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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交朋友，全凭一个缘字。 跟应台的交往，也是起于一种缘分。 生于同一个时代，又有幸在某一个空间相遇，自然是一种缘。然而时地的缘具备了以后，如双方有一方觉得对方面目可憎，言谈无味，仍然无法成为朋友。有人说决定人间善感或恶感的是人体所含有的化学成分，另一说则是由于人体所发射的电波或磁力。我没有能力做这种科学性的分析，所依赖的不过是一种不由己的主观印象罢了。我常常第一眼就可以从对方的眼眸中直觉到是否是一个可能的朋友。如果对方射出的眼光是冷漠排拒的，就已经表示了他没有跟你接交的意愿。如果对方的眼光是讽讥嘲弄的，大概表示他把你看成了某一种形态的怪物，你又何必去自讨无趣呢？要是对方的眼光一接触到你的，就像有一袭帘幕似地刷地拉了下来，使你无法透视他眼光后面的心思，这表示他不是对你具有戒心，就是城府极深，这样的征象不能不使你格外小心。如果对方的眼光在热切中含有阿谀的神采，则很可能他看中了你具有某种可资利用的价值。当你具有的这种价值消失的时候，他还愿意做你的朋友吗？就很难说了！ 应台的眼光给我的感觉却是坦荡亲切的。她思维缜密，却不具城府；她词锋犀利，并不含恶意。她对朋友有弹有赞，正是一个诤友和挚友所应具备的条件。 记得我们初次见面是在“浓来”周浩正邀请的一次晚餐席上。那时候浩正还正在编《新书月刊》。他说最近有一位在《新书月刊》上撰写书评的作者十分了得，一定要介绍我们认识。并说那位作者已经写好了一篇评《夜游》的文章，预备下期发表，不过发表以前碍难给我事先过目。当然我并不曾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是他害怕我欠缺久候的耐心，故意这样说来堵我的嘴的。 那晚应台跟她的夫婿伯恩一同出席。在座的还有也是初次见面的席慕蓉。慕蓉也是那种慧而不黠，言谈爽直的性情中人，使人觉得一见如故。那晚在座的有作者、有编者、有专门挑眼的文评者，说起来颇有针锋相对之势，但事实上交谈却十分融洽、投机。 应台评《夜游》的文章发表以后，我觉得她读得十分仔细，评得很有章法，对文学的鉴赏力和洞察力均属上乘。她挑眼剔刺之处，常常发作者之未见，使作者获益匪浅。当然我们也有不尽同意之处，但那只是普通两个个人在观点或口味上应有的歧异，不足为怪。为了感谢她的批评，我特意约她在罗斯福路一家牛排馆便餐。那晚谈了些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因为也有伊夫在座，大概多半谈了些美加两国的生活吧！ 之后，她又写了一篇评《孤绝》的书评。先投给《中国时报·人间》，遭到退稿。以为《孤绝》是联经出版的，不能上时报的副刊，良有以也。后又寄给《联副》，同样遭到退稿。两报的副刊编辑都是我的朋友，没有理由因为原作者而退稿。应台书评的水准，有目共睹，当然也不是因为文评本身的问题。那么问题何在呢？原来台湾副刊的原则是不登书评的，深怕一旦破例，捧场、攻讦的文字潮涌而来，编者就难以应付了。这跟西方专刊书评的报纸副刊很为不同，可见我们素缺客观评论的习惯和训练，才会使编者如此戒惧，以致剥夺了报纸副刊读者读书评、文评的权利。 那篇评《孤绝》的书评，最后还是在《新书月刊》刊出的。 虽然应台的书评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但《新书月刊》停刊以后，立刻便发生了发表园地的问题；幸好主编《自立晚报》副刊的向阳只眼独具，贡献出副刊的篇幅，才使应台的书评得以继续与读者见面。《当代》杂志创刊以后，应台的书评遂移到《当代》发表。 