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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中三年级的学生来信：“我们训导主任和管理组长专门检查服装仪容。夏天再热，衬衫的袖口不能卷起来，裙子要过膝。冬天的套头毛衣除了黑、白，不能有其他颜色，镶边也不可以。书包的背带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夹克的拉链必须拉到底。头发一定旁分，一定要用发夹。发长是用尺量的，多出一点点就要记警告；有刘海或打薄的，要记小过，而且，老师还会把你的头发剪成一边长一边短，后面剃平，作为一种羞辱、一种惩罚。” 是谁在作贱我们的子女？老师吗？训导主任和管理组长吗？还是高高在上的教育执政者？ 老师们，忙着把联考所需要的知识塞到学生脑子里，恐怕没有时间去管学生的袖子是否卷起。训导人员一手拿着一个四方框框，一手拿着剪刀，看到一个学生就用框框往他身上一套，超出框框的发丝、裙角、手臂、头脑，就咔察一声剪掉，再记个警告。这种所谓“训导”的目的呢，就是使所有台湾地区所培养出来的十几岁的小孩都长得一模一样——发型一样、穿着一样、举手投足一样、思想观念一样，像工厂的生产线所吐出来一部一部机器。当然并非所有的中学训导人员都是剪刀与框框的信徒；把学生当作有尊严的个人去爱之诲之的一定也很多。可是这些剪刀与框框的信徒究竟错在哪里？ 一位管理组长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头发多长、制服怎么穿，又不是我的规定，我只是执行任务，尽心职守。你要骂。去骂教育部长好了。 他说得不错；他是用框框去套学生的人，可是制造那个框框的人并不是他。那么这一类的训导人有没有错？那个一口气处罚八十个学生的管理组长、那个当众罚学生站的教官，有没有错？当然有！只有机器人才会拿着工具一视同仁地去“执行任务”，一个榔头打一个钉子。中学的训导人员是知识分子，是负有重任的知识分子，他们直接地影响、塑造这整个民族的下一代；他们不应该是，不可以是没有思考力、判断力的机器人。手里拿着一个框框，他首先要问自己：这个框框的目的是什么？女生的头发“为什么“不能过耳？套头毛衣“为什么”不能是绿色？热天里，“为什么”不能卷起袖子？想通框框的本意与目的之后，这个负有训导重任的知识分子还要问：这个框框是否适用于所有的学生，所有的情况7跟我所学的教育的原则与信念是否有所冲突？执行的方式与尺度应该如何调节才不至于使本来是“手段”的框框变成死胡同的“目的”？这个为我们栽培民族幼苗的人更要问自己：我要怎么样运用这个框框才能达到真正帮助学生成长的目标？ 学校不是军队，训导人员不是没有大脑的机器人——他要思考、要判断。以“只是执行上面规定”为藉口，只有两种可能：其一，他或许真的没有慎思明辨的能力，其二，他或许有思考能力，但没有勇气去质疑这个框框或改变这个框框。不管前者或后者，这样的人怎么有资格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没有思想、没有胆识的机器人能教出什么样的下一代？ 归根究底，当然要问：是谁作的框框与剪刀。除了位高权重的教育决策者还有谁？但是这些部长、厅长、局长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才上任几年，这个框框是传统移交下来的，不是我，是别人。 这个说法可以接受吗？笑话，当然不可以。一个策划百年大计的人，上了台之后就应该细心审视这个由来已久的框框：它应不应该继续存在？它有没有改革的必要？它合不合乎他个人的教育理念？如果他什么都不做，萧规曹随，就等于说，这个框框是他作的，是他把它交给每一个校长、训导主任，每一个教官、管理组长，去套在学生头上。他要负最终的责任。 那么，究竟这个框框有什么不好呢？这个问题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限于篇幅，我暂且不理论为什么中学生头发非是个倒过来的西瓜皮不可，也暂且不追问为什么不可以穿着制服吃西瓜，为什么不可以把衣袖卷起来等等细节。这种压制性的“管训”教育有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第一是不合理的、僵化的形式主义。认定了凡是合于框框的（头发短、裙子长、书包带子刚刚好）就等于“操行良好”。