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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班瑞航飞机自马德里起飞，稍停苏黎世，终点是瑞典的斯得哥尔摩。飞机在航道上滑行，一辆草绿色的坦克车像幽灵一样冒出来，在五十公尺以外护航，直到飞机起飞了，才掉过头去。 机舱内却有热哄哄的气氛。粉腮媚眼的空中小姐捧着一篮巧克力糖让客人取用。巧克力糖用金澄澄的锡纸包着，拿在手上闪闪发光，像一枚硕大的金币。空中小姐又优雅地递给每个人一本瑞航杂志。杂志的纸质光滑柔腻，触手有绸缎的感觉。免税商品的广告美得令人怦然心动：“这五盎司的香水。带给你一秋的气氛。”图片中是满山的红叶，红叶丛中一栋美丽的房子。 实在是很晚了。又是短短的飞行，我尽量避免给邻座搭讪的机会。避免目光的接触。所以当邻座的男人为我开了头上的灯时，我只是淡淡地说了声“谢谢”，低着眼帘，不去看他一眼。 可是低垂着眼帘，仍旧看见了他的手，他巨大的手，粗糙的皮肤上长着坚硬的茧，是一双在风中雨中烈阳下用力的手。很久没就近看过这样的手了，尤其在这昂贵的、飘着咖啡浓香的客舱里。 忍不住看看他的脸，黑发浓眉之下，一双清澈的黑眼。我说：“你一定很饿了！”我的餐盘还没有完全打开，他已经从主食吃到甜点、面包、乳酪、饼干，像卡通里的白兔啃红萝卜，一样一样咔嚓进入嘴里，一样一样吃掉。 他有点难为情地笑了，笑起来的眼睛竟然透着儿童般的稚气。“中午没吃饭，”他说，“现在当然吃得特别痛快。” 我一时冲动，想把自己的晚餐也给他，又忍了下来，这是哪门子妇人之仁，莫名其妙。阿敏，来自德黑兰的阿敏，却打开了话匣子。 “你可以说我是逃出来的。在西班牙作了一年事。不逃出来会怎么样？我想，没有什么好下场吧！我家在两年之中死了三个人。哥哥被枪杀了，妹妹还不到廿岁，被关到牢里，说她在学校里批评柯梅尼。有一天爸爸接到通知，要他到监狱里去认尸，对，认领妹妹的尸体。怎么死的，不知道。她没有穿衣服，只是用一块白布卷起来，一身都是小刀刮的伤口—— 爸爸当天晚上心脏病发作，就死了。 剩下我跟妈妈，妈妈要我走，无论如何要走——” “先生，您要来点红酒吗？” “我是德黑兰大学英文系毕业的，毕业之后当翻译。那个时候读了赛珍珠的《大地》，很感动，觉得中国人和波斯人一样，古老的民族特别苦难，有一种特别的忧伤。南美的马奎斯也是一样，他写的《百年孤寂》——啊，你看过伊朗的作品吗？” 我摇摇头。 “我们有个很着名的诗人。海非兹，大概是最好的波斯诗人了，我到瑞典之后想办法寄一本给你好不好？你知道，我们都是亚洲人呢，吃米饭的民族，彼此了解应该比欧洲人容易一点……” 我写着自己的地址，麦克风的声音盖住了阿敏的声音：“我们现在飞越汉堡，您的左前方是丹麦，有前方就是瑞典，此刻的高度是三万公尺……” “为什么要离开西班牙呢？南方人不是比较温情吗？”想象中北国的瑞典应当是冰天雪地的，如何善待一个吃米饭的亚洲人呢？ “因为听说瑞典比较容易谋生，你知道，”阿敏似乎在自言自语，说话给自己细听，“我不能再用妈妈的钱。打仗打了这么多年，吃的东西都快不够了。她到黑市去买美金偷寄给我，要用宫价十二倍的价钱，她没有钱。” 机舱里红灯亮了，旅客熟稔地开始系安全带，快要降落了。我心一动，问他：“你说你在瑞典有伊朗朋友？他们会来机场接你吗？” 阿敏潇洒地摊开手说：“不会，他们不知道我要来。” “那么抵达瑞典时。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你会去找他们吗？机场进城还要四十分钟路呢！” 阿敏沉默了，我也沉默着。 怎么又是一个道德难题？反正我自己也要进城，为什么不邀阿敏坐我的计程车？他不会有钱住旅馆的，我又何尝不能为他付一个晚上的旅馆费？他即便有钱，也该省下来应付往后艰难的岁月，在满目疮痍的德黑兰城里，还有一个他双目失明的老母亲——是的，我可以请他坐我的车，与我落宿同一家旅店，第二天清早，还可以请他吃一顿欧洲早餐，然后我去办我的事，他去找他的朋友—— “夫人，”空中小姐温婉的声音从后座传来。“您刚刚买的钻圈手表要不要我们用礼盒包装？” 可是，阿敏只是阿敏吗？我想起手执机枪的守卫，还有那辆幽灵似的坦克车，他们在猎狩的，不就是躲在暗处的中东恐怖分子？我怎么知道阿敏究竟是谁呢？ “当然了，”买了钻表的女人说，“那是给我媳妇的见面礼，请你们包装漂亮一点。” 飞机降落了，机轮碰触瑞典的土地。窗外灯火辉煌，在沉沉的黑夜中显得雍容华贵。又是一个没有战乱、国富民安的社会！ 阿敏的侧影清晰地显在窗玻璃上，顶着一头浓密蓬松的黑发，他用手在揉眼睛。我凝视着窗里的人，轻声说：“我们一起走吧！”但只是对着窗里的人说。 阿敏已经起身拿下行李，把我的挂在我肩上。“我们一起走吧”那句话还让我闷在嘴里，说出来的，却是，“又要检查护照了！” 阿敏很勉强地笑了一下。出机门的行列开始移动，我默默安慰自己：没关系，等过了海关，到了机场外面，我还可以决定要不要请他同行。我还有机会。 我们一前一后地踏进明亮的机场大厅，墙壁上挂着巨幅的广告：“欧陆大饭店让您享用精美的海陆大餐”，“我们给您十八世纪皇宫式的休憩情调”…… 一转弯，一个高大的金发男人挡在面前，用极熟练的手势亮了一下他的证件，好整以暇地对阿敏说：“先生，请你给我看一下你的护照！” 还没有回过神来，阿敏已经被两个便衣警察一左一右地挟进了一个小房间。隔着玻璃门，他突然回身望着远远站着的我，挥挥手，无声地说了“再见”。 人潮从我身边不耐地流过，我提着行李，迟钝地凝望着那扇空空的玻璃门，那句想说未说的一句话还哽在喉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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