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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十月前后，总有中国人在问：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会不会颁给中国作家？即使不是十月，诺贝尔奖这个透着金光的大苹果也常常挂在中国作家的眼前。有人指责瑞典人没有眼光，不懂得欣赏中国文学；有人批判自己的文学，说中国作品根本就还不够资格得这个世界大奖。大陆的诗人北岛就曾说过，中国当代文学还得十年、二十年之后才可能成熟到获得诺贝尔奖的地步。 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闪着金光的大苹果，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负责评选文学奖的，是十八位瑞典学院的院士。十八位之中有一位汉学家，马悦然教授。去年他受邀参加在上海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由北京的中国作协主办。会议期间，马悦然成为中国作家的焦点：冲动的人向他抗议中国作家受到忽视，深沉的人对他下特别的“功夫”，为将来铺路。马氏去年在台湾受《联合报》访问时，记者所提的重心问题也就是那么一个：中国作家哪年哪月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不管是台湾或大陆，好像整个大中国的文艺界都在热切地追求一个伟大的目标：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这个奖，究竟有什么价值呢？ ※ ※ ※ 先让我们看看它产生的过程。在每年二月一日之前，推荐信必须交抵瑞典学院；大学文学系主任、各国笔会、历任诺贝尔奖得主等等，都有推荐资格。十八位评审中的五人小组立即开始初选，从通常的一百五十个到两百个的候选作家之中挑选五位到十位的作家进入决审。十八位评审——一半是瑞典的作家，一位律师，其他是文学教授或评论家——从五月开始作“功课”，九月开始讨论与辩论，十月的某一个星期四向世界公布他们最后的决定。 “为什么是十八位？九票对九票，怎么办？” “本来是十七位，但在瑞典语中，‘十七’的发音不但难听，而且跟诅咒的话音似，所以决定要十八位。我们从来没碰过九对九的情况，如果真碰上了，就要抽签决定。” 抽签？那岂不表示一个诺贝尔奖有百分之五十是运气。语言，是最难克服的问题。一个以西藏文或某种非洲偏僻方言创作的作家，有多大的机会让西方读者注意到他的存在？作品不翻译成英德法等所谓“主要”语言，这些作家，不管如何优秀，都不太有得奖的可能。相反的，一个以英文创作的作家，只要他写得好，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成为世界瞩目的明星。十八位评审当然也了解语言的重要。除了母语瑞典文之外，每人都懂英法德三种文字，其次，有的人懂东欧语言，有的人通西班牙、意大利文，有的人懂中文。但是，这样的分布仍旧不能解决语言的障碍。 “我们能够倚赖的，只有翻译。在已有译本的情况下，译本的好与坏影响很大。在上海开会时我曾经说过：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的中国作品简直是谋杀中国文学，坏得令人反胃。在没有译本的情况下，我们就得倚赖专家，往往得由瑞典学院特别聘人翻译。这就费时费力。我们需要两三年的研读时间。通常，一个得奖的作家都是在两三年前就受到推荐的。不过倚赖专家，也不可靠。譬如讨论一位中国作家，你或许必须读夏志清的评论，但是夏志清的评论又有许多偏颇，他往往以西方文学的标准来论断中国文学。于是你必须参看另一个人的评论，而另一个人又有另一个人的偏颇……” 翻译，究竟能不能够代表原作？这是个问题，尤其在诗的领域里。弃原作而就翻译，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就在这个妥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即使语言隔阂不成问题，文学品味又必然构成另一个难题。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一个习惯于欧美文学表现方式的人，如何接受像印度、波斯、或中国那样截然不同的文学传统？他学会了“接受”之后，又能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优劣”？ “我不赞成用西方的一套价值观去论断中国文学。譬如说，以现代西方小说的尺度来量中国章回小说，有人会说后者太松散、不成结构，所以是缺点。事实上，章回的表现技巧是中国文学里的一个传统；你必须接受这个传统。我翻译《水浒传》时，就特别突出它口传叙述的手法。