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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候（前五七○左右），一位“名耳，字聃，姓李氏”的哲人，被称为老子。 英国哲学家罗素到中国来的时候，有人向他介绍“老子”，并翻译了几段给他听，他听了大为惊叹，几乎不相信中国古代思想家竟有这样的奇妙言论！ 《老子》言论的奇妙，有思想史常识的人，都一致同意。但是《老子》一书，行文大古奥，造句大离奇。其中许多高深的哲理，都蕴藏在这种古奥与离奇之内，想要对哲理登堂人室，必得先通过这一关不可，这下子就难倒许多人，使许多人望而却步，不得其门而入。 历来想打破这一关的人很多，有的从文字学入手、有的从训诂学入手、有的从校勘学入手、有的从文法学入手、有的从笺注入手、有的从义理入手。……各类解老、喻老、说老之书，历朝各代都有。但真能适合现代人读，且用新方法加以阐述者，倒不多见。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初，中国大陆出土了帛书《老子》两种，提供了极好的帮助。它们证明了过去的许多校勘学、训诂学，都错了，这倒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孔丘（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字仲尼，山东曲阜人。他被尊为孔子。 《论语》主要是记录孔丘言行的一部书，也附带记录他的弟子的言行。它的成书，不在一时，也不成于一人。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是“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而来的；赵翼《陔余丛考》说：“语者，圣人之遗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先秦古书中引孔丘的话，引就引了，但不提《论语》。《论语》两字的出现，是以后的事。崔述《洙泗考信录》列举《论语》累积成书的证据，是可信的。 《论语》传到西汉时候，已经有三种本子，就是“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后来前两种失传了，“鲁论语”也残缺了。最早的《论语》本子，已经如此，后代本子的失出失入，当然更不消说了。 《论语》既然不过是孔丘的语录、孔门师徒的谈话录，所以它的形诸文字，就不可只就字面上拘泥，而该想到谈话当时的情况。当然那种情况我们不能深知，记录也容易有错误，所以我们读《论语》、研究《论语》，应该带着闲适的心情去看它的真与伪、它的一致与矛盾，而不该抱着严重的读经态度，去想“道贯”它。 列御寇，被称为列子，是春秋后期人，比孔子晚七八十年。比庄子早一百年。他住在郑国，郑国宰相子阳曾送他吃的，他不要，后来子阳为人所杀。他好像是跟当道不合作的。 《汉书》艺文志中有《列子》八篇，但是现在传下来的《列子》八卷，却不是《汉书》艺文志着录的，而是魏晋的人伪造的。当然伪造的时候，也会根据一些流传下来的古代材料，所以它的内容，就是一部“大锅炒”。在它里面，有先秦各家的思想、有秦汉时代的名物，甚至还有一点佛书故事，很是驳杂，但它的主调还是老庄思路。它在《杨朱篇》中所表现出来的杨朱思想，甚至比《孟子》中的“为我”、比《吕氏春秋》中的“贵己”、比《淮南子》中的“全生保真”还激烈，已经超出《庄子》盗跖篇之上，所以《列子》在了解中国思想，尤其是魏晋思想上，有它重要的地位。 《列子》被归入道家，道教把它统战成自己的经典。唐朝时候，尊称为《冲虚真经》；宋朝时候，又加尊称为《冲虚至德真经》，其实《列子》只是《列子》，它不该是道教的宣传品。 庄周（约前三六九～？）被称为庄子。 《庄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说有五十二篇，如今所存，只有三十三篇。中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 《庄子》哲学的特色是它的“出世主义”。这种出世，虽与世俗处，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一派超然物外的状态。 在人生哲学方面，《庄子》中的意见是“达观主义”。对人生一切寿夭、生死、祸福、是非、善恶、得失、贫富，一概达观、一概归到命定。而这种达观的获得，则倚靠超出“形骸乏外”的“出世主义”。这种主义，使人虽在人世，却如同不在人世一样，这样放大眼光，可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效果。所谓·，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未，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这种物我一致的极致，就是《庄子》思想的极致。就文体而言，《庄子》的文字极为优美波谲，是古文中的珍品。 荀况（约前三一五～约前二三六）被称为荀卿、荀子。 荀况是战国晚期的大思想家，他生在赵国，住在齐国与楚国，做的是祭酒和兰陵县（山东库县）的县太爷，后来终老在那地方，活了八九十岁。 荀况有两个有名的学生——韩非和李斯；一部有名的书——《荀子》。这书共有三十二篇，它最早是汉朝刘向整理出来的，取名《孙卿书）；再由唐朝杨倞重新整理，定名《荀子》。书虽然体大思精，可是一直很倒楣，在孟轲做为孔丘接班人的标准下，和荀况自己的两位不讨人喜欢的接班人的影晌下，它一直被冷落。结果只看到思想粗糙的《孟子》一路风光，思想精湛的《荀子》却没取得应有的重视。这对荀况是非常不公平的。 两千年后，我们重新检定荀况的地位，发现他真不愧是给先秦百家齐放思想集大成的人。他写《非十二子篇》，从社会贤达陈仲、史鳅，到墨家的墨翟、宋鈃，到法家的慎到、田骈，到名家的惠施、邓析，到儒家的子思、孟轲，他都一个个点名批判。此公的气魄，于此可见。至于他在《天论》中的进步见解，那种戡天、参天的气魄，更是空前绝后的。 