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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你的来信很高兴。你谈到由于辛普森案所反映出来美国的种族问题，希望我对这方面的情况作更多的介绍。这也是我很想多谈一些的题目，但是，要讲清楚很难。首先是题目太大，其次是因为太复杂，在这样短短的信里，只能讲到一些皮毛。可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尽量谈一些，使你有至少有一点大致的印象。 这些日子，美国又很热闹，趁着辛普森案所激起的美国黑人的种族情绪，一名黑人领袖出来号召，在马丁.路德.金当年领导“走向华盛顿”的百万黑人大游行30多周年后的今天，再进行一次同样的活动，也就是，再来一次到华盛顿的“百万黑人大游行”。这立即引起了全美国社会的关注和许多不安。人们担心，在这种时候，举行这样的活动，是否会煽起更大的种族情绪，甚至有人趁机挑起黑人对其他种族的仇恨，担心这么多黑人聚在一起，举行以"种族"为主题的集会，是否在“群体效应”的影响下，发生一些类似骚乱的事情，更担心万一发生骚乱，万一再和警察之类的发生冲突，又要引起什么社会动荡。人们记忆犹新，在民权运动中，人们的情绪，尤其是黑人的情绪是多么强烈，冲突是多么容易发生。马丁.路德.金的伟大，正在于他站在干柴边上，却能够不去点燃一堆可以利用的烈火，而是主张和平和非暴力的抗议。问题是，这一次活动的发起和组织者，却不是马丁.路德.金，人们的担心实在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这次“百万黑人大游行”挑头的，正是“黑人伊斯兰国”组织的领导人法拉肯，在我前面的信中，曾经提到过这个人物。这个组织历来观点激进，法拉肯本人也以发表大量的反犹太民族的言论而著名，而且他所发表的言论里，除了反白人之外，也反美国人中的越南裔和朝鲜裔，还反天主教和同性恋，总之一向是树敌颇多。他的演说能力，也就是鼓动群众的能力，在大家都很能言善辩的美国，也是非常出名的。他还邀请了辛普森和所有的黑人中的名人参加这个集会。 这个集会预定的地点，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心地带，国会大厦前面的广场上。我想，最不安的应该是总统克林顿和美国政府，因为不管惹出什么麻烦来，首先总是政府的麻烦。那么美国政府能不能找点什么理由，阻止这样一个活动呢？这是不可能的。国会大厦前面的广场，是理所当然的“公共论坛”，而“集会自由”又是被涵盖在“言论自由”里面的，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如果美国政府表现出哪怕是一点点被怀疑是阻扰之类的举动，那么它将要遇到的麻烦，就远远不止是一场集会了。因此，现在的美国政府，不管它对于一个这样的集会实际上有多么不安，它最聪明的做法就是积极配合，提供一切方便，摆出一个落落大方的姿态。也许你会问，对于这样前景不可预测的“巨型集会”，美国政府不能公开阻扰，那么能不能暗中搞点小动作呢？ 我想，这是每一个手中握有很大权力的人，心中无法抵挡的诱惑。美国政府也不例外，它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历史阶段，试过搞点小动作，为自己减少麻烦。但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经过认真设计的国家制度下，这样做对于政府和操作者，都非常非常危险。首先是一旦被揭露，将成为一个爆炸性的政治丑闻，涉案的人们没有必要为此搭上自己的政治前程；还有就是在美国这样的制度下，这类事情很难避免早晚有一天会被揭露。对于美国在历史上走过的这样的阶段，我也想在这里向你作一点介绍。 我前面谈到过，美国政府对于国内的形势感到最无从把握的，就是六十年代的动荡，这也是美国政府最容易一发急就挺而走险的时候。正在进行的越战，也是这种动荡的一个重要的起因。1969年，就有两个美国知识份子，布卢姆和瓦斯寇，他们也是热衷于民权运动的积极份子并且属于一个叫“结束越战新动员委员会”的组织，策划了一场大的反战游行集会。当时，他们想使得集会规模尽可能大一些，就去联合当地的黑人一起参加。但是，当时的黑人更关心的是他们在社会上的平等权益。应该说，他们是当时美国社会上两股不同的力量，是动荡的两个不同的源头。他们分开“折腾”，已经使得当时的美国政府头痛不已。问题是，美国政府和老百姓一样，也是第一次遇到60年代的许多新思潮新问题新骚乱，谁也不知道这种动荡是什么走向，到底会产生多大的“破坏”。因此，当时的美国政府，当然希望情况不要向失控的方向发展，当然希望这种骚动不安的力量越小越好，越分散越好。 有的黑人组织对于这场反越战的集会是非常支持的，但是他们很想联合的“黑人联合阵线”却没有多大兴趣。