这篇匆忙写就的肤浅评介，就只能算作一块很快就可以抛弃的引玉之砖了。 1989年11月30日 注：1实际上，小说里的这种乐观情调同抗日战争期间人民敌忾同仇，爱国热情高涨、民主意识发展，国境开放、胜利在望的形势是相关的，作品对此也有所反映，如第五章，第十一章，还有宋捷军、凌希慧的休学、抗敌劳军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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