吕不韦（？～前二三五）是战国后期的大商人，是“阳翟大贾”（阳翟在河南禹县）。他经商到赵国的邯郸，正巧碰到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立刻用生意眼判定这个公子“奇货可居”，便烧他的冷灶。后来这公子继位，就是秦庄襄王，吕不韦投机成功，当了丞相。庄襄王死后，秦始皇继位，继续请他做丞相，前后掌权十多年，食客三千人，家僮万人。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的食客为他编的书，有二十六卷，一百六士篇，二十万字，内容是把先秦各家的思想综合，变成一套拼盘式的学说系统。先秦各家的思想，本来是各搞各的，经吕不韦这样一统战，就全部变成他的“思想食客”了，他自然得意非凡。他把书挂在城门上，悬赏能够改一字的，赠千金，由此可见他的气派。在哲学派别上吕不韦属于杂家，一部书什么都一网兜收，当然要杂啊！ 吕不韦自认这书“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而它“备”的方法，却很有技巧。它经常是用许多寓言、故事、历史来把理论带进场，以反覆设喻来引人入胜。《吕氏春秋》实在是一部妙书。 刘安（前一七九～前一二二），江苏沛县人，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刘邦在打韩王信的时候，经过赵，赵王张敖献上美人，过夜留下“龙种”。一年后，赵王被诬谋反，美人被连累，关在牢里。大概这时候生下私生子刘长，美人转托审食其转告刘邦，刘邦不理，美人自杀。刘邦就把他最小的儿子刘长封做淮南王，当时只有两岁。后来刘邦死了，汉文帝即位，二十二年后，又搞诬人谋反的把戏，抓了刘长，把刘长关在囚车里，刘长自杀。刘长死后十年，他的长子当了淮南王，就是刘安。刘安做淮南王做到五十九岁，汉武帝又搞诬人谋反的把戏，于是刘安又自杀。这三世蒙冤、三代自杀的史实，是中国帝王政治、宫廷黑暗中的一大悲剧。不幸跟帝王之家有生殖器关系的人，遭遇真太不公平了！ 这种三代自杀的不公平，最后流传到民间，民间就传说刘安不是自杀的，而是得道升天了。不但他升天，他家的鸡狗都升天了。“一人得道，鸡犬同升”的传说，就来源于此。 刘安是学问很好的人，“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他和他的门客著了一部包罗万象的大书，就是《淮南鸿烈》，就是后来的（淮南子）。 扬雄（前五三～一八），字子云，四川成都人。他“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文笔虽好，口才不行。因为他口吃。 扬雄四十岁后，到了京师做官。王莽当政，扬雄“求免于祸”，写过《剧秦美新》的马屁文章。但他虽然决心避祸，祸还是到了家门。在刘歆儿子刘棻的案子里，终于被牵连到。治安人员来抓他的时候，他在天禄阁楼上校书，乃跳楼自杀，差点摔死。后来查出他只不过教刘棻写过字，并未涉案，乃不了了之，而他自己，白白摔得鼻青眼肿一场。 扬雄晚年又老又穷，喜欢喝酒。“有好事者，载酒从游学”，传下他的名著《太玄》和《法言》。他七十一岁时死去。 扬雄努力的方向，在使儒家与道家合流，使阴阳家靠边站。西汉思想在初期是道家与阴阳家合流，中期是儒家与阴阳家合流，闹出一片谶纬灾异之学，搞得乌烟瘴气。扬雄有鉴于此，乃著书立说，想把主流带入新方向，他的用心，是很难能的；他的努力，是很可怜的。 扬雄也是辞赋家，但他晚年鉴于辞赋无用，反对起来了。 桓谭（前二三？～五六），字君山，江苏徐州人。他父亲是汉成帝时候的太乐令，他在音律方面，因此就很内行。他“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憙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除了音乐以外，他又“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 在王莽篡汉的时候，“天下之士，莫不竟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但是桓谭“独自守，默然无言”。玉莽给了他不说话的自由，让他做掌乐大夫。 汉光武当政后，桓谭上疏请求改革政治，请求禁止“富商大贾”“中家子弟”放高利贷，请求注意“同罪异论”“刑开二门” 的司法黑暗。后来又上疏请求不要迷信谶纬。汉光武是迷信讼纬的，发怒要杀他，他“叩头流血”，才得免死。此后忽忽不乐，不久就死了。 桓谭在那种马屁与愚昧的时代里，敢于不讲话，也敢于讲话，的确是位了不得的前进思想家。可惜他的遗著《新论》二十九篇失传了。这篇“形神”是非常难得的一篇劫余，其中讨论“人死如灯灭”的哲理，直接影响到后来的范缜。在中国的思想家里，桓谭的确是最优秀的一位。 王充（二七～一○○），字仲任，浙江上虞人。他是后汉的大学生，家里很穷，买不起书，很多书，都是站在书店里看来的。 王充的时代，思想都是儒家的一统局面，他能在这一统的局面里，脱颖而出，写出《论衡》来表示异议，实在是很优秀的。 王充是中国汉朝思想界的明星，正如宋恕在《六斋卑仪》中所称道的“旷世超奇出上虞，论衡精处古今无”。王充的伟大，在于他风格独具，思想不遵传统的绳墨，勇于疑古论今。 王充的思想，在《论衡》里完全流传下来。例如在《奇怪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怀疑稷母履大人迹而生，而说：“贵人之气，更禀贱物之精，安能精微？”又在《论死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论死生，则以死者现神，必著殓时之衣；人即有鬼，岂衣服之仍形？他如《书虚篇》中疑孔颜同登泰山、以望阊门之事；《感虚篇》中疑杞梁之妻哭城城崩之伪；《语增篡》中疑武王伐纣、兵不血刃之有问题；《谴告篇》中疑灾异之无关人事；《商虫篇》中明言虫灾之生，乃因人谋不臧；并更明言当时学风的妖妄。……这些惊世骇俗的许多卓见，都是《论衡》中的不凡的思想，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王符（约八三～一七○），字节信，甘肃镇源人。