大型的抗议集会的组织，经常有财力上的问题，于是，这个“阵线”的领导人就提出，他们可以动员他们的成员前往白人的反战集会“助阵”，但是白人的反战组织是否能给黑人自己的集会捐点款，比如说，他们来一个人得到一美元的捐款？为此，他们举行了一些协商会议。 这种主意提出后，在“新动员”组织中当然马上就引起了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可以考虑，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民权运动是自愿参加的，这么一来不是成了交“人头税”了吗？但是，总的来说，他们两个组织之间达成协议而进行联合行动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新动员”组织收到来自“黑人联合阵线”的一封非常不礼貌的催款信，而不久之后，“黑人联合阵线”也发现一张评论这件事情的传单，传单的文章中间，印了一只黑色的猴子，文章的题目是“给他们香蕉！”此后，“新动员”组织的反越战大集会依然如期举行，而且很成功，但是“黑人联合阵线”没有参加。这两个组织，也从此产生隔阂而疏远了。 谁也没有想到，所谓的“催款信”和传单，都是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实行的一个秘密“反间谍计划”的杰作。当时美国的反战者和民权运动的组织，都是他们这个“计划”干扰和瓦解的目标。联邦调查局的这个计划，是在60年代末期美国政府对于国内骚动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设立的，得到当时的局长胡佛的同意。但是搞出这套计划的人都知道，弄不好，这就是自己给自己埋下的一个定时炸弹。这种做法的“违宪性”，人人皆知。但是，可以想象，美国政府中搞出这些计划的人，当时也是给逼急了。在美国的宪法里，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它的实行不允许有任何假设条件下的变通。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美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中止人民可以享受的宪法权利。我记得自己第一次注意到这一点，是在文革刚刚结束时看的一本美国小说里。这本小说好象叫“代号R密件”。这种书在美国，是标准的所谓“畅销小说”，就是情节紧张引人入胜而且价格便宜，最适合在旅行中消磨时间。畅销小说的作家都是以挣钱为目标，他们自己和评论界都不会认为这些畅销小说有什么很高的文学价值。这本书也不例外，很“好看”，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小说假设了以联邦调查局局长为首的一帮美国政府官员，阴谋通过一个类似紧急状态法的法案，以期可以在宣布非常状态的时候，就使权利法案失效。经过紧张的种种情节之后，最终阴谋被揭露，没有得逞。我到了美国以后才知道，这种对于我十分新鲜的东西，它的内容对于美国人是老掉牙的永恒主题。这就是自从建国以来，民众就天天在那里围绕着种种细节和政府计较的问题，即美国政府如何做到无例外地保证人民享有宪法权利。 正是因为无例外，因此在60年代美国的骚乱此起彼伏的时候，美国政府并不能因此借口什么“紧急状态”而丝毫减少人民的各种表达意愿的权利，要游行的还是照样游行，要集会的也照样集会。著名电影明星简.芳达在越南战争打得炮火连天的时候跑到越南北方，穿上北越军装，在北越的高射炮上摆个姿势拍照，还发表在美国的报纸上。干得如此出格，政府也拿她没办法，找不到法律依据去惩罚她，只好随她去。很多人恨她恨得咬牙切齿，最多也只能是不去看她的电影，这也不妨碍她的电影得奥斯卡金像奖，风光至今。 在60年代情况越来越不明朗，民间组织多如牛毛的情况下，联邦调查局作为一个专门对付国内犯罪的机构，压力也确实很大。他们有一个任务是维持政府机构和首都华盛顿的安全，但是在60年代末期，每年至少有4，5次几十万或上百万人的“华盛顿游行”，还有无数次几乎整年不断的小一些的集会，在国会大厦，白宫，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楼等附近的广场举行。大多数示威者是和平的，但是也不断有一些人，试图进入五角大楼，爬白宫的篱笆，其中也有少数“战斗性”特别强的，鼓吹要烧毁桥梁，扔炸弹和杀死警察。联邦调查局也确实很难分辨，哪些人只是威胁，说不定真有几个是要真干的。结果，联邦调查局终于出此下策，搞了这个秘密计划，主要目的是搞清情况，同时也做些不光彩的“小动作”。 正因为这是对美国人民特别敏感的宪法的“明知故犯”，因此这个计划成为当时联邦调查局的最高机密之一，再三强调绝对不准泄密。实际上，这个计划的寿命十分之短。