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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前，在台大新铺草坪上，我看到了他，他侧卧在那里，用时支着上半身，懒洋洋地，在看一本书。不，不是看书，是书在看他，风把书一页页的吹过，他却不用手去按住，这能算是看书么？我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来，我不觉得冒昧，他也不感到唐突，他安静地望着我，似曾相识地点了点头。 先开口的是我，我一开口就是疑问： “看什么书？… “《扎拉图士特拉如是说》。” 因为这本书我也正在读，我便问他看到那一页了，可是他的答夏却大出我意外： “风吹那一页看那页！” 我忍不往喜欢他了，他真洒脱！我问他对这本书的意见，他笑了，他说： “尼采教我们跟女人在一起不要忘记带鞭子，其实这种超人是可笑的，至少我不必担心忘记带鞭子，因为我根本就不跟女人在一起！” 我打趣说： “海明威写‘没有女人的男人’，他太消极了；你该写‘不要女人的男人’，你是积极的！” “不，我不要写，写是没有用的，叔本华就写过了，他白天写文章否定女人，晚上却偷偷跑到绿灯户睡觉，写文章载道的人很少不是伪善的，‘未明出世旨，宁歇累生狂’，我还是少发高论罢！我只知道我们不再需要‘述而不作’的圣人，我们应该学学那些‘做而不述’的实行者。” 他言语之间，充满了一种诚意的沉痛，可是我仍旧半开玩笑他说： “何必学别人呢？听说你就是实行者。女孩子欣赏你，你却骂她们；别的男人没有女人，你却不要女人，但我知道你不是性变态，你没有‘女人恐惧症’，你不像三国时代的焦先那样，见了女人就害怕得躲起来，你傲慢地走进女人堆里去，又傲慢地走出来，只欠她们向你吹口哨！” 听了我恭维他，他大笑，他说不需要女人向他吹口哨，他也反对男人向女人吹口哨，他认为表示爱情应该多用眼睛，少用嘴唇，“并且，”他说：“现在我们中国的女孩子根本不会向男孩子吹口哨，时代不同了，我们中国的女孩子身价高了，她们都骄做起来，即使是潘安再世，王蒙复生，也没有女人再向他们丢水果送帽子了！” “为什么你口口声声老是提中国女孩子？难道美国的女孩子不这样吗？” “也许我可以武断他说，美国女孩子不这样。因为美国女孩子会流露她们真正的感情，而我们中国的女孩子就难以真情流露，她们流露的，至多是她妈妈的感情！” “这话怎么说呢？”我迷糊了。 “这话说来话长。我们从老祖宗时代开始，就是一个讲道统的社会，在上层社会里，婚姻是一个合二姓之好的外交关系，有着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大使命；在下层社会里，婚姻又带给婆家一个不花钱的小女工，完全脱不掉宗法和经济的目的，从来没把感情放在第一位，更别提什么恋爱了。所以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想法里，在‘男女不杂坐’的纪律里，在男女‘无媒不交，无市不相见，的风俗里，卓文君固然是淫妇；贾充的女儿也不是好东西。人人都限定要‘以礼自防’，没有人敢露出真感情，经书里告诉我们叔嫂不但不能通问，寡妇甚至也不能夜哭！几千年来，感情早就被我们放到冰箱里！所以在中国历史中，我们找不到几个正常的爱情故事，更没有罗曼蒂克的真情。爱情本身是一种浪漫的精神，它超越婚姻，但不妨害它，可是我们的老祖宗却不这样想，他们认定凡是男女相悦就不是好事情，所以古代的情侣要桑问淄上，今天的爱人也偷偷摸摸。我们看到美国人夫妇公然接吻，觉得肉麻兮兮，这种感情流露我们是禁止的；但是父母死了，你若不当众哭得死去活来捶胸痛嚎！‘吊者’就不‘大悦，了！我们对开放感情的尺度真是不可思义，我们只鼓动无限度的公开哭丧，却禁止有限度的公然做爱，而秘密做爱又要被淡水河边的丙级流氓收税，使我们的青年男女永远达不到室玉所盼望的沉湎境界！