他是姨大太生的，他的家乡“俗鄙庶孽”（有看不起姨太太生的风俗），从小就被人轻视。他“少好学，有志操”，长大后又“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他在不得意中，“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彰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潜夫论》这部书，完整的流传到今天。 王符是迷信时代里的一个反对“妖妄”的人。他努力提倡“以人为重”的哲学，他说：“凡人吉凶，以人为主。……在于天者，不可知也。”又说：“书称‘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虚受。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诛罚，况乃犯天，得无咎乎？”比起那时代的迷信大雾来，这些都是进步的天人思想。 王符生当东汉党铜的乱世，对政治的黑暗情形，他有激烈的抨击。他说：“今汉上之广博，而曾无一良臣。”在一个良臣都没有的局面下，“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 统治者“任其私智，窃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诬神明”。这些大胆的言论，千载之下，还令我们崇敬。 仲长统（一七九～二二○），字公理，山东邹县人。“少好学，博涉书记，赡于文辞。”二十岁后在各地游学，跟他交朋友的，“多异之。”那时袁绍的外甥高干礼贤下士，很拉拢他，他却说：“君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所以为君深戒也！” 不久，高干垮台，大家都说仲长统有眼光。 仲长统“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他自述人生的大愿是： 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 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 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 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 可见他的抱负和境界。仲长统的著作有《昌言》三十四篇，十多万字，可是大部分失传了。他的思想主要在“人事为本，天道为未”。在迷信的大雾中，显然是前卫的。 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字子厚，山西解县人，被称做河东先生。 柳宗元二十一岁就中了唐朝进士，被派管理中央图书；五年后又考取博学宏词科，又整理中央珍藏（做集贤殿校书郎），所以他博览群书，功力很不错。 后来他做了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正要得君行道时，唐顺宗病倒，传位给唐宪宗，他就被贬到湖南的永州，在山瘴里一过十年，再转到广西的柳州，过了四年，以四十六岁的年纪，死在柳州。柳州人怀念他，为他立了庙。 柳宗元是很有正义感的人，他在政治上垮台，和他赞助太学生的活动，以及“内抑宦官，外制方镇”的立场有关。他在居庙堂之高的时候，曾经禁止宫市和苛捐杂税；他在处江湖之远的时候，曾在柳州解放奴婢，为奴婢订出可以赎身的办法。从他写的《捕蛇者说》等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苦难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政治的愤恨。 此外，柳宗元的思想也极为开明，他反对迷信。他的游记，又写得简淡隽永，是中国文章中的典范之作。 周敦颐（一○一七～一七○三），字茂叔，人称濂溪先生，湖南道县人。他的舅父郑向把他带大，郑向是宋朝大官，所以周敦颐也有官做。三十八岁那年，他为了一件冤狱同王逵争执，他说：“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就辞职不干了。 三十岁后他继续做官，程珦见到他，觉得他“气貌非常人”，遂叫两个儿子（十五岁的程颢、十四岁的程颐）拜他为师。他晚年退隐林泉，筑室在庐山下的小溪旁，名濂溪书堂。 周敦颐的主要著作是《太极图说》。《太极图说》脱胎于宋朝初年道士陈转的《无极图》，是儒道混合的作品，以道家的内衣，披上儒家的外套。再加上他的主敬理论又是佛家的法门，所以周敦颐的思想，是典型的三教混同思想。朱熹后来为周敦颐辩护，说周敦颐是纯儒家的，这是朱熹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曲解。事实上，宋朝的理学家，都是这种“三不像”的产物。周敦颐在这方面，由于朱熹的刻意加工，成了这种“三不像”的最佳人选。朱熹在《伊洛渊源录》和《近思录》中把周敦颐放在第一，其“理”在此。 张载（一○二○～一○七七），字子厚，人称横渠先生。他原籍河南开封，因父亲在四川做官，未能归葬，就在陕西凤翔落籍；成为郿县横渠镇人。 张载是宋朝进士。做过县太爷，也做过京官。五十六岁时候，因为在太常礼院与人议礼不合，就辞职了。在回陕西的路上，就发病死了。 张载年轻时候，曾经学习军事，有志收复失土。他十八岁那年，去见范仲淹，范仲淹却告诉他：“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显然劝他走“偃武”的路子。他此后走向“修文”，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在辈分上，张载是程颢、程颐的表叔，但他却觉得自己对《周易》的研究，赶不上二程，他在讲学之时，公开告诉人们： “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事之。”