1971年3月，一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文件失窃，其中有一份文件恰好是有关这个计划的。事情一发生，联邦调查局的高层官员就非常紧张，立即全部停止了这个计划。这个时候，这个计划已经有了五个分支，从这五个分支和他们的活动来看，他们的目的确实是为了减轻潜在的骚乱，暴力和动荡，减轻社会在这方面的压力。在他们的活动中，确实没有特别的种族倾向和观点倾向。 例如，他们的目标中既有黑人的种族主义激进组织，同时也有三k党和一些被称为“仇恨的白人”的各种组织。联邦调查局的这个秘密计划成员，甚至已经控制了三k党的一些基层组织，并且不断劝阻它的成员不采取暴力行动。他们当时的目标并不明确，只是寻找一些他们认为有暴力危险的组织，但是也正是因为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所以他们所违宪调查的组织和个人，范围非常广泛，也就是说，侵犯了无数“个人”的宪法权利。 由于这个计划执行的时间并不长，联邦调查局害怕暴露，又主动及时停止了整个计划，因此在此后的四年中，问题一直没有被外界所知。直到1975年，美国国会的参议院举行了听证会，是为参院一个专门研究政府情报部门运作的委员会举行的。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丘奇参议员，所以人们都称它为“丘奇委员会”。他们发现联邦调查局大量的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行为，例如，瓦解示威，窃听，检查信件，检查银行收支，甚至查看私人的垃圾。 这一切，证实了当初在美国政府要求设立这样一个全国性调查机构的时候，美国人民对于这种性质的机构最担心它会发生的问题，已经确确实实如预料般地一一发生了。这就是美国国会当初宁可罪犯逃过一个州就抓不住，也死活不肯让政府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警察机构的原因。我曾经告诉过你，直到美国成立100多年之后，国会才勉强同意政府成立一个20人的联邦调查局。这一类的机构，一直是美国民众最不放心的地方，因为它最容易步入歧途。 我前面所提到的反越战“新动员”组织的领导人布卢姆等人，是在读了有关国会听证会的报导之后，才知道他们自己曾经是联邦调查局的目标。于是，他们决定上法庭起诉。但是，他们也只是听说有这个秘密计划，作为原告，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到底在联邦调查局中，哪些具体的人应该成为他们起诉的对象。结果，他们还是从报纸上的国会听证会的报导中，找了五个人的名字作为他们的被告。 他们这个案子一开始的时候并不顺利，因为他们手里没有多少证据。他们只能查到联邦调查局的一般资料，却看不到这个秘密计划的档案，这也是联邦调查局这一类的机构容易失控的原因之一。在美国这样一个宪法至上的国家，这个秘密计划之所以会诞生，而且存在几年，能够侵犯大量公民的宪法权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发明者和执行者，对这个保密系统存有一定的侥幸心理。事实上，它的保密系统也确实使它成功地一度逃离了民众的监督。 但是，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制度下，这种情况毕竟还是比在其它一些国家更容易纠正。首先是做的人本身都很了解这个制度以及这样做可能产生的后果，非常心虚。事实上，这也是这个计划会自行中止的原因。其次，越是这样帷幕重重，看上去叫人看不透的政府机构，越是会被国会死死盯住。这个相互制约的机制，使得这种问题的暴露在美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此，它最终被国会的“丘奇委员会”揭露，应该说还是必然的。”丘奇委员会”在揭开了联邦调查局的违法事实以后，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一个“信息自由法”。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档案资料在这个法案之下，都必须公开，接受监督。于是，在这个法案实行之后，“新动员”组织的这个案子也一下子绝处逢生，因为他们依法拿到了这个秘密计划有关他们的一万三千页的文件。 查阅了这些文件，他们才知道，在这个秘密计划实行时期，他们的电话曾被窃听，银行帐号被查阅，他们的邻居朋友被召去谈话。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当年和黑人的“阵线”组织在反战集会联合问题上的失败，原来是联邦调查局伪造信件搞的小动作。