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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人推着老黄牛在酷日下犁田。妇人拿着50年前的熨斗烫衣服。男人开着1951年的庞大福特汽车。印刷厂的印模是1900年的机器。所有的器具当然都已经过千修百补。1991年之后，解体了的苏联终止了古巴最仰赖的经贸关系，古巴进入“非常时期”，物资全面冻结。 耕耘机坏的，没有零件可修理；好的，没有汽油可发动，所以黄牛开始耕田。卡车，不是坏了就是用不起汽油，无法运货。于是黄牛种出的豆子和青菜亦无法运到城市出售。古巴赖以维生的蔗田、烟草、镍矿，产量减少了一半以上。 粮食也限量配给。每人每月3公斤白米，一天一个比孩子拳头还小的面包。饥饿，使得成千上万的人在1994年的夏天投向大侮，带着自制的木盘木盆，想横渡佛罗里达海峡奔向美国。不计其数的人死于海葬。 饥饿之外，人民还有政治的恐惧。有名气的异议分子被流放国外，没名气的异议分子就离奇失踪。不论是真是假，古巴人相信“每5个古巴人中就有一个秘密警察”。 但是，为什么卡斯特罗不垮台？从1990年起，所有的旁观者都在问这个问题。波兰、匈牙利、捷克，甚至最落后的罗马尼亚，都因为经济破产和政治压迫而遭到人民的反抗。古巴人有长期的反抗历史——反抗西班牙、反抗英国、反抗美国的各时期的殖民者，为什么没有10万古巴人走上街头向卡斯特罗伸出呼喊的拳头？墙壁上写了38年的口号“不选择社会主义就是选择灭亡”被人涂掉了段首的“不”宇，但是为什么卡斯特罗仍旧能安然地在今年1月1日庆祝他“38年革命胜利”？ 历史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东欧的共产党是苏联强加于各国的具有傀儡性质的政权，代表苏联的殖民势力。而古巴的共产党却是发自社会内部的真正革命政党，它驱逐了美利坚帝国，代表的是一种反抗殖民的草根力量，有真正的群众基础。 台湾人可以容易地了解古巴历史，因为古巴也是一个400多年来不断由异族统治的岛屿。在当年台湾汉人逐步将原住民驱入山区使之成为山地人之前，西班牙人已经来到古巴屠杀了原住古巴的印第安人使之灭种。这些西班牙人的后裔变成了古巴人，开始在岛上种植甘蔗、烟叶、咖啡，以古巴为家。以台湾为家的汉人受过葡萄牙人、明郑、清朝的统治，其中三年一大反，五年一小反，镇压不断。古巴人则不断地抵御西班牙的控制。英国人也来占领过一年。1868年爆发了古巴第一次独立战争，与母国西班牙打了10年的仗，没什么结果。独立领袖流亡海外，到1895年掀起第二次独立战争。 在惨烈的激战中，死伤无数，最后赢得战争的，不是西班牙也不是古巴，竟是渔翁美国。1898年之后，美国势力笼罩古巴达60年。台湾人和清朝统治抗争不断，在1895年落入日本的手中。马关条约的签订没有台湾人在场，1896年将古巴让给美国的巴黎条约的签订中，当然也没有古巴人在场。 为了争取独立而打了几十年仗的古巴人，连抗议的声音都来不及发出就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西班牙人走了，美国人来了，带来了一部古巴宪法，完全和美国的一样，但是多了条件书：当美国认为需要的时候，它有权力武力干涉。而在美国人眼中，这“需要”的时候相当多。在1933年，40％的糖业，90％的镍矿，全在美国商人手中。令人想起日本株式会社在同时期如何垄断台湾的糖业，正是杨达的“送报夫”时代。 美国在古巴设立了傀儡政府，典型的拉美模式。上台的总统只要听话，如何贪污腐败，如何血腥独裁，都可以接受。总统一个接一个地换，一个比一个腐败。1952年，当26岁的卡斯特罗揭竿起义时，他有太深太多的民怨做他的政治资本：他既反独裁反贪污反无能，又反殖民反帝国反压迫。他不仅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更代表了古巴的民族尊严。 