他这种气度，颇有古印度人士的服善之道。 张载在宋儒中，不是最聪明的，但却是最用功的，朱熹说他“苦心力索之功深”。在“苦心力索”之下，他主张“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民胞物与的心怀，比起他在理学上的许多莫名其妙来，值得我们特别欣赏。 二程是程灏和程颐，河南洛阳人。程颢（一○三二～一○八五），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宋朝进士，一生小官做了不少。他在政治上是反对王安石的守旧分子，并且“新法之初，首为异论”的，就是他。由于先登巴士反对王安石，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王安石说：“公之学如上壁，言难行也。”可见这种道学家的水平，实在不怎么样。比他小一岁的弟弟程颐（一○三三～一一○七），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后来被找去做宋哲宗的老师，他要求坐着讲课，“以养人主尊儒重道之心”。但是当宋哲宗大了，他被赶走，以六十四岁的年纪，送到四川去编管；宋徽宗时候，甚至查禁他的著作。他只好迁居，并且停止讲学。他对学生说：“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也！” 二程在性格上小异，哥哥温和，弟弟严厉；在思想上大同，并没什么根本的歧义。《二程全书》中的语录，大部分都不分是哥哥说的还是弟弟说的。可见大同的情况，已经难解难分。 朱熹虽然没见过二程，但他真的是他们的好学生。他把他们发扬光大，成为所谓正统，通吃五百年！ 胡宏（一一○二～一一六一），字仁仲，福建崇安人。他是名儒胡安国的儿子，是程颐学生的学生。胡安国在政治派系上和秦桧接近，因为他“颇重秦桧之大节”。但当秦桧当权的时候，胡安国家的老大胡寅、老二胡宏，都对秦桧表现了不合作主义。胡宏为反对秦桧，不肯做官，不但写措词严厉的情绪秦桧，还“优游衡山下余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他上书宋高宗，说廷臣“不能对扬天心”、“皆为身谋”，以致大家不努力把被金人俘虏的宋徽宗、宋钦宗接回来。但他不知道：这根本就是宋高宗自己的原案啊！——那两位前任皇帝若回来，宋高宗自己，又怎么做皇帝呢？ 胡宏在政见上悬格甚高，但在学说上，却比宋朝道学家开通得多。他反对二分法“天理”与“人欲”，也反对二分法“圣人”与“众人”，这种前进思想，难怪要遭到朱熹的大力攻击。朱熹写“胡子知言疑义”，一方面从八大段攻击胡宏，他方面又断章取义，这种作风，正反证了胡宏学说中真的有了道学家讨厌的成分。翻出《朱子大全》一对照，倒真是一件妙事。 陆九渊（一一三九～一一九三），字子静，自号象山翁，人称象山先生，江西金溪人。他的祖父好佛老，爸爸却是个儒家礼仪的热心推广者。陆九渊三十四岁中进士，在家乡讲学。三十七岁时候，吕祖谦约他和朱熹会于鹅湖寺，大开辩论，“论辨所学多不合。”过了五年，朱熹请他到白鹿洞书院讲学，他“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听者至有泣下”的。四十九岁以后，在象山五年，有几千人去拜访他。五十五岁死去。 陆九渊在中国思想家中，有罕见的大气魄，他没有专书留下来，有人劝他写书，他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这种大气魄，是很难能可贵的。 他又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于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此心此理，亦光不同也。”就凭这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认识，他认为历史上的圣人，只有孟子和他在精神上是相应的。他把孟子发扬光大，最后成就了“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自成一独特影之 陈亮（一一四三～一一九四），字同甫，人称龙川先生，浙江永康人。出身农家，“生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在宋朝与金人议和，大家都喘口气的时候，他始终是鹰派。他一再上书，要求振作。他认为皇帝“今乃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令他“不胜愤悱”。这种说真话，给他惹来不少的后遗症。 陈亮前后下狱三次。第一次被人检举喝醉酒说错话，被捕后，办案人员“笞掠〔陈〕亮无完肤，诬服为不轨”。被宋孝宗知道了，说了一句“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才算免了牢狱之灾。另外两次都是莫名其妙的被牵连。《宋史》说他“自以豪侠屡遭大狱，归家益厉志读书，所学益博”。 陈亮很看不起“天下之士”，他说他们“熟烂委靡，诚可厌恶”。他自己要”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不妨为一世英雄”。陈亮一生，虽然没有事功，但他的际遇之惨之奇，却是古今罕见的。 叶适（一一五○～一二二三），字正则．人称水心先生，浙江永嘉人。二十九岁中进士，在金人的高压下，他力劝宋朝皇帝收复失土，他说：“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而言者以为当乘其机、当待其时。然机自我发，何彼之乘？时自我为，何彼之待？非真难真不可也，正以我自为难、自为不可耳。于是力屈气索，甘为退伏者于此二十六年。”这种鹰派思想，影响了韩佣胄的北上用兵，结果仗打败了，他虽然反对韩侂胄的冒进，但是仍然洗不清，被夺职去官。 叶适在政治上是好战的，在思想上也是好战的。陈振孙说他除了“孔子之外，古今百家，随其浅深，无得免者”。