在他们的律师查看档案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些他们这个案子以外的问题。比如，在50年代，联邦调查局就有过类似的计划，针对调查美国共产党。还有，在60年代的民权运动的集会中，联邦调查局使用一些小伎俩，破坏过其它组织的集会，比如利用步话机误导游行队伍，等等。 最终，陪审团宣布，具体参与“秘密计划”的几名联邦调查局的被告罪名成立，赔偿金额达70万美元以上。他们大叫冤枉，他们辩称，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执行公务。但是从1971年起，美国的法律已经要求公务人员对执行公务中的行为负法律责任，只有在一个情况下例外，就是在公务员执行公务的时候，坚信自己是不违反宪法的，才可以免予起诉。在这个案子中，这些被告无法使陪审团相信这一点。 在他们上诉的时候，美国上诉法院批示，政府任何企图瓦解和破坏合法组织，或者恐吓他的成员的做法，都是绝对违宪的。 经过旷日持久的调查，这些被告在判决时基本上都已经退休了。当初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也已经死去近十年。这些退休的被告并没有多少积蓄，也根本赔不出钱来。最终，直到1986年，双方达成庭外协议，减少了赔款数字，也同意由联邦调查局替它的前雇员支付赔款。对于将来，作为被告之一，曾经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国内安全部头头，查理斯.布莱南说，他相信，联邦调查局今后再也不会去试图恢复这一类的计划了。 实际上，重要的并不是联邦调查局此后还想不想这样做和敢不敢这样做，重要的是，走过这样的历史阶段之后，美国防止联邦调查局这一类机构侵犯公民权利的法律，更为健全了，把这些有过特权的机构，也不例外地置于监督之下的机制，更为完善了。也就是说，关键是从制度上保证，以后哪怕胡佛又转世回来当局长，“秘密计划”也行不通了。 回顾美国历史上的这样一个阶段，我总是觉得内容很丰富。仔细看看当时联邦调查局发生的违宪干扰集会的情况，他们的举动还是相当小心，动作幅度还是很有限的。他们对于当时混乱的局面感到紧张，因此而越轨，似乎也情有可原。在社会动荡的时候，这样做是不是就是可以原谅的呢？美国最高法院对这一类问题的有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保护个人权利，尤其是象集会自由这样的基本权利，在平静的年代和社会安定的时期，是容易做到的。可是，在社会产生危机的时候，要做到这一点就显得困难得多。但是，恰恰是这个时候，更应该让人民有集会和把话说出来的权利，让他们有机会表达一种和当时正统的观点不同的意见。早在1937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写过这样一段话：“有人会煽动以暴力推翻我们的制度，我们是应该把社会从这样的煽动中安全引导出来。但是，我们越是认识到这样做的重要性，越是应该坚持保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这样的宪法权利不受侵犯。坚持这样做，正是为了使我们能够通过和平的手段完成所要求的社会变化。几个世纪以来，共和制度就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这也恰是一个依靠宪法建立起来的政府的真正基础。”那么，这位大法官是不是太天真，太理想化了呢？是不是把复杂的社会转变和社会动荡看得太简单了呢？ 再回顾60年代的美国，要求给黑人以民权，至少是美国南方各州的“非正统观点”，要求从越南战争中摆脱出来，也肯定是和当时美国政府所制定的政策相违背的“非正统观点”。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所有的人都会看到，美国人民的这两种“非正统观点”，无疑是代表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好在，尽管有联邦调查局这样的问题，但是，美国习惯于遵从宪法的总趋势，还是基本保障了这样一种民间“非正统观点”的自由表达，也使得30年代那位大法官非常理想化的预言基本实现。美国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思想，艺术，观念，精神面貌的各各方面，无一不受到这场变革的影响。如果当时美国政府采取强制封杀的政策，将不会阻止这场社会变革，而只会使矛盾激化。所幸的是，在美国宪法精神之下，这一变化基本上以和平的手段完成了。 所以，今天的百万黑人大游行，美国政府尽管有可能感到不安，但是和三十多年前相比，毕竟放松得多了。游行的那天，我也很感兴趣，因为30多年前，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走向华盛顿”的百万黑人大游行，我们没有赶上，很想看看今天是个什么劲头。