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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并没有拆掉！” 涂写的人和看的人都明白：没有拆掉的是一堵心里的墙。 艾森纳哈市政府的财政科长在广场上等候我们，一个头发花白、态度谦逊的老绅士。曾经是灰扑扑的老街，现在焕然一新，一家接着一家灿亮的商店，标价和西方一样。但是艾森纳哈的失业比例是百分之十八。 “这些商店，”我问，“属于谁？” 科长笑了，“大部分，都是德西人来这里投资开店，我们本地人买不起也租不下这些昂贵的店面。” 那么顾客又是谁呢？所谓百分之十八，还只不过是浮面上的失业数字。如果加上那些在接受政府辅导“转业”训练的人，还有那些朝不保夕的临时工，还有那些马上就要失业的人，全德东大约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失业比例。这些漂亮商店的顾客是谁？ “游客嘛！您知道艾森纳哈是巴赫的故乡。还有住在西边的人。我们自己反而要越‘界’到西边去买东西。” 既然东西价钱一样，为什么？ “譬如我买车，”科长说，停在一个十字路口，“我宁可到西边买，因为那边服务比较好，分期付款种种也都对顾客有利些。这边，总而言之还不太习惯以顾客至上的那种商业行为。” 他的话让我想起德东的女作家马容。因为对东德深恶痛绝而在1988年移居西德的马容曾经说：“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刺耳，可我觉得三十年来东德特务对我的压迫还赶不上东德的餐馆服务生、出租车司机、店员的恐怖统治。” 路口一辆汽车以撕裂神经的尖声启动。同道来的德西人悄悄说： “你看，这些笨蛋还没学会怎么用西方的车子；他们还以为自己在开拖笨车。” 走累了，我们在一家拥挤的咖啡馆坐下。女侍解释，今天人太多，厨房不作午饭了，只能点蛋糕。好吧，蛋糕就蛋糕吧！ “科长先生，”我面对老先生，“要问您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虽说改朝换代了，据说当年骑在人民头上的干部翻了身仍旧是当权者，是这样的吗！” 科长摇摇白头：“我们公务员，都要通过过滤，我们的过去都经过委员会的调查，比较没有这种情形。工商界就不同。一个公司只管求才，谁有才就用谁。那些干部，以前他们就属于‘有办法’的一群，可以出国，可以接触到外国资讯，所以也就比较灵通。现在嘛，他们自然也还占着灵通的便宜。” “现在德东人怨气冲天，从前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放弃了，新的生活水准又一时达不到。德西人也满肚不高兴，说德东人不懂得感恩——您怎么说？” 科长显然早有看法，慢条斯理的说： “我不同意德东人要感恩的说法。您要知道，西德基本法里头记载得清清楚楚：西德政府是德国唯一合法政府，东德政权是不算数的，我们都是西德的老百姓。好，既然如此，那它现在为我们做的都不过是份内的事，是宪法中所记载的义务——感恩何来之有？” 科长去上厕所的时候，德西朋友懒洋洋的说：“我都不想跟他们辩论了。这些人总觉得这个世界欠着他们的，我们西边人大把大把钱掏出来给他们，好像全是应该的。他们似乎不知道，咱们的钱也是一滴血一滴汗赚出来的……” 回到大广场，在街转角瞥见一个破旧的布告栏，木框都快脱落了，板上却还勉强钉着一张发黄的布告；凑近瞧瞧，原来是张标语。 工人阶级政党面临着极重要的、迫切的基本任务。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全部思想、全部力量、整个宣传、鼓动、组织和实际工作用于使无产阶级和农民更有准备地迎接新的决斗。 ——列宁 泛黄易脆的纸张被风吹得哗啦作响。 199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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