可见他的议论之多！ 叶适在思想上最精采的，是他拆穿了朱熹之流对道统的捏造，他不承认“曾子——子思——孟子”的继承孔子说法，他说：“曾子不在四科之目，……舍孔子前宗孟轲，则于本统离矣！”他又攻击朱熹他们都是“出入佛老甚久”的非儒家，例如“程氏诲学者必以敬为始”，就“非孔氏本旨”，这种议论，真是痛快痛快。 刘基（一三一～一七五），字伯温，浙江青田人。他是元朝进士，在江西高安做县太爷。他为人正直，惠爱百姓，“发奸摘伏，不避强御。”他看不起统治者，他写《卖柑者言》说统治者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说他们“民困而不知救，……坐糜廪粟而不知耻”，因此惹得官也做不成了，闲居在家，他五十岁时候，加入朱元璋的革命阵营，朱元璋对他礼贤下士，称他为“老先生”。他对明朝开国的功劳，最像汉朝开国的张良。一三七○年，明朝封他为“诚意伯”。第二年，他六十一岁了；告老回乡，但是猜忌成性的新统治者又不放过他，使他不能隐居。六十五岁那年，还是不明不白的死了。刘基死后，他的儿子刘璟说他“以生民休戚为忧喜，以大道晦明为荣辱”；《明史》说他“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很可看出他的心胸和抱负。 刘基因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后来变成了传说中的阴阳术数的大箭垛，许多迷信的书，都冒他的名做的。其实正好相反，刘基是一个反对迷信的人。 陈献章（一四二八～一五○○），字公甫，号石斋，人称白沙先生，广东新会人。他年轻时候，搞的是程朱派理学。后来困学知变，“尽穷天下古今典籍，旁及释老稗官小说”，又“筑阳春台，静坐其中，数年无户外迹”。在三十九岁后进京，明朝的大学祭酒刑让很赏识他，“扬言于朝，以为真儒复出，由是名震京师。” 陈献章的入学法门是“以静为主”，“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明史）说他—— 尝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从吴聘君学，子古圣贤之书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如白沙，专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于是舍繁求约，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卸勒也。”其学洒然独得，论者谓有鸯飞鱼跃之乐，而兰溪姜麟至以为“活孟子” 了。 这位“活孟子”，是程朱派理学中“心学”的大将，他在程朱派的理学主流下，独挽狂澜，上承陆九渊，下启王守仁，使程朱理学的清一色，在明朝打出两个太阳。他的长处在教人独立思想，短处在禅味过重未免失之太玄了一点。 王守仁（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大家称他阳明先生（阳明是本县一个山的名字）。 王守仁一生的历程，自称：“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正德丙寅是一五○六年，他已经三十五岁了。 那时候，他因上书直谏，被廷杖，并滴遣到贵州的龙场驿（在贵阳西北七十里，属修文县），在困境中得到彻悟。这三年的磨练，使他建立了自己学说的基础。 自宋到明，中国的学统全在程朱学派手中，王守仁却上追陆九渊，认为陆学才是儒家的真传，遂形成“陆王哲学”。王守仁的学说叫“心学”，也叫“阳明学”，重点是“心外无理”，“心即理”。王守仁认为朱熹他们心、理二分是错的。他宣称：“吾心即物理，初无假于外也。”他也反对朱熹先格物穷理的步骤，认为先知而后行，就会终身不行，也就终身不知。所以他提倡“知行合一”，认为“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凡是不行的，“不足谓之知”。这在思想境界上，的确是一大突破。 王廷相（一四七四～一五四四），字子衡，号浚川，人称浚川先生，河南仪封人。他“幼有文名”，二十九岁中明朝进士后，开始做官。他一边做官，一边“究心国家典章时政机宜。……以正学术”。为了揭发宦官的黑暗弄权，他被人反咬一口，坐了牢，但没有证据证明他不法。出狱后，降级改叙；继续做官。为了替盗林木的百姓讲话，又被罚俸。他六十一岁死去，死前三年，还因“朋比阿党”的罪名，被赶出朝廷，“斥为民” 《明史》说：“廷相博学好议论，以经术称。于星历、舆图、乐律、河图、雒书及周、邵、程、张之书，皆有所论驳；然其说颇乖僻。”但是现在我们检查他的遗作，却发现“其说乖僻”中，有很多进步的言论。他对传统的、世俗的一些看法，有他独立的见解。他既反对程、朱、陆、王的理、气、太极、性、知、行等的思想，又反对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又反对邵雍的象数思想，又反对上行、灾异、鬼神、风水等的迷信思想。他公然说：“五行生克出自异端邪术，古今大惑莫甚于此。”公然说风水是“邪术惑世以愚民，……不孝之事莫大于此”。这种革命性的“乖僻”言论，是古今少有的。 何心隐（一五一七～一五七九），本姓梁，名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永丰人。他三十岁前，走科举的路，后来追随颜钧（山衣），走上颜钧“欲有为于世，以寄民胞物与之志”。颜钧是王守仁（阳明）学生的学生的学生，何心隐就是三传弟子。 何心隐办了一所他理想中的学校，格于旧势力，后来解散了。在他四十二岁的时候，由于坏政府抽税，引起民变，官方怪他，把他定了绞罪，后改充军贵州。他的朋友程学颜商请浙江大员胡宗宪调用他，因而出狱。四十三岁随程学颜上北京，得罪了炙手可热的当朝大吏，乃改名何心隐，逃到南方。“从此踪迹不常，所游半天下。”一五七六年、一五七七年，官方两次缉捕他，都被他逃脱，但是一五七九年，他终于在祁门被捕。被捕后，他“千言万语，滚滚立就，略无一毫乞怜之态，如诉如戏，若等闲日子”。最后在湖广巡抚王之垣面前，坐而不跪，公然说：“公安敢杀我？