尽管这个游行是趁着辛普森案之后，估计黑人的种族情绪最为高涨的时候举行的，但是人们还是明显可以看到，美国在三十多年来，在处理种族问题上，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整个集会的气氛显得非常轻松和愉快，就象是一个盛大的节日。 在美国，有不计其数的“少数民族”，但是最为惹眼的种族问题，还是白人和黑人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因为黑人是人口比例最高的人种，在美国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点八，(亚裔只占百分之三点一)，其次是任何种族问题，一般总是拿白人作为参照对象。一方面是白人数量大，(占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七十四)，在各个层次上都占优势，另一方面白人和黑人在美国历史上有过一段奴隶主和奴隶的宿怨。其实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外观上的强烈反差。 对于美国的种族问题，我不想在这样短短的信里展开，我只想打破一种简单的“种族歧视”的传统故事。因为事实上，从美国通过民权法，在法律上禁止种族隔离，并且通过平权法案以保障包括黑人在内的少数民族的就学就业等等，到今天已经30多年过去了。我只想告诉你，今天的美国种族问题和黑人问题，都不是一个象一加一等于二这样逻辑清楚的简单问题。 例如，我曾经几次提到的“平权法案”。30多年前，它的设立是为了保障黑人(主要在南方)在长期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情况下，能有同样的升学和就业升迁的机会。因此，它规定了在政府机构和学校等等，在招生招工等方面必须有关于种族的硬性指标比例。比如，邮局有十个工作人员，其中一定要有两个是少数民族。大学招生也是如此。当时，除了一些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白人之外，大多数的白人和同是受惠者的其他少数民族，都是赞同这个法案的。但是30多年以后，有些情况反而变得含糊不清起来。今年，加州大学首先提出要取消招生时的平权法案，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反映。是不是主张取消平权法案，就是说明种族主义抬头呢？似乎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平权法案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一目了然的，我就不多作解释了。我想还是谈谈它所带来的问题，使你可以了解问题的复杂性。 平权法案的原意之一，是为了克服愤恨和偏见。但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却在一些地方意外地制造了这样的结果。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是一个标准的南方城市，它的消防队在1968年雇用了第一个黑人消防队员，在8年之后，才雇了第二名黑人。但是，在1981年以前，这个消防队一直没有一个黑人长官级的人物。1981年，这个市的第一名黑人市长把一个双方同意的判决签署为当地的法令，开始严格执行的黑人和白人在雇用和升迁时的一对一比例。在这种平等权益的措施之下，反而在这个消防队造成了另一种连续的“不平等”。比如说，在1983年的升级考试中，为了“平权”，市政府挑了两名考第一名和第二名的白人，然后，跳过另外76名白人，晋升了三名黑人，他们的成绩在这76名白人成绩以下，却是黑人中的最高分。官阶本身还牵涉到工资的晋升，几年之后，考得好的白人消防队员终于告上法庭。在今年四月，美国最高法院批准了上诉法院有利于白人的判决，理由是这个地方法，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和宪法中的“适当程序”规定。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类似的问题很多。有时甚至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白人。 少数民族在30多年之后，也有了不同的变化。例如，加州大学如果取消“平权法案”的话，那么受到损失和得益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调查表明，如果在招生时不再照顾种族因素，白人学生的比例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有非常微小的上升。