哈瓦那作协副主席艾拉斯是个受青年作家尊重的开明分子，他略带感伤地说，“我和卡斯特罗在1959年并肩打过仗。他的理想和奋斗曾经是我们一整代人的理想和奋斗。我们对他是深有感情的，他代表着我们曾经献身投入的一切。” 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又有聪明的揉合。在历经400多年的殖民和半殖民统治之后（我们却不该忘了：古巴白人自己又是古巴黑人和华人的殖民者），古巴人有了一个自己的总统，他能对苏联说不，更能对美国说不。一个极权政府若让人民相信它同时是民族主义者时，政权就容易巩固。 卡斯特罗不愚笨。在1997年的哈瓦那，房屋残破不堪，马路坑坑洞洞；人们花五六个小时等候公车上下班；垃圾堆散发出恶臭，垃圾车没有汽油，不能来按时清理；教授每月工资只能买16瓶牛奶。在这样困窘无望的时候，大街小巷看不见鸡蛋青菜，只看见无数个革命博物馆，无数个革命先烈的石膏像，无数本革命书籍、无数革命像与画册、革命纪念章、纪念碑、纪念公园、纪念建筑、纪念标语海报…… 观光客来到哈瓦那，发觉这个城市什么都没有，除了革命。但是革命能吃吗？卡斯特罗当然知道革命不能吃，但是为了不让饿肚子的人上街闹事，他必须随时随地提醒古巴人欠着他的革命债。 古巴不同于东欧，还有一个原因：东欧有西欧的榜样，而古巴只有拉丁美洲。西欧的民主和富庶一直是东欧现实的“另一个可能”（alternative）。古巴的“另一个可能”却是拉丁美洲几十个贫富严重不均，政治斗争血腥的所谓“民主”国家。智利可以做样板吗？那儿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失踪”。萨尔瓦多可以做模范吗？那儿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被谋害。拉美甚至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像古巴一样提供全民保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古巴的婴儿死亡率降到1.5％，可以与先进国家相比。拉美的“民主”对古巴人所呈现的是一个比古巴更糟的可能。1952年出生的古巴小说家Pene Vazaquez Diaz说： “我们想效法的是西班牙式的民主演变：照顾社会的市场经济、多党政治、充分人权。但是啊，西班牙模式成功因为那是西班牙，不是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智利、巴拿马或是古巴。如果西班牙的冈萨雷斯是在萨尔瓦多搞运动的话，他的下场一定是在万人坟里一枪毙死；死在他身边肯定是他的同志，生殖器被切下来塞进嘴里！波兰的瓦文萨到了危地马拉会怎么样？工会主席吗？不，秃鹫的肉粮！” 恐惧拉丁美洲的“民主”梦魇，恐惧流亡海外古巴法西斯派的反攻复辟，恐惧超强美国的殖民势力，使得古巴的反对者犹豫不已；他们知道卡斯特罗的政权毫无希望，但是卡斯特罗之外的选择，只可能更坏，更惨。 卡斯特罗也不断地告诉人民古巴小岛外到处都是敌人：拉美的血腥独裁、流亡的法西斯、随时要吞噬古巴的美国。美国在1996年加倍严酷的禁运更强化了卡斯特罗的修辞。于是，古巴人就生活在双重恐吓中： 美国人说，如果不除去卡斯特罗，古巴人的生活将更困难。卡斯特罗说，如果不与我合作，美国人马上要来奴役你。 最糟的是，两个恐吓都是真的，两个后果都是可怕的。 强人政权，他只要能成功地让人民相信海峡对岸的大国比他自己更可怕，就可以安稳地掌权，一切人民的权利都可以因为那个敌人而合理地压缩。这是典型的以恐吓威胁治国。但是当古巴人真正有一天连一块面包都没有的时候，恐吓威胁大概也没用了吧？！ 1997年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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