又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王之垣痛笞他，最后被打死在狱里，年六十二岁。 何心隐案是中国旧社会迫害异端的一个显例。何心隐由反对地方官到反对当朝宰相，争取人权与讲学自由，最后竟遭惨死。他的身世与血泪，最令我们钦敬。 李贽（一五二七～一六○二），字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福建晋江人。他小时候，家里很穷，母亲死了，跟着父亲过活。二十六岁中举人，三十岁后到河南做小官。四十岁前碰到河南灾荒，两个小女儿都活活饿死了。五十一岁做云南姚安知府，在宦途二十多年后，于五十四岁辞官，“托迹禅林”，把家变成禅院。在湖北麻城等地，开始讲学。因为许多妇女和僧侣听他的议论，遂被戴上“左道惑众”、“大坏风化”等帽子，在七十五岁那年，为湖北佬驱逐，并把他家给烧了。他流亡到河北通州，最后还是难逃大劫，给事中张间达劾他非圣无法，明神宗下令把他关到监狱。他七十岁时曾说过：“吾当蒙利益于不知我者，得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六年以后，他终于以七十六岁的年纪，被“不知我者”关在牢里，自杀在牢里，完成了“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的语谶。 李贽是十六世纪以前中国第一思想家，他的思想自由而解放，并且他的人格也洒脱高超，有殉道气魄。他从五十六岁到死，二十多年，“朝夕读书，手不敢释卷，笔不敢停挥。…… 日日如是，关门闭户，著书甚多，不暇接人，亦不暇去教人。”这种努力，是殉道者的努力，最令我们敬佩。 顾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 顾炎武从小过继给未婚守节的“堂婶”王氏，王氏是中国的全套旧女性：未婚守节、断指疗姑、得贞孝牌坊，最后在明末清初时期，以“我虽妇人，然受国恩矣。没有大故，必死”的信念，在六十岁时候，绝食十五天而死。遗命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从此顾炎武自三十三岁到七十岁死去，都不肯做清朝的官，“刀绳俱在，无速我死！” 他曾多次不惜一死来拒绝，最后终于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不合作主义者。 顾炎武最恨一般知识分子的逃避现实。他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又说：“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这种沉痛与气魄，真是古今罕有。 顾炎武以“体国经野之心”，去“登山临水”，每次用两匹马、两匹驴驮着书，到处研究他的实学。他一生标榜“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在这两方面，他都立下伟大的风范。 李顒（一六二丸～一七○五），字中孚，号二曲，别署“二曲土室病夫”，陕西周至人。他小时候，父亲为明朝殉难，没钱缴学费，老师都不收他。他母亲气起来，说：“元师遂可以不学那？经书固在，亦何必师！”她不信邪，叫他在家自己念，终于自修成为大学者。 他三十六岁，母亲死了，他把母亲和父亲的一颗牙埋在一起，守了三年丧后，四十一岁那年，徒步向河南出发，到襄城四周找他父亲遗骨。当然找不到。但这种精神，感动了襄城的县太爷张允中，县太爷为他父亲立了烈士祠，又在旧战场上盖了一座招魂冢，以安慰他。 这时候，已是清朝康熙九年（一六七○）的冬天了，明朝崇侦皇帝已殉国二十六年了。也就是说，清朝已经统治二十六年了。对这个他所不赞成的政权，李顒始终不肯合作。 有一次，大官人特备车马，接他去见皇上。他不肯去，躺在床上装病。大官人叫人抬他的床，一起出发，李顒气得不吃饭，相持了六天，最后逼得他要拿刀自杀，大官人才算死心，放弃送他去“召见”。 李顒七十六岁时候死去，成功的做到了他的不合作主义。 金人瑞（一六○七～一六六一），原名采，字若采，明朝亡后，改名人瑞，法名圣叹，江苏吴县人。他小时候，家里很穷，亲友也少，十岁才念书，又因为体弱多病，所以不能同小朋友们玩，就独自一人，整天读书。 金人瑞从小读书得间，常在书本中得到新义。长大后，王应奎说他“颖敏绝世，而用心虚明，魔来附之。……下笔益机辨澜翻、常有神助”。这简直说他的才情，是鬼使神差的）。 徐增说： 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狼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横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辩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婆，遇孩赤则啼笑宛然也。以故称圣叹善者各举一端，不与圣叹交者则同声詈之，以其人之不可方物也。 这样一位“颖敏绝世”的伟人，最后竟因向黑暗政府请愿，以“摇动人心倡乱，殊干国法”罪名，被处死刑。死刑执行前，他游戏人间，从容赴难，他的洒脱旷达，真是魔附神助了。 颜元（一六三五～一七○四），子易直，号习斋，河北博野人。他父亲是朱家养子，他也生在朱家。十五岁结婚，但为了要学仙，不肯同房。十六岁“知仙不可学，乃谐琴瑟”。十九岁朱家有讼案，他被捉进牢里，在牢里看书自修。出狱后做农夫、习武艺、学中医、当教书匠，样样都来。由于父亲失踪，在祖母死时他代行父职，不折不扣的行了不近人情的丧礼（朱子家礼），弄出一场大病。这时别人告诉他，说他父亲根本就不是朱家的人，这时他也觉悟到这种丧礼“有违性情”，因此起了反动。后来他离开朱家，回乡归宗，万里寻父。五十七岁时候，南游河南，发现“人人禅子，家家虚文”；乃对程朱之学更起反动，相信“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不愿做道统中的乡愿”了。 