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色，不能看作缺点。” 接受一个异国的文体或许还不是真正的困难所在。真正的困难还在于价值观的应用。譬如许多当代的大陆小说，用西方现代小说的角度来看，简直伤感滥情得不忍卒读。谈妇女问题的小说，譬如谌容的几本，与西方发展了多年的女性小说比较之下，就显得极其粗糙幼稚。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说：滥情，是那个社会现阶段的特色，必须接受、认可，或者说：避免滥倩幼稚是一个绝对的、放诸四海皆准的文学尺度，中国文学也不例外？对异国文学的包容，与对艺术原则的坚持，两者之间势必要有一条线，但是谁划得出这条线来？ 对异国文学的“包容”，有时候，会变味成为我所称“观光客文学”评论，就是说，西方人对自己领域内的文学，坚持以艺术原则去批评，对中国文学，却舍艺术而追求异国情调、中国味道。 “滥情在当代中国作品中是很普遍。戴厚英的《人啊人》里对爱情的描述，就很幼稚，她最重要的主题是人道主义，但从头到尾不曾解释人道主义是个什么东西。还好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写。有个叫李锐的，他对性的描述很冷、很客观，高行健的小说也好得不得了。他的东西，当然背景、人物，都是中国的，但是没有一点所谓‘中国味道’，外国人完全可以心领神会。你所说西方人观光文学的观值观，确实存在。譬如刘宾雁和张辛欣的作品，那是报导——新闻记者的报导，很有趣，值得读，但不是文学。诺贝尔文学奖有时候也会给错了人，譬如当年给赛珍珠，动机大概就是追求中国的异国情调。事实上她只有那本《大地》写得不错，其他都是垃圾。” “你对台湾文学注意吗？” “跟大陆作品比起来，台湾作品的语言显得文雅、老式。两边作家对性的描写，都还很害羞，半遮半掩的——瑞典有很优秀的色情文学。我满欣赏向阳和余光中的诗，至于你的文章中所提关于台湾作家受忽视的情况，我觉得台湾政府应该可以做点什么。台湾不是很有钱吗？成立专职机构把台湾的文学作品翻译出来，向世界介绍嘛！但是绝对要翻译得好，不能像北京外文出版社一样。” “在你的心目中，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什么东西？” “它就是十八个瑞典人给的一个文学奖，仅此而已。它不是一个世界文学奖！” ※ ※ ※ 在与马教授两个多小时愉快而频有启发性的谈话之中，自始至终我没有问那一个问题：中国作家什么时候会得诺贝尔奖？ 因为中国人得不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我看来，根本不重要。 由于语言是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由于文化的鸿沟极难跨越，由于艺术价值观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由于政治经济的势力导引一切，一个具实质意义的“世界文学奖”是不存在、不能存在的。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十八个学有素养的瑞典人，在他们的有限能力之内，所能决定的一个文学奖。世界上大部分的优秀作家没有得这个奖——或因为僧多粥少，或因为这十八个人视野不及。而得到这个奖的作家之中，有些会受到长久历史的肯定，许多，也受到历史的淘汰。把这个奖当作一个世界文学奖，而对它的评审委员作种种求全的要求，对这十八个人完全不公平，也是对这个奖的严重误解。 但是，中国人欲得诺贝尔文学奖超乎寻常的急切当然也透露出一个讯息：中国人特别需要西方的肯定来肯定自己。这一点，大概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但不得不承认的。我们的作家，必须跃过了汉学家的龙门，才能身价百倍。这种情况的荒谬可以在比较之下暴露出来，试问，中国也有许多专门研究美国文学的“美学家”！美国有什么作家会寄望藉由中国的“美学家”来肯定他自己的价值？有什么德国作家在乎台湾哪个德文教授对他的评价？ 汉学家中有良有莠，有像马悦然那样以平常心寻找真正优秀的中国文学的人，也有一些程度很低、盲目胡言的人，也有一些以私利出发、专门挑选文学易销品的人。这也不稀奇，任何艺术行业中都有良莠之分。但是当代中国作家，如果缺少基本的自持自尊，把西方汉学家当作评鉴人，把诺贝尔文学奖当作中国民族文学努力的大目标、大远景，这样的文学是什么样的文学呢？这样的民族又是什么样的民族呢？ 今年，在恭喜布洛斯基得奖之余，我想，两岸的中国作家应该有更重要的问题要去面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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