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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电决定要建核厂，先用了老百姓几百万的钱之后，再来征求同意。反对的声浪掀起之后，台电一方面大作广告宣传，一方面说，请大家“体谅”政府、“支持”政府。 这些政府机械的首长之所以会对民众有这样的要求，当然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作这样的要求。从小学里的公民课本到大街上的海报标语，我们被灌输的观念是：人民对政府要“支持”、要“拥护”、要“爱戴”、要“感激”所谓“德政”。人民与政府的“对立”，是危险的。 这种观念，这样的字眼，不能称为民主吧？！所谓政府，是为我这个市井小民做事的；他凡做一件事，我要用监督的眼光衡量他的效率与成果，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就得换人。我凭什么要不分是非，没有条件地去“拥护”、“支持”政府！政府必须以实际的行动来赢取我的支持，他没有权利全面地要求我的“爱戴”。事情做得好，更不是我必须涕泪感激的“德政”，是他“份内”的责任。 农林厅片面毁约，能要求受损的养猪户支持吗？政府可以毁约，那么屠宰商是否也可以拒绝缴纳一头猪四五百元的屠宰税呢？屠宰商是否也可以在拒绝纳税之后要求农林厅长“谅解”与“支持”呢？农林厅如果不作补救的措施，而我们赤脚的养猪户、屠宰商又不诉诸法律，这就表示台湾的民主完全没有生根。 台电的作为就更令人心惊胆跳。不管核厂在生态、经济各方面考虑之下该不该建，它在计划未通过之前，就先动用了老百姓的钱，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议论的行为。它更在电视的儿童节目里，利用小学生以稚嫩可爱的声音说：“老师说，核电厂对生态没有任何破坏！”台电真的是把我们的民众当傻瓜来处理。 但是我们的民众是不是傻瓜呢？ 到大安户政事务所去申请户籍誊本，发觉几十个人背贴背地挤在一个柜台，柜台后只有一个工作小姐埋头苦干，其他部门的人却轻松得很，谈笑的谈笑，吃糖的吃糖。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把正在踱方步的主任找了出来质问。 “你为什么不能增加人手？” 主任摆出自卫的姿态，不耐烦地说：“上面编制就是一个人，不能增加！” 一个女人扯开嗓门：“那你不能调动别的人来帮忙？你没看到这儿挤得不像话？人家古亭区就不这么糟！” 主任生气地回答：“古亭怎么样与我无关！” 围在他身边的人愈来愈多，一个满嘴金牙的女人大声说：“那个小姐忙不过来，你这个主任就不能过去帮忙吗？你这算什么公仆？” 主任推开群众，走进办公室，砰一声把门关上。 这是令我高兴的一幕。这个主任就是构成所谓“政府”的一部分。像这样缺乏效率、不知检讨、毫无服务观念的政府“官员”当然不少，但是今天的人民已经不是“愚民”。我很欣喜地看着大学生与学校当局热烈地讨论组织章程，大声地提出反对的意见。我很安慰地看见智能不足儿童的母亲集体到教育部去陈情，慷慨激昂地把现行制度对她们的子女不公平的地方一一指出，要求改善。 有指责，有要求，就算是“对立”，那么对立有什么不好？权利是争取来的。人民如果相信政府是一个需要无条件“支持”、“拥护”、“爱戴’的东西，那这政府也真可以为所欲为了。就是要有“对立”的人民，监督的人民，才可能有好的政府。从前教育不普及的时候，或许政府垄断了知识，民众不得不听政府专家的领导。今天的台湾，“在野”的知识说不定比“在朝”的还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不经沟通就一厢情愿地要求人民“支持”．“拥护”吗？ “政府”，通常是个很吓人的名辞，意味着权威、统治，非常的抽象。事实上，政府由个人组成，而只要是个人，就有个人的偏见、私欲、学识的限制、才智的不足。由各种有缺陷的个人所组织起来的政府，可能“完美”吗？人民怎么可以闭起眼睛来，放心地“拥护”呢？ 汤玛斯·曼写过一篇政治寓言似的小说，描写一个魔术师如何用他的意志与伪装彻底地瓦解了观众的意志。