颜元此后力反程朱的守静与虚学，他说：“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皆晦庵（朱熹）为之也！”他努力提倡实用主义，他的伟大精神，一如墨子。 李塨（一六五九～一七三三），字刚生，号恕谷，河北蠡县人。他是颜元的学生，也是“颜李学派”的传人。 戴震（一七二四～一七七七），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是清朝乾隆时候举人，做过四库馆的纂修，赐同进士出身。 戴震是清朝的大学者，在思想方面的主要著作是《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绪言》（《绪言》和《孟子字义疏证》有很多重复，该是后者的初稿）。其他在声韵方面、历算方面、地理方面、经学方面，他都有渊博的论述，给中国的考证学，树立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后来的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都是这一学风的传人。 戴震主张纯粹用客观的方法研究古书，由声音文学以求训佑、由训诂以求义理，从实事求是、从细心做学问求真，他说：“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他认为宋儒的学问是不行的，他们只会“空言说理”、“轻凭臆解”、“讥训估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揖，欲登高而无阶梯也。” 要渡江有船、登高有梯，没有捷径，还得从实学硬功夫做起。 戴震在思想方面，反对不近人情的理学，认为儒者“以理杀人”和酷吏“以法杀人”并无二致。这种思想，是前无古人的新思想，最值得我们敬佩。 焦循（一七六三～一八二○），字里堂，江苏甘泉人。是清朝乾隆时候举人，后来闭户家居，研究经学、数学、天文学，很有成绩。他在雕苑楼里著书，足不进城者十多年，他的专心，由此可见。 焦循的思想中，有一些开明的成分。例如他对性的问题，认为大家都“每以精深言之”，结果说过头了。其实“性无他，食色而已。饮食男女，人与物同之”。又如他对订婚，反对有强制性，因为一般习惯都从幼年订婚，一方有了死亡疾病，他方就要守节或起纠纷，这是不妥的，也是不合古礼的（当然，焦循像一般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也有矛盾的一面，他一方面写《贞女辨下》来“为议贞女者危之”，一方面写《李贞女诗》来歌颂守望门寡的女性）。又如他对异端的态度，主张包容，反对“执己之一端，不能容人”。他说：“人异于己，亦必己异于人，互有是非，则相观而各归于善，是以我之善观彼以摩彼之不善，亦以彼之善观我以摩我之不善也。故任昉撰《王俭集序》云：‘攻乎异端，归之正义。’义者，宜也。归之于宜，何异之有！”这都是很开明的态度。 严复（一八五三～一九二一），字又陵，也字几道，福建福州人。他少年时候，学的是中国老东西。十四岁考入福建马江学堂学海军，二十二岁在英国留学四年，二十六岁做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四十一岁中日甲午战败，他感于中国之弱，根本在思想学术上就不行，于是发愤译介西方思潮，并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为西化与维新打下理论基础。 一八九六年，严复译赫脊黎《天演论》，影响晚情思潮极大，又译亚当·斯密的《原富》（一八九八～一九○○）；约翰·穆勒的《自繇论），后改名《群己权界论》（一八九九）；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一八九八～一九○二）；《穆勒名学》（一九○○～一九二○）；孟德斯鸠的《法意》（一九○○－一九○五）；甄克斯的《社会通诠）（一九○二）；耶芳斯的《名学浅说）（一九○八）等。他的翻译，事实上是把原作改写或借题发挥，掺入己见，别具一格。 严复后来任编辑局总纂。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袁世凯称帝，强挽他支持，成了“筹安六君子”，他没有勇于否认，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严复是中国近代化变局中的先知，但是时代走得比他快，结果他落后了，反倒成为保守派，这真是个人与时代的一幅谚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字更生，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是二十世纪中国第一思想家。他年轻时受廖平影响，努力研究《公羊传》，以何休注为基础，专求微言大义，进而有所发明，自成一家。 康有为最重要的著作有三：第一、《新学伪经考》（一八九一），认为刘歆要帮助王莽篡汉，用孔子语气伪造了经书，湮灭了孔子的微言大义。这书使人知道旧的学说全不可信。第二、《孔子改制考》（一八九六），认为经书是孔子假古人的言论而按自己的想法写成的，理想化了古代政治之后，再托古改制。这书使人知道孔子乃是一位维新派，是改良主义者。第三、《大同书）（一八九三），认为社会依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演进，以“春秋”的三世说，说明“礼运”的小康即升平世，大同即太平世。目前只是据乱世，应先走改革路线以至小康，最后再到大同。 康有为了生参与两次政变，一次是戊戌政变（一八九八），一次是丁巳复辟（一九一七），都是政治上的失败者。他的晚年，显得落伍而落寞，以办《不忍》杂志和写毛笔字度过。他对书法极有功力，著有《广艺舟双楫》传世。 谭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字复生，号壮飞，湖浏例阳人。他的父亲是清朝大官，最后做到湖北巡抚。他十三岁跟着父亲到甘肃，二十岁跟着新疆巡抚刘锦棠到新疆，以后十年间，浪迹于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浙江各省，见闻很多。 