刚才所说的种种阻力都可说是爱情的刽子手，其实扼杀爱情的凶手远不止此。……” “还有什么？难道这些传统的桎梏还不够吗？” “还不够，还不够，爱情还有一个大刽子手，那就是我们这主妇式的社会。在我们这社会里，已婚妇女大部分要依靠丈夫生存，柴米油盐煤球尿布占去了她的青春和双手；等而上之的，虽然请老妈子代劳，可是她的精力却又寄托在麻将牌上；小部分的职业妇女虽在表面上能得到相当的独立，但她仍逃不掉主妇的基本角色，并且她的事业和兴趣若不做相当的割爱与迁就很可能就影响到丈夫的成功，得到的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夫妻两人能够相辅相成的简直是凤毛麟角。很显然的，妇女独立不应寄托子大夫的分劳而当寄托于洗衣机、洗碗机、吸尘器、电器冰箱、电话送货，……把家务的操劳转嫁给工业文明，这样家庭才不成为女人的羁绊，女人不必一定要嫁狗随狗倚狗为生她才能在婚前让感情奔放，选择潇洒重于职业的男人，热情多于金钱的丈夫。但是这怎么可能呢？现实是那么咄咄逼人，结婚为一种谋生的手段的时候，谁还把恋爱和感情放在第一排呢？爱情毕竟是奢侈品，毕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落伍玩意儿，现代中国的女孩子很少肯为爱而爱，她们的母亲也压根儿不肯这样指导她们，她们人人都用妈妈的感情套在自己年轻的心灵上，不会让爱情这匹马在感情的原野上奔跑，－除非马脖子上挂上部终身大事的老木车！凡是没有做哈老哥条件的人都着予免议了，‘恋爱，’妈妈说，‘谁要跟你这穷小子恋爱？’” 他停了一下，晃了晃脑袋，又接着说： “偶尔有些小女人，不知天高地厚，暗违母命和一个男子大谈柏拉图式的爱情，可是那只是昙花一现的美事，感情的瓦解是指日可待的。这并非因女人善变，而是使女人不变的客观条件不够，女孩子要被迫系一身安全于丈夫身上，她们是可怜的，她们穿的是七十年代的摩登衣服，却走的是十七世纪老祖母的路线。同时社会也给她们外在压力，人们很容易就用她母亲选女婿的眼光去看她的男朋友，善意的也好，恶意的也罢，他们总要假定那男孩子就是她未来的配偶，他们不衡量他的头脑，却揣度着他的荷包，爱情的本身拖着严重的生活担子，谁还敢流露真情呢：因此我－一个否定我们中国女孩子的人－实在感觉到我不要她们了，这并不是我不想要她们，而是我没有资格要她们，我这个三尺微命的文人，静不能测字，动不能救人，仰不足事父母，俯不足蓄妻子，文章不见容于联合报，教书不见纳一女中，只会喝几杯老酒，吟几句臭诗，谈一谈风花雪月式的恋爱，最后还鼻涕眼泪焚书退信以终，看巧妇伴拙夫而去，自己则以‘佳人已属沙吒利’自哀，人间还有比这更公式化的事吗？” 我静听完这段漫长的蒿论，然后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膀，没说话，也没回头，一直朝宿舍走去，我知道我不可能跟他做朋友，他的言论与偏见使我燃烧、使我困惑。我甘愿做做沙吒利！ 三年过去了，我又走过那块草地，可是莠草淹没了它，风吹过来，吹动了几朵小黄花，但我也看不到那个不要女人的男人。他睡在大贝湖畔的一个黄土坡里，也许他正在神游乐土，那里有散花仙子、美女霓裳。我想我知道，知道他一定还在继续他的否定，否定使他远离了她们，也失掉了自己。在永隔的幽明与重泉底下，他漠视成片的云彩永远不会属于他，它只向他默默地招手，深情地、无语地，在黯淡的天边消失了黯淡的影子。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一日在台北“四席小屋” 《联合报》副刊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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