他的政治讯息是：如果没有观众的“默许”，这个魔术师不可能得逞；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默许”，任何独裁者也不可能得势。也就是说，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经过理性的争取，不懂得争取权利的人民，而受独裁统治，那是咎由自取。 有一天搭计程车，跳过马路上一个大坑，受惊之余，这个嚼槟榔的司机往窗外狠狠吐了口痰，骂了一句：“操国民党！” 这个司机完全错了；他可以“操”养工处，可以“操”市政府，但路上一个坑，与国民党这个政党何干？他的咒骂完全不公平。可是，或许有一个可能的解释：他骂党，因为他不知道政府哪一个部门负责那一桩事，路上有坑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找谁负责；换句话说，当他要争取权利的时候（譬如行路无坑的权利），他并不知道有什么管道可循。 这是一体的两面：如果政府只一味地要求人民盲目地“支持”、“拥护”，而不清清楚楚地告诉他如何由各种管道去争取各种权利，倒过来，当人民不满的时候，他的指责也就变成盲目地乱指一通。我们要的是敢于面对现实、接受挑战，勇于负责的政府，但是要促成这样的政府，我们更需要有批判能力、有主动精神、有理性的人民；归根究底，实在是一句老生常谈：几流的人民就配几流的政府。这篇文章能够刊登，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指标吧？ 原载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中国时报·人间》 编者先生： 贵报（《中国时报》）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人间”副刊，龙应台先生所写《“对立”又如何？》文内有关指责农林厅“毁约”问题，与事实不符，对作者在未明了事实真相之前，即大作评论，竭尽诽谤之能事，本人深感痛心，不知贵刊是否也有“文责”的约束？ 龙文说：“农林厅与养猪的老百姓本来有一个契约：猪价看好的时候，政府抽成；猪价低落的时候，政府补助”。“最近市场奇坏，农林厅采取了一项行动；片面毁约。而后厅长在报上说：希望农民‘体谅’政府、‘支持’政府，不要控告政府。”我不晓得龙先生根据什么道听途说舞文弄墨？ 跟养猪的老百姓订定产销契约的是台湾省农会，不是农林厅，省农会是农民（人民）团体，不是政府机构。最近省农会“片面毁约”，农林厅站在辅导机关立场，正在设法协助省农会筹措资金，俾能继续办理产销计划。确保养猪户的利益。 农林厅长曾在省议会答复议员质询时呼吁契约养猪户，体谅省农会的不得已作法，大家支持政府的调节毛猪供应计划，不要扩大养猪规模，渡过此次难关，希望毛猪价格能够回升……。农林厅长绝对没有在报上说；希望农民“不要控告政府”。养猪户没有理由控告政府，也不会控告政府。 如能惠予更正或予披露，感激不尽！敬颂 编安 农林厅长余玉贤 敬启 五月十九日 编辑先生： 多谢您转寄余厅长的来信。 关于余厅长谈话的部分，我所依据的是今年五月十日《中国时报》第二版的报导。“余玉贤希望契约户能体谅基金已理赔将竭尽的苦衷，不与兴讼。”该项报导的标题则为：“农户血本无归、农林厅长表歉疚，希望不要兴讼、愿磋商给予补助。” “对立”一文主旨不在“指责农林厅毁约的问题”，更不在议论毁约一事谁是谁非，文章重点在阐释民主制度中一个权责分明的观念——政府与民众都应以理性的态度就事论事，人民为了争取应有的权利，该“兴讼”时就兴讼，政府为了守约守法，该补偿时就补偿，没有“歉疚”或“体谅”的必要。这种性质的“对立”其实是最有效的“合作”。 我能够体会余厅长的心情，但希望他也了解我谈观念不谈枝节，对事不对人的立场。 祝 编安 龙应台 一九八五年五月廿三日 原载一九八五年五月廿七日《中国时报·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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