应台的大部分小说评论。后来收在尔雅出版社出版的《龙应台评小说》一书中。当时出版的时候，据说尔雅出版社的主持人隐地只是喜爱应台的评论文章，还难预知出书以后是否可销。以后的畅销，是很出一般出版者的意料之外的。 我在艺术学院客座结束以前，有一次席幕蓉和刘海北约几个朋友到龙潭去夜游，那次也有应台。另外还有张晓风、爱亚、孙春华、林贵真和隐地。在龙潭公园的草地上，真正坐到深夜，看到好大的一盘月亮。第二天早上，隐地还露了一手“荷叶稀饭”。玉色的米，浸入了荷叶的颜色和清香，真正具有几分仙气了。本来吃过了如此美味的早餐，就该知趣启程的，无奈大家都赖着不肯走，好歹又赖了席幕蓉一顿炒米粉的午餐。然而客人仍不肯起身，真是请客容易，逐客难！看看都快要把主人急哭了，众人才萌生了体谅主人的心情，起身就道。这时候席幕蓉终于松下一口气来，声言再也不请这群恶客进门。不幸她很健忘，过一段时间，忘了这次的教训，恐怕又要迎客上门了。不过她已搬离了龙潭，月下的赤足莲之夜，已不可再矣！ 以后跟应台又见过几次面，有一次介绍她认识了主编时报“人间”的金恒炜，不意在他们两人间竟展开了一次声光俱备的合作——在“人间”推出了龙应台的《野火集》。 龙应台的这一把野火愈烧愈旺，社会上、人心中的一些污秽腐败的暗角，都成了野火焚烧清除的对象。经过一年多猛烈的烧掠，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心是否干净了一些呢？这个问题得需要历史的见证人来解答了。 龙应台以她学院的理性与逻辑训练，加上她热爱乡土的赤诚，再加上率直的个性、敢言的勇气、善言的技巧、无畏的气魄，才能够写得出这种声光并茂、振奋人心的文章。但是如没有一个有眼光、具魄力的编者在幕后支持，再好的文章也无法与读者见面的吧！ 我于去年暑假再度来台的时候，应台已经在待产中，有些行动不便了。应台跟伯恩住在淡江大学的宿舍里，但在和平东路还租赁了一间房。我到台北后正无处可住，应台很慷慨地把那间空着的房子让给了我，还特意为我加装了冷气，实在令人感动。应台的弟弟龙医师就住在我的楼下，对我也有百般照顾，还分用了他的电话。在那段时间中，龙医师就成了大家的龙弟弟。好多朋友常常对我说：我请龙弟弟转告你。我也会对朋友说：如果我不在，有什么，就请告诉龙弟弟。 回到伦敦，在圆神出版社社长简志忠的一通长途电话中同时获知了两个好消息：一个是《野火集》结集出版后意外地也是意中地畅销，另一个是应台生了一个儿子。我立刻拜托志忠替我送两打最新鲜的玫瑰花给应台，以表达—个远方的朋友的祝贺之情。 今年春天，接到隐地的来信，他提议我们时常一同出游的一伙朋友合出一本选集，其中有席慕蓉、张晓风、爱亚、楚戈、蒋勋、隐地自己，当然也有龙应台。书名是《希望有一条船》，收有散文作家和诗人的小说和小说作家的诗。 今夏我又告别了对我来说越来越感到冷漠的英伦，回到了热切渴望着的台北。圆神的简志忠说好要来机场接我，但一下飞机赫然发现除了志忠外，还有同坐一条船的那七位朋友。真是使我喜出望外，令我感到似乎是台北通过他们热情的臂膀在欢迎我。 应台是我走出机场后最后看到的一位朋友。远远见她走过来，发现她又恢复了原来窈窕的身材，亲切热情如故。我说：“恭喜呀！去年是你的龙年，不但出了两本龙书，而且生了一个龙子！” 她笑得很开心。但是，她就要走了，伯恩接受了瑞士一家银行的聘约，不久他们全家都要迁居瑞士。那时候距离我的寄居之地倒是近了，但却远离了这两三年来她为之掬心绞脑的故土，在她的笑容中，使我感觉到一种凄怆的意味。 一九八六年七月廿三日于台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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