入学数量减少最多的将是黑人和拉丁裔的学生，唯一的明显受益者，是美国的亚裔学生。也就是说，现在正在实施的“平权法案”，在这个学区实行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少数民族占了另一个少数民族的名额。 最近，美国的最高法院裁定，根据种族而给予优惠，几乎总是与宪法精神不符的。但是，这是美国的一个历史包袱，最高法院也不是要求停止这一做法，而是要求执行时不要失之太宽。从这一裁定以及简单的逻辑思考中，我们都可以知道，“平权法案”这样的法案，只能是一个历史文件，它的寿终正寝是一件早晚的事情。当历史条件逐步改善之后，每一个移民，每一个少数民族，在这里都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去得到收获。“平权法案”给了所有的少数民族一个调整和提升的机会，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是一件明智的事情，否则机会就会过去。 种族问题在美国是非常敏感的。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美国华裔作家写过一篇文章，把美国称为“自嘲国”，因为美国给一个外来的移民印象最深的就是整体气氛特别轻松，轻松到了别的国家都要指责它浅薄的地步。上到总统下到百姓，一开口总是先开玩笑，而且经常是拿自己开玩笑，所谓自嘲。但是，这位作家也马上就发现，这种情况是有例外的，那就是美国的少数民族不在其内。美国有很多笑星，每天滔滔不绝妙语连珠，但是一般来说，他们只敢嘲笑白人，一旦不小心走火嘲笑了一个黑人，或是拉丁裔亚裔，就很可能会搞得“吃不了兜着走”。弄不好还要打一场官司。 不仅如此，实际上，在美国的白人变成了两部分。一些人依然是种族主义者，他们发表他们的种族主义言论，但是，大势已去，他们并不是这个社会的主流言论。其它的大多数白人，尤其是自由派的白人，他们不知不觉地为一个遥远的，似乎成了他们理所当然的共同祖先的“白人奴隶主”，在那里背负一个历史负担。他们绝对不敢在公开的场合谈到美国黑人所存在的问题，唯恐自己被叫做“种族主义者”。而美国的少数民族，包括黑人在内，也绝对不愿意在所有的种族都可以看到听到的公众论坛上，谈到自己的问题。生怕因此而更被别人“歧视”。这在美国，几乎已经成了一个“循环”。越是不正视和纠正这些的弱点，问题越多，问题越多，也就更不敢去碰。不管怎么说，这只能说明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还没有能够“轻松”起来。但是，一个不敢反思反省，不敢正视自己弱点的种族，是不会真正健康强健起来，也不会真正受到尊重的。因此，在30多年后，当美国的黑人再一次举行“百万人大游行”的时候，这个集会表现了它特殊的意义。在美国，这是第一次，全国这么多黑人聚在一起集会，主题不是抗议白人和美国社会的不公平，而是面对和正视自己的问题。它要求黑人的成年男子参加，主题是“共度赎罪，和解和承担责任的神圣一天”。在集会上，黑人儿童的代表站在全美国民众的面前，向所有参加集会的和没有参加集会的黑人成年人呼吁，“停止毒品，停止犯罪，停止虐待”，给我们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尽管法拉肯长达几个小时的讲话有着不少逻辑混乱的地方，仍然用偏激的观点解释历史，尽管他的讲话，还是被许多人认为是在搞政治花样，试图提高声誉，但是，他毕竟清楚地向全美国的黑人表达了这样的信息：你们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做，你们所要做的，就是回到你们的社区，使它变得更好，更安全，把它变成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你们不要一味只是责怪白人如何如何，你们要从自己做起，承担责任，建立起自己的经营，建立起自己的经济，戒绝各种恶习，戒绝暴力和毒品，尊重“为我制造未来”的妻子。 这次集会，由于它的发起人法拉肯是一个出了名的反犹太民族的“种族主义者”，也是一个出了名的偏激言论者，因此大大削弱了这次集会所引起的反响，但我还是觉得，这是美国黑人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性事件。 事实上，奴隶制是一个社会制度的罪恶，而不是种族的罪恶，只是在美国，在一个历史阶段，它恰与种族相连。当时，奴隶主基本上都是白人，奴隶基本上都是黑人。但是，在今天，把这种制度的罪恶过度地和种族相连，并不是合理的事情，哪怕是在有这种历史负担的美国。一些善良的美国白人年轻人中，很多人至今还有对印地安人和黑人的负罪感，和他们谈起来，他们比我还要不愿意提到黑人的“问题”，他们在潜意识里总觉得黑人的一切“问题”，都是包括自己在内的白人造成的，我的朋友劳拉就是一个典型。