谭嗣同二十九岁时候，中国甲午战争打败，他热心救国运动，组学会、养人才、研究新政，非常活跃。三十三岁时候，参与戊戌政变，被西大后非法残杀于北京菜市口，成为“戊戌六君子”中最感人的一位。 谭嗣同的思想，从旧学中加进佛学，又从佛学中加进西学，他死前两年认识了康有为、梁启超，受了他们极大的影响，思想的视野上更宽了。他完成了最主要的著作——《仁学》，对人生的取向，有了融会贯通的结论。这种结论，使他在戊戌政变时可以不死却甘愿一死、可以逃亡却宁愿坐待，最后从容的，。我自横刀向天笑”而去，完成了伟大心灵的一生。《仁学》出版于他死后，因为是禁书，所以刊行于日本。他的遗作，近年在大陆迭有发现，所以对了解他，有了进一步的帮助。 墨翟被尊称为墨子，或说是春秋时候宋人，或说是鲁人。司马迁说墨子和孔子是同时人，或者稍后；孙诒让说墨子比孔子还早。 墨子是热心救世的人。班固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住的地方，烟囱还没熏黑，就跑去救世去了。 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来，动人得多。孟子一方面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一方面却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这未免大不公道，也太伪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生活起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这样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来，是应该脸红的。孟子不但不脸红，竟还骂墨子是禽兽。这又算什么呢？ 墨家的门徒很多，但他们过的，不是“有酒食，先生撰”的生活，而是“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的苦行生活。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群人物，他们比起儒家的门徒来，后来是没落了。这种没落，是中国真人的没落。 公孙龙（约前三二五～约前二五○），战国后期赵国人（《史记》中有两位公孙龙，一位是孔丘学生，是春秋时人；一位是孔丘六世孙孔穿时代的思想家，是战国时人）。他在公元前二人四年，曾到燕国游说，劝燕昭王别打仗；后来在赵国平原君家作客二十多年，见过赵惠王、邹衍、孔穿。他是战国时代的雄辩家，辩论比赛的结果，总是“孔穿不应”、“子高弗应”，谁也赢不了他。虽然赢不了，可是大家不服，所以《庄子》说：“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民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尤）也。” 公孙龙是中国思想中的彗星。中国思想，最薄弱的是逻辑，在思想方法上，常常气壮而不理直，推理推了半天，结果把理推到一边去了。这时候公孙龙出来，用逻辑方法，把一般的比喻，来了一番使人吃惊的新解，自然就不同凡响了。例如《论语》中谈坚白，（“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但这种坚白观念，到了公孙龙手里，就发展出逻辑的讨论。这种思想方法上的细密，除了《墨子》外，是古人所不及的（纪元前五世纪，希腊的季诺（Zeno）跟公孙龙有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这是一件最有趣的事）。公孙龙的出色，也正在这里。 颜之推（五三一～五九一后），琅琊（山东林沂）人。他的一生，历经战乱，他在湘东王萧绎幕中服役的时候，为侯景所败，做了俘虏，在囚送渗中，几乎死掉。萧绎被拥立成梁元帝时候，叫他管理中央的图书。后来西魏军打江陵，围城二十一天后城破，萧绎认为自己完了，文化完了。乃尽烧图书，蹈火自焚。颜之推又成了俘虏，最后留在北齐做官。北齐被北周所灭时候，他又一次做了“亡国奴”。饱更忧患的经历，使他在老死以前，写下一部望子成龙的名著，就是《颜氏家训》。颜之推很看不起无用的知识分子，他说： 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又说： 吟啸谈学，讽永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故为武人俗吏所共嗤诋，良由是乎！ 此公的境界，由此可见一斑。 吕坤（一五三六～一六一八），字叔简，号新吾，河南宁陵人。他是明朝进士，做到山西巡抚等高官。 吕坤关心世道人心，他认为“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他在一六一六年八十一岁时候，刊行了这部写了三十年的稿本，就是正人心的一部有力书籍。 《呻吟语》的意思是“病时疾痛语也”。他认为人的身心常在病中，他自己“三十年来，所志呻吟语，凡若干卷，携以自药”。临死前两年，才决定把这部切身修养的著作，公之于世。 《呻吟语》全书共分六卷，包括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词章十六部分。这书在吕坤生前印的，只是两卷的摘要本，叫《呻吟语摘》；他死后印的，多是六卷的全本，共有两千零七十三条，可算集修养的大成。 吕坤很得人佩服。明朝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以八十老翁，他做刑部尚书。清朝道光皇帝，甚至把他从把在孔庙里。在旧道德的修养上，吕坤的成绩，的确可为典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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