凡是不合形式的（头发中分、裙不及膝、穿绿色毛衣），就是“品行不好”。头脑再简单的人也看得出这两个等号画得不合理。人的品行是多么深奥复杂的东西，哪里是头发的长度能够代表的；说起来像笑话，在中国台湾的学校里却是件教育大事，真令人瞠目结舌！学生的内在本质似乎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外表、是形式：样子对了就可以了。这种僵尸式的教育，实在可怕！ “管训”框框的第二个问题恐怕有许多训导人员不愿意承认，是个权威的问题。这个框框是成人用来证实自己权威的工具。当一个教官在震怒之下把学生头发剃掉或罚跪罚站或记学生过，他所愤怒的原因，大概不会是因为他觉得学生发型太难看，而是因为学生没有尊重“校规”、服从师长命令，越过了那个明令颁布的框框。头发长只是表面上的因素，潜在的因素是：学生没有服从我。校规合理与否并不重要，师长的尊严、权威却不可以破。这个框框像个紧箍，紧紧地夹在学生头上，一有越轨举动，教官就念个咒，让学生得点教训，学习服从权威的重要：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这里我发现一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我们的教育者也的确希望造就出类拔萃的学生——我们也有科学奖、才艺奖等等。报纸特别喜欢报导中国人的孩子在美国如何如何地表现优异，什么人得了总统奖，什么人得了西屋科学奖，什么人年纪轻轻就上丁大学，居然都是台湾过去的小留学生。我们的教育者与父母羡慕之余，不免心里有点狐疑：同样的种，为什么一移植就大放异彩？是我们的教育土壤有问题吗？ 问题可多了，这高压性管训教育就是问题之一。教育者一方面希望学生在学问上精益求精，也逐渐领会到启发式教育的重要。许多老师也开始鼓励学生活泼地思考、大胆地创新、勇敢地质疑。可是同时，在行为方面，管训导的人却仍旧努力地把学生压制在框框里，处心积虑地要把他训练成一个中规中矩、言听计从、温驯畏缩的“好”学生。而矛盾就在这里：一个在知识上能够活泼地思考、大胆地创新、勇敢地质疑的聪明学生，可不可能同时在行为上是个中规中矩、言听计从、温驯畏缩的所谓“好”学生？如果他敢在课堂上表示物理老师对流体力学的解释不够周密，他难道不会对训导主任追问他为什么不可以穿着制服吃西瓜？反过来说，一个老师说一他不敢说二的“乖”学生，他可能把老师的实验推翻而自己去大胆创新吗？ 教育者所不自觉的矛盾是：他们在“智”育上希望学生像野兔一样往前冲刺（当然也有为人师者希望学生在智育上也如乌龟）；在所谓“德”育上，却拼命把学生往后拉扯，用框框套住，以求控制。这两者其实不能并存。有高压式的“德”育，就不可能有自由开放的“智”育，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一心一意要培养规矩顺从听话的“乖”学生，就不要梦想教出什么智慧如天马行空的优秀人才。“庸材”的“德”育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智”育。 所以我对这个僵死的紧箍咒框框其实没有什么成见。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如果不介意或者甚至于有意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易于控制操纵的机器人，这个框框很实用、很有效，越紧越好。但是如果制造机器人并不是我们的长程计划，如果我们想为这个民族栽培的其实是思考活泼、创新大胆、质疑勇敢的下一代，那么这个掐死人的框子就非解开不可。“吻颊”事件发生之后，报纸舆论固然批评学校过分保守，却称赞教育部“不干涉”的态度，我很不能理解：这样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虚伪教育，怎么能够“不干涉”？难道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在鼓励这个高压管训的框框的拴紧？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台湾的父母，你又要你的子女受什么样的教育呢，小小年纪就送到国外去也实在不是办法；还是在这个又脏又乱又挤的台湾“知其不可而为之”吧！