也有一些人感到十分冤枉。比如我的朋友杰米，他就一肚子委屈地对我说过：“凭什么一说白人就说是奴隶主，我的祖先移民来的时候也是穷人，最穷的爱尔兰人，(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确实曾经是出了名的穷)，他们也是奴隶。再说，那些白人怎么买到的黑人，是他们的黑人奴隶主卖了他们！”他说的确实都是事实。我听了一名黑人主持人的谈论节目才知道，实际上，在美国历史上，还出现过自由身份的黑人蓄奴的。由此，你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制度的罪恶，而不是特定与某一种族相连的罪恶，但是，美国的历史却使得黑白双方都负担沉重。 作为一个有过被白人奴役历史的民族，终于能够抛开历史的心理负担，从重建自己的角度寻求在这个社会的平等和自由，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尽管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能够站到这个起点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我想到，曾经听过一位在这里移民几十年的华裔长者说，当初华裔美国人在这里能够得到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还是仰仗了黑人的民权运动。在今天，依然有一批黑人在思考平等和自由的问题时，走在华裔美国人的前头。我想起著名的现代黑人女诗人玛雅.安吉鲁给她的学生提出的问题：人是不是需要解放自己？人是不是需要解放别人？人能不能够不解放别人只解放自己？人能不能不解放自己只解放别人？仔细想想，这真是很有意思。在考虑种族问题的时候，所有的人，不论他是哪一个族裔，似乎都可以先考虑一下安吉鲁的问题。 这次黑人大集会，整整一天美国首都华盛顿几乎都工作停顿，因为交通基本中断了。现在美国最著名的黑人领袖杰西.杰克逊讲了话，黑人女诗人玛雅.安吉鲁也在大会上朗读了她的诗作。但是辛普森并没有出席，我想他没有出席的原因之一，是他自己也知道，即使在黑人中间，仍有很多人认为他是有罪的，他没有必要冒险出现在任何公众场合，他还吃不准公众对他的反应。 另一个大家关心是否会出席集会的人物，是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就是掌实权的三军指挥官，黑人鲍威尔将军。这个时候，他是全美国调查下来声望最高的一个政界人物。美国人都在期望明年他出来竞选总统。民意调查说明，比起现在的克林顿总统，以及作为克林顿对手一些共和党领袖，鲍威尔在民众中的支持率都要高得多。民意调查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就是在黑人中，有更多的人支持克林顿，而在白人中间，却有更多的人支持这个黑人将军鲍威尔。最终，他没有出席这个颇受争议的法拉肯召集的黑人集会，他回避了。 因为这不是一个主流社会的集会，而且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集会。除了它的召集人使人感到不放心之外，还由于它提出要黑人男子参加，而被包括一些黑人学者在内的人们，斥之为“性别歧视”。一些自由派攻击它是保守的，但是一名保守派的谈论节目主持人，又因为他在电视播放的集会中，只看到一面国旗，而且是倒挂的，为此愤怒不已。可是，不论这个集会产生怎样的争议，这些人有权利站在这个广场上，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这就是美国宪法的精神和原则。不仅是集会，连集会以后人头数得不对都不行。当华盛顿的公园管理局宣布他们估计集会人数为40万的时候，法拉肯还不干了，宣称要向法院控告，说是公园管理局有意低估了集会的人数，是种族主义。结果，当局只能采用可能找到的科学手段，尽可能精确地为他重新估算。最后算下来的结果大约是80万人左右，法拉肯因此又争回一口气来。 我又想起他站在台上，周围站着一圈保镖。这家伙可真是能说。法拉肯当然也知道，在这个国家很多人都不喜欢他。但是，看来他还是满喜欢这个国家。在集会上，他就是这么说的。因为，他说，只有美国，会让我站在这里，说出我想说的话来，虽然，你们也许并不喜欢我。你说，这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就写到这儿吧。谢谢你给我们寄来了小田田的画儿，画得好极了。 祝 好！ 林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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