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没有人的争取与努力，当然就是梦想！ 原载一九八五年六月廿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复兴高中“吻颊记过”的事件，我曾于六月四日在《民生报》，六月十一日于《联合报》各写了一篇文章表示我的看法。我认为姑不论复兴中学校方处分学生，记两个“暗过”一事，是非对错如何，教育部长与教育部能尊重该校的决定，不予干涉，是正确的，也是比较以前为“进步”的。另一方面，我也曾对复兴中学校方的处理方式，对我们教育某些虚伪、敷衍和落伍，对校长、训导与教师对学生教育上的不人道、不合理处提出了批评。最后我曾说：“学生行亲颊礼而被记过，教育部长尊重校方的决定，不加干涉，这种领导作风，令人激赏。但对学生施行惩罚的校长与教师，其荒谬与错误，谁来惩戒呢？”我并不主张放任。 今（二十六）日读龙应台教授《机器人中学》大文，末段说“吻颊事件发生之后，报纸舆论固然批评学校过分保守，却称赞教育部‘不干涉’的态度，我很不能理解：这样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虚伪教育，怎么能够‘不干涉’？……”我觉得在该事件的“舆论”里面，我曾有两篇文字参与其间，有必要说几句话，表示回应。 龙应台与胡美丽的文章，观察敏锐，析理深入，常有独到见解，发人之所未发。她的社会批评，比长期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所见更广，更深，虽然她是回国客座的学人；她的头脑清晰，文字锋利有力，有一股清刚之气，也有热情与魅力。她狂飚野火一般的批评，大多数我都非常钦佩。可能百密一疏，这回她认为教育部应该干涉才对，但她没有想到教育部长久以来对各级学校事事干预，使学校（尤其是各大学）只能成为教育部的伙计，毫无自立的权限与独立的精神，学校岂不也变成操纵于教育部手中的机器？而龙应台是反对中学制造机器人的教育方式的，而学校既成制造机器人的机器，如何能期望学校不制造机器人？ 学校没有自己的风格，也就没有校风可言；自校长到教师，都应是教育家，而不能有创造性与自主权，便变成教育部办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窳败，理所当然。好不容易有一位教育部长尊重校方的决定，不加干涉，我们如何能不赞扬支持？至于学校的校长教师所推行的教育是“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虚伪教育”，我认为我们要检讨、追究的是这样的校长、教师是如何委派或遴聘来的？通过什么管道，认定什么资格，引来这样的一批“教育专家”？而高中可能是直属省教育厅，也不应直接由教育部来干预。我所担心的问题是某些荒谬错误的校长与教师，谁来惩戒？我还是不赞成由部长、厅长、局长来惩戒，所以对“长”字辈的人能尊重各级负责人的决定，总是首先表示激赏，而认为这是开明进步。赞美不干涉，但并不赞成放任。我觉得，教育方面应有一个评鉴委员会，由教育当局召集各级教育界、学术界有关的权威人士组成。（不是由校长、院长、系主任、训导长等“学官”来组成表决部队，因为现在的不少“学官”太政治化，承恩奉旨的话，决议就不容易做到公正。）只有在超然的，有专业知识，有声望，有独立学术身份的权威人士所组成的评鉴委员会，才可能有正确（或比较正确）的评断。教育部长虽然没有进一步表示应如何纠正教育人员的偏弊，但他不干预的表示，难能可贵；教育的逐步革新，留下希望。如果直接干预，那么教材、教法、学分、课程……连教育哲学都要唯教育部是赖，不啻将教育部视为“至圣导师”，教育还有希望吗？ 我相信龙应台教授深思明辨，绝无这个意思。不过社会上其他人或许会有误解，责怪舆论为什么称赞教育部不干涉呢？我们要知道集权很有力量，但很可怕；开明似乎无力，但能使生机活泼，希望无穷。我们不能既不喜欢集权，又埋怨开明。事实上，容许大家公开讨论批评，虽然没有力量马上制止弊端，但一点一滴的进步必可积成丰硕的收获。最怕的是不容许讨论批评，某些进步就令人痛心的退缩回去。藉此小文对前此浅见加以一点补充；也表示对龙教授《机器人中学》一文基本论点赞赏钦迟之意。 原载一九八五年七月三日《中国时报·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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